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标本并治的温潜法
(2023-02-19 05:29:28)
•温潜法是基于临床的具体治法，它是两种治法的结合，是单一治法的升华。附子配磁石，可谓温潜法中之最贴切者。
•温潜法的对应证候应当是：阳气不足为本，虚阳浮动为标，故应以温阳为主，潜降为辅，标本并治，方可取得预期效果。
温潜法，即温阳潜降法，是将温阳药与潜降药配伍在一起的治疗方法，简称“温潜法”。这种方法溯源于仲景，发挥于明清，而完善于祝味菊。
溯源于张仲景
温潜法一词，虽然在《伤寒杂病论》中未有明言，但书中却有具体方药的应用。如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桂枝加龙骨牡蛎汤等就是先例。方中桂枝与甘草甘温助阳，龙骨与牡蛎潜降逆气，两组相伍，具有温养心肾之阳，潜降相火之逆的作用。虽然它不似后世医家所用姜附那样大辛大温或磁石赭石那样镇静潜阳，但它的药效却是温潜法的滥觞。
考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与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其原方证均为误治而然。虽无虚阳上越之明文，但从所述症状“烦躁”“惊狂，卧起不安”等分析，均非阳旺之实证，而是由于误用火攻、烧针，迫阳上越，致使心神外浮之表现。既为虚阳上越，就应扶助阳气，故用桂枝、甘草之甘温助阳，但阳气虚在下不在上，应配以潜降之品，使其阳气安宅于下，故用龙骨、牡蛎收敛阳气。而《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篇》的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是治疗虚劳病“男子失精，女子梦交”的名方，所用桂枝、甘草，亦为阳气虚馁而设；而龙骨、牡蛎，乃为收敛精气而投。简言之，以上三方之配伍，正如尤在泾所说，“桂枝甘草以复心阳之气，牡蛎龙骨以安烦乱之神。”（《伤寒贯珠集》）
发挥于张景岳
明代张景岳对温潜法有所发挥。他所拟制的镇阴煎就是代表，该方由附子、肉桂、熟地、牛膝、泽泻、炙甘草组成。所用温阳药附子、肉桂与仲景所用桂枝、甘草义同，但其温阳作用远远大于后者，而潜降药则用牛膝、泽泻，两味药均能引药下行，尤其牛膝之性“下行如奔”；方中熟地虽非温阳之品，但在张景岳那里却是上好的益肾潜降药，他说：“阴虚而神散者，非熟地之守不足以聚之；阴虚而火升者，非熟地之重不足以降之；阴虚而躁动者，非熟地之静不足以镇之；阴虚而刚急者，非熟地之甘不足以缓之；阴虚而真气散失者，舍熟地何以归源？”（《景岳全书·本草正·上》）如此配伍，可使浮越之真阳下归于肾宅。用来治疗“阴虚于下，格阳于上，则真阳失守，血随而溢，以致大吐、大衄，六脉细脱，手足厥冷，危在顷刻而血不能止者，速宜用此，使孤阳有归，则血自安也。如治格阳喉痹上热者，当以此汤冷服。”（《景岳全书·新方八阵·热阵》）所不同的是，镇阴煎所治的是阴虚格阳证。用此方既可以使孤阳有归，又可以使阴血自安。简言之，对于阳虚血脱者，镇阴煎首当对应之。
扩大于郑钦安
清代郑钦安非常欣赏张仲景的桂枝甘草龙牡汤，他推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乃调和阴阳、交通上下之方也。” （《医理真传》卷四）他用该方加附子治疗怔忡 ，“取龙牡有情之物，龙禀阳之灵，牡禀阴之灵，二物合二为一，取阴阳互根之意；加附子者，取其助真火以壮君火。君火壮而阴邪立消，怔忡自然不作矣。此方功用最多，治遗精更妙。”（引用同前）
郑钦安最具创意的是“伏火说”及其所拟的“潜阳丹”。郑氏在《医理真传》“附伏火说”篇中道，“如今之人将火煽红，而不覆之以灰，虽焰不久即灭，覆之以灰，火得伏即可久存。”又道，“若附子甘草汤，附子即火也；甘草即土也。古人云：‘热不过附子，甜不过甘草’。推其极也，古人以药性之至极，即以补人身立命之至极。二物相需并用，亦寓回阳之义，亦寓先后并补之义，亦寓相生之义，亦寓伏火之义，不可不知。”他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拟潜阳丹，该方组成有砂仁、附子、龟板、甘草。此方看似封髓丹加味，实寓附子甘草汤助阳伏火之义。砂仁辛温，可宣散中宫一切阴邪。“火无土不潜藏”，中宫安和，离宫之火才能“归气纳肾”；而龟板乃水精之气而生，有通阴助阳之力。如此组方，上越之浮火有土伏之，有水灭之，有同气引之，故为治疗水不藏火之良方。
郑钦安在封髓丹下写了一首诗，以彰真意，“阴云四合日光微，转瞬真龙便欲飞；识得方名封髓意，何忧大地不春归。”此方温阳与桂枝甘草同义，而潜降之法则与龙骨牡蛎有别。龙骨牡蛎偏于镇静收敛，可使浮越之阳气潜降于下，而龟板为滋阴潜降之物，它是在滋阴的基础上潜阳于下的，由于它的滋阴作用比较突出，所以对阴虚而阳气浮越者，比较适宜。郑钦安将其适应症归纳为，“头面忽浮肿，色青白，身重欲寐，一闭目觉身飘扬无依者。”这是由于“阴气太盛，逼出元阳”所致。
完善于祝味菊
祝味菊（1884—1951）是一位民国时期著名的医家，素有“祝附子”之称，以善用附子起沉疴而闻名于医林。
祝氏对附子的应用与他人不同。他善于将温阳药附子与镇潜药磁石配伍应用，名之曰“温潜法”。这种配伍的理念源于《内经》，祝氏说：“经云：壮火食气，是亢潜之火也，非秘藏之火也。火气潜密，是谓少火。少火生气，所以万物也，苟能秘藏，固多多益善也。”（《祝味菊医案经验集》）又说“气虚而兴奋特甚者，宜与温潜之药，温以壮其怯，潜以平其逆，引火归源，此皆古之良法，不可因其外形之兴奋，而滥与清滋之药也。”（《伤寒质难》）
据《祝味菊医案经验集》记载，书中有内科病症77个，其中55个用了附子配磁石，占其总数的71.4%；10个妇科病症，有7个用了附子配磁石；即是儿科的麻疹、疳积，外科的疮疡、湿疹，眼科的内障，也都用了附子配磁石。可见，他对这种治法与用药是非常得心应手的。个别病症虽然没有用这样的配伍，却用了附子配龙牡或附子配羚羊角或附子配紫贝齿等，亦属温潜法范畴。
祝氏认为，附子通十二经，可升可降，为百药之长，能随所伍而异其用。而附子配磁石，即是兴奋伍镇静，具强壮之功，能抑制虚性兴奋，治神经衰弱之失眠有良效。他认为，磁石非但可以镇潜，更重要的是通过镇潜，可以使上浮之阳气归纳于肾，阳秘阴平，肾宅安和，何患之有！
祝氏是一位懂得辩证法的人，他曾说：“医学与哲学犹两轮之不可离也。以科学方法检寻病原，分析病理；以哲学观点观察证候，综合诊断。此相需而相成也。”（王云峰《祝味菊医案回忆录》）
据王云峰所述，温潜法是祝氏依据仲景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而立，即用附子之温，磁石之潜。他用这种治法挽救不少危重病人。如患伤寒病之神昏谵语，常人以温热病对待，取“温病三宝”凉开之，常常偾事。祝氏则以伤寒伤阳而治，投温潜法，药用附子配磁石等，每获奇效。他说“附子兴奋，配以磁石，则鲜潜逆之患”；对于这种配伍，我们可以理解为，附子得磁石，温肾助阳而无浮越之弊；磁石得附子，潜降纳气而无泄气之虞。
温潜法是基于临床的具体治法，它是两种治法的结合，是单一治法的升华。对于那些阳气虚弱，且浮阳上越不能潜降，而见心烦躁热，神志不宁，口舌生疮，失眠多梦，甚则神昏意乱，坐卧不安，咳喘气急，肝脾肿大，中风抽搐，吐衄便血，虚损遗精等，均可考虑使用。特别是祝味菊的经验：附子配磁石，可谓温潜法中之最贴切者。两者配伍，不但可以温阳扶正，还可抑制附子的火毒，这对正确使用附子，无疑是一种捷径。其他如附子配龙骨牡蛎，附子配羚羊角，附子配牛膝，附子配枣仁，附子配知母，附子配熟地，附子配紫贝齿等，均属温潜法的范畴。
笔者通过学习，认识到温潜法的对应证候应当是：阳气不足为本，虚阳浮动为标，故应以温阳为主，潜降为辅，标本并治，方可取得预期效果。（毛德西 河南省中医院）
•临床上常见本缓而标急者，如果不将“标急”制伏，所处缓势的“本”也会向坏的方面转化。这种标本缓急的治疗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由疾病所呈现的主要矛盾所确定的。
•凡有两种以上证候出现者，要审清病势，病势不急不重者，可按“间者并行”治之；若有一种证候危急，短时间不予挽回则有恶化趋势者，须按“甚者独行”治之。
“间者并行，甚者独行”，出自《素问·标本病传论》。
《素问·标本病传论》（以下简称《标本论》）是论述疾病的标本与治法的逆从，并对疾病的传变与预后作了讨论，故名“标本病传论”。本文试就疾病的标本缓急及其“间者并行，甚者独行”之治法，结合临床实践，略谈己见，以正于同道。
疾病有标本
