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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知都在至真中——《三因司天方》序

(2022-12-18 04:43:43)


时间:2022-12-12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8版  作者:顾植山

五运六气是中医学中探讨自然变化的周期性规律及其对人体健康和疾病影响的一门学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整体观念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医基本理论的基础和渊源”(方药中语),承载着中医学“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内涵,是中医基本理论的“根”和“魂”。中医理论中处处都是五运六气,人们日用而不知。

由于历史的原因,运气学说长期受到严重误解,成为中医学中传承最为薄弱的部分,严重影响了中医药学的继承发展,三因司天方的濒临失传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三因司天方的十六首方,首载于南宋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但在此书中并不叫“三因司天方”。有人认为,陈无择根据五运六气学说创造了这十六首方。那么,此十六方是否确为陈无择所创制的呢?晚清名医王旭高云:“运气证治方,载于《三因》书,系陈无择编辑,未知创自何人。”王旭高认为,此十六方乃经陈无择编辑后收录于所著书中,但不是陈无择创制的。王旭高的讲法有一定道理,因为如此重要的方,未见陈无择论述制方思路,也未见陈无择记载临床应用。陈无择之传人王硕的《易简方》中也未提及此十六方。陈无择之后,元代学者吴澄等对此十六方提出质疑,认为:“将各年病候及治方预先排定,让人到了某一年,就千篇一律地都用同一个方去治病,岂不误人!”十六方遂被束之高阁。

“三因司天方”之名出自龙砂医学流派

发源于江苏江阴的龙砂医学姜氏世医独具慧眼,传承并应用了三因司天方。清代乾嘉时期医家缪问曰:“见吾邑姜体乾先生治病神效,读其方必多至二十余品,心窃非之。然人所不能措手者,投剂辄效,殊难窥其底蕴也。后登堂造请,乃出宋板陈无择三因司天方以示。”此为“三因司天方”之名始见。缪问对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的运气十六方详加阐释,著成一书,名《司天方论》,也名《三因司天方》。

对“三因司天方”的名称,缪问有言:“代有哲人,论及司天,皆无所发明致治之理,使学者不欲卒读……滑伯仁云:不通五运六气,遍检方书何济。其推重司天,不綦重耶!”可见其所言之“司天”泛指五运六气,不是“司天在泉”的司天。姜健和缪问讲的“三因”,也不是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里的三因,陈无择讲的“三因”,承继了《金匮要略》“千般疢难,不越三条”的“三因”说,实指内因、外因及不内外因三种致病原因;而姜健和缪问讲的“三因司天方”,原意可能是指《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的司天方。基于他们给予“司天”的特殊概念,我们理解为他们称司天、司人与司病证为“三因”,“三因司天”是一种司天、司人、司病证相配合的整体思维模式。

因家母亲炙于龙砂医家薛文元,故笔者对龙砂医家推崇的五运六气之学和三因司天方笃信不疑。早年临床应用尚无把握时,尝把司天方作为备用,屡获奇效后,感欷如此好方竟未得到后世重视!因而,笔者后来在龙砂医学流派的传承工作中着意推广此十六方。令人欣喜的是,学用者多有取得意外奇效的感概。近年来《中国中医药报》报道了各地医者应用三因司天方的大量验案。如今,三因司天方已然成为中医临床热门方剂。

《黄帝内经》指出,运气有常有变,有胜气、复气,有至而未至、未至而至、至而太过、至而不及等变数,所谓“时有常位而气无必也”。五运六气的临床应用,“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这里所讲的象,不应局限于患者的征象,应综合“天、人、邪”三个方面,司天、司人、司病证。故三因司天方的应用,绝非质疑者所谓“将各年病候及治方预先排定,让人到了某一年,就千篇一律地都用同一个方去治病”这样简单,而是需要注重多因子的综合和动态变化。三因司天十六方提供的仅仅是针对常见运气格局的十六个组方思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从正有诗云:“病如不是当年气,看与何年运气同,只向某年求治法,方知都在至真中。”至于有些人刻板教条,不知道结合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运气原理,那是应用者的问题了。

