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作为地位崇高的鸿篇巨制是怎样成书的？这也是谈论《黄帝内经》时必须思考的。在思考其成书的背景时，则要从成编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建构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医学背景等方面予以多维度的评价。
就《黄帝内经》成书年代而言，虽然有成书于黄帝时代（约5000年前）说、成书于春秋战国说、成书于秦汉之际说、成书于西汉说等，但晚近的研究结果并趋于一致的看法认为，应当成编于西汉的中晚期，确切地说是在《史记》成书（公元前91年底至前90年初）之后至《七略》成书（公元前6年）之前。
如若就书中内容的形成而言，大部分内容是春秋战国时代医学经验的纪实和总结，也有一部分内容是成书以后补充了东汉后期的医学研究成就，例如“五运六气理论”内容（不包括《素问》的两个“遗篇”）；也有认为成书于西汉的中晚期，晚近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其学术思想、社会背景、语言修辞、所载内容的科学技术水平、相关的考古发现（如长沙马王堆考古、敦煌考古、成都天回医简等）及人文现象等多学科、多角度研究考证，从而得出了《黄帝内经》是中国古代医学理论文献的汇集，其主体部分汇编成书应在西汉的中晚期，大约在公元前91～公元前6年的近百年。因为司马迁记载汉初名医淳于意（仓公）的“诊籍”26例（共计29例，扁鹊3例，淳于意25例，还有议论1例），以及公乘阳庆传给仓公的一批“禁方书”名与《黄帝内经》所引古医籍名有相同者，但独无其名，可见其成书不可能早于《史记》。其成书的时间下限即刘歆奉诏校书所撰的《七略》。这是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学专著，医药类属于其中的“方技略”，这部分内容由当时朝廷侍御医李柱国负责编撰，时间是在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即公元前26年）之后，说明此时《黄帝内经》十八卷本已经存世而著录于《七略》之中。
先秦诸子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就其理论建构的文化背景而言，其中蕴涵了丰富的先秦诸子思想。先秦诸子虽然号称“百家”，实际仅有12个学术流派。西汉司马谈在《吕氏春秋》对先秦诸子总结的基础上，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论六家要旨》），刘歆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农、纵横、杂、小说为十家（《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数得上名字的先秦诸子有189人，其中流传最广者莫过于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12家，共同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根基，创造了灿烂的中华优秀文化。《黄帝内经》在其理论建构过程中，除了受到精气、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十分深刻的影响之外，“诸子百家”中其他流派的学术思想也很自然地浸润并渗透其中，用以解释相关的生命现象，解决相关的医学问题。此处仅就“诸子百家之学”的主要学术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的影响予以提要性陈述，既体现《内经》理论形成的文化背景，也在于说明其形成萃取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精华的观点。
先秦道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道家是先秦诸子之学影响较大的学术流派，其所论之道、之德、之气，和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以及辩证思维，都深刻地影响着《黄帝内经》医药学理论的形成，渗透于所建构的医药学理论的各个层面，与此同时，也赋予道家相关学术思想以鲜活的生命科学知识内涵。其中的“道论”“气论”及辩证思维等方面尤为突出，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的论述，这是道家对宇宙万物的起源以及宇宙万物结构模型的认识。认为“道”是演化生成“气”（即“一”）的母体，气（即“一”）是万物一体、万物同源、万物相通相应、万物相互联系的传媒和中介，因此有“通天下一气”（《庄子·知北游》）的结论，这也是道家“道气论”的源头。
《黄帝内经》继承了道家这一学术立场，其中论“道”269次，广泛地运用“道”的概念来表达宇宙万物、生命活动的演化规律和相关的理论原则。具体言之，《黄帝内经》所用之“道”有宇宙、天地、自然规律之“道”的应用，如“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素问·天元纪大论》）；有脏腑、经络、气血、营卫等生理规律之“道”，如“经脉之道”“营气之道”等；有疾病发生、发展、演变过程之“道”，如“有道以来，有道以去。审知其道，是谓身宝”（《灵枢·五乱》）；有诊脉、望色、察病、辨标本顺逆的理论原则之“道”，如“持脉有道，虚静为保”（《素问·脉要精微论》），“标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天之道毕矣”（《素问·至真要大论》）等；有针刺、用药治病原则和方法的理论之“道”，如“针道”等；还有将养生称为“道生”的养生保健的理论原则和具体方法之“道”，如“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其知道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素问·上古天真论》）。
可见，《黄帝内经》在以“道论”的概念和观点全面地建构其理论体系的同时，对“道”是宇宙的客观规律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和广泛的应用，指出“窈窈冥冥，孰知其道？道之大者，拟于天地，配于四海。汝不知道之谕，受以明为晦”（《素问·征四失论》），认为“道”虽然是不可见、不可闻、不可触摸的，但却是无处、无时不在的，大至天地、四海，小到万事万物，无不受“道”的支配，无不遵循其“道”。掌握了宇宙万物生成变化之“道”，就可以发蒙解惑；如果不能认识、掌握和利用自然万物变化之“道”，只能是“以明为晦”，迷惑不解。
