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医者意也”谈临床思维的意义

   裘氏认为，一个临床医生最重要的是要掌握二条：一是识病、二是遣药。但无论识病或遣药，都离不开正确的思维的指导。历代名医所提出的“医者意也”一语，实际上就是临床思维的很好运用。唐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说：“医者意也，善于用意，即为良医。”遗憾的是，很长时期来有人将此理解为随意诊病而斥之唯心的东西。裘氏则通过旁征博引、缜密思考，并结合自己的实践体验，把“医者意也”作为医生临床思维的基本要素，也是促进中医学术发展的创造性思维形式。

   (一)对“医者意也”含义的误解

   据老“医者意也”一语，最早似出于《后汉书·郭玉传》“医之为言意也。”《旧唐书·许胤宗传》也载：“医者意也，在人思虑。”强调行医治，贵在思考。此语原无可异议，但由于后世某些江湖术士的行为，使人产生了误解。据清代医家毛对山的著作中载：“古人用药，每取形质相类，性气相从以达病所，亦有纯以意运，如驽马速产，杵糠下噎，月季调经，扇能止汗，蛇性上窜而引药，蝉膜外脱而退翳，所谓医者意也，殆即此类。”早在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和苏东坡也曾对江湖庸医视为儿戏，极尽鞭挞和揶揄：“以才人之笔烧灰饮学者，当疗昏惰；推之，饮伯夷之盥水，即可救贪；食比干之饭，即可愈佞；舐樊哙之盾，亦可治怯；嗅西子之珥，亦可愈恶疾乎？”如果把“医者意也”理解为医生治病可以不循法度，只凭臆测臆断随心所欲而施为的话，理所当然地应受到东坡先生的讪笑和后世医家的批判。

   (二)还“医者意也”一辞的本来面貌

   为了澄清“医者意也”一辞的本意，裘氏作了详尽的考订。其实，汉代名医郭玉说得很清楚：“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葶芒即乖。”医学的道理至精至微，医生在临症施治时应慎重和细致，切不可轻率马虎，如果稍有不谨，就会“毫芒即乖。”许胤宗说：“医特意耳，思虑精而得之。”意乃指精湛的思虑而言。《素问·金匮真言论》也说：“谨察五脏六腑，一逆一从，阴阳表里，雌雄之纪，藏之心意，合于心精。”意思是说诊察疾病必须谨慎细致地观察人体脏腑阴阳的偏胜、逆从情况，专心致意，用心思考，才能作出精密的判断。《续医说·吴恩序》中的一段话更能说明问题：“医者理也，理者意也……理言治，意言识，得理与意，料理于未见，曰医。”医者意也，就是用意以求理，医理难穷，则用意有加，所以只有“思虑精则得之”。

   裘氏通过探本溯源，阐释了“医者意也”的本义，并不是意味着医生在诊病时可以随便臆想臆断，恰恰要求医生在获取大量临床资料基础上，认真分析现象与本质、一般与特殊，通过殚精竭虑的思考，从而对疾病作出判断的过程。这个“意”，实质上就是今天我们所称的科学思维，是认识疾病，立方遣药，推进中医学术发展的一不可缺少的思维方式。

   (三)进与病谋，退与心谋

   既然“医者意也”是一种科学的思维形式，那末如何应用于辨证施治呢？裘氏欣赏吴鞠通提出的“进与病谋，退与心谋”，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所谓“进与病谋”，就是反复进行临床实践，潜心体察和研究。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医生只有投身临床，广泛接触各种疾病，深入观察疾病的演变规律，并在防治疾病的实践中积累感性的知识。所谓“退与心谋”，就是要深入思考。“心之官则思”，善于用心思老者，才能达到意会和领悟。吴鞠通著《温病条辨》，也是“十阅春秋，然后有得”。通过“病”与“心”的反复谋合，才在对温病学的研究中有所建树。这是他精炼地总结著书过程中思维的经验，强调既要在实践中深入研究疾病，又要善于在独立思考中领悟治法。

   《素问·八正神明论》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可以作为“医者意也”的良好注脚。“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这里描述了一种只能心领神会而无法言传的独悟意境，它是科学研究过程中思维活动的一种感知。这一思维方式是通过长期临床实践，获取经验，广泛摄取知识，潜心思索，从借复杂的现象中，寻找出事物本质的真谛，是认识上的一次升华。当代美国科学家波拉尼将知识分为可言明的和未可言明的两大类。前者可以相互转达，共同分享，是客观的、非个人化的，这种知识只是知识的表层；后者是个人化的，难以言传的，属于知识的深层。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正是在个人的长期努力中逐渐感悟到一些进入个人意识中的思维技能和习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9年第2期)。孙思邈曾强调医艺难精，“既非神授，何以得其精微？”他说：“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寻思妙理，留意钻研”，“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丝膏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效，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千金方》)。可见，“医者意也”，并非是神秘莫测的唯心论的东西，它是经过长期深入钻研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勤于思考，才能达到的境界，也是一个临床医生必须练就的一项基本功。中医学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技艺，而是一门具有高深理论体系的科学，所以仅有感性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将实践中获得的材料经，过理性思考，多多“加意”，才能上升为理论，并不断充实和发展。因此，中医学中“医者意也”的含义是意味深长的。

