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学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几十年的专题化研究阶段，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全面发展。随着“徽学”研究的兴起，“新安医学”作为其中一部分，逐渐被中医学界乃至史学界和文化界所重视。1978年“新安医学”名称正式确立，至2020年上半年，新安医学研究领域已发表学术论文1000余篇，最早冠以“新安医学”篇名的学术论文是黄忠民的《浅谈“新安医学”对温病的贡献》；最早的一部研究专著是李济仁著《大医精要—新安医学研究》；此外还有专著30余部，会议论文470余篇、博士论文9篇、硕士论文近30篇。研究课题以内史为主，涉及新安医学成因、概念、流派、理论特色、学术贡献、文献研究、医家群体和名医世家及其学术传承研究、与其他地域医学比较研究等；而外史方面则有新安医学发展的经济与文化基础研究、地理环境因素分析、徽州宗族制度的作用等。
40余年来，新安医学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可谓五彩缤纷、成果累累。然而，由于学界主流的观点是将新安医学时间标定的下限设为1949年，因此对1949年以后新安医学的研究不够充分。随着时代变迁，新安医学家族链及其传承模式已发生很大变化，研究其当代特征，对新安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鉴于此，我们整理了新安寿康方氏医家祖孙三代的业医情况及学术见解，为现代新安世医传承与创新研究提供一手资料。
新安寿康方氏医家简介
新安寿康方氏医家（以下简称方氏医家）业医根于新安，据乾隆丁未年《枧源方氏宗谱》记载：枧源方氏世代居住枧源，是新安原始家族。族人相传，祖上均擅长医术，曾祖辈多人曾在乡间行医。自方霖魁（1890—1963，字迪卿）始，方氏医家乃见信史文献记载。据《休宁人物志》《徽州卫生志》《休宁县卫生志》载，方霖魁13岁即在休宁聚和堂药店当学徒，1932年入股屯溪“寿康药号”（成立于1929年），任经理兼坐堂医师，声名日渐隆起。其子方炜煌承父业，在屯溪行医50余载，曾任黄山市中医院副院长，退休后重树“寿康”招牌，创设“屯溪寿康诊所”。孙方敏1990年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针灸推拿系，2008年被安徽省文化厅确立为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新安医学）代表性传承人；孙女方霞1985年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系，曾任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务处主任，安徽省中医药学会第二届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方霖魁因在“寿康药号”坐诊，被世人称为“寿康先生”，此乃“新安寿康方氏医家”名称之缘由。
三代业医之路
方氏医家三代人所处时代不同，期间经历巨大社会变革，业医之路有很大差异，但新安医学文化也造就了一些共性，如重视典籍研读、善于博采众长、勤于临证、勇于创新等。
早年徽州地区因交通不便，外来人员少，习医主要通过师从本地医师或自学的方式。传统上新安医家往往在当地拜师学习1～3年，再独立开业，就是家族链中父传子后也要再跟名师学习方可立足。这也是方氏医家前两代人所走的习医之路。
方霖魁自小聪慧过人，在休宁聚和堂药号当学徒的工余期间，手不释卷，自修《黄帝内经》《本草备要》《医方集解》等中医经典，常年不辍，持之以恒，并利用上柜抓药之便，收集名方，悉心研究，参悟名家方意，不仅学习各科各类疾病的诊疗思路，还对各医家的用药特点和治病经验有一定的了解，后又拜师新安名医邵虎臣、叶月如。他博采众长，终在中医内、外、妇、儿科等方面有所建树，尤其擅长中医外科，创制多首医方。抗日战争期间，声名鹊起。
方霖魁之子方炜煌（1940年—，主任医师）业医之路与父亲颇为相近。他谨遵家父“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教诲，早年苦读强记中医经典，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后拜师新安名家程道南先生。熟读经典、勤于临证，守正出新，成一方名医。
方霖魁之孙方敏（1968年—，主治医师）、孙女方霞（1963年—，副主任医师、编审）儿时即在家父指导下，诵读《医学三字经》《汤头歌诀》等，二人填报大学志愿时，悉数填写中医院校，接受了新时代大学中医学教育。与祖辈、父辈不同，他们具备新时代得天独厚的条件，得到了不少国医大师、名师的指导，如邓铁涛、丁锷、韩明向、曹恩泽、周宜轩、马贵同等。相比传统新安医家，他们在学术视野和现代医学理论方面均有一定优势，也具备更好的发展平台。
学术思想的继承与发挥
植根一方水土，坚持守正与创新并重，是新安医家的一种特征，方氏医家的传承也显著地表现出这种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方氏祖孙三代均能在秉承家学精髓基础上，博采众长，结合个人研习心得和感悟，以当地常见病、多发病为主攻方向，在诊疗思路和治疗方法上有所发展，形成了各自的诊疗特色。
局部与整体结合的辨证论治观
方霖魁临证以外科疾病见长。外科疾患局部症状突出，故辨证应从局部表现入手，但局部表现不是孤立的，还必须从整体出发，进行综合分析，才能抓住局部病变的根本原因。局部与整体相结合的辨证论治观贯穿于其对疾病发生、发展、预后、转归全过程的分析、判断中，亦贯穿于其外科疾病诊疗的全过程。在方霖魁撰写的《乳部外症的体会》中，详细阐述了“乳痈、乳疽”局部病变和全身表现的关联；认为乳痈一证，虽以局部表现为主，却是内因肝胃郁热、乳汁淤积，外因毒邪入侵导致的全身性病变；当以疏肝清胃、通乳散结、清热解毒为法，创制“一剂忍冬汤”内服治疗,
并详解了伴有表证及热毒重者等的治法。在乳腺疾病的诊治中，他通过肤色、肤温、肿块性状、脓成与否、脓液稀稠、痛麻痒等局部表现，辨阴证阳证、实证虚证；通过患者病程长短、精神状态、伴随症状及舌苔脉象等全身表现，对病因病位、病变机理、演变趋势及预后等作出综合性判断。
方炜煌临证四诊合参，长于脉诊。他认为脉的位、数、形、势、律的变化，可以反映疾病的病位、病性、邪正盛衰、病情轻重及其预后，是辨别病情轻重、缓急、病变部位最为灵敏的客观指标之一。这种司外揣内、见微知著的局部察病方法，是诊察全身状况的灵验指标。他还认为，把脉时病者和医者是一个整体，医者应调息、静心，诊断方能准确。医者的意识对疾病诊疗的整体效果有一定的影响，这种认识是对局部与整体辨证论治内涵的进一步延伸。
方敏在长期的诊疗工作中，深切感受到局部症状与脏腑功能、经络气血运行息息相关。受祖辈临证重视局部与整体辨证论治的启发下，提出了“三焦辨证，通督施治”诊疗思路，将脊柱按功能划分为上、中、下三焦，感性认知脊柱三焦传变规律，自创“脊柱动态平衡法”“三焦辨证脏腑调理手法”“寿康通督畅焦术”等方法，通过畅通督脉气血，达到提升三焦气化功能、协调脏腑功能，治疗内科疾病的目的。将中药内服、中药外用、针灸、推拿、导引等方法相结合，形成多成分、多靶点、多途径的，局部与整体相结合的复合性治疗体系。
崇尚固本培元
《素问·评热病论》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丹波元坚释曰：“此非邪凑则气虚之谓，言气所虚处，邪必凑之。”方氏祖孙三代在各自的临证中，对此都有较多感悟，认为在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外因（邪）必须通过内因（虚）起作用。“虚”是疾病发生的主要因素，六淫外邪及痰浊、水饮、食积、瘀血、情志内伤等因素，只有在“虚”的前提下，才能引发脏腑、经络、气血的功能失调，成为致病因素。疾病发生后，机体可因虚不受邪而更虚，此谓“因虚致虚”；也可因“虚”而产生诸如风、寒、湿、痰、瘀、火等病理产物，导致虚实夹杂的病理状态，此谓“因虚致实”。“虚”不仅是疾病发生、发展的根本，也是疗愈疾病的关键。故方氏医家在养生保健中，崇尚《素问·刺法论篇第七十二》“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思想，在治疗疾病中，崇尚“固本培元”。
“固本培元”是新安医学的重要学术主张，为众多新安名医倡导，在临床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方霖魁认为，气血运行和正气强弱在乳腺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他极其重视治疗手段和用药对患者正气的影响，对正虚邪实者常采用攻补兼施法，对身体虚弱者则以扶正培元为主。如其自创经验方“一剂忍冬汤”治疗乳腺炎初发患者，使用大剂量清热解毒之品组方，但限定只服一剂，意求速战速决，达中病即止而不伤正之目的。
方炜煌重视“治病必求于本”。他认为邪气中人及疾病传变、转归多因患者体质类型不同而不同，强调治病过程中“固护胃气”的重要性，擅用益气健脾、行气化湿、调理脾胃之品。如在治疗慢性胃炎时，他常以香砂养胃丸合半夏泻心汤为基础方，随证加减治疗，以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等巩固疗效。临证中，无论是男女老幼、外感内伤、病情轻重，均以顾护脾胃为要。经长期临证经验积累，他自创了系列基础方，如以“健脾清胃方”为基础加减治疗各种慢性脾胃病，以“扶正抗癌方”为基础加减治疗食道癌、胃癌、肝癌等，以“强身补肾方”为基础加减治疗各种类型贫血、虚劳，自拟系列“寿康养生膏滋方”用于预防、保健及慢性病的康复调理。
方霞在中西医结合治疗尿毒症的过程中，贯彻“透析排毒，中药扶正”思路，对尿毒症透析患者采取间歇性血液净化配合中药内服的联合治疗方法，根据尿毒症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贫血，给予益气健脾、补肾养血中药治疗，不仅缩减了透析次数，也改善了尿毒症患者的身体状况，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从而延长了患者的生存周期，提高了生存质量。
