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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15 13:41:59)中医证候学助力完善中医学理论体系
时间：2024-07-12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3版 作者：罗健
谭朵廷 胡宗仁
辨证论治最能体现中医“以人为本”的治疗特色，“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均是以证为核心，并随着证的变化而变化。准确辨证是临床难点，在错综复杂的症状中辨别证候，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识别证候的变化，需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有鉴于此，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胡志希等学者组织编撰《中医证候学》教材，对证候的理论基础、辨证思想、证候分类、证候术语等进行系统阐释，作为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四五”创新教材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中医证候学知识体系亟须整理
在此之前，全国尚无《中医证候学》本科教材，与中医证候相关内容散见于中医诊断学及中医内、外、妇、儿等临床学科中，没有得到系统整理，导致证候的理论体系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缺失。1997年，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证候部分》发布，并于2020年进行了修订，明确了2060个证型的基本定义。《中医证候学》教材以《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证候》相关内容为基础，首次将证候学的起源和形成、辨证思想、分类和临床运用、证候分析、辨证要点和证候鉴别全面地整理和归纳。将散在于临床各科的证候知识进行全面系统地分类、定义、注解，对相似证候的临床表现和鉴别要点进行梳理和点拨，对于精准辨证、提升临床诊疗思维水平，促进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学科的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中医证候学完善“理法方药”中“法”的内容
“病”“证”“症”是三个重要概念，三者相互关联但又彼此区别。“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病变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的概括；“症”即疾病过程中表现出的个别、孤立的现象，也是医生检查病人时发现的异常征象，如舌象、脉象等；“病”是反映疾病全过程特点和规律的代名词。“证”是反映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变的本质，所以“证”对疾病的揭示更全面、更深刻、更正确。证的诊断，是中医学特有的临床诊断形式，是证候三级诊断中关键的一步。若辨证错误，则审方用药就会出现严重偏颇。准确辨证在临床上并不容易，在疾病过程中，受体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而证不可能有固定的表现形式。即使同一病种，由于在病变过程中受体质、居住环境、季节气候、生活起居、精神状态，以及药饵等多种不同因素影响，也可出现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证作为疾病的阶段性概括，必须充分体现其个体特异性和动态演变的连续性以及传变规律。“理法方药”是贯穿于中医辨证施治原则在实际运用中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在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运用望闻问切四诊法，明确病名、分辨证候、确定治则治法及方药的过程。其中“法”包含望闻问切四诊法、辨病法、辨证法和治则治法。因此，编撰《中医证候学》教材对于完善中医“理法方药”中诊法内容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医证候学加强“理法方药”中“法”和“药”的连接
中医证候学与方剂学、中药学等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知识体系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同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方剂学和中药学是中医证候学的重要应用。不懂证候就无法进行正确的辨证论治，导致临床处方用药偏颇。在中医诊疗过程中，医生会根据病人的证候确定合适的治法，继而选择适当的方剂和药物进行治疗，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辨证属于“理法方药”中“法”的范畴，在诊疗过程中起着桥梁作用，证候的确立是辨证论治的核心环节，也是遣方用药的依据。
中医证候学作为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其理论在历代医家的临床实践中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清代唐宗海的《血证论》是血证诊治的典籍，唐宗海遍览方书，从《黄帝内经》《伤寒论》中得到启示，认为脏腑、水火气血相互维系，互相滋生制约，创新性提出“治血先治气”的血证治疗关键和“火为血之魂，火升故血升，火降即血降”的病机特点。同时细化了血证的证候内容，如在咳血病的证候分类中，分为实咳、虚咳、痰咳、气咳、骨蒸咳、痨虫咳等，实咳中更细分为内受温暑湿热、胃火上炎、肝火逆上、内伤肺胀、痰加瘀血等不同证候类型。可见证候的发展是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相互融合的结果，对中医证候学的系统整理能加深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的联系。
当今医疗领域经历显著转变——即疾病模式演变、诊断技术更新、治疗策略的调整以及人群生理特性变化，中医学理论体系需通过创新来适应“四大变革”。中医学作为多元、包容且持续进化的学科，要坚守中医理论的基石，继承其独特价值，坚持学科自我演进。中医证候学立足于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各科的基础上，将散见于内、外、妇、儿各学科中的证候知识进行归纳、总结和整理，形成以“四诊”“辨证”“辨病”和“治法”为主要内容的完整体系，对于完善中医学理论体系、促进基础理论与临床学科的融合、提升中医临床诊疗思维都十分有益。（罗健
湖南中医药大学
孟河医派学术及教育思想探赜
摘自2024-7-15中国中医药报
马俊杰 南京中医药大学
孟河医派是常州孟河地区形成的医学流派，尤其是明末清初以来，得益于交运便利、经济繁荣与文教昌盛，孟河地区医馆林立，世家众多，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医学流派。此派医学开启于费尚有、马荣成，繁盛于费伯雄、马培之，发扬于巢崇山、巢渭芳、费绳甫及丁甘仁等人。世称费、马、丁、巢四家，其医术精湛，誉满杏林，以致“求医者络绎不绝，摇橹之声连绵数十里”，流传有《医醇賸义》《医学微言》《医略存真》及《外科传薪集》等医学著作三百余部。
孟河名医“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其中，道光年间，费伯雄曾两次受诏进京，一次为太后治肺痈，获赐“是活国手”匾额；另一次为道光帝治疗失音，又获“著手成春，万家生佛；婆心济世，一路福星”赐联。此外，其与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翁同龢等朝廷政要亦有所交集，据《清史稿》称：“清末江南诸医，以伯雄为最著。”而马培之亦曾被召入宫为慈禧诊病，同样屡立奇功，名震一时，被称为“江南第一圣手”。即便如此，费、马二师皆心系苍生，拒为御医而悬壶于民间，同时传道授业解惑。
经典学术思想
孟河医家注重对中医经典研究，尤其推崇医圣张仲景之说，正如费伯雄《医醇賸义•四家异同》所言：“仲景，立方之祖，医中之圣。所著《伤寒》《金匮》诸书，开启屯蒙，学者当奉为金科玉律。后起诸贤，不可相提并论。”然孟河医家并非墨守成规，其结合特定的时代背景而对经典有所发展。笔者前期对孟河医派的学术思想进行初步探索，归纳总结了其主要的临证特点，举隅如下。
临证变通经典，寒温融合
孟河医家临证敢于突破传统伤寒的局限，并结合江南的地域、气候及患者体质等因素而灵活变通仲景之说。以丁甘仁为例，其在前人基础上，创立寒温融合的辨治体系，认为治疗外感温病不应拘泥于寒温之别，宗《伤寒论》之六经辨证，而不拘泥伤寒方，师温病卫气营血理论，而不墨守于四时之温病，善于根据六经的传变规律、合病并病等情况，根据治法，灵活组方，尤善于时方、经方并用。
强调和法缓治，以平为期
“和法缓治”是孟河名医费伯雄提出的治疗大法，之后孟河医家将其继承发扬。费氏在《医醇賸义》自序中言：“夫疾病虽多，不越内伤外感，不足者补之以复其正；有余者去之以归于平，是即和法也，缓治也。” 此法在孟河医派历代医家证治用药中多有体现。
用药平淡轻灵，一归醇正
所谓“轻灵”指药性平淡，药力缓和且用量较轻，所选药物既能发挥治疗作用，又没有留邪伤正之弊，而“醇正”则指用药不以炫奇、猛峻求功，而在义理得当。此用药思想是孟河医派区别于其他地方医派的重要特征。
重视顾护脾胃，杂病治胃
孟河医家传承仲景脾胃思想，常根据患者脾胃纳运情况来判断病情的深浅进退，在组方用药中，亦须充分考虑脾胃吸收，方可发挥疗效。如费绳甫治病兼取朱丹溪、李东垣二家之长，在治疗虚劳病时，虽宗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但应避免误用苦寒伤阳之药。
传承仲景瘀论，善用虫药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有用虫类药破血逐瘀，如抵当汤之水蛭、虻虫，又如大黄虫丸除水蛭、虻虫外，又有虫、蛴螬。孟河医家丁甘仁、章次公、马惠卿及朱良春等，传承仲景虫类治瘀理论，在经典用药基础上，广泛运用各种虫类药如全蝎、蜈蚣及穿山甲等搜剔风邪、化瘀抗癌。
精通内外喉科，内外皆修
孟河医家不仅善于内科证治，对外科亦颇有建树，如马培之“以外科见长而由内科成名”，其认为外科实难于内科，业外科者必先精通内科医理，熟谙诊断及用药，方能取效，在外科治疗上，主张内外同举，不可执偏；又如孟河传人余听鸿，同样主张外科医生要熟悉脉诊及方药，内科医生亦要学习刀针手法。
教育思想
孟河医派重视中医教育，医家注重医学传承。费、马、丁、巢四家看似为不同的医学世家，然其学术思想一脉相承，多有交集。其中，马氏门人众多，丁、巢二家即为其传人，不仅研究内科，亦精于外科。丁甘仁重视中医经典教育，开辟了近代中医教育之先河，曾在上海开办中医专门学校以及函授学校，使传统中医教育更加社会化、规模化及规范化，以此构建了新时代中医教育模式的雏形。秦伯未、章次公及程门雪等皆为孟河医家中医教育所培养之精英。
孟河医派历经百年的传承发展，医名远扬，同时其对祖国其他医学流派亦有重要促进作用。如马培之晚年寓居苏州，行医时每每门庭若市，世有“吴中医学甲天下，孟河名医冠吴中”的美誉，其学术思想促进了吴门医派的发展，所居住、行医的马医科巷至今尚存。又如求学于孟河的余听鸿，曾拜费兰泉门下，其医学生涯内外皆修，后行医于虞山，成为虞山医派重要的学术思想来源。再如丁甘仁在沪上进行中医院校教育，不仅奠定了海派医学流派的学术基础，而且其所培养的学生名医辈出，对全国各地中医流派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自2024-7-15中国中医药报
马俊杰 南京中医药大学
孟河医派是常州孟河地区形成的医学流派，尤其是明末清初以来，得益于交运便利、经济繁荣与文教昌盛，孟河地区医馆林立，世家众多，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医学流派。此派医学开启于费尚有、马荣成，繁盛于费伯雄、马培之，发扬于巢崇山、巢渭芳、费绳甫及丁甘仁等人。世称费、马、丁、巢四家，其医术精湛，誉满杏林，以致“求医者络绎不绝，摇橹之声连绵数十里”，流传有《医醇賸义》《医学微言》《医略存真》及《外科传薪集》等医学著作三百余部。
孟河名医“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其中，道光年间，费伯雄曾两次受诏进京，一次为太后治肺痈，获赐“是活国手”匾额；另一次为道光帝治疗失音，又获“著手成春，万家生佛；婆心济世，一路福星”赐联。此外，其与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翁同龢等朝廷政要亦有所交集，据《清史稿》称：“清末江南诸医，以伯雄为最著。”而马培之亦曾被召入宫为慈禧诊病，同样屡立奇功，名震一时，被称为“江南第一圣手”。即便如此，费、马二师皆心系苍生，拒为御医而悬壶于民间，同时传道授业解惑。
经典学术思想
孟河医家注重对中医经典研究，尤其推崇医圣张仲景之说，正如费伯雄《医醇賸义•四家异同》所言：“仲景，立方之祖，医中之圣。所著《伤寒》《金匮》诸书，开启屯蒙，学者当奉为金科玉律。后起诸贤，不可相提并论。”然孟河医家并非墨守成规，其结合特定的时代背景而对经典有所发展。笔者前期对孟河医派的学术思想进行初步探索，归纳总结了其主要的临证特点，举隅如下。
临证变通经典，寒温融合
孟河医家临证敢于突破传统伤寒的局限，并结合江南的地域、气候及患者体质等因素而灵活变通仲景之说。以丁甘仁为例，其在前人基础上，创立寒温融合的辨治体系，认为治疗外感温病不应拘泥于寒温之别，宗《伤寒论》之六经辨证，而不拘泥伤寒方，师温病卫气营血理论，而不墨守于四时之温病，善于根据六经的传变规律、合病并病等情况，根据治法，灵活组方，尤善于时方、经方并用。
强调和法缓治，以平为期
“和法缓治”是孟河名医费伯雄提出的治疗大法，之后孟河医家将其继承发扬。费氏在《医醇賸义》自序中言：“夫疾病虽多，不越内伤外感，不足者补之以复其正；有余者去之以归于平，是即和法也，缓治也。” 此法在孟河医派历代医家证治用药中多有体现。
用药平淡轻灵，一归醇正
所谓“轻灵”指药性平淡，药力缓和且用量较轻，所选药物既能发挥治疗作用，又没有留邪伤正之弊，而“醇正”则指用药不以炫奇、猛峻求功，而在义理得当。此用药思想是孟河医派区别于其他地方医派的重要特征。
重视顾护脾胃，杂病治胃
孟河医家传承仲景脾胃思想，常根据患者脾胃纳运情况来判断病情的深浅进退，在组方用药中，亦须充分考虑脾胃吸收，方可发挥疗效。如费绳甫治病兼取朱丹溪、李东垣二家之长，在治疗虚劳病时，虽宗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但应避免误用苦寒伤阳之药。
传承仲景瘀论，善用虫药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有用虫类药破血逐瘀，如抵当汤之水蛭、虻虫，又如大黄虫丸除水蛭、虻虫外，又有虫、蛴螬。孟河医家丁甘仁、章次公、马惠卿及朱良春等，传承仲景虫类治瘀理论，在经典用药基础上，广泛运用各种虫类药如全蝎、蜈蚣及穿山甲等搜剔风邪、化瘀抗癌。
精通内外喉科，内外皆修
孟河医家不仅善于内科证治，对外科亦颇有建树，如马培之“以外科见长而由内科成名”，其认为外科实难于内科，业外科者必先精通内科医理，熟谙诊断及用药，方能取效，在外科治疗上，主张内外同举，不可执偏；又如孟河传人余听鸿，同样主张外科医生要熟悉脉诊及方药，内科医生亦要学习刀针手法。
教育思想
孟河医派重视中医教育，医家注重医学传承。费、马、丁、巢四家看似为不同的医学世家，然其学术思想一脉相承，多有交集。其中，马氏门人众多，丁、巢二家即为其传人，不仅研究内科，亦精于外科。丁甘仁重视中医经典教育，开辟了近代中医教育之先河，曾在上海开办中医专门学校以及函授学校，使传统中医教育更加社会化、规模化及规范化，以此构建了新时代中医教育模式的雏形。秦伯未、章次公及程门雪等皆为孟河医家中医教育所培养之精英。
孟河医派历经百年的传承发展，医名远扬，同时其对祖国其他医学流派亦有重要促进作用。如马培之晚年寓居苏州，行医时每每门庭若市，世有“吴中医学甲天下，孟河名医冠吴中”的美誉，其学术思想促进了吴门医派的发展，所居住、行医的马医科巷至今尚存。又如求学于孟河的余听鸿，曾拜费兰泉门下，其医学生涯内外皆修，后行医于虞山，成为虞山医派重要的学术思想来源。再如丁甘仁在沪上进行中医院校教育，不仅奠定了海派医学流派的学术基础，而且其所培养的学生名医辈出，对全国各地中医流派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意识科学和心理学视野看中医气学说组场技术
摘自2024-3-22中国中医药报
刘争强 章文春 江西中医药大学
2月22日，《中国中医药报》刊发了《组场：中医气学说创新技术》一文，得到业内许多专家和学者的关注和支持，也引发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一种创新理论和技术，在科学范式尚未完全确立之前，必然会受到一些质疑。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科学精神，本文拟从现代意识科学和心理学的视野，来探析中医创新技术组场的科学性。
气学说创新技术组场是指组场者通过意念把自身的气、自然界中的气以及场地内对象（诸如人、物等）的气组建成一个混元整体，使之充斥在特定的场所，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自身的气场变化，通过语言引导影响气场与气场中的对象。其操作过程包括准备工作、优化状态、聚气于场、同步气场、发放指令、收功静养6个阶段。究其实质，组场是以气学说为理论工具来阐释“意识效力”问题，发挥意识潜在力量的技术。溯其本源，《黄帝内经》载有的“布气法”即是一种变相的组场。《素问•刺法论》中说：“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气出于脑，即室先想心如日。欲将入于疫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右行于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气自肾而出，北行于下，化作水；次想黄气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作土。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于疫室。”从组场理论来看，此段实质上是运用神意连接自身之气和自然之气，组建了一个保护自己免受疫气侵袭的气场。现代科学和心理学虽然没有“气”的概念，但亦在深入地研究“意识效力”问题。
意识科学与组场
“意识科学”是指对意识的科学研究的总称，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是通过物理学、生物学、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为代表的纯自然科学途径来研究身心问题、大脑与意识问题的学科。其酝酿于20世纪70~80年代，正式确立于90年代，以1994年美国第一次“意识科学会议”和1995年国际“意识科学协会”成立为标志。作为一门前沿交叉学科，意识科学的学术研究与应用近几十年来一直非常火热。
意识科学中的“意识效力”研究
“意识效力”研究是指意识的潜在力量、效应及其机制等相关的研究，是意识科学研究领域的子命题和重要研究方向，意识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们习惯将其称为“念力”（Intention）研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罗伯特•雅恩、布伦达•邓恩、罗杰•纳尔逊，斯坦福研究院的威廉•布劳德、伊丽莎白•塔尔格，内华达大学意识实验室的迪安•雷丁等专家学者是此项研究领域的佼佼者。另外，旧金山州立大学、东京日本医学院、爱丁堡大学、巴斯蒂尔大学、华盛顿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杜克大学医学中心、哈佛医学院、梅奥诊所、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费城圣约瑟夫大学、巴黎数字企业、美国AND公司等诸多专家学者亦对“意识效力”命题有诸多研究。