将理论与临床诊疗经验相结合

2017年12月,北京市中医管理局为培养五运六气人才,设立“北京首批薄弱环节人才项目”,在全市中医临床单位遴选了29位骨干,委托龙砂医学流派传承工作室带教培训,北京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科的张丽医生就是其中一位。张丽在学习中迅速脱颖而出,不仅在临床诊疗能力上突飞猛进,而且很快成长为五运六气教学的优秀师资。

据我所知,在学习五运六气之前,张丽作为一名针灸科医生,临床工作以针灸为主,很少使用中药;学习五运六气后,她很快能使用三因司天方诊治各科疾病甚至疑难杂证,在开方用药上实现了从短板到擅长的飞跃,在思维模式上则实现了回归经典。张丽将《黄帝内经》理论与三因司天方的临床诊疗相结合,对三因司天方有了深入的认识,通过一系列的学习、思考、总结,逐步整理出了三因司天方的临床使用方法,诊疗速度和疗效都得到了迅速提高。她多次在龙砂医学流派举办的五运六气学习班中作三因司天方临床应用的专题讲座,深受广大学员、同道的欢迎与推崇。短短几年,张丽已经成长为龙砂医学流派的主要传承人培养对象,并通过了考核,成为五运六气教学的优秀师资。她的成长源于其奉行“简单、自信、听话、照办”的学习准则,不怀疑、不犹豫、不纠结,坦荡自信,大胆实践,并能深入学习理论,体悟五运六气和三因司天方的原理,实现从“术”向“道”的升华。

现在,张丽将其学习三因司天方的心得和临床应用的经验整理成《三因司天方》一书。该书将十六首三因司天方逐一用《黄帝内经》有关条文解析,并结合临床医案,介绍每一首三因司天方审象握机的方法和临床诊疗要点,思路清晰,指导性强,所附医案真实可信,引人入胜,对临床医生学用三因司天方及五运六气必多裨益。(顾植山  江苏省无锡市龙砂医学流派研究院)

三因司天方审平汤临证治验两则
摘自2023-9-6中国中医药报
宋金岭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黄帝内经》中将金运之年分为太过、平气、不及三种情况,其中平气之年称为审平。金曰从革,语出《尚书•洪范》,引申为变革、肃杀、潜降、收敛、清洁之意。金运不及,则失于杀伐、清肃。
审平汤出自宋代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用于卯酉之年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可恢复肺金清肃之能。笔者临证应用审平汤,用“金曰从革”之理诊治疑难病症两例,疗效显著。
案一:交通意外后梦游案
一老翁,年逾七旬,数年前车祸后出现梦游,每月或半月一发,或十天一犯,平素入睡后则噩梦纷纭,询之梦之内容能忆起否?其曰:然。再询之,则曰每梦尽为杀伐抢掠偷盗之事,醒后记忆犹新。刻诊见:身体微丰,体格健壮,言语对答顺畅,二便尚佳,望之舌红苔腻,切之脉浮弦滑。细思此病已患数载,辗转求医,中西杂治,日虽久但效不显。忽由老翁所梦之象,脑海中显出“金曰从革”这句话。所梦之内容多为杀伐之事,正合金之肃杀之象。尚虑其外伤多瘀,且久病多瘀,亦在处方用药之考虑范围。思虑已定,遂处方《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审平汤、《伤寒论》桃核承气汤。7剂,以观后效。
二诊:服用前述方药,患者欣喜至极,七天之内只寐梦一晚,睡眠非常舒畅,醒后倍感轻松。辨证中的,药已取效,前方继服。
按 患者病起于车祸意外惊吓,根据中医象思维以及外伤瘀血致病两项原因,最终采用了三因司天方审平汤合桃核承气汤。采用中药治疗后诸症明显缓解,直至症状消失。该案例审证求因,能够找到瘀血致病,但是诸多病象难以解释。古人云“医者,意也”,此所谓也。
案二:跌仆后胸痛案
一老妪,年逾八旬,干农活时不慎跌仆,前身着地,之后便感前胸疼痛,难以呼吸,不能转侧。在医院行胸部CT检查未发现异常,遂求诊于中医。患者在门诊坐立不安,表情痛苦,遂针刺合谷穴、内关穴以行气活血、宁心安神。患者面容消瘦,精神尚可,言语清晰。舌质淡,苔薄白,舌底静脉未见明显迂曲,脉弦紧大。细思此患者病情,虽有跌仆病史,却未见明显瘀血征象,可并非无瘀血存在;病症出现在秋季,肺属金、与秋相应,病位在心肺,且年老心神肺魄俱亏,突发跌仆使得神魄涣散。陈无择三因司天方审平汤正与此相应,能使肺金恢复审平之态。此外瘀血之因尚需顾及。遂处以审平汤加苏木治疗。3日后患者诸证明显缓解,呼吸顺畅,偶有前胸隐痛。再处方3剂以善后。
按 审平之年为金运平气之年,《素问•五常政大论》云:“审平之纪,收而不争,杀而无犯,五化宣明……”此段经文明确描述了肺金平和之年的状态。肺金平和,杀伐清肃之性则在可承受范围之内,否则会出现杀伐过度、肺金失调的状态。该患者正值秋季跌仆发病,惊扰肺金,气血失和。方用审平汤平和肺金、濡润肺燥,加一味苏木活血疗伤定痛。此案急则治其标,采用针刺畅通气血,亦体现了中医在治疗急症方面有充分的施展空间。内治、外治结合,病症方能数天内若失。

