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洁行芳的一生

   先生少年刻苦读书，并随祖父宦游于河北各地。

   祖父善歧黄之术，耳濡目染，遂渐有志于医学。十六岁时，随家移居易州，得与蔡秋堂、梁纯仁研讨《内经》等典籍。二十五岁时，应京师之邀，就职于外城官医院，与陈伯雅、杨浩如、张菊人、赵云卿诸名医共事，颇得各家教益。

   一九二九年，为反对政府图谋取消中医，孔师联合同道，在京师创立中医药学会，奔走呼吁，竭尽全力，终于迫使政府取消前议。同年，与肖龙友先生合力创办北京国医学院，并与肖共任院长，亲临讲坛，努力造就中医人才。在国医学院经济困难时，他与肖龙友在学院开设门诊，以其收入资助学院经费之不足。

   对习学的生徒，先生循循善诱。对疑难病症，先生善于深刻分析，说明得病原因，医治方法，同时发扬民主，鼓励学生提出不同意见，展开辩论。先生又常教导生徒『「古今时代不同，人之体质不同，所受病邪亦有所不同，临证施治切忌主观，必须灵活。仲景之立法垂训，乃法外有方，方外有法；金元四大家虽各成一派，乃羽翼仲景，后世叶天士、王孟英、吴鞠通，亦羽翼仲景也。要知唯在用之当与不当耳。」

   先生对事业极端认真负责。早在一九一七年，就曾联合中医同道中的有志之士，在生活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共同参加了扑灭晋绥地区鼠疫、霍乱、痢疾、天花等传染病、流行病的工作。他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山东、河南、河北省的广大农村，对贫苦大众非常熟悉和同情。他常送医上门，甚至不惜慷慨解囊，资助病人。这种高尚医德，在旧社会来说，是甚为难得的。

   解放后，先生精神振奋，政治热情很高，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工作。他极力拥护党的中医政策，力主中西医互相学习，互相团结，互相结合。于一九五二年受到毛主席接见之后，曾写信给毛主席。信中有云：「医之活人，何分中西，存心一也，但其理法不同耳。今逢毛主席洞察其旨，发扬数千年之文化，何幸如之。愿努力发挥，以期理法臻于至善，达于全球，使病者有所依，必先从教育人才始。」先生的心愿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先生生前参与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辛勤努力，获得高度评价，故又曾多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先生尝以诊务过忙，无暇著述，不克将经验心得总结出来，公诸于世，贡献给人民，颇引以为憾。故在晚年常深夜执笔，其遗稿如《脏腑发挥》、《时斋医话》等，皆此时所留。一九五五年三月十日出诊之中，忽觉腹痛寒战，勉力把六位病家诊毕，思回寓所调治恢复，讵料从此病势日益加重。先生自知不起，遂对亲属谆谆嘱咐；「儿孙弟子等，凡从我学业者，应尽其全力为人民很好服务，以亟我未尽之志。」十一月二十三日先生不幸故去，享年七十一岁。先生逝世后，周总理亲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亲往寓所吊唁。对于先生辛勤的一生，党和政府给予了崇高的荣誉。

   强调辨证，以保护元气为主

   先生主张：中医在临床上不能见「病」不见「人」，即不能见「树」不见「林」，而应从「人」出发，照顾到病人的整体。先生特别强调「元气」在人体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内经》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及「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两句话，就是指病邪之能使人体发病，都是由于人身元气不足的缘故，若人体本身自卫的元气很充足，病邪就不足为患。所谓乘虚而入，无虚则病邪何从而入乎?是故元气充足，「内腠闭拒，虽大风苛毒，弗之能害」。