内外治并举
外治法是中医特色疗法，历史悠久、疗效独特、作用迅速，具有简、便、廉、验之特点。李济仁认为“新安医学外治法”是新安医家富有特色疗法之一。在外科疾病的治疗中，方霖魁多采用外治联合内治的方法，根据病情需要，灵活运用切排、引流、剔除异物、缝合、药线引流、膏药外敷等局部外治的方法，同时通过辨证给予中药内服治疗。药物外治法和器械手术外治法其在《乳部外症的体会》中均有详细记载。《乳部外症的体会》文末附常用方剂二十个，集中体现了他的创新成果。如“一剂忍冬汤”“内托排脓汤”等，他还结合新安地域特点和自己的用药经验，对一些经典方剂加减改良。
方炜煌存有大量内治、外治并举的成功病案，如产后癃闭、搭背恶脓等。
方敏认为针刺、手法治病如开方用药，手法轻重如用药剂量。在临床中，他除运用针刺、手法治疗外，还自拟具有活血通络、祛风除湿、利水消肿作用的浸泡方，用于治疗各种急慢性关节炎及骨折、外伤的康复，自制“寿康通督药枕”治疗颈肩腰腿痛，自拟系列“寿康敷贴方”开展“冬病夏治”，自拟“寿康固本药酒方”用于慢性病的康复和保健。
践行大医精诚
增进临床疗效
“大医精诚”一词出自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被后世奉为医生道德医术修养的圭臬。孙思邈尝言：“凡大医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这也是新安医家仁心仁术、医风医德的写照。
方氏医家家风淳朴，为人敦厚仁义。时刻以病人为重，对贫困患者多有体恤，在当地留下不少佳话。方氏医家临证特别重视“话疗”的作用，认为患者是疾病的本体，其情绪在治疗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医者认真倾听患者的诉说，嘘寒问暖，并耐心解答，不仅有利于充分了解病情，还能增强患者信心，调动身体潜能，使其以积极的态度配合治疗，增进临床疗效。
从新安寿康方氏医家三代传承模式和学术发展状态的探究中，不难看出，新安医学家族链传承模式在当代依然有迹可寻。随着新中国卫生体制的变化和医学教育体系的完善，新安医学家族传承发生了一些变化，如从单纯的师带徒转变为家族教育与院校教育相结合的学习模式，从单纯的传承家族经验转变为吸取众多名家、名师经验，补充、发展家族经验；更尊崇家族经验中关于“法”的传承，不再拘泥于“技”的固守，更多地将家族学术思想融入自我临床实践，融入时代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和预防中，使家族学术思想服务于当今社会，做到了传承中有创新。
方氏医家是当今众多坚守新安医学家族传承的一份子。梳理方氏医家的传承脉络是为现代新安世医传承与创新发展研究提供一手资料，是寻求进一步开展对新安医学家族传承研究和保护的模式。我们将以弘扬新安医学为己任，进一步开展祖孙三代临床经验的总结和医案的整理，并将尝试运用大数据对原始资料做深入分析、研究，进一步理清家学传承脉络和特色，挖掘和展示方氏医家的医学精华，使其能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扬光大，更好地服务一方百姓。（方炜煌
方敏 方霞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寿康诊所）
新安名医方霖魁乳腺病治疗经验
时间：2019-07-05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4版 作者：方炜煌 方敏 方霞
方霖魁（1890-1963），字迪卿，古徽州休宁县流口区鹤城乡枧源村人，徽州休宁县名医。他十三岁始在休宁聚和堂药店当学徒，经当时当地名医邵虎臣、叶月如等的指点和帮助成为一名坐堂医。抗战期间，徽州一带患疮疡疖肿、无名肿毒者日益增多，他投身中医外科诊治，自主研制外用药物，自制手术器械，疗效甚佳，活人无数，被世人尊称为“寿康先生”。新中国成立后，与同道一起组织了安徽省屯溪市第一联合诊所，担任外科医生。1959年随诊所并入屯溪市中医院。1963年5月因病去世，享年74岁。
方霖魁从医60余载，以中医外科见长。家人整理手稿时发现其遗物，撰写于1959年的《乳部外症的体会》（以下简称《体会》）一文，按病种分段，对内吹、外吹、乳痈、乳疽、乳发、乳岩等乳腺常见疾病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辨证治疗、药物运用方法和途径及预后转归等方面进行了阐述，重点描述了乳腺疾病不同阶段的肿块特点、治疗要点和常用方剂，体现出丰富诊疗经验和独到的学术思想。
提纲掣领辨病机
《体会》文字简练，从阐述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机理入手，提纲挈领地总结乳腺病的病机，如乳痈、乳疽“均由肝气郁结、胃火凝结（所致）”，乳发为“胃火湿热凝结而成”；乳岩“均由肝脾两损、气郁凝结而成”等。准确把握乳腺常见病的本质，是精准诊断、辨证处方用药的前提，是提高临床疗效的根本保证。
“双辨证”特色显著
乳腺疾病是以乳腺局部表现为主的疾病，病变在局部，病本在阴阳、气血的紊乱及脏腑功能的变化。方霖魁采取局部辨证与整体辨证相结合的“双辨证”方法，达到辨别疾病性质和病变阶段及其发展趋势的目的，是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诊断思路的体现。如在论述“乳痈、乳疽”时有“初起，乳房焮红发热、漫肿疼痛为痈，坚硬不痛为疽”的记载，又如“乳发于乳漫肿焮红、疼痛、发寒发烧，其势肿而更大，如痈皮肉腐烂，渍水外泄，此胃火湿热凝结而成。”
内治、外治并举
从《体会》中可以看出，方霖魁擅长将辨证口服给药、病灶局部用药及手术治疗相结合，内治、外治并举，局部治疗、全身治疗并进，相辅相成，标本兼顾，临床疗效颇佳。
内治法多采用汤剂，依据乳腺疾病发生发展过程的特点及患者邪正盛衰、气血凝滞、经络阻塞、脏腑失和等情况，确立消、托、补的治疗原则。如在乳腺病早期，其给予清热解毒、理气解郁、通络散结汤剂内服，运用“消”的方法解除病痛、消散肿块，以截断疾病的进一步发展；若患者体虚或病久耗伤气血，则采取攻补兼施的方法，加用补益气血和透脓的药物，扶助正气，托毒外出，以免毒邪内陷；对元气虚弱，疮口难敛者，则补养气血，助养生新，使疮口早日愈合。被其广泛使用在乳腺病各阶段的治疗中。
外治法是中医外科特色疗法，又分药物外治法和器械手术外治法。这两种外治法在《体会》中均有丰富的记载。如在治疗乳痈时对脓已成者，根据局部肿块的性状，除外敷消散、去腐生肌等药物治疗外，对“按之内软”者强调及时采取切开排脓等手术治疗，脓出后将自制的散剂、膏剂施于患处，使药力直达病所。另外，还有一些外治方法如滴药法、吹药法、药捻法、掺药法、导药法及引流、垫棉、挂线等法，虽文中未有记载，但根据当年患者和同诊所工作人员回忆及方霖魁药物器械箱内的设备可以看出，这些应是其当年常用的外治方法。
时刻固护正气
本虚标实是乳腺病的病机特点。方霖魁认为患者体质状况不仅是发病的重要因素，也在乳腺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乳腺病早期治疗所用的经验方一剂忍冬汤，由大剂量清热解毒之品组成，只用一剂汤药口服，即可速战速决，中病即止而不伤正；对于正虚邪实者，则用攻补兼施法；对于身体虚弱的，则以扶正培元为主。又如外吹治疗用的“定痛乳香汤”，此方在《杂病源流犀烛》
“乳香定痛散”基础上增加了西党参、生黄芪、云茯苓等药，加强了“内托”作用。这些内容都真切反映了方霖魁治病时祛邪而不伤正、时刻固护人体正气的学术思想。
继承中有创新
方霖魁一生崇尚经典，但师古而不泥古，继承中有创新，《体会》文后所附方剂体现了此观点。这些方剂的药味组成及其制作工艺、用法、用量都有很高的临床价值，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如经验方“内托排脓汤”，取《证治准绳·幼科》卷五“内托散”及《金匮要略》“排脓汤”之合意，用于脓成体虚者，以助排毒生肌之力。除此以外，他还结合新安地域特点和自己的用药经验，对一些经典方剂进行了药味加减和用量调整，但仍沿用了经典方名。
现将《体会》手稿附于文后。为反映当年用药的真实情况，保留了药物以钱（1钱为3克）为单位。意在展示方霖魁那一代新安医家的文风气韵，也为同道研习参考提供方便。（方炜煌
方敏 方霞）
杏林沃土育新秀；橘井泉香惠苍生
(2018-10-12
08:41:21)[编辑][删除]
——辽宁中医药大学建校六十周年回眸
襟水辽河，昭陵旁立；处动而静，天人合一；书卷飘香，杏林春晓；岁历甲子，四时兴替；厚德博学，继承创新；兢兢耕耘，生生不息。
2018年，辽宁中医药大学建校60周年。
喜哉，六十载勤求古训，承大医精诚之源，蓄积力量！
美哉，六十载博采众方，传圣贤各家之长，华彩绽放！
壮哉，新世纪辽派中医，扬悬壶济世之志，光耀岐黄！
六十载栉风沐雨，一甲子砥砺前行。
万物破土 根深苗长
万物肇始，春风化雨；
内涵立校，大师云集；
敢为人先，屡创佳绩；
一校三区，弘扬中医。
成立辽宁中医学院，一大批中医名家云集于此：副院长兼附属医院首任院长王心一，严于辨证，尤精脉诊，长于女科，活人无数；“针圣”彭静山，奇悟别开，首创眼针，三渡扶桑，四海名扬；“疮王”王品三，“四大膏散”治疮疡，屡治屡效；“小儿王”张岫云尊经不泥古，法宗仲景，注重辨证；黄香九秉承家传，小烙铁术治喉疾，百年不衰；国医大师李玉奇，“观舌识病”，医林一绝，屡起沉疴；还有金鑫如、高尔实、宋国斌、孙树功、孙允中、王文彦、孟宪民、马瑞林、卢玉起、傅宝庆、李文浦等一代宗师，大医精诚，杏林春暖，代代相传。
桃李满园，60载春华秋实，他们中有国医大师周学文，溯本求源，躬耕杏林，肝脾并调，以痈论治；全国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李德新，博极医源，诲人不倦，开创中医术语标准；国家名中医张静生，博采众长，遣方灵动，锦绣医心；“973”首席科学家杨关林，探求医理，精研脾脏，成绩斐然；全国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郑洪新，精通基础，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还有辽宁中医大师马智、田维柱、杨积武、田振国、郭振武等一众大家，继往开来、再谱新篇。