活用三因司天方治儿科疾病

 (2016-03-31 11:25:10)[编辑][删除]


 王静 山东省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

 

龙砂医学流派推广工作站

笔者有幸拜师龙砂医学流派代表性传承人顾植山教授学习五运六气,跟诊老师亲眼目睹了运气方治疗三高、肿瘤、再障、狼疮、不孕等疑难杂症的显著疗效,受益匪浅。但在众多效如桴鼓的病案分享中,几乎全是成人病案,鲜有儿科病例。笔者专业儿科,当时便想,小儿纯阳之体,脏气清灵,临床辨证处方与成人大异,运气方之于小儿,是否同样有效?后来笔者临床择机试用,竟屡获奇效,诚不欺也。试择医案两则,以飨同道,并请高明指正。

病案一

高某,男,7岁。初诊:2016年1月21日(农历乙未年刚交大寒)。

患儿咳嗽2月余。先后静脉注射头孢、阿奇霉素等抗生素,并口服各种抗生素多日。期间间服中药治疗,多以宣肺止咳、清热化痰定喘为法,方药多选麻杏石甘汤、小青龙汤等,效不佳。现患儿仍咳嗽,咳甚伴喘息,稍有痰,涕带血丝,晨起、活动后及夜间重;咽干、口干。舌红,苔黄厚腻,脉细弦。诊断:过敏性咳嗽。

察患儿病历,前诊医家除西药治疗外,辨证不外从肺脾肾,又或从热从痰等常规思路,并无显效。曾听龙砂流派学长有言:若临床常规辨证论治乏效时,用运气方或有奇效。分析该患儿发病时值乙未年五之气,客气阳明燥金,岁运金运不及,患儿咳嗽已久,加之抗生素应用多日亦损伤阴津,咽干口干,脉细弦,肺金本虚而受火燥,乃“肺津自馁,火乘其敝”。刻下虽初交大寒,运气常位当属丙申初之气了,但患儿证候与乙未年运气相当,当仍选用乙未年运气方,故试用紫菀汤合开郁宣肺之定喘汤加减。