   裘氏曾经深有感触地说：“医者意也”一辞，如浅手言之，它是学习医学的一个起码而又必备的条件；若深手言之，乃是达到一定造诣或者有所创造发明的一个重要保证，它虽是短短的一句话，确是“不废江湖万古流”的。

二、对临床分型立方的反思

   辨证论治是中医治病的基本特点，但目前中医学的某些教科书和临床专著、杂志报道等，有不少是采用以病分型立方的格式，这种方式是否符合传统中医辨证论治精神，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思考。

   裘氏认为，目前中医的临床分型立方现象实际是模仿于西医学，西医论病，往往从临床发病特征或病理学变化的具体情况，将一病分成若干型。如将慢性肾小球肾炎分为亚急性型、隐匿型、肾病型、高血压型、反复发作型；将急性肝炎分为急性重型、亚急性重型、急性黄疸型、急性无黄疸型、瘀胆型肝炎等。这些分型是从西医学自身的特点和需要出发，有助于对疾病的认识。由于中西医结合的倡导，这一分型治疗的形式几乎被取代了中医的辨证论治，在中医学论著中多将一病分成若干固定证型、列举症状、标明治法、规定方剂。这对于初学中医者可作为入门的藩篱，近年来对于中医科研课题设计的标准和规范亦每多采用此种形式。其问题是，这种分型的治疗形式，将博大精深的中医学术以及复杂多变的临床现象简单化、机械化了，学习中医只要掌握几个证型和几个方剂，临证时按图索骥，对号入座就可以应付了。这种治病方法，把活泼泼的辨证论治变成呆板固定的程式。这不仅不利于提高临床疗效，还有可能影响中医学特色的发扬。

   中医辨证论治讲究的是原则性和灵活性，所谓原则性，就是紧扣疾病的本质。中医学是通过“辨证求因”，即通过观察研究机体对致病因素及外界环境的反应情况来把握疾病本质的。所谓灵活性，即对疾病的演变过程作动态的观察分析，既注意到疾病发展过程中邪正相争的态势，又关注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病者的体质、精神状况等对疾病的密切影响，然后根据邪正盛衰和标本缓急等具体情况，制订出相应的治疗措施。所谓药随证变，法活机圆，是辨证论治灵活性的生动写照。而分型治疗只是把病变分割成若干片断，既不能完整把握疾病的本质，又把动态的疾病过程变成僵死不变的教条，无法体现“因人”、“因地”、“因时”制宜的治疗原则，因而就会影响提高疗效。徐灵胎曾经指出：“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惟无效，反而大害，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气体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力有老少，奉养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更加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浅之各异，一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气体迥乎相反，则利害亦相反矣。”徐氏所揭示的这些内容在分型处方中就难以体现。

   再以《伤寒论》为例，裘氏认为《伤寒论》亦拟一部医案，可示人以规矩。书中对疾病证治多作动态描述，凡发病过程中所出现的邪正消长、病机进退、症状变化、治疗反应等情况，均有生动的记载，俨如医学之临诊实录，仲景所述各病证治，有不少均系前后连贯之条文，非孤立存在而可割裂，充分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精神。如果将分型立方与仲景治病的格局相对照，分型立方与传统的中医辨证论治精神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裘氏由衷地说，按照分型立方的办法不妨作为临床科研的初级阶段，而如果不去进一步深究中医学精深的义理和复杂多变的临床现象，将使中医学术发展的道路趋于狭窄。

三、理化检查指标与用药依据

   在当前中医临床工作中，现代医学诊断仪器等理化检查已广泛应用，这对提高诊断水平和进行疗效的观察随访起了一定的作用。当然，中医的治疗也不应局限于症状的改善和康复，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辨证施治过程中如何处理理化检查指标与用药依据的关系呢？

   经常听到到有人说，这几味中药可以降转氨酶，那几味中药能够消炎，于是临证处方不用辨证察体，信手拈来，对号入座。倘若效不应手，便束手无策。裘氏并不反对辨病用药，临床真能找到一些针对理化指标效果显著的方药，当然是一桩好事，但事实上是比较困难的。

   裘氏说，由于中西医学对人类生命现象审视的观点有差异，即使名称相同而内涵也有区别，因此我们在临床处理具体问题时，不能套用西医的观点指导中药的处方，更不能围着理化检查的指标转，以致束缚了辨证的思路。在这一方面，他是有深刻教训的。