   先生在辨证论治方面，力主「医之治病，首先在于认证；将证认清，治之则如同启锁，一推即开。认证之法，先辨阴阳，以求其本，病本既明，虚实寒热，则迎刃而解。他强调阴阳为两纲，表、里、虚、实、寒、热为六要，不同意把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并列为「八纲』。他指出：「辨证论治，全凭纲要。纲者两纲，曰阴曰阳，要者六要，曰表、里、虚，实、寒、热。徐灵胎言之綦详，亦即张景岳之所谓『两纲六变』者也。人之疾病，千变万化，但总不外乎阴阳，故医者临证，必须先审阴阳，因为病因证脉与药皆有阴阳。阴阳既明怡自无讹。其间且有错综现象,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二者相间，彼此多少，疑似之间，更须明辨。具体一个病进而求之，则疾病之部位亦存在表里，正邪之消长与虚实若何?若论疾病之征象自有寒热之分，但其间情况复杂，如由表入里，由里达表，寒热错综，虚实互见等，必须审慎辨识。总之，表、实、热三者，概于阳；里、寒、虚三者，可概于阴。故阴阳者，医道之总纲领也。至于六要者，病变之关键也。医者既须提纲挈领，又要把握关键，则病无遁情，了如指掌矣。辨证既明，论治用药更应详酌，故有时参、术、硝、黄，俱能起死，芩、连、姜、附，尽可回生。喻嘉言尝谓：『医不难于用药，而准于认证。故必先议病，而后议药』。朱丹溪亦主张：认证为先，施治为后。若但知以执某方治某病，不论因时、因地、因人,不审何脉、何因、何证，是冀病以就方，非处方以治病。辨之不明，焉能用之无误?施治之妙，实由于辨证之准确。寒、热、虚、实，不昧于证，而又不惑于证；汗、吐、下、和，不违于法，而又不泥于法。否则疑似甚多，临证莫决，见病治病，十难效一。」先生非常推崇徐灵胎氏《病因人异论》中的论述。徐灵胎云：「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惟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气机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力有老少，奉养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更加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浅之各异，一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气体迥乎相反，则利害亦相反矣。故医者必细审其人之种种不同，而后轻重缓急，大小先后之法因之而定。」

   先生深韪是论，在临床上切实遵守，并加以发扬光大之。先生确信：无论祛邪与扶正，都是为了达到恢复和充足元气的目的。至于祛邪扶正之孰先孰后，那就必须在辨证之时，参机应变了。先生说:邪之与正，二者并重，扶正可以祛邪，祛邪即可安正，是互为因果者也。而孰先孰后，则必须因人、因地、因时而施，绝不可先有主见。固然经有「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之明训，示人正气之虚，是由于被邪劫夺，倘不被劫夺，正气无由致虚；其所以被劫夺者，系于邪气之盛。此时，若直捣巢穴，扫灭邪氛，使不再劫夺正气，其病自愈，亦即祛邪为重也。初病急病，诚可以一扫而痊，久病缓病，其人虚象毕露，则当顾其正气所谓养正邪自除，亦即扶正当先也。盖病有久暂不同、缓急之异，则祛邪与扶正之治，妙用在灵活：有宜急祛其邪而后调其正者，有宜先固其正徐退其邪者，有宜寓攻于补者，有宜攻补兼施者。似此轻重先后，当随证制宜，凡病皆应如此，则可不致拘执有偏耳。

   熟悟经旨，不泥于古

   先生主张，志于医者，首先应该熟读《内经》而后逐步细心参悟经旨。阅读诸家医论，一定要抱着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掌握「取长舍短，去芜存华」的治学方法，力辟「食古不化」或「断章取义」。他反对妄用成方，说：「兵刑杀人，显而易见，然用药误杀人，医者尚不自知，较之兵刑杀人者，更为险毒，尤有过而无不及者也，实可憾叹。不怪吴鞠通氏早有鉴于斯，并于《温病条辨》自序曰；『呜呼!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朱彬氏亦有『其死于病者十之二三，死于医者十之八九』之论。如临床时所见热病无汗，而庸医妄称是足太阳表证，投以麻黄汤，服之汗出不止而殒者不鲜；更见风温、湿温证，动辄柴胡、升、桂、细辛、姜、附之风药升提，使伏热邪气不惟不能荡散，反陷入心包，无不神昏厥逆而毙，虽急投局方至宝丹、清营汤、紫雪丹等渝涤中宫而幸存生命者，亦不过百人中之一二而已。近又尝闻有人终日研究仲景之在汉时用药圭铢，折合今日份量若干，而照拟之于临床。用之得当功效立见，屡见不鲜，此用心良苦，非执一方而治一病，是知《伤寒论》乃东汉末方书，未必能与今日完全契合。盖因天时、地理、人体皆有变异故也。」先生常说，他数十年来遍历大江南北，罕见因寒而伤之真伤寒病，盖阴阳循环，皆天地气运使然也。《内经》曰：「必先岁气，毋伐天和。」按今之甲子，运行后天，湿土主事，四序反常，阳亢阴虚，湿热彰盛，故辛温滋腻之品，实用之在所必慎，至中元甲子，后四十年，阴阳始能渐次互转。下元甲于，虽主阳虚，而辛腻之味，仍须审慎酌裁。朱丹溪宗经旨而阐发，创「阴常不足，阳常有余」之说，此非偶然或偏于一隅而立，实有至理存焉，夫茫茫尘世，疾患难测，医者若因所学不精，则不能随机应变，治之必乏于术矣。或殒其生，或待其毙，生民者不惟不能生，而反成害民者也。年复一年，枉死者何止几千万计。民生涂炭，宁不诫哉!

