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阳理论的历史形成1作者：试试看

扶阳学派的公认创始人是郑钦安，之后是卢氏几代人（卢铸之、卢永定、卢崇汉）在郑钦安先生的医学思想基础上，不断地创新和发展，形成了今天说的钦安卢氏医学，即扶阳理论。2008年10月在北京举行了第二届全国扶阳论坛大会，首先由论坛主席卢崇汉作一天报告，以下是摘要其中的第一部分内容：

卢崇汉：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钦安卢氏医学的扶阳理论及其临床应用”。实际上这个题目我在很多场合、很多地方都谈过，现在到北京我想再强调一下，就是为什么叫钦安卢氏医学。

钦安卢氏医学从创立到我这一代已经四代人了。郑钦安先生是公认的创始人，卢氏几代人（卢铸之、卢永定、卢崇汉）又在郑钦安先生的医学思想基础上，不断地创新和发展。所以我谈的这个钦安卢氏医学，在中医界已经有这种称呼和这种认可了。当然，我想通过对扶阳理念的传播，使扶阳这种思想能够逐渐被大家接受。如果你对钦安卢氏医学思想真正理解了、掌握了、运用了，那你将在临床上取得很好的治疗效果。

关于钦安卢氏医学的创立，实际上是在《内经》、仲景思想的指导下慢慢形成的。但为什么现在大家又对扶阳这个问题感兴趣了呢？实际上，仲景以后，一千多年来可以说断代了，没有人明确倡导扶阳、主张扶阳、应用扶阳。一直到晚清，才有郑钦安先生举起这一面旗帜。郑钦安先生的扶阳思想是在刘沅先生的影响和指导下形成的。

刘沅先生是郑钦安的师父，又称为刘止唐。在郑钦安的医书里面谈到了刘止唐，却没有见到刘沅这个名。实际上，刘沅是姓名，字止唐，号清阳居士，四川双流人，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生，卒于咸丰五年（1855年），享年88岁。刘沅先生有很多著述。对他本人的介绍在《清国史馆•刘沅本传》、《清史稿》里均有记载。由于他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医学家，所以在我们四川称颂刘沅为“一代大儒”、“通天教主”、“川西夫子”。大家都很敬重他，视他为四川的孔夫子、孔圣人。他对儒、释、道都相当精通，将三教的思想融会贯通，对儒、释、道思想均有很大发展。

刘沅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中了举人，在道光六年（1826年）被授予湖北天门县的知县，但由于他不愿外任，所以改为国子监典簿。在那个时候，他由双流移居到成都市区纯化街。他的家确实很大，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去过。后来由于城市改造，他的故居现在已经没有了。因为他住的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槐树，所以他将自己的住宅称为槐轩。
刘沅先生几乎每天都在槐轩给门人讲学。他创立了槐轩学说，在文学界、经学界、佛教界和道教界都是非常认可的。

2006年巴蜀书社将刘沅先生的著作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的重大项目予以出版，出版发行了一套《槐轩全书》。这套书400万字，收集了刘沅先生著述的一部分著作，其中有《大学恒解》、《中庸恒解》、《论语恒解》、《孟子恒解》、《诗经恒解》、《书经恒解》、《周易恒解》、《礼记恒解》、《春秋恒解》、《周官恒解》、《仪礼恒解》、《史存》、《蒙训》、《孝经直解》、《大学古本质言》《槐轩杂著》、《槐轩约言》、《子问》、《又问》、《性命微言》和《医理大概约说》等30余部（包括中医著作）。还有几部与医有关的书，如《圣余医案》、《活幼心法》、《保生立命要言》，当时在出版《槐轩全书》的时候，由于版本不好，所以未收进去。

扶阳思想的理论核心与运用

卢崇汉

 

扶阳思想的理论核心

 