   裘氏年轻时曾患西医所说的伤寒病，发热十余天，请西医多方治疗，发热未退(当时抗菌素应用尚不普遍)，症无寸减，后延宁波名医徐余藻诊治，拟河间三一承气汤，用药剂量较大，1帖后热减半，大便通，2帖热平，3帖病愈。按西医观点，伤寒病至第3周易并发肠出血、肠穿孔，故忌用攻下。在服药之初，曾为之疑虑，经过亲身体验，始恍然感悟中医学名方之妙用，而西医的论说之不可拘泥。

   再如，对高血压病的治疗，用生地、珍珠母、石决明、钩藤、菊花、黄芩等滋阴平肝熄风之属，已成通套之法。我们不否认这些药物有一定的降压作用，但此类方药并不是对所有高血压患者均有效果。裘氏曾谈起昔年上海一名医曾用大剂附子、肉桂等方药治愈高血压的病例。当时有人曾对其处方提出异议，但其疗效是无法否认的。裘氏在临床上常用祛风(如羌活、防风、秦艽之属)、补气(如黄芪、党参、太子参之属)、化湿(如苍术、米仁、茯苓之属)等方法治疗高血压，也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疗效。

   又如，对慢性肾炎的治疗，目前中医临床并不限于消除水肿一症。如何改善或消除蛋白尿等异常化验指标，常常成为治疗所追求的目标，但中医尚无专门消除蛋白尿的定法。裘氏在临床治疗此病时，常“置蛋白尿于不顾”，根据对本病病机的认识，采用补气摄精，利湿泄毒等攻补兼施之法，因人制宜，随证消息，使不少病例的临床症状及化验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或恢复正常。

   裘氏认为，理化检查指标可以作为诊断西医的病和观察中药效的参考，但在辨证施治时则不可受理化检查指标的局限和约束，否则中医治病的思路将变得狭窄，治病的方法将变得单调，反而影响疗效的提高，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另外，我们在临床上还注意到，某些在实验室里证明能改善理化检查指标的中药，当移用到病人身上时不一定能应手取效。这些现象的实质乃是中西医两门学科的理论和指导治病的出发点不同。试管的效应与药物进入人体后的复杂变化更大有区别，中药的治疗并不单纯着眼于驱除或杀灭致病的微生物来取得疗效，而主要是通过调整机体整体功能的不协调来达到驱除致病因素和修复病灶的目的。再者，中药的治疗作用往往是多元的，随着配伍、剂量和煎煮方法的不同，其治疗效应有很大差异。在使用中药时还要结合病者的个体特征而作相应的权变。因此，我们应该用中医的理论来指导中药治疗，那种试图以一种固定方药来纠正某些理化检查指标的方法，愿望虽好，但常很难尽如人意。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

四、临证遣药，不囿常法

   在长期的医学生涯中，裘氏博览群书，又历经了各种复杂病证。他深深体会到，医有一定之理，但无一定之法。一个医生掌握治病的方法越多越好，才能应变于错综复杂的病证。在临床应用时贵在一个“变”字，立方遣药时要崇尚“精、奇、巧、博”。

   (一)既不离于法，又不为法拘

   裘氏初涉临床时，每亦循法而治，虽然也可收到一些疗效，但随着经历渐多，面临许多复杂疾病，常有“医之所病病方少”之感，于是乃逐步冲破一些“套方”藩篱，而颇得其益，从而体会到治病“既要不离于法，又要不为法拘”。

   他曾经治疗过不少各种类型的哮喘病，对其中属于寒饮咳喘之证，每以宣肺降气，温肺化饮，通阳散寒的常规疗法，而获痊愈或缓解。对《金匮要略》“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也有一定的体验。然则1970年他治疗一痰饮患者，症见剧烈咳嗽，昼夜不停，气逆喘促，痰涎如涌，病程已历年余。病员形体肥胖，舌苔白腻，脉见沉弦。遍尝中西药均无寸效，乃求治于裘氏。他先后用过温、化、宣、降以及涤、消、攻、逐诸法，也丝毫未瘥。自叹技穷而病家以痼疾坚求继续治疗，乃不得已改用黄芩、生地、龙胆草三味，大其剂量，与服二剂，竟奏意外之功。咳喘十减其九，痰涌之象亦除，又续服数剂而病瘳。该病显属寒饮，乃投苦寒而得和，实属“法外之法”。

   又如，噤口痢在痢疾中是较为危重之症。裘氏曾治一人利下无度，得食即吐，驯至粒米不进，迁延多日，形肉俱消，神气奄奄。前医进人参石莲等法，未见效果。裘氏往诊时病情已濒危殆。遂用熟地一斤煎汤取汁代水煮药，加以山药、扁豆、甘草、干姜、白术各6g，煎汁饮服。甫投一剂而痢瘥进食，又服二剂而病迅愈。裘氏处方盖师景岳胃关煎意而更化裁出之，其效实出意外。

