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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槐卿医案畅达博雅

(2023-01-29 10:52:53)


时间:2019-12-19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8版  作者:单德成

 

  医案是中医药学伟大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医案可以提高中医理论水平,广开思路,扩大眼界。笔者近年阅读和整理承槐卿医案,总为其文笔所折服。该医案在中医各家医案中堪称上乘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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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槐卿医案。

  承恩诏(1862—1945),字鼎文,又字亦农,号槐卿,以号行,自幼随父习医,才华出众。承槐卿擅长内科,曾说:“余平生无它长,自业医,读书未尝一日闲,顾卷帙或多或少耳。”承槐卿对其诊治疾病的记叙既清楚明白,又生动形象,行文流畅,夹叙夹议,几乎可以当作优美的医学散文来品味。有一篇百余字的医案,将“补药有一偏之害”的道理,分析得合情合理。原文如下:

  药以对病为补,补药有一偏之害。前人所以有“药补不如食补”之论。五谷为人生养命之源,精神气血皆从此出。时咳无痰,历年已久。按脉弦大,舌腻苔黄。气体不虚,无从投补。每日用老枇杷叶三张,去毛包,煎汤代茶,频年常服。肺金清肃,即为祛病良方。此不补之补,胜于补也。

  在这则医案中,承槐卿建议患者使用一味老枇杷叶煎汤代茶,常年服用。最后一句“此不补之补,胜于补也”,确乃画龙点睛之笔。

  他善于用四言、六言或八言排句书写病案,讲究藻饰对仗,读之颇顺口,如:

  脾胃气虚,饮食之后,膈脘不舒,脾生乎离(),胃生乎坎 (),欲醒脾胃,宜补心肾。

  另如:“用意聊尽人工,不识能邀天眷?”说的是医生已经尽心尽力了,不知上苍能否眷顾。写得言辞恳切,医者的赤诚之心跃然纸上。

  承槐卿对病机的分析深透、精辟,阐发得淋漓尽致,这就是他最不为一般医者所能及之处。详述治疗过程中的曲折,给人以具体、真实而深刻的印象,如:

  拟肺肾并调,子母相顾,化源不窒,但补肾皆滋腻之品,又恐有妨胃纳,清肺皆甘寒之品,不免戕贼生气,是为用药之最难,勉与汤丸并进,双方兼顾,治病求本,庶合经旨。

  承槐卿医案的文采是有其深刻内涵的,是其精深医学功底的外显。其在医案中对于成语的引用更是信手拈来,如:“痰热蒙窍,发作如痫,平时神识不慧,非入虎穴不得虎子。”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同义语。“勉与朱、钱两先生商进开泄宣化,以冀挽救,不识鞭长果能及马腹否耶?”是套用了“鞭长莫及”一词。再如,虚劳证医案中写道:“桂非交趾,不能直达丹田,姑与清肺补肾之中,参以摄纳。”如“桂非交趾”,出自“交趾侵桂”一词,是宋代交趾(今越南北部)侵扰广西事件。大中祥符七年(1024年)交趾王李公蕴利用宋受辽、西夏骚扰之机,在钦州、洪砦江口掳掠人畜。承槐卿借用这个成语,告诫医生一定要找准病因和病位。又如:“君相火旺之时,水涸金囚中。急于滋养,恐杯水难救车薪”,是借用“杯水车薪”的句子。成语的恰当运用,易记易懂,言简意赅,语义深远,往往令人过目不忘。

  承槐卿医案最长的一篇是“中风”医案,多达659字,引经据典,博引旁征,夹叙夹议,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由于承槐卿诊务繁忙,短小精悍的医案,亦占很大比例,如:“饮悬两胁,咳时引痛,脉弦,宗《金匮》治法:白杏仁,红芽大戟,大枣。”理法方药,面面俱到,一共24个字,可谓惜墨如金之作。

  承槐卿对于痰的破解尤其精辟。其在“类中”的医案中写道:“‘痰’字从疒、从炎,由二火炼成。古人造字,早露一斑。”这种拆字解释,形象生动,易懂好记。他对某些症状的描写,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如对“惊悸”一案的记叙:“营阴不复,心悸而嘈,惊频频,心惕惕,如有人捕。”“惊频频,心惕惕”六个字,生动地将患者的症情表达出来。

  承槐卿勤奋、敬业,毕生致力于医的精神令人景仰。从而为我们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医案。晋代陆机《文赋》道:“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意思是指石头里面蕴藏着美玉,整座山都有光辉;水里面含有珍宝,连河流都更加妩媚。承槐卿以此来比喻文章中的精彩词句可以让整篇文章生辉。承槐卿医案中珠玑妙语,俯拾皆是,用此来比喻承槐卿医案,亦甚确切。

  虽然承槐卿去世已74年了,但每当我读其医案,总为其医德与才华所感动。一个出身中医世家,常年奔走于南北城乡间,不辞劳累为民众治病,而且肠热胆坚、学问博洽,救治了许多危急重症、疑难杂症的儒医形象,总是浮现在我眼前。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硕儒名医,留下的医案更是宝贵的文献资料。

  字如其人,文如其人,医案亦如其人。承槐卿医案立意构思之巧,遣词用字之妙,医理与文采兼备,朴实自然地反映了其学术观点及风格。(单德成 江苏省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访老范志大厝,寻万应神曲

 (2023-01-29 10:51:31)[编辑][删除]


时间:2019-12-19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8版  作者:赵中振

 

  中国人对“曲”并不陌生,造酒需要酒曲、制醋需要醋曲、制药需要药曲、蒸馒头需要面曲。曲为酒之母,酿酒所使用的酒曲品质越好,酒的品质也就越高,最好的可被称作特曲,而后依次是头曲、二曲、三曲。

  曲其实是一种发霉的谷物,即微生物发酵原料,可以分泌产生酶,具有生物催化作用。曲类药是药物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由于霉菌和酶的催化分解作用使药物改变原有性能,产生新的治疗作用的一类药物。曲类药是我国古代将微生物应用在药物制作中的成功范例,也是中药临床应用的一大特色。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第二十五卷“神曲”项下载:“昔人用曲,多是造酒之曲。后医乃造神曲,专以供药,力更胜之。盖取诸神聚会之日造之,故得神名。”

  我从小就知道中药焦三仙:焦山楂、焦麦芽、焦神曲。谈到神曲,首推福建的建曲,而建曲中首屈一指的还得说“老范志”了。清代著名医家赵学敏在其医著《本草纲目拾遗》“建神曲”篇中就有记载:“……福建泉州府城内范志吴亦飞驰名万应神曲……”我之前看这段记载望文生义,还以为老范志万应神曲像很多中华老字号一样,是范志吴发明的。这次到了福建泉州,才搞清楚了其历史沿革。

  我们首先走访了老范志万应神曲的生产企业——泉州中侨药业,了解到老范志万应神曲的创始人吴亦飞为晋江人,出生于清康熙年间,少时学医,后来又中了秀才。他从小就有仁慈之心,以平时学到的医术在乡村里行医治病,为百姓解除疾病痛苦。当时泉州市面上有多种建曲配方,吴亦飞对其很有研究,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他把其中一种建曲的原始配方从108味药改为82味药,这是第一次改动。改进后的神曲,药味虽然减少了,但药效反而提高了。

  吴亦飞从小就敬仰北宋大文学家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高尚情操,便将自家店名改为“范志”,他的神曲从此也称为“范志神曲”,表达了他志随范仲淹普济天下的宏大志愿。

  我们走访吴亦飞老宅,即老范志大厝(cuò)。“厝”在闽南语是房子的意思,大厝就是大房子。在老范志大厝大厅福字下方的橱柜内,供奉有当年光绪皇帝赐的牌位。

  这座大宅现在由吴氏后人居住。我们在这里巧遇吴亦飞的第八代孙。这位老人家正在吃饭,见到我们前来,忙放下了手中的碗筷。寒暄过后,老人家还给我们讲述了下面这段传说故事。