疾病在发生、发展过程中，是有标本区别的。何为标？何为本？这在经典著作中叙述是不一致的。以人与疾病而言，人为本，疾病为标；以医者与病人而言，病人为本，医者为标；以病机而言，病因为本，症状为标。《标本论》说：“病有标本”“先病而后逆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病而后泄者治其本”。这里所说的标本，乃指发病之先后，先病为本，后病为标。王冰注：“本，先病；标，后病。”马莳亦说：“标者病之后生，本者病之先成。” 张景岳说：“病之先受者为本，病之后变者为标。生于本者，言受病之原根；生于标者，言目前之多变也。”就《标本论》而言，疾病的病因病机、原发病、先发病为本；后发病、继发病、由病因病机而引发的病证为标。
但标本是可以转化的，原来是标的，可以转化为本；而原来是本的，也可以转化为标。这种转化多是由外部因素的干扰，使得内部矛盾发生异向转化。这在《伤寒论》中比较多见，如误下、误汗、误吐、烧针等，使得元气虚馁，阴津外泄，胃气失和，痞积内生，形成阴阳乖戾之势，如第131条云：“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也。所以成结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这里的“反下之”是错误的治法，体质强者，发为结胸；体质弱者，发为痞。这里的原发病变成了标，而继发的结胸与痞成了本。所以张仲景予以大陷胸丸及半夏泻心汤治疗。
治法有缓急
缓与急相对，缓者，迟缓也；急者，急速也。缓者不必急，可后待之；而急者切勿缓，必先处治。“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这一治疗大法，就是历代医家依据《标本论》与临床实践所总结出来的。就疾病的病势而言，急则必先治之，缓则可以后治。一般的治疗原则是先治本而后治标，或者说先治其病因，后治其症状；用《素问·至真要大论》的话说，就是“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只有把致病的因素及其所导致的病理变化加以抑制和改变，其证候所呈现的症状才能消除。但在临床上常可见到本缓而标急者，如果不将“标急”制伏，所处缓势的“本”也会向坏的方面转化。这种标本缓急的治疗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由疾病所呈现的主要矛盾所确定的，正如《标本论》所言，“治反为逆，治得为从。先病而后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后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后生寒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特别是对于二便的治疗，多数是先治其标而后治其本。如《标本论》云：“小大不利治其标，小大利治其本。”若是先有大小便不利而生病者，则大小便不利为本，后生他病为标，此时应当遵循“先小大不利而后生病者治其本”的原则。
“间者并行，甚者独行”实例
这里的“间”与“甚”“并”与“独”两两互应。间者，言病情较轻；甚者，言病之情较重。张景岳云：“间者，言病之浅；甚者，言病之重。病浅者，可以兼治，故曰并行；病甚者，难容杂乱，故曰独行。”并者，标本并治也；独者，或治标或只能本，唯治一也。原义是说病证之轻浅者，标本并治；病证急重者，标本单独施治，或治本，或治标，以求治之精专，挽救急重之疾。
间者并行
张仲景对《内经》之治法领悟颇深，并贴切地应用于临床。如《伤寒论》第 301条：“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本条为少阴病兼太阳表证的证治法，少阴阳虚不甚，太阳表证不急，表里同病，故宜标本同治。方取麻黄辛温发汗以解表，附子辛温扶阳以温里，而以细辛通达内外，逐邪外出；表里同治，内外双解。
又如《伤寒论》第146条：“伤寒五六日，发热微恶寒，支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外证未去者，柴胡桂枝汤主之。”本条为太阳与少阳两经并病。其机理为“表证虽不去而已轻，里证虽已见而不甚”（柯琴语），故仲景取桂枝之半，以解太阳未尽之邪；取柴胡之半，以解少阳之微结。由于枢纽不利，亦使外围之屏障失却护卫之功，犹如窗棂之合页失灵，其窗叶自然不能开阖。故张仲景用小柴胡汤转动枢纽，并用桂枝汤调和营卫，犹如旋转合页，使窗棂转动有序。正如明代卢之颐所说，“小柴胡复桂枝汤各半，凭枢叶开，并力回旋，外入者内出，上下者下上矣。”它如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二越婢一汤、桂枝加大黄汤等，皆为“间者并行”之证治法。
临床上常常见到咳喘与胃痞并存的病人，咳喘病在肺脏，胃痞病在脾胃，脾（胃）与肺是母子关系，一般可采用“间者并行”之法，如培土生金法（虚则补其母），或肃肺和胃法（实则泻其子），前者如香砂六君子汤，后者如小陷胸汤等。
甚者独行
《伤寒论》91条云：“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救里宜四逆汤；救表宜桂枝汤。”这是一条“甚者独行”的治法实例。医者用下法治疗伤寒表证，肯定是错误的。出现下利清谷不止的急症，虽然与表证身痛并存，但此时“下利清谷”为标、为急，而身疼痛为本、为缓，依据“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法则，当以治“下利清谷”为先，治“身疼痛”为后。所以张仲景先以四逆汤治疗“下利清谷”，待“下利清谷”愈后，再以桂枝汤治疗“身疼痛”。
又如不少医生都遇到过这样的病例，患有脑梗塞或心肌梗死的病人，出现非常痛苦的便秘。一般而论，脑梗塞或心肌梗死与便秘同时出现，心脑梗塞为本，便秘为标。便秘可以缓缓治，而心脑梗塞的治疗刻不容缓。但有的病人便秘已经影响到生命质量，如若不立即解决，心脑梗塞就会向更坏的方面转化。正如《素问·玉机真脏论》所言，“脉盛、皮热、腹胀、前后不通、闷瞀，此为五实。”此五者（特别是“腹胀、前后不通”），皆为病势危急之候，若不先治之，每会导致严重恶果。一位患心肌梗死老人（72岁），由人搀扶前来就诊，开口便言，“医生，快救救我吧，七天没有排便了，快憋死我了！”对此病例，必须以通便为先。余用生白术60克，火麻仁30克，生决明子30克，牵牛子10克，全瓜蒌30克，炒杏仁10克，炒莱菔子30克，生甘草10克。急煎服用。一日用两剂药，分四次服用。至后夜，大便果然通下，病人对家人说，“真舒服，真舒服！”后用保元生脉饮合增液汤加减治其原发病，病情很快得到缓解。
就“间者并行，甚者独行”而言，关键在于认清病势之缓急与病情之轻重。凡有两种以上证候出现者（一种疾病亦会有两种证候），要认真审清病势，病势不急不重者，可以按“间者并行”治之；若有一种证候危急，短时间内不予挽回则有恶化趋势者，必须按“甚者独行”治之。“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谓妄行。”（《标本论》）这是临床医生必须明白的道理。（毛德西 河南省中医院）
摘自2023-2-15中国中医药报
赵思晨 安冬 张禄璐 梁永林 甘肃中医药大学
组成方剂的药物可按其在方剂中所起的作用分为君药、臣药、佐药、使药，方中药物剂量的大小与功用的大小存在一定联系，但并非完全相关。只要行使好自己的职能，小角色也可以发挥大功用。下面笔者将以佐使药为例进行阐述。
剂量与功用的联系
李杲在《脾胃论》中言明药物剂量与其在方药中的地位关系：“君药，分两最多，臣药次之，使药又次之，不可令臣过于君，君臣有序，相与宣摄，则可以御邪除病矣。”君药剂量通常较大，是治疗疾病的主力军，也是对主要病症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臣药顾名思义，如同臣子辅佐君主治理国事，对主要病症起到加强治疗的作用，其药用剂量常次于君药。佐使药虽然一般剂量较小，但是它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协助君药、臣药，发挥方药的最大功效。
佐使药四两可拨千斤
佐使药是帮助方药探寻病变发生位置，引领药力直达病所的引路药；是增强君药、臣药作用，放大方药治疗效果的助燃剂；是既抓主要病症又兼顾次要病症，以达到综合治疗效果的统筹者；还是帮助诸药融合，减少方药毒副作用的粘合剂。总之，佐使药剂量虽小，却是方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探寻病所的引路药
