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从痰瘀论治语言不利
(2024-07-08 13:18:32)从痰瘀论治语言不利
摘自2024-7-4中国中医药报
刘立红 安徽省宿松县经开区骊山茗居卫生室
石某，男性，44岁，2024年2月4日来诊。诉舌头肿胀、语言不利10余天。患者职业为肉牛养殖户，时值腊月底，每天为牛肉销路不畅而着急，睡眠较差。一日醒来，忽然觉得舌头肿胀，说话不流利，讲话迟钝。患者和家属担心中风，于是到上级医院行脑部CT，未发现异常。刻下：患者形体较胖，说话不流利，四肢感觉和肌力正常，神情焦急。舌体胖大，转动不灵活，无疼痛，舌苔薄腻、有裂纹，舌尖有瘀点，舌底静脉迂曲，右脉沉弦，左脉濡细。患者发病前舌头和说话均无异常。考虑患者形体肥胖，痰湿之体，情绪不畅导致气滞血瘀，睡眠少导致阴血暗耗。证属痰瘀阻滞、气机不利。治疗当活血化瘀、理气化痰。方用温胆汤合血府逐瘀汤加减：陈皮9g，法半夏12g，竹茹9g，麸炒枳实9g，茯苓15g，生地黄20g，桃仁9g，红花6g，赤芍15g，甘草6g，牛膝12g，北柴胡15g，桔梗6g，川芎9g，当归9g，石菖蒲9g，磁石（先煎）30g，制远志12g。7剂。
因为时近农历年底，距离春节仅1周时间，本地一些群众素来有春节期间不愿喝药的习惯，于是首诊予7剂药，日1剂，嘱患者带回家煎服。
患者首诊后一直未来复诊，直至时隔三个多月，经当地医生得知患者服完7剂药就彻底好了，因为春节期间生意忙所以未来复诊。
按 本患者所患疾病比较复杂，但仅服用一周中药后就彻底治愈，疗效确实神奇。中医谓“怪病从痰论治”，舌体胖大为脾虚湿滞，语言不利可能是舌体胖大转动不灵活，也有可能是脑部病变的前兆，虽然CT检查脑部无病变，但是也不能排除痰淤阻窍导致的脑部问题。总之，从四诊分析，病因还是要责之于痰瘀阻滞导致的气机不利。
方中温胆汤理气化痰，血府逐瘀汤活血化瘀、行气止痛，加石菖蒲、制远志起到化痰醒脑开窍的作用，磁石重镇安神、平肝潜阳，针对患者心急失眠疗效较好。
摘自2024-7-4中国中医药报
刘立红 安徽省宿松县经开区骊山茗居卫生室
石某，男性，44岁，2024年2月4日来诊。诉舌头肿胀、语言不利10余天。患者职业为肉牛养殖户，时值腊月底，每天为牛肉销路不畅而着急，睡眠较差。一日醒来，忽然觉得舌头肿胀，说话不流利，讲话迟钝。患者和家属担心中风，于是到上级医院行脑部CT，未发现异常。刻下：患者形体较胖，说话不流利，四肢感觉和肌力正常，神情焦急。舌体胖大，转动不灵活，无疼痛，舌苔薄腻、有裂纹，舌尖有瘀点，舌底静脉迂曲，右脉沉弦，左脉濡细。患者发病前舌头和说话均无异常。考虑患者形体肥胖，痰湿之体，情绪不畅导致气滞血瘀，睡眠少导致阴血暗耗。证属痰瘀阻滞、气机不利。治疗当活血化瘀、理气化痰。方用温胆汤合血府逐瘀汤加减：陈皮9g，法半夏12g，竹茹9g，麸炒枳实9g，茯苓15g，生地黄20g，桃仁9g，红花6g，赤芍15g，甘草6g，牛膝12g，北柴胡15g，桔梗6g，川芎9g，当归9g，石菖蒲9g，磁石（先煎）30g，制远志12g。7剂。
因为时近农历年底，距离春节仅1周时间，本地一些群众素来有春节期间不愿喝药的习惯，于是首诊予7剂药，日1剂，嘱患者带回家煎服。
患者首诊后一直未来复诊，直至时隔三个多月，经当地医生得知患者服完7剂药就彻底好了，因为春节期间生意忙所以未来复诊。
按 本患者所患疾病比较复杂，但仅服用一周中药后就彻底治愈，疗效确实神奇。中医谓“怪病从痰论治”，舌体胖大为脾虚湿滞，语言不利可能是舌体胖大转动不灵活，也有可能是脑部病变的前兆，虽然CT检查脑部无病变，但是也不能排除痰淤阻窍导致的脑部问题。总之，从四诊分析，病因还是要责之于痰瘀阻滞导致的气机不利。
方中温胆汤理气化痰，血府逐瘀汤活血化瘀、行气止痛，加石菖蒲、制远志起到化痰醒脑开窍的作用，磁石重镇安神、平肝潜阳，针对患者心急失眠疗效较好。
治忘交心肾 疗呆祛痰涎
陈士铎治疗健忘呆病经验探析
摘自2024-4-19中国中医药报
陈永灿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
陈士铎，字敬之，号远公，今浙江绍兴人，为清代医学家。陈氏既重视临床，治病多奇中，又喜好笔耕，著作丰硕，付梓的有20余部。如撰《石室秘录》六卷，列治法128种，有不少独特见解；著《辨证录》十四卷，尤重辨证处方，其治法用药，较多新意；纂《本草会编》五卷，考订药性，详述主证，也有发明。笔者通读《陈士铎医学全集》（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编，中医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发现陈士铎在论述健忘、呆病的病因病机及治法方药方面颇具特色。现将其治疗健忘、呆病的理论经验作一梳理总结，探析如下。
证治探讨
交通心肾治健忘
陈士铎对健忘的病机认识主要是心亏和肾虚，且心肾不交，治疗当兼补心肾，既济水火。陈氏认为健忘并非鬼神作祟，而是心肾不交使然，他说：“夫心肾交而智慧生，心肾离而智慧失。人之聪明非生于心肾，而生于心肾之交也，肾水资于心，则智慧生生不息，心火资于肾，则智慧亦生生无穷。苟心火亢，则肾畏火炎而不敢交乎心；肾水竭，则心恶水干而不肯交于肾；两不相交，则势必至于两相忘矣。”又说：“治法必须大补心肾，使其相离者，重复相亲，自然相忘者，复能相忆耳。”
对于老人健忘之证，陈氏也强调不只心亏，更因肾虚。他说：“人有老年而健忘者，近事多不记意，虽人述其前事，犹若茫然，此真健忘之极也，人以为心血之涸，谁知是肾水之竭乎。夫心属火，肾属水，水火似乎相克，其实相克而妙在相生，心必借肾以相通，火必得水而既济。如只益心中之血，而不去填肾中之精，则血虽骤生，而精仍长涸，但能救一时之善忘，而不能冀长年之不忘也。治法必须补心而兼补肾，使肾水不干，自然上通于心而生液。”老人健忘，治疗不仅要“心肾兼补，上下相资”，还要从长久计，缓以图治，做到“不特却忘，并有延龄”。陈氏指出：“然而老年之人，乃阴尽之时，补阴而精不易生，非但药品宜重，而单恃煎汤，恐有一时难以取胜之忧，服汤剂之后，以丸药继之，始获永远之效也。”
对于中年健忘之证，陈士铎主张此为五脏俱伤，治疗尤要注意保护中焦脾胃，强胃开胃，同时不能偏离治健忘兼补心肾的主轴。他说：“人有壮年而善忘者，必得之伤寒大病之后，或酒色过度之人。”治疗时，恐胃气虚弱，而虚不受补，故“必须加意强胃，使胃强不弱，始能分布精液于心肾耳”。陈氏指出：“扶助胃气，而仍加意于补心肾两经，则五脏未尝不同补也，有益无损。”