随着生物学观测工具的精细化和脑解剖实质认识的加深，脑科学逐渐发展并不断建立起新范式。从“机能定位论”到“线性反射论”再到“复杂网络论”，人们逐渐认识到大脑特别是意识活动的复杂性。然而，人类大脑的本质仅仅是复杂的网络吗？一些科学家试图用“大脑场性论”来阐释意识发挥效力的机制。如美国耶鲁大学卡尔•普里布拉姆的“频谱域”理论，他认为人的大脑存在着量子层次的“波干涉语言”，称之为“频谱域”。“频谱域”可以同人体自身和外界“共振”互动，并通过频率、振幅和相位的同步来感知事物。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波长频率，当意识活动时，“频谱域”形成特定的频率与锁定的事物形成同步共振。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意识研究中心负责人哈默罗夫和英国剑桥大学当代著名量子物理学家彭罗斯的“调谐客观还原理论”认为人大脑神经元的“微管”聚合着量子并处于量子纠缠状态，当意识活动发轫时，量子纠缠状态坍塌，从而产生了意识活动。日本冈山大学治部真里认为脑部借由振动场，沿着细胞的微管发送量子信息。中国航空学会理事长林左鸣认为物质和生命体会发射出各种各样的能量波，称之为“主体信息能量波”，并表示中国古人用“气”来称谓这种“主体信息能量波”。他还进一步认为每个人大脑周围的空间存在着场性物质——生物性的“波云”存在，就像计算机的“云存储”技术一样，每一个人都自带这样的“技能”，当他要了解一种事情时，首先的反应是通过大脑启动生物“波云”，接收相应的自然信息。由此可见，不论是量子还是“主体信息能量波”，不论是“频谱域”、振动场还是生物“波云”，这些科学家都主张大脑除了实体组织外，还有无形的场性物质存在，它们对大脑功能和意识活动发挥着重要作用，为进一步解释大脑形态结构之间、意识与环境之间、意识与意识之间相互作用的大脑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这无疑与气学说有相通之处，也为我们基于气学说组场研究意识效力问题奠定了基础。
意识效力研究中的组场内涵
美国斯坦福大学荣誉教授、材料科学专家蒂勒发明了“念力存储器”，并以此证明了念力的“流连效应”和“扩大效应”，说明了“场”的存在，称之为念力场，因组场是通过意识对气场进行组建，故现代科学念力场的概念与组场的概念异曲同工，其中蕴藏着组场内涵。
其一，“念力存储器”的制作是组场的过程。“念力存储器”的硬件仪器通过里面的石英振荡器过滤入侵的电磁能量，改变量子信息。“念力存储器”的“软件”制作其实是一个组场的过程：第一步，在蒂勒的带领下，4位念力发放者围坐在桌子四周，将“念力存储器”硬件仪器放在桌子中央，并打开开关；第二步，4位念力发放者一起进入高度专注状态，并用意念“净化”四周环境和仪器；第三步，蒂勒带领众人默念促进果蝇幼虫加速生长的口令；第四步，众人对“念力存储器”的硬件仪器发送这个意念，让意念被“录”到仪器里去。在“念力存储器”的录制中，4人先进入专注状态，是为了更好地使意与气合和更好发挥意识调动气的力量；而后用意念“净化”四周环境和仪器本身，是聚气的过程；几个人一起默念口令，是同步发放意念的内容。
其二，经过“组场”的“念力存储器”具有场的流连和扩大效应。蒂勒通过“念力存储器”进行了改变水的酸碱值和影响碱性磷酸酶的实验，发现实验室周期性的摆动现象：每当室温升高，水的酸碱值就会下降，反之亦然。水的导电能力亦显示出同样的模式。不管实验对象是什么，念力存储器使用的次数愈多，室温和酸碱值的周期性摆动幅度就愈大。为了探究实验室周期性摆动现象是不是念力场造成的影响，出于科学家的谨慎，蒂勒又进行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对照实验：是不是偶然现象？是不是黑色盒子“本身”引起的？是不是某种物理干扰造成的？实验室内的磁效应是怎么样的？对实验室空间做出改变，摆动现象会不会继续存在？对照实验结果显示，排除了外在的影响因素，证明实验室周期性摆动现象是念力场导致。蒂勒发现念力的能量似乎可以“充满”整个环境，创造出一种秩序的骨牌效应，科学家们把这种效应称之为念力的“流连效应”，证明了念力场的存在，并发现这种场具有念力扩大效应。
雷丁也认为人类意念有改变四周空间的能力，强力的意念看来可以把能量充满空间里，甚至留驻不去，此即念力的“流连效应”。念力的“充满”能对环境产生骨牌效应，带来空间中更大的量子秩序，而这一点会反过来扩大念力的效力。在组场过程中，通过聚气、同步，使场内气的强度增加，念力的“流连效应”正是以气场为载体，念力的“扩大效应”正是场内强度增加的气和同步化程度加强的意识结合后的作用，这从实验的角度佐证了组场效应的机制。
心理学与组场
西方以应用主义为导向的心理学发展直接体现和促进了意识效力问题的研究。其发展支线脉络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暗示心理学派→20世纪初的分析心理学派→20世纪初的完形心理学派→20世纪50、60年代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派→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超个人心理学派→20世纪末以来的积极心理学派。
心理学中的“意识效力”应用
暗示心理学派
19世纪80年代，法国医生埃米尔•库埃创立了心理暗示及自我暗示理论，有“心理暗示之父”之誉。库埃发掘了意识效力——心理暗示的强大力量，既可以利用暗示控制和改善人们的身体状况，还能运用暗示让精神和心理能力朝着人们期望的方向发展，并将心理暗示的力量归结为潜意识理论。库埃还总结了心理暗示治疗师的基础训练、治疗过程、治疗诀窍、治疗方法、治疗疾病的案例和口令等。其中在治疗方法上，还提到了海地罗暗示法，即由他人（一人或多人）给另外一个人进行心理暗示的治疗。他认为当一个人不能通过自我暗示来完成治疗时，可以通过多人的方式对患者进行肯定法的暗示，能够产生更好的治疗效果。这与气学说组场治疗相似度很高，为组场理论提供了心理学的佐证和方法借鉴。
分析心理学派
分析心理学派的创立者——卡尔•荣格在潜意识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自性”理论和集体潜意识理论，这两个理论为意识效力机制提供了心理学的研究思路。荣格分析心理学中的自性（Self），是四大原型之一，一方面，自性对人格有协调和统一作用，赋予人以一体感和稳定感，一切人格的最终目标就是自性的充分发挥或实现；另一方面，“自性”具有灵动性，和宇宙本质相关联。由此可见，荣格的“自性”理论与气学说的神气相关理论颇具一致性。其一，“自性”是身心、环境及宇宙的整体性状态，同气学说形气神三位一体的生命优化状态类似；其二，“自性”是意识深处意识力量的发轫点，组场时意识指令要从此处发出才具更大的力量，同传统道家“元神”的概念类似；其三，“自性”与宇宙本质相连，同神意能够调动虚空元气相似；其四，“自性”具有倾向性，即主动性，通过意念的主动发放可以调动“自性”的力量，这又与传统道家“真意”的概念类似。集体潜意识是先天遗传的，在人的意识中处于潜伏状态，难以为人所察觉。其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人类的全部本能，二是集体潜意识的相关原型，两者相互关联、相互依存。这为组场集体意识的同步发放提供了心理学的一些依据，即组场时意识的同步不仅是意识指令的同步，更涉及意识深处的自性，特别是集体潜意识所发挥的作用。
完形心理学派
完形心理学的创立者为韦特海默、柯勒、考夫卡三人，又称格式塔心理学，是现代心理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在研究方法上，该学派主张整体观，反对研究心理学时将人的主观意识和经验排除在外，认为人的意识、经验与行为不可分割，具有整体性，且该整体大于部分相加之和。因此，该学派主张通过整体的动力结构观开展心理现象研究；在理论阐释上，考夫卡借鉴现代科学电磁场的概念，提出心物场理论。他将人主观的精神意识称为“心理场”，将被感知的客观事物称为“物理场”，两者合在一起统称为“心物场”。因此，考夫卡认为人的精神活动不仅是单一的主观意识活动，而是人心理与自然环境、行为环境相统一、相交互而形成的整体的场。由此可见，格式塔心理学不仅认识到人意识活动的整体性，更认识到人意识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并借用“场”这一概念表达人与环境之间的整体特性，这与气学说“组场”的概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摘自2024-3-22中国中医药报
刘争强 章文春 江西中医药大学
2月22日，《中国中医药报》刊发了《组场：中医气学说创新技术》一文，得到业内许多专家和学者的关注和支持，也引发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一种创新理论和技术，在科学范式尚未完全确立之前，必然会受到一些质疑。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科学精神，本文拟从现代意识科学和心理学的视野，来探析中医创新技术组场的科学性。
气学说创新技术组场是指组场者通过意念把自身的气、自然界中的气以及场地内对象（诸如人、物等）的气组建成一个混元整体，使之充斥在特定的场所，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自身的气场变化，通过语言引导影响气场与气场中的对象。其操作过程包括准备工作、优化状态、聚气于场、同步气场、发放指令、收功静养6个阶段。究其实质，组场是以气学说为理论工具来阐释“意识效力”问题，发挥意识潜在力量的技术。溯其本源，《黄帝内经》载有的“布气法”即是一种变相的组场。《素问•刺法论》中说：“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气出于脑，即室先想心如日。欲将入于疫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右行于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气自肾而出，北行于下，化作水；次想黄气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作土。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于疫室。”从组场理论来看，此段实质上是运用神意连接自身之气和自然之气，组建了一个保护自己免受疫气侵袭的气场。现代科学和心理学虽然没有“气”的概念，但亦在深入地研究“意识效力”问题。
意识科学与组场
“意识科学”是指对意识的科学研究的总称，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是通过物理学、生物学、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为代表的纯自然科学途径来研究身心问题、大脑与意识问题的学科。其酝酿于20世纪70~80年代，正式确立于90年代，以1994年美国第一次“意识科学会议”和1995年国际“意识科学协会”成立为标志。作为一门前沿交叉学科，意识科学的学术研究与应用近几十年来一直非常火热。
意识科学中的“意识效力”研究
“意识效力”研究是指意识的潜在力量、效应及其机制等相关的研究，是意识科学研究领域的子命题和重要研究方向，意识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们习惯将其称为“念力”（Intention）研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罗伯特•雅恩、布伦达•邓恩、罗杰•纳尔逊，斯坦福研究院的威廉•布劳德、伊丽莎白•塔尔格，内华达大学意识实验室的迪安•雷丁等专家学者是此项研究领域的佼佼者。另外，旧金山州立大学、东京日本医学院、爱丁堡大学、巴斯蒂尔大学、华盛顿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杜克大学医学中心、哈佛医学院、梅奥诊所、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费城圣约瑟夫大学、巴黎数字企业、美国AND公司等诸多专家学者亦对“意识效力”命题有诸多研究。
随着生物学观测工具的精细化和脑解剖实质认识的加深，脑科学逐渐发展并不断建立起新范式。从“机能定位论”到“线性反射论”再到“复杂网络论”，人们逐渐认识到大脑特别是意识活动的复杂性。然而，人类大脑的本质仅仅是复杂的网络吗？一些科学家试图用“大脑场性论”来阐释意识发挥效力的机制。如美国耶鲁大学卡尔•普里布拉姆的“频谱域”理论，他认为人的大脑存在着量子层次的“波干涉语言”，称之为“频谱域”。“频谱域”可以同人体自身和外界“共振”互动，并通过频率、振幅和相位的同步来感知事物。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波长频率，当意识活动时，“频谱域”形成特定的频率与锁定的事物形成同步共振。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意识研究中心负责人哈默罗夫和英国剑桥大学当代著名量子物理学家彭罗斯的“调谐客观还原理论”认为人大脑神经元的“微管”聚合着量子并处于量子纠缠状态，当意识活动发轫时，量子纠缠状态坍塌，从而产生了意识活动。日本冈山大学治部真里认为脑部借由振动场，沿着细胞的微管发送量子信息。中国航空学会理事长林左鸣认为物质和生命体会发射出各种各样的能量波，称之为“主体信息能量波”，并表示中国古人用“气”来称谓这种“主体信息能量波”。他还进一步认为每个人大脑周围的空间存在着场性物质——生物性的“波云”存在，就像计算机的“云存储”技术一样，每一个人都自带这样的“技能”，当他要了解一种事情时，首先的反应是通过大脑启动生物“波云”，接收相应的自然信息。由此可见，不论是量子还是“主体信息能量波”，不论是“频谱域”、振动场还是生物“波云”，这些科学家都主张大脑除了实体组织外，还有无形的场性物质存在，它们对大脑功能和意识活动发挥着重要作用，为进一步解释大脑形态结构之间、意识与环境之间、意识与意识之间相互作用的大脑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这无疑与气学说有相通之处，也为我们基于气学说组场研究意识效力问题奠定了基础。
意识效力研究中的组场内涵
美国斯坦福大学荣誉教授、材料科学专家蒂勒发明了“念力存储器”，并以此证明了念力的“流连效应”和“扩大效应”，说明了“场”的存在，称之为念力场，因组场是通过意识对气场进行组建，故现代科学念力场的概念与组场的概念异曲同工，其中蕴藏着组场内涵。
其一，“念力存储器”的制作是组场的过程。“念力存储器”的硬件仪器通过里面的石英振荡器过滤入侵的电磁能量，改变量子信息。“念力存储器”的“软件”制作其实是一个组场的过程：第一步，在蒂勒的带领下，4位念力发放者围坐在桌子四周，将“念力存储器”硬件仪器放在桌子中央，并打开开关；第二步，4位念力发放者一起进入高度专注状态，并用意念“净化”四周环境和仪器；第三步，蒂勒带领众人默念促进果蝇幼虫加速生长的口令；第四步，众人对“念力存储器”的硬件仪器发送这个意念，让意念被“录”到仪器里去。在“念力存储器”的录制中，4人先进入专注状态，是为了更好地使意与气合和更好发挥意识调动气的力量；而后用意念“净化”四周环境和仪器本身，是聚气的过程；几个人一起默念口令，是同步发放意念的内容。
其二，经过“组场”的“念力存储器”具有场的流连和扩大效应。蒂勒通过“念力存储器”进行了改变水的酸碱值和影响碱性磷酸酶的实验，发现实验室周期性的摆动现象：每当室温升高，水的酸碱值就会下降，反之亦然。水的导电能力亦显示出同样的模式。不管实验对象是什么，念力存储器使用的次数愈多，室温和酸碱值的周期性摆动幅度就愈大。为了探究实验室周期性摆动现象是不是念力场造成的影响，出于科学家的谨慎，蒂勒又进行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对照实验：是不是偶然现象？是不是黑色盒子“本身”引起的？是不是某种物理干扰造成的？实验室内的磁效应是怎么样的？对实验室空间做出改变，摆动现象会不会继续存在？对照实验结果显示，排除了外在的影响因素，证明实验室周期性摆动现象是念力场导致。蒂勒发现念力的能量似乎可以“充满”整个环境，创造出一种秩序的骨牌效应，科学家们把这种效应称之为念力的“流连效应”，证明了念力场的存在，并发现这种场具有念力扩大效应。
雷丁也认为人类意念有改变四周空间的能力，强力的意念看来可以把能量充满空间里，甚至留驻不去，此即念力的“流连效应”。念力的“充满”能对环境产生骨牌效应，带来空间中更大的量子秩序，而这一点会反过来扩大念力的效力。在组场过程中，通过聚气、同步，使场内气的强度增加，念力的“流连效应”正是以气场为载体，念力的“扩大效应”正是场内强度增加的气和同步化程度加强的意识结合后的作用，这从实验的角度佐证了组场效应的机制。
心理学与组场
西方以应用主义为导向的心理学发展直接体现和促进了意识效力问题的研究。其发展支线脉络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暗示心理学派→20世纪初的分析心理学派→20世纪初的完形心理学派→20世纪50、60年代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派→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超个人心理学派→20世纪末以来的积极心理学派。
心理学中的“意识效力”应用
暗示心理学派
19世纪80年代，法国医生埃米尔•库埃创立了心理暗示及自我暗示理论，有“心理暗示之父”之誉。库埃发掘了意识效力——心理暗示的强大力量，既可以利用暗示控制和改善人们的身体状况，还能运用暗示让精神和心理能力朝着人们期望的方向发展，并将心理暗示的力量归结为潜意识理论。库埃还总结了心理暗示治疗师的基础训练、治疗过程、治疗诀窍、治疗方法、治疗疾病的案例和口令等。其中在治疗方法上，还提到了海地罗暗示法，即由他人（一人或多人）给另外一个人进行心理暗示的治疗。他认为当一个人不能通过自我暗示来完成治疗时，可以通过多人的方式对患者进行肯定法的暗示，能够产生更好的治疗效果。这与气学说组场治疗相似度很高，为组场理论提供了心理学的佐证和方法借鉴。
分析心理学派
分析心理学派的创立者——卡尔•荣格在潜意识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自性”理论和集体潜意识理论，这两个理论为意识效力机制提供了心理学的研究思路。荣格分析心理学中的自性（Self），是四大原型之一，一方面，自性对人格有协调和统一作用，赋予人以一体感和稳定感，一切人格的最终目标就是自性的充分发挥或实现；另一方面，“自性”具有灵动性，和宇宙本质相关联。由此可见，荣格的“自性”理论与气学说的神气相关理论颇具一致性。其一，“自性”是身心、环境及宇宙的整体性状态，同气学说形气神三位一体的生命优化状态类似；其二，“自性”是意识深处意识力量的发轫点，组场时意识指令要从此处发出才具更大的力量，同传统道家“元神”的概念类似；其三，“自性”与宇宙本质相连，同神意能够调动虚空元气相似；其四，“自性”具有倾向性，即主动性，通过意念的主动发放可以调动“自性”的力量，这又与传统道家“真意”的概念类似。集体潜意识是先天遗传的，在人的意识中处于潜伏状态，难以为人所察觉。其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人类的全部本能，二是集体潜意识的相关原型，两者相互关联、相互依存。这为组场集体意识的同步发放提供了心理学的一些依据，即组场时意识的同步不仅是意识指令的同步，更涉及意识深处的自性，特别是集体潜意识所发挥的作用。
完形心理学派
完形心理学的创立者为韦特海默、柯勒、考夫卡三人，又称格式塔心理学，是现代心理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在研究方法上，该学派主张整体观，反对研究心理学时将人的主观意识和经验排除在外，认为人的意识、经验与行为不可分割，具有整体性，且该整体大于部分相加之和。因此，该学派主张通过整体的动力结构观开展心理现象研究；在理论阐释上，考夫卡借鉴现代科学电磁场的概念，提出心物场理论。他将人主观的精神意识称为“心理场”，将被感知的客观事物称为“物理场”，两者合在一起统称为“心物场”。因此，考夫卡认为人的精神活动不仅是单一的主观意识活动，而是人心理与自然环境、行为环境相统一、相交互而形成的整体的场。由此可见，格式塔心理学不仅认识到人意识活动的整体性，更认识到人意识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并借用“场”这一概念表达人与环境之间的整体特性，这与气学说“组场”的概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论《黄帝内经》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
包含基于针石外治的身形医学和基于药物内治的脏腑医学，需要甄别与还原
摘自2024-3-7中国中医药报
贺娟 北京中医药大学