    重视旰脾之关系

   先生在对待肝脾之间的某些病机方面的认识上，就我们浅薄的理解，其至旨乃本「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的经旨。指出内因是一切疾病发生和变化的基础。他既然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因而他认为正气受伤，才导致发病，也就是指「两虚相得」的内虚，是发生一切疾病的主要根据。至于使正气受伤的原因方面，他首先强调脾为后天之本，以及脾、胃、肝三者的相互关系，尤其重视脾和肝之间的生克制化关系，亦即「土侮木」(脾病可以传肝)与「木乘土」(肝病可以传脾)的关系。在他所著《脾胃病论》一文中说；「脾象土而主肉(脾象土，主肌肉)藏意而恶湿(脾藏意与志，湿伤肉故恶湿)，寄在中央(中央黄色入通于脾，故曰寄在中央)，养于四旁(脾气散精以滋养南心、北肾、东肝、西肺，故曰养于四旁)，王于四季，正王于长夏。为统血之脏，而主四肢，思为其志，胃为其表，心是其母，足太阴是其经。饮食不节，劳而过倦，皆伤于脾。木气太过(肝气过盛)，克伤于脾，甘虽主之，过反伤脾。忧愁不解，亦足饬脾。脾伤则病遂乘之：脾经受湿郁热发黄；脾经受寒病苦注泄，脾太过则令人四肢不举，不及则令人九窍不通。尤于土败木贼，湿气留滞，七情内伤，六淫外袭，饮食不节，房劳致虚，脾土之阴受伤，转运之官失序，遂成胃虽纳谷，脾不运化，阳自升而阴自降，乃成天地不交矣。于是清浊相混，隧道壅塞，气留血滞，郁而不行，万病丛生之源也……」又论胃曰：「《灵枢?五味》曰：『胃者五脏六腑之海也，水谷皆入于胃，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素问?玉机真藏论》曰；『五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藏之本也。』《素问?五藏别论》曰：『胃者，水谷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藏气。』因而知胃气乃人生之根本。胃气壮，则五脏六腑皆壮，身体各部亦无不壮，反之则五脏六腑及身体皆弱。是以《素问?平人气象论》有云：『平人之常气禀于胃(平人之常气，即所谓有生之正气，谷入于胃，五脏六腑皆以受气，故曰平其所以平，赖有此气之禀于胃耳)，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难经?十五难》曰：『胃者水谷之海，主禀四时，皆以胃气为本，是谓四时变病，死生之要会也。足阳明是其经，与脾为表里一体。总此以现，胃乃重要脏器，宜如何慎宝之，自不待言。然人恒漠视，弗自珍重：外因则恣贪口腹，饮食不节，忽略卫生，内因则不自惩忿，激扰肝阳，动来乘土。遂致病态百出，此其大端也……」先生在临床中特别注意「湿」和「热』两种邪气的轻重及其争峙的情况。他指出：「数十年来临证中，湿家兼热致病者十有八九，此天地气运使然也。盖湿热之由来，乃木旺土衰，木气乘于土败而贼之所致者也。是以湿重则热增，湿蒸于中，热淫于内，湿愈重而愈生热，热愈重而湿愈生，湿热蒸腾，则邪为湿固矣，当今医者不可不察。」并提出在脾、胃、肝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脾湿」和「肝热」是导致人体发生一切疾病的两大主要因素。基于以上所说，可以想见他对脾和胃、湿和热是如何重视。因此先生在临床辨证时，特别强调脾、胃和肝三者的结合。设若在此三者之间的某一环节上发生了故障，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亦即其所谓「脾胃有病必系肝，肝病必系于脾胃」者也。