处方:炙紫菀15克,杭白芍12克,潞党参10克,北口芪10克,桑白皮10克,地骨皮10克,炒杏仁9克,炙甘草9克,五味子15克,炙麻黄5克,煨白果9克,款冬花10克,炒地龙6克,炒苏子10克,生姜片3克,大红枣5克。4剂,每剂水煎成200毫升,分早晚2次空腹温服,日1剂。

二诊(2016年1月25日):患儿咳嗽已消大半,偶咳以干咳为主,口咽略干,喑哑。遂以上方加木蝴蝶9克,续服4剂继以善后。患儿未再诊,电话随访,已痊愈。小试牛刀,果获奇效。

按:紫菀汤方为陈无择《三因方》中针对六乙年,岁运少商金不及的运气特点所立的方。诊时虽初交大寒,运气常位当属丙申初之气了,但患儿证候与乙未年运气相当,当仍选用乙未年运气方,故选用紫菀汤合开郁宣肺之定喘汤加减。

病案二

倪某,男,5岁。初诊:2016年2月3日(乙未年大寒后立春前)。

患儿自幼两侧阴囊内有囊性肿块,卵圆形,表面光滑,无压痛,左侧尤著,随年龄呈慢性逐渐增大,囊肿睾丸与附睾触摸不清,透光试验阳性。多家三甲医院明确诊断为小儿鞘膜积液,并建议其手术。患儿家长担心手术副作用,且寄望中医或有良方,遂延宕至今,尚未手术。然多年来,辗转求治,未见改善。

刻诊患儿除阴囊肿大外,无明显异常。舌淡,苔薄白腻,脉濡。诊断:鞘膜积液。鞘膜积液,中医学称为“水疝”,多因先天不足,脾失健运或肾气不足,外受寒湿之邪所致。常以健脾益气、温肾壮阳、化气行水为治则,遂自拟经验方。

处方:小茴香9克,炒荔核9克,炒当归9克,杭白芍9克,杜红花3克 ,益母草30克,建泽泻10克,云茯苓15克,怀牛膝6克,川楝子9克,生麻黄4.5克,炒地龙6克,车前子(包煎)10克, 沉香(后下)3克。10剂,每剂水煎成200毫升,分早晚2次空腹温服,日1剂。

二诊(2016年2月13日):家长述患儿服药10剂,积液变化不大。小儿脏气清灵,随拨随应,显然脏腑辨证的常规思路并无疗效。因此前已亲历运气方之奇效,见上方无功,毅然决定加用运气方。

虑及鞘膜积液病因不外乎寒、湿之邪,乙未年正值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时下虽已近立春,气运丙申,但乙未年终之气自小雪起全国各地寒潮频发,南方罕见降雪,应属太阳寒水至而太过,加之运气作用于人体稍有滞后,寒湿之候尚有余势,遂从容改为乙未年三因司天方之备化汤为主方,并合利湿行水五苓散之意,又病久加行血中气滞、气中血滞的延胡索一味。

处方:宣木瓜15克,抱茯神12克,怀牛膝9克,炮附子(先煎)3克,大熟地12克,覆盆子12克,炙甘草9克,建泽泻6克,炒白术9克,川桂枝6克,延胡索6克。5剂,每剂水煎200毫升,分早晚2次温服,日1剂。

三诊(2016年2月19日):患儿鞘膜积液几乎全消,其父母喜述肉眼几乎看不出,遂上方加车前子(包煎)6克,再予5剂,击鼓再进,以固疗效。2月22日电话随访,药未尽,患儿基本痊愈。

按:此疑难久病,不日即愈,运气方再奏神功,叹造化之神奇、古圣之神明。忆及顾师植山教授有言:“治病有时也要凑时机。”患儿鞘膜积液,正寒湿为病,逢气运湿寒之末年求治,又恰值在泉客气太阳寒水影响时段应诊,时机相扣,符应运气,顽疾得痊。实乃患儿之“运气”,亦是笔者之“运气”。

欣喜之余,又自问,倘若患儿他年他时应诊,又当如何为治?倘若同病患儿同时应诊,又能否如此患儿效如桴鼓?不妨求证于同道方家,并自励于《黄帝内经》五运六气学说琢之磨之。(王静)