对于气郁健忘之证，陈氏认为健忘因情志抑郁引起者，直接原因是肝气郁滞，他说：“人有气郁不舒，忽忽如有所失，目前之事竟不记忆，一如老人之善忘，此乃肝气之滞。”而根本原因仍是心肾不交，“夫肝气最急，郁则不能急矣，于是肾气来滋，至肝则止；心气来降，至肝则回。以致心肾两相间隔，致有遗忘也。”又说：“治法必须通其肝气之滞，而后心肾相通，何至有目前之失记乎。然而欲通肝气，必须仍补心肾，要在于其补心、补肾之中。”若肝中郁滞开通，则肝血充盛，“既不取给于肾水，复能添助夫心火，心肝肾一气贯通，宁尚有遗忘失记之病哉”。可见，陈氏治疗气郁健忘，在疏肝开郁的同时，不忘补益心肾，开通肝气的最终目的仍是为了交通心肾。
祛逐痰涎疗呆病
纵观陈士铎有关呆病的证治论述，可以画出陈氏论治呆病的一条主线，那就是呆病痰作祟，祛痰以疗呆。他说：“呆病如痴，而默默不言也，如饥而悠悠如失也，意欲癫而不能，心欲狂而不敢，有时睡数日不醒，有时坐数日不眠，有时将己身衣服密密缝完，有时将他人物件深深藏掩，与人言则无语而神游，背人言则低声而泣诉，与之食则厌薄而不吞，不与食则吞而若快。此等症虽有祟凭之，实亦胸腹之中，无非痰气。故治呆无奇法，治痰即治呆也。”
呆病一证，其发病主要与肝、胃、心有关，而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痰这种病理产物，痰居胸中，蒙蔽心窍，则呆病诸症显现，治以逐痰为要。陈士铎认为：“呆病之成，必有其因，大约其始也，起于肝气之郁；其终也，由于胃气之衰。肝郁则木克土，而痰不能化，胃衰则土制水，而痰不能消，于是痰积于胸中，盘踞于心外，使神明不清而成呆病矣。治法开郁逐痰，健胃通气，则心地光明，呆景尽散也。”
呆病因情志不畅所致者，当疏肝祛痰。对于呆病抑郁不舒，或愤怒而成者，或羞恚而成者，宜舒解肝气而祛痰。陈氏处方柴、芍、郁金理气，半夏、南星等祛痰。他说：“柴胡以舒泄其不得意之气，又有白芍佐之，肝气一舒，心脉自散；又妙用祛痰之剂，集之于参苓之内，则正气足而邪气自散；尤妙用菖蒲开窍之神品，同群共入，见匙即开。”
呆病因起居失常所致者，当益胃消痰。呆病除忧郁外，起居失常是其重要病因。起居失常，胃气受伤，中焦运化失职，水湿聚而成痰，扰乱心宫，而成呆病。对于一时而成呆病者，陈氏认为其病因是“起居失节，胃气伤而痰迷之乎”。他说：“起居失节，则胃中劳伤，不生气而生痰。一时成呆者，乃痰迷于心脘之下，尚未直入于心包之中也，倘入心包，则人且立亡矣。治法宜生其胃气，而佐之消痰之品，则痰迷可以再开，不必竟治其呆也。”陈士铎总结益胃消痰，不仅认为“治其胃气，而祛其痰涎，则呆病可愈也”，还应分久病和新病分别采用温补法和凉补法，“故久病宜于火中补胃以消痰，而猝病宜于寒中补胃以消痰”。
呆病治痰，逐邪外出，那么痰从何而去呢？如何逐痰外出，陈氏主张扶正逐痰兼施，补心肝扶正，助痰从经络驱逐；补心脾扶正，促痰从膀胱消失。治呆祛逐痰涎，不能单纯祛痰，根据正气旺而邪自退的原理，扶正结合祛痰，两者相辅相成，能收到事半功倍的祛痰之效。陈氏解释说：“正虚必然生痰，不祛痰则正气难补，补正气而因之祛邪，是消痰仍是补正也。虽然痰消而正气旺，是痰即邪也，补正而佐以攻痰，引祛痰之药直入于心宫，以扫荡其邪，邪见正气之旺，安得不消灭于无踪哉。”至于扶正逐痰之路径，一是大补心肝，二是大补心脾。陈氏在论述呆病之治法时指出：“大补其心肝之气血，加之祛痰开窍之药，则肝中枯渴，得滋润而自苏，心内寡弱，得补助而自旺，于是心气既清，肝气能运，力能祛逐痰涎，随十二经络而尽通之，何呆病之不可愈哉。”陈氏在解释治呆验方逐呆仙丹（人参、白术、茯神、半夏、白芥子、附子、白薇、菟丝子、朱砂）时说：“此方之妙，妙在大补心脾。以茯神为君，使痰在心者尽祛之而出，其余消痰之药，又得附子引之，无经不入，将遍身上下之痰，尽行祛入膀胱之中，而消化矣。”
方药研析
处方思路
通过对《陈士铎医学全集》所载治疗健忘、呆病处方用药梳理分析，发现涉及的方剂有17首，其中治疗健忘的有9首，即生慧汤、扶老丸、强记汤、生气汤、强记汤加人参方、通郁汤、存注丹、神交汤和天丝饮；治疗呆病的有8首，即逐呆仙丹、救呆至神汤、洗心汤、还神至圣汤、转呆丹、苏心汤、启心救胃汤、指迷汤。药物组成最多的是救呆至神汤（人参、茯苓、当归、生枣仁、菖蒲、熟地黄、萸肉、柏子仁、远志、甘草、神曲、半夏、白芍、柴胡、郁金、天南星、附子共17种），药物组成最少的是天丝饮（巴戟天、菟丝子共2种）。17首方剂涉及中药共43种，对其中单味中药在方剂中的出现频率进行排队，出现4次以上的中药有19种，依次为人参（14次）、茯神或茯苓（12次）、菖蒲（11次）、生枣仁或炒枣仁（10次）、熟地黄或生地黄（8次）、半夏（8次）、附子（8次）、麦门冬（7次）、白术（7次）、甘草（7次）、柏子仁（6次）、神曲（6次）、白芥子（5次）、当归（5次）、远志（5次）、柴胡（5次）、白芍（5次）、萸肉（4次）、天南星（4次）。
从上述19种常用药物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益心气、宁心神、交通心肾类，如人参、生枣仁、柏子仁、远志；二是逐痰涎、通经隧类，如半夏、附子、白芥子、天南星；三是益肾阴、填精髓类，如熟地黄、麦门冬、萸肉；四是健中焦、护胃气类，如白术、甘草、神曲；五是理气柔肝类，如柴胡、当归、白芍。而茯神、菖蒲具有开心窍、养心神、祛痰浊的综合作用。如果从陈士铎治疗健忘和呆病方剂分别分析，经计算发现，治健忘方中出现4次以上的药味依次是熟地黄、麦门冬、人参、茯神、生枣仁、菖蒲、柏子仁、远志和白术；而治呆病方中出现4次以上的药味依次是附子、人参、半夏、茯神、菖蒲、生枣仁、甘草、神曲和天南星。比较这两组药味次序，可以得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除人参、茯神、生枣仁、菖蒲为两组共有外，治健忘用药以补肾精、安心志为主，治呆病用药以逐痰涎、护胃气多见。这也非常符合陈氏对两病的病机认识和治疗见解，即交通心肾治健忘，祛逐痰涎疗呆病。心者，智之舍也，心主神明。健忘、呆病毕竟是以智慧障碍为主的一类疾病，调理心智是其治疗大法，因此，其益心气、开心窍、宁心神的处方思路是始终清晰的。
用药经验
研究陈士铎治疗健忘、呆病的临床经验，表明其用药方面确有一些独到之处，现略述数则。
石菖蒲、人参成药对 陈氏认为治疗健忘，菖蒲与人参必须同用，两者相辅相成，协同作用，才能取得强记的真正效果。他说：“凡心窍之闭，非石菖蒲不能开，徒用人参，竟不能取效。是人参必得菖蒲以成功，非菖蒲必得人参而奏效。”说明要开心窍，人参离不开菖蒲。而治疗健忘单用菖蒲又少效验，“善忘之症，因心窍之闭耳。心窍之闭者，由于心气之虚，补心之虚，舍人参无他药也。不用人参以补虚，惟恃菖蒲以开窍，窍开于一时而仍闭，又何益哉。夫开心窍尚君以人参，岂治善忘而反遗人参能取效乎”。同样，治善忘菖蒲离不开人参。陈氏指出：“盖两相须而两相成，实为药中不可无之物也。”菖蒲开心窍，人参补心气，陈氏将两药提升为治疗健忘的药对是有理有据的。