生生不息 以成蕃秀
辽水泽深，夏山如碧；
学科一流，学位完备；
临证淬炼，布局有方；
大学之道，大师担当。
薪火相传让这里生生不息，砥砺不懈让这里枝繁叶茂。
硕果皇皇 秋兰飘香
党建统领，立德树人；
登攀科研，绩效彰彰；
康养结合，国内首强；
孔子学堂，远涉重洋。
沉潜养晦 厚积薄发
蓄力冬藏，以待日光；
雄关漫道，初心不忘；
巍巍中华，悠悠岐黄；
继往开来，永续华章。
掬一捧沃土，“皆为至亲之想”的医者仁心在这里孕育；沐几缕金辉，振兴中医药的坚定信念在这里植根。
大师会聚，治学严谨，格物致知；
名医荟萃，悬壶济世，思求经旨；
创新创业，勇立潮头，激扬活力；
菁菁校园，风华正茂，书生意气。
凝心聚力、科学、励精图治、锐意进取！
科研精神是渗透在中医骨子里的文化基因
(2018-10-09
07:00:08)[编辑][删除]
离开了科研探索，10万年前的智人走不到今天的智能时代；离开了科研，全世界70亿人达不到今天的生活水平；同样，离开了科研，医学不可能有如此快的发展速度和辉煌成就。中医药是我国传统医学中的瑰宝，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也是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纵观中医药史，科研精神伴随中医药学发展始终，是渗透到中医骨子里的文化基因。下文从几个简单的事例试论之，旨在坚持中医药学的文化自信，发展中医科研，弘扬创新精神，在新时代让传统中医药再放异彩，造福世人。
重亲验 神农尝百草
神农尝百草的故事流传甚广，据《纲鉴易知录》记载：“民有疾，未知药石，炎帝始草木之滋，察其寒、温、平、热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义，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文书上以疗民疾，而医道自此始矣。”译为白话文即：古时候，先民有病了，但还没有医药，神农氏为解民疾苦，就尝遍百草，体察其寒、温、平、热的药性，辨别百草之间像君、臣、佐、使般的相互关系。曾经一天就遇到了七十种毒，他神奇地化解了这些毒，于是就记下药性用来治疗百姓的疾病，我国医药学事业从此诞生。虽然神农尝百草只是个传说，但历代医家都十分重视对药物药性的研究，亲尝亲试几乎是每位医家的必修课。
如近代中西医汇通学派代表人物张锡纯认为，学医的第一层功夫在识药性，“仆学医时,凡药皆自尝试。”他的实验派精神，也直接体现在他的著作里。《医学衷中参西录》全书逾百万言，后世学者多感百读不厌，关键在于其内容多为生动详细的实践记录和总结。重要医论百余处，几乎无一方、一药、一法、一论不结合临床治验进行说明。重要方法所附医案多达数十例，重要论点在几十年临证和著述中反复探讨，反复印证，并不断深化。
重积累 十世观运气
《黄帝内经》非一人一时所作，学术价值一流，是研习中医的重要经典之作。在《素问·天元纪大论》中记载了黄帝与其臣子鬼臾区的一段对话，是关于五运六气的讨论。“鬼臾区曰：臣积考《太始天元册》文曰：‘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揔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臣斯十世，此之谓也。’”意思是说，广阔无边的天空，是物质生化之本元，万物资生的开始。五运运行，终而复始，布施天地真元之气，统御生化万物的大地。九星悬照天空，七曜按周天之度旋转。于是万物有阴阳的不断变化，有柔刚的不同性质，幽暗和显明按一定的位次出现，寒冷和暑热，按一定的季节往来，这些生生不息之机，变化无穷之道，宇宙万物的不同形象，都表现出来了。臣世家研究这些道理已有十世，就是这个意思。
鬼臾区最后一句话讲，他为什么把这个五运六气弄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他家里上十代都在持续研究这个问题。“十世”，如果每世按20到30年计，差不多也有二三百年。集全家族之力持续不断研究一个课题数百年，我们先人的科研及探索精神可见一斑。
重实验 火药的发明
火药由硫磺、硝石、木炭混合而成。很早以前，我们的先人对这三种物质就有了一定认识。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在烧制陶器时就认识了木炭，把它当做燃料。商周时期，人们在冶金中广泛使用木炭。木炭灰分比木柴少，强度高，是比木柴更好的燃料。硫磺天然存在，很早人们就开采它。在生活和生产中经常接触到硫磺，如温泉会释放出硫磺的气味，冶炼金属时，逸出的二氧化硫刺鼻难闻，这些都会给人留下印象。古人掌握最早的硝，可能是墙角和屋根下的土硝。硝石的化学性质很活泼，能与很多物质发生反应，它的颜色和其他一些盐类区别不大，在使用中容易搞错。在实践中人们掌握了一些识别硝石的方法。南北朝时的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就说过：“以火烧之，紫青烟起，云是硝石也。”这和近代用火焰反应鉴别钾盐的方法相似。硝石和硫磺一度被作为重要的药材，在《神农本草经》中，硝石被列为上品中的第六位，认为它能治20多种病。硫磺被列为中品药的第三位，也能治10多种病。这样人们对硝石和硫磺的研究就更为重视。虽然人们对硝石、硫磺、木炭的性质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硝石、硫磺、木炭按一定比例放在一起制成火药还是炼丹家的功劳，也可以看作是古代制药实验的一个意外，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
重总结 经典传千古
擅著书立说，擅总结是中医药学一路发展壮大的一大特色。以《伤寒杂病论》为例，虽为东汉作品，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医专业大学必修课、主修课、核心课、精读课、基础课，甚至有人得其一本之要，而成为医学大家。该书作者张仲景，在书中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病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该书凝聚了作者毕生之心血，既充分借鉴了前人智慧，吸收了时代精华，又凝炼了自己一生的医学实践，其思想，其方药，其智慧，直到今天仍广泛运用于临床，使后人绵绵不断受其护估。类似的经典还有很多，包括《难经》及各医学流派的经典著作。与这些医学先贤们相比，今天的我们更应努力讲好中医故事，在总结好、传承好中医药学的基础上，勇担使命，一定要发展好、运用好中医药
。（徐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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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天下名士游”，是古人对治学之道的高度总结。读书与实践，是人们获取知识的两大法门。历代医家在繁忙的诊务之余，笔耕不辍，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医学名著。这些文献既是历代医家智慧的结晶，亦是历代中医药学术经验的积淀和理论的升华。书籍是知识的载体，源远流长的中医药学术、根基深厚的中医药理论体系，蕴藏于历代医药典籍之中。博览群书，精研覃思，从中汲取前人的宝贵经验和学术精华，是造就自身良好学术素质的必由之路。
举凡有成就的名医，尽管他们的成长道路各有千秋，或家传，或师承，或自学，但都诵读医学名著，通过精心研读，殚心竭虑，反复揣摩，“心悟乎古人之言，畅达古人言中之意；心契乎古人之心，曲绘古人意中之言”，基于自身对原著内容不同层面和角度的悟解和体验，“十阅春秋，然后有得”，“取其精微，间附己意，以及考验”，著就了一部又一部的传世之作，将中医理论体系在《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基础上逐渐完善和发展起来。可以说，自《内经》以来，中医理论的发展几乎都是以通过对经典名著的注释、阐发、挖掘、引申、分化、组合的形式而取得的。即便是金元四大家的争鸣、明清温热学派的兴起等中医学术史上的发展高潮，也无一不是以对经典的推衍、引申的方式来阐发自己的独到见解的，都没有脱离自《内经》时代即已形成的中医自身精神和特质。
经典名著不仅是理论家的治学根底，更是临床家的源头活水。徐灵胎在《慎斋刍言》中说道：“一切道术，必有本源。未有目不睹汉唐以前之书，徒记时尚之药数种，而可为医者。”并开列出了“学医必读之书”的名单：《灵枢经》、《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外台秘要》、《千金方》。历代名医都把读熟、背熟经典名著作为治医、行医的一项基本功。《医宗金鉴·凡例》云：“医者，书不熟则理不明，理不明则识不精。临证游移，漫无定见，药证不合，难以奏效。”已故名老中医岳美中先生亦曾颇有体会地说道：“对《金匮要略》、《伤寒论》，如果能做到不加思索，张口即来，到临床应用时，就成了有源头的活水。不但能触机即发，左右逢源，还会熟能生巧，别有会心。否则，读时明白了，一遇到障碍又记不起，临证时就难于得心应手。”历史已经证明，认真继承中医经典名著与临床诊疗经验，是每位医家成功的门径。不读书，就谈不上扎实的继承；无继承，学术的发展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无从奢谈创新和进步。
