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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创性思维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学

(2024-01-14 16:18:09)

以原创性思维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学

时间:2023-12-13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3版  作者:何清湖 陈洪 陈小平

 

10月7日至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召开,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学是认识中华文明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重要路径。

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中医药力量。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擦亮中医药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名片,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我们要在树立科学、客观、全面的中医文化自信观的基础上,遵循融通中西、返本开新的文化发展规律,秉持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时代之姿,以中西医协同优势加快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步伐,以中医药开放发展格局助推卫生健康国际交流的进程,以原创性特色思维引领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的浪潮,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凝聚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新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这些重要论述,凸显出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必须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是坚定中医文化自信的牢固根基。中医药学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以及硕果累累的中国古代科学成果,是历代医家在认识生命、自然以及防病治病中形成的原创的、独特的、极具生命力的医学体系。中医药学之所以能够历经数千年而不衰,与其理论体系、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等所秉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根基和精神实质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中医药学又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和内涵,其天人合一、藏象合一、形神合一的整体观念,司外揣内、见微知著的诊断思想,阴平阳秘、和合致中的调理特色,勿待渴而穿井、斗而铸锥的治未病理念等,无不是将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哲学果实融汇转化为自身特色鲜明的理论体系,并进一步丰富和扩展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更成为推动当代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支撑。

中医药特色思维方式是坚定中医文化自信的价值源泉。中医药蕴含着深厚的文化价值,始终遵循“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和“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凸显了中华民族独特的认识论、世界观及价值观。中医药学以元气论为哲学基础,坚持有机论、整体观,注重自然、环境、人体、心理诸要素的综合作用,运用宏观系统辨证的方法,从整体的、连续的、运动的角度来研究生命和疾病。中医学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精神,充分利用自然之力和人体的自我调节、自愈能力以达到治病、延年益寿的目的,并强调人类应当积极地去适应自然界的变化,通过顺应自然主动地养生防病。中医药弘扬“以人为贵”的人文精神,不但有着“贵生”“重生”的传统,而且相较于关注“人的病”,更关注的是“病的人”,促使医者能够立足于整体观来认识、理解和关怀患者。中医药学这种以功能状态为切入点,并在宏观上借助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来分析、把握其变化规律的方法,为人类认识自身提供了独特的思维模式,彰显了现代科学一体化的新趋势。

中医药优势诊疗体系是坚定中医文化自信的关键底气。中医药学坚持研究和调理人的复杂性,力图认识和揭示人的复杂特性和规律,符合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中医药学认为,人体的生命活动是机体在内外环境的作用下,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而维持的一种相对平衡过程。因此,中医把“病”作为人体在一定内外因素作用下在一定时间的失衡状态,通过扶正祛邪、调节平衡来调整机体功能状态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中医药学的个体化诊疗体系,反映了精准医学的理念特征。中医通过“望闻问切”收集四诊信息,以司外揣内的方式归纳为证侯,作为临床诊疗的依据,构成因人、因事、因地制宜的个体化诊疗体系,这一特色优势符合现代整合医学、精准医学的发展趋势。

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开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秉持开放包容是中医文化自信的题中之义。坚定中医文化自信,不是盲目迷信的尊经崇古,不是夜郎自大的自卖自夸,更不是用狭隘的学科主义观念拘泥固守的坐井观天,而应当是一个从自省、自立到自强、自信的认知过程。唯有秉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胸怀,坚持尊重事实、实践验证,才是中医文化自信的本质体现,才能促进真正中医学科的长足发展。正是由于中医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保持兼容并蓄、创新开放,主动地、广泛地吸纳、消化、融合当时先进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而谋求自身发展,才得以形成其独特的生命观、健康观、疾病观、防治观。中医药学的实践体系的发展也是经由历代医家“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边广泛汲取文化智慧和总结各家经验,边经由临床校验、临证总结而不断地生成、成熟和积淀,从而成就了其作为中华文化智慧指导下而能指导实践应用的最佳学科典范。时至今日,中医药学的开放性特质对于其创新发展尤为重要,更应该与现代医药学、信息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相关学科交叉融合,这是中医药学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秉持开放包容需大力发挥中西医协同优势。中医学与西医学虽分属不同体系,但并非相互隔绝,应相互借鉴、协调发展,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促进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更好地结合。中医药学具有海纳百川、中西汇通的优良传统,我国长期坚持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方针,中医药与西医药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维护和增进民众健康,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与健康事业的重要特征和显著优势。应创新中西医结合诊疗服务模式,形成中西医多学科协同诊疗机制,推进重大疾病的中西医协作攻关。通过建立一批中西医结合专科医联体,打造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旗舰”科室、“旗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真正让老百姓享受到“宜中则中、宜西则西”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

秉持开放包容应着力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中医药发祥于中华大地,在不断汲取世界文明成果、丰富发展自己的同时,也逐步传播到世界各地。时至今日,中医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理论与实践,在服务人类健康中逐渐被世界人民认可而发挥其应有作用。近年来,作为与其他国家民心相通的“健康使者”,中医药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中医药的地位和作用早已在“一带一路”沿线人民的心中生根发芽,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对外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秉持开放包容,应继续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擦亮中医药文化的国际名片,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构建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方面的重要作用。未来,中医药学将通过不断的开放创新发展,进一步成为促进世界各国推进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进传统医药互学互鉴,携手应对公共卫生挑战,共同增进健康和人类福祉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处方”。