酸枣仁宜生用 酸枣仁具有宁心志之功，历代医家多主张炒用，而陈士铎从治疗实际出发，强调调理心智，酸枣仁乃以生用为好，他说：“惟夜不能眠者，必须生用，或神思昏倦，久苦梦遗者，亦宜生用。”分析陈氏治疗健忘、呆病的含有枣仁的10首方剂中，用炒枣仁的只有1首，其余均用生枣仁，便是明证。陈氏还认为枣仁不仅可以宁心益心，尚有安肾补肾之效。他说：“然而肾火原通于胞络，而肾水原通于心，补心未尝不能益肾，古人所以用枣仁以安心，即安肾也。”
远志、柏子仁擅交通心肾 古代医籍记载，远志安心气，定神益智，多服强记；柏子仁宁心神，聪耳目。两者均以补心宁神调理心经为主，陈士铎则主张远志、柏子仁更擅长交通心肾，可治健忘、呆病。陈氏说：“或疑柏子仁补心之药，何以补肾火之药反用之耶？夫心肾相通，心虚而命门之火不能久闭，所以跃跃欲走也。用柏子仁以安心君，心君不动，而相火奉令惟谨，何敢轻泄乎。此补心之妙，胜于补肾也。”至于远志，更是上通心下通肾，既益心又益肾，配伍在处方中，有协作增效作用。陈氏指出：“虽然心肾之气，实两相通也，既两相通，则远志之补心肾，又何有于两异。惟是用药者或有重轻，则补心补肾亦各有分别。补心之药多用，远志重在补心。补肾之药多用，远志重在补肾。补心补肾虽若有殊，而通心通肾正无或异也。”又说：“是远志乃通心肾之妙药。故能开心窍而益智，安肾而止梦遗，否则心肾两离，何能强记而闭守哉。”陈士铎对远志交通心肾之功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
陈士铎治疗健忘呆病经验探析
摘自2024-4-19中国中医药报
陈永灿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
陈士铎，字敬之，号远公，今浙江绍兴人，为清代医学家。陈氏既重视临床，治病多奇中，又喜好笔耕，著作丰硕，付梓的有20余部。如撰《石室秘录》六卷，列治法128种，有不少独特见解；著《辨证录》十四卷，尤重辨证处方，其治法用药，较多新意；纂《本草会编》五卷，考订药性，详述主证，也有发明。笔者通读《陈士铎医学全集》（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编，中医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发现陈士铎在论述健忘、呆病的病因病机及治法方药方面颇具特色。现将其治疗健忘、呆病的理论经验作一梳理总结，探析如下。
证治探讨
交通心肾治健忘
陈士铎对健忘的病机认识主要是心亏和肾虚，且心肾不交，治疗当兼补心肾，既济水火。陈氏认为健忘并非鬼神作祟，而是心肾不交使然，他说：“夫心肾交而智慧生，心肾离而智慧失。人之聪明非生于心肾，而生于心肾之交也，肾水资于心，则智慧生生不息，心火资于肾，则智慧亦生生无穷。苟心火亢，则肾畏火炎而不敢交乎心；肾水竭，则心恶水干而不肯交于肾；两不相交，则势必至于两相忘矣。”又说：“治法必须大补心肾，使其相离者，重复相亲，自然相忘者，复能相忆耳。”
对于老人健忘之证，陈氏也强调不只心亏，更因肾虚。他说：“人有老年而健忘者，近事多不记意，虽人述其前事，犹若茫然，此真健忘之极也，人以为心血之涸，谁知是肾水之竭乎。夫心属火，肾属水，水火似乎相克，其实相克而妙在相生，心必借肾以相通，火必得水而既济。如只益心中之血，而不去填肾中之精，则血虽骤生，而精仍长涸，但能救一时之善忘，而不能冀长年之不忘也。治法必须补心而兼补肾，使肾水不干，自然上通于心而生液。”老人健忘，治疗不仅要“心肾兼补，上下相资”，还要从长久计，缓以图治，做到“不特却忘，并有延龄”。陈氏指出：“然而老年之人，乃阴尽之时，补阴而精不易生，非但药品宜重，而单恃煎汤，恐有一时难以取胜之忧，服汤剂之后，以丸药继之，始获永远之效也。”
对于中年健忘之证，陈士铎主张此为五脏俱伤，治疗尤要注意保护中焦脾胃，强胃开胃，同时不能偏离治健忘兼补心肾的主轴。他说：“人有壮年而善忘者，必得之伤寒大病之后，或酒色过度之人。”治疗时，恐胃气虚弱，而虚不受补，故“必须加意强胃，使胃强不弱，始能分布精液于心肾耳”。陈氏指出：“扶助胃气，而仍加意于补心肾两经，则五脏未尝不同补也，有益无损。”
对于气郁健忘之证，陈氏认为健忘因情志抑郁引起者，直接原因是肝气郁滞，他说：“人有气郁不舒，忽忽如有所失，目前之事竟不记忆，一如老人之善忘，此乃肝气之滞。”而根本原因仍是心肾不交，“夫肝气最急，郁则不能急矣，于是肾气来滋，至肝则止；心气来降，至肝则回。以致心肾两相间隔，致有遗忘也。”又说：“治法必须通其肝气之滞，而后心肾相通，何至有目前之失记乎。然而欲通肝气，必须仍补心肾，要在于其补心、补肾之中。”若肝中郁滞开通，则肝血充盛，“既不取给于肾水，复能添助夫心火，心肝肾一气贯通，宁尚有遗忘失记之病哉”。可见，陈氏治疗气郁健忘，在疏肝开郁的同时，不忘补益心肾，开通肝气的最终目的仍是为了交通心肾。
祛逐痰涎疗呆病
纵观陈士铎有关呆病的证治论述，可以画出陈氏论治呆病的一条主线，那就是呆病痰作祟，祛痰以疗呆。他说：“呆病如痴，而默默不言也，如饥而悠悠如失也，意欲癫而不能，心欲狂而不敢，有时睡数日不醒，有时坐数日不眠，有时将己身衣服密密缝完，有时将他人物件深深藏掩，与人言则无语而神游，背人言则低声而泣诉，与之食则厌薄而不吞，不与食则吞而若快。此等症虽有祟凭之，实亦胸腹之中，无非痰气。故治呆无奇法，治痰即治呆也。”
呆病一证，其发病主要与肝、胃、心有关，而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痰这种病理产物，痰居胸中，蒙蔽心窍，则呆病诸症显现，治以逐痰为要。陈士铎认为：“呆病之成，必有其因，大约其始也，起于肝气之郁；其终也，由于胃气之衰。肝郁则木克土，而痰不能化，胃衰则土制水，而痰不能消，于是痰积于胸中，盘踞于心外，使神明不清而成呆病矣。治法开郁逐痰，健胃通气，则心地光明，呆景尽散也。”
呆病因情志不畅所致者，当疏肝祛痰。对于呆病抑郁不舒，或愤怒而成者，或羞恚而成者，宜舒解肝气而祛痰。陈氏处方柴、芍、郁金理气，半夏、南星等祛痰。他说：“柴胡以舒泄其不得意之气，又有白芍佐之，肝气一舒，心脉自散；又妙用祛痰之剂，集之于参苓之内，则正气足而邪气自散；尤妙用菖蒲开窍之神品，同群共入，见匙即开。”
呆病因起居失常所致者，当益胃消痰。呆病除忧郁外，起居失常是其重要病因。起居失常，胃气受伤，中焦运化失职，水湿聚而成痰，扰乱心宫，而成呆病。对于一时而成呆病者，陈氏认为其病因是“起居失节，胃气伤而痰迷之乎”。他说：“起居失节，则胃中劳伤，不生气而生痰。一时成呆者，乃痰迷于心脘之下，尚未直入于心包之中也，倘入心包，则人且立亡矣。治法宜生其胃气，而佐之消痰之品，则痰迷可以再开，不必竟治其呆也。”陈士铎总结益胃消痰，不仅认为“治其胃气，而祛其痰涎，则呆病可愈也”，还应分久病和新病分别采用温补法和凉补法，“故久病宜于火中补胃以消痰，而猝病宜于寒中补胃以消痰”。