目前的中医学框架，是将中医学视为以脏腑为核心，外合体、窍、华、时的一种医学体系，药物、针石、按蹻等治病方法是涵摄于理论体系下的具体临床应用。但对《黄帝内经》医学理论进行还原与解析则会发现，《黄帝内经》早期的医学理论是基于针石外治与药物内治不同医学实践方法的发育。与后世所倡导的药物内治之脏腑医学不同，《黄帝内经》医学理论主体是基于针石外治形成的身形医学。这一体系除经脉、腧穴、针刺疗法等理论外，尚包括五体核心论、表里层次疾病传变论、营卫理论、虚实病机论、补泻治病法等，与脏腑医学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笼统地将两种体系下的理论归纳为一体，导致了理论自身的冲突及与临床的脱节，需要甄别与还原。
基于历代对《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理论价值的定位，《内经》对中医学理论形成、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中医学发展至今日，在笼统地肯定中医学理论独特价值的同时，其理论自身存在的问题亦需理性直面与反思：一是理论自身的自洽与合理。如营卫气血，作为精气理论的核心构成，其各自的概念如何界定？卫与气、营与血是什么关系？二是理论与临床实践的统一性。如营卫理论是怎样体现于临床应用的？不对理论存在的基本问题进行反思，就谈不上真正的理论研究。
《内经》存在的两种医学体系
后世所言之《内经》，包含《灵枢》《素问》两部分，是秦汉之前不同医学文献资料、实践经验乃至医学体系的汇总，其不同篇章涉及的内容跨越漫长的历史旷野，不仅存在不同地域之思想、不同医学派别之学术体系的差异，而且亦存在理论形成早期之雏形、过渡期之补充与阶段性之完善的区别，正如廖育群在《重构秦汉医学图象》中所言：“西汉时期，无疑存在继承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逐渐出现了各自为说的新知识，而恰恰是这些独立成长的各家各派之说，才构成了今本《内经》的主体内容。”而这些不同来源、不同体系的内容，被后世没有甄别、不分差异地接受共举、牵强杂糅，是导致理论自身冲突与矛盾的根源所在。
早期治病方法的地域性特征与差异
《素问•异法方宜论》一文，明确阐述了古代治疗疾病的5种方法，分别为砭石、毒药、灸焫、微针、导引按蹻，但系形成自不同的地域，其言：“砭石者，亦从东方来……毒药者，亦从西方来……灸焫者，亦从北方来……九针者，亦从南方来……导引按蹻者，亦从中央出也。”这些治病方法的存在，可以与《内经》之前的简帛医学资料相互印证，如马王堆汉墓15种医书。周家台秦简《病方》、张家山汉简《脉书》《引书》等，亦有相似的文献记载。
这些在不同地域形成的不同治病方法，拘于古时交通的阻隔、传承的私密，在文明早期彼此进行融合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在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独立发展、各成体系。可以合理推论，《素问•异法方宜论》一文反映的是文明早期不同地域的医学特征，但应是在秦统一诸侯国、建立中央政府之后撰写而成。
秦汉之际汇集融合形成的两大医学体系
这些治病方法，根据施治部位、治疗措施的不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相互凝聚、合并融合，最终在秦汉之际发育形成为两大医学体系：一是基于针灸、砭石为工具，以四肢、体表为施治部位的外治法；一是基于以药物为工具、以脏腑为施治目标的内治法。《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以扁鹊和淳于意作为不同的医家代表，其记录的治病案例，即反映着这两种典型的医学体系，即扁鹊以“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之针石治疗的外治法为主，淳于意则“臣意饮以火齐汤”为治，以药物内服的内治法为主。
《内经》记载的治疗方法虽然极为丰富，涉及针刺、灸焫、按蹻、导引、药物、情志疗法等，但多数篇章亦倾向于将其归类为两种，即针石外治法、毒药类内治法。如《素问•移精变气论》曰：“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素问•汤液醪醴论》言：“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也。”而《灵枢•论痛》言：“筋骨之强弱，肌肉之坚脆，皮肤之厚薄，腠理之疏密，各不同，其于针石火焫之痛何如？肠胃之厚薄坚脆亦不等，其于毒药何如？”同时，梳理《内经》经文可以发现，基于外治与内治，其各自形成的相应医学理论亦存在明确的差异。
《内经》的主体知识系统为针石疗法发育的身形医学
按照《素问•调经论》所言“志意通，内连骨髓，而成身形五脏”，可以将基于针灸、砭石、按蹻等外治形成的医学称为“身形医学”，把基于药物内治等形成的医学称为“脏腑医学”。《内经》所载西汉后期的部分篇章试图对二者进行统一，以建构出完美、统一的医学理论体系，尤其是基于人体解剖学的发展及对脏腑重要性的认识，更倾向于将经脉体系的内容归并、统筹于脏腑体系之下。在《内经》成书之后的医学发展过程中，尤其是近现代中医理论中，这种态势尤为明显。至目前的中医学基础理论，基本将脏腑医学视为唯一的医学体系。但从客观实际来看，《内经》主体的知识系统是基于针灸、砭石等外治法建构起来的，以经脉腧穴为理论核心的身形医学为主。《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对此总结为：“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强调血脉、经络的核心性，实则是认定以《内经》为代表的医经派系以外治为主的身形医学。除经络、腧穴、各种针灸治疗方法等基本理论外，两种医学所涵盖的理论内容存在诸多差异，将两种体系简单勾连、生硬融合导致的理论问题显而易见，正如赵京生在《针意》中所言“经过演变的经络、脏腑理论，存在概念内涵复杂、界定模糊、理论构建掺杂主观想象、牵强理论完美性等问题”。
因此，有学者指出：“各种医疗活动针对的主要是人的身体，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的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医疗手段的发明无不建立在对身体的认识之基础上。”
不同体系下的医学理论表达
脏腑医学体系呈现的内容即目前中医学体系的基本框架，因此，本文主体侧重对针石疗法所发育的身形医学体系的相关内容进行阐释。
人体组织核心——脏腑医学重五脏，身形医学重五体
《内经》中作为脏腑医学代表篇章的是 《素问》之《灵兰秘典论》《六节藏象论》《阴阳应象大论》《宣明五气》《五脏生成论》等，其所构建的医学体系是以五脏为生命活动的核心，五脏主五体，五体充养源自五脏，五体病是五脏病的外候，五体病需从五脏进行治疗的脏—体关系。这种脏—体关系为当今中医学所继承，但显然这一体系是基于药物汤液治法、结合解剖学知识而形成的医学体系。
但以外治法建构形成的身形医学则不同，体表组织是施治的基本部位，这种治法需要对体表组织进行深度认知以满足对疾病治疗的需求，由此发展出诸多相应的理论。因此，其理论不仅是将五体视为生命的核心所在，如《灵枢•经脉》言“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谷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气乃行”。表达生命的形成，以五体为先。同样，《素问•调经论》所谓“志意通，内连骨髓，而成身形五脏。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血气，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是故守经隧焉”。这里“身形五脏”的提法，亦是将身形置于五脏之前。而“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髓”，表达的即是外周肢体对五脏的主导与影响。同时，在临床需求的驱动下，亦逐步形成对皮、肉、筋、骨、脉各自的深度解析，纵观《内经》全文，在早期形成的十二经脉的基础上，又提出十二皮部、十二经筋、十二络等概念，《素问•皮部论》《灵枢•经筋》《灵枢•脉度》《灵枢•骨度》等篇即是相应发展的结果。
基于大量施治外在五体而获得对脏腑、官窍疾病卓著疗效这一临床客观事实，可以认为五体是与五脏等同抑或对五脏具有统摄力的实体存在。在拘于西医学之神经、血管、淋巴等知识系统不能得到合理解释的背景下，这种身形医学体系表明人体存在西医学认知之外的、尚未揭示的生命系统，对现代生命科学的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与指引价值。早在2003年，就有学者提出：“在医学的领域中考察古代中国的身体观念，亦是相当富激发性的课题。”
疾病的传变——脏腑医学重体—脏传变，身形医学重五体层次定位
由于《内经》医学理论侧重于针石疗法之身形医学，故《内经》所记载的基于脏腑医学体系的疾病传变的内容并不甚多，《素问•玉机真脏论》阐述了五脏之间按照五行生克传变的内容；部分病证专篇，如《素问•痹论》《素问•痿论》等，则表达了疾病的脏—体之间的传变。
《内经》阐述的疾病传变以表里层次为主。皮、肉、筋、脉、骨五体在解剖学具有由浅及深的层次性，对其界定与划分，不仅指导着针刺施治工具的选择、针刺深浅部位的确立，亦形成了相应的疾病发生与传变理论。《灵枢•九针十二原》言：“皮肉筋脉各有所处，病各有所舍，各不同形，各以任其所宜。”《素问•皮部论》言：“余闻皮有分部，脉有经纪，筋有结络，骨有度量，其所生病各异。”《灵枢•刺节真邪》言：“虚邪之中人也，洒淅动形，起毫毛而发腠理。其入深，内搏于骨，则为骨痹；搏于筋，则为筋挛；搏于脉中，则为血闭，不通则为痈。搏于肉，与卫气相搏。阳胜者，则为热，阴胜者，则为寒。”表达了从五体定位认知疾病发生的思路。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之“故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一般多将其视为疾病传变的基本层次，这种疾病传变的表述，见于《内经》多个篇章，其具体内容虽略有不同，但由表而里的基本趋势是一致的。
这种疾病传变规律与疾病层次的定位，可以指导以针石为工具的临床治疗，包括采取不同的治疗措施、使用不同的针刺工具、定位针刺施治的深浅等，其理论的实践价值有充分体现。如邪在皮，可以使用熏蒸、刮痧、汤熨等疗法；针具则使用镵针，刺法使用毛刺；亦用于指导针刺深浅的定位。在《内经》中，有大量根据病变层次、疾病季节进行针刺深浅定位的内容，如《灵枢•官针》曰：“病在皮肤无常处者，取以镵针于病所，肤白勿取。病在分肉间，取以员针于病所。病在经络痼痹者，取以锋针。病在脉，气少，当补之者，取以针于井荥分腧。”但如果以脏腑作为体系核心来认识这种传变，显然就会出现理论与临床的抵牾，难以以此理论指导药物为主的辨证论治。
营卫二气——基于经络理论发育的气血概念
在现代中医学理论中，营卫二气是与气血同等重要的概念，是人体之气的核心组成。但无论在理论，抑或是在临床应用中，营卫二气始终都是个模糊的概念。究其原因，营卫的概念是基于经络理论而形成，其在后世所承接的脏腑医学体系中，难以与气血相区分。
营气概念的提出与意义
首先，在《内经》中“营”有两个涵义，一是营运之意，如《灵枢•根结》曰“一日一夜五十营，以营五脏之精，不应数者，名曰狂生。所谓五十营者，五脏皆受气，持其脉口，数其至也”，“五十营”即营运50周次；二是营气，如《灵枢•营卫生会》《灵枢•营气》等篇所论。营气的运行，比较明确的是与十二经脉密切相关，是按照十二经次序循行流注的。
十二经脉的概念脱胎于简帛医书《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从早期以“脉”名之，到《内经》将体表明显的动脉搏动视为十二经循行所过之处，如寸口脉、神门脉、人迎脉等，以及治疗十二经脉实证、热证施以针刺放血疗法等，目前已有充分的研究结论表明，经脉的概念源自古代对血管的认识，并且在经脉系统概念形成之后，依然包含着实体血管成分在其中。基于脉中所行基本成分为血液，又合理推论血需要气的推动，形成气血的概念。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张维波等认为：“破译气的实质当从血着手。”因此，脉中所行为气血，这是古人基于实体认知对脉、血、气的基本定位。《灵枢•经脉》言：“脉道以通，血气乃行。”《素问•脉要精微论》言：“夫脉者，血之府也。长则气治，短则气病。”《内经》大量“血脉”概念的使用亦可印证这一点。
包含基于针石外治的身形医学和基于药物内治的脏腑医学，需要甄别与还原
摘自2024-3-7中国中医药报
贺娟 北京中医药大学
目前的中医学框架，是将中医学视为以脏腑为核心，外合体、窍、华、时的一种医学体系，药物、针石、按蹻等治病方法是涵摄于理论体系下的具体临床应用。但对《黄帝内经》医学理论进行还原与解析则会发现，《黄帝内经》早期的医学理论是基于针石外治与药物内治不同医学实践方法的发育。与后世所倡导的药物内治之脏腑医学不同，《黄帝内经》医学理论主体是基于针石外治形成的身形医学。这一体系除经脉、腧穴、针刺疗法等理论外，尚包括五体核心论、表里层次疾病传变论、营卫理论、虚实病机论、补泻治病法等，与脏腑医学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笼统地将两种体系下的理论归纳为一体，导致了理论自身的冲突及与临床的脱节，需要甄别与还原。
基于历代对《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理论价值的定位，《内经》对中医学理论形成、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中医学发展至今日，在笼统地肯定中医学理论独特价值的同时，其理论自身存在的问题亦需理性直面与反思：一是理论自身的自洽与合理。如营卫气血，作为精气理论的核心构成，其各自的概念如何界定？卫与气、营与血是什么关系？二是理论与临床实践的统一性。如营卫理论是怎样体现于临床应用的？不对理论存在的基本问题进行反思，就谈不上真正的理论研究。
《内经》存在的两种医学体系
后世所言之《内经》，包含《灵枢》《素问》两部分，是秦汉之前不同医学文献资料、实践经验乃至医学体系的汇总，其不同篇章涉及的内容跨越漫长的历史旷野，不仅存在不同地域之思想、不同医学派别之学术体系的差异，而且亦存在理论形成早期之雏形、过渡期之补充与阶段性之完善的区别，正如廖育群在《重构秦汉医学图象》中所言：“西汉时期，无疑存在继承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逐渐出现了各自为说的新知识，而恰恰是这些独立成长的各家各派之说，才构成了今本《内经》的主体内容。”而这些不同来源、不同体系的内容，被后世没有甄别、不分差异地接受共举、牵强杂糅，是导致理论自身冲突与矛盾的根源所在。
早期治病方法的地域性特征与差异
《素问•异法方宜论》一文，明确阐述了古代治疗疾病的5种方法，分别为砭石、毒药、灸焫、微针、导引按蹻，但系形成自不同的地域，其言：“砭石者，亦从东方来……毒药者，亦从西方来……灸焫者，亦从北方来……九针者，亦从南方来……导引按蹻者，亦从中央出也。”这些治病方法的存在，可以与《内经》之前的简帛医学资料相互印证，如马王堆汉墓15种医书。周家台秦简《病方》、张家山汉简《脉书》《引书》等，亦有相似的文献记载。
这些在不同地域形成的不同治病方法，拘于古时交通的阻隔、传承的私密，在文明早期彼此进行融合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在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独立发展、各成体系。可以合理推论，《素问•异法方宜论》一文反映的是文明早期不同地域的医学特征，但应是在秦统一诸侯国、建立中央政府之后撰写而成。
秦汉之际汇集融合形成的两大医学体系
这些治病方法，根据施治部位、治疗措施的不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相互凝聚、合并融合，最终在秦汉之际发育形成为两大医学体系：一是基于针灸、砭石为工具，以四肢、体表为施治部位的外治法；一是基于以药物为工具、以脏腑为施治目标的内治法。《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以扁鹊和淳于意作为不同的医家代表，其记录的治病案例，即反映着这两种典型的医学体系，即扁鹊以“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之针石治疗的外治法为主，淳于意则“臣意饮以火齐汤”为治，以药物内服的内治法为主。
《内经》记载的治疗方法虽然极为丰富，涉及针刺、灸焫、按蹻、导引、药物、情志疗法等，但多数篇章亦倾向于将其归类为两种，即针石外治法、毒药类内治法。如《素问•移精变气论》曰：“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素问•汤液醪醴论》言：“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也。”而《灵枢•论痛》言：“筋骨之强弱，肌肉之坚脆，皮肤之厚薄，腠理之疏密，各不同，其于针石火焫之痛何如？肠胃之厚薄坚脆亦不等，其于毒药何如？”同时，梳理《内经》经文可以发现，基于外治与内治，其各自形成的相应医学理论亦存在明确的差异。
《内经》的主体知识系统为针石疗法发育的身形医学
按照《素问•调经论》所言“志意通，内连骨髓，而成身形五脏”，可以将基于针灸、砭石、按蹻等外治形成的医学称为“身形医学”，把基于药物内治等形成的医学称为“脏腑医学”。《内经》所载西汉后期的部分篇章试图对二者进行统一，以建构出完美、统一的医学理论体系，尤其是基于人体解剖学的发展及对脏腑重要性的认识，更倾向于将经脉体系的内容归并、统筹于脏腑体系之下。在《内经》成书之后的医学发展过程中，尤其是近现代中医理论中，这种态势尤为明显。至目前的中医学基础理论，基本将脏腑医学视为唯一的医学体系。但从客观实际来看，《内经》主体的知识系统是基于针灸、砭石等外治法建构起来的，以经脉腧穴为理论核心的身形医学为主。《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对此总结为：“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强调血脉、经络的核心性，实则是认定以《内经》为代表的医经派系以外治为主的身形医学。除经络、腧穴、各种针灸治疗方法等基本理论外，两种医学所涵盖的理论内容存在诸多差异，将两种体系简单勾连、生硬融合导致的理论问题显而易见，正如赵京生在《针意》中所言“经过演变的经络、脏腑理论，存在概念内涵复杂、界定模糊、理论构建掺杂主观想象、牵强理论完美性等问题”。
因此，有学者指出：“各种医疗活动针对的主要是人的身体，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的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医疗手段的发明无不建立在对身体的认识之基础上。”
不同体系下的医学理论表达
脏腑医学体系呈现的内容即目前中医学体系的基本框架，因此，本文主体侧重对针石疗法所发育的身形医学体系的相关内容进行阐释。
人体组织核心——脏腑医学重五脏，身形医学重五体
《内经》中作为脏腑医学代表篇章的是 《素问》之《灵兰秘典论》《六节藏象论》《阴阳应象大论》《宣明五气》《五脏生成论》等，其所构建的医学体系是以五脏为生命活动的核心，五脏主五体，五体充养源自五脏，五体病是五脏病的外候，五体病需从五脏进行治疗的脏—体关系。这种脏—体关系为当今中医学所继承，但显然这一体系是基于药物汤液治法、结合解剖学知识而形成的医学体系。
但以外治法建构形成的身形医学则不同，体表组织是施治的基本部位，这种治法需要对体表组织进行深度认知以满足对疾病治疗的需求，由此发展出诸多相应的理论。因此，其理论不仅是将五体视为生命的核心所在，如《灵枢•经脉》言“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谷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气乃行”。表达生命的形成，以五体为先。同样，《素问•调经论》所谓“志意通，内连骨髓，而成身形五脏。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血气，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是故守经隧焉”。这里“身形五脏”的提法，亦是将身形置于五脏之前。而“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髓”，表达的即是外周肢体对五脏的主导与影响。同时，在临床需求的驱动下，亦逐步形成对皮、肉、筋、骨、脉各自的深度解析，纵观《内经》全文，在早期形成的十二经脉的基础上，又提出十二皮部、十二经筋、十二络等概念，《素问•皮部论》《灵枢•经筋》《灵枢•脉度》《灵枢•骨度》等篇即是相应发展的结果。