《黄帝内经》认为宇宙万物变化规律之“道”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人们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改造，或者违逆客观规律之“道”，只能认识、掌握、利用、遵循、顺应客观规律之“道”，因此有“道无鬼神，独往独来”（《素问·宝命全形论》）的研究结论。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道家提出了“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价值取向，《黄帝内经》不但秉承了这一思想，并将其加以拓展、弘扬和引申，广泛地运用于治则治法和养生理论的建立。如将《老子》“天之道，其犹张弓，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老子·第七十七章》）思想用于创立治病大法，如“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折之，不足补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开之发之，适事为故”（《素问·至真要大论》）。据《老子》倡导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第八十章》）思想建构养生方法，不但直接将“恬憺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作为具体的养生方法，还将“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憺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作为养生的最高境界。
《黄帝内经》更是直接将道家气、精、精气引入医学领域，成为建构医学理论十分重要的概念。其中有2956次论“气”，217次论“精”，38次论述“精气”。道家所论的精气多属哲学范畴，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同时也富含深刻的自然科学特征。出于生命科学的需要，《黄帝内经》又创造了120余个以“气”构词的气概念，并且形成了具有生命科学特定意义的精气理论。
道家辩证思维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第二章》），就表达了事物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是书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不仅将其运用于阴阳对立互根、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的阐述，而且将阴阳、五行之中的对立统一关系全面地运用于解释人体的形体结构、生理机能、病理变化、疾病诊断、治则治法、遣药组方、养生防病各个层面，并从医学角度提出了升降出入、标本根结、上下表里、邪正盛衰、虚实逆从、寒热进退、正治反治、补虚泻实、治未病与治已病等对立概念，使道家创立的辩证思维在生命科学的层面得以体现和深化。
先秦儒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儒家是先秦诸子之学的重要学术流派，深刻地影响着《黄帝内经》理论建构，其中等级观念、中央集权、贵和、过犹不及、中庸，以及孔子研究《易经》成果中有关“道”“神”“八卦”等的成果和结论，都对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将治国与治医进行类比，用国家中央集权最高统治阶层的建制，类比人体各脏腑功能系统之间相互协调的整体配合关系，充分体现了儒家的治国方略。这一观点充分体现在《素问·灵兰秘典论》对十二官在整体生命活动中分担不同角色的类比，认为“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还十分明确地将儒家治国之道与针刺治病之道类比，认为“司外揣内”认识方法可以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非独针道焉，夫治国亦然。黄帝曰：余愿闻针道，非国事也。岐伯曰：夫治国者，夫惟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浅，杂合而为一乎？”（《灵枢·外揣》）儒家治国理念以及用治国类比治医的观点表露无遗。
儒家的“天命观”承认自然规律，承认自然规律对社会、对人类生命活动的主宰作用，并在此思想指导下研究人体禀赋、体质类型（《灵枢》的《阴阳二十五人》《五音五味》《通天》等篇）。在探讨生命活动固有规律时提出了“天年”期颐、寿夭面相等理论（《灵枢·天年》）。《黄帝内经》在承认生命规律的“天命观”指导下，建构养生的相关理论，认为养生必须遵循并顺应自然规律，只有如此才可能达到“谨道如法，长有天命”（《素问·生气通天论》）的最佳养生效果。
以三分观点观察一切和处理一切，构成了儒学的基本方法——三分法。基于先贤对广泛存在于天地万物“一分为三”法则的理解和认识，《黄帝内经》认为“生之本，本于阴阳……其生五，其气三……此寿命之本也”（《素问·六节藏象论》）的“一分为三”原则，是建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的基本思维方式。以此为据，多维度、全方位、多层级地建立“三阴三阳”医学模型，用以表达复杂的生命科学知识内涵，并形成了相关的医学理论。其中有“藏象”理论中的“三阴三阳”思维模型（《素问》的《阴阳别论》《六节藏象论》《四时刺逆从论》），“经络”理论中多种三阴三阳模型，尤其是以“五运六气”为集中代表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三阴三阳理论的知识板块，其中包括了病因理论、病机理论、脉象理论、疾病流行谱、临床用药组方原则等内容。