扶阳的基本概念

“扶阳”的“扶”字，清·阮元编的《经籍籑诂》解释为：“助也”、“护也”、“治也”，意指“扶”有帮助、保护、调节治理之义。而“扶阳”一词本身就具有宣通、保护、温助、调理阳气，从而使人体阳气宣畅、强盛之含义。从钦安、卢氏其著述的内容来看，以及200余年的大量临床治疗中，他们始终贯穿了这一精神，并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结合临床实际，确立了一系列原则、方法和具体的方药。如病邪有伤阳之势则以防为急务，而用阻断损阳病机的措施，阳虚者则大剂量温扶其阳，阳郁者则宣散其阳，阴阳之气不相顺接者则扶阳而使其通达，阳气不达则枢转其阳气以达邪等等，这都是钦安、卢氏扶阳思想的具体体现。

 

扶阳思想的理论核心—阳主阴从观

人体阳气的生理病理早在《内经》中就有比较系统的认识，并把阳气置于非常重要和地位，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今人通过研究，还观察到全日食中病人产生的症状，都可以阳虚或阳气受到干扰来解释，更说明了阳气犹如张景岳在《类经附翼·大宝论》中所比喻的人体内的“一丸红日”，故扶持和保护阳气，应是防治疾病的基本精神。

 

阴阳学说是中医学的理论核心，卢氏的扶阳思想，没有脱离阴阳的学说的基本理论。卢氏认为，中医阴阳学说的核心，存在阳主阴从的关系，阳气是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人体的阳气存之则生，失之则死。早在先秦诸子百家的一些著述中，就可以找到很多重阳的思想基础。如《周易》以阳爻（－）和阴爻（）代表一切事物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和相互消长、转化的矛盾关系，以促进事物的发展，然而，《周易》在提示阴阳二者的对立制约、依存互根和消长转化的运动变化中，始终强调了阳的及其重要性，在《周易·彖传》论述乾元时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论述“坤元”时则说“乃顺承天”，《周易》强调了什么呢？它强调了阳在万物生命活动中居主导地位，而阴居从属地位。并且提到了“气者生之充也”，“夫有形者生于无形”，这说明了阳气是构成机体化生四肢百骸的物质本源。如果没有阳气的温煦化育，阴也就不能够独立存在，更不能够发展壮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指出了阳气的健运，才能导致事物的生生化化，才能发挥事物本身应有的作用，说明《周易》的根本核心，始终强调阳的一面，认为没有阳就无所谓一切事物的生生化化，生长壮大。《周易》对于一切事物的解说，认为没有阳物质的动，导致阴阳二气的相推相感作用，就无所谓一切事物的生成和发展，其核心思想始终强调了阳的重要性，也可以认为这是《周易》对阴阳学说的基本原则和科学内涵。

 

《周易》的重要思想给先秦诸子的唯物哲学理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从而提出了一切有形物质都是由无形之气变化而成的观点，如《庄子·至乐篇》说“察其始而本无生，非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荡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夫有形者生于无形。”《管子·内业篇》说：“精也者，气之精者也。”说明了精是更精微的气，乃由气所产生而成，精气在人体是维持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然而生成变化仍是由阳的作用而导致的阴阳二气相推相感作用的结果。

 

先秦诸子的论述，由于不是专门的医学著作，也就不可能对人体生理、病理、治疗等方面论述得相当详尽，但是这些认识的形成，却为《内经》作者的重阳观念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同时也可以看出，从《周易》阴阳学说的创始，到《内经》形成医学理论的学术渊源了。

 

正如张景岳在《类经附翼·医易义》中说：“易之变化参乎医……医之运用赞乎易，”“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用易者所用在变，用医者所用在宜。”我们在《内经》的很多篇章中可以发现，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宝命全形论》中说：“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很显然地说明了这是《内经》作者继承了《周易》“一阴一阳之渭道”的思想，对宇宙变化的规律进一步做了明确的阐述，说明自然界一切事物的变化都离不开阴阳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的内在联系，相互作用和不断运动是一切事物生长、变化和消亡的根源，充分揭示了人体生理、病理的本质。

 