中华文明与中医文化安徽中医药大学顾植山

 (2016-01-18 10:52:14)[编辑][删除]

 


正确理解中华文明概念

黄帝文明与伏羲文化的差别

了解黄帝文明与伏羲文化的差别,对理解中医药学“钥匙”的意义至关重要!我们常讲五千年文明,五千年是从炎帝和黄帝时代起算的。古有“三皇”之说:伏羲——天皇、神农——地皇、黄帝——人皇。伏羲比黄帝早得多,为什么不把文明的源头定于更早的伏羲而要定在炎黄时代?

伏羲时代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古人对“天道 ”的认识,但“文明”是人类社会的文明,必然以“人道”为标志。炎黄时代的文化不但对自然规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且更多地落实到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层面,故史称黄帝为“人文始祖 ”,我们自称“炎黄子孙”,曰“上下五千年”。

伏羲时代的代表性文化符号是八卦 炎黄以前的先民从每天不同的天象中找到了北极、北斗,由“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产生四季、八风等概念,构建了青龙、白虎、朱鸟、玄武四天象和先天八卦等模式,代表了那时对天地变化规律的认识。

黄帝时代的文化与伏羲时代有什么不同?文献记载: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这里最关键的是“律吕”和“调历”。“调”是音调、乐律,基于音律而建的历法,谓之“调历”,又称“律历”。

中国古人对音乐有深刻的认识。1987年从河南贾湖遗址出土了约八千年前的用丹顶鹤尺骨制成的骨笛,它有两个八度的音域,并且音域内半音阶齐全,这意味着贾湖骨笛已经具备对十二音阶的认识。

黄帝时代将十二音阶上升到了律吕的高度 人们在不同的时间感受到不同的“乐”,十二律吕产生的基础是“飞灰候气法”:将芦苇的薄膜烧制成灰,放入代表十二音阶的乐管内,埋于密室地下;冬至一阳来复时,最长的乐管“黄钟”内的灰便自动飞出;此后每过一个节气,以次会有一个乐管的灰飞出,古称“葭管飞灰”。全部十二个乐管的灰飞结束,恰恰是一个年周期!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现!

以天象定时间,可以管一时;但天象时时年年都在变化,时间长了就有误差。而由乐管测到的十二气的周期非常稳定,是万古不变的“律”!黄帝时代将十二音阶上升到了律吕的高度,这是一个重大进步。

中华文明“和”思想本于乐律 十二气分六律六吕,合称“十二律吕”。为什么是六律六吕呢?这是因为发现十二气以前,已经先有了“六气”的概念。

古人把天地间的盛衰变化理解为一种“橐”的运动。《老子》:“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 橐运动一开一阖,出现“开、阖、枢”三种状态。“开阖”又称“离合”、“捭阖”、“阖辟”。《吕氏春秋》:“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

开阖运动化生万物。《黄帝内经》:“其生五,其气三;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故曰“三生万物”。

阴阳各有开、阖、枢,就产生了 “六气”。《黄帝内经》对六气的命名是: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

古人把开阖运动与时间周期联系起来,以冬至点作为开阖运动的起点。《史记·历书》:“以至子日当冬至,阴阳离合之道行焉”。

《素问·阴阳离合论》对开阖枢产生六气的时空定位有完整的论述:“圣人南面而立,前曰广明,后曰太冲;太冲之地,名曰少阴;少阴之上,名曰太阳;……广明之下,名曰太阴;太阴之前,名曰阳明;……厥阴之表,名曰少阳。是故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三阴之离合也,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

十二气与“六气”相合,相应于六气的称“六律”(黄钟、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其余六个称“六吕”(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六吕)。

文献记述:“逮乎炎帝,分八节以始农功”,到黄帝时才有“伶伦造律吕”,说明六律六吕的建立应该完成于黄帝时代。

“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调历”,后世称“黄历”——黄帝之“历”,是构建黄帝时代文明社会最重要的文化标志!