儒家基于“一分为三”原则而形成“三才观念”，《黄帝内经》于此建构了天—地—人三才医学模型。“三才观”是《周易》提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儒家予以继承和发扬，强调发挥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作用，也是儒家对宇宙结构模型的基本看法。这一观点促进了其对医学模型的建构，几乎将其中所论的生命科学知识都置于这一整体模型的构架之中，在大多篇论之中均可觅其踪迹，其学术观点贯穿于所论的生理、病理、病证、诊法、治疗、养生等各个层面。这一医学模型的内容比较集中地反映在《素问》的《金匮真言论》《阴阳应象大论》《六节脏象论》《玉机真脏论》《脏气法时论》以及“运气七篇”之中。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还将“天—人—地三才”宇宙结构模型运用在诊法理论的建构之中，认为“天地之数，始于一，终于九焉。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决死生，以处百病，以调虚实，而除邪疾”“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必指而导之，乃以为真”（《素问·三部九候论》），于是在“三才”理论的指导下，创立了“三部九候诊脉技术”，后来《难经》将其浓缩在寸口诊脉方法之中并广泛应用，东汉张仲景改良为人迎（上部即“天”）、寸口（中部，即“人”）、趺阳（下部，即“地”）三部诊脉法，甚至三焦气化理论的建立仍未脱此“三才”的观念。即或是经络系统的组成也是如此，认为该系统是由主干（经脉）、分支（络脉）以及附属部分三者组成，每部分又分之为三。主干（经脉）又有十二正经、奇经八脉及十二经别，分支（络脉）也有别络、浮络和孙络，附属部分也有十二经筋、十二皮部和四气街三者；手足阴阳十二正经又各有手三阴经、手三阳经、足三阴经和足三阳经，如此等等，足见其理论建构时所受儒家“天地人三才”理念影响之深、之广、之远。
《黄帝内经》直接将儒家“过犹不及”“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应当“允执其中”（《论语》）的“中庸”观点用以建构自己的医学理论。“中庸”观点的核心是突出了保持相对平衡是事物存在、发展的根本条件。儒家中庸思想通过阴阳、气血、营卫、脏腑、经络的相关理论，全面体现在相关的医学理论之中。如认为“阴平阳秘”是生命活动处于最佳的和谐有序状态，这种平和状态一旦失常，就会出现“阳盛则阴病”“阴盛则阳病”，或者有“阳不胜其阴”“阴不胜其阳”，甚至“阴阳离绝”的病理变化。临床医生治疗疾病的终极目的就是使患病机体复归到平和状态，并作为指导治疗的最高行为准则，故有“因而和之，是谓圣度”（《素问·生气通天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的治病观点。并借用儒家“贵和”（《论语·学而》）理念，将“和”作为人体生命健康体系的核心评价标准（《灵枢·本脏》）。
先秦法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法家“依法治事”“明其法禁”“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等思想对《黄帝内经》生命科学知识的建构，产生了深刻而积极的影响。无论是医学理论的形成，还是临床诊病、治病，乃至养生防病理论和技术的形成，无不深深地浸润着法家理念，并应用生命科学之“恶死乐生”的内涵定义了法家的“趋利避害”人性观，并将其应用于临证疾病诊治理论和养生理论的建构。
法家之“法”，是指法律政令。认为无论是治国、治人、治事都应当有一定的法度。《内经》全面地接受并运用了法家“以法治事”的原则，并运用这一理念形成和建构自己的医学理论。法，就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律令、原则和准绳。治医也是如此，认为医生必须以“法”诊病，并确定了相应的诊病方法，如三部九候遍身诊脉法、人迎寸口二部合参诊脉法、独取寸口诊脉法、尺肤诊法、面部色诊法、虚里诊法、腹诊法等。临证在具体应用这些诊法时，还应当遵循“诊法常以平旦”“持脉有道，虚静为保”“察色按脉，先别阴阳”“见微得过，以诊则不失”“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等诊病法度。治疗疾病更应当严守法度，因此有“用针之服，必有法则”（《素问·八正神明论》）。在此精神的指导下，制订了相应的治病原则和方法，认为医生治病必须遵循“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寒者热之，热者寒之，逆者正治，从者反治”等等法则，组方也应当遵循君、臣、佐、使法度，才能达到“谨道如法，万举万全，气血正平，长有天命”（《素问·至真要大论》）的最终治疗效果。
法家“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动态灵活处事原则，在《黄帝内经》建构的理论中也得以充分的展示。例如在论述人体生长发育变化规律时，认为由于受肾气以及五脏气血盛衰变化的影响，人体在不同年龄阶段，表现为生（出生）—长（发育）—壮（壮盛）—老（衰老）—已（死亡）的不同阶段，男女两性虽然都遵循这一生命演化总规律，但又有差异，因此在各个时期存在着不同的生理特征，要根据不同特征采用不同的养生方法，达到“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素问·上古天真论》）的养生效果。病症也是不断演变的动态过程，就外感热病（伤寒病）而言，随着发病时日的延长，其病变部位、病理反应、临床表现必然是有区别的，于是《内经》在“世变则事异”的思想影响下，以六经理论为辨证体系建立的基础，初创外感热病六经辨证的思路（《素问·热论》）。内脏病症也是如此，随着时间的迁移，疾病在五脏之间传变的顺序、病变所在的内脏、病理反应、症状特征均有明显的差异（《素问·玉机真脏论》）等。这一认识既是《内经》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等治病理论产生的基础，也是法家“事异则备变”思想的体现。这是中医“辨证论治”理论发生的文化背景。
先秦墨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墨家学派是当时社会下层人民的思想代表，其创始人是手工业者出身的墨子（翟）。墨子早年受过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后则“背周道而用夏政”，创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墨家之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丧、非乐等主张中的“民本”思想，认识论中的“三表法”，做事必须要有“规矩准绳”的标准和法度，以及创新思维模式“五行毋常胜”等方面，对于《黄帝内经》的理论建构均产生了一定的启迪作用。