基于大量施治外在五体而获得对脏腑、官窍疾病卓著疗效这一临床客观事实，可以认为五体是与五脏等同抑或对五脏具有统摄力的实体存在。在拘于西医学之神经、血管、淋巴等知识系统不能得到合理解释的背景下，这种身形医学体系表明人体存在西医学认知之外的、尚未揭示的生命系统，对现代生命科学的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与指引价值。早在2003年，就有学者提出：“在医学的领域中考察古代中国的身体观念，亦是相当富激发性的课题。”
疾病的传变——脏腑医学重体—脏传变，身形医学重五体层次定位
由于《内经》医学理论侧重于针石疗法之身形医学，故《内经》所记载的基于脏腑医学体系的疾病传变的内容并不甚多，《素问•玉机真脏论》阐述了五脏之间按照五行生克传变的内容；部分病证专篇，如《素问•痹论》《素问•痿论》等，则表达了疾病的脏—体之间的传变。
《内经》阐述的疾病传变以表里层次为主。皮、肉、筋、脉、骨五体在解剖学具有由浅及深的层次性，对其界定与划分，不仅指导着针刺施治工具的选择、针刺深浅部位的确立，亦形成了相应的疾病发生与传变理论。《灵枢•九针十二原》言：“皮肉筋脉各有所处，病各有所舍，各不同形，各以任其所宜。”《素问•皮部论》言：“余闻皮有分部，脉有经纪，筋有结络，骨有度量，其所生病各异。”《灵枢•刺节真邪》言：“虚邪之中人也，洒淅动形，起毫毛而发腠理。其入深，内搏于骨，则为骨痹；搏于筋，则为筋挛；搏于脉中，则为血闭，不通则为痈。搏于肉，与卫气相搏。阳胜者，则为热，阴胜者，则为寒。”表达了从五体定位认知疾病发生的思路。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之“故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一般多将其视为疾病传变的基本层次，这种疾病传变的表述，见于《内经》多个篇章，其具体内容虽略有不同，但由表而里的基本趋势是一致的。
这种疾病传变规律与疾病层次的定位，可以指导以针石为工具的临床治疗，包括采取不同的治疗措施、使用不同的针刺工具、定位针刺施治的深浅等，其理论的实践价值有充分体现。如邪在皮，可以使用熏蒸、刮痧、汤熨等疗法；针具则使用镵针，刺法使用毛刺；亦用于指导针刺深浅的定位。在《内经》中，有大量根据病变层次、疾病季节进行针刺深浅定位的内容，如《灵枢•官针》曰：“病在皮肤无常处者，取以镵针于病所，肤白勿取。病在分肉间，取以员针于病所。病在经络痼痹者，取以锋针。病在脉，气少，当补之者，取以针于井荥分腧。”但如果以脏腑作为体系核心来认识这种传变，显然就会出现理论与临床的抵牾，难以以此理论指导药物为主的辨证论治。
营卫二气——基于经络理论发育的气血概念
在现代中医学理论中，营卫二气是与气血同等重要的概念，是人体之气的核心组成。但无论在理论，抑或是在临床应用中，营卫二气始终都是个模糊的概念。究其原因，营卫的概念是基于经络理论而形成，其在后世所承接的脏腑医学体系中，难以与气血相区分。
营气概念的提出与意义
首先，在《内经》中“营”有两个涵义，一是营运之意，如《灵枢•根结》曰“一日一夜五十营，以营五脏之精，不应数者，名曰狂生。所谓五十营者，五脏皆受气，持其脉口，数其至也”，“五十营”即营运50周次；二是营气，如《灵枢•营卫生会》《灵枢•营气》等篇所论。营气的运行，比较明确的是与十二经脉密切相关，是按照十二经次序循行流注的。
十二经脉的概念脱胎于简帛医书《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从早期以“脉”名之，到《内经》将体表明显的动脉搏动视为十二经循行所过之处，如寸口脉、神门脉、人迎脉等，以及治疗十二经脉实证、热证施以针刺放血疗法等，目前已有充分的研究结论表明，经脉的概念源自古代对血管的认识，并且在经脉系统概念形成之后，依然包含着实体血管成分在其中。基于脉中所行基本成分为血液，又合理推论血需要气的推动，形成气血的概念。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张维波等认为：“破译气的实质当从血着手。”因此，脉中所行为气血，这是古人基于实体认知对脉、血、气的基本定位。《灵枢•经脉》言：“脉道以通，血气乃行。”《素问•脉要精微论》言：“夫脉者，血之府也。长则气治，短则气病。”《内经》大量“血脉”概念的使用亦可印证这一点。
但面对针治外周肢体获取卓著临床效应这一事实，在局限于实体性血管无法进行解释的情况下，古人开始抽离实质性血管的概念而将经脉变身为一个相对无实体定位的存在。无论是早期受天五地六的术数影响提出的十一经的概念，抑或为了将手足三阴三阳对称进一步补充而形成的十二脉的概念，已经无法用血管的分布进行解释，其脉中所行如果依然定位为以血为主的气血，则难以在理论上自圆其说。因此，营气作为基于血、又与经脉理论相配属的概念而开始呈现并应用。
从《内经》营气出现的篇章与内容关系来看，其概念的提出是经脉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灵枢•经脉》密切相关。一则在以上行性经脉循行为主体内容的《灵枢•九针十二原》《灵枢•本输》《灵枢•根结》等篇，“营”字依然仅是营运之意，并无“营气”之说；二则营气的循行完全是按照十二经循行流注呈现，与“脉为血府”相对应，提出“营在脉内”。在经脉的概念抽离了血管的范畴之后，脉的内容物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营气”即是基于实体之血、又抽离了血的概念产物，如同经络与血脉的关系。因此，在经络的实质没有彻底揭示之前，营气的实质内涵也是极难界定的。
《内经》对营气理论的认识，包括化生于水谷之气、与卫气相对存在阴阳分属、沿十二经依次循行、昼夜循行50周次等内容，包涵着五脏重脾胃理论、阴阳泛化认知模式、与脉中真气先后天互补，以及五十的大衍数术数等特征，说明营气的概念是在十二经脉理论形成之后，古代哲学思想与思维方式渗透、规范的产物。
卫气概念的提出与应用
《内经》关于“卫气”的相关论述较多，其内容除集中见于《灵枢•卫气行》《灵枢•卫气》《灵枢•卫气失常》《灵枢•营卫生会》等篇，又散见于诸多篇章。卫气的循行、分布相对于营气较为复杂。
根据《内经》对卫气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卫气的几个特征：其一，卫气与营气具有配属关系。二者共同化生于水谷精气，以清浊划分，形成阴阳、表里、脉内外关系，如《灵枢•营卫生会》所言：“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在脉中，卫在脉外。”安徽中医药大学马强、王茎认为，所谓“脉外”实则是筋膜之间，筋膜之间通行卫气是经筋理论的核心。其二，卫气糅合了行血之气与阳气的功能，并偏重于阳气，主温煦、充养、司汗孔启闭等。《灵枢•决气》曰：“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这种对“气”的定义，导致后世只能将其解读为卫气。同时，在《内经》重阳思想影响下，对卫气的定位从气至阳发生偏移，因此，《灵枢•本藏》表达为“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与《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所述阳气的功能“阳者卫外而为固也”甚为相似。其三，相对于营气，认为卫气对生命活动的影响更为主导与广泛。《灵枢•本藏》言：“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是故血和则经脉流行，营覆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矣；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在这段文字中，以经脉行气血作为精的主宰，以卫气主温煦作为气的代表，以志意作为神的总司，三者对生命活动皆有主宰力。
因此，卫气是在营气概念提出时同步形成的概念，“营”是血的抽象化概念，“卫”则糅合了气与阳的功能和属性，在很多经文中会混同卫气与阳气的使用，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言“苍天之气，清净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此因时之序。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失之则内闭九窍，外壅肌肉，卫气散解，此谓自伤，气之削也”。前文言顺应天地之气则阳气固，后文则言违逆则卫气散解，将二者视为同一概念。同时，基于《内经》对阳气的重视，卫气亦明显在人体中处于相对主导的地位，卫气失常会导致诸多疾病的发生，如《灵枢•禁服》所言：“审察卫气，为百病母，调其虚实，虚实乃止。”
营卫与气血的关系
营卫二气是基于经络理论产生的相应概念，营气源自血，卫气源自气，营卫与气血相比，气血更具实体性，营卫则偏重功能性。有研究者将营卫气血界定为：“营卫与气血是在一气分阴阳下的体用关系，即一气因用不同而分营卫、气血两个系统，营卫多论其行，气血常言多少。卫之体以气论，营之体以血概言，气血之循行即为营卫。”这一解读是有一定见地的。营与血、卫与气，概念有别，应用则难以区分。《内经》之经脉所行，时以气血论，如疼痛的病机从气血阻滞论，《素问•举痛论》言：“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寒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时以营卫论，如痹证病机则从营卫阻闭不通论，《素问•痹论》言：“荣卫之气，亦令人痹乎？……逆其气则病，从其气则愈，不与风寒湿气合，故不为痹。”治疗上亦无法分离，如《素问•调经论》所言：“刺此者，取之经隧，取血于营，取气于卫。”故《难经•三十二难》明确提出“血为荣，气为卫，相随上下，谓之荣卫”。
营卫理论的应用与发展分析
综上，营卫之气系基于经络理论的形成而相应发展出的概念术语，主体应用于针石外治法领域，如子午流注针法即是根据营气循行而定。但在以脏腑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中，营卫说从理论到临床皆存在应用与发展的局限性。
《伤寒论》桂枝汤的作用原理，张仲景以调和营卫作解，《伤寒论》第95条：“太阳病，发热汗出者，此为荣弱卫强，故使汗出。欲救邪风者，宜桂枝汤。”病机之荣弱卫强，以阴弱阳强、桂枝汤调和阴阳进行表述亦无不妥。故此仅局限于名词借用，缺乏实质内涵。
叶天士提出温病的“卫气营血”辨证，属于对营卫理论影响最重要的发展应用，但其“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肺主气，属卫。心主血，主营”之论，本身即对卫、气、营、血四者概念模糊不清，而“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需凉血止血”的治疗原则，仅仅表达了根据温病的早、中、晚阶段治疗用药的轻重与偏颇，对营卫缺乏实质性应用。
病机与病证——脏腑医学重阴阳，身形医学重虚实
病机是辨证的根本，辨证实则是辨病机，是确定治疗原则与方法的前提。目前，中医诊断学以八纲辨证作为核心，包括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辨证，同时，把阴阳辨证视为辨证的总纲，认为可以以阴阳统八纲，将表证、实证、热证归属于阳证，里证、虚证、寒证归属于阴证。但反观《内经》，无论是病机的定位，抑或是疾病证候类型的划分，皆是以虚实为主，以阴阳为辅。
关于病机，《素问•通评虚实论》言“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素问•调经论》言“气血以并，阴阳相倾，气乱于卫，血逆于经，血气离居，一实一虚”，形成的皆是虚实病机论。
关于病证，包括对形体、脏腑、经脉、肢体、官窍等各部病证的基本归纳，皆是以虚实为总纲。如《素问•调经论》言：“人有精气津液，四肢九窍，五脏十六部，三百六十五节，乃生百病，百病之生，皆有虚实。”皆认为身形各部之病证，皆当以虚实为分。故《素问•玉机真脏论》以太过、不及论与五脏相应的四时脉象，并作为疾病预后判断的基本分类；《灵枢•本神》表达五脏病以虚实为论；《灵枢•海论》对四海病以有余、不足表述；《素问•通评虚实论》从虚实角度评判人体疾病，涉及的病证包括肠澼、癫疾、消瘅、痈疽、暴厥、聋、腹胀等病；《素问•热论》以虚实辨治热病，言“视其虚实，调其逆从，可使必已矣”；《素问•玉机真脏论》以虚实的不同证候判断疾病预后等。诸多经文与内容皆表达了一个共同的认识：虚实是疾病发生的核心病机，也是辨证的根本所在。
以阴阳确定辨证属性的内容，明确见于两篇，一是《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故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其阴阳，以别柔刚”；二是《素问•至真要大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阴阳辨证之于脏腑医学体系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但对针刺治疗疾病几乎毫无指导意义。
治病原则与方法——脏腑医学调阴阳，身形医学行补泻
以药物治疗为主要方法的脏腑医学体系，治疗疾病的原则注重调节阴阳的偏盛偏衰，使之达到平衡，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阴阳者，天地之道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至真要大论》言“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治病方法则甚为丰富，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基本包含了后世之汗、吐、下、温、和、清、消、补八法。《素问•至真要大论》则提出了更为丰富的方法。
以针灸为主要治法的《灵枢》强调针石治疗的主要功用是补虚泻实，部分以针灸为主要内容的《素问》篇章亦强调了这一治法。如《灵枢•九针十二原》言：“虚实之要，九针最妙。补泻之时，以针为之。”《灵枢•官针》言：“故用针者，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也。”《灵枢•海论》言：“审守其腧，而调其虚实，无犯其害，顺者得复，逆者必败。”《灵枢•经脉》言：“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本篇在对十二经每经之是动、所生病分别阐述之后，皆言“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素问•三部九候论》言：“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决死生，以处百病，以调虚实，而除邪疾……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
同时，针刺的操作亦进行了补虚、泻实的基本区分，其行针补泻法包括徐疾补泻、开阖补泻、迎随补泻、呼吸补泻、方圆补泻、提插补泻等，在此不作一一赘述。
总之，目前的中医学框架简单地将《内经》的医学体系视为脏腑医学体系的一种，将药物、针灸、砭石、按蹻仅仅视为脏腑体系下不同的治病方法，是涵摄于统一中医学理论之下的具体临床应用。其问题在于倒置了实践与理论在形成与发展之中的本末关系。中医学学科体系虽然在后期理论的系统化、丰富性上受到了哲学的规范，但其早期基础性理论具有明确的临床实践先行性，并由此决定了基于不同的治病方法所形成的理论体系是不同的，是需要还原、甄别的，这对客观、理性地解读《内经》理论，抑或从中获取启示、发展医学，都是极为重要的。
（本文摘编自《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从《内经》营气出现的篇章与内容关系来看，其概念的提出是经脉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灵枢•经脉》密切相关。一则在以上行性经脉循行为主体内容的《灵枢•九针十二原》《灵枢•本输》《灵枢•根结》等篇，“营”字依然仅是营运之意，并无“营气”之说；二则营气的循行完全是按照十二经循行流注呈现，与“脉为血府”相对应，提出“营在脉内”。在经脉的概念抽离了血管的范畴之后，脉的内容物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营气”即是基于实体之血、又抽离了血的概念产物，如同经络与血脉的关系。因此，在经络的实质没有彻底揭示之前，营气的实质内涵也是极难界定的。
《内经》对营气理论的认识，包括化生于水谷之气、与卫气相对存在阴阳分属、沿十二经依次循行、昼夜循行50周次等内容，包涵着五脏重脾胃理论、阴阳泛化认知模式、与脉中真气先后天互补，以及五十的大衍数术数等特征，说明营气的概念是在十二经脉理论形成之后，古代哲学思想与思维方式渗透、规范的产物。
卫气概念的提出与应用
《内经》关于“卫气”的相关论述较多，其内容除集中见于《灵枢•卫气行》《灵枢•卫气》《灵枢•卫气失常》《灵枢•营卫生会》等篇，又散见于诸多篇章。卫气的循行、分布相对于营气较为复杂。
根据《内经》对卫气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卫气的几个特征：其一，卫气与营气具有配属关系。二者共同化生于水谷精气，以清浊划分，形成阴阳、表里、脉内外关系，如《灵枢•营卫生会》所言：“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在脉中，卫在脉外。”安徽中医药大学马强、王茎认为，所谓“脉外”实则是筋膜之间，筋膜之间通行卫气是经筋理论的核心。其二，卫气糅合了行血之气与阳气的功能，并偏重于阳气，主温煦、充养、司汗孔启闭等。《灵枢•决气》曰：“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这种对“气”的定义，导致后世只能将其解读为卫气。同时，在《内经》重阳思想影响下，对卫气的定位从气至阳发生偏移，因此，《灵枢•本藏》表达为“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与《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所述阳气的功能“阳者卫外而为固也”甚为相似。其三，相对于营气，认为卫气对生命活动的影响更为主导与广泛。《灵枢•本藏》言：“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是故血和则经脉流行，营覆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矣；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在这段文字中，以经脉行气血作为精的主宰，以卫气主温煦作为气的代表，以志意作为神的总司，三者对生命活动皆有主宰力。
因此，卫气是在营气概念提出时同步形成的概念，“营”是血的抽象化概念，“卫”则糅合了气与阳的功能和属性，在很多经文中会混同卫气与阳气的使用，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言“苍天之气，清净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此因时之序。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失之则内闭九窍，外壅肌肉，卫气散解，此谓自伤，气之削也”。前文言顺应天地之气则阳气固，后文则言违逆则卫气散解，将二者视为同一概念。同时，基于《内经》对阳气的重视，卫气亦明显在人体中处于相对主导的地位，卫气失常会导致诸多疾病的发生，如《灵枢•禁服》所言：“审察卫气，为百病母，调其虚实，虚实乃止。”
营卫与气血的关系
营卫二气是基于经络理论产生的相应概念，营气源自血，卫气源自气，营卫与气血相比，气血更具实体性，营卫则偏重功能性。有研究者将营卫气血界定为：“营卫与气血是在一气分阴阳下的体用关系，即一气因用不同而分营卫、气血两个系统，营卫多论其行，气血常言多少。卫之体以气论，营之体以血概言，气血之循行即为营卫。”这一解读是有一定见地的。营与血、卫与气，概念有别，应用则难以区分。《内经》之经脉所行，时以气血论，如疼痛的病机从气血阻滞论，《素问•举痛论》言：“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寒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时以营卫论，如痹证病机则从营卫阻闭不通论，《素问•痹论》言：“荣卫之气，亦令人痹乎？……逆其气则病，从其气则愈，不与风寒湿气合，故不为痹。”治疗上亦无法分离，如《素问•调经论》所言：“刺此者，取之经隧，取血于营，取气于卫。”故《难经•三十二难》明确提出“血为荣，气为卫，相随上下，谓之荣卫”。
营卫理论的应用与发展分析
综上，营卫之气系基于经络理论的形成而相应发展出的概念术语，主体应用于针石外治法领域，如子午流注针法即是根据营气循行而定。但在以脏腑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中，营卫说从理论到临床皆存在应用与发展的局限性。