《医学读书记》中明确指出：“然兵无向导则不达贼境，药无引使则不通病所。”佐使药主要作用之一就是作为方药的引路者，将药力引导到发生病变的部位，使药物充分发挥治疗疾病的作用。这与西医学将药物送到疾病的靶点部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是以提高药物的选择性为目的，从而加强对疾病的治疗作用。
历代医家经过长期的医疗实践与经验总结归纳出了多种引经报使药，如十二经引经药、病证引经药等。如六经辨证中，羌活、蔓荆子、川芎为太阳经的引经药，葛根、白芷、知母为阳明经的引经药，柴胡、黄芩、川芎为少阳经的引经药；吴茱萸、藁本为厥阴经的引经药，细辛、独活为少阴经的引经药。当认为某经有疾病发生时，可以用归为某经的药物作为方药的向导，以帮助药力直达病所。
增强疗效的助燃剂
佐使药可增强君药、臣药对主要病症的治疗作用，如四逆汤中以大辛大热的附子作为君药，以味辛性热的干姜为臣药，以味甘性平的甘草作为佐使药，三药合力共同达到回阳救逆的功用。《敖氏伤寒金镜录》评价：“甘草得姜附，能鼓肾阳而温中寒，有水中暖土之功。姜附得甘草，能通关节而走四肢，有逐阴回阳之力。俾阳气外达，则四肢转温矣。”佐使药协同君药、臣药相互为用，功专效宏，增强药效。
全面治疗的统筹者
《本草纲目》言：“兼见何证，以佐使药分治之，此制方之要也。”佐使药在增强君药、臣药对主要病症的治疗效果的同时，还兼顾治疗次要病症。如治疗风热喉痹所用的冰硼散，方中用药性咸凉的硼砂为君药以清火热，佐以解毒祛腐的朱砂，既能清热毒（即主要症状的热因），又能消热毒所腐之血肉（除热因带来的次要病症），达到统筹兼顾、全面治疗的效果。
融合全方的粘合剂
药有酸辣甘辛咸五味，又有温热凉寒四性，药物的性、味各有功用，加之方药中的各药物四性五味繁杂，其性味难以杂糅，需配以佐使药来调节，消除各药物之间的排斥性，使达到融合统一。
如在治疗实热病证时需要使用寒凉的药物，但是寒凉药物过于寒凉就会损伤人体的阳气，反而对机体产生危害。因此应该稍加一些温热性质的药物，既可以防止药物过于寒凉，也可以作为方药引路者，防治或防止阴阳格拒产生的拒药。如在芍药汤中配伍肉桂防苦寒伤阳，以及用姜汁炮制苦寒性药物以抑制其寒性，减轻其毒副作用。
在一般的方剂中，不一定君、臣、佐、使样样俱全，药物剂量也可能随着病情变化而加减，其职能也随之改变。处方时可根据疾病所在的部位，疾病所表现的病情性质以及主要药物的寒热程度、毒烈性质配以相应的佐使药，从而达到“能使药各全其性，亦能使药各失其性”（《医学源流论》）的目的。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核心和灵魂，方证对应是《伤寒论》中一种独特的疾病辨治思维方法——
方证对应始于《伤寒论》，又称方剂辨证、方证辨证，是我们的前辈经过上万年摸索发现的一种独特的诊治方法和疾病辨治思路。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的核心和灵魂，是中医认病、治病最犀利的武器。
每一位中医生，从一接触中医就开始学习辨证论治，但为什么到了临床，会辨证的医生还是不多？即便辨证论治的过程很完整、很准确，对同一个证，为什么不同的医生可能开出疗效完全不同的方药？如辨证属太阳病的患者，治法当发汗，但发汗的方剂很多，是否任取一种发汗方药即可用之有效呢？为什么实际是不行的？
为了解答以上疑问，笔者先剖析病、症、证、方、方证、方证状态、方证对应的概念和关系，随后提出，方证对应既是辨证论治的基础阶段，又是辨证论治的高级阶段，方证对应是能把辨证论治落到实处的抓手。
病、症、证
疾病是人体生命出现的反映全局抗病特征的表现
疾病是客观存在的。每一种病都有各自的特殊本质变化，这种特殊本质变化决定了该病的发展、演变全过程，贯穿始终。每一种病的特殊本质变化不会因中西医病名不同而发展各异。每种病以若干相对固定的症状和相应的证候表现出来，如哮喘一般具有“喘息、气短、胸闷和咳嗽”等症状，一般分为外寒内饮证、痰浊阻肺证、风痰阻肺证、痰热壅肺证、肺脾气虚证、肺肾气虚证等证候类型。
症状是人体正邪交争之时，人体表现出来的反应
症状里有些是病人自身能感觉到的，如出汗、咳嗽、头痛等，有些是医者通过四诊获得的，如脉浮、脾大、舌淡胖等。症状是人体对病邪的反应。通过症状，医者可判断该个体对某种病邪是如何对付、如何反应的。症状反映人体的抗病趋向，如某人受凉后感冒发热，发热可能是一种应激反应性的发热、是人体抵抗感冒的一种反应，很可能成为治病性的发热。症状是病和证的外在表现。
证是疾病在演变过程中各阶段的本质反映
证以某些相关症状表现出来，揭示病所处一定阶段的病因、病位、病性和病势。每种病一般都有几种常见的证候类型。每种证候一般以不同的脉症等一组症状表现出来。
方、方证、方证状态、方证对应
方是一种或几种药物的特定组合
对于每一首方，最重要的是要有明确的应用指征，只要按照该方的应用指征来用药，临床疗效就好，如《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经方方剂，配伍严谨、指征明确、疗效可靠，故徐灵胎《兰台轨范·凡例》云：“上古圣人相传之方，所谓经方是也。此乃群方之祖，神妙渊微不可思议”。
方证是用方的指征和证据
方为证立，方证主要以患者的外在表现为依据，如：当归四逆汤证“手足厥寒，脉细欲绝”；附子泻心汤证“心下痞，而复恶寒汗出”；大黄黄连泻心汤证“心下痞，按之濡，其脉关上浮”。方证能帮助医者从整体把握病的本质，有利于正确处方用药。
方证状态是研究方证的时间矢量变化状况
方证状态是以一种特有的方式，指向绝对病变的存在，是一种最有价值的诊治信息。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方证状态是各种导致健康或导致疾病的各种因素不断汇聚的焦点，是疾病本身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方证状态，可以帮助医者在疾病发展的全过程及不同演变阶段中准确、及时找到方证的位置。
方证对应是中医临床重要的原则和方法之一
方证对应又称方证相对、方剂辨证，是中医众多辨证论治思想和方法中的一种，是以方剂的功效及其适应证候范围作为模式来辨识病人的症状，决定病人所见病证的病因、病机和治法方药，是立足于中医临床实践的疾病诊断治疗的思辨方法。
远在秦汉时期，人们就开始以病症为根据组合汤方，并调整方内药物以适应病情变化。方证对应的思辨方法实际上已泛寓汤方辨证之萌芽于其中，《伤寒论》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汤方辨证。在《伤寒论》397条原方中，有261条是与方证对应有关的内容。虽然在文字表现形式上不同，却都包含方证和汤方两部分内容，如第146条：“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支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外证未去者，柴胡桂枝汤主之”。这种典型的方证对应的条文，成为《伤寒论》辨证内容的主体。
方证对应是一种组合、更是一种真相。一个医者，在临床治病过程中，越掌握方证对应、就越接近真相、就越不慌张，看病会更踏实、更自信。
方证对应是能把辨证论治落到实处的抓手
方证对应法是中医学经典中蕴藏的一种独特的疾病辨治思路和模式。方证对应是使方药与疾病病因、病机、症状、体征相契合的思维过程，直接反映病证与方药之间的对应关系，思维过程简洁、具体、明确，方证浑然一体。
乌梅丸方证对应
经方大家胡希恕提出方证是六经八纲辨证的继续，亦即辨证的尖端。医学的最高境界和终极目标就是要对各种疾病能找到特异性的治疗方法，即特效药。张仲景基于大量临床实践经验，运用辨方证的思想，使方证对应成为治疗各种疾病的有效手段。《伤寒论》载方113首，绝大部分记载格式相同，即前面是证，后面是方，证方相连，方证同条。临床用好一首经方可以治疗很多种疾病，核心就是方证对应。《伤寒论》第338条：“蛔厥者，乌梅丸主之。又主久利方。”根据条文，乌梅丸主要用于蛔厥和久利患者。临床中，辨证论治结合方证对应，该方不仅用于治疗虫证和久利，还可成为干咳、哮喘、三叉神经痛、失眠、肢麻、高血压、糖尿病、腹痛、更年期、荨麻疹等多种疾病的特效方，只要辨证为上热下寒、寒热错杂证，广泛应用于内、外、妇、儿、皮肤及五官科。刘芳在《乌梅丸现代主治病证的研究》中曾对乌梅丸类方主治病证进行了总结，该研究选取1958～2009年医药类期刊中的中医药临床治疗报道，以“乌梅丸”为主题词进行检索，确定纳入标准为：《伤寒论》中的乌梅丸原方；以原方为基础的加减方。结果发现，符合标准的文章205篇，病案354例。共涉及58种中医病名，75种西医病名，覆盖多个系统。根据《伤寒论·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第328，“厥阴病欲解时，丑至卯上”。顾植山教授提出，丑时至卯时正值阴气将尽，阳气初生，故厥阴病在丑时至卯时若“得天气之助”，可邪退正复，“值旺时而解”则病愈，反之，则疾病不能向愈。观察胡希恕、黄煌、顾植山等医家医案，但见在下半夜丑时至卯时出现相关症状或症状加重者，多考虑乌梅丸，若有口干、四肢厥冷等阴阳失调、寒热错杂之症，用之更能奏效。这进一步拓展了乌梅丸的应用范围。