掌握了万古不变的六律,就有了建立文明社会各项制度的标准。《史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规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

音乐最讲究“和”,“乐者,天地之和也”,“和,故百物皆化”,“大乐与天地同和”。中华文明特别崇尚“和”的思想本于乐律。

以十二气周期为标准的年月周期

十二气命名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亥,习称“十二地支”。专家认为,十二地支是象形文字,是与十二气相应的天象的描述。文字虽是天象,但因十二气是从地下候气测得,故称“十二地支”。

以天象为文字描述时气,故称“天文”。中国的天文学,不同于西方的天体学。

十二律吕是天地相应的产物,但不是日月五星中某一个或几个星球与地球相互作用就能产生的,它是整个宇宙天体与地球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哥白尼发现地球围绕太阳转后,人们就认为“地心说”落后过时了,但能到太阳上去研究十二律吗?再说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银河也不是中心,宇宙的中心在哪儿?可能永远是个谜!研究天人相应,能把宇宙天体的每一个星体与地球相互关系的物质基础都研究清楚再下结论吗?当西方科学认识到天人相应的重要性时,必然要回归到中国古人以地球为中心的研究思路上来。

社会的发展往往有一进就有一退,不会是单向的进化论。天文兴,候气废!后世依赖于天文历算,乐管飞灰候气渐渐失传。

一年中的十二气决定十二月。故我国的十二月不是以月球围绕地球运行的周期为标准的所谓“阴历”,而是以十二乐律的气为标准的“律历”。当月球围绕地球运行的周期偏离十二气,即某一月亮周期内没有“气”时,就要用闰月的形式进行纠正。同理,年周期也是以十二气的周期为标准的。

十二气说与此前“分八节以始农功”的八节说的结合产生二十四节气。

二十四节气中,“气”与“节”的意义和地位是不同的,由十二律吕定下的十二气有固定的地支名,是决定一年十二个月的“律”;而十二个“节”则没有固定的地支和月份与之配应,不是“律”。

六气化生万物。《素问·至真要大论》:“天地合气,六节分而万物化生矣。”

“万之大不可胜数”,中国古人认为“智者察同,愚者察异”(《黄帝内经》语),故没有像西方科学那样对万物一个个去寻找物质形态的差别,而是着重于观察事物变化共同的动态规律,根据事物变化过程中显示出来的不同象态,创造了以木、火、土、金、水为代表符号的“五行”学说。这是上古先民的大智慧!

把一年分作五个时段,就会依次出现“生、长、化、收、藏”五大类自然象态,代表符号就是木、火、土、金、水。因为是万物运动变化的五大类时态,不是五种物质或元素,故称“五行”。 《汉书·艺文志》:“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自然界“五常之形气”轮流不息,“五气更立”,就是“五运” 。“行”和“运”都有运动变化之义。

五运五行是六气化生万物后在地球上可见的物象,故五是“地数”。《国语》:“天六地五,数之常也。”

因为五行随时间变化,古人把握五行的动态规律,要靠观察天上的星象来定时,故《史记·历书》说:“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

表示五运的符号称“干”。五行分阴阳,产生十个“干”。五运由察天象来判定,故有“十天干”之名。

由六气六律六吕产生的十二地支与代表五运的十天干相结合,组成六十甲子,六十甲子的内涵是五运六气。

十二律吕、五运六气、六十甲子、调历,都是对自然现象及宇宙变化规律的科学认识,说明中华文明是建立在古代科学基础上的,是科学瑰宝!

学术界认为: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集中于农、医、天、算四大学科,这是中国对世界的四大贡献!