对阴阳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的认识，《内经》作者同样强调了阳的重要性，并从人体生理病理的本质上进行了阐述，从而对后世医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认为，这与《周易》和先秦诸子的重阳哲学思想完全是一脉相承的。《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说“阳生阴长，阳杀阴藏”就是《内经》作者用阴阳来分析一切事物的功能以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一个概括，这里的“阳生阴长”是说明一切事物的生长功能，“阳杀阴藏”是说明一切事物的收敛功能。从自然界来看，春夏的阳气旺盛，万物随阳旺而得以生长发育壮大，秋冬阳气衰减，万物亦随阳之衰减而伏藏甚至死亡。结合人体生理病理而言，阳气旺盛，可以促进吸收而化生充足的阴精而体魄健壮，阳气衰减，吸收迟缓，则阴精的化生亦必导致减弱而体衰。

 

正如清代的扶阳宗师郑钦安先生（其弟子卢铸之先生称颂尊师“为仲景后第一人也”，其也被中医界公认为“火神派”首领。）在《医理真传》中说：“阳长一分，阴即随之长一分，阳衰一分，阴亦随之衰一分。”阳为阴之主，气为血之帅，气行血随，气滞血瘀，气停血停，这说明了在阴阳两者的关系上，必须以阳为主、阴为从的道理，也可以认为这是人体的正常生理。

 

阴阳的功能不外乎“阳化气，阴成形”，这里所说的“气”，指的是气化功能，“形”指的是有形的物质，这充分说明了一切生化机能是无形的，属阳的范畴，一切有形的物质，属阴的范畴，阳能化生力量，我们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都是靠阳的功能来化生，阴能构成形体，虽然这是固有的性质和功能，但作为形体由小而大，由弱而强，也仍然离不开阳的生化功能所起到的作用，故阳能化生阴，使阴的形得以逐渐强壮。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只要有功能作用发挥，机体的生命仍在进行，不但籍此阴可以继续向阳转化，并且“阴”物质可以通过“阳”的作用而不断地合成和积累，这实际上也说明了“阳为阴之主”的关系，说明了在阴阳的这一相对的统一体中，阳是主要方面，阴处于次要、从属地位。

 

环顾自然界，太阳的存在对宇宙间所有的行星的运行，对地球、天文、气象、历法，以及对万物的生长化收藏无不有着直接的影响。而人体的阳气，在生命开始之时起，就体现于生、长、壮、老、已的全过程，可以说万物生长靠太阳，机体的运行与生存靠阳气。若人体阳气受损，则会生机衰竭，贼风数至，邪气弥漫，苟疾丛生，严重者会夭折生命。

 

就人体生理病理而言，阳气为人体生长、发育、繁殖之根源。如《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八八天癸竭，精少，肾藏衰，形体皆极，则齿发去。”这里的肾气，实际上就是人体之阳气，它贯穿于人体生、长、壮、老，已的整个生命过程。阳气充盛，则人体的生机旺盛；阳气衰减，则人的生机亦随之而衰。阳气还是人体各脏腑组织、经脉发挥正常功能及精、血、津液输布的原动力。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得阳气的激发而各行其职，共同维持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

 

人体的呼吸、语言、声音、耳能听、目能视、鼻能嗅、脑能思维、以及肢体运动、筋力的强弱，皆与阳气密切相关。人体的精血津液的化生，输布及代谢产物的传送与排泄，也全赖阳气的作用才能达到生化不息。肌体之所以能温、水谷之所以能化、升则以养神，达下则以柔筋，都离不开阳气。阳气布散于肌表，可以抗御外邪，卫外为固，正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者卫外而固也。”所以凡邪气能够中人，皆因人体阳气不足所致。

 