《伤寒论》桂枝汤的作用原理，张仲景以调和营卫作解，《伤寒论》第95条：“太阳病，发热汗出者，此为荣弱卫强，故使汗出。欲救邪风者，宜桂枝汤。”病机之荣弱卫强，以阴弱阳强、桂枝汤调和阴阳进行表述亦无不妥。故此仅局限于名词借用，缺乏实质内涵。
叶天士提出温病的“卫气营血”辨证，属于对营卫理论影响最重要的发展应用，但其“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肺主气，属卫。心主血，主营”之论，本身即对卫、气、营、血四者概念模糊不清，而“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需凉血止血”的治疗原则，仅仅表达了根据温病的早、中、晚阶段治疗用药的轻重与偏颇，对营卫缺乏实质性应用。
病机与病证——脏腑医学重阴阳，身形医学重虚实
病机是辨证的根本，辨证实则是辨病机，是确定治疗原则与方法的前提。目前，中医诊断学以八纲辨证作为核心，包括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辨证，同时，把阴阳辨证视为辨证的总纲，认为可以以阴阳统八纲，将表证、实证、热证归属于阳证，里证、虚证、寒证归属于阴证。但反观《内经》，无论是病机的定位，抑或是疾病证候类型的划分，皆是以虚实为主，以阴阳为辅。
关于病机，《素问•通评虚实论》言“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素问•调经论》言“气血以并，阴阳相倾，气乱于卫，血逆于经，血气离居，一实一虚”，形成的皆是虚实病机论。
关于病证，包括对形体、脏腑、经脉、肢体、官窍等各部病证的基本归纳，皆是以虚实为总纲。如《素问•调经论》言：“人有精气津液，四肢九窍，五脏十六部，三百六十五节，乃生百病，百病之生，皆有虚实。”皆认为身形各部之病证，皆当以虚实为分。故《素问•玉机真脏论》以太过、不及论与五脏相应的四时脉象，并作为疾病预后判断的基本分类；《灵枢•本神》表达五脏病以虚实为论；《灵枢•海论》对四海病以有余、不足表述；《素问•通评虚实论》从虚实角度评判人体疾病，涉及的病证包括肠澼、癫疾、消瘅、痈疽、暴厥、聋、腹胀等病；《素问•热论》以虚实辨治热病，言“视其虚实，调其逆从，可使必已矣”；《素问•玉机真脏论》以虚实的不同证候判断疾病预后等。诸多经文与内容皆表达了一个共同的认识：虚实是疾病发生的核心病机，也是辨证的根本所在。
以阴阳确定辨证属性的内容，明确见于两篇，一是《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故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其阴阳，以别柔刚”；二是《素问•至真要大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阴阳辨证之于脏腑医学体系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但对针刺治疗疾病几乎毫无指导意义。
治病原则与方法——脏腑医学调阴阳，身形医学行补泻
以药物治疗为主要方法的脏腑医学体系，治疗疾病的原则注重调节阴阳的偏盛偏衰，使之达到平衡，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阴阳者，天地之道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至真要大论》言“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治病方法则甚为丰富，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基本包含了后世之汗、吐、下、温、和、清、消、补八法。《素问•至真要大论》则提出了更为丰富的方法。
以针灸为主要治法的《灵枢》强调针石治疗的主要功用是补虚泻实，部分以针灸为主要内容的《素问》篇章亦强调了这一治法。如《灵枢•九针十二原》言：“虚实之要，九针最妙。补泻之时，以针为之。”《灵枢•官针》言：“故用针者，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也。”《灵枢•海论》言：“审守其腧，而调其虚实，无犯其害，顺者得复，逆者必败。”《灵枢•经脉》言：“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本篇在对十二经每经之是动、所生病分别阐述之后，皆言“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素问•三部九候论》言：“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决死生，以处百病，以调虚实，而除邪疾……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
同时，针刺的操作亦进行了补虚、泻实的基本区分，其行针补泻法包括徐疾补泻、开阖补泻、迎随补泻、呼吸补泻、方圆补泻、提插补泻等，在此不作一一赘述。
总之，目前的中医学框架简单地将《内经》的医学体系视为脏腑医学体系的一种，将药物、针灸、砭石、按蹻仅仅视为脏腑体系下不同的治病方法，是涵摄于统一中医学理论之下的具体临床应用。其问题在于倒置了实践与理论在形成与发展之中的本末关系。中医学学科体系虽然在后期理论的系统化、丰富性上受到了哲学的规范，但其早期基础性理论具有明确的临床实践先行性，并由此决定了基于不同的治病方法所形成的理论体系是不同的，是需要还原、甄别的，这对客观、理性地解读《内经》理论，抑或从中获取启示、发展医学，都是极为重要的。
（本文摘编自《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临床识病要“七辨”
曹建春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秦皇岛医院
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学认识疾病的精髓，包含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丰富的技术体系。整体观念强调要全面地看问题，就是要掌握事物的方方面面，把人体当作一个整体去分析，把人类放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去考量。辨证论治要求在疾病普遍规律的基础上，因人、因时、因地制宜，采用个体化的措施诊断治疗，调整阴阳，以平为期。
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要从七个层面去分析、辨别、处理健康问题，姑且称其为“七辨”。这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细化和深化，对青年医师分析疾病、处理健康相关复杂问题有所启发，对患者正确认识疾病和采用相应的防治措施有所帮助。
一辨病。《黄帝内经》提出了风、寒、暑、湿、燥、火，喜、怒、忧、思、悲、恐、惊等病因的致病特点。汉代张仲景补充了痰饮、瘀血的证候特征、治疗原则及具体方药。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提出“乖戾之气”等传染病病因的辨析要点。一定的病因作用于体内，导致人体调节能力失常，引发阴阳失衡，并按照相对稳定的规律发展变化，就是疾病。如甲骨文中记载的龋，《五十二病方》中的牡痔，《伤寒论》中的太阳病、阳明病等。只有辨病准确，才能掌握病变的病位、病性、病势和演变规律。
二辨证。辨证是在辨病的基础上，对疾病的某一阶段的深化和细化，是中医精准医学的具体体现。如脏腑辨证、五体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八纲辨证、三焦辨证等。在诊察患者时，强调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也就是用医生的多种感觉器官，收集病患当前的各种信息。这种信息不但包含了患者的症状表现，还包含了神、色、形、态、舌象、脉象等体征指标，强调了在病的基础上，某一阶段的病机病理变化状态，是辨病的细化和深化。
三辨体质。中医学体质学说起源于《黄帝内经》“阴阳二十五人”理论，体质是人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心理状态和适应能力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特质。中医体质学以“人”为研究对象，从“体质”角度开展分类研究，运用分类方法研究体质类型，并阐述不同体质类型与疾病的相关性和潜在风险，给予防治策略和干预手段。只有辨清楚体质，医者才能够准确地把握治疗方法作用于人体后的预期效果。
四辨心身。过度的思虑、焦虑、抑郁、恐惧、怨恨等情绪与脾胃病、心血管疾病、风湿免疫疾病等密切相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素问•疏五过论》指出，先贵后贱、先富后贫、暴乐暴苦、先乐后苦，均会造成精神内伤，甚至夭折寿命。针对心身疾病的养生方法，《素问•上古天真论》指出：“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五辨时空。《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指导着中医理论在临床上的应用，延伸出“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中医学诊治、养生特点，是中医学体系中的核心观点。《素问•异法方宜论》：“黄帝问曰：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对曰：地势使然也。”强调了在不同的地域，用不同的方法来治疗同一种疾病。同时也要根据时令气候特点、昼夜四时变化做出调整。
六辨需求。要辨别分析作为被考察对象——患者本人的主观感受。笔者曾接诊过被诊断为“神经官能症”的患者。该患者心悸、胸闷、纳差、眠差，生活质量严重下降，但是检体诊断、实验室检查及相关量表测评却显示：未见明显异常。类似这些疾病，医生可能认为是“小病”，但患者的主观感受却很明显，或是有时患者期望获得的治疗效果和医生能够提供的帮助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时身为医生必须站在患者角度，认真考虑患者需求。这一点是站在医患双方交互的角度去考量的。
七辨人际。患者不是单独的个体，作为家庭的一员、社会的一分子，其健康状况也深刻影响家庭的生活，一定程度上还会影响到亲友关系和单位的工作。患者家属、亲戚朋友、同事同学等作为第三方对疗效的期望、照护方面的担忧、医疗花费和社会资源的占用的考虑也需要辨析。在呵护生命健康，追求患者损伤最小，获益最大的疗法的基础上，统筹考虑家属和亲友的意愿、社会的需求，力争达成共识。在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坚守大医精诚的初心，普救含灵之苦，是医者始终不变的抉择。
曹建春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秦皇岛医院
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学认识疾病的精髓，包含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丰富的技术体系。整体观念强调要全面地看问题，就是要掌握事物的方方面面，把人体当作一个整体去分析，把人类放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去考量。辨证论治要求在疾病普遍规律的基础上，因人、因时、因地制宜，采用个体化的措施诊断治疗，调整阴阳，以平为期。
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要从七个层面去分析、辨别、处理健康问题，姑且称其为“七辨”。这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细化和深化，对青年医师分析疾病、处理健康相关复杂问题有所启发，对患者正确认识疾病和采用相应的防治措施有所帮助。
一辨病。《黄帝内经》提出了风、寒、暑、湿、燥、火，喜、怒、忧、思、悲、恐、惊等病因的致病特点。汉代张仲景补充了痰饮、瘀血的证候特征、治疗原则及具体方药。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提出“乖戾之气”等传染病病因的辨析要点。一定的病因作用于体内，导致人体调节能力失常，引发阴阳失衡，并按照相对稳定的规律发展变化，就是疾病。如甲骨文中记载的龋，《五十二病方》中的牡痔，《伤寒论》中的太阳病、阳明病等。只有辨病准确，才能掌握病变的病位、病性、病势和演变规律。
二辨证。辨证是在辨病的基础上，对疾病的某一阶段的深化和细化，是中医精准医学的具体体现。如脏腑辨证、五体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八纲辨证、三焦辨证等。在诊察患者时，强调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也就是用医生的多种感觉器官，收集病患当前的各种信息。这种信息不但包含了患者的症状表现，还包含了神、色、形、态、舌象、脉象等体征指标，强调了在病的基础上，某一阶段的病机病理变化状态，是辨病的细化和深化。
三辨体质。中医学体质学说起源于《黄帝内经》“阴阳二十五人”理论，体质是人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心理状态和适应能力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特质。中医体质学以“人”为研究对象，从“体质”角度开展分类研究，运用分类方法研究体质类型，并阐述不同体质类型与疾病的相关性和潜在风险，给予防治策略和干预手段。只有辨清楚体质，医者才能够准确地把握治疗方法作用于人体后的预期效果。
四辨心身。过度的思虑、焦虑、抑郁、恐惧、怨恨等情绪与脾胃病、心血管疾病、风湿免疫疾病等密切相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素问•疏五过论》指出，先贵后贱、先富后贫、暴乐暴苦、先乐后苦，均会造成精神内伤，甚至夭折寿命。针对心身疾病的养生方法，《素问•上古天真论》指出：“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五辨时空。《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指导着中医理论在临床上的应用，延伸出“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中医学诊治、养生特点，是中医学体系中的核心观点。《素问•异法方宜论》：“黄帝问曰：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对曰：地势使然也。”强调了在不同的地域，用不同的方法来治疗同一种疾病。同时也要根据时令气候特点、昼夜四时变化做出调整。
六辨需求。要辨别分析作为被考察对象——患者本人的主观感受。笔者曾接诊过被诊断为“神经官能症”的患者。该患者心悸、胸闷、纳差、眠差，生活质量严重下降，但是检体诊断、实验室检查及相关量表测评却显示：未见明显异常。类似这些疾病，医生可能认为是“小病”，但患者的主观感受却很明显，或是有时患者期望获得的治疗效果和医生能够提供的帮助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时身为医生必须站在患者角度，认真考虑患者需求。这一点是站在医患双方交互的角度去考量的。
七辨人际。患者不是单独的个体，作为家庭的一员、社会的一分子，其健康状况也深刻影响家庭的生活，一定程度上还会影响到亲友关系和单位的工作。患者家属、亲戚朋友、同事同学等作为第三方对疗效的期望、照护方面的担忧、医疗花费和社会资源的占用的考虑也需要辨析。在呵护生命健康，追求患者损伤最小，获益最大的疗法的基础上，统筹考虑家属和亲友的意愿、社会的需求，力争达成共识。在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坚守大医精诚的初心，普救含灵之苦，是医者始终不变的抉择。
叶天士论相火
摘自2024-3-22中国中医药报
姚鹏宇 山东省名老中医药专家陶汉华传承工作室
火有用而无体，有位而无质。相火一词首见于《素问•天元纪大论》：“君火以明，相火以位。”后世诸家注疏发挥，衍义变化，丰富医理，指导临证。然众说纷纭，皆有据理，使人莫衷一是，难抉取舍。叶天士于相火之论，见解独到，以案言理，治中论法，丰相火之说，阐临证之用。
相火医论
叶天士于相火之说，论理丰备，其内容散见于《临证医案指南》《未刻本叶氏医案》《叶天士晚年方案真本》《叶氏医案存真》《眉寿堂方案选存》《种福堂公选医案》（以下分别简称《临证》《未刻本》《晚年》《存真》《眉寿堂》《种福堂》）等。概括其学术观点可分为内寄肝胆、相火宜凉、君动相随、龙相互挟、相火犯胃、风火相煽和相火易动七论。
内寄肝胆
相火生于虚无，寄居脏腑，守位禀命，因动而见。相火的脏腑配属是相火研究的核心问题。历代医家于相火之配属脏腑，各有论述发挥，如“包络”说、“五脏”说、“肝肾”说、“肝胆”说、“命门”说等，其内容散见于李东垣、朱丹溪、陈士铎、张景岳等医家著述之中。叶氏于相火之脏腑配属，执“肝胆内寄相火”之论，即肝胆为相火寄藏之所。叶案有云“相火内寄肝胆”（《临证•吐血》）、“相火寄藏肝胆”（《临证•便血》）等。《说文》载“寄，托也”，有依赖、依附之意，相火寄于肝胆，肝胆宁则相火煦而不燔，动而不乱；肝胆病则相火燔灼妄动，为患作乱。
相火宜凉
“亢则害，承乃制”，火若有制，谧藏脏腑，温煦生化；火若无制，升腾蔓延，戕害人身。叶天士首倡“相火宜凉”之说，叶案云“相火宜凉，凡益肾取乎温养必佐凉肝以监制，方无偏党”（《存真》）。相火宜凉，凉则有制，遂生生之机，无腾炎之势。叶天士又谓“厥阴相火内寄，恶寒喜凉”（《存真》）、“若肝脏日刚，木火内寄，情志拂逆，必相火勃起，谓凉则肝宁”（《晚年》）、“大凡肝肾宜润宜凉”（《临证•肝风》）、“况肝胆相火内寄，非凉剂无以和平”（《临证•胎前》），肝胆内寄相火，扰动为患，凉则平之，相火宁则肝胆宁。郁火宜发，实火宜泻，虚火宜补，阴火宜引，相火宜凉，此治火之圭臬。相火宜凉而不宜寒，寒则遏，清凉最切，《杏轩医案•鲍禹京翁夫人厥证治法节略》有云“第此火非从外来，良由木失水涵，以致肝阳内炽。芩连知柏，苦寒伤胃，洵非所宜。不若生地、丹皮之属，清肝凉血为稳”，可供参验。
君动相随
相火寄于肝胆，而受制于君火。《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曰：“心，君火也，为物所感而动，心动则相火亦动。”首倡君动相随说。君动相随是君相二火之间主次关系的阐释，黄元御谓“相火以君火为主也”（《伤寒悬解•太阳经下编》），外物感应于心，君火易动而难静，相火亢而为害，张景岳云“故心火一动，则相火翕然从之”（《景岳全书•妇人规•经脉类》）。叶天士承袭前贤之论，以君动相随，阐君相二火之生理，言心肝二脏之病理。叶氏于君动相随之论，可分两端，一是心阳动亢则相火失制，二为君火相火易并挟为患。叶氏谓“心阳自动，相火随之”（《存真》）、“心阳动上亢，挟肝胆相火”（《晚年》）、“心阳上引，相火交升”（《种福堂》）等，揭示心阳为相火升腾之因。阳动化火，君火不宁，相火随之，故君相每多并见，叶氏云“君相升举，蒙冒清神”（《存真》）、“心虚忡悸，君相多升”（《晚年》）、“盖君相动主消烁”（《临证•木乘土》）等，皆为君相同病之论。
龙相互挟
火之种类繁多，简言之，不外内外、虚实之别，分而论之，如龙火、雷火、相火种种，不胜枚举。诸火相关，每多并见，君相相系，龙相攸关。叶案不乏龙相互挟为病之案，仅《临证》一书即有8案见“龙相”之名。龙火藏于肾，相火寄于肝，乙癸同源，位置毗邻，若肝肾精血充足，则龙相得制，静而守位，各安其所。肾中龙雷失守，则相火沸动，龙相交炽，叶氏谓“阴中龙雷，夹木中相火沸动，失血咳嗽，是脏阴不为宁谧”（《存真》）、“致阴中龙雷挟木中相火，震动而沸，失血咳嗽”（《晚年》）；肝胆相火不宁，则勾引龙雷，亢炎莫制，叶案中不乏龙相同治之案。君、相、龙三火亦可同病，如叶案云“向年操持劳心，心阳动上亢，挟肝胆相火，肾中龙火自至”（《晚年》），为三火次第而动，提供参考。
相火犯胃
肝为起病之源，胃为传病之所，“肝-胃相关”理论是叶天士学术思想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临证指南医案》全书共有医案2576例，“肝—胃”相关类案就有233例，占总医案数的9％。相火与胃腑的生理、病理相关性是“肝—胃相关”的重要内容之一。相火和平，则胃土得其疏达，故水谷纳腐，《临证》泄泻一篇后附蒋式玉按语曰“相火寄焉，风火扇胃，而热腐五谷”；相火亢烈，则熏灼胃脘，故胃腑受病，《外经微言•胃土篇》载“相火与胃不相合也，故相火得之而燔”，叶氏有云“相火内风旋转，熏灼胃脘，逆冲为呕，舌络被熏则绛赤如火”（《临证•中风》）、“夫吐痰冲气，乃肝胆相火犯胃过膈，纳食自少，阳明已虚”（《临证•中风》）。叶案载“盖阳明胃土，独当木火之侵侮，所以制其冲逆之威也，是病原治法大略”（《临证•木乘土》），明阐制肝和胃之要义。