   郁热伏气也是外感温热病的主因

   在外感温热病方面，先生认为人体内的郁热伏气往往是感受温热病的先决条件。他说：「夫外感温热病者，时或先赖于体内之郁热伏气，而后感于天地厉气淫邪而成，况乎六淫之风、寒、暑、湿、燥，五气皆可化火，然又皆附于风。风者四时皆有，善行而数变，百病之长也。然则《内经》有云：『内腠闭拒，虽大风疴毒弗之能害。是以内因之郁热伏气乃外感温热发病之本也。叶香岩曰：『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此时病邪在表，投以辛凉解表之轻剂即可迎刃而解，若郁热伏气盛，或初感解之未当，及误治误补使邪内陷者，亦可逆传心包，此时病已入里，投以辛凉祛邪之重剂即可效如桴鼓；若邪为湿困，热深厥亦深者，临证中反见阴象，此热极似寒之假寒者也，倘辨证不清，误用热药，必使立毙。然则只投凉化寒凝之品，不惟温热不得解，反使邪愈加闭固，轻者废，重则不治，此时当施以苦淡渗化湿邪之法，并以辛凉清热之物，佐芳香辛散之味，以攘开其湿邪外围，不使湿热相搏而直捣其巢穴，则固邪易解，热退厥除，病可瘥也。」下面仅举三个病例以阐证其论。

   例一，吴姓，女。初以内蕴湿热，寒热相搏，兼客外邪，遂致头痛，咳嗽，鼻塞声重，咽痛，口渴，发烧而恶寒，痰涎壅盛，大便结，舌苔黄腻，脉弦数。此温邪上受，首先犯肺者也，亟宜清热解表以肃肺络。

   鲜苇根30克，生石膏(先煎)24克，银花、连翘、杏仁各9克，薄荷叶(后煎)，苏子霜各4．5克，条黄芩6克，板蓝根9克，辛荑花6克，全瓜萎18克，元明粉3克，鲜荷叶1张，紫雪丹(冲服)1．8克。

   例二，刘姓，男。肝胃两阳并盛，内热兼感时邪，初起解之未当，遂致热邪内陷于心包。神昏，谵语，有时抽搐，壮热，口大渴思冷，二便失利，大便已七日未下，舌质红，苔糙垢，舌心根部有黑褐色苔，脉大而数，右寸关均盛，亟宜重剂辛凉芳化，佐以熄风。

   生石膏(先煎)、鲜九节菖蒲根(捣汁兑入)、鲜茅根，鲜苇根各30克，莲子心6克，天竺黄、白殭蚕各9克，生滑石12克，薄荷叶(后煎)4．5克，龙胆草、知母、地骨皮各9克，青竹茹、忍冬花、忍冬藤各12克，焦栀子9克，鲜荷叶1张，双钩藤(后煎)9克，全蝎2枚，嫩桑枝18克，酒川军(开水泡兑)、元明粉(冲服)各4．5克，局方至宝丹(冲服)1粒。

   例三，董姓，男，望其颜面苍白，神情恍惚支离，唇青紫而鼻扇，四末厥逆，背冷恶寒．头部眩晕而痛，目白睛挥赤，口渴思冷而不欲饮，此《内经》所谓「热深厥亦深」。邪为湿固之温热病候也。亟以辛凉除温、清宣化浊，佐进芳香辛散重剂以肃之。

   芥穗炭1．5克，鲜九节菖蒲根12克，广藿梗9克，生石膏(麻黄O．6克同先煎)30克，青竹茹15克．杭滁菊各9克，鲜茅苇根各30克，薄荷叶(后煎)4．5克，蔻仁、煨葛根各1．5克，鲜藕30克，忍冬花、滑石各12克，胆草、炒栀子各9克，鲜荷叶1张，杏仁泥(苏子4．5克同研)9克，安宫牛黄丸(冲服)1粒，苏合香丸(冲服)1粒，羚羊、犀角(另煎兑入)各O．6克。嘱用西瓜汁、荸荠汁代水饮。

   以上皆系早年从先师侍诊之际所目睹，三位危急患者很快痊愈，至今记忆犹新，故录于此。

   附：石膏药性辨

   (此文系先生生前一次讲课的记录---本文作者附记。)