李念莪在《内经知要》中说：“阴主内守，阳主外护，阳密于外，则邪不能相侵，而阴得以固于内也。”说明了阴精所以能固守于内营养内脏，全仗阳气的卫外作用，如果阳气不能发挥固密于外的功能，阴精也就无以自安于内了，阳不外护，则外邪可以乘机入侵，从而导致脏腑气机紊乱。如伤寒邪入皮毛，继而传经入里，造成内脏气机紊乱，病变百出。这是由于阳不卫外，使阴不能内守的结果。若人体阳气固密，在外则邪气无从入侵，在内则机体内脏精气平静不乱，从而维持了人体正常生理状态，可以认为，要使人体阴阳相对平衡协调，阴阳虽然各有所主，但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阳气，说明了人体的正常生长发育阳气最为重要，最为关键。若我们能保持机体阳气的旺盛，就能获得健康之体。

 

华佗《中藏经》说：“阳者生之本，阴者死之基，阴宜常损，阳宜常益，顺阳者生，顺阴者灭。”张景岳在《传忠录·辩丹溪》中说：“人得天地之气以生，而有生之气即阳气也。”对“阳主生，阴主杀”进一步地论说：“凡阳气不充，则生意不广，而况乎无阳乎，故阳惟畏其衰，阴惟畏其盛，凡万物之生由乎阳，万物之死亦由乎阳，非阳能死物也，阳来则生，阳去则死矣。”所以，天地万物之生长、衰退、死亡，无不由阳所主宰。若一旦打破了人体正常的“阳主阴从”的阴阳相对平衡协调的生理状态，就会导致以阳为主导的“阴平阳秘”的关系失调，从而发生疾病。若阳气虚于外，则机体失其温煦肌肤，抗御外邪，卫外为固之功，易为六淫之邪所侵而发病。若阳气虚于内，则导致机体脏腑功能动力减弱，精、气、血、津液的化生和输布失常，十二经脉运行无力，精血津液的化生不足而形成人体虚衰之病理变化。

 

《内经》的重阳思想，对后世医家在理论和临床上产生了较深的影响，如张仲景在撰述《伤寒杂病论》（《伤寒论》、《金匮要略》时，继承和发展了《内经》重阳的思想，他在《伤寒论》中明显述及阳气损伤的条文将近二分之一，112个处方中凡用有温、热药物的处方共有85个。可见损阳伤正的病理和证治在论中十分突出。仲景在六经证治中极其重视把好太阳、少阴两关，强调太阳的阳气在发病中首当其冲的作用。这可以说是与《内经》一脉相承的。仲景始终遵循“阴阳之要，阳密乃固”，说明了在阴阳二者关系中，人体阳气在生命过程中的主要作用。在阴阳胜负的病机中，实际上体现出人身阴阳之气，互为其根，但仍然以阳为主。

 

郑钦安、卢铸之、卢永定深得《内经》和仲景的重阳奥旨。他们在其著述中强调治病重视阳气，尤其重视扶阳，究其所论，贯穿了唯物辩证思想，在辩证论治中倡导扶阳，并且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扶阳学术思想和原则，而在扶阳学术的渊源上，钦安、卢氏几代扶阳的积极倡导者，继承和发展了《内经》和仲景的理论精神，在继承上，他们通过对疾病的辩证论治过程中反映出了对《内经》和仲景重视阳气的继承性，而不采用生搬硬套的方式，因而在六经病证论治过程中，处处贯穿着扶阳的指导思想。他们强调理论应密切联系临床实际，把《内经》和仲景重阳的思想转化和制定出众多能针对疾病各病机阶段的治疗原则、方法和不同的扶阳方剂以及使用大剂辛温扶阳药物，从而使医者能便于掌握运用，这也是钦安、卢氏最为伟大的成就，可以说，钦安、卢氏对《内经》和仲景重阳思想的继承，是一个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

 

 

 

 

扶阳思想的运用

 

