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术的实践与理论思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与疾病作斗争过程中不断积累的防治疾病的经验与智慧。如国际知名学者李约瑟所言“中国人以他们特有的天才发展起来的中医学”。其所谓天才或特有的天才，应包括构建中医药知识理论体系的桥梁和纽带之综合性的主体思维，及深邃的中华优秀精神文化底蕴。

　　象思维是中医思维的重要一环

　　思维是人脑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有意识的加工处理，得出有关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内部规律的较全面认识的智能活动，从而为解决问题或在一定限度内改造客观事物创造条件。一般常用的思维方法，由于条件不一而各有千秋，但亦互有联系。如就思维所依凭的信息来源看，则有形象性思维法与抽象法之区别；若从思维过程的结构方面进行观察，则有逻辑思维与直觉思维之不同；论思维的效果，经验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均各有不同之处等。

　　医药学基本理论是关系到人们健康的知识体系，在其形成的过程中不可能脱离有关事物的具体形象之思维。在各种思维当中意象思维或称形象思维，简称“象思维”，是中医思维的重要一环，也是构建中医药学理论的重要桥梁之一。

　　高水平的象思维方法在中医药学理论诞生的过程中发挥过特殊的功能和重要的作用。古代的医家们利用他们在生活和工作实践中感觉到的某些事物的直观形象作为思维依据，创造性地摹拟出一些新构想、新模式，用以反映和解读客体的情况，提出了不少既属于功能性却又带有些“物质化”的医学概念供同道者交流传承。这一模式成为构建中医理论的思维方法之一，反映了古代医家们丰富的生活感受和治病保健的实践智慧与自身的创意能力。

　　中医象思维的特点是用己经感觉到的某些事物的表象作为思维的模板和依托，通过推测、想象，以及囊括与该事物有联系的各种因素以摹拟人体的生理与病机等情况。再经过取类比象、援物类比、化之冥冥而心悟自明，又从捕捉到的现象入手司外揣内、以表知里而掌握。最后则根据“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象以言著”（《周易略例》）的原理形成相应的医学概念，借语言文学之思维载体予以表达。

　　与象思维方法及作用有关的例子不少，如中医脏象理论中肝之藏象功能与性质的描述：肝在五行方面属于木，按中医学之五行相生排序为木、火、土、金、水，肝居于首位，且胆寄附于肝，厥阴风木少阳相火，恰似一年阴消阳长，春风起万象更新，树木萌芽枝叶舒展条达。古人摹似自然物候之象，比喻人体生理，认为肝具有升发、舒展、条达，疏畅而恶抑郁之本能，能使体内之气机得到疏调而保持正常之流畅运行。若从汉字之形、声、意等相结合的构词原理剖析：则“肝”字之左半以“月”是为肉旁，表明其为肉质器官；右旁之“干”字则含有干预、过问、行动、主体之意等隐喻或信息。且干字本身之字形乃由两短横和一长竖共同构成，若将此竖向下延伸则其形状似剑。体内脏脏有此利剑自悬则可发挥疏泄条达气机之调节作用，以保持正常的生理状态。类似这样的形象思维与直观类比例子，还有风邪的数行善变，飘浮动荡；湿邪之重浊滞腻，胶固难移；以及本草学的法象药理，四气五味，升、降、浮、沉、散、敛、补、泄、走、守、刚、柔、滑、涩、润、燥等药效理论皆与中医的象思维认识方法和作用有关。

　　辨证逻辑思维创建中医理论体系

　　将抽象转化为具体或称上升到具体，属于辨证思维方法的范畴。此种辨证逻辑思维，在中医理论体系的创建过程中，发挥着广泛而重要的作用。

　　例如我国古典哲学中“混沌而成”之“气”或称“气—元论”“元气论”等，其本身便含有类似物质与功能的对立统一体的模糊属性。《老子·第廿四章》首先提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分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似乎说明此物是“负阴抱阳，冲气为和”的矛盾统一体，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且处于不停的循环运动之中，是构成世界万物的源头。《庄子·至乐·知北游》认为“通天下—气耳”并联系到生命与形体谓之“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人之生也，气之聚也。气聚则生，气散则死”；《管子·枢主·心术·内业篇》亦认为“生者以其气”“其外以安荣，内藏泉源，浩然和平。以气为渊，渊之不涸，四体乃固，泉之不竭，九窍乃通”。

　　《黄帝内经》有关气的论述十分丰富，广泛涉及自然界、人类社会、病源因子、人体生理病理、病机辨证、治疗、保健、药理等各个方面，成为表述生命活动的主要依据。

　　《素问·气交变大论》要求医者对气的描述应十分务实而具体，指出“善言气者，必彰于物”。《素问》按照“人以天地之气生”“气合而有形”“气者人之根本也”“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原”等理念，及人体之气运行的特点是“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如环之无端，终而复始”而且“其升降出入贵手守常”“非出入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无以生长化收藏”等认识，将人体诸气依序分为元气、宗气、营气、卫气、十二经络之气、五脏六腑之气等，并就各种气之所司、所能、所属与人体各部的有机联系等逐一阐明，形成以人体气机为核心的中医学术理论体系。

　　中医理论思维的底蕴与特征

　　中医思维植根于中华优秀精神文化之丰厚的沃土中，在古典的元气论、阴阳五行学说等元始唯物观念和朴素辨证方法等哲学范畴的影响和指引下，逐步形成的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生而有形、不离阴阳、五运周天、亢害承治、至道在微、变化无穷的认识。而实践之途径与方法则一般多是将作为认识主体之人已经感觉到的客观事物的意象或形象信息直接输入脑际，随之而达到心悟式的自明状态，实质上是本土哲理的医学化，深化发展和具体表达。思维的底蕴与特色是“天然生成的纯朴的辨证思维”及朴素的系统观念等。

