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道家思想对《黄帝内经》成书的影响
(2023-10-24 04:05:59) 摘自2023-10-23中国中医药报
张登本 陕西中医药大学
•道家是先秦诸子之学中影响较大的学术流派之一，其中道、德、气、“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等重要的学术立场，都被《黄帝内经》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时所吸纳，并深深地浸润其中，由此缔造的中医药学也就蕴涵了浓郁的道家学术印记，而以“黄帝”名书，则是其最为显著的标记。
《黄帝内经》成书于《史记》之后《七略》之前的几十年，其主要内容的构建汲取了秦汉时期的医学成就，受秦汉诸家思想的影响极为深刻。这一时期先哲所积累的所有知识和重要的学术观点，都为《黄帝内经》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必需的养分和智慧启迪。
西汉司马谈在《吕氏春秋》对先秦诸子进行总结的基础上，认为主要的学术流派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论六家要旨》）。西汉末期，刘歆增加了农、纵横、杂、小说四家（《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数得上名字的先秦诸子有189家，其中流传最广者莫过于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12家，他们共同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根基，创造了灿烂的中华优秀文化。成书于西汉中晚期的《黄帝内经》，在其理论建构过程中经历了先秦至西汉之末的千年历史，此间必然深受先秦诸子百家之学的深刻影响，各流派的学术思想必然深深地浸润其中，成为解释相关生命现象、解决相关医学问题的重要养分。此处仅就“诸子百家之学”的主要学术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予以扼要陈述，既体现其理论体系形成的文化背景，也说明“《黄帝内经》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结晶”的学术立场。
道家以“道”、以“德”、以“气”为核心命题，是“诸子百家”中极为重要的哲学流派，存在于中华各文化领域，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故有“道家思想可以看为中华民族伟大的产物，是国民思想的中心，大有‘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气概”之说。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认为：“中国人的特性中，很多最吸引人的地方，都来自道家的传统。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中国文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而这棵参天大树的根源是道家。”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及学术代表人物是老子（聃），后经战国中期的杨朱、关尹、尹文、宋钘、庚桑楚、子华子等齐国“稷下学宫”知名学者们的继承和发扬，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学术思想流派之一。该学派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等学术观点，并以《道德经》《庄子》《列子》《文子》《鹖冠子》《黄老帛书》《黄帝四经》等著作为其标志。
道家学术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此处仅从“道”“德”“气”“无为而治”及辩证思维等方面予以扼要陈述。
道论：道无时无处不在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四十二章》），这是道家对宇宙万物的起源及宇宙万物结构模型的认识。认为“道”是演化生成“气”（即“一”）的母体，气是万物一体、万物同源、万物相通相应、万物相互联系的传媒和中介，因此有“通天下一气”（《庄子•知北游》）的结论，这也是道家“道气论”的源头。“道”字在《黄帝内经》中出现了269次，单用186次。其缔造的生命科学内容中承袭了先秦道家“论道”的基本观点。
其一，强调“道”是宇宙创生的本原，是万物发生、发展变化的生机和动力。《道德经》认为“道”是宇宙万物发生的本原（《道德经•四十二章》），《黄帝内经》在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时直接沿袭这一立场，其中“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论之“道”，是以阴阳概念表达了“道”是天地万物生成本原的内涵。
其二，认为“道”是法则、规律。如“夫治国者，夫惟道焉”（《灵枢•外揣》）；“道，昭乎其如日醒，窘乎其如夜瞑”（《灵枢•病传》）就有法则、规律之意涵。《黄帝内经》在此背景下，用“道”表达养生法则（《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临床诊病法则（《灵枢•终始》）。
其三，认为“道”指与医药学知识相关的方法。如指养生方法（《素问•上古天真论》）、指诊病方法（《素问•玉版论要》）、指治病方法（《素问•汤液醪醴论》）等。
其四，认为“道”指相关道理、事理。如“敢问更相反，皆自谓是，不知其道，愿闻其说”（《素问•五脏别论》），以及“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灵枢•师传》）中的“道”，即是此意。《黄帝内经》在此背景下，以“道”专指医学道理、医学理论及相关方法，如“如此则道不惑而要数极”（《素问•举痛论》），又“道之大者，拟于天地，配于四海”（《素问•征四失论》）；也指医学理论中的某种观点、某种学术主张，如“至哉，圣人之道”（《素问•六元正纪大论》）。