扶阳的重要学术思想之一就是主张“治未病”，使其阳气旺、脏腑功能方能强健。精、气、血、津液旺盛，机体抗病力强，邪气乃不可干。在临床治疗中，若能早期使用扶阳的方法，即可使人体阳气不致于受损，就能把很多疾病消除于萌芽状态，乃不致于发病。通过扶阳的方法，使五脏之间、脏腑之间相互协调、安和，从而阻止疾病的互相传变。扶阳还可把握住疾病的进一步发展趋向，能增强机体的康复能力，使其早日痊愈。所以我们倡导扶阳首先要重视预防和消除损阳的因素，始终保持人体阳气的充盛，在治疗疾病的各阶段中注意保护阳气，消除各种损阳因素，以达邪去正安的目的。

 

避免医源性损伤阳气

医源性损阳主要指过度的使用寒凉药物，或汗、吐、下法，误治、失治、以及祛邪过度而损伤阳气。若失于及时的治疗，延误病机，也可能导致疾病的深入而损阳。如外感表证，未能及时正确的治疗，有可能内传入里、损阳伤正，医者应把握时机，及时正确地治疗。再一方面，若用祛邪之法，亦必须把握尺度，以保护阳气。汗、吐、下法不可过度，以免损伤阳气。

 

消除病理性损阳因素：

临床中任何疾病，都存在损阳伤正情况，如外感病中损阳伤正的病变产生于邪正相博的各个阶段中，因此要消除病理性损阳，必须谨守病机，充分重视祛邪，在六经病中，他们各自的病变特点又使消除损阳的方法不尽一致。太阳病为邪正相争于表，但失治、误治均有伤阳内传或造成变证的可能，而治又以汗法为原则，用桂、麻二方，可发汗祛邪，使表邪解而正安。阳明病中邪热与正气斗争剧烈，采用清、下为手段，由于邪热盛实的病机本身即能耗气伤津，而且，一旦正气不支，则病有入阴的可能，甚或津沽亡阳，清下两法能祛邪泄实，则津液自保，阳气亦能因之而安。少阳病，正气稍弱，邪入半表半里之间，枢机不利，以和法代表，既枢转气机，又祛除邪气，排除了“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的可能。三阴病以阴邪盛，阳气不足的病理为普遍，故多采用温散寒邪、温扶阳气等方法，针对损阳伤正的病理，使阳复寒去，达到扶阳的目的。

 

把握太阳、少阴两关：

外邪致病，太阳首当其冲，也可以说是外邪损阳伤正的起始点，若能及时正确的治疗，则邪去病愈，若失治、误治则邪气伤正而内传，所以防治太阳病是外感病中的关键环节，在仲景的《伤寒论》中太阳篇列条文183条，几乎占了全书条文的一半，对太阳经腑证、兼证、变证论述及其周详，可以说是辨治入微。而位处六经病理层次最浅的太阳病与层次最深的少阴病关系最为密切，这是因为太阳与少阴有经络相联、腑脏相关的表里关系、正如郑钦安先生讲，太阳之底面即为少阴，少阴真阳，蒸化太阳经气，可以说是二者内在联系的核心，所以治疗太阳病，应处处慎防伤及少阴之阳。因太阳病风寒伤阳易传入少阴，医者治疗，必须谨慎。若能把好外感病的太阳关，对于保护阳气尤其是少阴阳气非常重要，这实际上就是发扬了《内经》“善治者、治皮毛”的“治未病”的思想。

 

病入少阴就会危及真阳，故阳虚寒盛之证为少阴篇的主要征候，如真阳衰微而见“手足厥冷”，“下利清谷”或阴寒盛极格阳证及戴阳证等，而使用四逆汤类处方比比皆是，仲景反复告诫医者，“少阴病是生死关”，“阳存则生，阳亡则死”，使用扶阳治疗必须积极、主动、果断，若待少阴阳衰危象俱备方施回阳救逆之法，则往往药力难济。所以在治疗上，宜急不宜缓，只要抓做疾病前期的苗头，就应采取积极的措施，决不可等闲视之。

 

宣通与温补是扶阳的两大法门：

阳气的不断运动，可使机体的脏腑、经络、气血、官窍的诸多功能得以实现，因此在治疗上，一方面要保持阳气运动的宣畅，另一方面对阳气的虚损又应温扶，显然阳气的病变往往同时涉及两个方面，但在具体疾病的病机上各有侧重，论治上也就各有特点。

