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一张珍藏41年已经泛黄的旧报纸，又打开一本红色的纪念册，看到照片上一张张充满活力的脸庞，我心潮起伏，思绪穿越时空，回到那动人心弦的1978年。

　　报考过程终生难忘

　　1977年，全国恢复高等院校招生。1978年，全国进行研究生统一考试，初定报名截止期限为2月底。

　　我于1969年毕业于上海中医学院，后进入安徽安庆卫校当老师，毕业后一直没有机会继续深造，面对这个机会，跃跃欲试。当时我成家不久，孩子年幼，需人照顾。因此，刚开始妻子不同意我继续求学，报考一事就卡在这个节点上。等到3月1日，招生报名时间延长，我终于鼓起勇气，瞒着妻儿，偷偷地拿了户口本到安庆市教育局报了名。

　　对于报考中医研究生一事，我内心有自己的思量。在教育部的招生目录中，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和北京中医学院联合招生项目特别吸引我。导师有著名中医岳美中、王文鼎、赵锡武、钱伯煊、王伯岳、赵心波、方药中、郭士魁等，考试科目是政治、医古文和中医基础、中医临床，不考外语。当时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由苏叔阳编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丹心谱》。剧中有一位老中医丁文中，由著名演员于是之主演。这不就是说的中医研究院的岳美中、王文鼎吗？如果考上中医研究生班，我就能在“丁文中”身边学习了，对此，我浮想联翩……

　　从报名到考试，只有一个多月的备考时间。除了夜以继日熟读和背诵四大经典之外，还着重看中医研究院主编的《常用中医名词简释》。考试是在一个小学教室里进行的，先考政治，后考专业。在考“医古文和中医基础”时，要求对《素问·至真要大论》“论言治寒以热治热以寒而方士不能废绳墨而更其道……气增而久夭之由也”一段原文断句和译成现代汉语。第三场考“中医临床”，最后一道题是“任选一个你满意的病例，详述病史、临床症状、中医诊断、诊断依据、治疗方药及效果，并以理法方药加以分析”。我写了一个在1975年治疗阴黄的验案，理法方药一一分析，答题后信心满满，想来可得高分。

　　6月初试发榜，通知我7月8日去北京，到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复试。到了西苑医院打听后得知，这次初试有1168人，复试是102人，然后从中择优录取。还得知，在复试的考生中主要是1966年前入学和1970年入学的中医院校毕业生，此外则是中医带徒和自学中医者，还有几个是西学中者。后来才知道，是我们的班主任岳美中（1900—1982）多次向中央呼吁建造中医后继人才的培养基地，并制订了不拘一格的招生方针和措施，以四大经典为考试内容，以医古文代替外语。他是中医研究生班的创建者，可以说没有岳美中就没有中医研究生班。

　　7月10日，面试分四组进行，我分在第四组。主考席上，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老师，长圆面庞、皮肤较黑。旁边还坐着两个人记录。主考老师先让我回答桂枝汤煎服法，我一口气答了出来，接着老师又问了两个小问题。回答完毕，老师说可以了。我向门边走时问了一句：“老师，您贵姓？”老师答道：“姓时。”啊！他是大名鼎鼎的时振声，我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

　　1978年9月8日，《光明日报》头版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并配发了短评（照片二）。文中强调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批中医研究生，是创造我国新医药学的重要步骤。大约在9月中旬，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有幸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批中医研究生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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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9月8日《光明日报》头版的报道。

　　求学之路苦中有乐

　　1978年9月底，首届中医研究生班正式开学。开学前，西苑医院几个领导多次来宿舍探望新生。著名老中医赵锡武、耿鉴庭等多次参加师生座谈会。赵锡武说：“临床疗效是中医的生命线，中医之所以存在，就在于它能解决一些临床实际问题。”话虽不多，但言简意赅，回味无穷。耿鉴庭以医史学家的身份，语重心长地说：“招收首届中医研究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必将载入中医药历史。”时任西苑医院副院长许云浓兼任研究生班书记，他经常到同学们的宿舍里嘘寒问暖，还多次提出要把首届研究生班办好，打造成为“中医的黄埔军校”。首届研究生大都来自临床基层，有深厚的临床功底和扎实的理论基础，而且能吃苦耐劳，有求学的迫切心情和坚韧毅力。方药中老师按学生的考分排序分组，男女搭配，按照中医院校毕业生、中医带徒生和自学成才者组合成学习小组，从而形成了相互促进、取长补短的学习氛围。