《黄帝内经》在确定其医学理论观点时遵循了墨子倡导的“三表法”，所创立的诊法、病症、治疗，甚至五运六气理论的建立，是“三表法”中“详察实情”认识原则的体现，因为这些理论都是以古人长期在生产生活中对天地万物、生命现象、气象物候，以及临床实践等实情详察的基础之上提出的。就临床医学而言，如果患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症见“口甘”（《素问·奇病论》），久则“足生大丁”（《素问·生气通天论》）。总结出了消渴病（糖尿病）发生的原因，与患者长期高热量饮食有关，其主症为消瘦（即“消”）、口渴多饮（即“渴”）、口甜而黏，后期多合并皮肉感染化脓的伴发症。并制订了“治之以兰，除陈气也”（《素问·奇病论》）的治疗方法。这是《黄帝内经》作者在长期临床“实情”观察基础上总结提出的理论观点，也是这些理论之所以时至今日仍然行之有效的原因所在。
“墨子之学，以兼爱，尚同为本”，指出了“兼爱”和“尚同”是墨学的核心观念，其他内容都是这两者的补充和扩张。孟子对墨子“兼爱”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相当精辟的概括，认为“墨子兼爱，摩顶放踵（意为吃苦受累），利天下，为之”。因此，墨子的兼爱是以他人为中心，去为别人服务，这也就是墨子自己所说的“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互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至道也，不可不务也”。可见，“兼爱”考虑更多的是他人的利益或幸福。《黄帝内经》是一部以医学为主体的百科全书式的典籍，而医学正是以解除大多数人的身心疾苦为宗旨的高尚事业，任何一个从事医学事业的人都是墨子“兼爱”思想的践行者，因而《黄帝内经》中的全部内容无处不体现“兼爱”思想。例如《灵枢经》开卷篇首即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先立针经”（《灵枢·九针十二原》），此段既是《灵枢经》的开卷道白，也是本书作者开宗明义，畅明撰著此书的主旨。十分明白地告诉世人，解除广大民众的疾苦是创建医学学科的根本宗旨，墨子“兼爱”思想也是治医的基本道德观念，不懂得“兼爱”是不能治医的。
讲究“实用”是墨家学术思想的主要价值取向，《黄帝内经》正是一部以医学内容为主体、实用性极强的典籍。医学的价值取向就是讲究实用，就在于解除患者的病痛，尽可能地使人健康不病而“长有天命”。其中处处体现其“实用”，一旦发现某一理论偏离“实用”（即治疗无效）就会立即加以校正，如“论言治寒以热，治热以寒，而方士不能废绳墨而更其道也。有病热者，寒之而热；有病寒者，热之而寒，二者皆在，新病复起，奈何治……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素问·至真要大论》）。此处充分表现了《黄帝内经》在创建治法理论时吸收了墨家讲究“实用”的价值取向，并使之体现得淋漓尽致。
先秦名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名家又称为“辩者”或“刑（形）名家”，或“名辩家”。名家学术思想的创立者有老子、墨子等人，后来经惠施和公孙龙等人的发展，成为学术一家。名辩家的辩证逻辑、希腊的形式逻辑以及古印度的因明学说三者被称为世界古逻辑学三大流派。名辩家注重“名”与“实”关系的论证，主要观点有惠施的“合同异”和公孙龙的“离坚白”。其论证推理方法主要是取象比类。
惠施认为“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中国哲学史》）。墨子提出了“同异交（交，交互，相兼）得”和“二必异”的重要命题（《经上·八十九》）。所谓“同异交得”是指“同”和“异”是相互兼得的，任何事物之间总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这一认识在现代哲学中被称之为“同一性”和“差异性”。所谓“二必异”是指世间的所有事物莫不相异，天地间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事物。这一观点在现代哲学里被称为“相异律”。无论是“同异交得”或者“二必异”，都是讲事物的“同”“异”关系，《内经》以此论证人与宇宙万物发生、发展、变化的总规律，并认为天地万物的总规律是相同的。但人不同于宇宙万物，人是“天地之镇”，万物“莫贵于人”并以此为异。在此论点指导下建构的相关医学知识，如生理、病理、养生、治则治法等理论，无不体现着人与宇宙万物都遵循“阴阳者，天地之道”这一“万物纲纪”（此为大同），但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又有不同的阴阳变化及其具体的表现。如“阳盛则热”“阴虚则热”“阳虚则寒”“阴盛则寒”，以及“阳盛则阴病，阴盛则阳病”等。至于其所确定的“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素问·病能论》）的治疗原则，也是这种“合同异”思想的体现。
公孙龙的“离坚白”观点与“合同异”相反，认为“假物取譬，以‘守白’辩”（《公孙龙子·迹府》）。所谓“假物取譬”就是运用取象类比思维，说明或论证相关道理的思维方法。《内经》将其作为认识人体各系统相互联系、人体五脏系统与自然界万事万物联系、建构天—地—人医学模型的主要思维方法，因此提出“不引比类，是知不明”“及于比类，通合道理……可以十全”（《素问·示从容论》）等论述。例如以月地引力对海水潮汐的影响为例来类比论证月地引力影响人体气血的运行和分布状态，认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故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积……至其月郭空，则海水东盛，人气血虚”（《灵枢·岁露论》）。像这样运用类比思维论证相关的医学理论，在其中可以说俯拾即是，不胜枚举。这都充分体现了名辩家“离坚白”类比思维是其阐述医学理论的主要思维方法。（张登本 陕西中医药大学）
秦汉文化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下）
时间：2024-05-23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4版 作者：张登本