呆病治痰，逐邪外出，那么痰从何而去呢？如何逐痰外出，陈氏主张扶正逐痰兼施，补心肝扶正，助痰从经络驱逐；补心脾扶正，促痰从膀胱消失。治呆祛逐痰涎，不能单纯祛痰，根据正气旺而邪自退的原理，扶正结合祛痰，两者相辅相成，能收到事半功倍的祛痰之效。陈氏解释说：“正虚必然生痰，不祛痰则正气难补，补正气而因之祛邪，是消痰仍是补正也。虽然痰消而正气旺，是痰即邪也，补正而佐以攻痰，引祛痰之药直入于心宫，以扫荡其邪，邪见正气之旺，安得不消灭于无踪哉。”至于扶正逐痰之路径，一是大补心肝，二是大补心脾。陈氏在论述呆病之治法时指出：“大补其心肝之气血，加之祛痰开窍之药，则肝中枯渴，得滋润而自苏，心内寡弱，得补助而自旺，于是心气既清，肝气能运，力能祛逐痰涎，随十二经络而尽通之，何呆病之不可愈哉。”陈氏在解释治呆验方逐呆仙丹（人参、白术、茯神、半夏、白芥子、附子、白薇、菟丝子、朱砂）时说：“此方之妙，妙在大补心脾。以茯神为君，使痰在心者尽祛之而出，其余消痰之药，又得附子引之，无经不入，将遍身上下之痰，尽行祛入膀胱之中，而消化矣。”
方药研析
处方思路
通过对《陈士铎医学全集》所载治疗健忘、呆病处方用药梳理分析，发现涉及的方剂有17首，其中治疗健忘的有9首，即生慧汤、扶老丸、强记汤、生气汤、强记汤加人参方、通郁汤、存注丹、神交汤和天丝饮；治疗呆病的有8首，即逐呆仙丹、救呆至神汤、洗心汤、还神至圣汤、转呆丹、苏心汤、启心救胃汤、指迷汤。药物组成最多的是救呆至神汤（人参、茯苓、当归、生枣仁、菖蒲、熟地黄、萸肉、柏子仁、远志、甘草、神曲、半夏、白芍、柴胡、郁金、天南星、附子共17种），药物组成最少的是天丝饮（巴戟天、菟丝子共2种）。17首方剂涉及中药共43种，对其中单味中药在方剂中的出现频率进行排队，出现4次以上的中药有19种，依次为人参（14次）、茯神或茯苓（12次）、菖蒲（11次）、生枣仁或炒枣仁（10次）、熟地黄或生地黄（8次）、半夏（8次）、附子（8次）、麦门冬（7次）、白术（7次）、甘草（7次）、柏子仁（6次）、神曲（6次）、白芥子（5次）、当归（5次）、远志（5次）、柴胡（5次）、白芍（5次）、萸肉（4次）、天南星（4次）。
从上述19种常用药物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益心气、宁心神、交通心肾类，如人参、生枣仁、柏子仁、远志；二是逐痰涎、通经隧类，如半夏、附子、白芥子、天南星；三是益肾阴、填精髓类，如熟地黄、麦门冬、萸肉；四是健中焦、护胃气类，如白术、甘草、神曲；五是理气柔肝类，如柴胡、当归、白芍。而茯神、菖蒲具有开心窍、养心神、祛痰浊的综合作用。如果从陈士铎治疗健忘和呆病方剂分别分析，经计算发现，治健忘方中出现4次以上的药味依次是熟地黄、麦门冬、人参、茯神、生枣仁、菖蒲、柏子仁、远志和白术；而治呆病方中出现4次以上的药味依次是附子、人参、半夏、茯神、菖蒲、生枣仁、甘草、神曲和天南星。比较这两组药味次序，可以得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除人参、茯神、生枣仁、菖蒲为两组共有外，治健忘用药以补肾精、安心志为主，治呆病用药以逐痰涎、护胃气多见。这也非常符合陈氏对两病的病机认识和治疗见解，即交通心肾治健忘，祛逐痰涎疗呆病。心者，智之舍也，心主神明。健忘、呆病毕竟是以智慧障碍为主的一类疾病，调理心智是其治疗大法，因此，其益心气、开心窍、宁心神的处方思路是始终清晰的。
用药经验
研究陈士铎治疗健忘、呆病的临床经验，表明其用药方面确有一些独到之处，现略述数则。
石菖蒲、人参成药对 陈氏认为治疗健忘，菖蒲与人参必须同用，两者相辅相成，协同作用，才能取得强记的真正效果。他说：“凡心窍之闭，非石菖蒲不能开，徒用人参，竟不能取效。是人参必得菖蒲以成功，非菖蒲必得人参而奏效。”说明要开心窍，人参离不开菖蒲。而治疗健忘单用菖蒲又少效验，“善忘之症，因心窍之闭耳。心窍之闭者，由于心气之虚，补心之虚，舍人参无他药也。不用人参以补虚，惟恃菖蒲以开窍，窍开于一时而仍闭，又何益哉。夫开心窍尚君以人参，岂治善忘而反遗人参能取效乎”。同样，治善忘菖蒲离不开人参。陈氏指出：“盖两相须而两相成，实为药中不可无之物也。”菖蒲开心窍，人参补心气，陈氏将两药提升为治疗健忘的药对是有理有据的。
酸枣仁宜生用 酸枣仁具有宁心志之功，历代医家多主张炒用，而陈士铎从治疗实际出发，强调调理心智，酸枣仁乃以生用为好，他说：“惟夜不能眠者，必须生用，或神思昏倦，久苦梦遗者，亦宜生用。”分析陈氏治疗健忘、呆病的含有枣仁的10首方剂中，用炒枣仁的只有1首，其余均用生枣仁，便是明证。陈氏还认为枣仁不仅可以宁心益心，尚有安肾补肾之效。他说：“然而肾火原通于胞络，而肾水原通于心，补心未尝不能益肾，古人所以用枣仁以安心，即安肾也。”
远志、柏子仁擅交通心肾 古代医籍记载，远志安心气，定神益智，多服强记；柏子仁宁心神，聪耳目。两者均以补心宁神调理心经为主，陈士铎则主张远志、柏子仁更擅长交通心肾，可治健忘、呆病。陈氏说：“或疑柏子仁补心之药，何以补肾火之药反用之耶？夫心肾相通，心虚而命门之火不能久闭，所以跃跃欲走也。用柏子仁以安心君，心君不动，而相火奉令惟谨，何敢轻泄乎。此补心之妙，胜于补肾也。”至于远志，更是上通心下通肾，既益心又益肾，配伍在处方中，有协作增效作用。陈氏指出：“虽然心肾之气，实两相通也，既两相通，则远志之补心肾，又何有于两异。惟是用药者或有重轻，则补心补肾亦各有分别。补心之药多用，远志重在补心。补肾之药多用，远志重在补肾。补心补肾虽若有殊，而通心通肾正无或异也。”又说：“是远志乃通心肾之妙药。故能开心窍而益智，安肾而止梦遗，否则心肾两离，何能强记而闭守哉。”陈士铎对远志交通心肾之功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
补肾化痰治癫痫发作后站立不稳
摘自2024-2-1中国中医药报
谭洪福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东关社区卫生服务站
孙某，男，72岁，2023年4月19日初诊。主诉：站立不稳10余天。患者有癫痫病史30余年，平素服用苯妥英钠等药物控制，约数月或半年发作一次不等。10余天前癫痫发作后出现站立不稳、易跌倒，伴烦躁不安，不寐，纳差。舌红，苔白滑腻，脉滑数无力。
诊断：痫证。
治疗：补肾化痰。
处方：半夏15g，白术30g，茯苓15g，天麻15g，杜仲15g，桑寄生30g，续断15g，龙骨30g，牡蛎30g，五味子10g，怀牛膝15g，陈皮15g，胆南星15g，天竺黄15g，栀子6g，炙甘草6g。3剂，水煎服。
4月22日二诊：站立较稳，近2日未跌倒，舌红，苔白略厚腻，脉滑无力。守初诊方继服3剂。
4月25日三诊：能自己拄杖行走，烦躁不安减轻。苔转薄白。守初诊方继服3剂。
服药后症状继续减轻，分别于4月28日、5月1日、5月3日复诊，均予初诊方。5月1日时患者已能独立行走，饮食睡眠如常，精神安定。