   石膏是清凉退热、解肌透麦之专药。一般皆谓其味辛凉，实则石膏之味是咸而兼涩；一般皆认为其性大寒，实则石膏之性是凉而微寒。凡内伤外感，病确属热，投无不宜。奈何今之医者，不究其药性，误信为大寒，而不敢用。尝因医家如此，而病家见方中用石膏，亦畏之如虎。如此谬误流传，习而不察之弊，乃余所大惑而不能解者也，直如屏玉液而弃金丹，致令病人不起，良可慨也。尝考其性，亲尝其味。《神农本草经》谓其性微寒，且宜于产乳，主治口干舌焦不能息，是真识石膏者；《金匮》《伤寒》用石膏凡十一方，乃从而广之，是真识石膏者。按张仲景之用石膏，是从烦躁、渴、喘、呕四处着眼以为法。如小青龙汤证，心下有水气，肺胀，咳而上气，脉浮，烦躁而喘，即加用石膏；大青龙汤之用石膏，亦是在于有烦躁；白虎加人参汤之用石膏，是在于大烦渴不解，舌上干躁而烦；竹皮大丸证之用石膏，是在于中虚烦乱．以上是据有烦躁而应用石膏之法，盖阴气偏少，阳气暴胜，其暴胜之阳或聚于胃，或犯于心，烦躁乃生，石膏能化暴胜之阳，能解在胃之聚，故烦躁得治。白虎加人参汤证曰大渴，曰大烦渴不解，曰渴欲饮水，白虎汤证虽未明言渴，而言里有热，渴亦在其中矣。以上是据有渴证而应用石膏之法．盖温热之邪化火伤津，津液不能上潮则口渴，石膏能泻火而滋燥，故渴得治。越婢加半夏汤之治其人喘、肺胀，使半夏与石膏为伍，以奏破饮镇坠之效，小青龙汤加石膏以治烦躁而喘；木防己汤用石膏在于其人喘满；麻杏石甘汤用石膏在于汗出而喘。以上是据有喘证而应用石膏者。盖此四证之喘，皆为热在于中，气则被迫于上，用石膏化其在中之热，气自得下而喘自治矣。竹叶石膏汤证之欲吐，竹皮大丸证之呕逆，是据呕吐面应用石膏之法。盖此二证之呕吐，是因热致虚，因虚气逆所致，用石膏热解气自平，呕逆亦遂自止也。遵仲景法，投无不效。

   石膏一药，遇热证即放胆用之，起死回生，功同金液，能收意外之效，绝无偾事之虞。若用之勘少，则难责其功，俗流锻用则实多流弊。近人张锡纯之石膏解所云良非虚语；日人吉益东洞之石膏挤误诚属针言。余宗先圣之大法，参后贤之精议，据临证之所验，谙石膏之疗能，其体重能泻冒火，其气轻能解肌表，生津液，除烦渴，退热疗狂，宣散井感温邪之实热使从毛孔透出，其性之凉并不寒于其它凉药，但其解热之效，远较其它凉药而过之。治伤寒之头痛如裂，壮热如火，尤为特效；能缓脾益气，邪热去，脾得缓而元气回；催通乳汁，阳燥润，乳遭滋而涌泉出，又能用于外科，冶疗疡之溃烂，比腐生肌，用于口腔而治口舌糜烂，胃热肺热之发斑发疹更属要药。其它卓效难以尽述，惟气血虚证在所当禁。 

以经典促中医发展

转载

——《中医四大典籍》序

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化院院长 许嘉璐

近日为《中医四大典籍》丛书作序。曹洪欣、武国忠两位教授组织中医药专家整理出版这套《中医四大典籍》，在笔者看来是近年中医学界出版工作中值得特别关注的事。虽然30年来中医药典籍出版成果丰硕，但是把《黄帝内经》和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的著作集中整理合刊还是首次。这四部书都是伟大的中医药学经典中之伟大经典，如果着眼于中国医学从远古走来的路径，可以说这四部书正是中国医学发展的四个“节点”“驿站”，标志着中国医学在不断前进时所展现的、可以给当今重要启发的内在逻辑性。