   裘氏深有体会地说，中医治病的方法，本来思路极广，及至所世，则条条框框渐多，而施治后反致局限。一个医生不仅要学兼众长又善于化裁，更要懂得“法无常法”和“常法非法”的深刻道理，才能真正掌握中医治病方法的真髓。裘氏此语是发人深省的阅历之言。

   (二)立法处方用药，崇尚精、奇、巧、博

   中医在临床的很多方面有一定优势，衡量医生水平的高低，首先看你能否治好病。裘氏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体验和教训，觉得要提高疗效，立法处方用药要做到“精、奇、巧、博”四个字。

   处方贵精。所谓“精”，即至当不易之谓。裘氏治疗过不少心脏病人，诸如心绞痛、房室传导阻滞、频繁性早搏以及房颤等。临床如表现为心阳不振，血行欠畅而见舌质淡胖，脉微细或结代者，常用仲景炙甘草汤稍事加减，药后虽有效果，但常易反复，最后就迳用炙甘草汤原方，只在剂量上稍加消息。有不少心脏病人，曾屡更多医，中西药备尝，也曾服过炙甘草汤的加减方，均无良效。自改服仲景原方后，症状竟得消失或基本缓解，有的历数载而安然无恙。裘氏谦逊地说：“我研仲景之学数十年，而未识仲景处方‘用思之精’竟到如此惊人程度！前人称‘仲景垂妙于定方’，良非虚语。”于此可见，古人立方之精，值得我们效法。

   立法宜奇。裘氏经常说：“用药如用兵，兵法有堂正之师，有奇谲之法，用药之道，初无二致。”他自己有一次患感冒咳嗽，连续数天，旋即咳嗽昼夜不停，彻夜不能睡眠，不得已乃处一方，用诃子30g 黄芩30g  龙胆草9g 甘草9g，又加乌梅、干姜、细辛三药。药后2小时，吐出痰涎及食物残渣，隔半小时又大吐1次，是夜未进晚餐，即卧床安息，事出意料，这个昼夜不停的剧咳，竟得一吐而痊愈。后遇此类病证，他常用酸苦涌泄的吐法，亦每收奇功，可见奇方非偶致，多自教训中得来。倘若对奇法临阵先怯，是无法领悟此中奥妙的。

   用药在巧。古贤有言：“大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临床时循法度以用药，已很可贵，至于用巧，则谈何容易！裘氏善于从古代名医治病的经验中悟出其巧，面对复杂的病证，独出机抒而治愈顽疴宿疾。裘氏曾治疗一例迭经中西医屡治不验的白塞氏综合征，根据其临床特点，先后巧从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当归六黄汤、当归龙荟丸、龙胆泻肝汤等古方中化裁损益，使之逐渐转机而终至向愈。

   关键在博。裘氏认为，精、奇、巧三端均以“博”为基础，精源于博，奇不离正，巧生于熟。所谓“博”就是要博览群书，博采众方。真知灼见和高明的医术，来自博涉广闻，方能应变临床。如治眩晕，近人多囿于“阳化内风”及“无痰不作眩”之论，以天麻钩藤饮及半夏白术天麻汤等方为枕中鸿宝，殊不知肝阳不升，下焦虚冷，肾元亏损，更是治眩所不废。裘氏每用真武汤加减治疗某些肾阳不振，精神萎顿，眩晕辄作的病者，收到满意疗效。因此，医生胸中如有众多治法，才能在临床中泛应曲当，得心应手。

五、治病先治心

   裘氏临床强调治病治心。尝云：“中医历来重视心理治疗，一个不重视心理治疗的医生，不是一个负责的医生。”

   《素问·灵兰秘典论》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不仅主宰人的精神活动，而且对人体的物质、能量代谢活动以及抵御疾病的能力等均有主导作用。裘氏认为，人体本身存在着一个调控系统，具有自我调整、控制、修复、防御能力，而这些功能的发挥，必须以心境泰然，神志安定，充满乐观和信心为前提，否则反而导致病情的加速恶化。《素问·痹论》早有“静则神藏，躁则消亡”之词。

   近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不仅大多数精神系统疾患和精神情志因素有密切的联系，而且许多躯体病变的发生、加剧或减轻的契机，也和精神因素关系甚大。大量的临床事实证明，凡是具有乐观、开朗、心情舒畅、意志坚强等良好心理因素的人，可以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增加机体的抗病能力；具有焦虑、失眠、忧郁、恐惧等不良心理因素的人，将会干扰机体的正常功能，削弱体质和抗病能力。《素问·汤液醪醴论》中曾有“形弊血尽而功不立者何？歧伯曰：神不使也。”“神不使”即指“精神不进，志意不治”。《读素问钞》注云：“药非正气，不能运行，针菲正气，不能驱使，故曰针石之道，精神进，志意治则病可愈，若精神越，志意散，虽用针石，病亦不愈”。经文提示，凡治病之道，攻邪在乎针药，行药在乎神气，如果病者神气已去，则纵有良药神针，也回天乏术。可见古人历来强调精神治疗在临床实践中的作用。