风火相煽
火炎而风起，风煽而火盛，火焰风翔，两相交织，戕害为患。阳动化风，阳盛成火，火、风二者源同名异，生理相系，病理相关。肝为风木之脏，肝阳浮动或阴血耗伤，不能敛阳，阳气为之变动而化风。相火、肝风每多互引，故临证常见风火相煽之证。叶氏有云“相火肝风上窜”（《临证•眩晕》）、“此皆情志郁勃，肝胆相火内风，上循清窍”（《临证•郁》）、“肝胆内寄之相火风木内震不息”（《临证•木乘土》）、“皆肝胆中相火，内风未得宁静”（《存真》）等。火动风旋，风助火势，同恶相济，其势亢炎难制，治之最为棘手。
相火易动
相火易动是相火具有代表性的病理特征之一，叶天士云“相火易动无制”（《临证•遗精》）。《格致余论•相火论》云“相火易起，五性厥阳之火相煽，则妄动矣”，是关于“相火易动”较早的论述。相火易动，导致其侵扰病位多，上及巅顶，下注二窍，无处不到；临床病证多，动而为害，故最易起病生疾；兼夹病邪多，他邪动乱，每易引动相火。肝脏“脏贼”“病源”之名由来，内寄相火，火又易动为其一因也。
相火治法
若述相火之病症，变化莫测，难执其柄。叶天士论及相火之案五十余则，见于郁、厥、喘、咳嗽、阳痿、遗精、眩晕、肝风、虚劳、吐血、痢疾、痉厥、耳胀、癥瘕诸病。荟萃诸案，以病机着眼，治法为提挈，方药为目，分列条目，归纳总结为叶氏治相火病症六法。
和肝制火
相火寄于肝，肝和则相宁。叶天士和肝制火之法，可概括为三类，一指肝脏体用之和，二指肝脏阴阳之和，三指肝胃脏腑之和。叶氏云“考《内经》治肝，不外辛以理用，酸以治体，甘以缓急”（《临证•痉厥》）、“《内经》肝病，不越三法，辛散以理肝，酸泄以体肝”（《临证•胁痛》）、“法以苦降、辛宣、酸泄之治，使阳和气平之后”（《存真》），立和肝治法，辛酸并施和体用，补泻同用和阴阳，辅以甘药和肝胃。体用之和，选药白芍、乌梅、五味子、山茱萸、木瓜酸以治体，吴茱萸、当归、川椒等辛以理用。阴阳之和，夏枯草、栀子、丹皮、黄连等苦降制亢，生地黄、枸杞子、酸枣仁、旱莲子、女贞子、石斛、当归等益阴和阳，阴静阳谧，遂生生之机，而无作乱之患。至于肝胃和法此处不表，于下文细述。华岫云谓：“至于治肝之法，药味错杂，或寒热互用，或苦辛酸咸并投，盖因厥阴有相火内寄治法不得不然耳。”观此于肝脏治法之繁杂可窥。
肝胃同治
叶天士谓“经言治肝不应，当取阳明，肝胃一脏一腑相对”（《临证•痉厥》），土木为雠，肝胃失和，相火莫制，故培土制亢炎。论及肝胃治法，用药最易分明，不过两端，肝药、胃药而已，倘加细分又有清肝热、养肝阴、补胃气、益胃阴等细枝末节。肝药之选，上法已有详述。胃药之选，遵甘药益胃，择人参、莲子、橘红、山药、芡实等补土虚；循胃体阳用阴之说，以石菖蒲、枳实、半夏、茯苓、神曲等复通降；按胃阴之说，选用石斛、麦冬、天冬、北沙参等养胃阴。临证选方如安胃丸、乌梅丸等。叶氏受学于王子接，王氏有云“辛酸同用，以化肝气；酸甘相辅，以和胃气”（《绛雪园古方选注•内科•安胃汤》），颇切此肝胃同治之旨。土旺制木之侮，肝胃和相火宁。
乙癸同治
真水涸流则相火飞越，肾脏精亏则木失水涵，木失所养则相火无制，环环相扣，病则一体。乙癸同治，滋水涵木，水源生，肝木濡，相火宁。补益肝肾，多择熟地黄、女贞子、山茱萸、枸杞子、沙苑子、肉苁蓉、巴戟天、穞豆衣等，叶氏云“相火宜凉，凡益肾取乎温养必佐凉肝以监制”（《存真》）、“考经旨肾阴中有真阳温煦，生生自旺。若肝脏日刚，木火内寄，情志拂逆，必相火勃起，谓凉则肝宁”（《晚年》），故补肾常以温养，益肝多用凉润，合而施之。然草木效乏，必籍浓味填精，鸡子黄、龟甲、猪脊髓、鱼胶、乌骨鸡、阿胶、河车胶等皆可采用。叶氏云“制壮水之剂加磁石、龟甲之沉潜乃乙癸同治之义”（《存真》），除磁石、龟甲、牡蛎等潜阳之品，亦择五味子、沉香、胡桃肉、青铅、牛膝、坎炁等敛降之药，以制相火上窜之势。临证选方知柏八味丸、二至丸、都气丸、贞元饮、琼玉膏、补阴汤等参合上药加减化裁。
清营通瘀
心阳化火引动相火，相火妄动扰乱心阳，又以心主血而肝藏血，故心肝同病每涉营血，叶天士谓“心阳自动，相火随之，然清心安肾等法，未能速效，暂以清营通瘀，宣窍之剂”（《存真》），亢阳相火煎熬血中津液，火灼迫津，渐生瘀浊，此外火动扰络，络血渗溢，化生瘀血。清营通瘀要在清营，营热得清，津液得复，何堪至瘀。清营必要养营，清养并施，方能无虞，选药如天冬、生地黄、阿胶、藕汁、丹皮等，叶氏又谓“非汤药直清直降可治。议天王补心丹，制伏跷阳道路，营液得以升降自如”（《种福堂》），以天王补心丹化裁清营养营。瘀象已见，化瘀通络，选用生蒲黄、丹皮、降香、郁金、丹参等品。
清火熄风
风火相煽，狼狈为奸，鸱张为患。徒以清火则余烬随风复燃，只知熄风则火窜内风再起。故执火、风两端，各施其法，又究病起同源，滋补为要，使相火、内风不为暴起，两相消宁。滋补潜阳，熄风宁火，选药遵前乙癸同治与和肝制火之论。清火选丹皮、栀子、夏枯草、菊花、菊叶等；熄风择钩藤、天麻、白蒺藜、菊花、桑叶、羚羊角等。
清降相火
相火上郁，袭窍攻巅，首倡清降。叶氏立法清降少阳相火，选药苦丁茶、金银花、绿豆皮、荷叶、连翘、菊叶、夏枯草、蔓荆子、羚羊角、桑叶等，以轻剂达上，清而降之为宜。
叶天士于相火之说，立论鲜明，治法详备。纵观叶案虽以相火为说理用方之依据，而又不囿于相火一论，别出机杼，切以实用。
摘自2024-3-22中国中医药报
姚鹏宇 山东省名老中医药专家陶汉华传承工作室
火有用而无体，有位而无质。相火一词首见于《素问•天元纪大论》：“君火以明，相火以位。”后世诸家注疏发挥，衍义变化，丰富医理，指导临证。然众说纷纭，皆有据理，使人莫衷一是，难抉取舍。叶天士于相火之论，见解独到，以案言理，治中论法，丰相火之说，阐临证之用。
相火医论
叶天士于相火之说，论理丰备，其内容散见于《临证医案指南》《未刻本叶氏医案》《叶天士晚年方案真本》《叶氏医案存真》《眉寿堂方案选存》《种福堂公选医案》（以下分别简称《临证》《未刻本》《晚年》《存真》《眉寿堂》《种福堂》）等。概括其学术观点可分为内寄肝胆、相火宜凉、君动相随、龙相互挟、相火犯胃、风火相煽和相火易动七论。
内寄肝胆
相火生于虚无，寄居脏腑，守位禀命，因动而见。相火的脏腑配属是相火研究的核心问题。历代医家于相火之配属脏腑，各有论述发挥，如“包络”说、“五脏”说、“肝肾”说、“肝胆”说、“命门”说等，其内容散见于李东垣、朱丹溪、陈士铎、张景岳等医家著述之中。叶氏于相火之脏腑配属，执“肝胆内寄相火”之论，即肝胆为相火寄藏之所。叶案有云“相火内寄肝胆”（《临证•吐血》）、“相火寄藏肝胆”（《临证•便血》）等。《说文》载“寄，托也”，有依赖、依附之意，相火寄于肝胆，肝胆宁则相火煦而不燔，动而不乱；肝胆病则相火燔灼妄动，为患作乱。
相火宜凉
“亢则害，承乃制”，火若有制，谧藏脏腑，温煦生化；火若无制，升腾蔓延，戕害人身。叶天士首倡“相火宜凉”之说，叶案云“相火宜凉，凡益肾取乎温养必佐凉肝以监制，方无偏党”（《存真》）。相火宜凉，凉则有制，遂生生之机，无腾炎之势。叶天士又谓“厥阴相火内寄，恶寒喜凉”（《存真》）、“若肝脏日刚，木火内寄，情志拂逆，必相火勃起，谓凉则肝宁”（《晚年》）、“大凡肝肾宜润宜凉”（《临证•肝风》）、“况肝胆相火内寄，非凉剂无以和平”（《临证•胎前》），肝胆内寄相火，扰动为患，凉则平之，相火宁则肝胆宁。郁火宜发，实火宜泻，虚火宜补，阴火宜引，相火宜凉，此治火之圭臬。相火宜凉而不宜寒，寒则遏，清凉最切，《杏轩医案•鲍禹京翁夫人厥证治法节略》有云“第此火非从外来，良由木失水涵，以致肝阳内炽。芩连知柏，苦寒伤胃，洵非所宜。不若生地、丹皮之属，清肝凉血为稳”，可供参验。
君动相随
相火寄于肝胆，而受制于君火。《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曰：“心，君火也，为物所感而动，心动则相火亦动。”首倡君动相随说。君动相随是君相二火之间主次关系的阐释，黄元御谓“相火以君火为主也”（《伤寒悬解•太阳经下编》），外物感应于心，君火易动而难静，相火亢而为害，张景岳云“故心火一动，则相火翕然从之”（《景岳全书•妇人规•经脉类》）。叶天士承袭前贤之论，以君动相随，阐君相二火之生理，言心肝二脏之病理。叶氏于君动相随之论，可分两端，一是心阳动亢则相火失制，二为君火相火易并挟为患。叶氏谓“心阳自动，相火随之”（《存真》）、“心阳动上亢，挟肝胆相火”（《晚年》）、“心阳上引，相火交升”（《种福堂》）等，揭示心阳为相火升腾之因。阳动化火，君火不宁，相火随之，故君相每多并见，叶氏云“君相升举，蒙冒清神”（《存真》）、“心虚忡悸，君相多升”（《晚年》）、“盖君相动主消烁”（《临证•木乘土》）等，皆为君相同病之论。
龙相互挟
火之种类繁多，简言之，不外内外、虚实之别，分而论之，如龙火、雷火、相火种种，不胜枚举。诸火相关，每多并见，君相相系，龙相攸关。叶案不乏龙相互挟为病之案，仅《临证》一书即有8案见“龙相”之名。龙火藏于肾，相火寄于肝，乙癸同源，位置毗邻，若肝肾精血充足，则龙相得制，静而守位，各安其所。肾中龙雷失守，则相火沸动，龙相交炽，叶氏谓“阴中龙雷，夹木中相火沸动，失血咳嗽，是脏阴不为宁谧”（《存真》）、“致阴中龙雷挟木中相火，震动而沸，失血咳嗽”（《晚年》）；肝胆相火不宁，则勾引龙雷，亢炎莫制，叶案中不乏龙相同治之案。君、相、龙三火亦可同病，如叶案云“向年操持劳心，心阳动上亢，挟肝胆相火，肾中龙火自至”（《晚年》），为三火次第而动，提供参考。
相火犯胃
肝为起病之源，胃为传病之所，“肝-胃相关”理论是叶天士学术思想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临证指南医案》全书共有医案2576例，“肝—胃”相关类案就有233例，占总医案数的9％。相火与胃腑的生理、病理相关性是“肝—胃相关”的重要内容之一。相火和平，则胃土得其疏达，故水谷纳腐，《临证》泄泻一篇后附蒋式玉按语曰“相火寄焉，风火扇胃，而热腐五谷”；相火亢烈，则熏灼胃脘，故胃腑受病，《外经微言•胃土篇》载“相火与胃不相合也，故相火得之而燔”，叶氏有云“相火内风旋转，熏灼胃脘，逆冲为呕，舌络被熏则绛赤如火”（《临证•中风》）、“夫吐痰冲气，乃肝胆相火犯胃过膈，纳食自少，阳明已虚”（《临证•中风》）。叶案载“盖阳明胃土，独当木火之侵侮，所以制其冲逆之威也，是病原治法大略”（《临证•木乘土》），明阐制肝和胃之要义。
风火相煽
火炎而风起，风煽而火盛，火焰风翔，两相交织，戕害为患。阳动化风，阳盛成火，火、风二者源同名异，生理相系，病理相关。肝为风木之脏，肝阳浮动或阴血耗伤，不能敛阳，阳气为之变动而化风。相火、肝风每多互引，故临证常见风火相煽之证。叶氏有云“相火肝风上窜”（《临证•眩晕》）、“此皆情志郁勃，肝胆相火内风，上循清窍”（《临证•郁》）、“肝胆内寄之相火风木内震不息”（《临证•木乘土》）、“皆肝胆中相火，内风未得宁静”（《存真》）等。火动风旋，风助火势，同恶相济，其势亢炎难制，治之最为棘手。
相火易动
相火易动是相火具有代表性的病理特征之一，叶天士云“相火易动无制”（《临证•遗精》）。《格致余论•相火论》云“相火易起，五性厥阳之火相煽，则妄动矣”，是关于“相火易动”较早的论述。相火易动，导致其侵扰病位多，上及巅顶，下注二窍，无处不到；临床病证多，动而为害，故最易起病生疾；兼夹病邪多，他邪动乱，每易引动相火。肝脏“脏贼”“病源”之名由来，内寄相火，火又易动为其一因也。
相火治法
若述相火之病症，变化莫测，难执其柄。叶天士论及相火之案五十余则，见于郁、厥、喘、咳嗽、阳痿、遗精、眩晕、肝风、虚劳、吐血、痢疾、痉厥、耳胀、癥瘕诸病。荟萃诸案，以病机着眼，治法为提挈，方药为目，分列条目，归纳总结为叶氏治相火病症六法。
和肝制火
相火寄于肝，肝和则相宁。叶天士和肝制火之法，可概括为三类，一指肝脏体用之和，二指肝脏阴阳之和，三指肝胃脏腑之和。叶氏云“考《内经》治肝，不外辛以理用，酸以治体，甘以缓急”（《临证•痉厥》）、“《内经》肝病，不越三法，辛散以理肝，酸泄以体肝”（《临证•胁痛》）、“法以苦降、辛宣、酸泄之治，使阳和气平之后”（《存真》），立和肝治法，辛酸并施和体用，补泻同用和阴阳，辅以甘药和肝胃。体用之和，选药白芍、乌梅、五味子、山茱萸、木瓜酸以治体，吴茱萸、当归、川椒等辛以理用。阴阳之和，夏枯草、栀子、丹皮、黄连等苦降制亢，生地黄、枸杞子、酸枣仁、旱莲子、女贞子、石斛、当归等益阴和阳，阴静阳谧，遂生生之机，而无作乱之患。至于肝胃和法此处不表，于下文细述。华岫云谓：“至于治肝之法，药味错杂，或寒热互用，或苦辛酸咸并投，盖因厥阴有相火内寄治法不得不然耳。”观此于肝脏治法之繁杂可窥。
肝胃同治
叶天士谓“经言治肝不应，当取阳明，肝胃一脏一腑相对”（《临证•痉厥》），土木为雠，肝胃失和，相火莫制，故培土制亢炎。论及肝胃治法，用药最易分明，不过两端，肝药、胃药而已，倘加细分又有清肝热、养肝阴、补胃气、益胃阴等细枝末节。肝药之选，上法已有详述。胃药之选，遵甘药益胃，择人参、莲子、橘红、山药、芡实等补土虚；循胃体阳用阴之说，以石菖蒲、枳实、半夏、茯苓、神曲等复通降；按胃阴之说，选用石斛、麦冬、天冬、北沙参等养胃阴。临证选方如安胃丸、乌梅丸等。叶氏受学于王子接，王氏有云“辛酸同用，以化肝气；酸甘相辅，以和胃气”（《绛雪园古方选注•内科•安胃汤》），颇切此肝胃同治之旨。土旺制木之侮，肝胃和相火宁。
乙癸同治
真水涸流则相火飞越，肾脏精亏则木失水涵，木失所养则相火无制，环环相扣，病则一体。乙癸同治，滋水涵木，水源生，肝木濡，相火宁。补益肝肾，多择熟地黄、女贞子、山茱萸、枸杞子、沙苑子、肉苁蓉、巴戟天、穞豆衣等，叶氏云“相火宜凉，凡益肾取乎温养必佐凉肝以监制”（《存真》）、“考经旨肾阴中有真阳温煦，生生自旺。若肝脏日刚，木火内寄，情志拂逆，必相火勃起，谓凉则肝宁”（《晚年》），故补肾常以温养，益肝多用凉润，合而施之。然草木效乏，必籍浓味填精，鸡子黄、龟甲、猪脊髓、鱼胶、乌骨鸡、阿胶、河车胶等皆可采用。叶氏云“制壮水之剂加磁石、龟甲之沉潜乃乙癸同治之义”（《存真》），除磁石、龟甲、牡蛎等潜阳之品，亦择五味子、沉香、胡桃肉、青铅、牛膝、坎炁等敛降之药，以制相火上窜之势。临证选方知柏八味丸、二至丸、都气丸、贞元饮、琼玉膏、补阴汤等参合上药加减化裁。
清营通瘀
心阳化火引动相火，相火妄动扰乱心阳，又以心主血而肝藏血，故心肝同病每涉营血，叶天士谓“心阳自动，相火随之，然清心安肾等法，未能速效，暂以清营通瘀，宣窍之剂”（《存真》），亢阳相火煎熬血中津液，火灼迫津，渐生瘀浊，此外火动扰络，络血渗溢，化生瘀血。清营通瘀要在清营，营热得清，津液得复，何堪至瘀。清营必要养营，清养并施，方能无虞，选药如天冬、生地黄、阿胶、藕汁、丹皮等，叶氏又谓“非汤药直清直降可治。议天王补心丹，制伏跷阳道路，营液得以升降自如”（《种福堂》），以天王补心丹化裁清营养营。瘀象已见，化瘀通络，选用生蒲黄、丹皮、降香、郁金、丹参等品。
清火熄风
风火相煽，狼狈为奸，鸱张为患。徒以清火则余烬随风复燃，只知熄风则火窜内风再起。故执火、风两端，各施其法，又究病起同源，滋补为要，使相火、内风不为暴起，两相消宁。滋补潜阳，熄风宁火，选药遵前乙癸同治与和肝制火之论。清火选丹皮、栀子、夏枯草、菊花、菊叶等；熄风择钩藤、天麻、白蒺藜、菊花、桑叶、羚羊角等。
清降相火
相火上郁，袭窍攻巅，首倡清降。叶氏立法清降少阳相火，选药苦丁茶、金银花、绿豆皮、荷叶、连翘、菊叶、夏枯草、蔓荆子、羚羊角、桑叶等，以轻剂达上，清而降之为宜。
叶天士于相火之说，立论鲜明，治法详备。纵观叶案虽以相火为说理用方之依据，而又不囿于相火一论，别出机杼，切以实用。
名医名方
知柏潜阳汤
摘自2024-3-28中国中医药报
王庆其，男，1944年出生。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教学名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上海市名中医，第五、六、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工作50余年，擅长治疗脾胃病及疑难杂症；从事《内经》教学工作40余年，对《黄帝内经》理论的临床运用与文化价值研究有较深造诣。
组成：知母12~15克，黄柏12~15克，地骨皮12~25克，龙骨30~60克，牡蛎30~60克，龟甲12~30克，鳖甲12~30克，肉桂3克。
功效：滋阴潜阳，泻火坚阴。
主治：阴虚阳亢、上热下寒等虚阳浮越证，临床多应用于围绝经期综合征、干燥综合征等风湿免疫疾病及某些内分泌失调疾病出现阴虚阳亢证候者。此类患者素体阴虚，精血亏损，阳气易亢，虚火妄动，阴虚阳亢，故常表现为潮热汗出，情绪急躁，口燥咽干，目涩耳鸣，腰膝酸软等症状。
用法：水煎服，每日1剂，早晚各1次。
方解：根据朱丹溪“阴常不足，阳常有余”理论，依照叶天士“欲固其阴，先和其阳，和阳之道，在补阴以潜阳”之法，使用滋阴潜阳法治疗虚阳上浮之证。通过潜降相火，引火归元，则阴阳平秘，精气得以固藏。方中黄柏、知母“苦以坚阴”为君，可固肾阴、泻相火、退虚热；龙骨、牡蛎、龟甲、鳖甲“介以潜阳”为臣，其中，龙骨、牡蛎平肝潜阳、收敛固涩，龟甲、鳖甲直入阴分，滋阴清热潜阳；地骨皮清虚热、退骨蒸；“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故辅以肉桂反佐，引龙入海，导火归元。诸药相伍，共奏滋阴固肾，平肝潜阳之功。
加减：除上述主症外，同时伴有畏寒怕冷者加仙茅、仙灵脾；头痛眩晕者加天麻、菊花、石决明；汗出较多者加碧桃干、糯稻根；口干者加天花粉、芦根；眼目干涩者加青箱子、决明子；咽痛不适者加西青果、射干；心情抑郁者加代代花、厚朴花、郁金；气机不畅者加八月札、路路通；睡眠不安者加夜交藤、合欢皮、酸枣仁；舌苔腻者加藿香、紫苏梗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蔡玥娇整理）
知柏潜阳汤
摘自2024-3-28中国中医药报
王庆其，男，1944年出生。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教学名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上海市名中医，第五、六、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工作50余年，擅长治疗脾胃病及疑难杂症；从事《内经》教学工作40余年，对《黄帝内经》理论的临床运用与文化价值研究有较深造诣。
组成：知母12~15克，黄柏12~15克，地骨皮12~25克，龙骨30~60克，牡蛎30~60克，龟甲12~30克，鳖甲12~30克，肉桂3克。
功效：滋阴潜阳，泻火坚阴。
主治：阴虚阳亢、上热下寒等虚阳浮越证，临床多应用于围绝经期综合征、干燥综合征等风湿免疫疾病及某些内分泌失调疾病出现阴虚阳亢证候者。此类患者素体阴虚，精血亏损，阳气易亢，虚火妄动，阴虚阳亢，故常表现为潮热汗出，情绪急躁，口燥咽干，目涩耳鸣，腰膝酸软等症状。
用法：水煎服，每日1剂，早晚各1次。
方解：根据朱丹溪“阴常不足，阳常有余”理论，依照叶天士“欲固其阴，先和其阳，和阳之道，在补阴以潜阳”之法，使用滋阴潜阳法治疗虚阳上浮之证。通过潜降相火，引火归元，则阴阳平秘，精气得以固藏。方中黄柏、知母“苦以坚阴”为君，可固肾阴、泻相火、退虚热；龙骨、牡蛎、龟甲、鳖甲“介以潜阳”为臣，其中，龙骨、牡蛎平肝潜阳、收敛固涩，龟甲、鳖甲直入阴分，滋阴清热潜阳；地骨皮清虚热、退骨蒸；“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故辅以肉桂反佐，引龙入海，导火归元。诸药相伍，共奏滋阴固肾，平肝潜阳之功。
加减：除上述主症外，同时伴有畏寒怕冷者加仙茅、仙灵脾；头痛眩晕者加天麻、菊花、石决明；汗出较多者加碧桃干、糯稻根；口干者加天花粉、芦根；眼目干涩者加青箱子、决明子；咽痛不适者加西青果、射干；心情抑郁者加代代花、厚朴花、郁金；气机不畅者加八月札、路路通；睡眠不安者加夜交藤、合欢皮、酸枣仁；舌苔腻者加藿香、紫苏梗等。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蔡玥娇整理）
徐经世“五脏辨治以肝为纲”说探析
摘自2024-3-20中国中医药报
黄辉 郭锦晨 梅博扬 安徽中医药大学
人体是一个以五脏为中心的生命系统，国医大师徐经世认为，脏腑辨治既是各种辨证的关键，又是各科诊治的基础，其中肝的属性特殊，其生理与病理矛盾十分突出。他认为，肝是五脏的动力和生命的发动机，病理上“肝为五脏之贼”，其利为大其害也为重，故提出“五脏辨治以肝为纲”说，阐述了从肝辨治本脏病证、脾胃病证、肺系病证、心系病证、肾系病证五大基本类型，灵活加减可治五脏合病，推而广之可用于内外妇儿各科疾病，获效良多。
生理基础
“以肝为纲”重点是针对其病理因机辨治而言的，但病理又是建立在生理基础之上的。
肝主生发，五脏动力
中医脏腑学说中，五脏相互为用同等重要，但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肺司呼吸亦为生命体征的主导，唯肝之重要性似乎并不突出。但徐经世认为，五脏之气生发于肝，肝是五脏动力，是生命生发之机，具协调各脏腑功能的作用。肝属木，通于春气，春季阳气始生，生机萌发，万物欣欣向荣，草木枝叶条畅，人体气血亦随“春生”而生生不息。肝生发阳气，育孕生升之机，有启迪诸脏生长发育的作用，如同春天万物生发一样，是生命生长的内在动力，正如《局方发挥》有谓“上升之气，自肝而出”，《杂病源流犀烛》曰“肝和则生气，发育万物，为诸脏之生化”。
肝性刚勇，体阴用阳
肝主藏血、以血为体，又主疏泄、以气为用，《临证指南医案》所谓“肝体阴而用阳”，阴阳调和，刚柔相济，地位特殊。其“体阴”之意义并非仅仅在于肝属阴脏、藏阴血而调节血量，更重要的是其属五脏体质中最阴柔软弱者，叶天士所言“肝为至阴之脏”，为阴中至柔之阴；其“用阳”之意义也并非仅仅在于肝主疏泄、主动主升，更重要的是其阳刚之性最为猛烈，为阳中至刚之阳。所谓将军之官，非单指“肝主谋虑”，更指肝为刚脏，阳气用事，其性刚勇躁急，刚强暴急。肝体气血充足，肝用旺盛，则气血和调，经络畅通，脏腑功能正常。