自唐代以来，“学医必须读书”，就成为医家之共识。如孙思邈说：“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宋代史崧叙《灵枢经》曰：“夫为医者，在读医书耳，读而不能为医者有矣，未有不读而能为医者也。不读医书，又非世业，杀人尤毒于梃刃，是故古人有言曰：为人子而不读医书，尤为不孝也。”李駉亦云：“年来妄一男子，耳不听难素之语，口不论难素之文，滥称医人，妄用药饵。误之于尺寸之脉，何啻乎尺寸之兵，差之于轻重之际，有甚于轻重之刑。”叶天士临终遗言曰：“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万卷书，而后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医医病书·不读古书论》：“今人不读古书，安于小就，得少便足，囿于见闻，爱简便，畏繁重，喜浅近，惧深奥，大病也。《神农本草经》、《灵枢》、《素问》、《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易经》、《周礼》、《礼记》，断不可不读者也。近人所读者，陶氏《六书》，《寿世保元》，李士材‘三书’，汪讱庵《本草备要》、《医方集解》，吴又可《温疫论》，《景岳全书》等类。甚至仅读《药性赋》、《汤头歌》，便欲行医。”《王孟英医案》云：“苟非读书多而融会贯通于心，奚能辨证清，而神明化裁出其手，天机活泼，生面别开，不愧名数一家，道行千里矣。”“识见之超，总由读书而得。”赵晴初《存存斋医话稿》指出：“读书而不临证，不可以为医；临证而不读书，亦不可以为医。”许勤勋《勉斋医话》进一步论述了读书与临证的关系，说：“评论国医之优劣者，向分两途：一谓学识渊博者优，一谓经验丰富者优。前者以为览书愈多，则识见愈广，见识既广，则认证明确，对症发药，病无不可治矣，故优。后者以为诊病愈众则经验愈多，经验既多则辨证不误，药必中鹄，病亦无不可治矣，故优。予独以为学识、经验相辅而行，不可偏废者也。有学识而无经验，则为纸上谈兵，无补实际，虽优亦劣；有经验而无学识，则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刻舟求剑，必难化裁，虽优亦劣。故予谓学验并富，始得为国医之秀者也。”不仅古代医家如此，现代名医亦然。如岳美中先生“日理临床夜读书”，任应秋先生“十三经都已背诵如流”……总之，凡有造诣的古今医家，莫不以读书为第一要紧之事。只有多读书，多读中医古书，才能加深对中医的认识，领会其内涵，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才能有所提高。
但是，当今的临床医生，潜心读书的人不多，尤其是潜心读中医古书者更少。或因诊务工作繁忙而无暇读书，或因古文水平所限而无力读书，或因轻视古籍价值而无心读古书……因读书太少，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则难以登堂窥奥，临证则辨证不精、用方不活，仅能知常而难达变，要想提高学术水平和临床疗效是很难的。而要想成为高层次中医人才，就必须钻研中医经典理论，精读《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名著，结合自身的专业，泛读相关的古代医籍，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培育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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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一代代中医人以拯救百姓生命为己任，呕心沥血，潜心研究，积极实践，改进创新，形成了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的思维方式不同于西医，对疾病的诊断首先着眼于天人合一，着眼于人体的整体性和个体的差异性。没有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没有这种整体性的思维方法，就不是一名名副其实的中医医生。现在很多中医医生存在思维西化的问题，他们看一个病人，治疗一种疾病，往往不是通过望、闻、问、切的诊断和辨证论治的分析，而是依赖于各种各样的化验和检查。
这种中医思维的异化是主观、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比如，西医的输入与冲击。鸦片战争后，西方用洋枪洋炮打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也把西医输入了进来。当时人们只看到有利的一面，忽视或不顾不利的一面，加上国家的大力倡导，一度使西医占据中国医学领域的制高点，由此形成了对中医的高压态势，扼杀了中医的发展空间。还有，教育的失误与错位。教育是科学进步的前提和基础，无论西医还是中医要有所发展，必须从“从娃娃抓起”。中医与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理论体系，而目前的中医药教育西医课程比例较大，不利于中医思维的培养。
针对以上问题，我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优化资源配置，积极发展中医药。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制定科学的中医发展规划，确定具体的发展目标、工作原则、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并稳步推进，抓好落实。要以培养一大批“铁杆中医”为目标，建立并完善起中医人才队伍的培养、选拔、任用和奖惩机制，使从事中医工作者有德有才有发展。要打破壁垒，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医资源共享机制，以此调动起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促进中医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要积极借助互联网这个新的平台，在更大的范围内，不断提升中医的影响力，扩大中医的服务地域，创新中医的发展空间。要放宽眼界，扩大视野，积极推动中医走出去。
第二，重视中医人才的培养。振兴发展中医，人才培养是根本。要改变目前中医教育培养方面的现状，要改变教育模式。中医院校要成为真正的培养中医的摇篮，就要避免一味西化，做好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基本理论、中医经典著作等有关的学习教育工作，使学生真正树立并养成中医的思维方式，明确中医分析研究疾病的方法，掌握中医医治疾病的手段和途径，进而充分发挥中医的独特优势和应有作用。
第三，重视中医药文化宣传工作。人们对任何一种事物的认识与接受，既需要亲身的体验与感受，也需要外部的宣传与引导。作为国粹之一的中医，在引领生活、促进健康、医治疾病、延续生命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要为人们所认识、所理解、所接受、所欣赏，特别需要运用各种方式、手段和途径进行科学有效的大力宣传和弘扬，特别是在人们对中医还存在某些片面或错误认识的情况下，更需要进行正确的宣传和引导，使国人明确中医的发展历史、中医的核心价值、中医的施治特色、中医的可靠疗效，进而增强对中医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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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儒不分”，多指医者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大，而儒家思想核心是仁、义、礼、智、信，强调“先知儒理、方知医理”，这是“医乃仁术”的基础。此思想在《大医精诚》中得到了感人论述，医家都以此为行医宗旨与医德之基，为后世留下许多佳话。
唐代孙思邈：以命为贵开棺救人
《内经》载：“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药王孙思邈亦有“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名言，他说到做到，“开棺救人”即是其一。
有一天，孙思邈在路遇出殡，注意到有血从棺材里流出，经询问“死者”系一女性，因难产而“死亡”，刚入殓不久，孙思邈根据血迹判断此人还有救，就让抬棺的人停下开棺检查。发现女子脉搏还有微弱跳动，便在她身上扎针，女子慢慢睁开了眼睛，并诞下一男婴，这一下救了两条性命。如果没有仁爱之心，如果不是以人命为贵，为医者是很难有勇气在众目睽睽之下开棺救人的。
元代葛可久：尊重同行拒要财物
元代有个两大名医联手治病的故事。浙江有一富家小姐患痨瘵病（肺结核），出高价寻医诊治。经过名医朱丹溪的治疗，病情大有好转，但小姐面颊红晕斑点始终难消。朱丹溪坦陈自己无力为治，推荐了苏州名医葛可久。葛可久随病家来到浙江，见过小姐后，葛可久让其他人退出，只留下小姐母亲及奶妈，说要治小姐的病需要用针刺小姐两乳房的穴位。小姐尚未婚配，再加上这种手法从未听过，主人十分为难，但为了治小姐的病还是同意了。经过葛可久针疗，小姐脸颊上红晕斑点终于消失。主人厚礼相谢，葛可久将功劳推到朱丹溪身上，说是朱先生医术高超，已经将小姐的病基本治好了，自己只是扎了几针而已，病人痊愈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报答。
明朝范彬：急病所急，不分贵贱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些急症如不能及时救治，病人就会有死亡的危险，此时有德之医便以病为急，而不以它事为要。明朝有一位叫范彬的御医，在他身上就有一个“拒贵救民”的故事。一日有人紧急叩门，范彬感觉到又遇到了危重病人，开门后，求助者说妻子因生孩子而“血崩如注”，请他前去救治。范彬正要随他出门时，对他有知遇之恩的陈英王也差人来请他，说宫里“贵人有发寒热者，召公看之。”范彬判断贵妃的病短时间内不至于死亡，没有太大危险，但那位女子流血过多病情危险，应先去那位妇人家诊治，然后才去宫中给贵妃治病。陈英王本想训斥范彬，但了解实情后不但没有训斥他，还夸他“汝真良医，既有善艺，又有仁心，以恤我赤子，诚符吾望也。”
清代王霈：拒官为医关铺求真