   裘氏在临床工作中体会到，医生的语言、表情、态度和行为等，对病者的情绪、态度、行为以及治疗的效果有着密切的关系。经裘氏诊治的大多属于疑难杂症，其中有些被判为“不治之症”。这类病者每多久治少效然后来此诊疗，有的怀抱一线希望有，有的近于绝望。从治疗角度看，要取得很好的疗效难度颇大，裘氏总是以满腔热忱抚慰病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赤诚之心感化患者的心灵，鼓励患者树立起对生活和治疗充满信心，然后配以适当的方药治疗。即使面对“不治之症”，也千方百计减轻病者的痛苦。裘氏倡用的“医患相得法”，使许多患者获得了新生或减轻了病痛。裘氏常说：“治病先治心，即是一个医疗方法问题，也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唐代医家孙思邈将《大医精诚》一篇置于《千金要方》卷首，其意义值得我们深思”。裘氏还说：“在我所治疗的慢性病、疑难病中，虽能幸中一二，这固然是药物的作用，但我更重视病人的心理效应”。

六、关于邪正问题的见解

   裘氏认为，对邪正关系的认识和处理方法，充分体现了中医学治病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医学特色之一。

   裘氏从中西医学形成的历史条件、观察方法以及理论体系的不同，分析了它们对邪正关系的不同认识。西医学根据细胞病理学理论，比较注重于病原体的探求和局部病灶的形态改变，即偏重于“邪”的观念；中医学虽然也注意到六淫、七情、疠气以及痰、瘀等对机体的危害性，但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理论，着重于人的整体的元气的作用----即“正”的观念。客观事实也证明：在流行性感冒、肠伤寒等传染病流行的季节里，许多人群都接触了病原体，但并非人人患病，只是一部分抵抗力较弱的人容易罹病，而另一部分抵抗力较强的人安危无恙。现代各种预防疫苗都是通过提高人体的免疫能力而起作用的，这就更加证明防治疾病对于“正气”的重要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于邪正矛盾所产生，而正气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裘氏针对疾病的发生、发展情况，进一步分析了中西医学对治疗的指导思想和治疗方法的区别；西医学主要以消灭病原体或可能切除的病理组织作为治病的手段；中医学则重视调动人体自身存在的抗病能力，达到驱除病邪和修复功能的目的。前一种方法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的，也有它的优点，但有时往往损伤正气而导致某些不良后果。例如，应用各种抗菌素、化疗、放疗、手术等后，发生过敏、抗药性、菌群失调、后遗症及其它医源性疾病的情况，在临床中时的发生。后一种治法，则旨在调动体内一切积极因素，用自身固有的力量以祛邪愈病或者祛邪保正，一般较少发生毒副作用。简言之，西医重视祛“邪”，中医强调保护正气。清代医家徐灵胎曾经说过：“诊病决死生者，不视病之轻重，而视元气之存亡”。这就是中医治疗学的主导思想。

   裘氏认为，扶正与祛邪，是对立而又统一的关系，两者不可偏废，但我们应该分清其中的主次关系，在临床施治时还要衡量邪正斗争的力量对比，以决定先祛邪后扶正，或者先扶正后祛邪，也可扶正与祛邪同用。总之，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以不损伤正气为前提。

   裘氏治疗某些慢性病、疑难病主张采用“养正徐图法”、“培补脾肾法”等，收到了较好的疗效。特别是一些恶性肿瘤患者，往往初无察觉，及至发现，病届晚期，已失去手术时机，采用放疗、化疗，又难以忍受其副作用以致不能完成规定的疗程而被迫中止治疗。此时病者处于邪未除而正大衰的状态，治疗颇为棘手。裘氏认为，有形之积不能速伐，无形之气所当急扶，存得一分元气便有一分生机，故治疗从扶正着手，或补气益血，或培元益明，或健脾填精，或扶阴益阳，待正气渐渐苏复，再继扶正与祛邪兼顾。经用此法恒心调治，使不少病人减轻了痛苦，延长了生存期。裘氏体会，目前采用攻伐的方药治疗恶性肿瘤的疗效尚不敢断言，但用扶正方药可以提高机体诸多抗病免疫能力的治疗作用，已被学术界所公认，深信对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具有很大的潜力。

七、对“古方今病不相能”的看法

   在中国医药学的伟大宝库中，祖先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治疗疾病的成方、单方、验方，这是历代医家的宝贵经验结晶。但金元医家张元素提出“古方今病不相能”之说，裘氏不为其说所囿，十分重视古方的经承和发扬，诊务余暇，喜欢研阅方书，揣摩古人的医话医案，从中汲取营养，为现代临床服务。现简要介绍他运用古方的一些经验。