有了高度科学的调历来指导农业生产,才有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掌握了六律六吕五运六气规律而创建了以天人相应、五藏六府为核心理论的医学体系,中医药学才能辉煌至今;以观察天象代替候气来制定历法,造就了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达;天象年年不同,十二气的天文定位错综复杂,要求有非常精密的“历算”才能准确建历,促成了中国古代算学的非凡成就。

对乐律和五运六气的认知是造就黄帝时代文明的科学核心,但这一科学核心在历史的长河中几经浮沉,没有能得到很好的传承发扬。孔子指责东周时期“礼坏乐崩”,战国时屈原慨叹“黄钟毁弃”,从东汉到隋代的禁图谶,使五运六气学说被尘封了近千年!近代西方文化的浸淫,把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腰斩一半,什么都从春秋战国开始讲了,黄帝文明中的科学精髓更是湮没殆尽!中华文明到了存亡危急的关键时刻!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中国梦!一声春雷把人们从热衷于接轨的西方梦中惊醒!做中国梦,就要振兴中华文化,要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大门,来认识中华文化中的科学瑰宝。

《黄帝内经》是黄帝文化的活化石

中华民族跨入文明时代的里程碑是黄帝文化,而中医药学最重要的典籍是恰是《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植根于黄帝文化,是黄帝文化的活化石。

中医药学理论是黄帝文化的缩影

由太极阴阳——开阖枢六气——十二律吕——二十四节气——阴阳五行——六十甲子——天文调历——五运六气,形成黄帝文化一连串知识链。再来看中医学的阴阳五行——三阴三阳开阖枢——六经辨证——五运六气——五藏六府——阴阳十一脉——三阴三阳十二经等等理论,基本上是黄帝文化的缩影,特别是三阴三阳开阖枢和五运六气,既是体现黄帝文明科学内涵的核心内容,又是中华其他传统文化领域如儒、释、道和易学中所阙如的。在中华传统文化现存的各个领域,唯有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药学,对黄帝文明中科学精髓的传承发扬最为全面完整,打开中华文明宝库钥匙的重任,非中医药学莫属了!

中医药学不但全面传承了黄帝文明的文化模式,并以其在养生治未病方面的特色优势和卓越的临床疗效显示了中国古代科学的价值和高度。

需要澄清的是,现代教科书认为:《黄帝内经》是战国至秦汉时期的著作,书名冠以“黄帝”,是托名之作。其实,《黄帝内经》的书名首见于《汉书·艺文志》,是刘向等分类汇编医经类文献资料后形成的一部书。《汉书》云:“刘向司籍,九流以别。”刘向父子整理图书做的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工作,不会有需要“托名”的动机。

按照刘向他们整理图书的通例,用《黄帝内经》命名,标示该书汇编的内容在学术上属于“黄帝之道”。《汉书艺文志》上另有一部《黄帝泰素》的著作,书目下有刘向的注文:“或言韩诸公孙之所作也,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也。”《黄帝内经》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理论基础上的医学著作,冠以“黄帝”之名是从学术思想上的判别。

由于黄帝时代文字尚在初创阶段,我们现在看到的《黄帝内经》不可能是黄帝时代的原始模样,只能是经后人传述并不断整理补充后的面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在《黄帝素问》条下云:“其书云出上古,固未必然,然亦周、秦间人传述旧闻,著之竹帛。”这段话的关键在“传述旧闻”四字,是说原创在周、秦之前。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中国自西周以前,本为阴阳五行之世界。”

有些人依据传世本《黄帝内经》载体的时代特征去判定该书的成书时间。对于流传久远的古籍来说,文献载体的时代特征,不能代表该文献中学术思想的形成时间,这是古典文献学的一个常识。

《黄帝内经》有不同时代的人记述整理,就会留下不同时代的载体特征和某些后人的补充注释内容,但基于万古不变的六律建立起来的五运六气学说和阴阳五行理论这个主轴始终没有变,依然是“黄帝之道也”!