其五，认为“道”与“德”有社会道德风尚之意涵。“中古之人，道德稍衰，邪气时至”（《素问•汤液醪醴论》）即是例子。《黄帝内经》广泛地运用“道”的概念来表达宇宙万物、生命活动的演化规律和相关的理论原则。具体言之，其中所用之“道”有宇宙、天地、自然规律之“道”的应用，如“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素问•天元纪大论》）；有脏腑、经络、气血、营卫等生理规律之“道”，如“经脉之道”“营气之道”等；有疾病发生、发展、演变过程之“道”，如“有道以来，有道以去。审知其道，是谓身宝”（《灵枢•五乱》）；有诊脉、望色、察病、辨标本顺逆的理论原则之“道”，如“持脉有道，虚静为保”（《素问•脉要精微论》），“标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天之道毕矣”（《素问•至真要大论》）等；有针刺、用药治病原则和方法理论之“道”，如“针道”等；还有将养生称为“道生”的养生保健的理论原则和具体方法之“道”，如“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其知道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素问•上古天真论》）等。
可见，《黄帝内经》在以“道论”的概念和观点全面构建其理论体系的同时，对“道”是不可直视的客观规律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和广泛应用，指出“窈窈冥冥，孰知其道？道之大者，拟于天地，配于四海。汝不知道之谕，受以明为晦”（《素问•征四失论》）。认为“道”虽然是不可直视的，但却是无处、无时不在的，大至天地、四海，小到万事万物，无不受“道”的支配，无不遵循其“道”。掌握了宇宙万物生成变化之“道”，就可以发蒙解惑；如果不能认识、掌握和利用自然万物变化之“道”，只能是“以明为晦”、迷惑不解。
德论：“德”为“道”之体现
“德”是《道德经》所论内容的纲领之一，虽然古今学者对此有诸多见解，但《黄帝内经》在构建医药知识体系时58次论“德”，在延续先秦道家论德之品性的同时，又结合医药知识的特点，赋予“德”以特有的生命科学知识内涵。
其一，传承了“德”之自然淳朴本性在人性中的体现。如“夫恬惔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虚无恬惔，乃合天德”（《庄子•刻意》）；又如，“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庄子•天地》）。《黄帝内经》将这一论德观点用于建构养生理论，故有“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为也”（《素问•上古天真论》）。
其二，赓续了“德”为“道”是在万物得以生长发育生命力（《管子•心术》“化育万物谓之德”）的意涵。《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之“天气清静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故不下也”即是对这一认识的应用。
其三，弘扬了“德”即“道”的体现（“道生之，德畜之”《老子•五十一章》），天地乃至万物发生、存在、演化的自在规律及其自然属性。如《灵枢•本神》的“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之论即是其例。此处经文论述了天地万物的演化规律。认为“气”是天地万物发生的物质本原，“德”即“道”的体现（“道生之，德畜之”《老子•五十一章》），是天地乃至万物发生、存在、演化的自在规律及其自然属性。在德（规律）和气（天地万物发生的物质基础）的作用下→产生了万物（“我”）→生物（“生者”）→人类生命（“神”之广义）。所以杨上善认为，“未形之分，施于我身，为之德者，天之道也。故庄子曰：‘未形之分，物得之以生，为之德也。’阴阳和气，质成我身者，地之道也”。就在这一表达自然规律之体现的意涵背景下，《黄帝内经》还专指五运之气和六气变化之常规，而有“欲通天之纪，从地之理，和其运，调其化，使上（五运之气）下（六气）合德，无相夺伦”（《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的“德”即是其例；也专指五运之气和六气变化在自然界或人体生命活动中呈现的气化特征，如“东方生风，风生木，其德敷和……其性为暄，其德为和”（《素问•五运行大论》）等。
气论：通天下一气
《黄帝内经》直接将管仲创立的气、精、精气概念引入医学领域，成为医学理论构建过程中十分重要的概念。在其162篇经文中，“气”字出现了2956次，单用996次；“精”字共出现了217次，单用127次；“精气”出现38次。可见气、精、精气是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由于道家所论的精气多属哲学范畴，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其中的气、精、精气虽然还带有哲学的烙印，但却富涵深刻的自然科学特征，出于生命科学的需要，又创造了百余个以“气”构词的气概念。
其一，《黄帝内经》秉承先秦道家之“气”指构成宇宙万物本原的哲学概念。如“气合而有形，因变以正名”（《素问•六节藏象论》），以及“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终而象变”（《素问•五常政大论》）中的“气”即是其例；而人类也是天地自然万类物种之一，所以人类的发生也源于气，故有“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宝命全形论》）之论。