  一次先祖吴亦飞出诊归来,看见一蓬头垢面的乞丐躺在路旁,浑身发抖,呻吟不止,吴亦飞就将乞丐搀扶到家中,为他号脉开药,并让妻子为乞丐煎药。经过几天精心调理,乞丐的病全好了。临别前,乞丐掏出一本线装古书送给吴亦飞,说:“今生今世无法报答您的大恩大德,这本书是我捡破烂时捡回来的,或许您读书人用得上。”吴亦飞收下书,回家一看,发现是一本失传已久的宋代医书,里面详细记载着建曲的原始配方和制法。此后,吴亦飞将以往的配方删繁就简,去粗存精,仅保留了其中的52味中药材。这也是第二次配方改良,“范志神曲”再次升级。

  这位老人家还回忆了他年轻时,有一次外感风寒又伤食,上吐下泻、头痛、腹痛,他伯公用家里备用的老范志神曲给他熬汤,非常见效。

  清嘉庆丁巳年(1797年),一代名医陈修园到吴家拜访了曾是少年同窗的吴淡亭,也就是吴亦飞的次子。吴淡亭将家传秘方拿出来与陈修园探讨,陈修园看了后,又将原方删去3味,又增添了3味,使其组方更加合理。这是“老范志万应神曲”的第三次改良。

  如今的老范志万应神曲组方合理,配伍得当。其中有辛散疏风解表的薄荷、防风、荆芥、紫苏、羌活、葛根、香薷、柴胡(炒)、苍耳草等;配伍芳香化湿解暑、醒脾开胃、止呕止泻的砂仁、广藿香、厚朴(制)、苍术;消食化积的麦芽(炒)、莪术(制)、山楂、使君子、大黄(炒)等;行气导滞的槟榔、青皮(制)、木香、枳实(炒)、枳壳(炒)、陈皮(制)、香附子等;健脾的黄芪(炒)等;还有通利血脉、止痛的姜黄、泽兰、延胡索、高良姜(炒);尚有利水渗湿、宣泄里热的泽泻、茯苓皮、车前子、赤小豆、栀子等。

  以上诸药合用,祛除风寒、风热、暑湿、食积等多种邪气瘀滞,并配用麸皮、面粉、白曲、辣蓼、白芥子、炒川椒等在多次发酵过程中发挥协同作用,产生微妙变化,增强药效,共奏疏风解表、消积化湿、醒脾开胃之功,用于伤风感冒、夏令中暑、食积腹痛、呕吐泄泻等症,成为家庭必备良药。

  历史上,老范志还两次得到过皇帝的青睐,一是乾隆黄帝,二是光绪黄帝。据《泉州府志》记载,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泉州府学院考,时值盛夏,皇太后病情危急,乾隆帝即到处张榜求贤。皇太后服下范志神曲,神奇地痊愈了。乾隆帝大喜,颁赐“恩褒奖凭”的金彩,从此范志神曲便扬名全国。清光绪二年(187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新疆平叛。闽浙清兵到达新疆后,受不了大沙漠的酷热,不少将士中暑倒下,左宗棠忙令人火速赶到泉州购进大批范志神曲,煎后让将士饮用。清兵服用范志神曲后,药到病除,不久后就剿平叛军。此军情报之光绪皇帝,光绪帝龙颜大悦,亲自为范志神曲加封“万应”二字。加之神曲历史悠久,便称之为“老范志万应神曲”。

  老范志万应神曲铺于1954年公私合营之际成立老范志万应神曲厂,1957年又与原泉州新中制药社、开元秋水轩药铺合并,2011年被评为“中华老字号”。

  不无遗憾的是,我原本期待着像寻找东阿井一样去寻找老范志商标上那口老井。没想到,当年的老井已经被填平,当年的大宅年久失修。欣闻泉州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城市,真希望老范志万应神曲老宅能尽快恢复原貌,再现当年的风采,为今日的泉州锦上添花。(赵中振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

孙桂芝学术思想荟萃

 (2023-01-29 04:38:34)[编辑][删除]


时间:2019-12-23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5版  作者:樊岚岚

 

  编者按:2019年12月7日,孙桂芝教授从医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孙桂芝学术传承人及相关专家,介绍了孙桂芝“西为中用”学术思想内涵及其治疗恶性肿瘤的核心理念和方法,现编辑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孙桂芝,1937年12月生于山东省,第二批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博士后传承指导老师,第四、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传承指导老师。中国中医科学院荣誉首席研究员。从医60年来,孙桂芝一直从事中西诊治各种中晚期肿瘤患者80余万人次;获得国家级、部级、院级科技成果奖12项,荣获中医科学院岐黄奖、唐氏奖,发表论文70余篇,主编专著2部。针对中晚期胃癌患者术后化疗毒副反应、术后复发转移及晚期带瘤生存等不同阶段的临床特点和治疗环节,在扶正培本治则指导下,创立了系列治法和方药。

  西为中用学术思想内涵

  孙桂芝传承人、北京孙桂芝中医肿瘤研究所介绍了“西为中用”的核心理念。中国近代是中西医结合的首创:唐宗海认为中医与生物医学原理相通;张锡纯则认为中医包括了生物医学原理;恽铁樵是中医改进说的代表,认为改进中医应以中医本身学说为主;陆渊雷是中医科学化代表医家,他认为中医科研吸收生物医学的长处,也必须吸收其他科学知识,但目的必须为中医本身的发展和进步。在研究证候方面,中医方药对于证有效,对于病无效。新中国成立之后,陈可冀院士的活血化瘀法研究为证候研究的科学化提供了方法学基础。中国中医科学院创造了大量的证候动物模型,从而可以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证候的本质。正在进行的基因组学,方剂组学的研究,将使的中药药理获得突破,从而使化学药为中医之用。

  “西为中用”是孙桂芝在临床中的发现。化疗伍用中药而治则不同,其疗效有差异,于是就萌发了实验筛选有效方药的想法。1975初,开始对余桂清等常用的心脾方、脾胃方、脾肾方、肝胃方开展了实验。结果发现脾肾方组的动物生存状态、外周血象等均优于其他三组。1976年初由余桂清和孙桂芝共同拟定了脾肾方组成,做成冲剂,定名为扶正冲剂。

  王逊还讲解了孙桂芝临床上发现逆转与防止肠黏连、肠梗阻的溶纤方,主要有以下药物组成:生黄芪、苏木、三七、地龙、桃仁、蝼蛄、水红花子等。其中生黄芪补气升阳;苏木、桃仁活血祛瘀;蝼蛄善于走窜,性专行散,活血散瘀之力较强;水红花子散瘀软坚。现代研究亦证实上述药物具有明显的抗纤维化作用。同时配合间断小剂量化疗,不仅使病情稳定,而且可控制肠黏连、肠梗阻的再次发生。一部分肿瘤患者,如果肿瘤标记物持续升高,则反映体内仍然有一部分肿瘤的残存细胞或处于静止状态的余毒,可导致肿瘤复发、转移。肿瘤标记物的高表达,可以帮助医生尽早发现肿瘤的萌动、发展及转移;同时可以判断疗效,提高治疗对策。肿瘤标志物的升高可以看作“毒邪”致癌过程中的产物之一,而不是其全部。从热毒论治肿瘤标记物升高的对策,是在辨证的基础上,对不同部位的肿瘤标记物升高的选择,具有相对针对性的“靶向性药物”,针对不同类型的肿瘤细胞,在辨证基础上加入对癌细胞有抑制作用的药物,可收到更佳的效果,体现了及时汲取现代医学研究成果,西为中用的学术思想内涵。孙桂芝应用取象比类法,如用露蜂房、桑螵蛸、路路通等治疗肺癌、乳腺癌及卵巢癌,取其形状与相应的脏器如肺、乳腺、卵巢相似,在临床应用中疗效也得到了证实,同时现代研究也证明:露蜂房可调控血管平滑肌的增殖来抑制肿瘤的生长。