按 本案患者有癫痫病史30余年。素有痰湿内蕴，痫证发作时肝风挟痰上逆，蒙蔽清窍。痫证反复发作，日久耗伤肾气，下元亏虚则站立不稳、易跌倒，证属上实下虚。方中半夏、陈皮、胆南星、天竺黄、天麻化痰降逆、熄风定痫，杜仲、怀牛膝、桑寄生、续断补肾壮腰膝、稳固下元，龙骨、牡蛎、五味子安神定志，栀子清心安神，白术、茯苓、炙甘草健运中焦、健脾祛湿以杜生痰之源。诸药合用，痰湿得消，下元稳固，诸症自除。
摘自2024-2-1中国中医药报
谭洪福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东关社区卫生服务站
孙某，男，72岁，2023年4月19日初诊。主诉：站立不稳10余天。患者有癫痫病史30余年，平素服用苯妥英钠等药物控制，约数月或半年发作一次不等。10余天前癫痫发作后出现站立不稳、易跌倒，伴烦躁不安，不寐，纳差。舌红，苔白滑腻，脉滑数无力。
诊断：痫证。
治疗：补肾化痰。
处方：半夏15g，白术30g，茯苓15g，天麻15g，杜仲15g，桑寄生30g，续断15g，龙骨30g，牡蛎30g，五味子10g，怀牛膝15g，陈皮15g，胆南星15g，天竺黄15g，栀子6g，炙甘草6g。3剂，水煎服。
4月22日二诊：站立较稳，近2日未跌倒，舌红，苔白略厚腻，脉滑无力。守初诊方继服3剂。
4月25日三诊：能自己拄杖行走，烦躁不安减轻。苔转薄白。守初诊方继服3剂。
服药后症状继续减轻，分别于4月28日、5月1日、5月3日复诊，均予初诊方。5月1日时患者已能独立行走，饮食睡眠如常，精神安定。
按 本案患者有癫痫病史30余年。素有痰湿内蕴，痫证发作时肝风挟痰上逆，蒙蔽清窍。痫证反复发作，日久耗伤肾气，下元亏虚则站立不稳、易跌倒，证属上实下虚。方中半夏、陈皮、胆南星、天竺黄、天麻化痰降逆、熄风定痫，杜仲、怀牛膝、桑寄生、续断补肾壮腰膝、稳固下元，龙骨、牡蛎、五味子安神定志，栀子清心安神，白术、茯苓、炙甘草健运中焦、健脾祛湿以杜生痰之源。诸药合用，痰湿得消，下元稳固，诸症自除。
升阳益胃汤治中风后遗症
摘自2024-7-12中国中医药报
石善林 石东伟 山东省平阴县榆山街道西桥口卫生室 石维娟 山东省肿瘤医院
张某，男，62岁，2023年8月1日初诊。主诉：双下肢乏力、出汗近1年余。患者曾患脑梗死，经住院治疗后，语言表达能力、肢体活动能力基本恢复正常，但双下肢乏力、口苦口干、自汗的问题始终未得到改善，曾服中药补阳还五汤、补中益气汤、桂枝汤、小柴胡汤、玉屏风散等方剂达百剂。刻下：口苦口干，乏力，自汗，恶风，行走无力，纳眠可，二便调，面色红暗。舌苔白腻偏干，脉右关滑。辅助检查：体重78kg，血压128/72mmHg。
诊断：西医诊断为脑梗死。中医诊断为中风（脾虚湿热，表寒不固）。
方用升阳益胃汤加减：黄芪30g，人参10g，姜半夏15g，炙甘草10g，独活6g，防风6g，白芍10g，羌活6g，茯苓15g，柴胡10g，泽泻15g，生白术15g，黄连10g，荷叶20g，僵蚕6g。5剂，水煎服，每日1剂，分3次服。患者服完3剂后高兴地打电话告知两下肢乏力、自汗、口苦口干均明显好转，近1年从未有如此轻松的感觉。
8月7日二诊：两下肢乏力、自汗、恶风、苔腻均有明显好转，右关滑有力转缓。继服5剂，后症状消失。
停药观察近半年，患者病情稳定，能从事一般体力劳动。
按 患者从事四十多年建筑工作，一年四季均在室外施工，因工作经常和工人生气，饮食不节，嗜酒肥甘，饥饱失常，导致中气亏虚，脾失健远，聚湿生痰，痰郁化热，肝风挟杂痰火，蒙蔽清窍，而形成中风。气化的斡旋在于中焦，气机升降的枢纽亦在此，故中焦不畅，则气化乏源，纳运失常。痰饮水湿留聚中焦，影响气机的升降出入，则百病由生。太阴不升，土虚气陷，火乘湿盛，火衰水泛，则表现为中焦的湿热之侯和寒湿之象。
升阳益胃汤出自《内外伤辨惑论》，原方治脾胃虚弱、体重节痛、口苦口干、 洒淅恶寒，本患者符合升阳益汤症状，用药后取得明显疗效。二诊时中焦功能恢复正常，所以右关滑、苔白干好转，可见患者主要原因在于脾虚湿热，升降紊乱。《本草正义》云：“脾胃一虚，肺气先绝。”用黄芪益气固表，人参、炙甘草甘温补脾，与黄芪相须而用，益气补虚之功尤著。白术、茯苓健脾除湿，半夏、荷叶燥湿行气、升清降浊，半夏和白术相配健脾化痰，杜绝痰湿生化之源。泽泻甘淡渗湿利水，柴胡、防风、独活、羌活辛散升阳，除寒散表邪。黄连清热燥湿，配白芍养阴补血，可防辛散药物温燥伤津，配生姜、大枣和胃补脾。诸药相合，补泄兼施，虚实并用，祛寒降浊，顽疾愈也。
治疗脑梗需要首先辨邪正虚实，跳出惯用的固有方剂、药物，在整体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分析发病原因，综合分析，做出正确的判断，最后确定治疗方案。
摘自2024-7-12中国中医药报
石善林 石东伟 山东省平阴县榆山街道西桥口卫生室 石维娟 山东省肿瘤医院
张某，男，62岁，2023年8月1日初诊。主诉：双下肢乏力、出汗近1年余。患者曾患脑梗死，经住院治疗后，语言表达能力、肢体活动能力基本恢复正常，但双下肢乏力、口苦口干、自汗的问题始终未得到改善，曾服中药补阳还五汤、补中益气汤、桂枝汤、小柴胡汤、玉屏风散等方剂达百剂。刻下：口苦口干，乏力，自汗，恶风，行走无力，纳眠可，二便调，面色红暗。舌苔白腻偏干，脉右关滑。辅助检查：体重78kg，血压128/72mmHg。
诊断：西医诊断为脑梗死。中医诊断为中风（脾虚湿热，表寒不固）。
方用升阳益胃汤加减：黄芪30g，人参10g，姜半夏15g，炙甘草10g，独活6g，防风6g，白芍10g，羌活6g，茯苓15g，柴胡10g，泽泻15g，生白术15g，黄连10g，荷叶20g，僵蚕6g。5剂，水煎服，每日1剂，分3次服。患者服完3剂后高兴地打电话告知两下肢乏力、自汗、口苦口干均明显好转，近1年从未有如此轻松的感觉。
8月7日二诊：两下肢乏力、自汗、恶风、苔腻均有明显好转，右关滑有力转缓。继服5剂，后症状消失。
停药观察近半年，患者病情稳定，能从事一般体力劳动。
按 患者从事四十多年建筑工作，一年四季均在室外施工，因工作经常和工人生气，饮食不节，嗜酒肥甘，饥饱失常，导致中气亏虚，脾失健远，聚湿生痰，痰郁化热，肝风挟杂痰火，蒙蔽清窍，而形成中风。气化的斡旋在于中焦，气机升降的枢纽亦在此，故中焦不畅，则气化乏源，纳运失常。痰饮水湿留聚中焦，影响气机的升降出入，则百病由生。太阴不升，土虚气陷，火乘湿盛，火衰水泛，则表现为中焦的湿热之侯和寒湿之象。
升阳益胃汤出自《内外伤辨惑论》，原方治脾胃虚弱、体重节痛、口苦口干、 洒淅恶寒，本患者符合升阳益汤症状，用药后取得明显疗效。二诊时中焦功能恢复正常，所以右关滑、苔白干好转，可见患者主要原因在于脾虚湿热，升降紊乱。《本草正义》云：“脾胃一虚，肺气先绝。”用黄芪益气固表，人参、炙甘草甘温补脾，与黄芪相须而用，益气补虚之功尤著。白术、茯苓健脾除湿，半夏、荷叶燥湿行气、升清降浊，半夏和白术相配健脾化痰，杜绝痰湿生化之源。泽泻甘淡渗湿利水，柴胡、防风、独活、羌活辛散升阳，除寒散表邪。黄连清热燥湿，配白芍养阴补血，可防辛散药物温燥伤津，配生姜、大枣和胃补脾。诸药相合，补泄兼施，虚实并用，祛寒降浊，顽疾愈也。