其二，《黄帝内经》将道家“气论”引入医药学领域之后，赋予“气”以鲜活的生命科学知识内涵，认为“气”是构成人体、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能量、信息的总称。人体生命之气随其性质而有阴气、阳气之分，随其转化而有宗气、营气、卫气、经气、脏腑之气，随其敷布部位不同而有上气、中气、下气、头气、胸气、腹气、胫气，随其不同形态而有精、气、血、津、液之不同，故曰：“气者，人之根本也”（《难经•八难》）。
其三，《黄帝内经》将“气”引入病因理论成为相关病因术语。如“邪气”“病气”概念，经文中的“气合而有形，得脏而有名”（《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及“三部之气，所伤异类”（《灵枢•百病始生》）中的“气”，即是此意。
其四，《黄帝内经》将“气”引入病机理论而成为相关病机术语。如“余知百病皆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九气不同，何病之生”（《素问•举痛论》）中的“气”即是此意。至于“气”概念的其他医学内涵、语义学意义则不予赘述。
其五，“精”源于“气”，为气中精粹部分。“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管子•内业》），指出“精”是气之最精粹的部分。《庄子•知北游》“通天下一气耳”命题，既强调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由这“一气”所成，也阐明了宇宙万物之间是通过“气”为中介而普遍联系的整体思想。这一观点也成为《黄帝内经》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中整体观念的哲学基础。就人体是一个有机联系统一体的观点而言，肯定了人体原本也是“一气”所成。《黄帝内经》秉承这一旨意，认为精是人类生命发生的原始物质，此精在生命发生的初始阶段，按其自身规律，逐渐分解变化为人身的所有形体器官，也就是说，人一切身形器官都是由这“一气”之中的“精”生成的，故有“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灵枢•经脉》）。此处不但告诉人们，“一气”之中的精不但是胚胎人形形成发育的原始物质，而且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形成胎儿的脑髓、骨骼、血脉、筋肉、皮肤、毛发等有形质的器官，全都是由这“一气”中的精生成的。在人出生以后的漫漫人生历程中，人体自身要不断产生各种各样生命活动赖以为继的营养物质，同样是“一气”之精形成内脏的作用下产生的，仍然属于哲学理念中的“一气”范畴，因此《黄帝内经》认为，“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为一气耳，今乃辨为六名”（《灵枢•决气》）。可见，道家“一气”相当于当今哲学所说“物质”的概念。于是在此哲学理念的指导下，又认为人体是一个以心为主宰，五脏为核心，通过经络“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的联络和感传作用，各脏腑组织器官共同参与精、气、血、津、液的物质代谢，在完成十分复杂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相互之间有机配合，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体。
《黄帝内经》同样在“通天下一气”的哲学思想指导下，构建人与自然密切相关的整体联系理论。其中“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于天气”（《素问•生气通天论》），就是这一观点的集中体现。这就直接将“通天下一气”的哲学理念用来说明人与自然界是息息相通、密切关联的。于是进一步强调人对自然万物的依赖，自然界为人生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命赖以存在的物质，认为“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素问•六节藏象论》），强调了人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相通相应的整体联系思想。这一观念全面、广泛地体现在其构建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养生等各个医学层面，成为中医药知识中特有的“气论”“精论”和“精气理论”。
“道法自然”“无为而治”
《黄帝内经》认为，宇宙万物变化规律之“道”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改造，或者违逆客观规律之“道”，只能认识、掌握、利用、遵循、顺应客观规律之“道”，因此有“道无鬼神，独往独来”（《素问•宝命全形论》）的研究结论。道家提出了“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无为而治”的“趋利避害，顺势而为”价值取向，《黄帝内经》不但秉承了这一思想，并将其加以拓展、弘扬和引申，广泛地运用于治则治法和养生理论的建立。如直接将“天之道，其犹张弓，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道德经•第七十七章》）论述用于创立自己的治病大法，这些治法不但有“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折之，不足补之”弘扬、发展以后的具体治病方法，还有“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开之发之，适事为故”（《素问•至真要大论》）。据老子倡导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道德经•第八十章》）思想构建自己的养生方法，不但直接将“恬憺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作为具体的养生方法，还将“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惔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作为养生的最高境界。