  病证结合治疗恶性肿瘤传承研究

  首先,通过研究已建立孙桂芝教授临床诊疗信息采集模块,将HIS系统与名老中医临床诊疗信息数据仓库对接,为临床科研一体化设想的实施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孙桂芝教授的药物处方配伍经验和面向特定病证的核心复方是重要的临床诊疗经验。基于复方药物组成的网络结构特点,采用基于图论的网络分析方法发现孙桂芝教授诊疗处方的药物配伍结构和核心处方内容。

  在复方组织规律的模型研究中发现,孙桂芝教授日常诊疗形成的复方集合或者面向某一特定病证的复方集合具有无尺度网络现象。

  孙桂芝教授治疗肿瘤的核心药物及其关联当系数为1.3时,每一个结点表示一味药物;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药性,红色表示温热药,海绿色表示寒凉药,黄色表示药性平和;集散结点药物与周围结点药物间连接的边的长短可以衡量各药物间的紧密关系,即配伍关系。这样不但可以看出核心药物,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出核心药物之间的关联度。

  孙教授治疗中晚期肿瘤的经验用方乳癌软坚消瘤方(组成:炮山甲6g,山慈菇9g,浙贝母10g,生龙骨15g,生牡蛎15g。功能:清热解毒、化痰活血、软坚散结)、肺癌平(组成:僵蚕10g,鼠妇10g,九香虫10g,川贝母6g。功能:活血解毒、化痰散结、理气止痛、润肺止咳)、肝癌经验方(组成:生黄芪30g,杭白芍15g,炮山甲6g,鳖甲10g,龟板10g,藤梨根15g,虎杖10g,桃仁6g,地龙6g,水红花子10g,蛇舌草30g,生甘草10g。功能:益气养血,软肝散结,清热解毒)、补血消积清肠饮(组成:生黄芪30g,黄精15g,鸡血藤30g,枸杞子15g,女贞子10g,炮山甲6g,鳖甲10g,红藤10g,败酱草15g,生甘草10g。功能:益气补血,软坚散结,清热解毒)和脑瘤加味慈桃丸(1补肾填精:熟地黄、山药、山萸肉、丹皮、土茯苓、泽泻。2软坚散结:穿山甲、鳖甲、龟板、山慈菇、五味子。3熄风通络散结:全蝎、蜈蚣、小白花蛇。4补肾益脑:桑葚、桑螵蛸、核桃肉取象比类,引药入脑,既是实践经验的凝炼,也是理论认识的结晶;既做到学习整理,又有利于传承推广和进一步研究开发院内制剂)。

  应用时要抓住三点:益气血重在补脾。补阴阳应当益肾。补脏腑注意生制。

  孙桂芝教授临床全部病例用药类别规律:采集录入孙桂芝教授临床全部病例用药类别分析显示:补虚药(43味)应用最多,其次分别是清热药(18味),活血化瘀药(17味),理气药(15味),化痰止咳平喘药(9味),收涩药(9味),消食药(8味)等。

  创新点:采用实时HIS系统结合名老中医数据仓库、大样本临床有效病例分析、师徒方药拟合度研究等方法,对名老中医经验传承方法进行了有益探索。

  针对恶性肿瘤重大疑难疾病,从理法方药,系统总结了孙桂芝教授中西医结合诊疗经验,并在肿瘤、血液、肝病、妇科、脑病、急诊、感染疾病等多学科得到有效应用。

  中西医结合取类比象

  西医的纵向思维沿着种属即从千般到个别的垂直方向进行,西医所取的“象”科学而具体,药理与人体生理病理能连接起来。中医的类比思维具有比较强烈的主观色彩,中医古老而传统的“象”具有抽象、概括的特性,虽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丰富的优点,但它缺少严格的客观准则的制约,其结论是或然的,可靠性小、创造性大,这是中医的不足之处。这也决定了建立的模型不太稳定,形成的经验也往往不稳定。如果将现代医学的生理、病理中的具体的“象”引入到中医的类比思维中,有了现代医学认识疾病的纵向思维的约束,就能增强中医经验模型的稳定性,或然就能受到限制,可靠性变大,其验证后的经验也非常稳定。这是中西医结合的优势,也是孙桂芝的优势。

  孙桂芝能够将中西医汇通,互融。既能从现代医学生理、病理中思考中医机理,将中医理论中抽象、概括性的“象”转换为具体的、可视的现代医学的“象”;又能从中医传统医学智慧中寻找思路、线索,从中摸索出解决现代医学难题的方法,并通过反复的临床实践验证,将成功后的结果,转化成为独到的认识与临床经验,这些临床经验非常稳定,操作性、可重复性非常强。她是将传统中医的“取象比类”方法运用得最为成功的临床医学大师之一。

  重构的中西医思想实验模型必须在临床上得到验证后,方能知其疗效,并形成经验积累,这也是中医无论如何也不能脱离临床的根本原因。其中孙老师临床所倡导的病-证结合模式也是以上述理论为基础的。以乳腺癌为例:“乳癌消”是孙桂芝教授治疗乳腺癌的经验方、辨病用方。该方由山慈菇、浙贝母、炮山甲、生龙骨、生牡蛎五味药组成,功效解毒抗癌、化痰活血、软坚散结。在辨病论治的基础上,孙桂芝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乳腺癌进行辨证治疗。

  肝郁脾虚型:情绪抑郁不舒,乳房肿块胀痛,胁助胸腹胀痛或少腹胀闷窜痛,善太息,舌淡胖,苔薄白,脉弦细或沉弱。治以疏肝解郁,健脾养血,用逍遥散合并乳癌消加味。

  痰瘀毒结型:乳房红肿疼痛,皮肤变紫而不平,或溃破不收,乳头溢液,糜烂溃疡,甚至发热,胁助胸部疼痛,时如火烧电灼,舌绛有瘀斑,苔薄黄或厚黄,脉弦数或沉弱。清热解毒,活血祛瘀,化痰散结。用四君子汤合五味消毒饮合并乳癌消加减。

  气血两虚型:形体消瘦,面色萎黄或苍白,气短乏力,动则汗出,或头晕目眩,食欲不振,纳差,心悸失眠,舌淡嫩,苔薄白,脉细弱。健脾宁心,益气养血。以归脾汤为基础合并乳癌消加减。

  肝肾亏虚型:面容憔悴枯槁,头晕目眩,潮热盗汗,腰膝酸软,耳鸣,五心烦热,口燥咽干,舌红,少苔,脉细数。滋补肝肾,软坚散结。以乳癌消合经验方“二黄鸡枸菟(生黄芪、黄精、鸡血藤、枸杞子、菟丝子)”气血阴阳四补方。

  孙桂芝有非常深厚的中医辨证论治功底,在临床尤其善于应用经方治疗肿瘤疾病,如治疗食道癌的小陷胸汤,治疗消化道肿瘤湿热蕴结的三仁汤等。另外孙桂芝对内、外、妇儿各科常见病、疑难杂症的中医治疗经验也非常丰富,这都源于始终没有放松对传统中医临床经验的积累。她善于学习,不断吸取内、外、妇、儿各科专家的临床经验为我所用。她常说,临床上肿瘤患者会伴随有各种疾病,肿瘤医生不仅要治疗肿瘤,同时也要治疗各种伴随疾病。

  孙桂芝在用中药调理症状方面,也做得非常精细而且独到。比如其在调理二便上,大便溏加炒白术;大便稀,每日3次以上,加山药、莲子肉、炒扁豆、儿茶、金樱子;大便先干后稀加晚蚕沙、皂刺;大便干,无力排便,加生白术,重者再加急性子;大便干,阳虚便秘,加肉苁蓉、木香、枳壳;大便黏滞而不爽加藤梨根、虎杖;大便有脓血,则用红藤、败酱草、地榆炭、炒槐花、赤石脂等;里急后重加木香、黄连。小便频,特别是夜尿甚,加鹿角霜、灵芝;小便频急,时有疼痛,热感,加瞿麦、金钱草;小便清长,加牛膝、桂枝、益智仁、仙茅、仙灵脾。

  孙桂芝擅于从现代医学解剖、生理病理中的概念、机制(象)中寻找中医机理(类),补充了中医原始“象”的抽象、难以确定的不足之处,以便更加具体、形象而且科学指导中医临床,使中医临床更有成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解剖及生理病理中求阴阳中医机理;从细胞及分子层面求阴阳;从中药现代药理中求阴阳。