笔者根据原文，结合多年临床，总结乌梅丸的方证为：患者形体多消瘦，平素多畏寒，或头面部怕热、下肢及足冰凉；常伴头痛头晕、咳嗽、头皮痒、耳朵流水、眼睛干涩、白内障等头面部表现；有呕吐、泛酸、胃痛、胃胀症状，尤其易夜晚加重；失眠；宫颈糜烂、宫颈恶性病变、黄带、尿路感染、下肢皮肤瘙痒、腹痛腹泻等表现；舌尖红、舌苔黄腻或白腻，或者舌光红少苔，左关脉弱，沉弱、或沉细弱、或沉弦而弱。
乌梅丸证治验案
笔者曾用乌梅丸治疗一例胃癌术后患者，女，92岁，慢性萎缩性胃炎40余年，慢性支气管炎30余年，类风湿性关节炎23年，22年前胃癌手术，术后未予放疗、化疗，因返酸、呕吐、胃胀，诊断为：胃癌术后反流征。多年来一直中药、西药治疗，但病情时好时坏，尤其是返酸、呕吐发作非常频繁，每年总因慢支发作伴发肺部感染，引发呕吐、返酸，需住院多次。患者形体消瘦、形寒怕冷；首诊因受凉后返酸、呕吐明显，尤其在夜晚11点至凌晨2点最为严重；胃胀、胃寒、纳差、失眠；大便稀溏，大便一日2~3次，大便味重，大便时有失禁；尿黄、尿次频、尿量不多；口干口苦明显，饮水较多，但多饮后胃胀加重；两耳常年流黄水；急躁易怒、耳鸣时作；两手关节疼痛多年、经常夜晚痛醒，双足冰凉多年，双下肢易浮肿；脉弦滑、重按无力，左关脉弱；舌质光红少苔、舌体稍胖、舌面裂纹明显，口唇红。查看既往诊治方案，多用温中健脾、清肝泻火、降逆止呕之法，处方左金丸、半夏泻心汤、参苓白术散等，一般总能有所改善，但病情极易复发，稍有受凉或劳累后，每于夜晚会出现呕吐、返酸的症状。
笔者辨证为中焦虚寒，首诊用旋覆代赭汤合参苓白术散。患者服药后呕吐、反酸很快缓解，口干口苦减轻，以该方药维持治疗一段时间，胃胀、胃寒、纳差、失眠等也有缓解，但全身其他症状总有减而不净之感，尤其是两耳仍流黄水，胃怕冷，稍受凉后呕吐、返酸发作，仍双足冰凉、双手关节疼痛。
后调整中药处方，以乌梅丸原方加黄芩。方药：乌梅30克，黄连10克，黄柏10克，黄芩10克，当归10克，生晒参10克，细辛5克，花椒7克，干姜10克，附子10克，桂枝15克。7剂。患者服后，诸证大减，耳朵流黄水慢慢好转，最后消失；多年耳鸣消失；呕吐、返酸几乎完全消失；两手关节疼痛及双下肢浮肿均好转。又以原方巩固2周，患者周身几乎没有不适，故停药。后偶因季节交替或、受凉劳累后出现呕吐、返酸再发作，来门诊求治，笔者仍以乌梅丸原方，总能即刻取效。从首诊至今，患者未再住院治疗。患者及家属都不胜感激，九十岁高寿之时，发来照片，患者精神矍铄、红光满面。此案证实了辨证论治结合方证对应能更好发挥中医整体辨证、整体治疗的优势。
小柴胡汤方证对应
《伤寒论》第37条：“太阳病，十日已去，脉浮细而嗜卧者，外已解也，设胸满而胁痛者，与小柴胡汤”；96条：“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者，小柴胡汤主之”；97条：“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正邪分争，往来寒热，休作有时，嘿嘿不欲饮食，藏府相连，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呕也，小柴胡汤主之”，以及第99条、144条、229条、231条、265条、379条、394条，勾画出了小柴胡汤的方证：患者正气不足，困倦无力，嗜卧，往来寒热、呕而发热、身热恶风、头痛发热、伤寒瘥后更发热、发潮热、热入血室，胸胁苦满、从胃到肠结气不舒，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脉浮细，腹上角多为锐角，身体两侧症状较多，舌红、边尖红多见，舌苔薄，脉浮细或弦细。临床中，辨证论治结合方证对应，小柴胡汤用于治疗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心血管系统、妇科、肿瘤科、皮肤科等多种疾病，都能取得好的疗效。北京中医药大学肖相如教授提出：往来寒热者，小柴胡汤主之；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正气不足的发热，小柴胡汤主之；慢性肾衰发烧者，小柴胡汤主之；慢性尿感发烧者，小柴胡汤合导赤散主之。
小柴胡汤方证
笔者近日诊治一60岁男性难治性湿疹患者，根据其湿疹部位以头颈部两侧为主、急躁易怒、疲劳乏力、夜寐差、大便干结、舌红苔薄、脉弦细，腹上角为锐角，方证对应，确定辨证的大方向，首诊用小柴胡汤合大黄泻心汤，加红花活血祛风，加白鲜皮、乌梢蛇清热祛风止痒，同时配合祛风止痒的外洗中药，多年顽疾，仅来两诊，应手而愈。辨证论治结合方证对应，确能发挥中医神奇疗效。
方证对应是临床思维的再升华
人体生理、病理状态是不断动态发展变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对应着不同的方证状态，即每一种疾病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都对应有许多个方证状态。方证对应就是辨明一个个方证状态，即在每一个疾病的时间矢量变化状况中，疾病动态发展的矢量变化状况与方证的矢量变化状况正好相契合。在对每一个患者的诊治过程中，医者通过四诊的手段，利用方证的概念，多维辨证、反复辨证，使方证状态的内涵不断加深、外延不断缩小，直至认定某一具体方证以及某一方证的加减，即方证对应，找到针对该患者此次就诊的最有效方药。可见，方证对应是临床思维的再升华，方证对应是能把辨证论治落到实处的抓手。
医学面对的是千姿百态的人和千变万化的病，决定着中医临证看病的复杂性和交错性。由于医学的复杂性，历代医家创立了六经辨证、脏腑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方剂辨证等不同的辨证论治方法，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框架来辨识千姿百态的人和千变万化的病。不论辨证论治还是方证对应，最后目标都是治愈患者的疾病。方证对应是历代医家所用的主要辨证方法之一，也是人们在使用复方治病以后最早采用的辨证方法之一。另外，从临床医学角度来讲，不论哪一种辨证方法，最终都要落实到选方遣药——论治这一步，即都要进行方剂辨证。方证对应是《伤寒论》中一种独特的疾病辨治思维方法，千百年来，这种思维方法在临床中、不断指导着中医对各种疾病的有效诊治。南京中医药大学黄煌教授提出，方证对应是中医的基本功，方证对应的研究是实现中医现代化阶段性目标的必要途径，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应当引起中医界的重视。（周红光 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陆寿康教授于2007年至2010年在德国一所针灸诊所工作，应用《灵枢》针方治疗多种疑难杂病，取得了满意疗效。现辑数例验案分析，分期刊登，以飨读者。
北京中医药大学陆寿康教授于2007年至2010年在德国一所针灸诊所工作，应用《灵枢》针方治疗多种疑难杂病，取得了满意疗效。现辑数例验案分析，分期刊登，以飨读者。
Bamadani Hyzer，男，1974年9月25日出生。
2009年10月7日初诊：患者主诉10年来，一直有恐惧、抑郁感，不能集中精力，走路时有心理障碍，两眼发直，在家正常。在外跑步时，有时能吐半瓶白色的唾液，回家吃些东西就好了。洗澡时头发上常有白色沫状物流出来。平时很怕别人笑话自己。睡眠不好，梦多，睡久更难受。曾于精神科求治，服用抗抑郁药（具体药物不详），未果。心脏、血压、血糖及其他检查正常。二便调，纳差，自觉口中发腻，时有恶心，胃脘有堵塞感，易饥饿。常喝咖啡，有吸烟史。舌苔黄腻，脉沉。
笔者判断该患者情志内伤，神气不安。选用调神气、调五脏法。
处方：百会、神庭、本神、中脘、气海、膻中、鸠尾、关元、公孙、内关、足三里、三阴交、太冲、太渊、太溪、神门、大陵。
针刺用毫针调气法，即太冲、太渊、太溪、神门、大陵、公孙浅刺，百会、神庭、本神、膻中沿皮刺，用平补平泻调气法，取得微弱针感即可。鸠尾向下斜刺1寸，用平补平泻调气法。中脘、气海、关元、内关、足三里、三阴交常规直刺，用徐入徐出导气法。得气后均静留针30~40分钟。
以上针方，除因头皮白色沫状物多而加用风池穴祛风之外，基本未作变动。
10月12日二诊，患者自述感觉自己像从另一个世界而来，喝咖啡减少了，不抽烟了，恐惧感和睡觉状况均有好转。