中医药学是植根于黄帝文明的华夏医学

阴阳五行在夏代以前已成为重要准则,绝不是某些人所讲是春秋战国时期才形成的思想。中华民族的第一次文化高峰也应该是在炎黄时代而不是春秋战国时期。

夏禹治理洪水的事迹尽人皆知,但今人鲜知的是,他重新阐述和推广了五行学说,传承了炎黄文化的正统。这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尚书·禹贡》将大禹的功绩最后总结为“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大禹传播“讫于四海”的“声教”是什么呢?按照《尚书·洪范》的记述,夏代以五行思想为治国大纲,传承了炎黄文化的正统 。《尚书·洪范》所论五行、五事、五纪、五福及三德、六极、八政等内容,反映了炎黄文明的丰富内涵和精邃思想。

夏、商、周三族起源与兴起的地区不同,祖先来源各异,但商、周两族,都认为其祖先起源与兴起的地域是“禹绩”,即在由大禹奠定的夏文化疆域之中。周人以夏文化继承者自居,称其兴起的西土为“有夏”、“区夏”、“时夏”, 称原商朝统治中心地区为“东夏”,所封诸侯号为“诸夏”,由此形成了民族的称谓——“华夏”。

继承夏文化的人,都认同是黄帝和炎帝的裔胄。共同的祖先观念,首先是共同的文化观念。

夏代强化了阴阳五行的文化核心地位。在此文化背景下围绕五行而形成五时、五方、五色、五味、五星、五音、五谷、五官、五志、五德等概念不难理解,构建以五藏为中心的医学理论框架也就顺理成章。由于从炎黄文明的出现到中医学基本理论框架的成型需要有相当时间的过程,可以认为,中医药学是植根于黄帝文明的华夏医学。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黄帝内经》是深沉的精神追求

《黄帝内经素问》开卷第一篇叫作“ 上古天真论”,论述的是天人相应的基本思想。名曰“天真”,表明《黄帝内经》追求的是“天”(大自然)的 “真”(规律)。 古人讲的“天”,本义指的是大自然。明白了古人讲的“天”是大自然,才能理解中华文化和《黄帝内经》中关于“天”的深刻含义。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合气,命之曰人”,是说人的生理功能是由所处的自然环境决定的;“天人相应”是讲人与环境息息相关,会互相影响;“天人合一”是讲人和天在一个整体中,受同一规律的支配。

“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就是要寻求和把握自然的基本规律。“法则天地”,“淳德全道”,是讲要遵守天地自然的基本法则来达到理想境界。“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达到 “天人合一”。“奉天承运”——古人的行事准则。

这一系列思想既代表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也体现了中华文化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科学底蕴!

《素问·宝命全形论》曰:“知万物者,谓之天子。” 可知“天子”的本意是形容能掌握大自然规律的人,人人可以为“天子”。史前部落的人推举最了解“天”的人作领袖,称为“天子”。后世统治者加上了神化迷信色彩。

通过对《黄帝内经》文化源头的梳理和阐述,有助于恢复和弘扬被湮没和已被曲解的古代文化的原貌,对中华文明的历史做出新的评估。

解读《黄帝内经》的关键在对开阖枢三阴三阳和五运六气的理解。中医教科书中摈弃了开阖枢和五运六气,使许多中医的道理和原则都讲不清楚了。

《黄帝内经》五运六气学说的主导思想是努力探索自然规律,其方法是客观的、辩证的,毫无神怪迷信色彩。我们从事的科研课题,已用大量气象资料的统计分析证明五运六气客观规律的存在。有些使用运气理论的人搞机械迷信与学说本身无关,也是《黄帝内经》的运气学说所反对的。《汉书·艺文志》:“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浸以相乱。”

已故邹云翔先生说:“不讲五运六气学说,就是不了解祖国医学”,语重心长,切中肯綮;方药中先生说:“五运六气是中医基本理论的基础和渊源”,极有见地。

深入认识中华黄帝文明的科学内涵,将大大提振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正确认识中医理论与黄帝文明的密切关系,将彻底改变人们对中医学理论的偏见,给中医人带来自豪和自信!

中医药学的意义和地位,历史的机遇,历史的使命,历史的重任!(顾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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