以守正创新的品格铸就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新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对中医药的发展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坚持守正创新要正确处理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正所谓“传承不泥古”,中医的历史就是一部守正创新的历史。中医学的守正创新强调以中医为主导和本体,以现代医学的诊疗技术为支持,推动中医药实现真正创新发展。应坚持以问题为中心,合理借鉴近现代自然科学的思维模式和科研方法,对中医药经典理论、诊疗思维、方剂药物等展开深入研究。适度结合的过程并不仅仅是对中医药学的发掘、整理、研究、阐述和提高,同时也是对现代医学的丰富和发展,能更好地造福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创新不离宗”是要坚持立足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去发展。中医药发展规律的核心,就在于中医学思维的规律。如果忽视了中医药学科发展过程中人文、社会、哲学等重要学科成分,就会造成削足适履的局限和弊端。因此,发掘中华民族的优秀医药学遗产,总结中医药治疗的独特思路与体系,充分发挥中医药在诊治中的特色和优势,对于促进中医诊疗理论与临床实践的传承与创新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中医药学只要守住最核心的思维精华和价值观念,尊重事物发展的规律,充分运用现代医学成果,适度结合、锐意创新,就一定能始终保持生机活力。

坚持守正创新要发掘中医药原始创新能力。中医药学作为中华民族原创的医学科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发挥中医药原创优势,就是要深入挖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勇攀医学高峰,推动我国生命科学实现创新突破。中医药学具有与时俱进、历久弥新的宝贵特质,而当今社会疾病谱的变化、健康观念的改变和医学模式的变化都对中医药的创新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医药从宏观、系统、整体角度揭示了人的健康和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进一步在理论、文化、临床、方药、思维方法等领域大胆突破,必将在现代医学体系的建构中大放异彩。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整合中医古籍和方志文献资源,系统整理中国古代著名医家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进一步挖掘少数民族医药和流散海外的中医古籍中具有原创价值的中医药方法和技术,将使中医临床经验的整理工作和文献数据的分析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利用中医药知识进行技术再创新,通过现代科学知识对其实质性内容进行重新转化后开发、形成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例如与中医体质学说结合密切的红外热成像仪、与中医五轮学说息息相关的眼象仪等,都是中医药原创价值转化和应用的典范。

坚持守正创新要不断提升中医药医疗保健水平。中医传统的诊疗手段是古代医家经由实践经验总结而得,熟练掌握和使用得当可以起到诊断疾病的作用。但是,针对某些早期病变,病灶小,脏器功能未受到影响的疾病,完全依靠中医传统方法诊断还是较为困难。现代医学的检测手段如彩超、CT、各电子内窥镜、心电图等,直观、准确,被证实可信、有效,大大延伸了医生的五官感觉,更加形象客观地展现给医生用眼、手、鼻等无法获得的诊断信息,能为中医诊断提供客观的、现代化的、能被广泛认同和接受的依据。与现代医学技术相结合使得中医有了很多的创新疗法,给中医临床诊疗技术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力量。科学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中药饮片的加工和炮制技术、鉴别方法和生产工艺以及中药的煎煮技术等进行改良和创新,将促使其更好融入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因此,正确把握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在坚持中医药原创思维的同时,与时俱进地运用现代高新技术和方法,推动中医医疗保健水平不断提高,将为人类健康福祉作出更大的贡献。

以《温病学》为例看中医经典传承创新发展

 (2024-01-14 16:10:52)[编辑][删除]

以《温病学》为例看中医经典传承创新发展

时间:2023-12-14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3版  作者:郭永胜

 

目前中医学界公认的中医药“四大经典”课程主要是指《内经选读》《伤寒论选读》《金匮要略》,以及汇集多种温病经典著作的《温病学》,这些均是中医学专业的主干课和必修课。中医四大经典课程在学术思想体系上一脉相承,又与时偕行,在传承之中不断创新发展。中医经典是中医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根基。而作为中医经典课程之一的《温病学》,其学术思想形成的本身即是中医经典学术传承与创新发展的生动体现。贵州中医药大学研究生优质课程建设项目“温病学研究”表明,根据中医经典学科的课程教学安排规律,以及中医经典学术体系形成的内在规律,宜以中医经典课程《温病学》为载体实施。

中医经典是中医传承创新发展的基础与核心内容

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理念及其实践经验,具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在同疫病斗争中产生了《伤寒杂病论》《温病条辨》《温热论》等经典著作。中医经典是中医思维的土壤,为中医精华所在,是中医传承发展的根柢。注重对中医经典的学习,是遵循中医药发展以保障中医成才的规律。中医经典是继承与发展中医的主要内容,是中医教育的核心。学习经典、重视传承是中医药人才成长的必由之路。

《温病学》是中医经典学术传承创新发展的生动体现

《温病学》在我国医学史上是一门相对比较年轻的学科,其学术思想发展较为漫长:萌芽于战国至唐代,成长于宋金元之际,直至明清方才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与诊治方法。由于温病学在中医经典学科中是形成时间最晚的,其形成过程本身即是对于其他经典的继承与发展。

中医四大经典课程在学术上是一脉相承的,其中《黄帝内经》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为中医诸多学术理论的渊薮,亦是《伤寒论》《金匮要略》以及《温病学》的重要理论渊源。《伤寒论》在治疗外感热性病方面是有巨大贡献的,它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后世温病学发展的重要基础。《伤寒论》中有许多治法方药被温病学家所汲取,并直到现在仍然具有很高的临床实用价值。