10月16日三诊，出去散步时，吐唾沫见少，停吃抑郁药了。
11月2日七诊，头皮白色沫状物逐渐减少，敢去人多的地方了。
11月11日九诊，单位要求上班。胸已不闷，胃纳、恶心好转，胃脘部痞满感减轻。
11月30日十二诊，诉近日身体、精神状态均可，已能工作。
12月20日十三诊，自述工作状态不错，心情安定，单位也满意。
1月22日十六诊，人多时还是有些紧张，走路正常，眼也不发直了。
抑郁症病因为五脏不安
《灵枢·本神》曰：“肝藏血，血舍魂，肝气虚则恐，实则怒。脾藏营，营舍意，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实则腹胀，经溲不利。心藏脉，脉舍神，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肺藏气，气舍魄，肺气虚则鼻塞不利、少气，实则喘喝胸盈仰息。肾藏精，精舍志，肾气虚则厥，实则胀，五脏不安。”又，《素问·调经论》曰：“神有余则笑不休，神不足则悲”与《灵枢·本神》曰：“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等义同，两篇经文可以互参。
值得注意的是，在与上述脾、肾两脏的相关经文中，都有“五脏不安”，联系后世“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说明脾、肾分别对其他诸脏神志病有重要的影响。再者，在本段经文中，以肝、心两脏虚、实时出现神志病症尤其突出，可见肝、心、脾、肾是神志病的主要病脏，其间的病理联系很难绝对割裂。
再联系上述抑郁症的临床实际，其躯体症状往往很多，且常变化多端，很难绝对完全用心、肝、脾、肺、肾五脏一一分证。因此，我们在临床上，为了较好地治疗这样的五脏久疾，有必要实行多经、多穴组方，将五脏相关原穴合用。
《灵枢·本神》篇对五脏因七情内伤而罹患的神志病有比较系统概括的表述。如：“肾之盛怒不止而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俯仰屈伸……（肾）恐惧而不解则伤精，时精伤则骨酸、痿、厥，精时自下。”说明在盛怒不止或恐惧不解等神志内伤时，喜忘、恐惧等精神症状常和腰脊不可以屈伸，骨酸、痿、厥、精时自下等躯体症状同时出现。在两千年前，先哲已经对五脏内伤的七情神志病有非常精致的观察，值得重视和深思。因此，在临床上针刺治疗五脏内伤产生的七情神志久病时，有必要将神气病和脏气病综合考量。
和气之方，必通阴阳
此病案以百会、神庭、本神、神门、大陵调神气，公孙、内关、足三里、三阴交调脾胃。太冲、太渊、太溪、太白、神门、大陵为五脏原穴，是调五脏的必用穴组。脾之原太白常用公孙代之。因为，公孙穴较太白针感显著而效佳，又可与内关配伍治心胸诸疾，使主治范围更加广泛。再配伍中脘、气海、膻中、鸠尾、关元任脉诸穴，其中鸠尾、气海为“十二原”方（《灵枢·九针十二原》）的组成部分，膻中、鸠尾理气逆，关元、气海调气虚，中脘为胃之募，升清降浊。
《灵枢·终始》曰：“和气之方，必通阴阳，五脏为阴，六府为阳。”除调五脏原就可以调和阴阳之外，针方中膻中、鸠尾、中脘、气海、关元为任脉穴主阴，百会、神庭、本神为督脉穴主阳，任督合用同样是调阴阳的核心，对调治神气病尤其重要。
用五脏原穴针治
《灵枢·本神》曰：“凡刺之法，必先本于神。”“必审五脏之病形，以知气之虚实，谨而调之。”对于选穴处方的问题，我常以《灵枢·九针十二原》为指归，即“五脏有疾当取之十二原，十二原者五脏之所以禀三百六十五节气味也。”“凡此十二原者，主治五脏六府之有疾者也。”文中指出五脏有疾可取十二原，即太白、太溪、大陵、太渊、太冲各双穴，和鸠尾、气海（脖映）均为单穴，共12穴。
五脏神志不安，心神散而不藏，脾忧思而不解，肾恐惧而不收，肝魂伤而狂忘，肺魄伤而悲泣，致焦虑、抑郁、恐怖、强迫等症，可用五脏之原穴针治。在临床上，调五脏气之虚实，即可以调五脏之神，从而使神、魂、魄、意、志、思、智、虑各归正位，趋于正常。
《灵枢·九针十二原》文中还用拔刺、雪污、解结、决闭等生动比喻，来强调用十二原方针治可愈五脏久疾，并谆谆告诫人们“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文中尤其强调了一个“久”字，说明此类病治疗困难、病程长、病机复杂的特点，也就是疑难病。
静、徐、微、久、留是毫针治五脏病之法
《灵枢·九针十二原》曰：“（余）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毫针者静以徐往，微以久留”。《灵枢·九针论》曰：“（毫针者）静以徐往，微以久留，正气因之，真邪俱往，出针而养者也。”《灵枢》认为毫针的基本操作方法，是静以徐往，微以久留，通调经脉血气，达到祛邪扶正目的。
《灵枢·官能》曰：“语徐而安静，手巧而心审谛者，可以行针艾。”说明针家的基本要求，是神定气闲、心静手巧。《灵枢·官能》又提出毫针补泻的基本要求，在于调气出入，过程徐缓，用针端正、治神安静。《灵枢·五乱》曰：“徐入徐出，谓之导气；补泻无形，谓之同精，是非有余不足也。”即是其义。故调神气常用徐往徐出的导气针法和平补平泻调气法以取得微弱针感，且静留、久留以养神气为宜。同理，静、徐、微、久、留也是毫针治五脏久病之法。（陆寿康 北京中医药大学）
摘自2023-2-15中国中医药报
王京京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
在跨越几千年的针灸医疗实践中，由于气候特点、地域环境、时代背景、人口学特征以及生活习惯等诸多不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针灸流派，产生出不同的学术观点，因此也呈现出针灸诊疗思维模式的多态性。它们有交叉，有重叠，也有冲突。但存在即合理。无论经络辨证、方药辨证，还是其他各式各样的辨治思路，各家学说均有其存在的理由，也自然有其相对的适用范围。
针灸临床患者多以某种主诉来就诊，困扰他们的可能是某些症状或指标的异常，抑或是西医学的某个或某些病名。作为一名针灸医师，面对不同患者、不同主诉，思维模式也有很多种可能。当我们面对“针灸临床应如何辨证论治”这样一个议题时，如果完全沉浸其中，很难窥得其全貌。若能暂时抽离出来，换个视角，也许会看到不同的风景。本文将从辨病/脉/部位/经络/脏腑/证/症、辨人、辨时空施治三个途径论述针灸临床的辨治思路。
辨病/脉/部位/经络/脏腑/证/症
辨病/脉/部位/经络/脏腑/证/症论治是大家熟悉的针灸临床辨治思路。其中最简单直接的是“对症治疗”和“辨病施治”，即症状/病名/病痛部位与针刺部位/针灸治疗方案直接对应，如以痛为腧的阿是穴，阑尾穴、胆囊穴、落枕点等经验穴，耳针、头针、手针、腹针、脐针、眼针、鼻针、舌针等微针系统，夹脊穴针刺、火针治疣、火针治静脉曲张等经验刺灸法。其次是基于对疾病相关性提取的辨经络、辨脏腑施治等。此外，还有辨脉之形、色、动后，进行针对性的刺脉，以平为期，即“凭脉补泻”。上述这些针灸辨治思路，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但其关注点都在人体某个或某些受邪气影响的局部，辨识邪气/病态所在而施治，即辨治跟着邪气/病态走。这一途径很多专家都已进行过详细介绍，本文不再赘述。
辨人
辨人施治，是要辨识基于形、气、神呈现出来的人的整体状态，识别这个人本质上、生而自带的阴阳、五行能量的主导方向，即常态。其关注点在辨识人整体能量的主导方向上，即跟着正气/常态走，激发人体的自愈力。这一辨治思路更适用于机体自身代谢和调控失常所导致的多系统疾病以及精神心理障碍性疾病。这类疾病往往难以寻找到疾病产生的直接原因，而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并导致机体多系统代谢与调控失常而发病。由于疾病的复杂性，以单纯的直接对抗或补充治疗的医学思想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多因素、多环节互为因果的病理过程，对于庞杂的症状群，针灸治疗时如循常规辨证/症/脉的途径，往往无从入手。此时如果换一个思路，删繁就简，从更接近事物本质的阴阳五行视角去看待形神合一的人，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自然疗愈流派的五行针灸就是这种辨治思路的典型代表。