先秦阴阳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实际是阴阳与五行合论流派，倡导阴阳对立统一规律，并用以解释宇宙万物的发生及演化过程；用五行特性及归类方法，解释宇宙万物之间的广泛联系；将阴阳和五行两套理论相结合，解释宇宙万物的起源、演化，甚至历史变迁、社会更替。由于这一学术流派以阴阳对立、统一、消长、变化为其学说根本，因此汉以后学者称之为“阴阳家”。邹衍的阴阳五行合论观点被《内经》全面接受，认为“五运（即五行之气的运行变化）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素问·天元纪大论》）。全面接受并运用阴阳五行理论，解释相关医学知识，并由此构建了以《素问》的《阴阳应象大论》《金匮真言论》《六节脏象论》等为代表篇论的核心医学命题——即“四时五脏阴阳功能系统结构模型”。
杂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杂家是战国后期出现的试图折中、杂糅诸子思想的学术流派，具有“兼儒墨，合名法”特点，其代表作是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和稍早于西汉初期的《淮南子》。今人在详论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时说：“此书于孔子、曾子、庄子、墨子之言，伊尹、刘子之书无不采辑，不主一家，故内容庞杂。但已亡佚之先秦古籍如阴阳家、农家……之说，可由此考见一斑。”（《诸子通考》）
《吕氏春秋》是杂家学术流派的开山之作，在“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治学理念指导下，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将经过改造和发展的道家理论作为基础，全面吸纳法、墨、名、兵、农，以及阴阳五行诸家观点中有用的部分，建构其独有的治国理念和政治立场。该书虽然不是医药学著作，但却传载了此前丰富的生命科学知识，吕氏以政治家的立场和视角，审视和运用人们易于理解的医药学知识阐扬其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用治医之理以明治国之道。此处仅从医药学的立场，还原其中有关生命科学的知识，一方面有助于评估此前医药学所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也能审视《内经》建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之前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尤其是前期的医药学成就背景。其反对用宗教迷信方法治病的立场也得到《黄帝内经》的深刻认同，如《素问》在“上（崇尚）卜筮祷词，故疾病愈（更加）来”（《吕氏春秋·尽数》）的思想影响下，高扬反对迷信鬼神的旗帜，态度鲜明地表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素问·五脏别论》），“道无鬼神，独往独来”（《素问·宝命全形论》）。
《吕氏春秋》以独特的视角，运用“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杂家的治学理念，全面地吸纳了此前诸子思想以及学术成就，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史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作用。其广泛、全面地吸纳前人研究成果作为论据，论证其治国、治事、理政、安身立命等政治主张，此前人类生命科学知识很自然地也成为其所引用的重要资料，这无疑保存了汉代以前该类知识重要资料源。其中杂家“兼收并蓄”治学理念就成为《黄帝内经》整理前人研究成果时的主导思想，因而使四、五十种医学文献融汇于一炉；论证的“圜道”理论就被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下建构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充分地加以运用；从生命科学的角度阐发了“重生”和“重民”理念，又有其独特的见解和展示方法。这些内容都对后来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有着深刻的影响。
《素问》还直接引用《淮南子》的相关篇章的观点解释人与自然关系及其对发病的影响。《淮南子》认为有“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坐埃归焉”（《天文训》），而《素问》对其稍加改造，认为“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阴阳应象大论》）。至于“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可以说几乎全文援引于《淮南子》，于此可见杂家学术思想对其理论建构的影响。此外像天周二十八宿、十二地支、二十四节气等相关知识，均被《黄帝内经》在生命科学知识体系建构时所接受、所利用。
先秦兵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兵家是以孙武、吴起、孙膑等一批军事家为代表的学术流派。该学术流派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黄帝内经》在用药、用针治病如用兵的理念引领下，化用兵家“令行禁止”理念建构了生命科学知识体系中的相关原理和禁戒之法；化用兵家“不战而屈人之兵”理念建构“治未病”理论；以“战势不过奇正”和“五行无常胜”理念，建构五行多向的生克乘侮理论指导下的脏腑关系、脏腑发病理论、脏腑病证临床调养理论；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军事思想的影响，指导中医临床辨证施治，从而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这些兵家不同的学术思想对《内经》理论形成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其中以自然界无穷变化说明用兵之法无常道的军事思想时说“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孙子兵法·势》）。《素问》将此观点直接引入解释相关医学道理，指出了“草生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六节藏象论》）。