基于《温病学》的中医经典传承创新探析

中医经典课程《温病学》对于其他中医经典的传承创新,并不仅局限于某一方剂化裁或药物规律运用,而是涵盖大医精神、治学方法、经典思维、辨证理论、理法方药体系等多方面内容,为中医经典的传承创新规律研究及其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在“医者仁心”精神的传承方面,如《黄帝内经》指出患者为本的医德观,认为“病为本,工为标”。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指出,学医当“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养亲尽孝,兼济百姓。吴鞠通提出,“进与病谋,退与心谋,十阅春秋,然后有得,然未敢轻治一人”,反映其为医审慎态度,并在《医医病书》中论述医德修养。

在治学精神方面,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王孟英“以轩岐仲景为经,叶薛诸家为纬”,均注重学习先贤理论,博涉知病,在汲取前人经验基础上,结合个人临证体悟,提出新的见解或开创新的医学体系,推动了中医理论的不断发展。

在辨证体系方面,张仲景开创六经辨证体系,是以《黄帝内经》热病三阴三阳辨证为基础。“温热大师”叶天士创立卫气营血辨证,是以《黄帝内经》中有关营卫气血的论述为基础,并参合《伤寒论》《金匮要略》对于卫气营血理论的临床运用经验。

在治则治法方面,《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治则治法的基础,张仲景融汇经义,将之运用至临证之中,开创了具体治则治法的运用范式。温病学派基于温病的发病证治特色,以《黄帝内经》《难经》为基础,借鉴张仲景运用规律以及其他先贤经验,开创具有温病特色的治则治法体系。如湿病治法理论源于《黄帝内经》,张仲景所著《伤寒论》《金匮要略》结合临床实践,开创湿病辨证论治的先河,温病学派最终构建起中医湿病治法体系。

除此之外,尚有其他许多对于中医经典的传承创新方面。诸如方药的运用与化裁、具体病证的认识与实践等,温病学派深得经旨与仲景经方精髓,不仅常以原方制胜,而且根据病情进行变通,在经方的基础上化裁和创制出大量时方,并在临床实践中广泛运用于温病和内伤杂病的治疗,这些内容亦是《温病学》课程的主要内容之一。

总之,遵循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发展规律,以中医经典课程《温病学》为载体,总结中医经典的传承创新路径,进而将之融入教学实践。不仅在专业知识上,教导学生掌握中医经典课程《温病学》的课程知识体系,而且使其通晓《温病学》经典知识的渊源与创新发展,在课程学习中体会中医经典的传承发展规律,培养并巩固传承、融会贯通中医经典的自信心,并在理解先贤撰写中医经典著作背景后,树立仁心仁术的大医精诚情怀,从而有助于解决中医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学术研究与中医教学相脱节的问题,更加凸显中医经典课程《温病学》的经典属性,激发学生学习中医经典课程《温病学》的兴趣和信心,在学习中医经典课程《温病学》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融入中医经典学术体系,感悟中医经典的传承创新发展规律。