五行针灸基于中医学阴阳五行、天人相应、形神合一理论，对患者五行主导一行进行识别，将四时、五方、五材、五色、五脏、五音、五味、十二经脉等相关概念纳入五行人体系当中，取类比象，以自然界季节变化的顺序和特质来描述相应的五行人的性格、气质、情感、言行等特征，构成了对五行人分类的基础框架。该针法认为治病求本这个“本”应在人的五行之中求，即辨明患者的五行主导一行。因此，其与常规针灸通过对疾病/症状/证候/异常脉动进行辨识，施以靶向性治疗的思路是截然不同的，其关注点不在患者的病症，而在患病之人。确定主导一行后，针灸主导一行对应的经脉，鼓舞其正气，激发人体的自愈力，促进机体逐渐趋向常态。比如，无论患者的主诉是什么，当我们辨识出患者的主导一行是土时，针灸取穴就以五行属土的两条经脉——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为主，可取土经的原穴冲阳、太白，母穴解溪、大都，背俞穴胃俞、脾俞等。由于其着眼点在辨识患者的五行主导一行，不是跟着病态跑，因此不会被庞杂的外在病名/症状所困扰，抛开了躯体层面的枝枝蔓蔓，执简驭繁，尤擅治神，充分体现了“因人”治宜。
辨时空
“时空观”是从时间和空间的大格局去整体认识和把握事物，认识到时空对天地万物的影响，对每个个体生命健康的影响。人体生命现象、生理活动都具有相对稳定的年、季节、月份、昼夜等时间节律性及五方地域的空间规律，这些时空因素均会随时影响个体生命。将时空思维模式应用于针灸临床，探索疾病的发生、向愈，指导针灸取穴，治疗部位多远取经气流动旺盛之处，当最佳时间施以针刺治疗以提高疗效，即因时、因地制宜。子午流注针法、灵龟八法、飞腾八法、时空针灸以及五运六气田氏三角针灸法等，均属于这一辨治思路的代表针法。
子午流注针法和灵龟八法均是利用经气流行的变化规律配合腧穴开阖按天干、地支推演的按时取穴针灸法。子午流注针法以十二经中的66个五腧穴为基础，结合天干地支和五行生克，随日时的变化作为取穴的依据，又分纳子法和纳甲法。灵龟八法是根据八卦九宫学说，以古洛书演变而成的后天八卦（即文王八卦），结合奇经八脉与正经气血交会的八脉交会穴，再据日时之干支所代表的数字计算配穴，取穴运算周期为60天。
同样选取八脉交会穴进行针刺的飞腾八法，则是依据古河图演变而成的先天八卦（即伏羲八卦），以河图生成数作为八穴的代数，以十天干纳八法穴。此外，飞腾八法的取穴还要同时结合奇经八脉的主治病症。所以，该针法是辨时间结合辨经络取穴施治，根据病情，定时开穴。
“时空针灸”在以上4种传统时间针法（子午流注纳子法的一日周期、纳甲法的十日周期、灵龟八法的六十日周期、飞腾八法的五日周期）的基础上，设计出了各法中与时间穴位结合的空间穴位，遵循特定的针刺顺序，共同构建内外相同的气场，从而获得调动人体自愈功能的场效应。时间穴位包括精神心理创伤时穴、意外事故或自然灾害创伤时穴、手术创伤或医疗事故/副反应时穴、出生时穴四大类，这就自然同时考虑了患者的病情。因此，该针法属于辨时空与辨人相结合的针法。
五运六气理论以阴阳、五行、干支等为纲目，以特定星辰的空间方位及其移动等天文现象建构了以年、日、甲子60年为基本单元，以四时主客加临为特色的时空理论模型，对人体功能变化及疾病、疫病的发生发展规律进行推演，阐释自然、生命与疾病的时空规律。“五运六气田氏三角针灸法”是依据该理论分析患者的体质特征与病脏特点，以五运为本，通过出生日中运的太过或不及，推演五脏的强弱及受累情况，确立针灸选穴处方及补泻方法。属于辨时空与辨人相结合的针法。
针灸理论体系遵循阴阳、五行、血气、平人平脉、生气通天等公理而形成，天人相应、形神合一的整体观是其突出的特点和优势所在。因此，临床辨治时需要缜密、系统、多视角、多层面的思维方式，绝不能将这“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因为辨证的思路、精细程度以及对针灸治疗操作的把控，会直接影响针灸的疗效。“圆照之象，务先博观”，作为一名针灸医生，应广泛学习前人的经验，开阔视野，临证时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选择切入的视角，思维模式不宜过于单一。如果眼中只有病症，而忽略了人，忘却了天地，治疗也会如同盲人子摸象，尤其是遇到复杂的多系统疾病时，往往无从下手，其实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中医学天人相应、形神合一的整体观、三因制宜的思想应切实落地，在日常针灸临床辨治中得到真正的体现。
风邪为六淫之首，在外感内伤病中具有重要意义。然《内经》中所论风邪与后世风邪理论有矛盾之处——
六淫为风、寒、暑、湿、燥、火六种邪气的总称，又以风邪致病最为广泛。早在《内经》即对风邪理论进行了系统论述，建立了风邪为病的理论框架。然去古愈远，理法愈晦，后世医家对此发挥甚多，如内风、外风、真中风、类中风等。本文以《内经》为依据，与后世诸风邪理论相互参验，阐述如次。
《内经》认为风为阳邪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东方生风，风生木……在体为筋，在藏为肝，在色为苍……”风气源于五行变动，五行属木，季节应春，在脏配肝。《素问·藏气法时论》中给出了肝病虚实相应的症状以及治疗原则，“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虚则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取其经，厥阴与少阳。”“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素问·至真要大论》从五行的角度对厥阴风木虚实的治疗也给出相同答案，即“木位之主，其泻以酸，其补以辛”。
《内经》对风邪的理论和治疗已经形成初步的体系。
外风理论中的矛盾之处
中医素有内风、外风之说。以中医基础理论教材为例，有风从皮毛肌腠而入，渐次入里，是为外风袭表，同时总结风邪特点为风为阳邪，其性开泄，易袭阳位，善行数变，为百病之长的观点。通常外风用疏风药物治疗，如麻黄、荆芥、防风、薄荷、葛根、柴胡等，可因寒热性质不同，分为辛温解表药与辛凉解表药。然而外风之说中存在一些矛盾。
首先，《内经》六气理论中，风、热、火为三阳邪，燥、湿、寒为三阴邪的观点已为众医家所共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故疏风解表药无论辛温药与辛凉药均属阳药。中医治病以调理阴阳偏盛偏衰为原则，如“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以阳药治疗阳邪，与中医理论相悖。
其次，《内经》明确提出风气季节上与春天相应，脏腑上与肝木相应，木曰曲直，其性升发条达，故春季多风邪为患，肝气偏旺，如《素问·玉机真藏论》云：“春脉太过……则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巅疾”。李东垣《药类法象》指出：“风升生，味之薄者，阴中之阳”，凡防风、荆芥、薄荷、麻黄……都属于风药，具有升发之用。从病理来讲，风邪本已升发太过，还要治之以升阳之法，亦与中医理论相悖。
最后，风邪致病具有开泄的特点，表现在感受风邪后患者有多汗、恶风的特点。《素问·风论》描述肺风、心风、肝风、脾风、肾风都具有此特点，如“心风之状，多汗恶风，焦绝，善怒吓，赤色……”其他的胃风、首风、漏风、泄风虽各有特点，但是风邪为病多汗是共同特征。中医治疗外风无外用辛温、辛凉法，但《灵枢·五味论》有“辛入于胃，其气走于上焦，上焦者，受气而营诸阳者也……辛与气俱行，故辛入而与汗俱出。”的论述，风邪已造成机体开泄过度，本当酸敛潜降，复以辛味药再开泄发汗，与中医理论相悖。
外风性质与燥邪一致
所谓感受风邪，俗称着凉，因为兼夹邪气不同，常有风寒、风热之别。燥为阴邪，次寒之气，《内经》明确指出燥气为秋季主气，运气七篇也明确指出阳明燥金司天在泉，燥邪大盛，天气变化为“清气大举”。基于《内经》理论，笔者认为所谓外风应是燥邪为病。
首先，燥邪与肺金相对应，治疗以肺脏为核心。肺主卫，主皮毛，主宣发肃降，开窍在鼻，故着凉即感受外风——燥邪后，邪气袭肺，出现畏冷、汗少、鼻塞、流涕、咳嗽等肺藏及皮表症状。
其次，《内经》明确指出秋脉曰毛曰浮，毛即浮也。秋季燥气主令，出现浮脉是为生理之常，燥气太过则为燥邪，人体感受后当出现浮脉更甚，故而解释了外感初期出现脉浮的机理。
再次，燥邪为肺金收降太过，克伐肝木，致肝气升发不及，使用疏风的药物治疗，能升肝达肺，是为正治，举凡疏风药如荆芥、防风、麻黄、薄荷等具有升发阳气性质的药物都可以治疗燥邪。可参考本报2018年10月31日四版《燥邪与少阳病》。
桂枝汤所治为风寒合邪
