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宝丹首载于宋代沈括的《灵苑方》，由生乌犀屑、朱砂、雄黄、生玳瑁屑、琥珀、麝香、龙脑、金箔、银箔、牛黄、安息香组成，具有清热开窍、化浊解毒的功效，主治中暑、中风及温病痰热内闭，适用于症见神昏谵语、身热烦躁、痰盛气粗，舌红、苔黄垢腻，脉滑数，以及小儿惊厥属于痰热内闭者。此方功效卓著，屡用屡效，后被收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列为开篇第一方，故又名局方至宝丹。

　　清代温病学说兴起，温病四大家之一吴瑭在《温病条辨》中将此方略去雄黄、金银箔，并与安宫牛黄丸、紫雪丹合称为“凉开三宝”，是凉开剂中的常用代表方。吴瑭说：“此方荟萃各种灵异，皆能补心体，通心用，除邪秽，解热结，共成拨乱反正之功。”《汤头歌诀》编歌诀为：“至宝朱珀麝息香，雄玳犀角与牛黄；金银两箔兼龙脑，开窍清热解毒良。”

　　至宝丹作为治疗卒中昏厥的常用药，疗效良好，不仅医家人尽皆知，信手拈来，而在一般士人中亦广为人知，耳熟能详。说来有趣，北宋诗坛竟以这首方剂之名冠以一种诗风，称为“至宝丹体”。

　　至宝丹中药物多为珍惜难求之动物、矿物和树脂香类药材，价昂而功效著，贵重无比，故以“至宝”名之。取譬比类，当时便把以王珪为典型的、创作以镶金嵌玉、辞藻富艳著称的诗文称为“至宝丹体”。

　　王珪（1019—1085），字禹玉，华阳（今四川成都）人。宋仁宗二年（1042年），进士及第，高中榜眼，初通判扬州，累官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封郇国公、岐国公，卒赠太师，谥“文恭”。他从登翰林到掌制诰者近二十年，朝廷的高文典册多出其手，文翰有名当时，时称“三旨相公”。他的诗流传至今约260余首，几乎全是近体律绝，由于他的诗风多“镶金嵌玉、雕润典丽”，富丽精工，故被人调侃为“至宝丹体”。

　　宋元人评其诗多有记载，宋代王直方《归叟诗话》云：“王禹玉诗，世号至宝丹，以其多使珍宝，如黄金必白玉对。”元代方回《瀛奎律髓》：“禹玉为词臣则摛藻细润，典雅劲健，未有后来全句长句之病，时号为至宝丹，以多用金玉锦绣之类。”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一之《诗病》专立“至宝丹”条，转引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的内容：“王岐公诗喜用金玉珠碧，以为富贵。而其兄谓之至宝丹也。”连王珪的兄长都讥之为“至宝丹”，故此事广为流传，时人竟干脆将王珪的诗便称为“至宝丹体”。

　　文学创作离不开作者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体验，王珪为官一直在京城，侍奉皇帝左右，触目皆是北宋统一帝国的富丽堂皇气象和皇家奢侈豪华的生活，其一生未曾迁谪，沉沦下僚，接触贫厄。梅尧臣有诗状其况：“金带系袍回禁署，翠娥持烛侍吟窗。人间荣贵无如此，谁爱区区拥节幢。”可见其富贵逼人。故其赋诗多富贵气，自然流露出了富丽华艳、秀雅高贵的气质风貌。正如《北宋人小集跋》曰：“禹玉弱冠甲科出欧公之门，许光凝撰集序谓其‘不出都城致位宰相’。”其诗喜用金玉珠碧，以为富贵，故其兄讥为至宝丹。予谓岐公诗多富贵语，唯如此富贵人能为之。”南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也曰：“人言居富贵之中者，则能道富贵语，亦犹居贫贱者工于说饥寒也。王岐公被遇四朝，目濡耳染，莫非富贵，则其诗章虽不富贵，得乎？”

　　在中国诗歌史上，以医方名来命名诗体的“至宝丹”现象，恐怕是绝无仅有的，虽然贬抑的成分多一些，但其诗确有特色，聊备一格，丰富了灿烂多姿的诗歌内容。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趣闻，了解到至宝丹这个名贵方药在宋代之影响深远，反映了中医药已深入到文人仕宦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意识中去了。（周益新 山西省大同市新建康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