肝性条达，调节气机
徐经世认为，肝为刚脏，其用刚强，主升散疏泄、枢机运转、气机升降，对全身脏腑经络均具重要的调节作用，《医方考》曰：“肝木也，有垂枝布叶之象，喜条达而恶抑郁。”《读医随笔》曰：“肝者，贯阴阳，统血气，居贞元之间，握升降之枢者也。”肝疏泄正常，气机调畅，血运畅通，心血能化神养神，则情志正常、心情舒畅；肝能通畅三焦气机，促进肺、脾、肾三脏功能，协助调节水液代谢；肝助任脉通、太冲脉盛，故能使月事以时下，带下分泌正常，妊娠孕育分娩顺利，所谓“女子以肝为先天”。
病理机制
肝为生命动力，生理上其利为大，病理上其害也为重。肝失常则脏腑必受其害，中医界早有“肝为五脏之贼”之说，这是肝脏区别于其他四脏的一个显著特征，徐经世从以下五个方面作了分析。
肝阳易折，首当其冲
肝则刚也，刚则易折。一旦发生病变，肝脏首当其冲，极易受到伤害，是五脏中最需保护的关键。《知医必辨》曰：“人之五脏，惟肝易动难静。其他脏有病，不过自病……惟肝一病，即延及他脏。”肝为至刚之阳，病理上往往表现出轻狂、莽撞、浮躁、暴烈之裂变，极易受折。外邪侵袭，伤及五脏，往往肝脏冲锋在前，奋起护卫，而肝体易虚，外邪又往往乘虚而入，扰动作乱，体用两端共同为患，症情尤为暴烈。“风为百病之长”，在肝而言，或外风侵袭，引动内风；或内风日久，招引外风。肝阴不足，本有虚风内动之征兆；阴虚火旺、肝胆热盛，本有热极生风之可能。此时往往一触即发，眩晕动摇、惊厥抽搐、中风仆倒诸多病症蜂起。《黄帝内经》“病机十九条”首条所谓“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风掉眩，皆属于肝”是也。
肝恶抑郁，郁则气逆
《程杏轩医案》曰：“轩歧论五郁，首究乎肝。”《四圣心源》有曰：“风木者，五脏之贼，百病之长。凡病之起，无不因于木气之郁。”一旦情志所伤，疏泄失常，舒展受限，枢机不利，不仅表现为肝气窜痛、肝气郁结、肝郁化火、肝火上炎、肝阳上亢、肝风内动、肝阳化风之类本脏证候，往往会影响五脏，出现诸如肝郁脾虚、肝胃不和、肝气乘脾，木火刑金、肺失肃降，肝阳消耗心气、肝火引动心火、肝风扰动心神等证候。《类证治裁》指出：“肝木性升散，不受遏郁，郁则经气逆，为喛，为胀，为呕吐，为暴怒胁痛，为胸满不食，为飧泄，为疝，皆肝气横决也。”
僭越篡位，犯逆作乱
“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五脏正常履职是不会出意外的，但肝为将军之官，刚强躁急，生性争强好胜，最容易超越本分，僭越行事，喧宾夺主，犯上作乱。其作为生命动力的作用比较微妙，升发功能并非越强大越好，其程度不好把握，容易僭越，稍一不慎就违规越线，超越自己的本分侵害其他四脏。常见肝气上升太过，上亢逆乱，肝火上炎，肝风内动，出现眩晕、面赤、烦躁易怒、筋脉拘挛，甚则出现抽搐、角弓反张等症状。在五脏生克乘侮关系上，往往是肝占居主导地位。肾与肝、肝与心都是相生关系，但病理上无论是作为肾之子、还是作为心之母，多为肝虚影响肾而导致肝肾阴虚，肝阳影响心而导致虚烦不眠；肺与肝、肝与脾都是相克关系，但肝病理上无论作为被克方还是克方，往往是肝火犯肺（木火刑金）、肝脾不和（木乘土位）。
肝阴易虚，虚风内动
肝体至阴至柔，病理上往往表现为阴损、郁结、晦暗、惨淡之剧变，软弱易虚。肝藏血，阴质最盛，易亏多虚，易损难生，如疏散过用久用易耗劫肝阴，或热邪炽盛，燔灼津液，热病后期阴血大伤，却伤肝阴。一旦肝阴不足，阳亢无制，亢则生风，或阴液枯竭，筋脉失养，虚风内动，或肝阴血不足，筋脉失养，虚风乃生，不仅引起虚风内动、血虚风动等本脏受病，表现为眩晕、失眠、耳鸣、目涩、头痛、胁痛、肢麻、五心烦热、潮热盗汗、口燥咽干、手足蠕动等症状，还会引起肝肾阴虚等五脏病变。
体用失调，阴虚阳亢
肝之体病及用，用病累体，体用失调，阴阳不和，气血失度，相互为患，也较复杂。如在本脏，情志不遂易伤肝阴，肝阴不足引起阴虚火旺、肝阳上亢，肝风上扰与血虚风动互为因果；加之影响他脏，如年老肝肾阴亏，或操劳过度耗伤肝肾之阴，阴不制阳，导致阴虚阳亢，而见眩晕、肢麻、震颤，甚或口眼斜、半身不遂等，种种病变，不一而足。肝阴至柔，肝用至刚，阴体易亏、阳用易亢，本为阴阳脆弱的两端，一旦发生病变而奋起护卫，至阴至阳尤为强烈，如洪水猛兽一般，表现出极为生猛的一面。
五脏杂证，从肝辨治
徐经世认为，目前中医内科病种绝大多数是内伤杂病，或藏伏于体内而不立即发病的伏邪为患。即使外感，也当预防可能的五脏内在之变，“见肝之病，知肝传脾”，故从肝辨治适用于各类疾病。
从肝辨治本脏病证
肝脏之病单纯表现为本脏之证不多，最主要还是阴虚阳亢、肝风内动。若肝阴不足夹气滞，应重在调肝而非疏肝。疏肝者疏其郁结之滞气，用药多辛香燥烈，多用久用则易耗劫肝阴；调肝者乃调养肝阴、调达肝郁。肝阴已伤宜调养肝阴，用药宜于滋养肝阴之中寓有开郁疏滞之味，魏之琇一贯煎最合法度。
如慢性胆囊炎、胆结石，多为胁痛日久、性情急躁，肝阴不足、肝胆失利，治宜养阴柔肝、利胆止痛，清养则肝调络达，一味疏利则伤阴助火，方用一贯煎合芍药甘草汤。柴胡确为治疗肝胆疾病要药，然其性升散，有劫阴耗液之嫌，肝经郁滞未延及阴伤者用之，若阴虚肝火偏盛用之恐失经旨，徐经世常以郁金、绿梅花等芳香性平之品易柴胡。
慢性肝病，迁延日久，加之初期过用苦寒，后期伤阴者最为多见。法以柔养肝阴为主，清解余毒佐之，徐经世常以滋水清肝饮以调之。选用北沙参、杭白芍、石斛、麦冬、熟女贞滋养肝肾，以治其本；川黄连、竹茹清泻肝火；延胡索、丹参活络止痛而不伤阴；再佐垂盆草、蛇舌草、五味子清解余毒，保护肝功能。肝病日久，气滞血凝，津液输布受阻，急当活血化瘀、燮理阴阳。
从肝辨治脾胃病证
脾胃病成因往往不在脾胃，徐经世认为，不能以脾治脾，要把肝胆与脾胃统筹起来认识，抛弃肝胆只研究脾胃是行不通的，并明确提出“肝胆脾胃四维一体观”。木乘土，肝疏泄功能失常，肝脾不和，腹胀腹泻、不思饮食等，进而影响胃气降浊，肝胃不和，纳呆脘胀、嗳气呕吐、便秘，治疗重点在疏肝，助脾和胃同用。
如反流性食管炎所致胃脘痛，肝胃不和、气机逆乱为因，治宜扶土抑木、和胃调中，方用温胆汤合丹参饮加减。徐经世治疗肝胆脾胃疾患，用药以理气调中之药较多，如黄连温胆汤加川厚朴、绿梅花、沉香、檀香、香附等；肝胃不和、气机逆乱者，治以辛开苦降，疏肝和胃，选用黄连温胆汤者则更为贴切。
胃阴不足，肝失所养，或肝阴受损，横逆犯胃，均造成肝胃阴亏。肝胃相因，以酸甘两济其阴。叶天士提倡“肝为刚脏，宜柔宜和；胃为阳土，宜凉宜润”，“用药忌刚用柔”，徐经世以人参、麦冬、石斛等甘味药与木瓜、乌梅、白芍等酸味柔肝缓急药合用，取甘能令津还，酸能制肝、敛阴生津之用。
从肝辨治肺系病证
肝与肺以经络相连，肝为刚脏，其气主升，旺于春，为气化始点；肺为娇脏，其气主降，旺于秋，为气化终点。一升一降，一始一终，互为其枢。王孟英曰：“肺主一身之表，肝主一身之里，五气之感，皆从肺入，七情之病，必由肝起。”素有七情内伤、肝气郁结者，复受风邪，则肺气壅遏，宣肃失司。
若性情沉郁，肝郁不达，阻碍肺气宣肃为咳，久则津液不布，聚而为痰，治宜疏肝解郁、理气化痰，常用紫苏叶、陈皮、姜半夏等。若肝郁化火，木火刑金，痰热壅遏，出现咳嗽胸痛甚则咯血等，病位在肺，病因在肝，治以镇降肝气、清泻肺热，以顿挫气火的逆乱，药以轻重并举，非重不已，常用代赭石镇逆清肝，有助麻杏石甘之力。
若素体阴血亏虚或病久耗伤阴血，肝失濡养，阴虚内热，上灼肺津，治以养阴柔肝、润肺止咳，常配伍沙参、麦冬、生地黄、天花粉、百合等养阴润肺生津。肺气阴不足，金虚木侮，可见咳嗽气短、胸胁引痛等，当用“补左制右”镇肝逆法，药用杭白芍、麦冬、五味子、干生地、石斛、川连、代赭石等滋阴润燥、清镇肝火。
从肝辨治心系病证
《薛氏医案》言“肝气通则心气和”，肝气条达需心火温煦，心火旺盛又赖肝之疏泄。肝心同主血脉，心生血则肝有所藏，肝疏泄即能调节血液分布。《灵枢•本神》云“肝藏血，血舍魂”“心藏脉，脉舍神”，神动则魂应，魂动则神知，心肝正常发挥，神魂得以温养，共同调节情志活动。
平素性情急躁，肝强脾弱、心失所养可致心悸，病之标虽在心，而病之本却在肝脾，其治应重在抑肝补脾、养心安神，常用归脾汤加减。若因突发变故，悲伤过度，郁滞日久，血运不畅，心神失养而致不寐，治以疏肝、活血、养心、镇心四法，药用柴胡、芍药、合欢皮、郁金以疏肝理气，丹参、琥珀、川芎、郁金以活血通络，小麦、酸枣仁以养心，龙齿、琥珀以镇心。若既有阴血耗损又有气失调达而失眠，常用淮小麦、麦冬、石斛、白芍、酸枣仁补阴血柔肝养心，龙齿、琥珀安神定志，合欢皮舒肝解郁。若肝肾阴虚，虚火内动，心慌动悸、烘热汗出、口干咽燥，常用桂枝龙骨牡蛎汤加减。桂枝、白芍、龙骨、牡蛎相伍为用，非但不会助汗伤阴，反而起到调和营卫、收敛止汗之功，正中病机。
从肝辨治肾系病证
肝肾二脏藏泄互用，肝气疏泄可促使肾气开合有度，肾气闭藏可防肝气疏泄太过。肾开窍于二阴，而肝经绕阴器，且胞胎为肝肾所主，有“八脉隶于肝肾”之说。肾藏精，肝藏血，精血互化，往往同病相连，精血两亏；藏泄互用失调，女子可见月经失调、月经量多或闭经、排卵障碍，男子可见阳痿、遗精、滑精或阳强不泄等症。肝肾阴虚，阴不制阳，水不涵木，又易致肝阳上亢。肾阳虚衰可累及肝阳，导致肝脉寒滞，可见少腹冷痛等症。
摘自2024-3-20中国中医药报
黄辉 郭锦晨 梅博扬 安徽中医药大学
人体是一个以五脏为中心的生命系统，国医大师徐经世认为，脏腑辨治既是各种辨证的关键，又是各科诊治的基础，其中肝的属性特殊，其生理与病理矛盾十分突出。他认为，肝是五脏的动力和生命的发动机，病理上“肝为五脏之贼”，其利为大其害也为重，故提出“五脏辨治以肝为纲”说，阐述了从肝辨治本脏病证、脾胃病证、肺系病证、心系病证、肾系病证五大基本类型，灵活加减可治五脏合病，推而广之可用于内外妇儿各科疾病，获效良多。
生理基础
“以肝为纲”重点是针对其病理因机辨治而言的，但病理又是建立在生理基础之上的。
肝主生发，五脏动力
中医脏腑学说中，五脏相互为用同等重要，但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肺司呼吸亦为生命体征的主导，唯肝之重要性似乎并不突出。但徐经世认为，五脏之气生发于肝，肝是五脏动力，是生命生发之机，具协调各脏腑功能的作用。肝属木，通于春气，春季阳气始生，生机萌发，万物欣欣向荣，草木枝叶条畅，人体气血亦随“春生”而生生不息。肝生发阳气，育孕生升之机，有启迪诸脏生长发育的作用，如同春天万物生发一样，是生命生长的内在动力，正如《局方发挥》有谓“上升之气，自肝而出”，《杂病源流犀烛》曰“肝和则生气，发育万物，为诸脏之生化”。
肝性刚勇，体阴用阳
肝主藏血、以血为体，又主疏泄、以气为用，《临证指南医案》所谓“肝体阴而用阳”，阴阳调和，刚柔相济，地位特殊。其“体阴”之意义并非仅仅在于肝属阴脏、藏阴血而调节血量，更重要的是其属五脏体质中最阴柔软弱者，叶天士所言“肝为至阴之脏”，为阴中至柔之阴；其“用阳”之意义也并非仅仅在于肝主疏泄、主动主升，更重要的是其阳刚之性最为猛烈，为阳中至刚之阳。所谓将军之官，非单指“肝主谋虑”，更指肝为刚脏，阳气用事，其性刚勇躁急，刚强暴急。肝体气血充足，肝用旺盛，则气血和调，经络畅通，脏腑功能正常。
肝性条达，调节气机
徐经世认为，肝为刚脏，其用刚强，主升散疏泄、枢机运转、气机升降，对全身脏腑经络均具重要的调节作用，《医方考》曰：“肝木也，有垂枝布叶之象，喜条达而恶抑郁。”《读医随笔》曰：“肝者，贯阴阳，统血气，居贞元之间，握升降之枢者也。”肝疏泄正常，气机调畅，血运畅通，心血能化神养神，则情志正常、心情舒畅；肝能通畅三焦气机，促进肺、脾、肾三脏功能，协助调节水液代谢；肝助任脉通、太冲脉盛，故能使月事以时下，带下分泌正常，妊娠孕育分娩顺利，所谓“女子以肝为先天”。
病理机制
肝为生命动力，生理上其利为大，病理上其害也为重。肝失常则脏腑必受其害，中医界早有“肝为五脏之贼”之说，这是肝脏区别于其他四脏的一个显著特征，徐经世从以下五个方面作了分析。
肝阳易折，首当其冲
肝则刚也，刚则易折。一旦发生病变，肝脏首当其冲，极易受到伤害，是五脏中最需保护的关键。《知医必辨》曰：“人之五脏，惟肝易动难静。其他脏有病，不过自病……惟肝一病，即延及他脏。”肝为至刚之阳，病理上往往表现出轻狂、莽撞、浮躁、暴烈之裂变，极易受折。外邪侵袭，伤及五脏，往往肝脏冲锋在前，奋起护卫，而肝体易虚，外邪又往往乘虚而入，扰动作乱，体用两端共同为患，症情尤为暴烈。“风为百病之长”，在肝而言，或外风侵袭，引动内风；或内风日久，招引外风。肝阴不足，本有虚风内动之征兆；阴虚火旺、肝胆热盛，本有热极生风之可能。此时往往一触即发，眩晕动摇、惊厥抽搐、中风仆倒诸多病症蜂起。《黄帝内经》“病机十九条”首条所谓“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风掉眩，皆属于肝”是也。
肝恶抑郁，郁则气逆
《程杏轩医案》曰：“轩歧论五郁，首究乎肝。”《四圣心源》有曰：“风木者，五脏之贼，百病之长。凡病之起，无不因于木气之郁。”一旦情志所伤，疏泄失常，舒展受限，枢机不利，不仅表现为肝气窜痛、肝气郁结、肝郁化火、肝火上炎、肝阳上亢、肝风内动、肝阳化风之类本脏证候，往往会影响五脏，出现诸如肝郁脾虚、肝胃不和、肝气乘脾，木火刑金、肺失肃降，肝阳消耗心气、肝火引动心火、肝风扰动心神等证候。《类证治裁》指出：“肝木性升散，不受遏郁，郁则经气逆，为喛，为胀，为呕吐，为暴怒胁痛，为胸满不食，为飧泄，为疝，皆肝气横决也。”
僭越篡位，犯逆作乱
“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五脏正常履职是不会出意外的，但肝为将军之官，刚强躁急，生性争强好胜，最容易超越本分，僭越行事，喧宾夺主，犯上作乱。其作为生命动力的作用比较微妙，升发功能并非越强大越好，其程度不好把握，容易僭越，稍一不慎就违规越线，超越自己的本分侵害其他四脏。常见肝气上升太过，上亢逆乱，肝火上炎，肝风内动，出现眩晕、面赤、烦躁易怒、筋脉拘挛，甚则出现抽搐、角弓反张等症状。在五脏生克乘侮关系上，往往是肝占居主导地位。肾与肝、肝与心都是相生关系，但病理上无论是作为肾之子、还是作为心之母，多为肝虚影响肾而导致肝肾阴虚，肝阳影响心而导致虚烦不眠；肺与肝、肝与脾都是相克关系，但肝病理上无论作为被克方还是克方，往往是肝火犯肺（木火刑金）、肝脾不和（木乘土位）。
肝阴易虚，虚风内动
肝体至阴至柔，病理上往往表现为阴损、郁结、晦暗、惨淡之剧变，软弱易虚。肝藏血，阴质最盛，易亏多虚，易损难生，如疏散过用久用易耗劫肝阴，或热邪炽盛，燔灼津液，热病后期阴血大伤，却伤肝阴。一旦肝阴不足，阳亢无制，亢则生风，或阴液枯竭，筋脉失养，虚风内动，或肝阴血不足，筋脉失养，虚风乃生，不仅引起虚风内动、血虚风动等本脏受病，表现为眩晕、失眠、耳鸣、目涩、头痛、胁痛、肢麻、五心烦热、潮热盗汗、口燥咽干、手足蠕动等症状，还会引起肝肾阴虚等五脏病变。
体用失调，阴虚阳亢
肝之体病及用，用病累体，体用失调，阴阳不和，气血失度，相互为患，也较复杂。如在本脏，情志不遂易伤肝阴，肝阴不足引起阴虚火旺、肝阳上亢，肝风上扰与血虚风动互为因果；加之影响他脏，如年老肝肾阴亏，或操劳过度耗伤肝肾之阴，阴不制阳，导致阴虚阳亢，而见眩晕、肢麻、震颤，甚或口眼斜、半身不遂等，种种病变，不一而足。肝阴至柔，肝用至刚，阴体易亏、阳用易亢，本为阴阳脆弱的两端，一旦发生病变而奋起护卫，至阴至阳尤为强烈，如洪水猛兽一般，表现出极为生猛的一面。
五脏杂证，从肝辨治
徐经世认为，目前中医内科病种绝大多数是内伤杂病，或藏伏于体内而不立即发病的伏邪为患。即使外感，也当预防可能的五脏内在之变，“见肝之病，知肝传脾”，故从肝辨治适用于各类疾病。
从肝辨治本脏病证
肝脏之病单纯表现为本脏之证不多，最主要还是阴虚阳亢、肝风内动。若肝阴不足夹气滞，应重在调肝而非疏肝。疏肝者疏其郁结之滞气，用药多辛香燥烈，多用久用则易耗劫肝阴；调肝者乃调养肝阴、调达肝郁。肝阴已伤宜调养肝阴，用药宜于滋养肝阴之中寓有开郁疏滞之味，魏之琇一贯煎最合法度。
如慢性胆囊炎、胆结石，多为胁痛日久、性情急躁，肝阴不足、肝胆失利，治宜养阴柔肝、利胆止痛，清养则肝调络达，一味疏利则伤阴助火，方用一贯煎合芍药甘草汤。柴胡确为治疗肝胆疾病要药，然其性升散，有劫阴耗液之嫌，肝经郁滞未延及阴伤者用之，若阴虚肝火偏盛用之恐失经旨，徐经世常以郁金、绿梅花等芳香性平之品易柴胡。
慢性肝病，迁延日久，加之初期过用苦寒，后期伤阴者最为多见。法以柔养肝阴为主，清解余毒佐之，徐经世常以滋水清肝饮以调之。选用北沙参、杭白芍、石斛、麦冬、熟女贞滋养肝肾，以治其本；川黄连、竹茹清泻肝火；延胡索、丹参活络止痛而不伤阴；再佐垂盆草、蛇舌草、五味子清解余毒，保护肝功能。肝病日久，气滞血凝，津液输布受阻，急当活血化瘀、燮理阴阳。
从肝辨治脾胃病证
脾胃病成因往往不在脾胃，徐经世认为，不能以脾治脾，要把肝胆与脾胃统筹起来认识，抛弃肝胆只研究脾胃是行不通的，并明确提出“肝胆脾胃四维一体观”。木乘土，肝疏泄功能失常，肝脾不和，腹胀腹泻、不思饮食等，进而影响胃气降浊，肝胃不和，纳呆脘胀、嗳气呕吐、便秘，治疗重点在疏肝，助脾和胃同用。
如反流性食管炎所致胃脘痛，肝胃不和、气机逆乱为因，治宜扶土抑木、和胃调中，方用温胆汤合丹参饮加减。徐经世治疗肝胆脾胃疾患，用药以理气调中之药较多，如黄连温胆汤加川厚朴、绿梅花、沉香、檀香、香附等；肝胃不和、气机逆乱者，治以辛开苦降，疏肝和胃，选用黄连温胆汤者则更为贴切。
胃阴不足，肝失所养，或肝阴受损，横逆犯胃，均造成肝胃阴亏。肝胃相因，以酸甘两济其阴。叶天士提倡“肝为刚脏，宜柔宜和；胃为阳土，宜凉宜润”，“用药忌刚用柔”，徐经世以人参、麦冬、石斛等甘味药与木瓜、乌梅、白芍等酸味柔肝缓急药合用，取甘能令津还，酸能制肝、敛阴生津之用。
从肝辨治肺系病证
肝与肺以经络相连，肝为刚脏，其气主升，旺于春，为气化始点；肺为娇脏，其气主降，旺于秋，为气化终点。一升一降，一始一终，互为其枢。王孟英曰：“肺主一身之表，肝主一身之里，五气之感，皆从肺入，七情之病，必由肝起。”素有七情内伤、肝气郁结者，复受风邪，则肺气壅遏，宣肃失司。
若性情沉郁，肝郁不达，阻碍肺气宣肃为咳，久则津液不布，聚而为痰，治宜疏肝解郁、理气化痰，常用紫苏叶、陈皮、姜半夏等。若肝郁化火，木火刑金，痰热壅遏，出现咳嗽胸痛甚则咯血等，病位在肺，病因在肝，治以镇降肝气、清泻肺热，以顿挫气火的逆乱，药以轻重并举，非重不已，常用代赭石镇逆清肝，有助麻杏石甘之力。
若素体阴血亏虚或病久耗伤阴血，肝失濡养，阴虚内热，上灼肺津，治以养阴柔肝、润肺止咳，常配伍沙参、麦冬、生地黄、天花粉、百合等养阴润肺生津。肺气阴不足，金虚木侮，可见咳嗽气短、胸胁引痛等，当用“补左制右”镇肝逆法，药用杭白芍、麦冬、五味子、干生地、石斛、川连、代赭石等滋阴润燥、清镇肝火。
从肝辨治心系病证
《薛氏医案》言“肝气通则心气和”，肝气条达需心火温煦，心火旺盛又赖肝之疏泄。肝心同主血脉，心生血则肝有所藏，肝疏泄即能调节血液分布。《灵枢•本神》云“肝藏血，血舍魂”“心藏脉，脉舍神”，神动则魂应，魂动则神知，心肝正常发挥，神魂得以温养，共同调节情志活动。
平素性情急躁，肝强脾弱、心失所养可致心悸，病之标虽在心，而病之本却在肝脾，其治应重在抑肝补脾、养心安神，常用归脾汤加减。若因突发变故，悲伤过度，郁滞日久，血运不畅，心神失养而致不寐，治以疏肝、活血、养心、镇心四法，药用柴胡、芍药、合欢皮、郁金以疏肝理气，丹参、琥珀、川芎、郁金以活血通络，小麦、酸枣仁以养心，龙齿、琥珀以镇心。若既有阴血耗损又有气失调达而失眠，常用淮小麦、麦冬、石斛、白芍、酸枣仁补阴血柔肝养心，龙齿、琥珀安神定志，合欢皮舒肝解郁。若肝肾阴虚，虚火内动，心慌动悸、烘热汗出、口干咽燥，常用桂枝龙骨牡蛎汤加减。桂枝、白芍、龙骨、牡蛎相伍为用，非但不会助汗伤阴，反而起到调和营卫、收敛止汗之功，正中病机。
从肝辨治肾系病证
肝肾二脏藏泄互用，肝气疏泄可促使肾气开合有度，肾气闭藏可防肝气疏泄太过。肾开窍于二阴，而肝经绕阴器，且胞胎为肝肾所主，有“八脉隶于肝肾”之说。肾藏精，肝藏血，精血互化，往往同病相连，精血两亏；藏泄互用失调，女子可见月经失调、月经量多或闭经、排卵障碍，男子可见阳痿、遗精、滑精或阳强不泄等症。肝肾阴虚，阴不制阳，水不涵木，又易致肝阳上亢。肾阳虚衰可累及肝阳，导致肝脉寒滞，可见少腹冷痛等症。
若肝肾阴虚，水亏火旺，阴虚阳亢，常见头晕目眩、耳鸣耳聋、腰膝酸软、潮热盗汗、舌红少苔、脉细数等症，治以滋养肝肾、壮水制火为主，方用杞菊地黄丸加减。若肝肾阴虚，阳亢血瘀，虚实夹杂，上实下虚，常见眩晕耳鸣，心悸胸闷，腰膝酸痛，手麻或颤抖，治以滋养肝肾、潜阳通络、调节虚实，方用三甲加味剂，药用枸杞子、覆盆子、菟丝子、桑葚子、女贞子、山药滋补肝肾，龟板、鳖甲、牡蛎、龙骨、珍珠母、石决明潜阳息风，丹参、山楂、怀牛膝散瘀通络。
徐经世指出，肝木为病往往是全局性的，不仅出现本脏病变，更多地导致其他脏腑诸多病变，常常肝木症状还不明显，其他脏腑已经出现问题。肝之一病单纯肝脏体用合病有之，延及其他二脏、三脏乃至四脏合病者更多有之，从逻辑上说从肝论治五脏疾病当分16类，五大类辨治当为活套，临床宜灵活加减配合而施之。由此他得出“内科杂病致因在肝”的结论，明确提出“在五脏疾病的变化中，肝为纲其余都是目”。一言以蔽之，曰“以肝为纲”。
徐经世指出，肝木为病往往是全局性的，不仅出现本脏病变，更多地导致其他脏腑诸多病变，常常肝木症状还不明显，其他脏腑已经出现问题。肝之一病单纯肝脏体用合病有之，延及其他二脏、三脏乃至四脏合病者更多有之，从逻辑上说从肝论治五脏疾病当分16类，五大类辨治当为活套，临床宜灵活加减配合而施之。由此他得出“内科杂病致因在肝”的结论，明确提出“在五脏疾病的变化中，肝为纲其余都是目”。一言以蔽之，曰“以肝为纲”。
诗人杨万里的医药轶事
摘自2024-3-8专管员
原所贤 辽宁省大连市中医医院
杨万里（1127—1206年），字廷秀，号诚斋，自号诚斋野客。吉州吉水（今江西省吉水县）人，南宋文学家，与陆游、尤袤、范成大并称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举进士，授赣州司户参军，后辞官闲居乡里十四年。杨万里的诗新奇直白，形成自成一家的“诚斋体”。南宋豪放派词人、诗论家刘克庄赞叹说：“海外咸推独步，江西横出一枝。”陆游也称誉杨万里道：“诚斋老子主诗盟，片言许可天下服。”