   (一)抓住主症，随机应用

   如何应用古方来治疗今病？裘氏的经验是，抓住主症，随机应用。

   裘氏认为，《伤寒论》“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治疗原则，也是用古方疗今病的重要方法。仲景所说的“一症”，即指主症。查仲景书中有小柴胡汤条文十七条，主治范围甚广，只要抓住其主症，均可投以小柴胡汤。如他用小柴胡汤加减治疗胃炎、胆囊炎、胰腺炎以及某些发热病症等病例，均有良效。又如，他以乌头赤石脂丸合丹参饮，治愈因心阳式微，阴寒盘踞心胸，历时五年反复发作的胸痹；用红兰花酒伍生脉饮加味，治疗心阴亏损，血虚气滞的心痛；温经汤原为冲任虚寒，月经不调而设，抵当汤则主治太阳蓄血证，他把两方合用于治疗因寒凝瘀阻而致的心绞痛，使缠绵数十载之顽疾，得以控制；葶苈大枣泻肺汤专泻肺中痰热，用治心痛的报道极为罕见，他以此方合桂枝生姜枳实汤，治疗一高年心痛患者，三诊痛止，照常参加工作……。其在应用过程中始终从抓住主症着手，“有是症，用是药”颇觉得心应手。

   抓主症并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之法。所谓主症，就是能够反映疾病病理本质的特异性脉症。抓住了主症，就基本上把握了病变的病理本质，并可由此推演，称用于一些病机类似而疾病不同的病症。例如，炙甘草汤原书主症是“心动悸”。此方阴阳并调，气血兼治，不独可用于“伤寒后，心动悸”，就是杂病中各种“心动悸”，均可随机应用，裘氏用治于现代多种心脏病均收到较好疗效 。仲景为我们制定的方证药法，实际上是以汤方为纲领，以主症为应用的主线，执简驭繁，是实用性极强的辨证用方之示范。张洁古本人也曾明白说 ：“仲景药为万世法，号群方之祖，治杂病若神。后之医家宗内经法，学仲景心，可以为师矣”。可见张氏本人也是古方的崇拜和继承者。由此推想，所谓古方不能治今病之说，恐系后人附会洁古之澜言，我们应予以辨正。

   (二)贵在“精熟”，学会化裁

   裘氏教诲，运用古方治今病的关键在于“精熟”两字。学习古方必先领会立方原意，洞悉其中精微，才能融会贯通。在具体应用时，又应善于化裁。

   临床上古方今病能够完全合拍者并不少见，故在应用过程中，有时可迳用原方而奏效，有时则须把握病机以成方化裁损益而建功，仲景有“随证治之”的明训，足堪我们玩味。例如，东垣当归六黄汤原为治阴虚有火的盗汗而设，是方有滋阴清热、固表止汗之功。裘氏认为此方实气血阴阳并调，方中甘柔与苦寒相伍，泻火合育阴补气共投，尤其是芩、连、柏三味，既可泻火又能坚阴，丹溪用此三味组方名“大补丸”。可见全方虚火、实火兼清，决非囿于治盗汗一症。裘氏辄用于治疗慢性活动性肝炎、肝硬化、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慢性肾功能不全、白塞氏综合征等，常根据阴虚火旺或正虚邪毒弥漫，阳热内盛等不同情况随机化裁，因证加减。发现此方不仅可改善临床症状，而且对改善肝肾功能、纠正某些异常理化指标，均有较好的疗效。癸酉年裘氏曾治一小儿患肾病综合征，长期服用激素而出现柯兴氏综合征，但尿蛋白始终未见改善。经裘氏用方，初投他方数诊不应，后改拟当归六黄汤化裁，七剂后症减，尿蛋白从(+++)转成(+)，再七剂转阴，遂守方调治，随访至今，病情稳定。

   裘氏说，一个医生要精究方药，历代方书洋洋大观，任我们选用。尤其对那些历经千锤百炼的“名方”，更要倍加用心体察。组方有成法，用方要知常达变，而变化之妙，存乎一心。

八、一药之用，掌握非易

   古人云：“用药如用兵”。裘氏常说，为医者必须充分熟谙药性，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个“知”很重要，但应深知而不要浅知。要达到“深知”，一必须多读方书、本草，二应该在实践中反复亲尝。

   (一)多读本草、方书，拓展视野

   目前一般中药书籍中介绍的药物功用，往往是反映了近代人的应用经验，其中有些药物的内容尚不够全面，或者说失之肤浅，以致影响了在临床中的应用。因此，裘氏主张临床医生要经常研读本草等有关医籍。通过甄别比较，可纠正偏见，拓宽视野。