  从解剖及生理病理中求阴阳

  肠道黏连、梗阻,以蝼蛄,蜣螂通其塞:孙桂芝喜用蝼蛄,蜣螂相配治疗肠道粘连、梗阻。蝼蛄咸,寒,无毒,喜居低湿地带、腐殖质地区。如《本草图经》日:“穴地粪壤中而生,夜则出求食。”《医学发明》曰:“蝼蛄性善穴土,故能治水肿。自腰以前甚涩,能止大小便。自腰以后甚利,能通大小便,取以治水最效。”孙老根据其特殊的生长环境,用于治疗下消化道之疾患;蜣螂咸,寒。有毒。因其栖息在牛粪、人屎堆中,或在粪堆下掘土穴居,能将粪便变成球型,故又名“推粪虫”。善破癖、攻毒、通便,适用于因肠道粘连所导致的机能性梗塞。这是应用中医“比象比类”指导中医治疗现代疾病的生动事例。

  肿瘤脑转移以虫类深伏搜刮

  肿瘤脑转移孙桂芝常用全蝎、蜈蚣、小白花蛇。她认为:虫类药多入肝经,善祛风通络,熄风止痉。按取象比类虫类具有钻头觅缝,无孔不入的特性,善于搜刮深伏之邪;虫类药多带一定毒性,能以毒攻毒、消肿散结;按现代药理研究,部分虫类药对中枢神经有亲和作用,具有安定、抗惊厥、抗癫的功效。

  芳香开窍药打通血脑屏障

  血脑屏障的功能是阻止某些物质由血液进入脑组织,保持脑组织内环境的基本稳定,对维持中枢神经系统正常生理状态起重要作用。此项生理功能亦同时防止了药物进入颅脑,降低药物作用和疗效。孙桂芝认为,气味芳香,性质辛散的中药具有通关开窍、启闭回苏的作用,她常用石菖蒲、冰片、麝香等引药入脑,打通血脑屏障。这种认识,近代研究也颇多,可相互参考印证。

  从中药现代药理中寻求中医顿挫肿瘤之理

  对于肿瘤,孙桂芝多选用现代药理具有抗癌活性的中药顿挫肿瘤。对于胃癌,常用藤梨根。藤梨根味酸、微甘,性凉,有小毒,具有清热、利尿、活血、消肿之功效,现代研究表明其对胃癌有较好的抑制作用。虎杖味苦,性寒,具有清热解毒、利湿退黄、活血化瘀等作用,《日华子本草》曾言其可“主疮疖痈毒”,现代研究表明其亦有一定抗肿瘤作用。两药合用,不仅能抗癌解毒、软坚散结,有类似于热蕴肉腐而成痈病者,颇能切用。对于肝癌,常用白花蛇舌草、半枝莲、藤梨根、土茯苓、天龙等具有抗癌活性的中药顿挫肿瘤。

  肿瘤遣方用药善于取象比类

  参照历代本草与近代研究取象比类遣方用药,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如孙老师肺癌治疗常用虫类药鼠妇、九香虫、露蜂房、僵蚕。她认为:鼠妇、九香虫轻灵小巧,善行上焦,入肺内搜刮瘤疾,又鼠妇味酸,温,善破积;九香虫味咸,温,能理气止痛,温中助阳。露蜂房为蜂之巢穴,味甘,平,有毒,因其型似肺,故能治肺,孙桂芝指出蜂房内载有蜂卵者,药用价值更佳。僵蚕气味轻宣,僵而不腐,得清化之气,故善治风化痰,又其色白入肺,散结行经,善散肺内痰结。临床上孙桂芝又喜用僵蚕配天龙治疗鳞状上皮细胞癌,疗效确切。

  从中药药理求解肿瘤治疗中出现的医学问题

  孙桂芝根据浮萍具有较好利水作用特点,推测其对因放疗引起的肺泡水肿会有一定疗效,将之应用在肺照射期间利水增效,改善肺部症状,临床证实她的认识非常到位。另外她从现代药理证实白芷具有光敏性的特点,将之在肺癌放疗中应用,确能起到放射增敏功效。 (樊岚岚 整理)

病证结合诊疗疾病举隅

  (2017-01-01 16:14:36)[编辑][删除]


李军 陕西中医药大学

病证结合,并非是将西医诊断的“病”与中医辨出的“证”,生搬硬套以固定模式进行所谓的低层次的“中西医结合”,那样只能中西药混用,将中西医两套不同诊疗理论体系简单叠加,往往难以取得满意疗效。中西医结合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故在现阶段,宜将病证结合作为一个“抓手”,逐一病种的探析中医证候的不同特质表现,将中西医的生理病理、病因病机重新进行有机的内在深层次探析,深化中医的病机认识,并制定出相应的诊疗方案,充分发挥中医药的潜在优势,这是提高中医诊疗效果的有效途径。

衷中参西 辨证求本治难症

西医诊疗以“病”为主,中医诊疗以“证”为要。其各有千秋,也各有利弊。若将二者有机结合,即将病证结合进行诊疗,疗效必定提高。2014年曾诊治一中年女性患者,48岁,某中学教师。尿潴留2月,经中西医诊疗无效。西京医院、西交大一附院诊为“神经元性膀胱”,拟手术造瘘姑息治疗。因患者惧怕造瘘,又转中医治疗,诸中医念其病前曾服泻药治疗“习惯性便秘”,辨证为“中气不足,膀胱气化失司”,予补中益气汤化裁施治,重用黄芪从30克、50克、80克至100克仍欠效。详问病史,乃知其病前单位组织职工查体,为妇科B超检查憋尿,其憋尿过甚遂发此症。诊见其舌下瘀点(++),思考其憋尿过甚,膀胱逼尿肌纤维受损,毛细血管破损,神经纤维亦必因缺血缺氧损伤,难怪西医诊为“神经元性膀胱”。鉴于此分析,实为膀胱血瘀为患,遂予“少腹逐瘀汤”化裁,先予五服试治,三剂后即可少量自行排尿,效不更法,经调理月余痊愈。

西为中用 深识病机巧辨证

传统中医诊断以“望闻问切”四诊手段收集“证候”,再经辨证思维辨出所属何“证”,继予辨证施(论)治。然而受历史条件所限,中医四诊方法及手段有粗略之嫌,如何将现代检测检验指标纳入中医四诊范畴,给其赋予中医理论的新概念,拓展中医四诊视野,这也是搞好病证结合、提高中医疗效的重要途径。2015年吾曾诊治一“干燥综合征”病例。某女50岁,因眼干羞明,口舌干燥半年,被多家医院确诊为“干燥综合征”,用西药激素等治疗欠效。又转诸多中医治疗,皆念其口眼干燥且伴神疲乏力,大便稀溏,脉沉细,遂辨证为“气阴两虚”为患,投大剂量气阴双补之剂仍乏显效。吾视其检验指标血沉增快,类风湿抗体指标均显著增高,考虑这些抗体可视为血中浊毒,浊毒壅滞脉络,耗气蚀血,而致气阴两虚之外候。故中西合参,辨证为“浊毒滞络,气阴两虚”为患。处方予土茯苓40克,土元10克,水蛭6克等,以涤浊通络治本,加生脉散以气阴双补治标。先给12剂试治,复诊时诸症锐减,已可少量分泌唾液、泪液。复查血沉指标已正常。效不更法,依上方随证稍事加减变化,调理2月余临床告愈。

中西并举 去伪求真巧辨病

西医诊断注重“病”的确诊,然而在西医大医院科室功能划分越来越细,将人体人为地条块分割,难免有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造成误诊或漏诊。2015年我诊治一32岁男性患者,血压高达200/150mmHg半年余,伴头痛头晕,面红目赤,在西安诸家大医院诊为重度高血压(危象),用四联降压药仍欠效,转诸多中医辨证为肝阳上亢,多用天麻钩藤饮,亦不见效。