理解“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

 (2024-01-09 03:28:38)[编辑][删除]
理解“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
摘自2024-1-8中国中医药报
胡登峰 湖北省武汉市卫生健康委
•科学是研究和揭示物质世界运动规律的学问,科学的特征不能成为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衡量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在于它是否是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正确揭示。
•西方科学是研究物质世界“器”的层面规律的科学,而中国古代科学则是研究物质世界“道”的层面规律的科学。
•中国古代科学是探求天人之“道”的科学,天人之“道”包括天道、地道与人道。中医学是探求人体之“道”的科学,是因为中医学是一门探求人体与天地之间相互关系的天人医学。
自西医学传入中国,关于中医是否科学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有人认为中医学有几千年实践经验的积累,有一套完整而独特的医学理论,因而中医学是科学。也有人认为中医不科学,因为中医学理论不符合现代科学的特征和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明确提出中医药学是科学的论断,并且特别强调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为我们正确地认识中医药学指明了方向。那么,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中国古代科学?为什么说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正确地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深刻含意,确立中医药学的科学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什么是科学
一般而言,现代人所说的科学是指发源于古希腊、兴起于近代西方的现代自然科学。对于科学,并没有一个严格而统一的定义,有人从科学的特征来看科学,认为科学具有诸如可还原性、可实证性、可证伪性等特征,凡符合这些特征的就是科学,凡不符合这些特征的就不是科学甚至是伪科学。
西方的近代科学是建立在还原论基础之上的。还原论认为,任何高级的、整体的运动都可以分解、还原成低级的、组成它的各个部分的运动。与还原论相对应的是分析的方法,通过分析部分去了解整体,通过分析低级运动去了解高级运动是近代科学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人们之所以认为西医是科学,就是因为西医学在分析人体的生命运动时所运用的正是这种还原分析的方法,把高级的生命运动分解还原成低级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运动,把生命整体的运动归结还原到组成人体的各个器官、组织、细胞甚至分子、基因的功能中去,是西医学认识人体生命运动的根本途径。而中医学却从整体上认识人体的生命运动,将人体的生命运动归结为人体的气化,有人仅以此认为中医不科学。
可实证性又称可实测性,是指人们所研究的对象是看得见、摸得着、测得到或用实证检测的方法能够被证实的客观存在。可实证性被认为是科学的又一重要特征,如果一门学科所研究的对象既看不见又摸不着、测不到,或用实证检测的方法不能被证实,人们就会认为是非科学的,甚至是伪科学或玄学。西医学所研究的对象一般都具有可实证性,如西医所说的人体的神经、血管、细胞、病毒、细菌甚至分子、基因等都是可见的、可测的或用实证检测的方法能够被证实的,因而有人认为西医是科学的。而中医学所说的人体的精气、脏腑和经络或引起人体疾病的风、寒、暑、湿、燥、火等,都是人们看不见、摸不着或测不到的,有人仅以此认为中医不科学。
英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说过,判断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是“是否具有可证伪性”,即凡是科学的理论都具有可证伪性,而非科学的理论都不具有可证伪性。什么是可证伪性?就是一种理论有被证明为是错误的可能性,科学的存在前提是具有潜在的可证伪性。可证伪性的前提和基础是可实证性,如果一个研究对象不具有可实证性,即看不见、摸不着、测不到,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存在,就不可能被证实,当然也不可能被证伪。西医学所研究的人体的神经、血管、组织、细胞等都是可实证的,因而也就具有可证伪性,所以有人认为西医是科学。中医学所研究的人体的精气、脏腑和经络等都没有可实证性,因而也就不具有可证伪性,有人仅以此认为中医不科学。
笔者认为,科学是研究和揭示物质世界运动规律的学问,科学的特征不能成为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衡量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在于它是否是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正确揭示,科学正确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非科学是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歪曲反映。事实上,以上的特征只是人们从西方科学的特征中总结出来的,它并不是科学的普适特征,不能用它来作为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一切科学。用西方科学的特征作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科学,必然会得出中国古代科学不是科学的结论。
科学的两种不同形态
世界是立体的、多层面的,这就决定了人们对物质世界的探索和认识也是多途径、多层面的,也决定了科学不是一元的,而是呈现为不同的形态。《周易》将物质世界分为“道”与“器”的两个层面,并且认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即“道”是物质世界形而上的层面,“器”为物质世界形而下的层面,不同层面的物质世界存在着不同的运动变化规律。毫无疑问,西方科学是研究物质世界“器”的层面规律的科学,而中国古代科学则是研究物质世界“道”的层面规律的科学。
那么,什么是物质世界“道”的层面的规律,什么又是物质世界“器”的层面的规律?我们先来说“器”。《周易》中说“器”是“形而下”的,又说“见乃谓之器”,可见“器”是指物质的有形结构,“器”的层面的规律就是物质形态结构的运动规律。与“器”相对应的是“道”,《周易》中说“道”是“形而上”的,就是说“道”存在于物质的形态结构之上,是物质形态结构之上的客观存在。什么是物质形态结构之上的客观存在呢?中国古代哲学把天地万物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天地万物不仅以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器”)存在着,不同的个体之间还以不同的方式结成各种不同的相互关系,这些相互关系无疑也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客观存在就是形而上的“道”,因而“道”的规律就是事物相互关系的规律。