在疾病治疗上，《黄帝内经》在治病用针、用药如用兵理念的指导下确立自己的治疗思想。“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孙子兵法·军争》）。其在此用兵之道的影响下，要求医生施针治病不但要掌握左病刺左、右病刺右、阳病治阳、阴病治阴之常规方法，还应当做到“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左治右，以右治左”（《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变通方法。甚至还直接证引其说，制订相关病症的具体治法，如“《兵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气，指高昂的士气），无击堂堂之阵。《刺法》曰：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音意同‘滚’）之脉，无刺病与脉相逆”（《灵枢·逆顺》）。《素问·疟论》确立疟疾刺治方法时也有类似记载：“经言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浑浑（浑，音义同‘滚’）之脉，无刺漉漉之汗，故为其病逆未可刺也。”这种刺疟之法，是“其盛，可待衰而已”（《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治疗思想的具体应用，也是兵家“避其锐气，勿击堂堂之阵”用兵战术思想对其确立治病原则的影响。《灵枢·玉版》在论疮疡刺治、脓肿切开引流、针具选择时也引用兵家的观点，认为针刺所用的针具虽小，但对人身伤害的副作用犹如“五兵”，“五兵者，死之备也，非生之具……夫针之与五兵，其孰小乎？”又说，“两军相当，旗帜相望，白刃陈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谋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无白刃之难者，非一日之教也、须臾得之也。夫致使身被痈疽之病、脓血之聚者，不亦离道（养生、生理之道）远乎”（《灵枢·玉版》）。此处以两国开战的酝酿积累过程，类比人体痈疽化脓性疾病的发生均非一日之灾、须臾所得，将医生治病的针具与作战所使用的武器进行类比，其论证过程和论证所得的结论恰如其分，切中该病形成的原由及针刺治病的意义。
先秦农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先秦农家是诸子百家中的重要学术流派之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学术思想不仅与《黄帝内经》缔造的中医药知识体系同根、同源、同宗，而且农家学术的某些内容称为中医药知识体系中的重要元素，尤其是先秦农家“水崇拜”“土崇拜”、重视历法知识对农耕活动的影响，以及农家对农作物深刻认识对中医体质理论建立的启示等方面内容，都成为中医理论的文化源头。
农家因其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该学派认为农业是民众的衣食/生存之本，应放在治国理政的首位。先秦第一子管仲在其辅佐齐国使其强盛的治国策略《管子》一书中，多次阐述治农的核心要义；《孟子·滕文公上》就传载有农家代表人物许行的相关内容，提出社会贤达都应当“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体现了农家学派的社会政治理想；《吕氏春秋》之《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先秦农家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
《黄帝内经》在其建构医药知识体系时，充分地运用了农家学术流派对秦汉时期记录和总结的农业生产内容和相关经验。如“东方青色……其味酸，其类草木，其畜鸡，其谷麦；南方赤色……其味苦，其类火，其畜羊，其谷黍；中央黄色……其味甘，其类土，其畜牛，其谷稷；西方白色……其味辛，其类金，其畜马，其谷稻；北方黑色……其味咸，其类水，其畜彘，其谷豆”（《素问·金匮真言论》）。此处原文所表达的五方、五季、五色、五味、五畜、五谷等知识，就是秦汉时期所重视的“农家学派”所传授的相关内容。追溯《素问》的《阴阳应象大论》《玉机真脏论》《脏气法时论》，和《素问》言五运六气理论的10篇，以及《灵枢经》的《五味》《九宫八风》《岁露论》等原文，均将先秦农家相关知识纳入到所建构的生命科学体系之中，成为医学学科的重要知识支撑。
西汉社会背景对《黄帝内经》成书的影响
西汉早期在政策上采取了道家“黄老之术”“无为而治”的理念，经过文、景、武帝的励精图治、奋力经营。奉行了于民休养生息的“重民”治国方略，发展生产，使农业、手工业、商业、人文艺术以及自然科学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因而这一时期国家强大、统一，政治上基本是稳定的。盛世修书是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在这种政治背景之下孕育并产生了像《淮南子》《春秋繁露》《史记》等文化巨著，同样也为这部以生命科学为主体的百科全书的发生，提供了充沛的养分和丰厚的沃土。西汉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必然促进繁荣的文化发展。繁荣的文化则是其成书必不可少的沃土和养分。在这以“黄老之学”为社会价值观的时代大背景下，就不难理解本书为何以“黄帝”命名了。
西汉文化背景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黄帝内经》主要内容的建构主要汲取了秦汉时期的医学成就，其理论体系也无疑会受到秦汉诸家思想的影响，至于这一时期的“重生”“重民”“重阳”“重土”“天论”“天人合一”政治理念，以及《淮南子》《春秋繁露》《史记》等重要著述的文化成就，都会在其生命科学知识体系中留下深刻的印记，该时段的天文历法研究成果，更是其理论建构时必须吸纳的基本材料。
西汉对先秦诸子的研究，有助于《黄帝内经》理论的建构和成书