 

三阳病证务使阳气宣通，三阳属三阴之表，往往属于疾病的早中期，邪正相争较为剧烈，阳气在抗邪过程中，容易因病邪阻滞而造成运行障碍，故赵献可说，“凡外感病者，俱从郁看”，三阳病的这种病理特点决定了治疗中常常采用祛除郁闭的外邪，消除病理性淤滞和调理人体气机的原则，务求保持阳气宣通。具有代表性的宣通阳气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温散法：

风寒之邪郁闭在表，不仅阻滞阳气正常出入运行，并可损伤卫阳，表现为“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等证，以麻桂二方为代表的温散法既可以发汗祛邪，又鼓舞阳气外出抗邪，邪气去则阳气出入自然恢复正常。体表阳气被寒祛闭郁较盛，还可影响肺气宣降功能，出现“无汗而喘”，“喘而胸满”，以及郁闭之阳抗邪欲伸而见“发热”、“脉浮而数”，甚至郁而化热而兼见烦躁症，都可以采用本法。

 

调枢法：

调理少阳枢机也是调节阳气运行的重要方法，阳气运行不畅，枢机不利，是少阳病理的主要方面。正如仲景说“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博结于肋下，正邪分争”，这当中，“相搏结”、“分争”最能体现枢机不利的病理状态。而通过调枢，是为恢复少阳阳气“可出可入”的生理状态，用小柴胡汤为基本方，通过调枢，可以促进阳气的正常升降，如小柴胡汤可治“心烦喜呕”“不大便而呕”，所以仲景说“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三焦通畅，气行无阻，自可周身戢然汗出而解。阳气升降出入正常，也就改善和促进了阳气御邪功能，调枢可使阳气振奋，祛邪外出。从而产生扶正祛邪的作用。

 

通阳法：

三阳之中，太阳为寒水之经，若病邪深入于腑，而导致主水障碍，可造成蓄水证，气化不行故小便不利，津液不能随阳气上布则口渴，方用五苓散，通阳化气行水，使水道通畅，阳气气化正常则诸证可除。此外，阳气功能受到影响，水饮湿邪往往由之而生，又反过来阻碍阳气的运行，造成三阳病中的一系列兼证，如风寒表实兼水饮喘咳用小青龙汤，少阳证兼水饮内停用柴胡桂枝干姜汤，都兼用了通阳之法。湿邪还可与热相合致病，如阳明病湿热发黄，小便不利，用茵陈蒿汤清利湿热，湿热去，三焦通利，阳气运行方可恢复正常。

 

在三阳病中，宣通阳气并不拘泥于以上的方法，如阳明病热邪郁阻胸膈，可见“胸中窒”、“心中结痛”等，就明显阻滞气机。阳明经证，邪热壅盛，可妨碍阳气的运行，甚至郁阳不得以外达而出现“厥深者热亦深”，如“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白虎汤主之”的治法。至于邪聚热结，腹满胃实的阳明腑实证，则阳气被邪实壅遏更为明显，故以清下二法为主，有效祛除邪热，才能使阳气宣通。

 

三阳病中，阳气易因邪气侵袭而运行受阻，宣通阳气的意义在于使病邪去，阳气宣畅，正胜而病愈。

 

三阴病重在温扶阳气：

病至三阴，机体抗病能力衰退，多表现为阳虚寒证。

如太阴病，以寒湿内困，脾阳虚损，运化失职表现为纲。太阴篇所述八条条文，全都含有中阳虚损的病机在内，故治疗“当温之”，用方不离四逆汤、理中汤，以温扶脾肾之阳，燥湿祛寒而痊愈。

 