建立一门学科最重要的是确立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而一门学科所要揭示的则是它的研究对象的运动规律。西方科学研究的是物质世界“器”的层面的规律,即物质形态结构层面的规律,西方自然科学所发现的各种物理的、化学的规律就是对物质世界结构层面规律的揭示;中国古代科学研究的是物质世界“道”的层面的规律,即物质世界关系层面的规律,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学所发现的阴阳五行的运动规律就是对物质世界关系层面规律的揭示。阴阳五行的运动规律就是“道”的运动规律,因为阴阳和五行所代表和反映的正是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故《周易》中有“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说法。对物质世界“道”与“器”的不同层面规律的研究,形成了中西方两种不同的科学体系和科学形态。
“道”的科学的基本特征
一门科学的特征是由其研究的对象决定的,研究的对象不同,其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也就各异。中国古代科学与西方科学是两种不同体系与形态的科学,它们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西方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形态结构的“器”,因而西方科学的形态特征就是由代表物质形态结构的“器”所决定的;中国古代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事物相互关系的“道”,因而中国古代科学的形态特征就是由代表事物相互关系的“道”所决定的。
中国古代科学即“道”的科学的显著特征是它的整体观。在中国古代科学看来,宇宙万物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能离开整体而独立地存在。与西方科学结构决定论功能观不同的是,中国古代科学认为事物的功能总是在事物整体的相互作用与相互联系中产生和形成的,这种功能就是整体功能。整体功能是在事物整体的相互作用与相互联系中“涌现”出来的,它并不是由低一层次(结构层次)事物运动规律(物理的、化学的)简单加和,因此中国古代科学总是将事物功能和现象放在事物整体的相互关系中去认识,而不是像西方科学那样用还原分析的方法将其归结到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中去。如对于人体生命功能,中医学就认为是在人体各部分的相互作用与相互联系中产生和形成的整体功能,因而将其归根为人体内的“气化”,而不是像西医学那样将其归结还原为人体的分子和基因。
论“虚”也是“道”的科学的重要特征。受结构决定论思维方式的影响,在中医学理论的现代研究中,一些人总是热衷于去寻找气、脏腑和经络的物质结构,归根到底,是他们不懂得中医学是一门整体医学,它所研究的功能是人体的整体功能。整体功能是人体的各部分在整体的相互作用与相互联系中所产生的,因而它就不可能像结构功能那样能够在人体内找到与之对应的实体结构的功能主体。然而按照人们的思维习惯,对于任何人体的功能,人们都希望将它看成是由某种功能主体所产生的功能,中医的气、脏腑和经络等就是古人在头脑中虚拟的与人体的某种(或某类)整体功能相对应的功能主体的“模型”。在医学理论研究中,中医学论“虚”,西医学指“实”,用指“实”的思维方式去进行中医的气、脏腑和经络的研究,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道”的科学的又一特征是取象思维。中国古代科学是探求天人之“道”的科学,而“道”又是通过“象”表现出来的,因此人们可以通过“象”来认识“道”,这种通过“象”来认识“道”的思维就是取象思维。取象思维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取象比类。中国古代科学认为,天道、地道、人道是相互贯通的,天地万物相同或相似现象的背后有着相同或相似的“道”理,因此人们可以用天地万物之“象”来比附人体之“象”,或用人体之“象”来比附天地万物之“象”,从而认识天地万物之“象”或人体之“象”背后的“道”理。中医的气(精气)、脏腑和经络的“藏象”等都是这种取象思维的产物。取象思维是中国古代科学获得认识的重要途径,这就与西方科学通过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去获得认识的方法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中医学是探求人体之“道”的科学
中国古代科学是探求天人之“道”的科学,天人之“道”包括天道、地道与人道,天道、地道即天地之道,就是自然之道,是自然界事物的运动变化规律,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如天文、地理、历法、气象、水利、物候等研究对象就是天地之道;而人道则包括社会之道、人伦之道、养生之道和人体之道等,儒家关注的是社会之道与人伦之道,道家关注的是养生之道,中医学则以人体之“道”为研究对象,研究的是人体生命活动的规律。中国古代科学各门学科虽然研究的事物对象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都是研究蕴含在天地万物中之中的“道”理,即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律,也就是阴阳五行的运动规律。
说中医学是探求人体之“道”的科学,是因为中医学是一门探求人体与天地之间相互关系的天人医学。所谓天人医学,就是始终把人体与环境(天地)看成是一个整体,把人体放在环境中去加以研究,研究人体与环境的关系,研究环境因素的变化对人体的作用和影响的一门医学。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自然环境因素为风、寒、暑、湿、燥、火等不同气候因素,中医学称为“六气”,社会环境因素则是社会环境中对人的喜、怒、忧、思、悲、恐、惊等情志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正常情况下,人体对环境保持着适应,因而处于阴阳平和的健康态,异常情况下(如外感“六淫”或“内伤七情”),人体对环境的适应关系被打破,就会产生疾病。
中医学是探求人体之“道”的科学,亦在于中医学所探求的人体生命运动的规律是人体阴阳运动变化的规律。在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就观察到人体的阴阳(人体的生理功能和机能状态)有随环境阴阳的变化而变化的规律。如《素问•金匮真言论》说:“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故人亦应之。”正常情况下,人体的阴阳呈现出与环境阴阳的变化相一致的节律性,异常情况下,环境阴阳的变化则可引起人体阴阳关系的失调,因而导致人体的疾病。中医学研究人体阴阳运动规律的变化,而阴阳的运动变化规律正是“道”的运动变化规律。
此外,中医学是探求人体之“道”的科学,还表现在其思维方式上,如中医的整体思维、取象思维、恒动思维、中和思维等,这些思维方式都与中国古代科学“道”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中医学建立在中国古代科学的基础之上,中医学的理论、观点、思想和方法是中国古代科学的集中体现,中医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精华和优秀代表,因此说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中医思维方法是智慧之器——邢玉瑞主编《中医思维方法》评介