问诊得知其日久伏案,肩颈部压痛(++),遂让其拍颈椎X线,片示颈椎曲度反曲,颈2~3呈双突征(双边征),考虑系颈椎小关节功能紊乱,牵拉压迫交感神经节导致血压升高,遂按颈源性高血压论治。颈椎病在X线上显示是椎体病变,实际是颈项肌日久劳损,牵拉失衡导致的继发病变,应称其为“颈肌椎病”更切合临床实际。故此病患乃由颈项筋瘀阻,督脉阳气郁遏上冲于脑所致。除了在我指导下锻炼外,口服自拟清脑通络汤(草决明、丹参、川芎、山楂、水蛭、野菊花、钩藤)化裁,以舒筋通络,清脑活血。一周后血压恢复正常(服中药后自行停服所用降压药)。嘱其坚持颈椎锻炼法,一年后随访血压无反弹。

目前西医诊断疾病,充分利用各种理化检测手段力争确诊出“病”,对“症”下药,有其现代科技的独到优势。然而中医的独特诊法也有其潜在的优势,若能将二者灵活地结合运用,取长补短,对临床诊疗大有裨益。2015年10月初,专家门诊时,有个女患者,62岁,以胸闷气短、心前区疼痛五年加重半月为主诉,按“冠心病、不稳定心绞痛”收住院。西医用“扩冠”等常规治疗,且加服“丹参滴丸”含服,胸痛不减反而增剧,又念其入院两周未解大便(曾先后邀消化科会诊,两次灌肠仍未排大便),遂邀中医会诊。诊见神疲乏力,面色苍白无华,胸闷气短,心慌心悸,心痛频作,脘腹胀痛,干呕纳差,大便半月未行。唇舌紫黯,苔白厚腻,舌下瘀点(++),脉沉细滑。耳穴“心、胃、小肠”区压痛(++)。鉴于时值深秋之季,追问患者此次病情加重前,是否进食时令水果柿子,乃告病重前确大量进食未熟透涩柿及红薯。脉证相参,断为涩柿壅结胃肠,阻遏中焦气机,血脉瘀滞,故心痛频作,大便难解。治宜心胃同治,选平胃散合瓜蒌薤白半夏汤及失笑散化裁,酌加台乌、川芎、石菖蒲,以消积通滞,舒心通络。先予五剂试治。复诊时自诉,上方服用三剂后,即泻下胶块状粪球二十几粒,心腹疼痛锐减。五剂服完,复如常人一般。诊见面色已现红润,精气神转佳,舌苔已转薄白,再予上方稍加香砂党参十剂。

中西合参 病证结合彰疗效

前文述及西医诊疗以病为主,中医诊疗以辨证为要。我认为限于医者的学术水平及目前的科技手段,有些病已可确认,却无相应的特效治法;有些病痛查无实据,令人无证可辨。对此,无论是中西医业者,皆有露怯之同感。不过医者在此时,能融会贯通病症的中西医病理生理、病因病机,择善而从,或有立解倒悬之生机。

2013年8月中旬,我在专家门诊时,有一中年女性患者在候诊时,突发剧烈胸痛,凄惨号叫,双手抓胸,痛不可忍,大汗淋漓。疑似心梗,急问其陪同家属(丈夫)简要病史,答其近2年有类似频发病况,在咸阳市中心医院按“冠心病、心绞痛”住院三次,无效。呼吸急促,双肺清晰,心率104次/分,律齐。又急用探棒按压耳穴示“食道、贲门、胃”区压痛明显,尤以贲门区压痛反应强烈。即用探棒反复按压上述三穴区,约2分钟后胸痛锐减,神情平复,持续按压约5分钟左右,胸痛消失,患者破涕为笑。自诉晨起为从兴平市赶路来咸阳就诊,未进早餐,途中仅干食了7、8颗新疆大枣充饥,遂发此症。据此,疑诊病患乃贲门炎致食管痉挛所为,念及其平素喜食辛辣,拟辨为胃腑瘀热证,遂处芩连二陈汤合失笑散,加蒲公英、炙百部、元胡等,以清热和胃,通络止痛为治。先予6剂试治,并嘱近日查胃镜以确诊。一周后复诊,诉胸痛未发,胃镜示:糜烂性胃炎伴反流性食管炎。继予上方加土茯苓30克,细辛4克,以清解瘀热浊毒,通络生肌止痛为治。

此后据脉证稍事依法化裁,经治2个月后复查胃镜示:浅表性胃炎,食管光滑。遂予香砂养胃丸善后。2015年9月随访,病无复发。此案胃病当心病医,在其平素并无胃脘痛,发病以胸骨后剧痛骤发为特点。故临证思路要广,不要被表象所迷蒙,中西并举,以解倒悬。

我在临床中遇到诸多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病,发现其检测的甲功七项指标,除T3、T4、FT3、FT4下降外,TSH增高并伴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甲状腺球蛋白抗体显著增高。病人表现有情绪低落、全身肿胀,畏寒怕冷,血脂增高,甚或伴心包积液、肝肾损害等并发症。

此病早期多有亚甲炎病史,致甲状腺损伤继发导致甲减,西医用优甲乐治疗仅是补充疗法,对两种增高的抗体尚乏药可医,故甲状腺的功能并未修复,难怪让其终生服药。

我将其两种增高的抗体仍视为浊毒,因浊毒滞络,耗气蚀阳,故现脾肾阳虚,痰浊水瘀交结为患。治疗常以二仙二陈桃红四物汤加土茯苓30~50克,皂刺10~15克,蒲公英30克,炙百部10克,鹿角霜10克(冲服),以温肾健脾,涤浊解毒,活血通络为治,经治此类病证150余例,获取良效。(李军)

生病起于过用

   (2017-01-03 19:11:18)[编辑][删除]

 

 作者:王国玮

  “生病起于过用”出自《素问·经脉别论》,是中医学关于人类发病的一种认识。文中指出:“故饮食饱甚,汗出于胃。惊而夺精,汗出于心。持重远行,汗出于肾。疾走恐惧,汗出于肝。摇体劳苦,汗出于脾。故春秋冬夏,四时阴阳,生病起于过用,此为常也。”所谓“过用”即指超越常度,虽指五脏过劳而致病,但结合《黄帝内经》其他篇有关发病内容的原文来看,其在发病学上有着普遍意义,因而应将“过用”视为人体致病的普遍规律。

  疾病的产生是由于内在或外界各种因素发生异常变化,超出了人体的适应限度,包括四时天气、七情变化、饮食、劳倦等,使脏腑气血损伤者, 皆为之。同时过度治疗、盲目使用保健品等亦属于“过用”范畴。

  六淫太过可致病 顺应四时养生观

  认识和掌握自然界的规律,顺应自然界的四时气候变化,并利用四时气候变化规律以避害就利。

  《素问·保命全形论》言:“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和万物一样,都应与自然环境相适应。若自然界发生变化,人体亦发生与之相应的反应。因此,养生须顺应自然界的阴阳消长、四时的生长收藏变化规律。如正常的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的四时气候变化,有利于自然界的生、长、化、收、藏,人应之,就不会生病或少生病。而气候反常,诸如冬寒过甚、夏热过甚,或冬应寒反热, 夏应热反寒等,人在其中,则易发生疾病。人们只有掌握和适应自然环境变化的规律,才能维持人体健康。《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有真人者, 提挈天地,把握阴阳……有至人者, 和于阴阳,调于四时……有圣人者, 从天地之和,处八风之理……有贤人者,法则天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认为养生的奥妙在于认识和掌握自然界的规律,顺应自然界的四时气候变化,并积极主动地利用自然界四时气候变化规律以避害就利,达到益寿延年的目的。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更详细论述四时阴阳生长收藏规律以及顺从四时阴阳养生的方法,人们应在自然界生气勃勃、万物欣欣向荣的季节里,顺应天地生发之气以养“生”;在万物发育成长的季节里,顺应自然界繁荣茂盛之气以养“长”;在万物成熟收获的季节里,应效法天地收敛清肃之气,使神志宁静养“收”;在草木凋零、昆虫蛰伏、天寒地冻、万物闭藏的季节里,应当避寒就温,法天地闭藏之气,使阳气潜藏于内以养“藏”。如在起居方面,即在起床、吃饭、上下班、睡眠、锻炼、学习、大小便等等诸方面,均必须遵循和养成一定的规律性,以保证人体阴阳不受或少受各种不利因素的干扰,从而维持正常生理活动,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此外,人还应顺应一日之阴阳消长,安排作息来调节自身阴阳。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说:“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是故暮而收拒,无扰筋骨,无见雾露,反此三时,形乃困薄。”