清代有许多知名的医家，陈见三即是其一，为了防止病人买到假药，他就开了一个药铺，货真价实，诚信不欺，来求诊的病人都在此取药，疗效更好。同代的山东名医王霈，经好友介绍认识了当时的内阁中书刘晓山。一次刘晓山夫人患病请王霈诊治，王霈判断是怀孕后乱吃补药所致，令其服解毒安胎之药，果然见效，后产下一男婴。刘晓山为表示感谢，有意让王霈做县令，王霈拒绝不下就做了鱼台县训导，为读书人做了不少实事。他为官清廉，告老还乡后入不敷出，便重操旧业，施医卖药，藉以糊口。但经办人对病家屡有讹诈，王霈发觉后怕坏名誉，就把药铺关闭，从此只看病不卖药。陈见三开药店，王霈关药铺，一开一关，尽显医家诚实本色，信义担当。
“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医者的换位思考和以人为本，是历代医家行医宗旨及职业操守，值得今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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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以仁为心的章朱学派
(2019-11-01
04:52:51)[编辑][删除]
诸国本
章次公 （1903—1959）
朱良春 （1917—2015）
章朱学派是著名中医学家章次公、首届国医大师朱良春及其门人创建和传承的一个现代中医流派。这个学派具有以人为本、以仁为心的医学理念，渊源深长、特征鲜明的学术思想，包容大度、开放奋进的医风学风，同时反映了章次公、朱良春之间笃厚的师生情谊。这种情谊充满了敬爱仁和、侠肝义胆和古道热肠，为朋友所赞赏，为后人所钦羡。
首届国医大师陆广莘在2000年写的《章次公先生小传》中说，章次公先生“善用虫类药以治久病入络，奏通络追拔之功，其传人姜春华、朱良春师兄更有发挥。”陆广莘是朱良春的好友，也是章次公的门人。这个评论掀开了章朱学派帘幕的一角。中国中医科学院孟庆云教授2014年刊载于中医杂志的《皇古融新，卓然自立》一文，对章朱学派的内涵及形成作了精辟论述。孟庆云学贯古今，文思沛然，点评医史，臧否人物，时有高论。
章次公是20世纪我国著名的中医临床家和中医教育家。1927年春与同学王一仁、严苍山、秦伯未等创立中国医学院，担任药物学教授；1929年与陆渊雷、徐衡之共同创办上海国医学院，培养了一批中医人才。1955年冬，章次公应召赴京，任卫生部顾问。他洒脱自然，质朴耿直，昌言无忌。适逢多事之秋，章次公身遭不测之虞，于1959年去世，享年56岁。一代宗师，盛年早逝，身后寂寞，年轻人很少知道他了。当年章次公受冷遇之时，朱良春不期而至，给老师无限温暖。章次公逝世20周年之际，朱良春和章氏门人弟子在上海玉佛寺举行追思会，整理了章次公医案。章次公逝世40周年时，《章次公医术经验集》梓行。2013年，章次公诞辰110周年时，该书的增补本问世。章次公、朱良春学术思想的共同性，道尊身随的连续性，师生情谊的恒久性，是章朱学派的内在联系。
章朱学派的特点，简而言之有三：一曰平民医生，草根情结；二曰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三曰屡用达药，敢克重症。
章次公和朱良春是真正治病的医生，一般病症必须三剂见效。他们同情患者，多诊识脉，扶危济困；他们胆大心细，用药泼辣，屡起沉疴。他们身后有一批仰望高山的攀登者。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使学术流派水到渠成。
章太炎说章次公“胆识过人”，后人也普遍认为朱良春有“过人胆识”。朱良春用人有胆识，立论有胆识，临证有胆识，办事有胆识。用虫类药治痹症，当初也需要胆识，终于在中医学术上取得具有创新意义的突破性成就，成为该学术流派的标志之一。
章次公和朱良春都是江苏镇江人，后朱家徙居江苏南通。镇江、南通，一江穿越，稻麦相望，乃江东才秀之地。章朱流派不是一般的知识技艺，不是一般的特色专科，不是一般的同人结伴。章朱学派是有灵魂、有学识、有风范的中医流派。我们要全面总结章朱学派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并传承发展。
（本文诸国本系作者在2019年10月上海举办的“章朱学派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传承研讨班”上的讲话，发表时略有增改。）
赞章朱学派
伟哉中华，镶以岐黄；
千古未绝，唯我无双。
明哲煌煌，旁灼之疆；
仁道淼淼，普济苍生。
华夏大地，幅员辽阔；
风土人文，各具其异。
岐黄之道，一源多流；
各展风姿，斗艳争芳。
相互争鸣，取长补短；
交叉融合，革故鼎新。
章朱学派，研精覃思；
始于孟河，兼蓄吴门。
化古为今，守正融新；
卓然自立，智圆行方。
独树一帜，善克疑难；
传承弘扬，惠泽四方。
藉章朱学派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传承研讨班隆重开举之际，谨代表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流派传承分会祝贺！
（作者王键系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流派传承分会主任委员）
“三老”共出诊新安佳话传
(2019-11-05
13:18:33)[编辑][删除]
左起依次为焦树德、路志正、朱良春。
近日翻阅老照片，发现了一张1985年春夏之交，焦树德、路志正、朱良春三位中医大家来医院考察新安医学、指导中医临床工作的合影。时光荏苒，转眼35年过去，面对老照片，作为当年的亲历者，可谓感慨万千，当年“三老”的音容笑貌及严谨精湛的诊疗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20世纪80年代中期，借助全国衡阳中医工作会议召开的强劲东风，全国掀起了蓬蓬勃勃的发展中医药事业热潮。1985年5月，中日友好医院焦树德、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路志正、江苏省南通市中医院朱良春等一行人在安徽省专家陪同下到了屯溪市，给自古以来就崇尚中医的山城带来了不小的轰动。
彼时去屯溪市中医院（现黄山市屯溪区中医院）就诊的人们听说来了全国著名的中医专家，纷纷向院方提出请求，表达想让专家给看病的心愿。原计划中并没有“三老”的专家门诊安排，可当医院领导向“三老”表达了群众的愿望，他们很爽快地应允下来。于是，全国著名中医专家来屯溪市中医院应诊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山城的大街小巷。
虽然屯溪市中医院的领导提前做了周密的布置与安排，开设了专家挂号的窗口，并组织了本院的中医跟师抄方，并由工作人员叫号、引导，还特意为专家们准备了“文房四宝”（湖笔、徽墨、歙砚、宣纸），但当天的场景还是大大超出了预料。开诊那天，医院是从未有过的热闹，可谓人头攒动，处处长龙，人们有序地排队挂号、就诊、取药，医务人员个个忙得满头大汗。
焦树德、路志正、朱良春三位专家都具有十分丰富的中医内科临床诊疗经验，各有专攻且疗效卓著。焦树德对肝胆、泌尿系统结石、萎缩性胃炎、溃疡病、冠心病、心肌炎、心绞痛、中风、再障贫血及出血性疾病等辨证治本，效如桴鼓，诊治顽症危症每每着手成春，深受患者拥戴，还多次应邀赴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国讲学，多部专著远销东南亚各国。路志正治疗脾胃病等内科疾患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多遵《内经》“阴平阳秘”之旨及张景岳“阴中求阳，阳中求阴”之秘，方药应用得心应手，匠心独具，被誉为“杂病圣手”，先后到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日本等国进行学术交流，受到国内外人士的高度赞誉。朱良春在风湿病、肿瘤、脾胃病、肝、肾、呼吸系统、心脑血管、不孕不育等疑难疾病的诊治方面疗效显著，对风湿病的治疗一直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朱良春用虫药如神，善除肿瘤、骨病顽疾，诊治患者数以十万计，遍及全国各地以及美、欧、日、东南亚等地，并先后应邀赴日本、新加坡、法国、马来西亚等国作学术演讲。
“三老”认真接诊每一位前来求诊的患者，细心地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悉心思辨患者的病症，细语向患者讲解病情及用药等注意事项，并且认真地用毛笔书写处方。“三老”的诊病过程，不仅满足了患者想请专家诊治的愿望，解决了一些患者多年不愈的顽疾，而且为屯溪市中医院及山城的百姓上了一堂生动的中医药文化课。
由于白天忙于门诊，中医院把“三老”的研讨与座谈会安排到了晚上。“三老”就新安医学的发展历史以及汪机、孙一奎、吴昆、叶天士等新安医学代表性医家的学术思想、流派的思想源流和对中医学的贡献等与中医院同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中医院的临床建设与发展道路提出了许多指导性建议。路志正还作了专题学术报告，中医院数十位中医药工作者现场聆听，对进一步增强医院的学术氛围，加强学术交流，激励新安医学传人在新安医学传承和弘扬的历程中不断奋进，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凌文生
张贵才）
诗画礼赞全国中医药大会
赞赏四诊数千年，全面辨证论治研；
国粹岐黄佑民众，中华文化自信坚；
医能解疾传古训，药到处方承圣贤；
大显身手齐奋斗，会当发展杏林篇。（陈梦生）
中医指引医学从“整合”走向“整体”
 (2019-10-18
12:58:05)[编辑][删除]
•“整合”一词蕴含着将人体和疾病的微观的、局部的知识整合到整体层面的过程，而整体方法则是直接把人体作为一个整体，从这个整体与环境的互动联系中去考察研究，通过拟合整体模型，借助模型揭示整体的内在规律。
•整体医学是基于复杂性科学的理念和方法，将中医药学的整体观念与现代科学的实证方法有机结合的全新的状态医学体系。
•整体医学的建立意味着，从还原分析走向整体综合的现代医学，与理论更加科学化、规范化的中医学，在未来发展的道路上将殊途同归。