  (2024-01-11 03:23:21)[编辑][删除]
中医思维方法是智慧之器
——邢玉瑞主编《中医思维方法》评介
摘自2024-1-10中国中医药报
王庆其 上海中医药大学
收到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邢玉瑞赠送的《中医思维方法》(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年出版,科学出版社2023年再版),感觉很新奇。拜读了之后,似乎开了些许窍门,但很多地方仍然一知半解。及至讲学和撰写文章时又经常反复学习这本书,的确学到了许多新知识、新理念,也为中医学界有邢玉瑞教授这样一位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医思维方法研究并有许多建树的学者而高兴。
近年来,中医药行业倡导“读经典,做临床”,作为教学研究经典四十余年的我,开始思考学习经典究竟学什么?是仅仅背诵几条经文、警句,为教学抑或写文章所用?通过不断学习和思考,我逐渐明白,中医学经典是古代医学家认识自然和人体的研究成果,经典告诉我们的不是论断而是智慧,不是观点而是思路,不是知识而是能力。
系统阐述中医思维
儒家有“君子不器”之说,“器”与“道”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对范畴。《易•系辞》载“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是具体事物、具体知识、方法技术;“道”是思维、智慧、规律、法则。儒家倡导由“器”见“道”,即强调通过“器”认识更深层次的“道”。读经典的真正目的是了解、借鉴先哲们认识自然、认识生命、健康、疾病的思维方式,从而把握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法则和规律,这才是古代所谓“君子”所追求的目标,也是我们读经典的真正目的。
《内经》所说的“候之所始,道之所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中医学经典所蕴含的是古代哲人的许多原创思维,是我们今天应该着力传承的宝贵精华。如果我们学习中医学经典只重视背诵一些条文、警句或了解一些方药和诊疗技术,忽视了这些条文、警句、方药、技术背后先哲们的思维方式、哲学智慧以及认识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律,那就难免有“见器失道”之虞。
中国古谚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中国传统文化决定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前者属于“道”,后者属于“器”。中国古代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建构中医思维方法的土壤。
邢玉瑞教授在其著作中总结了中医思维方法的哲学基础,包括“天人合一”“气一元论”“道法自然”“恒动变易”“中和协调”“形神一体”等。“人类面对着同样的人体,为着防治疾病与维护人类健康的共同目的,为什么会形成中医学与西医学两个差异巨大的医学体系?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方法论的差异。”中医的思维方式方法决定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态。作者归纳了中医传统思维的特征是:重关系而轻实体、重整体而轻局部、重直觉而轻理性、重形象而轻抽象、重实用而轻理论、重传统而轻创新等。这些思维特征无可回避地渗透和影响着传统中医学思维方式,例如中医学的经验思维、象思维、系统思维、直觉与灵感思维等;同时也影响了中医思维的具体方法,例如溯因思维、顺势思维、求异思维、求同思维、逆向思维等。
《中医思维方法》创造性地系统阐述了关于思维的种种概念、中医思维方式、中医具体的思维方法、中医临床思维以及中医思维能力的培养等重要问题,分析了概念与内涵、阐发了表现形式与特点、对于构建中医学理论体系和防治疾病临床体系的重要作用、剖析了中医思维的优势和不足,提出了如何扬长避短及未来发展的展望。这些论述是颇有见地的,具有引领作用。无怪乎一经付梓,受到业内外读者的欢迎,及至2023年再次出了增修版。
全新的理解和趣味
本次修订在原作基础上大大拓展和丰富了许多内容,分为《方法体系卷》和《趣味应用卷》两册。其中《方法体系卷》进一步完善了中医思维方法体系,吸收和融会了现代中医思维方法的研究成果,以及中医思维涉及的多学科知识,首次提出了中医思维方法的体系框架,具体明晰了与思维相关的基本概念,在综合了有代表性的“从间接反映论的思维观定义思维”“从解决问题的思维观定义思维”“从建构操作论的思维观定义思维”三种定义思维的理念,作者提出,中医思维的内涵是指以中国传统哲学观为指导思想,认识世界与人体生命活动,构建中医药理论与开展临床实践活动的手段、方式和途径。外延包括理论建构、临床实践、科学研究中所采用的基本思维方式、方法,以及运用中医药理论知识指导临床诊疗、科研活动的方法等。系统阐述了经验思维、象思维、逻辑思维、系统思维、直觉与灵感等中医思维方式,以及比较与分类、隐喻、溯因、顺势思维等方法和中医临床思维方法。作者还对“象思维”“意象思维”“象数思维”研究作为中医学原创思维,列入国家项目加以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揭示了象思维的本质是以物象或意象为工具的思维方法,指出象思维仅仅是中医学颇具特色的思维方式之一,不能以偏概全,而必须全方位、系统地开展思维方法研究。
《趣味应用卷》作为《方法体系卷》的补充,着重于趣味性与实用性。具体内容分为哲学思维篇、思维方法篇、理论思维篇、临床思维篇、典型案例分析篇五个单元。主要选取哲学、逻辑思维、理论、临床诊疗中具有思维方法性质、且特色鲜明的命题进行阐述,作者从思维方法角度对中医学中耳熟能详的名词术语进行了分析诠释,并辅以典型案例,令人有通俗和全新的理解和趣味。
要之,中医思维方法是智慧之器,由“器”可以窥视其中的“道”,足可以进一步认识中医学的博大精深。中医思维方法研究是从中医学的“根”和“源”上进行的探索,这是一片刚刚开垦的“处女地”,还有许多工作需要深入研究。邢玉瑞教授领先一步作了探索性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破解“有诸内者,必形诸外”困境