仲景承袭《内经》著《伤寒论》，太阳病篇有：“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太阳中风与太阳伤寒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是否有汗，有汗用桂枝汤，无汗用麻黄汤。桂枝汤所主太阳中风实为风邪、寒邪合气致病。风为阳邪，其性升浮，故阳浮而发热；风性开泄，阳加于阴，故阴弱而有汗，与《素问·风论》风邪致病具有汗出恶风的特征相一致，且与桂枝汤药物组成极为契合。风为阳邪，为春气主令，肝木升发太过，依据“辛肝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厥阴之客……以酸泻之”的原则，以酸苦之芍药，收敛肝气升发是为治疗风邪的主药。刘渡舟教授曾有用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治疗表邪发热相关的验案，说明了即使是酸敛之品，用之和宜，也可解外感之邪。桂枝散寒邪，且有克制肝气过旺之效而兼治风邪，古语有云木得桂而伐，一味药兼有二效。《素问·藏气法时论》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大枣、甘草味甘入脾，以达扶土抑木之功，治疗风木偏盛。生姜药性辛温，温中散寒，协同桂枝散寒邪。张锡纯认为“肝为将军之官，其性刚果，若但用药强制，或激发其反动之力。茵陈为青蒿之嫩者，得初春少阳少阳升发之气。”仲景用生姜于桂枝汤中可推测尚有反佐之意。
《内经》认为内风为肝木过旺
《内经》风邪理论能很好解释内风。内风与肝脏关系最为密切，阳盛或阴虚不能制阳，出现动摇、眩晕、抽搐、震颤等病理反映，是所谓肝风内动。《内经》风与肝木对应，治疗以肝为核心。肝气左升为阳，肺气右降为阴，风邪为阳升太过，故为阳邪。“阳加于阴谓之汗”，阳气蒸腾于外，营阴不能内守，肝疏泄太过故汗出，是为风性开泄；风为阳邪，易袭阳位，如《素问·玉机真藏论》云：“春脉太过……则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巅疾。”《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风盛则动”，善行而数变，肝实化风故可见抽搐、惊厥、震颤、动摇，与《素问·至真要大论》“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暴强直，皆属于风”相对应。“木位之主，其泻以酸，其补以辛。”
风邪为肝木过旺，故以酸味药敛肝潜降是为正治，且酸味药皆有收敛营阴之功，如芍药、乌梅、五味子、山萸肉皆可敛营阴之气，故可对治风性开泄，而成止汗之效。
从《内经》看真中风与类中风
脑卒中称为中风，是临床常见病。中风在《内经》中称为偏枯、偏风。唐宋以前认为本病以外风为主，金元四家之后方另立他论，如王履《医经溯洄集》提出真中与类中；张景岳明确提倡非风；近代医家张伯龙、张山雷、张锡纯从临床出发，结合现代医学，认识到本病为肝阳化风，病位在脑。至今学术界对中风的病因尚有真中风与类中风的争论，又以内风学说即类中风占有主流。
《内经》认为本病的病机为感受外邪，特别是感受风邪，如《灵枢·刺节真邪》云：“虚邪偏客于身半，其入深，内居荣卫，荣卫稍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素问·风论》亦云：“风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疠风，或为偏枯。”《素问·通评虚实论》指出：“凡治消瘅、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肥贵人，则高梁之疾也。”这些和现代医学认为的营养过剩、肥胖、糖尿病等与中风病密切关联相一致。张仲景依《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中也是认为中风为外邪为患，并区分在络、经、府、藏，不同层次，“夫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络脉空虚；贼邪不泻，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喎僻不遂……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入于府，即不识人；邪入于藏，舌即难言。”对此后世医家多有争鸣。例如张山雷在《中风斠诠》中认为用疏解外风之法治疗内风，“是如烘炉烈焰，本已飞扬，不使潜息于一室之中，而反门户大开，助之煽动，岂不速其燎原，顷刻灰烬。”他推崇《内经》之厥病，认为“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与“血菀于上，使人薄厥”的论述与西医“血冲脑经”之旨完全吻合。张山雷反对后世依据《内经》《金匮要略》以疏风立法治疗中风，以及后世因循于此而有《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以诸续命剂治疗中风的现象。
如前所述，《内经》所论风邪是肝实为病。如“诸风掉眩，皆属于肝。”明确肝实可以导致巅疾，正是后世所谓肝阳化风上扰清空之证。张山雷认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谓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脏为肝也。又谓风气通于肝也。寿颐按：此节风字，虽似言外因之风，然在天为风，而人之肝脏应之，则知肝之生风，非专指外来之风矣。”仲景在《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篇》记载的风引汤，使用大量金石重坠之品，故可治疗血气上壅的巅疾。值得注意的是另一首方剂侯氏黑散，“治大风，四肢繁重，心中恶寒不足者”。方中虽有细辛三分、桔梗八分、防风十分、川芎三分，但是菊花用量独重，达四十分。张山雷《本草正义》言菊花：“秉秋令肃降之气，故凡花皆主宣扬疏泄，独菊则摄纳下降，能平肝火，息内风，逆木气之横逆。本经主风头眩者，以阴虚阳浮，气火升腾，肝风上扰之眩晕言之，非外来风邪能令人眩也。”侯氏黑散因而具有平肝息风之效。张山雷先生因方中疏风药较多，故把侯氏黑散归结到“外风”致中风之列。但是通过张锡纯所述肝为将军之官一论可以判断，侯氏黑散应具有平肝息风之效。
后世类中风学说与《内经》《金匮要略》所论真中风的本质相同，只是两部经典论述肝风可以外来，内外合邪，肝实化风而成中风病。
《内经》中常以风代邪
《内经》提出风为百病之长，故而常以风代邪。如《素问·皮部论》云：“故百病之始生也，必先于皮毛，邪中之则腠理开，开则入客于络脉，留而不去，传入于经，留而不去，传入于府，廪于肠胃。”《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故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府，其次治五藏。”邪与风并列而举。还有《内经》中多次提到的八风都亦是把风作为外邪的代名词，类似的例证不胜枚举，只有涉及具体疾病如心风、首风、偏风才是真正论述风邪为病。此为后世风邪内外之分埋下隐患。仲景虽然在《伤寒论》中太阳病篇桂枝汤证中明确风邪为病，但也明显继承了《内经》以风邪代诸邪的传统，如：“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客气邪风，中人多死。”客气邪风也是通指外感病邪，非是单一的风邪。《金匮要略》篇中除中风病，其余涉风之病基本上多泛指杂邪外感。由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为方书之祖，继承了《内经》以风代邪，在治疗燥邪的时候同样运用了风邪说法，也为后世理解风邪概念带来了困扰。