今天在医学界，整合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与美国医学界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的“整合医学”不同，当今中国版的整合医学强调整体和局部的统一，注重从部分整合到整体的综合性与全面性。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做出了诠释：整合医学就是将医学各领域最先进的知识理论和临床各专科最有效的实践经验分别加以整合，并根据社会、环境、心理的现实进行修整、调整，使之成为更加符合、更加适合人体健康和疾病治疗的新医学体系。
要真正推进医学走向整合，需要构建整合的理论体系。而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整合，整合医学如何构建它的理论体系？对此，医学界充满了期待。笔者认为，要真正弄清这个问题，需要拓宽观察的视角，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把医学的整合放在生物学乃至整个自然科学的大环境中去考察。
现代医学走向整合的两种路径
系统生物学包含了生物体各个层面、各个部分的整合，最终要整合到整体层面，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整合。
系统生物学最大的特点即整合。这里的整合主要包括三重含义。首先,
把系统内不同性质的构成要素（DNA、mRNA、蛋白质、生物小分子等）整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其次, 对于多细胞生物,
系统生物学要实现从基因到细胞、到器官、到组织甚至是个体的各个层次的整合。最后，研究思路和方法的整合。经典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是一种垂直型的研究，即采用多种手段研究个别的基因和蛋白质。而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其他各种“组学”则是水平型研究,
即以单一的手段同时研究成千上万个基因或蛋白质。而系统生物学的特点, 则是要把水平型研究和垂直型研究整合起来,
成为一种“三维”的研究。
在自然科学体系中，生物学一直是作为医学的基础，与医学交织在一起发展的研究方法，甚至技术手段一脉相承。现代医学走向整合有两种不同的路径：一是以分析医学建构的静态知识体系为基础，通过“分析—重构”的方式自下而上的整合；二是基于生物学整合的成就向医学的拓展延伸。
系统生物学研究整合医学遇困境
系统生物学经过30多年对生物体进行整合的研究之后，给人们展示的不是整合起来的美妙前景，而是面对生命复杂性科学家的无奈。造成这种局面的起因却源于生物体系统两种最基本的特性：复杂性和适应性。
对人类基因数量的最新研究揭示，人体内蛋白质编码基因约为1.9万个，而它们发生变异时的变异种类则数以亿计。
仅分子层面的生物标志物，已让人眼花缭乱了。从分子层面整合到整体，还存在中间的各个层次、各个部分错综复杂的相互关联关系。生物体的复杂性已昭然展现在人们面前，以至于系统生物学家们发出了悲观的感叹：生物体系统的复杂程度远超乎人们的想象,
现阶段不宜研究整个生物体系统，只能从研究具有一定功能、相对独立的“小系统”开始。而要正确地分析一个小系统本身也远非易事。
系统生物学在整合道路上，要达到它起初设定的将生物体整合到整体的目标，要确认复杂适应系统的科学发现的规律性，可能不得不引进新的方法和评价原则，另辟蹊径。
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是基于中医的理论模型建立的，而中医理论模型，则是宏观地描述人体的生理病理活动，对人体的结构功能从整体层面划分。因此，中医理论模型和衍生的辨证论治体系，其整体性是不言而喻的，不存在整合的问题，它的发展只能是自上向下，逐步走向精细化。而精准医学发展的个性化医学体系，是基于生命的最基本单元——分子和细胞层面的，要达到整体水平，一定存在整合的问题。
一个药物作用于人体，其作用通常是多方面的，有正向的治疗作用，也常常会有负向的副作用。因此，着眼于微观层面的多个异常，试图整合出整体方面的作用通常是不现实的。而从整体层面寻找靶点，整体层面的病理状态向正常状态的恢复通常会与多个微观层面的异常标靶趋向正常相伴随。显然，即使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实现了从微观层面对生物体的整合，运用这样一个系统，对人类疾病进行整体的调控的效果，仍然是远不如从整体层面自上而下建立的体系。
中医药学指引医学整合的方向
医学科学的航船，在茫茫大海中探索前行，实际上，一直有一个灯塔在指引着未来的方向，那就是中医药学。
实际上，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医药学，在研究人体的结构及功能，研究疾病中人体状态的演变过程和控制规律中，采用的正是这种方法。隐喻和类比，在中医药学中被称为比类取象。中医药学的藏象理论，正是我们的祖先在对人体生理病理活动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比类取象的方法构建的人体模型。而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则是在这一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构建的状态描述及状态调控体系。显然，与现代医学前沿的精准医学以及处于现代生物学前沿的系统生物学相比，中医药学中蕴含着更为深刻的方法论。正是借助于其高超的方法论，从古到今，中医药学没有借助任何先进的科学技术，仅凭着“一把草药、一根针”，历数千年而不衰，创造了无数令现代医学叹为观止的医学奇迹。
今天现代医学的知识体系，基本是在20世纪70年代前的自然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还原论的理念下构建的。作为现代生物学前沿的系统生物学，则是20世纪80年代引入系统科学的理念对传统生物学的重建。2017年中国医学界对“整合医学”的宣示，作为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医学界进入了20世纪70年代生物学经历的“躁动”时期，开始摒弃传统的还原论理念，认真思考医学的整合问题了。
走在医学前面的系统生物学，经过30多年的研究，一方面大大深化了人类对生物体动态特性的认识。另一方面，面对生物体的复杂性和适应性，基于系统科学早期理念建立的这门学科已经清晰地显现了其有限的发展空间。现代生物学要走向整合，或许到了需要引进现代科学最新的理念——复杂性科学的理念，再次进行重建的时候了。
显然，医学的整合，并非只有“分析基础上的整合”一条路可走。复杂性科学整体建模方法的成熟，中医药学几千年实践，都指向了一条可以实现医学整合目标的具可操作性途径：回归中医药理论，采用复杂性科学整体建模的方法和技术，直面复杂性，通过从整体层面对人体生理病理活动的考察，构建人体的整体模型，通过这个模型，实现对人体状态的个性化描述和整体调控。
医学的整合或许不需要重蹈生物学整合——系统生物学的覆辙，在引进21世纪最先进的科学理念、方法和技术上，医学与生物学今天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在自然科学的理念向中国古代哲学理念回归的时代大潮中，中医药学作为一个耀眼的灯塔，将照亮医学、生物学乃至整个生命科学走向整合的道路。
整体医学的新含义
复杂性科学基于对系统输入输出的考察，通过“隐喻”和“类比”，从整体层面直接构建系统的性态模型。从方法论角度说，这是向古代整体论科学的回归。不同之处，今天的隐喻和类比，已不局限于人的思维层面，而是可以基于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借助计算机仿真来实现。基于模型的状态描述，也不会停留在经验的直观，可以建立在严格的统计分析的实证基础上。今天，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诸如生态系统、地质系统、社会系统等复杂系统的过程中，通常都是采用这样的方法建立模型的。
本着“能粗则粗、不能粗再细”的“最简可适用原则”，综合中医药学的辨证论治与精准医学发展的状态描述及标靶调控体系，将会形成一个既能体现整体综合，又可深入到微观层面的人体模型及状态描述体系，从而实现对人体个性化状态的精准描述和最优调控。
以这个基于整体方法建立的人体模型和状态描述为核心，这样一个医学体系，将最大限度地融贯中医药学和现代医学的知识、经验和技术。它已经超越了东西方医学这样狭窄的地域和文化的概念，在今天复杂性科学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科学理念的时代，我们将这一全新的医学体系称之为整体医学。
整体医学这个名词“古已有之”，我们今天提出的整体医学，则在21世纪的科学环境下，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它是基于复杂性科学的理念和方法，将中医药学的整体观念与现代科学的实证方法有机结合的全新的状态医学体系。整体医学依然会沿用中医药学和复杂性科学的方法，采用隐喻和类比的方式建立反映人生理病理活动的性态模型，但会借助现代科学结构分析的理念和方法，使模型具有严谨的逻辑结构，并借助今天的大数据分析技术和机器学习，将模型通过实证支持下的计算机仿真来实现。
整体医学依然会沿用传统中医学的辨证论治，但会通过引进现代科学建立状态描述通行的理念和方法，在状态变量的完备性和独立性方面进行科学化的完善，使之符合科学体系的基本规范。它在对人体状态的把握和调控是整体性的、综合的，但通过基于“最简可适用”的原则，引进精准医学发展的生物标志物指标体系，将状态描述细化，并把现代医学迄今为止发展的有效的治疗方法纳入其中，从而实现中西医学在应用层面的融合。