 (2024-01-27 15:20:53)[编辑][删除]
破解“有诸内者,必形诸外”困境
摘自2024-1-26中国中医药报
胡登峰 湖北省武汉市卫生健康委
•《黄帝内经》的出现标志着中医学从单纯的经验积累阶段发展到系统的理论总结阶段。《伤寒杂病论》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辨证论治治疗原则的确立。
•中西医学疾病观的差异决定了中医学辨“证”、西医学辨“病”,人们对中医学“有诸内者,必形诸外”的理解产生困惑,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充分地认识到中西医学疾病观的差异。
“有诸内者,必形诸外”,语出《丹溪心法》,究其来源当出于《黄帝内经》“司外揣内,司内揣外”的思想,其原文是“欲知其内者,当以观乎外;诊于外者,斯以知其内。盖有诸内者,必形诸外”,意思是疾病有什么样的内在本质,就必定会有与这种内在本质相对应的外在表现(症或证候),反过来,通过观察和分析疾病的外在表现,也可以推测疾病的内在本质。我们知道,中医学对疾病的治疗是辨证论治,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正是“有诸内者,必形诸外”,然而随着西医学的发展,人们发现人体的疾病有“诸内”并不一定总是会形“诸外”,有“诸外”也并不一定会见“诸内”,流传了两千多年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遇到巨大的挑战。如何破解这一理论上的困境?
中医的辨证论治
人类对疾病的认识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现象到本质不断深入的过程。原始人对疾病的认识往往是从身体不舒服或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出现了异常的表现开始的,如发热、疼痛、咳嗽、呕吐、出血、黄疸等,当身体出现这些症状和体征时,原始人就知道自己生病了。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仅有“疾首”“疾育”“疾齿”“疥”“疟”等有关疾病现象的简单记载,到《五十二病方》中有关疾病多种临床表现的详细描述,可以看出古人在对疾病认识上的重大进步,但总体来说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疾病的认识还停留在对疾病表面现象的认识阶段,并没有深入到疾病的本质,反映到对疾病的治疗上,就必然是凭经验对症治疗或对病治疗,因而也就不可能取得满意的疗效。
《黄帝内经》的出现标志着中医学从单纯的经验积累阶段发展到系统的理论总结阶段。对于疾病的治疗,《黄帝内经》中提出了“治病必求于本”的思想,所谓的“本”就是疾病的本质。关于疾病的本质,《黄帝内经》中将其归纳为病因、病位、病性及病理变化等几个不同的方面。如“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将疾病的病因归结于风雨寒暑等外界气候的变化及饮食和情志所伤等。“伤寒一日,巨阳受之……;二日,阳明受之……”“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寒收引,皆属于肾”等,将疾病的病位归结于不同的经络和脏腑。对于疾病的病性,《黄帝内经》一般将其分为寒、热、虚、实等不同情形,如“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等。至于疾病的病理变化,《黄帝内经》中则将其归结为痰、湿、瘀、食等。有了这些对于疾病本质的认识,人们再有针对性地加以治疗,因而显著提高了疗效。
《伤寒杂病论》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辨证论治治疗原则的确立。《伤寒杂病论》对疾病进行了病、证分立的论述,所谓的“病”,是《伤寒杂病论》对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疾病现象的概括。《伤寒杂病论》中所列的病虽然只有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等6种,但却对不同的病按照其证候特点的不同分为若干不同的“证”型,如太阳病在临床上依据其证候特点的不同分为太阳经证与太阳腑证,太阳经证依据证候特点的不同再分为太阳中风证与太阳伤寒证,太阳腑证依据证候特点的不同分为蓄水证与蓄血证等。在治疗上,病虽相同而证不同,则治疗方法各异,如同为太阳病,太阳中风证运用的是解表祛邪,调和营卫的方法,方如桂枝汤,而太阳伤寒证运用的则是辛温发汗,宣肺平喘的方法,方如麻黄汤等。《伤寒杂病论》中这种按证求因,审因论治,依证立法,依法处方的原则,使其成为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奠基之作。
自《伤寒杂病论》首开中医辨证论治的先河,历代医家亦不乏有关辨证论治的论述。如宋代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提出“因病以辨证,随证以施治”;金代刘河间《素问玄机原病式》倡导“病机辨证”;元代朱丹溪将中医临床治疗过程概括为“脉因证治”;明代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有“诊病施治”的说法;清代陈当务《证治要义》首提“辨证论治”一词,论述了辨证论治的基本内涵。20世纪50年代,人们在比较中西医学的不同特点时提出“中医治本,西医治标”的观点,认为辨证论治正是中医学治病求本的体现。1955年2月,任应秋在《中医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伟大的祖国医学的成就》一文,认为“祖国医学几千年来在临床治疗上能够解决问题,主要就是由于‘辨证论治’治疗体系的建立”,从此辨证论治被认为是中医学基本特点之一,并作为中医学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而被广泛地应用于临床。
“有病无症”及“有症无病”
辨证论治作为中医学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其建立的理论基础正是“有诸内者,必形诸外”,对于“有诸内者,必形诸外”的通俗理解,就是人体有什么样的内在疾病(“病”),就会有什么样的外在表现(“症”);反之人体有什么样的外在表现(“症”),也必定会有什么样的内在疾病(“病”),“病”与“症”之间存在着某种确定的对应关系,这样人们就可以根据人体内在的疾病(“病”)去推测疾病的外在表现(“症”),也可以根据疾病的外在表现(“症”)去推测人体患有某种疾病(“病”)。比如,“风寒表实证”是人体一种内在的疾病(“病”),中医学认为当人体患者有“风寒表实证”这样一种疾病(“病”)的时候,就会有恶寒、发热、无汗、头身疼痛等临床表现(“症”),而当人体出现恶寒、发热、无汗、头身疼痛等临床表现时,就是因为人体患有“风寒表实证”这样一种疾病(“病”)。