基于《内经》风邪的理论，及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的临证发挥，可以得出后世对内风的描述是《内经》的风邪，后世论述的外风本质为《内经》中的燥邪。（赵阳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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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有云：“风为百病之长”。长者，排行第一也。在“病机十九条”中，“诸风掉眩，皆属于肝”乃是第一个病机。《金匮要略》开篇即有对“风”的论述：“夫人秉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第一个风气乃生生之气，第二个风气则为六淫邪气。“有诸内则形诸外”，风不仅仅是病因的概念，也是一类症状的高度概括。 风，就是气流或是流动的空气。人体精微物质的气，与空气有相通之处，或是空气之气的扩展义，所以有“内风”之说。从气象学角度分析，自然界之风是指空气相对于地面的水平运动。当空气发生对流和乱流时，其热量交换、传递的空间也更大。风速的大小影响着空气热量交换的快慢和程度，风还影响水分蒸发的速率和规模，风又影响水相热交换的速率和规模。得出的结论是，风是影响乃至决定空气热量交换的重要气象因素，也是影响空气中水汽的含量及其传递状态的重要因素。而六淫中的暑、湿、燥、寒、热证候的出现及病因都受风这一气象因素所影响。六淫中风邪为首，此即构成了外风之说。由此，风邪分为外风和内风。 外风学说较内风学说诞生得更早。宋元以后内风学说兴起。随着近现代医家对心脑血管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等慢性疾病认识的逐步深入，发现该类疾病具有易为外感诱发、反复发作、缠绵顽固、变化多端等特点，其与中医风邪的致病特点相符。那么风邪作为病因病机为临床治疗这些反复发作、久治难愈的重病、顽症、痼疾又提供了一种思路与方法。 风邪致病特性 风为百病之长 “风为百病之长”乃经中之经。一则说明了风邪为外邪致病的先导；二则阐述了风邪常与他邪兼夹作乱。《温病条辨》亦说：“五运六气，非风不利，风也者，六气之帅也，诸病之领袖也。”由此，风邪所致的病证广泛。从“外风”角度讲，《内经》中的“六淫”在现代科学看来包含大气温度、湿度和风三个气象要素。寒、热是温度的两极，湿、燥是湿度的两极。在太阳辐射的前提下，影响和决定空气温度和湿度高低的因子是空气的流动，即风。从这个意义上讲，《内经》强调的寒、热、湿、燥协同风气入侵人体，“风者，百病之长也”的论述是中医气象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体现。从内风角度看，热极生风，气、血、阴、阳亏虚皆可郁而成热，痰瘀阻滞亦成郁热。内风夹带着痰瘀等病理产物穿行于人体，无处不及，或于皮肤，或于脉络，或于脏腑，正所谓“随风潜入夜”。故风邪为病变化多端。 风胜则动 自然界的风是大气流动，运用取类比象，先贤在《内经》中已提出“风胜则动”“风胜乃摇”，为后世医家提出“风性主动”奠定基础，风邪致病多以振动、抽搐、摇动为特点。内科疾病中颤证属风邪作祟。延伸到心血管疾病中，心房颤动等亦属动象，为风邪夹带痰火瘀客于心之脉络所致。 风为阳邪 风为阳邪，其性上升，易袭阳位。而阴阳的概念是相对的，此处的阳位亦是相对概念。上为阳，下为阴；前为阳，后为阴。总体来看，头面、前胸皆为阳位。但风邪夹杂其他邪气时不一定侵袭阳位。比如在痹证中，风寒湿痹多侵袭下肢，此时寒湿占主导地位，风邪凭借其善行之性夹带寒湿之邪游走于下。 风善行而数变 《医原·纪略》有云：“既动即是风，而属阳，故曰风属阳邪。燥动则曰燥风，湿动则曰湿风，热动则曰热风，寒动则曰寒风，湿热动则曰暑风，故又曰善变，变即动也。予谓风无定体，且无专体也。”风邪致病具有游走不定、变化多端的特征。在临床上很多游走性发作的疾病往往考虑祛风治疗。《素问·脏气法时论》曰：“心病者，胸中痛，胁支满，胁下痛，膺背肩胛间痛，两臂内痛虚则胸腹大，胁下与腰相引而痛。”冠心病心绞痛发病有反复性、阵发性，其发作时疼痛或在心前区或常放射至左肩、左臂内侧达无名指和小指，或至颈咽或下颌部，而冠心病心绞痛的发病特点与中医学风邪“善行而数变”的特点相符，说明风邪与冠心病心绞痛有着内在的关系。 祛风之法 《素问·至真要大论》：“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辛散之。”这句经文为后世治风奠定了基础。风邪有外风、内风之别，在治疗上也有区别。治病求本，祛风时当注意祛除引起风的原因。治疗外风，解表散邪即可。平息内风，门道不浅：气血阴阳虚弱皆可致风；痰瘀等病理产物郁久亦可生风；热邪蕴蓄不解成毒，亦能生风。祛风药具有辛、散、温、通、窜等多种特性，具有发散祛邪、通络开窍、化瘀止痛的作用，从而达到多层次、多环节、多途径地综合治疗风病的目的。 解表祛风 六淫之首风邪袭表而入，往往引起一些表证的症状：发热、恶寒、全身疼痛，此时解表祛风即可解表证。正如《金匮要略·水气病篇》所提及：“风水恶风，一身悉肿，脉浮不渴，续自汗出”而用越婢汤。 养血祛风 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血虚风燥常常为一些瘙痒性疾病的重要病机。在《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篇》中，防己地黄汤，防己、桂枝、防风祛风邪，其量之和不过八分，生地养血，用量达两斤，我们从这个方子学到的是，血虚风燥时应以养血为主而达祛风的目的。在疾病的发生发展中，医生当把握主次从而在临床用药中游刃有余。 滋阴祛风 大定风珠给我们的启示是滋养阴液以祛风。骤然一看，全方似乎无祛风之品，通过潜阳滋阴以熄肝风。鸡子黄、阿胶滋养阴液以熄内风，地黄、麦冬、白芍养阴柔肝，龟板、鳖甲、牡蛎育阴潜阳，麻仁养阴润燥，五味子、甘草酸甘化阴，诸药合用共奏滋阴养液，柔肝熄风之功。 益气祛风 “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血之间互根互用，欲使血行必先益气。金元时期，李东垣在补脾之中善用风药，即“升阳益气”法中有所体现。 温阳祛风 真阳不足时，鼓舞气血生化之力欠缺，血虚风燥，故需温阳以达到祛风的目的。此时温补肾阳，不可用大辛大热之品，也不可纯用辛热之品。此时可用桂枝等温阳祛风之品。 解毒祛风 毒乃热邪蕴结日久所成，热甚生风，故毒邪亦生风。王三虎教授提出“风邪入里成瘤说”，肿瘤患者的常见临床表现，如瘙痒、疼痛、多汗恶风、完谷不化、远处转移等都符合风邪的致病特点。他常单用白蒺藜、独活寄生汤以缓解癌症患者骨转移的疼痛。姚高升教授善用雷公藤以毒攻毒，治疗皮外科的顽疾，屡试不爽。 活血祛风 “妇人六十二种风，及腹中血气刺痛”，张仲景用红蓝花酒主之。红蓝花，即红花，红花活血，以酒煎，其活血之力益强，该方通过活血之手段而达祛风止痛之目的，开“治风先治血”之先河。 化痰祛风 “见肝之病，当先实脾”，木土之间关系紧密。脾胃虚弱易生痰，肝木亢盛则生风，肝风夹痰上蒙清窍，可引起眩晕、恶心等。半夏白术天麻汤中即有二陈汤的影子，也是化痰祛风的代表。 中国人有格物致知、取类比象的智慧。杜甫诗云“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笔者认为用这句诗描述风邪的特性再恰当不过。风为百病之长，为诸邪致病之先导，透过腠理侵袭人体。风者善行，风邪进入人体后，无处不及，或在皮肤，或在经脉，或在脏腑，为病变化多端。祛风药也像风一样，徐徐透散，有辛、散、温、通、窜的特性，可达到多层次、多环节、多途径地治疗风病的作用。（戴方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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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火归原是用温药治疗龙火上燔的一种方法，属于从治法。王冰在《内经》“甚者从之”句下注解中指出：“病之大甚者，犹龙火也，得湿而焰，遇水而燔。不知其性，以水湿折之，适足以光焰诣天，物穷方止矣。识其性者，反常其理，以火逐之，则燔灼自消，焰光扑灭”。明清温补医家根据上述理论，将引火归原广泛用于临床，但由于离原之火理论上的不确定，造成了诸多认识上的混乱，不少医家陷于相互矛盾之中。如既称阴虚之火，又称阳虚之火；既指有根之火，又指无根之火；既包括格阳，又涵盖戴阳。 李可对引火归原治疗，喜用傅青主之引火汤，原方组成为： 熟地 90g，巴戟、天冬、麦冬各30g，茯苓15-20g，五味子6g，主治阴虚乳蛾。出处引火汤原用于咽喉肿痛属阴蛾者。 陈士铎《辨证奇闻》卷三“咽喉门”载：“咽喉肿痛，日轻夜重，亦成蛾如阳症，但不甚痛，自觉咽喉燥极，水咽少快，人腹又不安，吐涎如水，将涎投水中，即散化为水。人谓喉痛生蛾，用泄火药反重，亦有勺水不能下咽者。盖日轻夜重，阴蛾也，阳蛾则日重夜轻。此火因水亏，火无可藏，上冲咽喉。宜大补肾水，加补火，以引火归藏，上热自愈。
现根据其医案40余则，整理出以下内容：
下面看一则水浅不养龙案：
2、水寒不藏龙，无根之火上扰。
下而看一则水寒不藏龙案：
4、八脉失养，冲脉上攻。 5、火不归原证的特点：
李可认为，龙雷之火是脏腑内生虚火，与六淫外感实火大不相同。龙火上奔，多见种种上热见证，如头痛、头晕、耳痛、齿浮、齿衄、目赤如鸠、面赤如醉、心悸暴喘，耳鸣如潮、口舌生疮、咽痛如灼等(240页)。现根据其医案，归纳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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