从出土文物推测，中国医学至迟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相当水平，只是“文献不足征”，后人难以描述的系统而具体而已。因此可以说，《黄帝内经》基本是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之前我国医学理论和经验的总结，也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医学理论的基石，它从侧面反映出，在此之前中国的“巫”与“医”已经有过很长时间的摸索和探讨，包括“黄帝尝百草”的传说，也应作如是观。关于对人体和疾病探索的文字记录，可能我们略后于古印度，但是《黄帝内经》如此系统、全面，其所揭示的原理历经20多个世纪的实践依然有着巨大而强盛的生命力，是人类历史上仅见的现象。这也证明，它是经过了在其出现之前不知道多少世纪的磨炼而获得的经验结晶。

如果我们以《黄帝内经》为观察的起点，那么，张仲景的历史性贡献就是在全面体现《黄帝内经》哲理的基础上，确立了中国医学辨证施治的总方向、总品格——树立了临床实践的光辉楷模。如果说从《黄帝内经》到《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是中国医学从总体理论框架充实、延展到了对万千医生面对病症的施治指导，那么孙思邈作为其中的“圣者”，则给人们提供了数以千计诊治病症的种种验方。中医一直秉持着自己特有的整体、系统、关联、和谐、有机、注重个性的理念，而《千金方》则是这一理念的实践总结，一千多年来，无数临床医生又继续在施治中不断丰富、发展之。到此时，可以说中国医学“宝库”中唯一亟须补足的，就是具有权威性的中国医学药典了。在孙思邈之后约一千年，出现了同样伟大的李时珍。他参考了前人与时贤上千种论著，足迹遍及盛产药材之地，拜农、工百姓为师，历时近30载，写出了集中国药学之大成的《本草纲目》。李时珍的出现，完成了中国医学完美体系的构建。这一体系对于历尽沧桑、经受过无数次天灾时疫之苦的中华民族，其功巨矣，伟哉！中国的医药学理论和医术对“汉字文化圈”诸国和中东地区各民族都作了不小的贡献，可惜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充分。

21世纪，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很少在大众媒体上得到分析、宣传的“转型”期：人文、社会、哲学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转向。其表象就是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开展不同文化之间对话、各种宗教和信仰回顾自己的“元典”。这三者是紧密相关、彼此促进的。之所以要回顾元典，是因为它们是古代哲人排除了客观对自己的干扰，对宇宙、人类、社会细密观察、冷静思考的结果，是若干代人智慧的总结。哲学家们称世界产生众多“元典”的时期为“轴心时代”。从那时到现在，虽然过去了二十多个世纪，“元典”所提出的问题和所揭示的道理，仍然是后世所有思想家的圭臬。至今，人类所思考和争论的焦点、范围，所提出的见解，始终没有超越柏拉图、释迦牟尼、孔子和老子。两千多年来人们所做的，不过是在有些方面对“元典”进行细化、深化而已。我想，在“轴心时代”那些伟大先行者的名单里，理应有《黄帝内经》的作者们。

无疑，现在各种医学的医治效果和水平远远高于两千年前。但是，这一成就主要是仰仗着人类生活条件的改善、医疗设备的精巧细密和药品的“多样化”（主要是化学和生物制品）而获得的，而对人与自然（包括诊治与环境）、人之身与心、未病与欲病等根本性问题的理论，并没有突破“轴心时代”巨人们的领悟，和人文社会领域一样，世界的未来有待于“新轴心时代”的光临。中国医学在看到建立在二元对立、机械论、精细化、标准化基础上的西方医学，在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后，正在渐渐走向死胡同之时，在看到人类所造成的对自身的威胁迅速加剧之时，是不是更应该重温《黄帝内经》的哲理和医理，并由此出发，顺着它之后那三个“节点”一路思考下去，结合着200多年来西方科学的成就，力求中国医学的理论和实践上升到空前的高度，为人类的生命和健康做出超越“黄帝”、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祖先的贡献。踏踏实实地继承，是创新永不可少的起点。回顾“元典”，则超越先哲、奔向中国医学进步的下一个“驿站”，理应不远矣。