治疗脑梗需要首先辨邪正虚实，跳出惯用的固有方剂、药物，在整体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分析发病原因，综合分析，做出正确的判断，最后确定治疗方案。
陈言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系统地论述病因分类及审因论治，其在健忘证治方面具有自身的学术特色——
重七情致忘 倡心脾同治
摘自2024-7-18中国中医药报
陈永灿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
陈言，字无择，号鹤溪道人，浙江青田鹤溪（今景宁畲族自治县鹤溪镇）人。陈言系我国南宋著名医学家，其长于医理，精于方脉，善执简驭繁。陈言于宋淳熙元年（1174年）撰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下简称《方论》）十八卷。他在自序中认为“医事之要，无出三因”，将疾病的病因分为外因（六淫）、内因（七情）和不内外因三类。这种以致病因素为主，结合发病途径、发病部位，并融入脏腑病证体系的“三因”分类法，为中医病因学的创立奠定了学术基础。
陈言提出“别其三因”“随因施治”（《方论•三因论》），强调治疗疾病应以因类病，因病辨证，随证治之。这种审因论治的思想具体运用到每种疾病的临床实践之中，是中医病因辨治的肇始，是继张仲景六经辨证、脏腑辨证治疗的又一创举，极大地丰富了中医临床辨证论治体系的内涵。
《方论》作为中医文献史上首部较为系统地论述病因分类及审因论治的专著，笔者对其研读有年，并发现其在健忘证治方面具有自身的学术特色。陈言在内伤七情及审因论治的理念指导下，论治健忘见解独特。现就陈言对健忘病因病机及治疗方剂的认识作一探讨。
病因病机论述
陈言在《方论》中首次提出“三因论”的观点，即将导致疾病发生的因素归纳为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统称为“三因”。他说：“凡治病，先须识因，不知其因，病源无目。其因有三，曰内，曰外，曰不内外。内则七情，外则六淫，不内不外，乃背经常。”（《方论•五科凡例》）具体则是“六淫者，寒、暑、燥、湿、风、热是；七情者，喜、怒、忧、思、悲、恐、惊是……其如饮食饥饱，叫呼伤气，尽神度量，疲极筋力，阴阳违逆，乃至虎狼毒虫，金疮踒折，疰忤附着，畏压溺等，有悖常理，为不内外因”（《方论•三因论》）。陈言总结前贤的病因论述，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创造性地把“七情”致病提高到人体发病的重要高度，将患者的情志原因作为疾病发生的主要因素，即内因。通过审视“七情”致病的内在作用，指导临床实践，解决临床问题，这也为健忘的治疗开启了新的思路。
“七气”与“五噎”
在人体正常的情况下，五脏六腑功能平顺，心平气和，“内则精神魂魄志意思”，各自发挥形神相合的调和作用，其精神状态是安和的。但是，在“七情”失调的状态下，情志过极，会引发各种疾病，导致“七情”致病。故陈言说：“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为内所因。”（《方论•三因论》）“七情”又称“七气”。“七情”致病又与人体脏腑相应，具有一定的针对性。陈言指出：“夫五脏六腑，阴阳升降，非气不生，神静则宁，情动则乱。故有喜、怒、忧、思、悲、恐、惊，七者不同，各随其本脏所生所伤而为病。故喜伤心，其气散；怒伤肝，其气击；忧伤肺，其气聚；思伤脾，其气结；悲伤心胞，其气急；恐伤肾，其气怯；惊伤胆，其气乱。虽七诊自殊，无逾于气。”（《方论•七气叙论》）从内伤因素的“七情”到病理变化的“七气”，从健忘的视角看，与脏腑中的心胞、肾、胆等关系密切。《方论》中说：“悲伤心胞者，善忘，不识人，置物在处，还取不得，筋挛，四肢浮肿……恐伤肾者，上焦气闭不行，下焦回还不散，犹豫不决，呕逆恶心……惊伤胆者，神无所归，虑无所定，说物不竟而迫。”（《方论•七气证治》）且“脏气不行，郁而生涎”。如病在咽嗌的“五噎”，“皆由喜怒不常，忧思过度，恐虑无时，郁而生涎，涎与气搏，升而不降，逆害饮食”所致，其中的“思噎”就会出现健忘症状，“思噎者，心怔悸，喜忘，目视”（《方论•五噎证治》）。为此，陈言专订七气汤、大七气汤、五噎散治疗。
在“七情”气机调治中，陈言注意分辨脏腑虚实。七气汤治虚为主，“治脏腑神气不守正位，为喜、怒、忧、思、悲、恐、惊忤郁不行”（《方论•七气证治》），药用人参、甘草以益气和中，佐半夏、桂心以行气解郁。大七气汤则治实为主，“治喜怒不节，忧思兼并，多生悲恐，或时振惊，致脏气不平”（《方论•七气证治》），故药用厚朴行气破满，紫苏疏理宽胸，半夏降逆下气，佐以茯苓除湿健中。五噎散能“治五种噎”（《方论•五噎证治》），自然也包括伴有健忘的“思噎”，药用人参、茯苓、厚朴、枳壳、桂心、甘草、诃子、白术、陈皮、白姜、三棱、神曲、麦芽、木香、槟榔和蓬术。功能益气健中，理气活血，解郁化涎，消补兼施。
脾主意与思
对健忘的病因病机，陈言认为七情之“思”起到重要作用，除心以外，脾是关键。《灵枢•本神》云：“心藏脉，脉舍神。”“脾藏营，营舍意。”又云：“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之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脾“在志为思”“思伤脾”。中医学认为，人的神志活动虽分属于五脏，但必以血液为物质基础，而心主血脉，故心亦主神志。情志所伤，虽五脏各有所属，但总责之于心。其中“思”伤所及，脾首当其冲，因“思动于心则脾应”。《素问•举痛论》云“思则气结”，因“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陈言则明确提出“思伤脾，其气结”。“思”与“意”均是人的意识活动，主要包括在记忆、思虑等思维范畴之中。《方论》指出：“脾主意与思。意者记所往事，思则兼心之所为也。故论云：言心未必是思，言思则必是心。”主张记忆思维过程不仅归功于心，还需要脾的重点参与。若“思”与“意”的活动过度，可内伤心脾，引发健忘，治疗更要心脾同治。
陈言在论述健忘证治时说：“今脾受病，则意舍不清，心神不宁，使人健忘，尽心力思量不来者是也。或曰：常常喜忘，故谓之健忘，二者通治。”并拟定小定志圆，可治“心气不定，五脏不足”之“忽忽喜忘”（《方论•健忘证治》），药用菖蒲、远志、茯苓、茯神、人参、朱砂等六味。方中菖蒲、远志开窍祛痰，朱砂镇静安神，人参、茯苓、茯神填土益脾。因脾为中土，脾主思，为万物所归。主张治疗健忘，心窍宜开，脾土宜静，调理脾土是重要的环节。
风致多忘