　　阴阳是中医学主体思维核心

　　阴阳辨证思维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属于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文化之一。恩格斯在撰写《反杠林论》时便曾经指出“每一时代的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第一种形态是天然生长的、纯朴的辨证思维在……古中国都已存在”。此种辨证思维的代表即阴阳对立统，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易经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25及42章提出：“有物混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素问·宝命全形论》从人体生命的角度指出“人生有形，不离阴阳”，进一步说明阴阳之道是自然存在的世界万物之规律。阴阳是事物本身所含两个对立面之间的矛盾斗争与统一、冲撞与和协，他们之间既排斥又依赖。双方可以相互为用，如：“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还可以相互影响，如：“阳生阴长，阳杀阴藏”；亦可以互相转化，如：“重阳必阴，重阴必阳”；还相对平衡，如：“阴平阳和，精神乃治”。对于阴阳属性和相互关系的认识，是中医辨证思维的根本法则与核心，是自发地反形而上学思维的，在中医学认识论的发展史上无疑是极大的进步。

　　阴阳辨证法，作为朴素的中医主体思维核心法则在临床实践中始终有广泛的应用。例如，在人体生理与病机方面，“阳化气，阴成形”，形气和协相得为正常生理状态，反之形气相失则为病理变化。又如对于证候的总体划分，表证、热证、实证统属于阳证；里证、虚证、寒证则为阴证，具体的治疗法则有所区别。切诊所得之患者的脉象呈现浮、大、动、滑、数者为阳脉；沉、弦、弱、涩、迟属阴脉。治疗总则是“谨察其阴阳之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对于养生保健则要求“节阴阳以调柔刚”，如是才可“僻邪不至，长生久视”“和于阴阳四时”“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从之苛疾不起”。至于前边提到的道从二生三问题，在《素问·五运行大论》早已给出答案“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若以数推，则三以上便是N个数了，《黄帝内经》亦有阴阳二生三的具体例子。《素问·至真要大论》云：“阴阳之气，各有多少，故曰三阴三阳也”，根据客体事物内部阴阳各自占比的量之不同，结合一年四季、物候、五行，将阴分为三：厥阴（风木）为一阴，少阴（君火）为二阴，太阴（湿土）为第三阴；少阳（相火）为第一阳，阳明（燥金）为第二阳，太阳（寒水）为第三阳，并解释说“两阳合明”故称阳明，“两阴交尽”叫做厥阴。以此三阴三阳命名人体经络，则使人们认识到体内及体表营卫及经气运行的独特之循环网络系统。其次用此规范伤寒病脉证并治只是排序不同，亦成为伤寒六经病辨证论治的经典性纲领。综上可知，中医的阴阳概念应属于中医学主体思维之核心。

　　五行生克是中医学整体观思维的模式之一

　　关于五行思维，汉语的“行”字自古便具有行动、运行、通路等含意。五行，按其互相资生之顺序为木、火、土、金、水，从其相克伐而言则是金、木、土、水、火五者。《左传》之“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尚书洪范》称“水火者，百姓之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资生也”，都将五行视为人们日常必须依赖的重要生活物资。继而进一步认识到这五种物质材料的性质和气味是“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草，土爱稼播。润下作咸，炎上作苦，由直作酸，从革作辛，稼播作甘”的初始物质属性的表述。后来此理念逐渐淡化，变为五材之间生克制化的共有联系规律。即五行之中的任何一行都与其他四行具有生、克，制、化的直接和间接的联系。

　　五行中的任何一行都有“生我”者与“我生”者的双重关系：如以金为例，则土生金，金又生水，前者是“生我”称之为生，后者是“我生”则又称为化。且古人又常将此种关系比喻为母子关系，则土为金之母，水为金之子，三者间为生化关系。另在互相克制方面：火克金，金又能克木，前者属于“己所不胜为火所克”后者则为“己之所胜故可克木”。这就是母子相护，以己之胜，制彼之不胜而保持五行的自控平衡与协调之彼此关系。然而若一旦发生“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其所不胜；气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素问·五运大论》），出现相乘与反侮的异常情况。例如，火克金，在火气正常的情况下是一种制约的状态，若火气过旺，使可使金受到过度的克伐以至影响了生水的功能，破坏了平衡，则属于“相乘”，也就是《黄帝内经》所说的“乘其所胜而侮之”。又如金本可以克木，但如木气过旺“气有余便是火”则能够反而侮金，即“反侮其所不胜”则平衡的常态将受到影响或破坏。所以《素问·六微旨大论》总结说各行之中“亢则害，承乃制，制则化生”。亢有过度之意，承有接受担当之意，制有约束规则之意。这也是中医学整体观系统性思维的模式之一。

　　总之，中医学之思维有优良深厚的中华精神文化底蕴，且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条件不同，使中医学的思维天然地避开了形而上学和还原论的影响，显示出下述综合性特征。首先是具有整体优化的系统的思维，其次是宏观的动态的功能性而非微观物质形态性，具有心悟式的实践智慧的自明性及理论构建的自组性等特点。当然也不免存在着程度不等的模糊性和某些臆测性，以及汉语表述之隐喻性。然而经上述综合思维形成的中医药理论精华，经过多年的社会实践的不断检验，仍卓然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亦是中医思维和成果的集中体现。（国医大师 张震口述 田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