　　10月6日，在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礼堂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会场上气氛热烈。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郭子恒代表卫生部向全体新生表示祝贺，并对同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和殷切的期望。时任中医研究院党委书记王恩厚、院长季钟朴分别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季院长特别强调招收中医研究生的迫切性和重要意义，并正式宣布中医研究生班的老师名单：班主任岳美中，副班主任任应秋、刘渡舟、董建华、方药中。此外，陈可冀代表中医研究院全体职工向新生表示热烈祝贺，并谈了自己对继承老中医学术经验工作的体会。

　　开学第一学年，教室在西苑医院大门口左边楼房四层，对面的教室还满满当当地坐着全国来的进修生。

　　首届中医研究生班的师资队伍强大，除了四位副班主任分别主讲外，还力邀全国各地的名师来上课，并配以中年业务骨干，组成老中搭配的师资队伍。当时大家团结和谐，思想单纯，极大地发扬了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对四大经典的学习方法是以自学为主，配以必要的辅导、答疑和讲座。通读、精读、熟读，反复精思，咀嚼消化。而后对经典详尽注评，作为课程考试的主要依据。我们学得通，想得深，用得上，养成良好的习惯，为日后学业精进提供了新颖的模式。

　　先开的是任应秋老师主讲的《黄帝内经》，用4个月通读162篇，方药中老师不时穿插一些讲座和答疑。《灵枢》有关针灸经络的篇章，则由针灸研究所程莘农老师主讲。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刘长林从方法论研究《黄帝内经》藏象经络学说，南京大学天文系卢央的“《黄帝内经》中的天文历法”，国家气象局张德二的“《黄帝内经》与气象的理论原理”等，都从多学科、多角度对《黄帝内经》进行研究，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另外，王洪图讲的《素问·汤液醪醴论》，旁征博引，立论精辟，考证有据。于天星老师作《内经》各篇的提要勾玄，为以后的注评提供了门径。最后每个同学都分到对《素问》《灵枢》各2篇作详细注释和评议的任务。后来这些资料汇编后称为《中医经典注评本》，于2011年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正式出版。

　　《伤寒论》的课程进行了10周，由北京中医学院刘渡舟老师主讲，他常常结合经方应用经验讲课，令人心悦诚服。江西万友生老师辅讲，力主“寒温统一”，他抑扬顿挫的南昌口音，至今犹在耳边。课程最后，王岱老师作了“《伤寒论》方剂分析及临床应用”讲座，分析《伤寒论》“去性取用”的配伍用药，自出机杼，发人深省。课程将结尾时，时振声老师布置了《伤寒论》相关条文的注评任务。《金匮要略》课程进行了2个月，由方药中、李今庸老师主讲。赵锡武老师讲其中的《胸痹心痛篇》，介绍用宣痹通阳法治疗冠心病的经验。上海的金寿山老师对《五藏风寒积聚篇》的“邪哭”进行详尽考证，令人印象深刻。

　　《温病条辨》用了2个月，除了董建华、方药中老师是主讲外，还邀请了黄星垣、孟澍江、邓铁涛、潘澄濂、胡焕章等临床名家，各有特点。董建华老师高度评解《温病条辨》的三焦分证理论，并明确提出要在临床上重视温病三大治疗原则。孟澍江老师讲课系统全面，作开篇“温病学发展概况”，认为三焦分证实际是以脏腑为核心，简介寒温之争和统一，详介“伏邪”的临床意义。黄星垣老师观点鲜明，有针对性地提出春温、风温等病名不甚贴切，温病学要突破以季节命名；认为“伏邪”概念已无存在必要，而三焦作为辨证纲领似过于笼统；力倡温病学应以卫气营血为主进行辨证。他还作了“卫气营血在内科热病的辨证论治规律”讲座。而方药中老师却在上课时力主三焦辨证，认为三焦辨证把温病分为三类，可归纳疾病的性质，并系统介绍了三焦证治。如此反复问难质疑，加上同学精读并咀嚼消化，几个回合后，我们的学问自然见长。

　　我在临床上常运用《金匮要略》黄疸篇之经方治疗黄疸。但读到《温病条辨》：“惟罗谦甫具有卓识，力辨阴阳，遵仲景寒湿之旨出茵陈四逆汤而化裁之……间有始则寒湿，从太阳寒水之化，继则因人阳气尚未十分衰败，得燥热药数帖，阳明转燥金之化而为阳证者，即从阳黄例治之。”联系到自己临床遇到的案例，不禁击节叹赞：“吴鞠通先得我心，洵不我欺也。”以后我将自己对黄疸、痹证等吴鞠通杂病心法加以分析，成文并发表在《中医杂志》上。