少阴病以“脉微细，但欲寐”为纲。其病机不外心肾阳气虚衰，气血不足，阳虚不能振奋精神。少阴病变以损阳伤正为主，故温扶阳气极为重要。但在具体论治中，又因阳虚病机不同而变化。如脾肾两虚，中外兼寒者，治宜四逆汤，以温运脾肾之阳。阴盛于内、格阳于外的，治宜通脉四逆汤通达内外阳气。阴盛于内，格阳于上的，治宜白通汤宣通上下阳气。阴盛阳虚兼水气浸渍，治宜温肾阳、利水气，选用附子汤或真武汤。

 

厥阴病，处于两阴交尽之地，故其病当阴寒极盛，但是，“重阴必阳”“寒极生热”在此阴极之中，却包含阳热来复机转，他的病机虽然错综复杂，但不外乎成无已所讲的“厥为阴气至也，热为阳气复也。若能把厥、热作为辩证要点，从阴阳消长视为机转。只要阳气复，乃可愈。即使阳复太过有热化之变，也不能否定这一规律，尤其在危亡之际，往往阴寒盛极，消亡阳气，一旦阳不复生，厥逆不还，便有阴阳离绝之险，治当温扶阳气极为重要。

 

宣通阳气与温补阳气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宣通是针对阳气被郁，运行不畅而言，温补是针对阳气虚损，失于温壮而言，二者是有区别的，但临床病变错综复杂，运行不畅，和失于温壮往往是阳气病变的两个方面。故治疗中，当重视两方面共同互济的联系，宣通阳气使阳气运行宣畅，可以促进和发挥阳气的功能，如辛温解表祛邪，宣畅阳气，使卫阳营阴得以和调；温壮阳气也可以促进阳气的活动力，如温阳化气，气化水行，使阳气畅旺。三阳病中扶阳以宣通为主，但又不拘泥于宣通，若病有伤阳之候，温补亦必不可少，如太阳病误伤中阳，见胸满微恶寒证，用桂枝去芍药加附子，使宣通中兼以温补。在太阳病变证中，不少病证属于损阳伤正而导致的，故治疗中温补方法应用相当广泛。三阴病中扶阳以温补为重，亦不拘泥于温补，若阳虚而病理产物淤阻，常又兼以通阳。如寒湿中阻，身目为黄，治疗当于寒湿中求之。厥阴病中，阴虚寒厥，“阴阳之气不相顺接”，往往采用温补振奋阳气以通阳。通过区别宣通与温补在于更好地认识其规律，抓做二者的联系，这种认识才能更为深刻，才能灵活有效地用于实践。

 

从古人的唯物哲学观和《内经》的医学观来看，卢氏认为，人体的正常生理，是以阳为主导的阴阳二者相对平衡协调的结果，而人体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以阳气为主的阴阳对立统一协调的正常生理关系遭到破坏所致。郑钦安先生在《医理真传》中说：“子不知人之所以立命者在活一口气乎，气者阳也，阳行一寸，阴即行一寸，阳停一刻，阴即停一刻，可知阳者阴之主也，阳气流通，阴气无滞，自然百病不作。阳气不足，稍有阻滞，百病重生。”著名中医学家卢铸之、卢永定在著述中说：“人之生成，纯在天地之中，阴阳之内，五行之间，一切动静都随阴阳之气机而转，业医者须识得《内经》所论，‘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等奥义，认明阴阳之虚实，变化之盈缩，刻刻都随五行运化之中，上下内外息息相通，无一刻停滞，随日月昼出夜入，昼作夜息，为养生治病之一大纲领也。”这个“纲领”，实质上是提示人们要认识到人体阳气的极端重要性。

 

在以上理论指导下，提出了“人生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力主扶阳的学术见解，在辩证论治之中，当始终遵循扶阳为治病要诀，其“病在阳者，扶阳抑阴；病在阴者，用阳化阴。”卢氏倡导医者应以“治未病”为本，主张“养生治病，以扶阳为纲，保天下众生长寿健康”。所以卢氏几代业医，所用药物多以辛温扶阳之品为主，使人的机体五脏六腑安和，经脉畅通，气血调畅，生机勃勃，乃达祛病延年，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