笔者也和大家一样，不断说着、写着“中国医学”或“中医”这样的名词。细思之，我们这里所说的“医学”或“医”，和在谈到“西方医学”或“西医”时的所指，其实存在着不小的差异。西医，自文艺复兴时期起，逐渐从教会和修道院里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而中医，则自始至今展现着超强的综合力，它不仅包含着诸如植物、动物、矿物、化学、天文、地理这些“自然科学”学科，而且和人文社会学科的多项内容几乎融为一体。“医者，仁术也”这句人所共知的话，不但是说医者以仁爱为旨，与被医者本为一体，而且也反映了“医”与道德伦理之不可分割。在欧洲（或西方）中心论仍然处于世界主导性思维的今天，难免有些外人与国人以西方医学的标尺来衡量中国医学。如果有人声称中国医学“不科学”、是“伪科学”，都还是小事，而造成中西医间的隔阂与对立，给二者的进步与结合造成障碍，才是更应该引起注意的。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要翘首有待于中医之大家。（许嘉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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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四大典籍》丛书由善品堂藏书策划出品，曹洪欣、武国忠教授共同主编，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作序推荐，线装书局2016年6月出版。丛书共分为《黄帝内经精解》（一函六册）、《仲景全书精解》（一函三册）、《药王全书》（二函十册）、《本草纲目（金陵初刻本）》（二函十六册）四种。该书采用简体竖排、双色精印、特制安徽上品手工宣纸，传统线装、古法手工装订，湖州真丝绢面，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是阅读、收藏、馈赠的经典之作。

中国医学需要再出发
——《中国医学再出发——复兴时代与中医药学》评介
摘自2023-6-30中国中医药报
石启武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三年疫情，让人无限感慨，也让人进一步体验了中医药学特殊的“救世意义”。近来各行各业都鼓足干劲，抓紧时间复工复产，力图将以前失去的时间和工作抢回来。在这种热烈的氛围中，欣喜看到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何裕民出版的新作《中国医学再出发——复兴时代与中医药学》。
何裕民涉猎甚广，临床擅长治肿瘤，著作等身，疗人无数；曾任中华医学会理事兼心身医学分会会长等职，是国内知名理论与实践双栖之践行者，对诸多医学问题有深度思考。本书厚重达皇皇75万字之巨，视野闳阔，思路缜密，阐释精微；从多视野、多层面、多维度深究了医学深层问题；既立足临床实务，且以更高视域，阐发人们哲思；基于全新关切，从时代潮流、学理价值、文化根脉等多层面审视当下医学，用历史长镜头重新检讨、诠释，给人以深刻的追溯感和彻悟感。他以确凿历史及现实论据，道明中医学历来“救世意义突出”。但近三百年来先是“东降西升”，中医被贬抑；近又悄然复苏，强势复兴；现中国文化、医学及综合要素等正以滚滚大势，以崭新面貌展现于世人之前。
该书以哲思开路，涉及多领域，论证了中国文明/医学是“一个原生且另类的文明母体”，并以宽广视域、文化比照方法，梳理了中医学核心价值；提出中医学核心价值在当今量子时代、气论等视域下将是“全面认识世界的‘另一扇窗’”，对认知本然世界也意义彰显。就是说，中医学具有认知世界的科学价值。
在书中，何裕民提出了“中国医学”概念，认为传统中医学本身是个开放体系，历史上吸纳了印度、波斯、西方医学不少内容；在当今世界大格局下，应有更宽广的胸襟及气度，守住核心价值体系，在此基础上大量吸纳、重组人类关乎生命、健康、疾病及保健治病之精华，为我所用；应努力发展成新的范式、路径、体系和风韵之医学，并因此命名为“中国医学”。书中以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所撰《西学中，创中国新医学》一文中的观点及北京大学教授王一方的见解为佐证，且赞同后者提出的摈弃TCM（传统中医学，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之说法，代之以中国类别医学（CSM，Chinese Style Medicine）之命名，以统摄相关知识及操作，这些就是“中国医学”。
同许多读者一样，平时看书，我喜欢先看书中的序、前言和后记（跋），这样更能看出书的前因后果和作者的真实立意。何裕民将这部新作视为自己的“三部曲”之第三部，为“耕耘了30多年的收获”“大半辈子研讨之果实”；而前两部分别是《差异•困惑与选择——中西医比较研究》（1989年出版）及《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1994年出版）。可见，该书是作者历经30多年，坐穿冷板凳打磨而成，堪称当下医学界及思想界值得一读之佳作。作为中医学之后学，身兼中医人及出版人双重身份，愿以此文抛砖引玉，企盼有志同道共同关注，吸取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