整体医学具备了系统生物学的“整体”观念，同时具备了精准医学个性化的原则，它采用现代复杂性科学和传统中医学通过“隐喻”和“类比”构建模型的方式，但基于现代科学的理念，把模型建立在严格实证的基础上，通过计算机仿真来实现。整体医学的建立意味着，从还原分析走向整体综合的现代医学，与克服经验的直观，理论更加科学化、规范化的中医学，在未来发展的道路上将殊途同归。“现代医学的整体化”“传统中医的现代化”“建立中西医统一的理论体系”，近百年来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将在其架构下实现完美的统一。
我们注意到，无论是美国医学界对“整合医学”的期待，还是樊代明院士对整合医学的重新诠释，整体医学均有清晰的思路和具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樊代明院士最新诠释的整合医学的理念，与现代版的整体医学是完全一致的。而涉及实现整合、建立整合医学体系的方法论，则整合方法与整体方法是两种不同的方式。
“整合”一词中蕴含着将人体和疾病的微观的、局部的知识整合到整体层面的过程，而整体方法则是直接把人体作为一个整体，从这个整体与环境的互动联系中去考察研究，通过拟合整体模型，借助模型揭示整体的内在规律。（袁冰）
中医临床理论≠中医基础理论
(2019-10-19
05:16:15)[编辑][删除]
在2015年出版的《伤寒理法与经方临床》一书中，笔者反复提到一个词“中医临床理论”，希望同道可以注意到“中医临床理论”与“中医基础理论”的区别，使大家在面对复杂疾病的时候对各类疾病临床“不可通约性”的认识更清晰。
何为中医临床理论
中医临床理论就是针对某种病或者某类病，行之有实效、可以做到“立足长效求速效”的，对病源、病机、治法、根治、转归、预后都有清晰认识的，可以重复指导自己甚至其他同道临床的中医理论。无论是对于某个疾病，还是对于某些方药，还是对于某种临床理论……可重复的疗效，可预估的疗效，可以客观化的疗效，才对于中医有意义。
以上这段话重点在于，不是针对所有的疾病，而是针对某种或者某类特定的疾病。
难点在于，针对某类疾病成熟的理论，并不能完善地指导另一类疾病的治疗。所以针对每类或者每种疾病需要有不同的、可以落实的“中医临床理论”。
我们经常在强调中医“什么病都能看一点”，这强调的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泛用，或者说中医的基础思维方式。比如目前笔者在团队内部强调的：广汗法“中”思维、广汗法“圆”思维、广汗法“S”思维、“阴阳中”思维、“时人病症”辨治框架等中医的思维方式或思辨框架，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失之于泛、针对性不强，不能直接指导很多复杂疾病的中医临床。
也许，比起“什么病都能看一点”的中医，目前中医界更需要同道看不好、看不清、看不透的时候，可以担起重担、敢言“这个病我可以只用中医方法看好”的中医。
二者的关系
中医基础理论与中医临床理论是体用的关系，是阴阳的关系。相对来说，中医基础理论是体，中医临床理论是用。中医基础理论是阴，中医临床理论是阳。中医临床理论是阳的、表现于外的、体现于用的；而中医基础理论是阴的、通透于内的、做好本体的。
中医临床理论与中医基础理论没有高下之分，基础是根，临床是叶。根深才有可能叶茂，而叶茂必须有根深，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分清两者的目的，不是为了厚此薄彼，而是为了既要打好根基，更要针对性地在临床难点上做突破。
笔者在2018年之前，主攻儿童银屑病，系统阐发广汗法，取得并且指导同道取得了可靠的临床疗效。2018年后，在学习胡天宝老师的中医代谢理论后，开始以纯中医病房模式主攻2型糖尿病，希望用广汗法理论体系解释2型糖尿病的机理及治疗，发现难以完善地自圆其说，后用磨谷法（损谷、销谷、磨谷）理论来解释和指导实践，才觉得通透。至此越发对于各类疾病“中医临床理论”的不可通约性有了深切的认识。
实际上，在2015年前笔者就有逐个突破、针对特定病种不断创立“中医单病种临床根据地”的想法，理论支撑即是“中医临床理论≠中医基础理论”。笔者认为，针对特定疾病的“中医临床理论”，是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的桥梁。中医基础理论是针对人体生理、病理的总原则和学问，而中医临床理论是针对某一特定疾病的辨治理论，是中医基础理论的具体化。
确立自己的中医临床理论
从中医临床理论出发，我们可以去关注这个点：太阳病或者伤寒，究竟是什么病？历代伤寒家各有各的见解。有的说是时行瘟疫，就像葛洪；有的说是冬季感寒，如陶节庵、王叔和；有的说是寒毒，如庞安时；有的说是外感总病，如俞根初；有的说是肠伤寒，如祝味菊。这可以说是“一家有一家的伤寒，一人有一人的仲景”。究其原因，是谁也无法还原张仲景所处时代的时间和空间，不可能亲身经历张仲景所说的伤寒。
在20世纪80年代，有位学者在治疗了大量流行性出血热的病人后，有许多关于出血热的思考，如重症出血热由太阳阶段转入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阶段，病情在几天至十几天内迅速恶化，直至死亡，这样便容易理解《素问·热论》一日一经之说，《伤寒论》序中家族“向余二百，犹未十稔……其死亡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描述的温疫惨状也就变得清晰起来。这种说法就把“伤寒”具体到某一个病上，所以伤寒论讲的也就是针对于这种疾病的临床理论。
我们会发现这种观点的优点，同时也会对“伤寒为外感病总称”的说法提出一些质疑。作为学者，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盲人摸象的这种大的原则，每个人所掌握的真理都一定是局部的、局限的。
鉴于中医理论派别太多，所以自己要讲自己的中医临床理论，讲通它，只要在自己的理论体系里面是对的、通的就可以了。针对某一种病、一类病，创造可以落实的中医临床理论。落实到一个病，或者六经辨症，或者脏腑辨症，或者病机辨症，或者其他的辨症方法……只要能真正可靠、可重复地解决临床问题，都是可以的。（张英栋）
科研型临床≠临床型科研
2016年笔者所在的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就提出了“科研型临床”的目标。但是对于其内涵的剖析一直没有得空做。2018年在一个中医群里和大家讲了“科研型临床≠临床型科研”，很多人质疑两者有何不同，是不是仅仅是文字游戏而已。对这种误解的剖析涉及到中医研究的方向问题，故有必要系统论述。
在论述本题目之前，我们先来讨论另一个问题：中医研究≠研究中医。这是国医大师陆广莘先生提出过的一个问题。中医研究是首先假定传承的中医学总体上是正确的，以目前的中医整体为起点，去研究临床上的重大和疑难问题。而研究中医是首先对于中医学是怀疑的，通过“科学”的方法来证实或证伪中医，即使证实了中医的正确，目前的中医整体也只是一个终点，没有进步，或者说我们用大量的精力来证实或者证伪中医，更多是在做无谓的内耗。
落实到对中医学最有意义的中医临床上来讲，中医研究是以目前的中医临床为起点，让中医临床产生实质进步的。而研究中医是以目前的中医临床为终点，研究得再好也只是让更多人认识中医的客观疗效，对于临床的进步没有直接的帮助。
“中医好，好中医少”这样的俏皮话已经成为共识。所以现在的关键不是有多少人信任中医的问题，而是中医能可靠地解决多少临床或者健康难题的问题。
能明白中医研究和研究中医的核心不同，科研型临床和临床型科研的不同便容易搞明白。
谈到科研，便离不开科学。什么叫科学呢？最近看到一种说法，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规律和结论。笔者理解，这句话应该涉及三个动词：整理、探索（探究和找出）、得出——整理事实，找出规律，得出结论。或者说，基于事实找规律，整合规律出结论，就是科学。科研就是科学研究，就是对于事实、规律、结论的研究。科研型临床，就是科学研究式的临床，就是不断在疗效、规律、结论之间权衡取舍、斟酌推敲的临床。
科研型临床，主题词是临床。临床型科研，主题词是科研。这就是最大的不同。
是科研为临床服务，还是临床为科研服务？应该是互相服务、良性循环共赢的，但是初心和重点还是有所不同、需要提前明确的。
或者我们可以把叫法换一下：科研型临床可以转换为临床研究，临床型科研可以转换为研究临床。前者是以已有的临床为起点，用科研的方法提高临床。后者是以已有的临床为目标和终点，目的是证实或证伪已有的临床。
比如广汗法体系中进行的微汗机器人和汗出指数的科学研究。已经证实了临床有益的事实、临床有意义的规律、临床有价值的结论，我们现在是要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让既有的广汗法更切于实用、更数据化客观化，让更多的人受益。
比如广汗法病房在“立足长效求速效”的原则指导下，用四逆汤为主治好了一例急性肾盂肾炎合并肺部支原体感染患者。我们整理这例治疗事实，探索四逆汤使用的更多规律，得出四逆汤可以治疗哪类的急性肾盂肾炎的结论，是“四逆汤研究”，属于临床研究的范畴，属于科研型临床；而基于这例病案，挖掘和剖析四逆汤及肾盂肾炎，经过复杂和艰辛的药物成分和疾病微观研究，如果得出急性肾盂肾炎不适合用四逆汤的结论，这样的研究有意义吗？后者属于“研究四逆汤”，属于研究临床的范畴，属于临床型科研。
上面举例说明了科研型临床和临床型科研的区别。目的是希望厘清当前中医临床需要做科研型临床，需要临床研究，需要中医研究，需要四逆汤研究，而不是后者。（张英栋）
紧贴时代需求创新中医药教材
(2019-10-19
05:11:40)[编辑][删除]
在大健康时代背景下，人们对健康的需求不再仅仅满足于疾病的治疗，而是贯穿于疾病预防、治疗和病后的调护等全方位的服务。中医药教材的编写也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以适应新时代对中医药专业人才的需求。
中医药教材编写要继承经典
中医药教材的编写要秉承传承经典的精神，重点要突出中医药的五大特色与六大优势。中医药的五大特色为个性化的辨证论治原则、调治平衡的防治原则、个性化的治疗方法、多样化的干预手段和天然化的用药取向；而其六大优势为临床疗效确切、用药相对安全、服务方式灵活、费用相对低廉、创新潜力巨大、发展空间广阔。