赠医诗话
杨万里笔下的赠医诗，写他和家人患病时求医诊治的经历，对医家们医术医德的赞美，大都情深意切。这些或许籍籍无名的医家，却在杨万里的笔下栩栩如生，是宋代医学史的诗体文献。
淳熙六年（1179年）正月，杨万里常州太守任满。临别之际，他写了《送医家孟宗良汉卿》的告别诗，收入《荆溪集》中。他感叹“医家者流多卢人，亦如许靖浪得名”，那些自称是扁鹊传人的医生，有的就像三国时的名士许靖一样浪得虚名。“有眼何曾识内经，有手何曾赦方兄”，他们有眼无珠，连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都不曾读过；谋财害命，手下何曾宽赦过孔方兄？“荆溪此辈端不稀，向来吾儿命如丝”，为了给生病危急的儿子看病，我在常州碰到不少这样草菅人命的庸医。“一丸足可杀一命，却道良医逢死病”，孟浪用药伤害生灵，却辩解说良医也会有治不好的病。幸亏有幸请来妙手回春的汉卿先生。“孟君谈笑能起死，吾儿更生一弹指”，与孟君的谈笑间，我儿子就起死回生了，这真令我感恩不尽！今天你来为我送行，“赠别只有七字诗，千万珍重慰相思”。如果说常州有高明的医家，“非吾孟君更阿谁？仓公华佗何必奇”。杨万里盛赞医家孟宗良的医德医术，抨击了庸医不学无术，惟名利是务的行径。
在《送药者陈国器》中，杨万里以东汉名将窦宪和唐代画家曹霸为喻，盛赞自己家乡的医家陈国器“一丸洗空万药者”。他援引典故说，庸医皆笑道旁莎，陈先生拈出便是“玉山禾”。庸医皆笑涧下水，陈先生酌来便是“上池底”。陈国器是身怀绝技的民间高手，他“也只不离神农书，书外别得一亡珠。也只不出岐伯论，论外别得舌一寸”。在传承经典的基础上，师古而不泥古，随机应变；独出心裁，自创临证新法。杨万里自述病情说“旧遭痔疾恼杀侬，新遭淋疾与合纵”。陈国器用玉菌子、绀叶纱和蝉蜕治好了我的病，“平生旧疾蝉壳退，秋风吹落青天外”。
杨万里的族弟，官至安抚使的杨炎正也有一首《赠医士陈国器》的诗：“君不曾三折肱，又不曾九折臂，海内行医称寡二。活人无数不言功，随处得钱供一醉。”诗中描述陈国器的形象，“萧然蓝缕一乌巾，唤作医家湖海士”。他的治疗技术更是高人一筹，“观君用药如有神，问君传方殊不秘。胸中活用三八法，二十四证无不治”。杨炎正患有痔疾，“痔兮痔兮果何物，我老宁堪尔为累。五医十手疗不得，直待君来乞良剂”。陈国器治疗效果显著，“病根一去不留残，胜似并州剪刀利”。杨炎正欣喜之余，用唐代并州剪刀的优良品质，赞誉陈国器临床技能的高超。两位进士诗人共同写诗赞美家乡的“草泽医”，可见杏林高手在民间之不虚。
述病医案
纵览杨万里的诗词，屡屡读到他关于患病的自述。如《去岁四月得淋疾，今又四月，病犹未愈》的诗说，“去岁四月病，如今一岁来。越吟三百日，凉剂二千杯。极痛过于割，通身总是灾”。从诗中的描述来看，症状极痛如刀割，且经年服药不愈，应该是患了石淋即膀胱结石或肾结石。79岁时，杨万里在《淋疾祈祷青词》中说，“虽备古来刀锯鼎镬之刑，未足喻此疾痛惨怛之状”。尽管三医并手，仍然百药罔功，不得不写青词祈祷上天恩免石淋的疼痛。青词是道教斋醮时敬献天神的祷告文书，又称青辞，亦名绿章，是道教与文学的共有文体。杨万里的两篇祈祷青词，可谓是宋代言病青词的代表作。
1163年，杨万里任零陵丞三年期满。归乡途中，他先病腹泻，继而又罹患伤寒。经医家治疗两旬，病情却逐日加重。同行的好友罗仲谋谒请医家唐公亮来诊治，九日即病愈。杨万里欣喜之余，写诗称赞说，唐公亮料病如料敌，用药如中的，“淮阴百战有百胜，由基百发无一失”。就像淮阴侯韩信和春秋时楚国的神箭手养由基将军一样，“老唐脉法明更高，阅人二竖可得逃”。杨万里在《罗仲谋墓志铭》中复述这次患病的经历，“予得病垂死，同行者皆弃去。仲谋独留谒医，亲尝药，昼夜视予，至废寝食”。这首赠医诗，既是一则写实的医案，也是南宋医家唐公亮的小传，文笔朴实，读来却很生动。
医药序跋
除了赠医诗外，杨万里还用赠序这种散文文体，陈述他的医学见解，表达对所熟识医家的医术和医德的赞许。在永州零陵县任职期间，他的老母肺病复发，请来当地的医家郭庆道诊治，很快就痊愈了。杨万里惊喜之余，写了《送郭庆道序》，自己的老母亲得了肺病，请了不少医家吃了不少药，大多“夕痊而朝发”，久治不愈。来永州后，听说郭庆道“于医无所不工”，杨万里便请他来为母亲看病。
郭庆道只给开了很少的药，杨万里母亲服了几天药，肺病竟没有“夕痊朝发”地反复，不久就痊愈了。杨万里问郭庆道，乡贤馈药这么少，疗效怎么如此显著？郭庆道回答：“医不必言也。且子以多贵乎？”他解释道，如果以多少而论，苻坚在淝水之战就不应负于谢玄了。阐发了用药如用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的道理。听了郭庆道“医身之与医国，异不异也”的话，杨万里心领神会，书其说以赠之，写了这篇赠医序。
杨万里的《送侯世昭序》《送侯子云序》，写给袁州的医学世家侯氏父子，其家学传承已不啻十世。侯世昭长于诊治奇疾，众医所惊奇未见的疾病，他一见即曰是某疾，“一发药无不愈”。侯世昭对杨万里说，当今医家“不读古医家之书而言医者，殆如子之儒废书而求道者也”。强调医学和儒学相通，都以传承经典为治学的首务。杨万里问道，我听说你经常不药不针，用惊吓的方法治愈疾病，这有什么依据？侯世昭回答：“吾以意也，不废书又不可欤？”从序中的描述来看，侯氏善用惊恐疗疾的情志疗法，留下诸多验案。杨万里在序中称赞他：“子之妙于医，信矣！”
在《送侯子云序》中，杨万里说，古者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盖不久不精，不积不神也”。你的父亲世昭探囊发药，应手而愈，三十年名震大江之西。而你发扬光大乃父的医术医风，实是侯门病家之幸。我有“三勿视和二视”赠与你：吾眩乎疾者的贵贱，勿贰乎招者之贫富，勿芥乎酬者之丰约。要看自己治疗时尽不尽力，临证疗效怎么样？而不在意自己的功名利禄。杨万里在序中强调医德和医技的双馨，勉励侯子云成为良医。
日本汉方医家丹波元胤（1789—1827年）编撰的中医目录学著作《中国医籍考》中，收录杨万里为唐代杰出政治家、文学家陆贽的《陆氏集验方》写的跋。
陆贽（754－805年），字敬舆，苏州嘉兴人，18岁中进士，26岁任翰林学士，39岁拜相。42岁时被贬为忠州别驾。他闭门读书十年，搜集整理医方《陆氏集验方》50卷，以解民间疾苦。杨万里跋曰：“陆宣公之贬也，杜门集古方书而已。或曰：‘避谤者欤？’或曰：‘穷而不怨也。”杨子曰：‘宣公之心，利天下而已矣。其用也，则医之以奏议；其不用也，则医之以方书。有用有不用者，宣公之身也。宣公之心，亦有用有不用乎哉？”
陆贽的后人、诗人陆游即仿陆贽撰有《陆氏续集验方》。他说：“予家自唐丞相宣公在忠州时，著《陆氏集验方》，故家世喜方书。予宦游四方，所获亦以百计，择其尤可传者，号《陆氏续集验方》，刻之江西仓司民为心斋。”撰著医方是古代学者、官吏的遗风，至宋代尤为兴盛。如苏轼的《苏学士方》，司马光的《医问》等，可谓洋洋大观。
在中国文化史上，历代文学家的诗歌词赋、赠医序跋等涉医著作，可补医学史的阙如。杨万里的医药轶事，值得从文献学的角度采信。
摘自2024-3-8专管员
原所贤 辽宁省大连市中医医院
杨万里（1127—1206年），字廷秀，号诚斋，自号诚斋野客。吉州吉水（今江西省吉水县）人，南宋文学家，与陆游、尤袤、范成大并称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举进士，授赣州司户参军，后辞官闲居乡里十四年。杨万里的诗新奇直白，形成自成一家的“诚斋体”。南宋豪放派词人、诗论家刘克庄赞叹说：“海外咸推独步，江西横出一枝。”陆游也称誉杨万里道：“诚斋老子主诗盟，片言许可天下服。”
赠医诗话
杨万里笔下的赠医诗，写他和家人患病时求医诊治的经历，对医家们医术医德的赞美，大都情深意切。这些或许籍籍无名的医家，却在杨万里的笔下栩栩如生，是宋代医学史的诗体文献。
淳熙六年（1179年）正月，杨万里常州太守任满。临别之际，他写了《送医家孟宗良汉卿》的告别诗，收入《荆溪集》中。他感叹“医家者流多卢人，亦如许靖浪得名”，那些自称是扁鹊传人的医生，有的就像三国时的名士许靖一样浪得虚名。“有眼何曾识内经，有手何曾赦方兄”，他们有眼无珠，连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都不曾读过；谋财害命，手下何曾宽赦过孔方兄？“荆溪此辈端不稀，向来吾儿命如丝”，为了给生病危急的儿子看病，我在常州碰到不少这样草菅人命的庸医。“一丸足可杀一命，却道良医逢死病”，孟浪用药伤害生灵，却辩解说良医也会有治不好的病。幸亏有幸请来妙手回春的汉卿先生。“孟君谈笑能起死，吾儿更生一弹指”，与孟君的谈笑间，我儿子就起死回生了，这真令我感恩不尽！今天你来为我送行，“赠别只有七字诗，千万珍重慰相思”。如果说常州有高明的医家，“非吾孟君更阿谁？仓公华佗何必奇”。杨万里盛赞医家孟宗良的医德医术，抨击了庸医不学无术，惟名利是务的行径。
在《送药者陈国器》中，杨万里以东汉名将窦宪和唐代画家曹霸为喻，盛赞自己家乡的医家陈国器“一丸洗空万药者”。他援引典故说，庸医皆笑道旁莎，陈先生拈出便是“玉山禾”。庸医皆笑涧下水，陈先生酌来便是“上池底”。陈国器是身怀绝技的民间高手，他“也只不离神农书，书外别得一亡珠。也只不出岐伯论，论外别得舌一寸”。在传承经典的基础上，师古而不泥古，随机应变；独出心裁，自创临证新法。杨万里自述病情说“旧遭痔疾恼杀侬，新遭淋疾与合纵”。陈国器用玉菌子、绀叶纱和蝉蜕治好了我的病，“平生旧疾蝉壳退，秋风吹落青天外”。
杨万里的族弟，官至安抚使的杨炎正也有一首《赠医士陈国器》的诗：“君不曾三折肱，又不曾九折臂，海内行医称寡二。活人无数不言功，随处得钱供一醉。”诗中描述陈国器的形象，“萧然蓝缕一乌巾，唤作医家湖海士”。他的治疗技术更是高人一筹，“观君用药如有神，问君传方殊不秘。胸中活用三八法，二十四证无不治”。杨炎正患有痔疾，“痔兮痔兮果何物，我老宁堪尔为累。五医十手疗不得，直待君来乞良剂”。陈国器治疗效果显著，“病根一去不留残，胜似并州剪刀利”。杨炎正欣喜之余，用唐代并州剪刀的优良品质，赞誉陈国器临床技能的高超。两位进士诗人共同写诗赞美家乡的“草泽医”，可见杏林高手在民间之不虚。
述病医案
纵览杨万里的诗词，屡屡读到他关于患病的自述。如《去岁四月得淋疾，今又四月，病犹未愈》的诗说，“去岁四月病，如今一岁来。越吟三百日，凉剂二千杯。极痛过于割，通身总是灾”。从诗中的描述来看，症状极痛如刀割，且经年服药不愈，应该是患了石淋即膀胱结石或肾结石。79岁时，杨万里在《淋疾祈祷青词》中说，“虽备古来刀锯鼎镬之刑，未足喻此疾痛惨怛之状”。尽管三医并手，仍然百药罔功，不得不写青词祈祷上天恩免石淋的疼痛。青词是道教斋醮时敬献天神的祷告文书，又称青辞，亦名绿章，是道教与文学的共有文体。杨万里的两篇祈祷青词，可谓是宋代言病青词的代表作。
1163年，杨万里任零陵丞三年期满。归乡途中，他先病腹泻，继而又罹患伤寒。经医家治疗两旬，病情却逐日加重。同行的好友罗仲谋谒请医家唐公亮来诊治，九日即病愈。杨万里欣喜之余，写诗称赞说，唐公亮料病如料敌，用药如中的，“淮阴百战有百胜，由基百发无一失”。就像淮阴侯韩信和春秋时楚国的神箭手养由基将军一样，“老唐脉法明更高，阅人二竖可得逃”。杨万里在《罗仲谋墓志铭》中复述这次患病的经历，“予得病垂死，同行者皆弃去。仲谋独留谒医，亲尝药，昼夜视予，至废寝食”。这首赠医诗，既是一则写实的医案，也是南宋医家唐公亮的小传，文笔朴实，读来却很生动。
医药序跋
除了赠医诗外，杨万里还用赠序这种散文文体，陈述他的医学见解，表达对所熟识医家的医术和医德的赞许。在永州零陵县任职期间，他的老母肺病复发，请来当地的医家郭庆道诊治，很快就痊愈了。杨万里惊喜之余，写了《送郭庆道序》，自己的老母亲得了肺病，请了不少医家吃了不少药，大多“夕痊而朝发”，久治不愈。来永州后，听说郭庆道“于医无所不工”，杨万里便请他来为母亲看病。
郭庆道只给开了很少的药，杨万里母亲服了几天药，肺病竟没有“夕痊朝发”地反复，不久就痊愈了。杨万里问郭庆道，乡贤馈药这么少，疗效怎么如此显著？郭庆道回答：“医不必言也。且子以多贵乎？”他解释道，如果以多少而论，苻坚在淝水之战就不应负于谢玄了。阐发了用药如用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的道理。听了郭庆道“医身之与医国，异不异也”的话，杨万里心领神会，书其说以赠之，写了这篇赠医序。
杨万里的《送侯世昭序》《送侯子云序》，写给袁州的医学世家侯氏父子，其家学传承已不啻十世。侯世昭长于诊治奇疾，众医所惊奇未见的疾病，他一见即曰是某疾，“一发药无不愈”。侯世昭对杨万里说，当今医家“不读古医家之书而言医者，殆如子之儒废书而求道者也”。强调医学和儒学相通，都以传承经典为治学的首务。杨万里问道，我听说你经常不药不针，用惊吓的方法治愈疾病，这有什么依据？侯世昭回答：“吾以意也，不废书又不可欤？”从序中的描述来看，侯氏善用惊恐疗疾的情志疗法，留下诸多验案。杨万里在序中称赞他：“子之妙于医，信矣！”
在《送侯子云序》中，杨万里说，古者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盖不久不精，不积不神也”。你的父亲世昭探囊发药，应手而愈，三十年名震大江之西。而你发扬光大乃父的医术医风，实是侯门病家之幸。我有“三勿视和二视”赠与你：吾眩乎疾者的贵贱，勿贰乎招者之贫富，勿芥乎酬者之丰约。要看自己治疗时尽不尽力，临证疗效怎么样？而不在意自己的功名利禄。杨万里在序中强调医德和医技的双馨，勉励侯子云成为良医。
日本汉方医家丹波元胤（1789—1827年）编撰的中医目录学著作《中国医籍考》中，收录杨万里为唐代杰出政治家、文学家陆贽的《陆氏集验方》写的跋。
陆贽（754－805年），字敬舆，苏州嘉兴人，18岁中进士，26岁任翰林学士，39岁拜相。42岁时被贬为忠州别驾。他闭门读书十年，搜集整理医方《陆氏集验方》50卷，以解民间疾苦。杨万里跋曰：“陆宣公之贬也，杜门集古方书而已。或曰：‘避谤者欤？’或曰：‘穷而不怨也。”杨子曰：‘宣公之心，利天下而已矣。其用也，则医之以奏议；其不用也，则医之以方书。有用有不用者，宣公之身也。宣公之心，亦有用有不用乎哉？”
陆贽的后人、诗人陆游即仿陆贽撰有《陆氏续集验方》。他说：“予家自唐丞相宣公在忠州时，著《陆氏集验方》，故家世喜方书。予宦游四方，所获亦以百计，择其尤可传者，号《陆氏续集验方》，刻之江西仓司民为心斋。”撰著医方是古代学者、官吏的遗风，至宋代尤为兴盛。如苏轼的《苏学士方》，司马光的《医问》等，可谓洋洋大观。
在中国文化史上，历代文学家的诗歌词赋、赠医序跋等涉医著作，可补医学史的阙如。杨万里的医药轶事，值得从文献学的角度采信。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之生命核心就在于气，气是依附于形体上的一种生理征象。
一次自觉的中医“问道”之旅
——《金匮问道》书评
摘自2025-10-23中国中医药报
郭瑨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金匮要略》开创了杂病辨治体系，垂范后世，泽被苍生。不仅是中医学经典，更是中医临床诊疗的基石与理论创新的源泉，中医专业学生的职业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都需要从中汲取智慧。现有研究生教材虽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但如何突破传统注疏框架，实现经典的跨学科融通仍是教材编写的重要课题。
《金匮问道》如破晓之光，以其独特的架构、深邃的思辨和创新的方法论，成功搭起一座连接古今的桥梁。它绝非又一部寻常的注疏之作，而是一次充满自觉意识的体系化的“问道”之旅，其独特性和优点已在字里行间充分彰显。
层层递进的革新性架构
本书最引人瞩目的是其独具匠心的编排结构：《精读篇》→《串讲篇》→《疑误篇》→《专题篇》。这并非简单的内容分类，而是一条清晰的治学进阶之路，引导读者由浅入深、从继承到批判、从理解到创新。
《精读篇》：深度挖掘 确立锚点
不同于平均着力的通篇讲解，本书首先确立了“精读”与“串讲”的二分框架。《精读篇》锚定了六个关键篇章，包括《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第七》《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第九》《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水气病脉证并治第十四》。这些篇章既包含临床常见之要症，又是理论精粹之所在，乃仲景杂病论治体系之筋骨。
作者对这些篇章进行深耕细作，其深度远超一般教材。以“血痹虚劳”为例，不止于释疑条文，更深入探讨“虚劳”的本质、厘清治法层次（建中、补肾等），并分析经方如何应用于慢性疲劳综合征、肿瘤术后调理等疾病。这种处理方式为读者建立起若干坚实的“理论锚点”，掌握了这些，就掌握了贯通《金匮要略》体系的枢机。
《串讲篇》：广度覆盖 保全体系
在确定精研的锚点后，《串讲篇》则以相对简洁的方式对其余篇章进行系统性讲解，确保《金匮要略》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得以呈现。让读者既免于在次要内容上过度耗费精力而迷失重点，又不致因任何遗漏而无法把握仲景学术之全貌。这种“点深面全”的布局，有效地解决“精深”与“广博”之间的矛盾，体现了作者融通学术的卓越能力与对学习心理的深刻洞察。
《疑误篇》：正本清源 彰显求真精神
这是本书最能体现作者胆识的部分。中医经典历经传抄，讹误、脱衍及理解上的歧异在所难免。《金匮问道》非但没有回避这些问题，反而专门设立《疑误篇》，主动向这些“疑难杂症”发起挑战。
其所论《阳病十八阴病十八》《狐yu（或+虫）与狐惑》《弦则为减》《缓中补虚》《五脏中风中寒》等，无一不是历代医家争论不休的学术公案。作者运用训诂学、文献学方法，结合临床实际与文理逻辑，逐一考辨。例如，辨析“狐yu（或+虫）”与“狐惑”何种更契合古人对该病证病因和症状的认识；力证“缓中补虚”实为“宽中补虚”，乃大黄虫丸证的治疗思路。此举不仅厘清了许多历史谜团，更传递了这样一种精神：尊经并非泥古，求真、慎思、明辨方为治学之道。这种科学、开放、批判的学术态度，是中医学术薪火相传、健康发展的基石。
《专题篇》：跨界融合 开启现代性阐释
若说前三篇意在“继往”，《专题篇》则旨在“开来”。其中有方法论的反思，如《〈金匮要略〉原文原意研究的方法、意义与实践》探讨解读经典的科学方法，强调回到历史语境的重要性；有诊疗模式的提炼，如《“病脉证并治”逐级分类循证推理之诊疗决策模式》将仲景的辨证过程提炼为一种可操作的临床思维模型；有本草功效研究范式的革新，如《经方本草功效变迁研究》从静态、共时性的本草解读，转向动态、历时性的功效变迁研究；还有深度多维的理论开掘，如《“方证相对”续论》从概念源流、逻辑结构、临床应用等多维度阐释“方证相对”理论；还有核心概念的认知溯源，如《桂枝汤调和营卫的功用如何被说出》揭示方剂功用形成的思维路径。这些文章跳出了传统注疏的窠臼，站在现代学术的视野下，对《金匮要略》进行方法论和前沿理论的提升。
这四篇结构，环环相扣，层层进阶，共同构成一个从“文本理解”到“临床应用”再到“学术创新”的完整闭环，形成本书独一无二的“四维一体”式架构。
多维呈现的卓越价值
基于上述独特架构，《金匮问道》展现出多方面的突出优点。
学术价值的厚重性：考据与义理并重
本书体现了“小学”（训诂、考据）与“大学”（义理、医理）的深度融合。《疑误篇》以扎实的考据正本清源，而《精读篇》《专题篇》则以此为基石阐发义理并探讨临床应用。作者不仅告诉读者“仲景说了什么”，更致力于探究“为什么这样说”“该如何接着说”，使得学术研究兼具历史厚度与思想深度。
临床应用的导向性：理论与实践的无缝衔接
全书一切探究的终极旨归，皆是临床。无论是《精读篇》中方证适用条件的细微辨析，还是《专题篇》中提炼的诊疗决策模式，其目的皆在于有效指导临证实践，提高疗效。这使得本书免于陷入“纸上谈兵”或“故纸堆”的陷阱，始终将理论扎根于临床的沃土。读者尤其是临床医师会发现，书中的每一种思考都能在病床旁找到落脚点。
启迪思维的创新性：于传承中开辟新境
本书名为“问道”，其精神内核正是“追问”与“探索”。它不提供标准答案，而是致力于点燃思辨的火种，提供寻找答案的方法和思路。它邀请读者一同剖析经典的内在逻辑，挑战权威定论，并向着未明之境出发。这种启发性远胜于知识的灌输，旨在培养一种活跃的、批判性的、创新的中医思维方式，而这正是中医学术生生不息的核心动力。
受众层次的广泛性：从入门到精通的阶梯
得益于独特的结构设计，本书能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初学者可藉由《串讲篇》建立框架，进阶者可通过《精读篇》深化理解，专家则能从《疑误篇》《专题篇》中获得研究灵感和学术挑战。本书描绘了一条清晰的学术进阶之路，陪伴读者不断向上探索攀登。
总之，《金匮问道》是一部突破性的中医学术力作。以其革新性的架构、深邃的考辨、前沿的视野和鲜明的临床意识，超越了传统注疏，是对如何研究中医经典、如何实现古今对话、如何推动学术创新的一次生动示范。它告诉我们，真正的“传承”是基于理性批判的深刻对话，真正的“发展”是扎根于传统的创新。
此书不仅提升了中医经典研究的学术品位，更有助于培养兼具深厚理论基础与创新精神的中医人才。对于每一位矢志深入中医堂奥的研习者，《金匮问道》都是一部值得置于案头、常读常新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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