《淮南子》全面继承了杂家的学术思想，融诸子百家学术思想于一炉，全面地将生命科学的相关知识渗透于对诸子思想的阐释，对《黄帝内经》理论的建构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借鉴和示范作用。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梳理了先秦诸子思想，按其学术体系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首次分析出自春秋战国以来重要的学术流派。其六家之说，不仅对后来司马迁给先秦诸子作传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也为西汉末期刘向、刘歆给先秦诸子十家的分类奠定了基础。《黄帝内经》在其理论建构过程中，除了受到精气、阴阳、五行、神论等哲学思想十分深刻的影响之外，“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很自然地浸润并渗透于其中，糅杂于其间，用以解释相关的生命现象，解决相关的医学问题，建构医学体系。
西汉重视黄老之学对《黄帝内经》成书的影响
“黄老之学”兴起于战国中后期，盛于西汉前期，是官方的思潮，为著名的“文景之治”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黄帝内经》成书于西汉时期，与昌盛的“黄老之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黄老之学”对其理论建构和成书的影响，不仅是托名“黄帝”的意识形态背景和文化背景，而且倡导的“道论”“气论”等理念直接影响着生命科学理论的发生。其建构的生命科学的每一个层面都浸润在“道”“气”文化氛围之中。这也是为何这一医学鸿篇巨著能够在这一时期成编面世的社会背景。
西汉“民本”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为政之本，务在于安民”（《淮南子·诠言训》）这是自汉朝开国至武帝年间确立“民本”国策的思想基础。与“民本”国策联系紧密的医学学科自然也会受到朝野的重视而得到相应的发展，这也就是能凸显文景时期文化和思想特征的重要文献《淮南子》。汉武帝时期的《春秋繁露》中大量的医药学知识和丰富的养生知识，表达了这一时期的医药学成就的理由。《内经》之所以能在这一时期成书，不能不与这一时期休息民力的“民本”政策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
西汉“重生”理念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吕氏春秋》开卷首论“重生”，《春秋繁露》于《循天之道》中专论养生等，无一不是“重生”这一古今中外全人类共同理念的体现，《黄帝内经》正是在这一人类共同理念的文化背景下建构其理论的，所传载全部医学和语义学有关的知识，无一不是“重生”理念的体现。其全部内容的主旨就是在“重生”的理念之下形成的，“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素问·宝命全形论》）则是对这一主旨的明确表达。“宝命全形”不仅道出其成书的目的和建构其理论的意义，同时也反映其成书的“重生”文化背景。“重生”应当是全人类的共同理念，也是中国历代统治阶层的治国方略，自从有文字记载到其成书，这一思想一直连绵不绝。
西汉“天论”理念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所谓天者，纯粹朴素，质直皓白，未始有与杂糅者也”（《淮南子·原道训》）就给予“天”以明晰的、唯物的，“自然之外别无天”（北宋邵雍注疏语）的内涵界定。若用今天的语言表达，“天”就是指一切事物客观的自然存在，当然也包括自然界、包括与地相对的“天空”等。《黄帝内经》理论中大凡涉及“天”的相关论述，无一例外地秉承了这一旨意，如仅仅就其中涉及“天”的篇名而言，如《素问》的《上古天真论》《生气通天论》《天元纪大论》，《灵枢经》的《天年》和《通天》等篇无不如此。在其中588次涉“天”之论中，除了延伸到生命科学领域而被赋予特定的医学内涵之外，别无其他意涵。
西汉“重土”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西汉时期“重土”思想与西汉崇尚“黄老之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五帝中的“黄帝”以土为德，故当时文化界的著书立说多托名于黄帝。董仲舒更是这一思想的极力倡导者，在他的著述中力主以土为重的理念就不足为奇了。如“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春秋繁露·五行对》）。《黄帝内经》充分接受了这一思想并且用于解决医学中的实际问题。如《素问·平人气象论》的脉以胃气为本理念的建立，《素问·玉机真脏论》“胃为五脏之本”观念的发生，《素问·太阴阳明论》脾胃与五脏六腑、与全身密切相关的理论等，无不与“重土”思想有关。
西汉“重阳”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重阳”思想源于人类对太阳的崇拜。这一思想充斥于《春秋繁露》。《黄帝内经》秉承了“阳为主阴为从”的“重阳”理念，运用于医学体系之中，故有“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素问·生气通天论》）之说，明确地指出了阳气是生命活动的动力，在生命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阳气盛衰寿夭观念”。并由此产生了阳气昼夜、四季盛衰规律，总结出了阳气所具有的温煦机体组织，抗御外邪侵袭，主持气化开合，维系阴阳平衡等多方面的重要功能。“重阳”思想也成为后世医家重视阳气理论的源头，是明代“温补派”，以及现代“火神派”“扶阳抑阴”治法创立的依据。
西汉“天人相应”观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西汉时期的思想界十分重视“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无论是刘安还是董仲舒都是如此，明确提出了“人与天地相参”“人事与天地相参”的天人相应论点。认为人与天地万物皆禀一气而生，在天人同气思想的指导下，创建了天人同构理论，实际上就是天人感应的思想。强调了天人相应的整体联系的观念，指出人类生活在宇宙之间，和自然界万事万物是息息相通的，其所建构的生命科学内容及其基本特点与此精神基本一致。
西汉主要文献对《黄帝内经》成书的影响
《淮南子》与《黄帝内经》