   如对芍药一味，时医多拘于后世所谓“白补赤泻，白收而赤散”之说。裘氏认为、汉代芍药无赤白之分，查《伤寒论》太阴篇载：“太阴为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仲景以芍药与大黄并提，说明二药功用颇为相近。又如桂枝加芍药汤治腹满时痛；大柴胡汤治少阳阳明并病而腹中实痛者；麻子仁丸用药芍与大黄、枳实为伍以治大便硬、腹中实痛的脾约证；《金匮》中枳实芍药散治产后郁滞所致的“腹痛、烦满不得卧”等等。《本经》亦载芍药“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别录》明指其能“通顺血脉，缓中，散恶血，逐贼血，去水气，利膀胱”等。所谓赤白之分，实乃后人想象推测之辞，未足为据，裘氏临床常以白芍作除痹、散结、通便、止痛之用，屡收佳效。

   再如，生地黄近时均作补血、养阴药，其实它还有活血逐瘀之功。据《本经》载其“主折跌筋绝，伤中，逐血痹……除寒热积聚”；《别录》也认为“主男子五劳七伤，女子伤中胞漏下血，破恶血，溺血，利大小肠，去胃中宿食，饱力断绝”。《药性论》还说其有“解诸热，破血，通利月水闭绝，亦利水道，捣薄心腹能消瘀血”。可见，生地黄具有消积、除痹、通经、散血、和伤，外用消血肿等治疗作用。遗憾的是，这一大功用被后世所疏忽，使之未能“物尽其用”。裘氏说，众所周知的血府逐瘀汤中就有生地黄即取其活血逐瘀之功效；《普济方》地黄散中用地黄合乌贼骨以消血症。裘氏临床也每多以生地黄作活血行瘀药，用于肿瘤、痹证、月事不调、心痛等，收效满意。

   裘氏说，历代本草方书中有许多精华值得我们继承。诸如先秦的《神农本草经》、梁代的《名医别录》、唐代的《外台秘要》、《千金要方》、宋代的《证类本草》、明代的《本草纲目》、清代的《植物名实图考》等，为裘氏所极力推崇。这些医籍中蕴藏着古人丰富的用药经验，如不去深入挖掘，使之为现代临床服务，是十分可惜的。

   (二)欲知甘苦要亲尝

   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前人的理论和经验必须经过躬身实践后才能成为自己的知识，对药性的认识又何偿不是这样。裘氏在长期的医学生涯中，饱尝了昨是今非、今是昨非的甘苦，深深体会到只有临床治疗效果才是检验是非的标准。

   例如，升麻的功用，自金元医家张元素提出“升阳于至阴之下”的观点后，一直作升阳举陷之用，且济量较小。弟子李东垣宗其说：“人参、黄芪非此(升麻)引之，不能上升”；李时珍乃以药名定药性，如说：“其叶如麻，其性上升，故名”，后世皆沿用其说。但考金元以前的历代名家均作清热解毒药使用，如《本经》载升麻“主解百毒，辟温疫瘴邪”；《金匮》用升麻鳖甲汤治阳毒发斑，方中升麻用二两；《肘后方》以水浓煮升麻一升，治天行发斑疮；《千金要方》用升麻与黄连相配，治口热生疮；宋代名医朱肱有“无犀角以升麻代之”的记载，说明两药功用非常接近。以上所述，都与元素所谓“升举阳气”之说格格不入。那末，究意孰是孰非？裘氏付诸临床加以检验，常以升麻与玄参、连翘为伍治咽喉炎、扁桃腺炎；与黄连、黄柏、鳖甲、龟版等合用治白塞氏综合征；与石膏、知母同煎治牙龈炎；与人中白、黄连、人中黄相配治顽固口舌生疮；与连翘、生地、葛根、石膏、黄芩、黄连相配治高热发斑；与茵陈、黄芩合用治急慢性肝炎等，均收到良好效果，剂量一般用15-30g。通过大量的临床验证，认定所谓“升阳”之说只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臆测之辞，而解毒、清热、凉血的作用是确实的。