必须注意的是，“道法自然”的“自然”一词是指宇宙、天地、万物的发生、存在、演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如地球自西向东的自转、日月星辰等天体自东向西的运动、四季寒暑的更迭回归、昼夜晨昏的迁移变更等，都有其自己的自然而然的运动变化方式，人体生命总规律也是如此。
道家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
“辩证”思想的核心是强调宇宙万物中的一切事物都是广泛联系而非孤立的，都是运动而非静止的，而对立统一规律是万事万物相互联系和不断运动的内在基础和前提。道家理论中的辩证思想虽然还处于初始阶段，还不能与现代辩证法原理等同，但对这些基本观点和理论原则的认识已经比较明晰，而且比较自觉地将其应用于分析世间存在的事物及其联系，建立了有无、动静、刚柔、有余不足等对立范畴，揭示了客观事物对立统一的现象和规律，仅《道德经》一书所论的对立范畴就有数十对之多，不仅论述了事物之间的对立关系，还涉及对立事物之间的统一关系。其中“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道德经•第二章》），就表达了事物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黄帝内经》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不仅将其运用于阴阳对立互根、五行相生相克关系的阐述，而且将阴阳、五行之中的对立统一关系全面地运用于解释人体的形体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诊断、治则治法、遣药组方、养生防病各个层面，并从医学角度提出了升降出入、标本根结、上下表里、邪正盛衰、虚实逆从、寒热进退、正治反治、补虚泻实、治未病与治已病等对立概念，使道家创立的辩证思维在生命科学的层面得以体现和深化。
西汉早期重视道家“黄老之学”
西汉早期在政策上采取了道家“黄老之术”“无为而治”的理念, 经过文、景、武帝的励精图治、奋力经营，奉行了于民休养生息的“重民”治国方略，发展生产，使农业、手工业、商业、人文艺术以及自然科学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因而这一时期国家强大统一，政治上基本是稳定的。盛世修书是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在这种政治背景之下孕育并产生了《淮南子》《春秋繁露》《史记》等文化巨著，同样也为《黄帝内经》这部以生命科学为主体的百科全书的成书提供了充沛的养分和丰厚的沃土。西汉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必然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为《黄帝内经》成书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文化背景。在这以“黄老之学”为社会价值观的时代大背景下，就不难理解《黄帝内经》为何以“黄帝”命名了。
“黄老之学”兴起于战国中后期，盛于西汉前期，是官方的思潮，为著名的“文景之治”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黄帝内经》成书于西汉时期，与昌盛的“黄老之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黄老之学”对其理论构建和成书的影响，不仅是托名“黄帝”的意识形态背景和文化背景，而且“黄老之学”倡导的“道论”“气论”等理念直接影响着《黄帝内经》生命科学理论的发生。其构建的生命科学的每一个层面都浸润在“道”“气”的文化氛围之中，这也是这一医学鸿篇巨著能够在这一时期成编面世的社会背景。
道家是先秦诸子之学中影响较大的学术流派之一，其中道、德、气、“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等重要的学术立场，都被《黄帝内经》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时所吸纳，并深深地浸润其中，由此缔造的中医药学也就蕴涵了浓郁的道家学术印记，而以“黄帝”名书，则是其最为显著的标记。由此观之，道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可见一斑。
《黄帝内经》同样在“通天下一气”的哲学思想指导下，构建人与自然密切相关的整体联系理论。其中“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于天气”（《素问•生气通天论》），就是这一观点的集中体现。这就直接将“通天下一气”的哲学理念用来说明人与自然界是息息相通、密切关联的。于是进一步强调人对自然万物的依赖，自然界为人生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命赖以存在的物质，认为“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素问•六节藏象论》），强调了人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相通相应的整体联系思想。这一观念全面、广泛地体现在其构建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养生等各个医学层面，成为中医药知识中特有的“气论”“精论”和“精气理论”。
“道法自然”“无为而治”