《淮南子》的内容全面影响了《黄帝内经》理论的建构和成书。如“兼收并蓄”治经理念成为其理论建构的重要思路；秉承先秦道家宇宙观的本体论；认为宇宙万物同源于气，气是宇宙万物生成本原；“道”是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共同规律，在此大前提之下，也以“道”以“气”论述人类生命活动；在气、阴阳、五行哲学思想之下解释相关现象，其中包括人类生命活动，这些内容都与其中的生命科学理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其中有关养生、病证（7类59种病症）、治疗，以及药物50余种（专讲功效的20多种）的内容，不但反映了西汉早期医药学成就，也说明这一时期的医学成就对包括《黄帝内经》在内的医学理论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奠基作用。
《春秋繁露》与《黄帝内经》
《春秋繁露》82篇，运用当时人们对人类自身形体大致构造、某些生理机能、脏腑形体关系、形神关系的医学认识，言思想、言文化、言治国、言治事、言治人。其中宣扬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观点，运用精气、阴阳、五行等世界观和方法论阐释治国方略的、社会的、伦理道德的，及生命科学的等相关道理；专章讲述养生内容，较全面地勾勒出这一时期人们对养生的认识。作为影响汉武帝时期朝野思想的《春秋繁露》，也就很自然地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医学成就，也可以从中窥视到此后成书《黄帝内经》生命科学理论建构的相关背景。
《史记》与《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成书虽然晚于《史记》，但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仅仅29个医学案例约1.1万字的内容，就与其中征引医学文献名谓、行文格式、问对体例、医学术语、精气—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疾病传变规律、“治未病”理念、“病人为治病之本”的观念、用“整体观念”阐述医学知识、10岁的年龄段划分、重视“胃气”在疾病预后变化中的意义、“杂合以治”的治病理念等12个方面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根据其中所传载的医学信息，提示司马迁及其此后时代的医学成就已经为《黄帝内经》理论的建构和成书准备了充足的文化基础、哲学基础、思维基础、方法学基础，尤其是建构医学理论时所必需的临床实践基础。只要认真地研读其中的内容后就有一种可以从中找到《黄帝内经》的影子之感。
西汉天文、历法成就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西汉天文、历法成就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例证予以审视。就天体的结构而言，《黄帝内经》原文蕴涵有西汉以前的三种宇宙结构模型，即盖天说（《灵枢·邪客》）、浑天说（《素问·五运行大论》）、宣夜说（《素问·六节藏象论》《素问·天元纪大论》）等。
有关二十八宿的内容，如《灵枢经》的《五十营》等篇，尤其是《灵枢·卫气行》之“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昴为纬，虚张为经。是故房至毕为阳，昴至心为阴。阳主昼，阴主夜”解释人体营气卫气昼夜循行规律。还有《素问·天元纪大论》，与西汉时期所言皆同。关于“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的记载，是对计量日月运行的表述，关于太阳运行一度，月球运行13.7/19度的认识，《淮南子·天文训》与《素问·六节藏象论》的表述完全一致。
正月建寅的历法规定最早见于夏代，西汉时期沿用了这一历法模式。古人发现，北极星的相对位置基本不动，斗纲始终指向北极星并以此为圆点作圆周运动，一昼夜循行一周，一个太阳回归年循行一周。为了计量一昼夜的不同时辰、计量一年的不同时节阶段，于是就在天球宇宙建构观念和北斗七星的天文背景之下，将十二地支（又称十二辰）、十天干沿天赤道从东向西将周天进行等分，并与二十八宿星座有一定的对应关系。通过对斗纲指向时空区位的天象观察，就可对相关节令月份予以计量，这在《淮南子·天文训》中有了完整记载。这是正月建寅发生的天文背景，与汉武帝于太初元年颂行的《太初历》是一致的，也是《黄帝内经》应用的历法制式。
西汉及其此前的医药学成就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
《黄帝内经》所引的古文献大约有50余种，其中既有书名而内容又基本保留者有《逆顺五体》《禁服》《脉度》《本藏》《外揣》《五色》《玉机》《九针之论》《热论》《诊经》《终始》《经脉》《天元纪》《气交变》《天元正纪》《针经》等16种；仅保存零星佚文者有《刺法》《本病》《明堂》《上经》《下经》《大要》《脉法》《脉要》《揆度》《奇恒》《奇恒之势》《比类》《金匮》《从容》《五中》《六十首》《脉变》《经脉上下篇》《上下篇》《针论》《阴阳》《阴阳传》《阴阳之论》《阴阳十二官相使》《太始天元册》《天元册》等26种。正缘于此，故而有《黄帝内经》的成书是对我国上古医学的第一次总结，是仅存的西汉以前医学集大成之论。
《黄帝内经》虽然成编于《淮南子》《史记》之后的西汉中晚期，但其理论与先秦诸子之学几乎是相伴发生的，其学术思想乃至遣字用词都深受诸子之学的影响。此处仅举例简介诸子十家学术思想对其理论建构的影响，略示《黄帝内经》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结晶之轮廓。
任何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有其相关的特定背景，更何况关乎中华族群健康事业的《黄帝内经》。其成书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绝无例外，一定是中华族群在长期与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积累的大量实践经验的结晶，这也只能在中国第一个相对社会政治稳定，国民经济富庶，思想文化繁荣的西汉王朝大背景之下发生。这也是研究秦汉文化与《黄帝内经》理论建构贡献的初衷和意义之所在。（张登本 陕西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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