然而随着西医学的发展,人们发现“病”与“症”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着这种确定的对应关系,许多情况下,人体患有某种疾病却并不一定表现出某种临床症状,还有许多情况下,人体表现出某种临床症状,却并不能检查发现人体患有某种疾病,因而出现“有病无症”及“有症无病”等不同的情形。比如,许多临床上被西医明确诊断为癌症、高血压、糖尿病、病毒性肝炎等疾病,其早期或隐匿期人体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和体征,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有病无症”;又比如,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工作压力的增大,受饮食不合理、作息不规律及负面情绪等不良生活因素的影响,人体经常会出现诸如失眠、乏力、无食欲、易疲劳、心悸、易激怒、经常感冒等不适,经检查又不能发现人体器质性的病理改变,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有症无病”。可以说,“有病无症”及“有症无病”等情况的出现,严重地动摇了中医学辨证论治“有诸内者,必形诸外”的理论基础。
中医学的“证”与西医学的“病”
中西医学都是研究人体健康与疾病的科学。那么,什么是人体的健康与疾病?疾病无疑是人体对健康的偏离,然而,中西医学对健康与疾病的认识和理解却是不同的。中医学将健康看成是人体脏腑气血阴阳的调和,而疾病则是人体脏腑气血阴阳的失和,这显然是对人体疾病认识的总体把握,是对疾病概念的抽象的、笼统的表述。实际上,人体的疾病都是具体的,比如说,中医学的伤寒、温病、暑湿、麻疹、消渴、黄疸、肝病、胃病、头痛、眩晕等,因为每一种疾病其脏腑气血阴阳失和的内容和形式各不同,故而形成一个个具体的疾病,这里的每一种具体的疾病就是中医学中所说“病”。可见,所谓的“病”是指某种具体的疾病,“疾病”与“病”之间存在着抽象与具体、一般和个别的关系。
中医学如何对以上疾病(“病”)进行治疗?这就是辨“证”论治,中医学是针对疾病的“证”来进行论治的。那么,什么是疾病的“证”?“病”与“证”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试以《伤寒杂病论》中“病”与“证”的关系为例来加以说明。《伤寒杂病论》中“病”是对具有某种共同特点一类疾病的总称,如“伤寒”就是对人体伤于“寒邪”的这一类疾病的总称,而根据寒邪侵入人体部位的不同又进一步将“伤寒”分为太阳病、少阳病、阳明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等六种不同的“病”,如太阳病就是寒邪侵入“太阳”这一类疾病的总称,少阳病就是寒邪侵入“少阳”这一类疾病的总称等。《伤寒杂病论》对这些疾病(“病”)的治疗就是辨“证”论治,如《伤寒杂病论》将太阳病分为“风寒表实证”与“风寒表虚证”、将阳明病分为“阳明经证”与“阳明腑证”等不同的“证”型,再针对每种病不同的“证”型去进行论治。
从《伤寒杂病论》对“风寒表实证”与“风寒表虚证”等“证”的描述中人们可以看出,中医“证”的核心是指疾病情况下人体异常的机能状态,对疾病情况下人体异常的机能状态,中医学常用寒、热、虚、实来表示,疾病的寒热与虚实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着疾病的性质,因而又称疾病的病性。引起人体机能状态发生异常改变的原因就是疾病的病因,中医学常将疾病的病因归结为风、寒、暑、湿、燥、火的“六淫”和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七情”及饮食劳逸所伤等。人体异常机能状态发生改变的部位就是疾病的病位,中医学通常将疾病的病位归结为表里、脏腑和经络等。就“风寒表实证”及“风寒表虚证”而言,其病性为寒、为实或为虚,其病因为风寒,其病位为表。病性、病因、病位等共同构成疾病“证”的主要内容,而“证”所反映的正是疾病的本质,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现的正是中医学治病求本的思想。
西医学是建立在西方科学还原观念基础上的还原医学,还原分析的思维是西医学基本的思维方式,还原分析的思维方式在看待人体的健康和疾病时割裂人体与环境的关系,将疾病单纯地归结为人体形态结构的异常,人体不同部位、不同性质的形态结构的异常形成西医学所说的各种不同的疾病(“病”)。如心血管疾病就是人体心血管系统发生形态结构异常改变的疾病,胃肠道疾病就是人体胃肠道系统发生形态结构异常改变的疾病等;又根据人体形态结构异常改变的性质将人体的疾病分为不同性质的疾病,如炎证性疾病与非炎症性疾病,炎证性疾病又分为感染性的炎证疾病与非感染性的炎证疾病等。因为认为疾病是人体形态结构的异常,因而决定了西医学对疾病的治疗是辨“病”论治,所谓辨“病”论治,就是针对人体形态结构异常改变的部位和性质去进行论治。
中医学辨“证”,西医学辨“病”
中西医学对健康与疾病的不同认识,是由中西医学不同的健康观与疾病观决定的。西医学对人体健康与疾病的认识来源于其还原论的健康观与疾病观,中医学是建立在整体观念基础上的整体医学,在看待人体的健康和疾病时,中医学总是将其放在人体与环境的关系中去加以认识。在中医学看来,人体的健康就是人体与环境的关系协调与和谐的状态,而疾病则是人体与环境协调和谐的关系被打破,人体的脏腑气血阴阳失和的状态。因此,中医学本质上是一门研究人体机能状态的医学,这也是中医学为什么要将疾病看成是人体机能状态异常改变的原因,中医学辨“证”其实就是辨别疾病情况下人体异常的机能状态。
懂得了中西医学疾病观的差异,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医学会认为有“诸内”必定会形“诸外”了。在中医学看来,所谓“诸内”就是人体机能状态的异常改变,因为疾病的症或证候(症状和体征)说到底是人体生理功能异常的外在表现,而人体的生理功能又是由人体的机能状态决定的,因此人体的机能状态出现了异常就一定会表现出一定的症或证候;反过来,人体出现了一定的症或证候就一定会有人体机能状态的异常,因此“有诸内者,必形诸外”就成为中医学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但如果将“诸内”看成是西医学所说的疾病即人体形态结构的异常,则有“诸内”就未必会形“诸外”,因为人体形态结构的异常并不一定会出现人体机能状态的异常,疾病就不会表现出一定的症或证候,此时有“诸内”也就不会形“诸外”了。
许多有人体器质性改变的疾病,但临床却并未表现出一定的症或证候,“有病无症”的原因,就在于人体该器质性的病变尚未引起人体发生机能状态的异常改变。与“有病无症”相反的是“有症无病”,其实“有症无病”并不是人体真的没有疾病,只不过是从西医学疾病观的角度来看,人体没有疾病是人体没有形态结构的异常,但如果从中医学疾病观的角度来看人体却是存在着疾病的,这就是人体机能状态的异常。中西医学疾病观的差异决定了中医学辨“证”、西医学辨“病”,人们对中医学“有诸内者,必形诸外”的理解产生困惑,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充分地认识到中西医学疾病观的差异。

医!

中医,西医。

中医笑,西医跳。

中医医生,西医医身。

中医百病治,西医致百病。

中医辩证论治,西医问病开药。

中医诊断不受限,西医诊断全靠电。

中医对活人感兴趣,西医对尸体感兴趣。

中医望闻问切来看病,西医机器仪器来看病。

中医是对症下药讲疗效,西医是对贵下药讲回报。

中医心不齐人人都称老大,西医心一条个个教授专家。

中医靠疗效撑腰以人为本,西医靠白鼠撑腰照葫画瓢。

中医整体治疗天人相应,西医切割治疗东补西拼。

中医赚钱靠辛苦草包,西医赚钱靠收受红包。

中医爱吹牛牛得起,西医不吹牛牛不起。

中医十年红全球,西医十年变恶瘤。

中医发扬光大,西医处境尴尬。

中医游击队,西医节节退。

中医国宝,西医被炒。

 

中医成,西医沉。

中医国粹,西医占位。

中医让国人清醒,西医让国人认清。

中医迎来黎明,西医迎来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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