   又如，对熟地黄功用的认识也甘苦备尝。要说对熟地黄的娴熟应用，当首推明代名医张介宾。裘氏壮年行医时，对介宾的“滥用”熟地颇为不解。后又读到陈修园《景岳新方砭》就金水六君煎治痰饮咳喘问题的挟击，更觉困惑。如说：“若用当归、熟地之寒湿助其水饮，则阴霾四布，水势上凌，而气逆咳嗽之病日甚矣。燥湿二气，若冰炭之反，景岳以骑墙之见杂凑成方，方下张大其说以欺人”。精读之，似乎很有道理，后来裘氏亲自用该方治疗一位患剧烈喘嗽半年、迭经中西药治疗无效的病例，服药三剂，胸闷渐宽，七剂后咳减喘轻，胃纳大香，痰化而痞胀竟消。以后凡遇肺肾虚衰、水泛为痰之咳喘，屡用中的。裘氏折服景岳对熟地一药的理解之深和运用之妙，确有突破前贤的成就。裘氏对熟地的运用颇具心得，如用熟地与干姜、吴茱萸、白术等相配，治脘痞、胀满、纳呆、舌腻之证，一破“甘令人中满”而忌用熟地之陈说；用熟地合芩、连、姜治疗慢性泄泻，发现其厚肠胃的功效不可低估，并对泄泻忌用甘柔的常法提出了质疑；用熟地伍麻、桂、荆、防治外感风寒表证，令发汗有化源之资，领悟到“阳根于阴，汗化于液”说的深刻含义；用熟地合附子、肉桂治元阳不足的虚损证，体会到“阴中求阳，阳中求阴”乃是立方遗药之绳墨，等等。

   以上例子说明，要真正认识掌握一药之用，并不简单。在继承研究前人经验时，既不轻易否定，又不盲目接受，特别对某些遭人非议的学术观点，尤当独立思考，并经过临床的反复验证，然后判定其中的是非曲直。

九、关于药物剂量问题

   对中药使用的剂量目前尚缺少科学的正确标准，古今方书、医案所载出入很大，而实际临床运用又多各自为政。习用微量者，美其名曰“轻灵取胜”，敢用重量者，被责为“孟浪从事”。裘氏认为，剂量之轻重，当从病情轻重需要和药物本身的性能、效用方面研讨，有结“成法”不可盲目为之局限，但我们似乎应该注意到以下一些情况。

   1.目前在我们常用的中药材中，不少原来采自野生，现在由于供不应求而改为人工载培，生长期明显缩短，功效显然不及野生者为优。如人参，野生与人工栽培的，无论从功效或丛林箱比，差异极大。

   2.对中药材的加工炮制，有些地方不按炮制规范制作，省略了必要的工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疗效，甚至有“失真”之虞。

   3.我们目前所治疗的病人，不少曾多次或长期服用抗用抗生素或激素等，病体对药物的耐受性显然增强了，或者使病情变得复杂化了，有时小剂量的药物治疗等于杯水车薪，无剂于事。

   4.从历代方书所载剂量分析，宋以前和明以后的方书有明显差异，而对照方书之祖的《伤寒杂病论》，则我们目前所用的某些药物的剂量似乎偏小。尽管古今量制不同，但我们可以从仲景方中药物之间的比例关系来把握剂量。即以细辛为例，《中药大辞典》及现在通行的中药学教材均载：内服煎汤量为即1～3g。而仲景书载方的用量是3～18g，当然这是汉代的度量衡。但原书方剂中细辛与其它药味的比例可以清楚地说明，如麻黄附子细辛汤中细辛、麻黄为2：2(即均用2两，下类同)；当归四逆汤中细辛、当归、芍药、桂枝为3：3：3：3；射干麻黄汤中细辛、人参、黄柏为6：6：6。根据上述方剂中各药的比例推算，当归、芍药、紫菀、茯苓、黄柏等药味在目前临床的常用量一般在9～20g左右，那末细辛的用量不应相差太远。裘氏临床应用细辛一般在6～15g，长期以来，不仅疗效显著，而且从未发现有不良副作用。

   5.药物的剂量大小还与应用时的配伍有关。对某此易产生副作用的药物，通过配伍的相杀相制，如果病情需要，即使剂量大一些，也不致于产生不良作用。如裘氏用炙甘草汤，桂枝剂量有时用至30g，但方中配以较大剂量的生地、麦冬等甘柔之品，复加黄连苦寒，即可制约辛热，又能通过相逆相激的机制而提高治疗心律紊乱的效应。裘氏认为，药物单味应用与复方使用的功效是不同的，其中的机理值得我们深入深究。

   6.药物的剂量与剂型及煎煮的方法有关。仍以细辛为例，据宋·陈承《本草别说》记载：“细辛若单用末，不可过3g，多则气闭塞不通者死”(《本草纲目》)。陈氏所说的细辛用量是“单用末”的剂量。裘氏认为，单方细辛散剂吞服的剂量，应以1钱以内为宜，若单用水煎服或复方水煎服，用量就不相同。裘氏经验，汤药煎煮应提倡将一剂药煎数次，然后合并浓缩到一定体积，分次服用的方法，这样提高药物有效成分的煎出率，从而保证药物在胃肠道的浓度。

   裘氏认为，药物剂量大小还应考虑个体差异、地区差异等情况。总之，与剂量有关的因素很多，我们目前还不能界定每味中药的治疗剂量、极量及中毒剂量等，目前定量药理学在研究内容、方法、手段等方面已逐步完善，我们可以借鉴其经验，使中药的药理研究由“定性”走向“定量”，这一艰巨工作我们今后还需要做很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