　　此外，研究生班还特别开设了自然辩证法、逻辑学、医古文、日语等课，医史所的马继兴、余瀛鳌老师为同学进行医史文献讲座。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研究生的文化修养和学术视野，成为今后同学开拓学术领域的增长点和润滑剂。

　　第二学年是随师学习，整理各位老师的临床经验。老师们是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的赵锡武、钱伯煊、王伯岳、耿鉴庭、方药中、赵树仪、付方珍，以及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的赵金铎、董德懋、路志正、谢海洲、刘志明、朱仁康、韦文贵、张舜丞等临床家。通过随师学习，同学们的临床功夫得到了长足进步。

　　1979年下半年，中医研究院在东直门举行中西医结合学术报告会，由邝安堃、沈自尹、侯灿、周金黄、陈泽霖、匡调元、黄星垣等专家在会上作专题报告，使我们获益匪浅。

　　师友温情永记心间

　　将要毕业了，时任卫生部钱信忠部长为我班亲笔题词：“培养和造就一批高水平的中医人才，为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岳美中和四位副班主任、带教导师都纷纷为研究生班送来了充满真挚感情的题词。我们特地收录领导、老师和50位同学的照片和题词，印制成毕业纪念册，以资纪念。因为需要学位评定，原来的二年学制延长。经过毕业论文撰写和答辩，1981年2月16日，首届中医研究生正式毕业。1982年8月28日，我被授予医学硕士学位。遗憾的是，研究生班没有拍毕业合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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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第一排肖德馨、陈士奎、胡兆垣，第二排陆寿康、魏子孝、高铎、何绍奇，第三排孟庆云、郭正权、卢丙辰。 　　

　　2月28日，我们几个同学相邀为离京的胡兆垣、卢丙辰送行，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照片一）。这张照片整个一个“混搭”：肖德馨是北京中医学院1964届毕业生，是班上的老大哥，进校已40岁了；高铎最小，进校26岁，是自学成才，和我在研究生第二年同室，无话不谈；陈士奎、孟庆云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是“西学中”，孟庆云和我在复试和研究生第一年都是同室好友；何绍奇、胡兆垣是中医学徒出身，我毕业于上海中医学院，郭正权、魏子孝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卢丙辰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这张照片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生源情况。

　　“食其果者而思其树，饮其水者而思其源”。40多年来，我从一个普通的卫校老师成长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又是德国莱法州正式注册的执业医师。在学术上，我在2012年首先提出本于《灵枢》而切合针灸临床的“针灸治病八法”——调、通、引、决、补、泻、温、劫；研究针刺手法25年，出版了《针刺手法一百种》《中国针灸技术方法》等一系列著作，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学术影响。

　　在此，我要感谢两位老师的深情厚谊：

　　第一位是副班主任方药中（1921—1995）。岳美中老师病倒后，研究生班招收和教学重担全部落在方药中身上。他和岳美中制订的以四大经典为主的考试和教学计划，保证了首届研究生班的成功举办和研究生学制在中医研究院的逐步发展。他嗓音洪亮，学问渊博，“通吃”四大经典，他那纵横捭阖的演讲风格，永远是我教书育人的标杆。

　　第二位是我的研究生导师董德懋（1912—2000），他是北京四大名医施今墨的高足。他热情帮助我，细心爱护我，努力培养我，对我如子如弟，教我做人从医。他从李介鸣处借来施今墨尚未出版的医案供我抄阅，使我步入施今墨流派之室；他向《中医杂志》推荐我写的程门雪医话，使之得以发表；他在临床以脾胃中土为主、喜用平和王道方药治疗，直接影响了我以后的医学道路。

　　毕业后，我们50位同学分别被分配到北京、上海、天津、黑龙江、河北、河南、甘肃、新疆、贵州等地。如今已经成为中医界的领军人物，在学术建树、临床传承、教书育人、国际传播和著述编撰上都取得了卓越成就。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活水源头来。”四大经典就是中医学术进步的源头活水，也只有用这样的活水反复浇灌，才能让一棵幼小的树苗逐渐长成经得起风雨的参天大树，才能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向祖国母亲交上一分满意的中医成绩单。（陆寿康 北京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