《黄帝内经》认为，宇宙万物变化规律之“道”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改造，或者违逆客观规律之“道”，只能认识、掌握、利用、遵循、顺应客观规律之“道”，因此有“道无鬼神，独往独来”（《素问•宝命全形论》）的研究结论。道家提出了“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无为而治”的“趋利避害，顺势而为”价值取向，《黄帝内经》不但秉承了这一思想，并将其加以拓展、弘扬和引申，广泛地运用于治则治法和养生理论的建立。如直接将“天之道，其犹张弓，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道德经•第七十七章》）论述用于创立自己的治病大法，这些治法不但有“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折之，不足补之”弘扬、发展以后的具体治病方法，还有“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开之发之，适事为故”（《素问•至真要大论》）。据老子倡导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道德经•第八十章》）思想构建自己的养生方法，不但直接将“恬憺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作为具体的养生方法，还将“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惔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作为养生的最高境界。
必须注意的是，“道法自然”的“自然”一词是指宇宙、天地、万物的发生、存在、演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如地球自西向东的自转、日月星辰等天体自东向西的运动、四季寒暑的更迭回归、昼夜晨昏的迁移变更等，都有其自己的自然而然的运动变化方式，人体生命总规律也是如此。
道家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
“辩证”思想的核心是强调宇宙万物中的一切事物都是广泛联系而非孤立的，都是运动而非静止的，而对立统一规律是万事万物相互联系和不断运动的内在基础和前提。道家理论中的辩证思想虽然还处于初始阶段，还不能与现代辩证法原理等同，但对这些基本观点和理论原则的认识已经比较明晰，而且比较自觉地将其应用于分析世间存在的事物及其联系，建立了有无、动静、刚柔、有余不足等对立范畴，揭示了客观事物对立统一的现象和规律，仅《道德经》一书所论的对立范畴就有数十对之多，不仅论述了事物之间的对立关系，还涉及对立事物之间的统一关系。其中“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道德经•第二章》），就表达了事物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黄帝内经》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不仅将其运用于阴阳对立互根、五行相生相克关系的阐述，而且将阴阳、五行之中的对立统一关系全面地运用于解释人体的形体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诊断、治则治法、遣药组方、养生防病各个层面，并从医学角度提出了升降出入、标本根结、上下表里、邪正盛衰、虚实逆从、寒热进退、正治反治、补虚泻实、治未病与治已病等对立概念，使道家创立的辩证思维在生命科学的层面得以体现和深化。
西汉早期重视道家“黄老之学”
西汉早期在政策上采取了道家“黄老之术”“无为而治”的理念, 经过文、景、武帝的励精图治、奋力经营，奉行了于民休养生息的“重民”治国方略，发展生产，使农业、手工业、商业、人文艺术以及自然科学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因而这一时期国家强大统一，政治上基本是稳定的。盛世修书是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在这种政治背景之下孕育并产生了《淮南子》《春秋繁露》《史记》等文化巨著，同样也为《黄帝内经》这部以生命科学为主体的百科全书的成书提供了充沛的养分和丰厚的沃土。西汉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必然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为《黄帝内经》成书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文化背景。在这以“黄老之学”为社会价值观的时代大背景下，就不难理解《黄帝内经》为何以“黄帝”命名了。
“黄老之学”兴起于战国中后期，盛于西汉前期，是官方的思潮，为著名的“文景之治”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黄帝内经》成书于西汉时期，与昌盛的“黄老之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黄老之学”对其理论构建和成书的影响，不仅是托名“黄帝”的意识形态背景和文化背景，而且“黄老之学”倡导的“道论”“气论”等理念直接影响着《黄帝内经》生命科学理论的发生。其构建的生命科学的每一个层面都浸润在“道”“气”的文化氛围之中，这也是这一医学鸿篇巨著能够在这一时期成编面世的社会背景。
道家是先秦诸子之学中影响较大的学术流派之一，其中道、德、气、“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等重要的学术立场，都被《黄帝内经》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时所吸纳，并深深地浸润其中，由此缔造的中医药学也就蕴涵了浓郁的道家学术印记，而以“黄帝”名书，则是其最为显著的标记。由此观之，道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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