中医药教材的传承延续了现代中医药高等教育不同时期教材的精粹，需要充分继承医德、医道、医学、医法、医术和医器等六个方面。“医德”即为中医学所推崇的“大医精诚、仁心仁术”的核心理念，是中国古代医家规范自我、鞭策奋进的精神动力。“医道”即为中医的医学思想与理论，而中医学的医学思想与理论又根植于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土壤。“医学”即为中医学学科，而学科本身包含了理论体系与实践体系的基本框架，中医学具有其独特的学科特点。“医法”即为中医学科本身的规律与法则。中医学自成完整的体系，教材编写要沿袭中医学的主轴体系，兼顾中医药相关法律和标准。“医术”即为中医药独具特色的诊疗技术，这是体现中医药特色与优势的核心内容，也是理论应用于实践的精华。“医器”即为中医诊疗所用药物、器具，特别是中医适宜技术所用到的各种器具，正是大健康时代需要全民推广的重要内容。
中医药教材创新要满足不同使用主体的需求
创新是中医药学科跟随时代不断进步的标志。中医药教材的创新是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的专业人才的基础。在大健康时代背景下，中医药教材的创新首先要满足教材不同使用主体的需求。第一，在人才培养的层次上，专科、职业教育、本科、硕士、博士等不同层次对中医药学习的知识体系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第二，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中医学、中药学、中西医结合，不同专业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要求各有侧重；此外，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更新，中医养生学、中医康复学、中医骨伤学、中医儿科学等新的学科需要构建完整的学科教材体系，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下需要重点突出学科的特色。第三，从教材使用的人群而言，护理人员、中医院的西医临床人员、中医师承学员、基层医疗工作者等学习中医时，由于其知识理论体系与学术水平的差异，针对这些不同人群的中医药教材编写时则需要量体裁衣。第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2017年印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中医药行业新增3个水平评价类职业：保健调理师、药物制剂工和中药炮制工。针对3种新增职业的培训教材的编写，在新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对新增职业的要求基础上，充分适应市场需求，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与优势，值得深入探讨。第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医学与不同学科相互融合产生诸多新的交叉学科，如中医文化学、中医传播学、中医信息学、中医管理学、中医亚健康学、中医心理学等。针对不同学科的要求和定位，教材编写的中医药部分则需要适当取舍、突出特色、服务整体。
中医药教材的创新，还要适应教学模式的改革和探索。以往中医药系列教材的编写都是以传统的教师为主体、以讲课为中心的LBL（Lecture-Based
Learning）教学法为基础。随着中医药现代教育的不断改革和探索，许多新的教学方法也逐渐在中医药相关领域推广实施。如以病例为先导、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CBL（Case
Study Based
Learning）教学法，以问题为导向、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参与、以小组讨论为形式的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学法，以学生为主体, 是一种以团队为基础, 提倡学生自主学习的TBL（Team-Based
Learning）教学法等等。中医药学科体系中的不同课程需要灵活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因此不同课程的教材编写基调就需要根据不同的教学方法而灵活调整。
中医药教材建设要把握四项基本原则
大健康时代对健康服务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新时代背景下，中医药教材是中医药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基石。因此，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中医药教材建设需要牢牢把握四项基本原则。
紧扣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中医药快速发展的相关文件。《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提出，要“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加强一批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而教材建设是人才与学科建设的重要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在第四章“中医药人才培养”中，分别对人才培养原则、不同培养模式、不同培养层次都做了相应的规定。因此，中医药教材的建设需要紧扣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内容，针对不同培养的层次、院校、专业、人群等都需要制订个性化的教材建设方案，以满足社会对中医药人才多样化的需求。
满足社会的需求
中医药教材的建设是为人才培养而服务的。因此，大健康时代背景下的中医药教材建设要充分满足当前社会对中医药专业人才的需求。新时代背景下，健康观念由“疾病治疗”转向“疾病预防”为主，体现在中医药教材中则需要把中医治未病、中医体质辨识与调养、中医适宜技术等相关内容调整加大比例，并对这部分内容的学习提出更高的要求。此外，新时代背景下，社会需求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医疗服务，市场需求的多样化需要在互联网医疗、养生服务、产品开发、技术培训、文化传播等相关领域加大对中医药专业人才的输出，因此中医药教材的编写也需要满足市场多样化对人才的需求现状。再者，大健康时代需要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中医药现代化的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医药教材的内容不应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望闻问切、理法方药，对相对成熟及得到共识的现代科技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也应囊括在内，以附录内容、拓展学习、数字教材等多种形式对教材内容进行扩充，开拓学生的视野，紧跟时代科技发展的步伐。
遵循中医药人才培养的规律
传统中医药人才的培养是以常年跟师学习，师父与学徒之间口传心授以及阅读古代中医典籍的方式传承学习。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对中医学的学科体系进行了详细的划分，且根据现代社会对中医药人才的素质要求，学生不仅要学习中医药学科本身的内容，还需要对生物学、现代医学、化学等其他学科内容有所了解，且其教学模式主要以课堂集体教学为主。中医药教材的建设既要遵循中医药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也需要兼顾高等教育对人才培养的一般规律，不仅仅涉及中医药学科本身的知识体系，也需要兼顾其他学科的内容，以及学习中医药所需要具备的中国哲学、文化基础。此外，针对不同层次、不同专业、不同人群，中医药教材的编写内容要有所取舍、突出专业特点、兼顾学科完整性。
兼顾中医药院校办学主体的特色
不同中医药院校对同一专业的办学特色有所不同，因此中医药教材的建设除了要遵循基本的“三基五性”之外，鼓励中医药院校编写具有院校专业自身特色的系列教材，以促进学科发展的多样性。以目前新设立的中医养生学专业为例，2019年湖南中医药大学经教育部审批设立了中医养生学专业。与其他中医药院校的中医养生学专业相比，湖南中医药大学将专业定位于“亚健康人群的辨识与调理”。其基础来源于该院校是中医亚健康学的学科创始单位，且已构建了完整的学科体系。因此，对中医养生学专业的差异化培养突出了本校的办学特色与专业优势，也为中医药教材建设营造了百花齐放的环境。而中医药院校特色教材的编写和运用也为行业规划教材的编写奠定了前期基础，为学科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提供了素材。
在大健康时代背景下，对中医药专业人才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中医药教材的建设直接关系着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和专业素质。因此，新时代背景下，中医药教材的建设工作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根据当前社会的需求做出适当调整。这也是中医药学科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使古老学科焕发新生、继续发挥中医药特色与优势的重要举措。（何清湖
张冀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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