从《方论》的内容编排看，陈言把健忘证治作为一种独立病证论述，排在“内所因论”之后，表明其对健忘临床研究的重视，强调健忘主要是七情内伤所致的病种。当然，陈言认为“外因六淫”也有可能引起健忘，因“暑喜伤心包，湿喜伤脾，热伤心”（《方论•六经中伤病脉》），而心、心包、脾所伤与健忘的发病关系密切。如六淫中的“风”，可造成肝风、心风、脾风、肺风和肾风，“盖风性紧暴，善行数变，其中人也卒，其眩人也晕，激人涎浮，昏人神乱”（《方论•叙中风论》）。陈言在“中风治法”中指出：“诸有此证，令人心惊，志意不定，恍惚多忘。”并用排风汤治疗，药用白鲜皮、白术、芍药、桂心、川芎、当归、杏仁、防风、甘草、独活、麻黄、茯苓。认为“服此汤安心定志，聪耳明目，通脏腑。诸风疾悉主之”（《方论•中风治法》）。
治疗方剂解析
陈言在《方论》中，以三因分类辨治疾病，同时对治疗的方剂予以归类，开辟了方剂学由博返约之路。经过唐宋医学经验的积累，陆续出现一批大部头方书，这些方书收方千万，浩如烟海，反而使临床无所适从。故对众多方药进行筛选，确认疗效，使漫无边际的方书由博返约，成为当时医家的一项迫切任务。陈言深切感受到“不削繁芜，罔知枢要”（《方论•自序》），他在《方论•太医习业》中更明确地指出：对于《太平圣惠方》等方书，动辄千百卷，“使学者一览无遗，博则博矣，倘未能反约，则何以适从。予今所述，乃收拾诸经髓。其亦反约之道也。”陈言主张以因辨病，审因论治，使方药简约而有章可循。笔者体会，《方论》收载方剂不足千首，其中涉及治疗健忘的方剂也体现了陈言由博返约、削繁知要的临床处方理念。
小黄芪酒治恍惚健忘
小黄芪酒，“大治风虚痰癖，四肢偏枯，两脚弱，手不能上头；或小腹缩痛，胁下挛急，心下有伏水，胁下有积饮，夜梦悲愁不乐，恍惚善忘。此由风虚，五脏受邪所致……黄芪、附子（去皮脐）、川椒（去目并合口者）、桂心、秦艽、牛膝、防风（去叉）、乌头（《集验方》用山药）、白术、川芎、独活、细辛（去苗）、甘草各三两，大黄、葛根、山茱萸、干姜各二两，当归二两半。上为剉散。少壮人，无熬炼；虚老人，微熬之。以绢袋盛，用清酒二斗渍之，春夏五日，秋冬七日。可先服食一合，不知，至四五合，日三服。此药攻痹尤佳，亦不令人吐闷。小热，宜冷饮食也；大虚，加苁蓉二两；下利，加女萎三两；多忘，加石斛、菖蒲、紫石英各二两；心下多水，加茯苓、人参各二两，山药三两”（《方论•中风治法》）。
小黄芪酒适合体虚中风，五脏受邪，痰饮留积，寒湿凝滞引起的偏瘫、健忘等症。方中附子、川椒、桂心、乌头、细辛、干姜大辛大热之品，以温阳祛寒；黄芪、白术、山茱萸、甘草补虚益气；秦艽、防风、独活、葛根祛风除湿；牛膝、川芎、当归活血化瘀，大黄攻逐痰饮。全方酒浸，一可制辛热太过，二能增走窜祛风之力。该方作为治疗健忘的汤剂形式，并不多见。方中提到的随症加药法，如健忘明显者，加石斛、菖蒲和紫石英，经验可贵，值得挖掘研究。
茯苓补心汤治心虚寒善忘
茯苓补心汤，“治心虚寒病，苦悸恐不乐，心腹痛，难以言，心寒恍惚，喜悲愁恚怒，衄血面黄，烦闷，五心热渴，独语不觉，咽喉痛，舌本强，冷汗出，喜忘恐走。及治妇人怀妊恶阻，吐呕眩晕，四肢怠惰，全不纳食。白茯苓、人参、前胡、半夏（汤洗七次去滑）、川芎各三分，橘皮、枳壳（麸炒去瓤）、紫苏、桔梗、甘草（炙）、干姜各半两，当归一两三分，白芍药二两，熟地黄一两半。上剉散。每服四大钱，水盏半，姜五片，枣一枚，煎七分，去滓，食前服”（《方论•心小肠虚实寒热证治》）。
茯苓补心汤治健忘为心之虚寒证所设。方中茯苓、人参、甘草、前胡、半夏、干姜补心气温心阳；川芎、当归、白芍、熟地黄补心血活心窍；橘皮、枳壳、紫苏、桔梗宽胸理气。全方共奏温心散寒、补心理气之功。
重七情致忘 倡心脾同治
摘自2024-7-18中国中医药报
陈永灿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
陈言，字无择，号鹤溪道人，浙江青田鹤溪（今景宁畲族自治县鹤溪镇）人。陈言系我国南宋著名医学家，其长于医理，精于方脉，善执简驭繁。陈言于宋淳熙元年（1174年）撰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下简称《方论》）十八卷。他在自序中认为“医事之要，无出三因”，将疾病的病因分为外因（六淫）、内因（七情）和不内外因三类。这种以致病因素为主，结合发病途径、发病部位，并融入脏腑病证体系的“三因”分类法，为中医病因学的创立奠定了学术基础。
陈言提出“别其三因”“随因施治”（《方论•三因论》），强调治疗疾病应以因类病，因病辨证，随证治之。这种审因论治的思想具体运用到每种疾病的临床实践之中，是中医病因辨治的肇始，是继张仲景六经辨证、脏腑辨证治疗的又一创举，极大地丰富了中医临床辨证论治体系的内涵。
《方论》作为中医文献史上首部较为系统地论述病因分类及审因论治的专著，笔者对其研读有年，并发现其在健忘证治方面具有自身的学术特色。陈言在内伤七情及审因论治的理念指导下，论治健忘见解独特。现就陈言对健忘病因病机及治疗方剂的认识作一探讨。
病因病机论述
陈言在《方论》中首次提出“三因论”的观点，即将导致疾病发生的因素归纳为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统称为“三因”。他说：“凡治病，先须识因，不知其因，病源无目。其因有三，曰内，曰外，曰不内外。内则七情，外则六淫，不内不外，乃背经常。”（《方论•五科凡例》）具体则是“六淫者，寒、暑、燥、湿、风、热是；七情者，喜、怒、忧、思、悲、恐、惊是……其如饮食饥饱，叫呼伤气，尽神度量，疲极筋力，阴阳违逆，乃至虎狼毒虫，金疮踒折，疰忤附着，畏压溺等，有悖常理，为不内外因”（《方论•三因论》）。陈言总结前贤的病因论述，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创造性地把“七情”致病提高到人体发病的重要高度，将患者的情志原因作为疾病发生的主要因素，即内因。通过审视“七情”致病的内在作用，指导临床实践，解决临床问题，这也为健忘的治疗开启了新的思路。
“七气”与“五噎”
在人体正常的情况下，五脏六腑功能平顺，心平气和，“内则精神魂魄志意思”，各自发挥形神相合的调和作用，其精神状态是安和的。但是，在“七情”失调的状态下，情志过极，会引发各种疾病，导致“七情”致病。故陈言说：“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为内所因。”（《方论•三因论》）“七情”又称“七气”。“七情”致病又与人体脏腑相应，具有一定的针对性。陈言指出：“夫五脏六腑，阴阳升降，非气不生，神静则宁，情动则乱。故有喜、怒、忧、思、悲、恐、惊，七者不同，各随其本脏所生所伤而为病。故喜伤心，其气散；怒伤肝，其气击；忧伤肺，其气聚；思伤脾，其气结；悲伤心胞，其气急；恐伤肾，其气怯；惊伤胆，其气乱。虽七诊自殊，无逾于气。”（《方论•七气叙论》）从内伤因素的“七情”到病理变化的“七气”，从健忘的视角看，与脏腑中的心胞、肾、胆等关系密切。《方论》中说：“悲伤心胞者，善忘，不识人，置物在处，还取不得，筋挛，四肢浮肿……恐伤肾者，上焦气闭不行，下焦回还不散，犹豫不决，呕逆恶心……惊伤胆者，神无所归，虑无所定，说物不竟而迫。”（《方论•七气证治》）且“脏气不行，郁而生涎”。如病在咽嗌的“五噎”，“皆由喜怒不常，忧思过度，恐虑无时，郁而生涎，涎与气搏，升而不降，逆害饮食”所致，其中的“思噎”就会出现健忘症状，“思噎者，心怔悸，喜忘，目视”（《方论•五噎证治》）。为此，陈言专订七气汤、大七气汤、五噎散治疗。