  由此可见,《黄帝内经》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对养生学的意义重大,尤其对当今崇尚回归自然,返璞归真,顺乎自然而养生、延年的养生理念具有启迪性。

  饮食太过生百病 调和饮食养生观

  调节饮食,谨和五味,合理搭配,饥饱适中等就成为目前饮食五味养生的重要途径,切忌“过”和“偏”。

  饮食是维持生命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生命全赖饮食化生气血精微物质以资营养。《素问·六节藏象论》所云:“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合理的膳食,谷肉果菜搭配得当,营养丰富而全面,就可维持和增进健康,减少疾病,延年益寿;而饮食失当,过饱、偏嗜、无规律等,又最易影响健康,折损寿命。

  因此,《黄帝内经》提出的饮食养生原则必须做到饮食五味调和,即“食饮有节” “谨和五味”,尤其重在“节”“和”二字,力戒饮食过量及五味偏嗜。

  《素问·痹论》载:“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素问·生气通天论》也说:“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癖为痔;因而大饮,则气逆……”指出了过量的饮食可使肠胃损伤,气血失调。

  《素问·宣明五气篇》载:“辛走气,气病无多食辛;咸走血,血病无多食咸;苦走骨,骨病无多食苦;甘走肉,肉病无多食甘;酸走筋,筋病无多食酸。”说明因五味偏嗜也可引起多种疾病,可见饮食五味调和的重要性。《素问· 脏气法时论》还具体提出了饮食五味养生大法,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益精气”的著名饮食五味养生理论,这与现代医学提倡的“粗细搭配,荤素搭配”营养学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具有极高的理论意义和临床价值。合理饮食,平衡膳食是人健康长寿的关键因素。

  七情太过情志病 调摄情志养生观

  人们应保持高尚的情操,心情舒畅、愉快、宁静,则人体气机调畅,气血平和,精神不散而安定内守。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谓:“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若不能很好地保养精神,顺调意志,七情变化超越了常度,任性放纵,过分激动,则会导致人体气机紊乱、脏腑阴阳气血失调,引起许多情志病证和内伤疾患。《素问·五运行大论》云:“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可见,《黄帝内经》在发病观方面非常重视精神情志因素的影响。

  同时,在养生观方面,《黄帝内经》对精神情志的修养也非常重视,认为思想活动正常、精神愉快、意志宁静是保持身体健康的关键。《素问·上古天真论》强调:“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即是说,人们应保持高尚的情操,心情舒畅、愉快、宁静,控制私欲和非分的妄想,做到“志闲以少欲,心安而不惧……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则人体气机调畅,气血平和,精神不散而安定内守,正气旺盛,足以抗御病邪而“能年皆度百岁”。所以,去掉私欲杂念,保持乐观情绪,拥有开朗的性格,高尚的情操,精神内守,形神统一,是防病健身、身心健康、延年益寿的首要条件,是《黄帝内经》养生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现代人应该提倡的养生方法。

  身体过劳也生病 劳逸结合养生观

  劳逸结合而且适度,才能增强体质,减少或防止疾病发生。

  中医历来提倡适度锻炼与休息并重。中医认为,适度合理的劳作与活动可使人体气血通畅、筋骨强健。科学而合理地用脑,可防止大脑衰退,从而调节机体功能,使其保持旺盛。适度的休息则可促进气血的恢复。劳逸结合,劳逸适度,可以保持旺盛的精力从而增强体质和抗病能力,达到延年益寿。

  劳累过度会使人精神疲倦,脏腑功能损伤而致积劳成疾,包括形劳、神劳和房劳。尤其是过度房劳,更会直接损伤肾精。但若过度安逸,如长期不活动、懒散不用脑、睡眠过多等,也可导致脏腑功能衰退、气血运行不畅、筋骨不利等,从而加速衰老、死亡。

  针对过劳为病,《黄帝内经》养生理论中明确提出要“形劳而不倦”“不妄作劳”。即要常小劳,但不要过劳。过劳就会损伤精、气、神、形,而致正气虚衰,多病而减寿。还要适度而合理地休息,使机体与大脑得以修整,气血精津液得以恢复,从而保持充沛体力和旺盛的精力,这样才能更好地工作和学习。所以,应注意劳逸结合而且适度,才能增强体质,减少或防止疾病发生。

  《黄帝内经》针对房劳过度还特别提出了房事养生理论,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提倡“节劳”和“节欲”,不能“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但又不要“无欲”。提出房事要掌握“七损八益”的规律,调节阴阳,保养精气,进而延年益寿。(摘自《中医健康养生》杂志十二月刊)

郁乃心病通心为上

    (2017-01-06 09:01:43)[编辑][删除]


刘荣满 重庆市时珍阁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王辉武教授是全国第三、四、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我跟随王辉武教授临症期间,发现王辉武教授对郁病有独到见解,认为“久病皆郁”“郁乃心病”,现举例说明之。

病例一

高三学生谭某(患一),女,17岁,由父亲陪同来诊,长相清秀、腼腆,双耳塞着耳机,说话吞吐,经父亲补充,方了解女孩最近两个月睡眠差,噩梦多,半夜醒时身体无法动弹,但意识清醒,记忆力减退,成绩本来中上乘,现一路下滑,舌稍红,浅黄薄苔,脉弦稍数。

病例二

严先生(患二),年近不惑,数年前因失眠等症状多处就诊,并服用过一段时间精神类西药,有所缓解,停药病情反复,无法正常工作,十分痛苦,遂来求治。见舌尖红,厚腻苔,脉沉弦涩。

病例三

钟婆婆(患三)全身乏力,晨起口苦,睡眠差,五心烦热,经常觉得活得没意思,痔疮多年,反复发作,舌尖红质淡红,浅黄薄白苔,脉弦滑。

三位病患虽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但均出现神志异常症状,睡眠障碍,精神紧张,无法集中注意力做事,甚至思想消极,有轻生念头。王辉武教授认为,郁病虽症状多样,病程有长有短,遣方用药不同,但多气郁病及心,心神之使道不通,难以发挥心主神明的作用,所属现代医学的焦虑症、抑郁症、癔症等等范畴,治疗之法,当以解郁通心为主。分别拟方如下:

谭某(火扰心神):丹皮12克,炒山栀12克,柴胡12克,白芍15克,法半夏15克,陈皮12克,茯苓20克,薄荷10克,生龙牡各30克,制远志10克,石菖蒲10克,香附15克,合欢皮20克。7剂,水煎2次,取药液450毫升,每日1剂,分3次温服。

严先生(心神不宁):柏子仁12克,藿香12克,枸杞15克,五味子10克,肉桂3克,党参20克,茯神20克,菊花12克,枳壳10克,石菖蒲10克,香附15克,合欢皮20克,郁金15克,生牡蛎30克。7剂,水煎2次,取药液450毫升,每日1剂,分3次温服。

钟婆婆(痰热扰心):川黄连1包,法半夏2包,茯苓3包,甘草2包,竹茹1包, 枳实1包,香附2包, 生龙牡各2包, 郁金1包, 柴胡1包,钩藤2包,柏子仁1包。7剂,免煎剂,用开水450毫升充分融化,每日1剂,分3次温服。

中医学论郁,最早见于《内经》。《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言“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并提出了五郁治则。

元代医家朱丹溪创立了六郁论,即气郁、火郁、湿郁、痰郁、血郁、食郁,认为“气血冲和,万病莫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丹溪心法·六郁》)。