在“七情”气机调治中，陈言注意分辨脏腑虚实。七气汤治虚为主，“治脏腑神气不守正位，为喜、怒、忧、思、悲、恐、惊忤郁不行”（《方论•七气证治》），药用人参、甘草以益气和中，佐半夏、桂心以行气解郁。大七气汤则治实为主，“治喜怒不节，忧思兼并，多生悲恐，或时振惊，致脏气不平”（《方论•七气证治》），故药用厚朴行气破满，紫苏疏理宽胸，半夏降逆下气，佐以茯苓除湿健中。五噎散能“治五种噎”（《方论•五噎证治》），自然也包括伴有健忘的“思噎”，药用人参、茯苓、厚朴、枳壳、桂心、甘草、诃子、白术、陈皮、白姜、三棱、神曲、麦芽、木香、槟榔和蓬术。功能益气健中，理气活血，解郁化涎，消补兼施。
脾主意与思
对健忘的病因病机，陈言认为七情之“思”起到重要作用，除心以外，脾是关键。《灵枢•本神》云：“心藏脉，脉舍神。”“脾藏营，营舍意。”又云：“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之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脾“在志为思”“思伤脾”。中医学认为，人的神志活动虽分属于五脏，但必以血液为物质基础，而心主血脉，故心亦主神志。情志所伤，虽五脏各有所属，但总责之于心。其中“思”伤所及，脾首当其冲，因“思动于心则脾应”。《素问•举痛论》云“思则气结”，因“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陈言则明确提出“思伤脾，其气结”。“思”与“意”均是人的意识活动，主要包括在记忆、思虑等思维范畴之中。《方论》指出：“脾主意与思。意者记所往事，思则兼心之所为也。故论云：言心未必是思，言思则必是心。”主张记忆思维过程不仅归功于心，还需要脾的重点参与。若“思”与“意”的活动过度，可内伤心脾，引发健忘，治疗更要心脾同治。
陈言在论述健忘证治时说：“今脾受病，则意舍不清，心神不宁，使人健忘，尽心力思量不来者是也。或曰：常常喜忘，故谓之健忘，二者通治。”并拟定小定志圆，可治“心气不定，五脏不足”之“忽忽喜忘”（《方论•健忘证治》），药用菖蒲、远志、茯苓、茯神、人参、朱砂等六味。方中菖蒲、远志开窍祛痰，朱砂镇静安神，人参、茯苓、茯神填土益脾。因脾为中土，脾主思，为万物所归。主张治疗健忘，心窍宜开，脾土宜静，调理脾土是重要的环节。
风致多忘
从《方论》的内容编排看，陈言把健忘证治作为一种独立病证论述，排在“内所因论”之后，表明其对健忘临床研究的重视，强调健忘主要是七情内伤所致的病种。当然，陈言认为“外因六淫”也有可能引起健忘，因“暑喜伤心包，湿喜伤脾，热伤心”（《方论•六经中伤病脉》），而心、心包、脾所伤与健忘的发病关系密切。如六淫中的“风”，可造成肝风、心风、脾风、肺风和肾风，“盖风性紧暴，善行数变，其中人也卒，其眩人也晕，激人涎浮，昏人神乱”（《方论•叙中风论》）。陈言在“中风治法”中指出：“诸有此证，令人心惊，志意不定，恍惚多忘。”并用排风汤治疗，药用白鲜皮、白术、芍药、桂心、川芎、当归、杏仁、防风、甘草、独活、麻黄、茯苓。认为“服此汤安心定志，聪耳明目，通脏腑。诸风疾悉主之”（《方论•中风治法》）。
治疗方剂解析
陈言在《方论》中，以三因分类辨治疾病，同时对治疗的方剂予以归类，开辟了方剂学由博返约之路。经过唐宋医学经验的积累，陆续出现一批大部头方书，这些方书收方千万，浩如烟海，反而使临床无所适从。故对众多方药进行筛选，确认疗效，使漫无边际的方书由博返约，成为当时医家的一项迫切任务。陈言深切感受到“不削繁芜，罔知枢要”（《方论•自序》），他在《方论•太医习业》中更明确地指出：对于《太平圣惠方》等方书，动辄千百卷，“使学者一览无遗，博则博矣，倘未能反约，则何以适从。予今所述，乃收拾诸经髓。其亦反约之道也。”陈言主张以因辨病，审因论治，使方药简约而有章可循。笔者体会，《方论》收载方剂不足千首，其中涉及治疗健忘的方剂也体现了陈言由博返约、削繁知要的临床处方理念。
小黄芪酒治恍惚健忘
小黄芪酒，“大治风虚痰癖，四肢偏枯，两脚弱，手不能上头；或小腹缩痛，胁下挛急，心下有伏水，胁下有积饮，夜梦悲愁不乐，恍惚善忘。此由风虚，五脏受邪所致……黄芪、附子（去皮脐）、川椒（去目并合口者）、桂心、秦艽、牛膝、防风（去叉）、乌头（《集验方》用山药）、白术、川芎、独活、细辛（去苗）、甘草各三两，大黄、葛根、山茱萸、干姜各二两，当归二两半。上为剉散。少壮人，无熬炼；虚老人，微熬之。以绢袋盛，用清酒二斗渍之，春夏五日，秋冬七日。可先服食一合，不知，至四五合，日三服。此药攻痹尤佳，亦不令人吐闷。小热，宜冷饮食也；大虚，加苁蓉二两；下利，加女萎三两；多忘，加石斛、菖蒲、紫石英各二两；心下多水，加茯苓、人参各二两，山药三两”（《方论•中风治法》）。
小黄芪酒适合体虚中风，五脏受邪，痰饮留积，寒湿凝滞引起的偏瘫、健忘等症。方中附子、川椒、桂心、乌头、细辛、干姜大辛大热之品，以温阳祛寒；黄芪、白术、山茱萸、甘草补虚益气；秦艽、防风、独活、葛根祛风除湿；牛膝、川芎、当归活血化瘀，大黄攻逐痰饮。全方酒浸，一可制辛热太过，二能增走窜祛风之力。该方作为治疗健忘的汤剂形式，并不多见。方中提到的随症加药法，如健忘明显者，加石斛、菖蒲和紫石英，经验可贵，值得挖掘研究。
茯苓补心汤治心虚寒善忘
茯苓补心汤，“治心虚寒病，苦悸恐不乐，心腹痛，难以言，心寒恍惚，喜悲愁恚怒，衄血面黄，烦闷，五心热渴，独语不觉，咽喉痛，舌本强，冷汗出，喜忘恐走。及治妇人怀妊恶阻，吐呕眩晕，四肢怠惰，全不纳食。白茯苓、人参、前胡、半夏（汤洗七次去滑）、川芎各三分，橘皮、枳壳（麸炒去瓤）、紫苏、桔梗、甘草（炙）、干姜各半两，当归一两三分，白芍药二两，熟地黄一两半。上剉散。每服四大钱，水盏半，姜五片，枣一枚，煎七分，去滓，食前服”（《方论•心小肠虚实寒热证治》）。
茯苓补心汤治健忘为心之虚寒证所设。方中茯苓、人参、甘草、前胡、半夏、干姜补心气温心阳；川芎、当归、白芍、熟地黄补心血活心窍；橘皮、枳壳、紫苏、桔梗宽胸理气。全方共奏温心散寒、补心理气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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