郁病,根在心气不通。“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故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素问·灵兰秘典论》),不通则心神不达,气血受阻,治则唯“通”为要,辅以善诱。谭学生起病在肝,遣丹栀逍遥散疏通肝气,并佐菖蒲、远志、龙骨、牡蛎等以通心气、安心神、开心窍;严先生因病情较重,虚实夹杂,以仁熟散(《医宗金鉴·杂病心法》)合天王补心丸、交泰丸删减三方合而为一,补心阴、通心肾,以补为通;钟婆婆病重也在心,当以调心神、祛痰热。三张处方不离养心血、通心气之法。

王辉武教授说:“善治郁者不治肝而治心”,根据个案情况,或以肝为标,或以心为重,或二者同治。有自拟方合欢解郁汤(由合欢皮15~30克、谷麦芽各10~25克、柴胡15~20克,茯神15~20克,香附10~15克,炒枣仁15~20克,珍珠粉0.5~1克,川芎8~10克,山栀子10~12克组成,剂量供参考),略经加减,广泛用于各种郁病,多有显效,乃王辉武教授多年临床之体悟也。(刘荣满)

桂枝去芍药汤合香砂六君汤治疗心悸案

     (2017-01-03 17:27:24)[编辑][删除]

 


黎崇裕 广东省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刘志龙名医工作室

邹某,女,63岁,2016年2月19日初诊。主诉:心慌2个月。

患者肤色偏白,2个月前出现胸痛、胸闷、心慌,现口唇不发绀,心慌胸闷,活动时无明显加重,但饭后心悸明显,且伴有胃部不适、反酸,乏力,易焦虑急躁,大便正常,舌淡苔薄白有裂纹,聚豆脉。既往无其他重要病史可载。对青霉素过敏。常规心电图、动态心电图以及甲功检查未见异常。广东省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刘志龙教授认为,此心悸乃因水饮凌心、脾胃气虚所致,治当益气健脾、振奋心阳为主,方用桂枝去芍药汤合香砂六君汤化裁。

处方:桂枝10克,红枣30克,生姜片10克,炙甘草10克,白茯苓15克,党参15克,生白术15克,木香10克,生麦芽15克,生枳壳10克,陈皮10克,7剂,水煎温服,1天1剂,1日3次。

医嘱:注意休息,多饮水,饮食宜清淡,忌肥腻辛辣醇酒之品,节房室,畅情志。

二诊(2016年2月26日):前药后心悸症状明显减轻,其他症状依旧,患者补充有畏寒的症状,舌淡苔薄黄白有裂纹,聚豆脉。守方加熟附子、黄芩再进7剂。

按:桂枝去芍药汤是《伤寒论》中的一个小方,医者往往不喜用之,原方主治“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此患者虽然没有脉促,但患者肤色偏白是桂枝体质,心悸且伴有胸闷。因而刘志龙教授选用桂枝去芍药汤,他往往抓住桂枝体质患者易出现胸闷心慌,而用此方获得良好效果。此患者饭后心悸明显,且伴有胃部不适、反酸和乏力乃是脾胃气虚所致,因为合用香砂六君汤。因为患者舌苔有裂纹故去辛燥之半夏、砂仁防伤胃阴,另加麦芽、枳壳醒脾行气化滞。(黎崇裕)

攻邪思想跨时空的相承与发展

  (2023-01-28 04:46:26)[编辑][删除]

 

金元四大家张从正补偏救弊,攻邪以存正,论病首重邪气,治病先论攻邪,以汗吐下三法祛其邪气,邪气去而正气自复。河北中医学院张德英教授把握时代特点从脾实生痰论病,治病以五行生克制化之理化痰祛邪。两位生活时代相隔近千年的医家,跨越时空,碰撞出了学术火花——


时间:2020-01-10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4版  作者:陈文康

 

  张从正,字子和,金元四大家之一,以善用攻邪而著称,认为病由邪生,良医疗疾,当先治其实,后治其虚,主张以汗吐下三法先攻其邪气,邪气去而正气自复。张德英,河北中医学院教授,认为膏粱厚味而致脾土壅实,脾实酿生痰浊之邪,流淫四脏,百病由生。主张从痰论治疾病,先祛痰邪,后治他病。笔者有幸侍诊张德英教授,亲见先生以痰证之论,攻邪取效,屡起沉疴。本文欲通过分析比较两位医家的学术思想,探索攻邪思想跨越时空的相承与发展,以飨读者。

  应时而生

  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其时代特点并有与之相应的流行病,随之产生应时之医。张从正生活的金元时期,儒家学说长期处于思想伦理道德的统治地位,人们思想意识固执僵化,墨守成规,且唐宋以来之遗风陋俗未衰,在医药界表现出崇尚古方,推崇局方成药,喜用温补的情况,以致医者和患者皆是喜补而恶攻,“闻攻则不悦,闻补则乐之。”张子和识其偏,而救其弊,以汗吐下三法作为治病之基本方法,速攻亟去加于诸身之邪气,开创攻邪学说,成为攻邪派的一代宗师。

  张德英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对当时养薄而劳、肉少形衰的艰苦生活有着切身的经历。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今人所食美酒佳肴、膏粱厚味者多,人多食杂不劳,肉丰形盛。膏粱厚味,酿生痰浊。因痰浊为患导致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肥胖症、不孕症等疾病高发,成为当今时代的流行病。痰浊既生,或阻于中焦,或流淫四脏而致五行乖乱,变证百出,痰证之论由是而成。痰浊为阴邪,其性趋下,治之当顺其性以下法下之,祛其痰浊,攻其邪气,而致和平。

  理论来源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

  同宗《内经》

  张子和根据《素问》“百病生于气”认为人身之病皆因邪气也,通读《儒门事亲》不难看出子和对《内经》有着深刻且不同寻常的理解,如:“损者补之,劳者温之,此温乃温存之温也,岂以温为热哉。”同时又提出:“《内经》一书,惟以气血流通为贵……又岂知《内经》之所谓下者,乃所谓补也。”并且在《饮当去水温补转剧论》,《嗽分六气毋拘以寒述》等多篇论述中运用内经五运六气学说分析病因,论病,论治。足见其内经功底深厚,学识广博。

  张德英对《内经》推崇备至,认为痰证的病因病机及治法,《内经》中早有记载,如在《素问·奇病论》中“帝曰有病口甘者……此五气之溢也,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治之以兰,除陈气也。”张教授认为:五乃土之数,五气之溢乃土家之实也,土实令人中满而成痰证。痰证的病因是“数食甘美而多肥”病机乃“五气之溢”“肥美之所发”即膏粱厚味,酿生痰浊。治法当用兰草汤,兰者,青也,五行属木,可疏脾土之壅实,故用兰草汤以木制土,祛其痰实。

  同法仲景

  张从正继承发展了《伤寒杂病论》汗吐下三法,深得仲景之意而不拘泥。如“余常用吐方,皆是仲景方。”言仲景之大法春宜吐,春夏宜汗,秋宜泻,明其深意而不拘泥四时,辨证论治,急则从权,当吐则吐,当下则下。对于三法所用的方剂大多为经方,如瓜蒂散、麻黄汤、桂枝汤、抵当汤、十枣汤、大小陷胸汤以及承气汤类方。

  张德英对《伤寒杂病论》有深入地研究,认为《金匮要略·痰饮咳嗽脉证并治第十二》中所论的“痰饮”更偏于饮证并指出痰证与饮证的区别:“痰与饮同出于脾胃,俱为水谷之乖变,然饮之质清稀,主由水化;痰之质较稠厚,主由谷变”。临床常用承气汤,瓜蒌薤白半夏汤,枳实薤白桂枝汤,旋覆代赭汤,小陷胸汤等经方化裁治疗痰证,取得满意效果。

  以脉辨证

  张子和重视脉诊,在使用攻邪诸法时,主张以脉别之,据其脉象以查其邪气之盛衰而治之。如息城酒监病腰痛,岁余不愈,前医予诸多补药皆不效。子和诊其脉沉实有力,认为内有邪气阻滞,以通经散祛其内阻之实邪,后以药膳调补数日而愈。

  张德英临床从痰证立论,识脉之常变,以脉定证,认为痰脉本滑,甚则脉浑,浑脉当如《素问·脉要精微论》中所论述的“夫脉者,血之府也……浑浑革至如涌泉,病进而色弊。”浑脉之机理如同暴雨冲刷后的河流,泥沙俱下,混浊不清。张德英认为痰本为浊物,壅阻于脉中,气血为之不清,脉为之浑矣。张德英的发展之处在于临床亦参考舌象,以舌苔之厚腻秽浊程度判断体内痰浊之轻重,凭脉象之变化判断痰证之转归,舌脉结合从而辨证论治遣方用药。

  攻邪治法

  高者越之

  张子和认为应根据病邪的部位而因势利导,凡邪气在上者皆可吐之,高者越之,以吐令其正气得以条达。常用葱白豆豉汤,栀子厚朴汤,瓜蒂散,稀涎散,郁金散,吐风散,追风散,皂角散,三圣散等诸多涌吐方。

  张德英认为痰浊乃中焦土实所生,倘痰随肝木而升,至于上焦阻碍不行,痰浊不得出,郁积于上,因而作苦。治之应借助其上行之势,因而越之,祛其壅遏,使痰邪从口鼻而出。常用自拟之引越汤,以海浮石,远志,浮萍,茵陈,北柴胡等药祛痰从上而出。

  对于吐法,张德英的发展之处在于张德英用药多平和,较少使用催吐、涌吐之药而是通过调理脏腑气机,借助肺气的宣发,肝气的条达,使痰浊从上而出,患者痛苦更少,更易接受。

  轻者扬之

  张子和认为轻者扬之当以汗法,邪气侵犯人体皮肤之间而未深,当速去之,以药发之,用炙,蒸,熏,洗,熨,烙,针刺,砭射,导引,按摩等法开玄府而逐邪气,以桂枝汤、桂枝麻黄各半汤、五积散、解肌汤、大小柴胡汤、通圣散等方调和阴阳,恢复正气而解表,正气复则在表之邪得以扬之。

  张德英认为痰浊入肺,可借肺而达于皮,也可随人体外达之机而有出表之势,可因势利导而驱邪,自拟透表汤以蝉蜕,浮萍,白鲜皮,瓜蒌皮等药轻而扬之,引痰邪外透。张德英的发展之处在于子和此法多用发汗祛邪,张德英多用药性味轻轻上浮之药驱邪外出,服药后不必强求汗出,但求邪气透达外出。张德英所用虽看似非发汗法,但有不少患者诉其服药后多有汗出,盖痰浊得以外透,正气来复,阴阳得以相交,阳加于阴因而作汗。

  中满者泻之

  中满者泻之即下法也,此法是两位医家的常用治法。张子和认为邪在中脘当下而去之,中满壅而不行,应推陈致新,扫除仓廪荡其旧而新之。常以承气汤,导水丸,通经散等方催生、下乳、磨积、逐水、破经、泄气、引邪下行。据笔者统计,《三法六门》中所载汗吐下三法所用48首方其中下法共载33方,子和喜用下法可见一斑。

  张德英认为痰浊为阴邪,其性趋下,通腑降浊乃基本大法。金性主降,六腑以通降为顺,故张德英临床治疗痰证多以黄芩,竹茹,陈皮等通降胆胃,以瓜蒌,半夏,贝母,枳实,厚朴,槟榔等肃降肺与大肠。以承气汤化裁调气导滞,引诸药下行,荡涤肠胃。

  张子和所用泻下之法多以甘遂、大戟、芫花、大黄、芒硝、牵牛子等诸多泻下攻积,峻下逐水之药,药猛而力强。张德英所用之下法多用火麻仁、郁李仁等缓下,润下之品,缓下不效者再以大黄、番泻叶等通降之品推陈致新。张德英所用之下法非为下而下,多从土实生痰出发以五行之理辨证施治,或泻土降浊,或繁木制土,或生金消土顺从痰浊趋下之性而下之,痰浊下则中满得以泻之。

  血实者决之

  张子和提出气血贵流而不贵滞,强调气血流通的重要性,以通经散,桃仁承气汤,抵当汤,当归丸等方疏通气血。张德英认为人体过食肥甘厚味,多余之水谷精微聚积成痰浊流淫为害,痰浊黏滞流于脉中与血相结,因而郁闭阻塞脉道。治之当祛痰清血,辅以通决流利之品,如自拟之通决汤以地龙、土鳖虫、三棱、莪术、威灵仙、王不留行、槟榔、鸡血藤等药通决痹阻郁塞,使气血得以流通。张德英的发展之处在于不仅仅是活血破瘀除积,而且从痰证出发,以痰瘀互阻论治此类气血不流,痹阻不通之症,化痰活血祛瘀并重使痰得除,血得清,气血通畅,血实得以通决之。

  病案举隅

  张子和医案

  一税官,病风寒湿痹,腰脚沉重,浮肿,夜则痛甚,两足恶寒,身痛而无定处,饮食转减,迁延六年不愈。两手脉沉滑有力,先以导水丸、通经散各一服,泻下三十余行,痛随泻减,后以赤茯苓汤、川芎汤、防风汤同服并以玲珑灶法熏蒸取微汗,数日而愈。

  按:张子和诊其脉两手皆沉滑有力,认为税官内有实邪阻滞,外受风寒湿三邪侵袭而致气血不得周流,痹阻作痛。故治之当先以导水丸、通经散泻下攻积,祛除内有之实邪,后去以治痹之赤茯苓汤、川芎汤、防风汤三方同服并辅以发汗之法以散其风寒湿之邪气。攻邪为先,汗法下法同用而收效。

  张德英医案(摘自《痰证论》)

  卢某,女,56岁,2001年12月15日初诊。

  主诉:心胸憋闷,头蒙,左小腹部胀痛而灼热,肛门胀而有堵塞感,便秘,4~5日一行。苔腻,脉弦滑。

  西医诊断:冠心病,附件炎,动脉硬化,血黏度高。

  中医诊断:痰瘀互结。

  治法:化痰祛瘀,理气通经。

  处方:瓜蒌15克,桔梗10克,竹茹13克,沙参10克,苏子10克,当归12克,郁金15克,鸡血藤30克,枳实15克,厚朴10克,乌药8克,地龙6克,土元5克。7剂,水煎服,早晚各一服。

  服药一周后,患者诉本已断经多年,药后见“月经”两天,色黑有块,症随之减。张德英随证略作加减,患者继服两周而愈。

  按:患者苔腻乃中焦脾土痰浊壅盛也,痰脉本滑,何以见弦象?以滑脉主痰浊土实也,土实则引木疏泄之,故见弦象。张德英认为此患者原有痰浊,稽留不去,血行由之阻滞不利而渐成痰瘀互结之势。患者心胸憋闷乃痰浊与血相结,心脉痹阻不通,阳气不得布散也。头蒙乃是由于痰瘀互结郁而化热,浊气上扰清窍,头为之昏蒙不清。患者本已断经多年,服药后出现的“月经”并非真正的月经,实乃体内蓄积的痰瘀互结之浊邪,此浊邪为阴邪,其性趋下,阻滞下焦为患。郁滞化热,不通则痛,故而患者觉小腹胀痛而灼热,肛门胀而有堵塞之感,皆痰浊下溜阻滞之过也。治之当化痰祛瘀兼以理气通经。故以瓜蒌,桔梗,竹茹,沙参,苏子化痰;当归,郁金,鸡血藤活血调血;枳实,厚朴,乌药调理气机,疏通导滞;地龙,土元通决诸经,以决血实。浊邪下而脉道通利,血随之而清,脉道随之而通利,气血通畅,故诸症随浊下而减。

  张子和张德英两位医家皆是把握了各自时代的特点,从《内经》出发,师法仲景,重视脉诊,根据邪气部位的不同而采用汗吐下三法因势利导,攻其邪气,先治其实,邪实祛则正气自复,其攻邪思想体现了跨越时空的相承与发展。(陈文康 河北中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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