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时制方论之辛凉解表剂
邓中甲临证制方旨要(7)
中医制方用药讲究三因制宜,即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邓中甲认为,气候变化、时代变迁是影响解表方剂制方思想的重要客观因素,辛温解表剂是在对外感风寒病机、病理、治法、方药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完善起来的,而辛凉解表剂的沿革则是伴随着对温病的认识而不断发展的。因为温病学是从伤寒学派中逐步分化出来的,所以一定程度上,辛凉解表法的沿革过程体现了外感表证中风寒外感与风热外感的区分历程。中医对温病的认识分为三个时期:战国到唐代为萌芽期,宋金元是成长期,明清则系形成期。相应地,辛凉解表法也经历了相同的三个阶段。温病学的发展与气候变迁息息相关,故辛凉解表法的发展也离不开气候变迁这一背景。
晋唐萌芽
晋唐时期不仅发展了辛温解表法,而且开创了辛凉解表法的使用。在晋唐解表方剂中,麻黄、桂枝仍然是解表药物中使用率较高者,但与经方相比,其配伍模式已迥然有异,多采取辛温解表药物与寒凉药物相配以组成辛凉解表剂。故将晋唐时期辛凉解表剂的模式称为“辛温加寒凉模式”,以便于与明清温病学派的辛凉解表剂相区别。晋唐辛凉解表剂之辛温加寒凉模式在组方思路上既受到《黄帝内经》辛温发汗思想的影响,又结合当时温暖气候条件下的热性外感特点对之进行了改进。最终形成的辛温加寒凉模式对宋、金、元诸多医家影响甚大,同时体现了对三因制宜的灵活把握,师古而不泥古。
宋金元发展
在阳气郁结、阳气怫郁等病因的指导下,宋、金、元医家对外感热病的治疗继续沿袭着晋唐以来的辛温加寒凉配伍模式。阳气郁结、阳气怫郁的根本原因在于风寒束表,密闭腠理,使阳气不得外达而成。在这个病因理论的指导下,寒为本,而热为标;寒为基本病因,发热则为寒演变而来。这种观点一直到明清时期都存在着很大的影响力。
晋唐时期虽已经开始采用辛温加寒凉模式组成辛凉解表剂,但作为一种治法,它既没有从理论上确立下来,亦未得到广泛的认同。当时普遍存在以辛温或纯寒凉概治表证两种极端理论。在宋、金、元时代,作为与辛温解表法并列的一种治法,辛凉解表不但获得正名,而且从理论到临床实践都已经获得广泛的认可。在遣药组方方面,这个时期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其一,在经方的基础上加入寒凉药物。其二,不用经方,自行创制。第二种类型方剂众多,根据所选用药物的不同,又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者,仍用麻、桂等为方中主要解表药物,但不沿用经方的完整组方模式。如刘完素防风通圣散,由防风、川芎、当归、芍药、薄荷、大黄、麻黄、连翘、芒硝、石膏等组成;双解散,由防风通圣散、六一散各半组成。二者,主要解表药物不用麻、桂,而用菊花、蔓荆子、柴胡、葛根、牛蒡子等辛凉解表药物,或用羌活、独活、防风、荆芥、葱白、藁本等辛温解表药,但加入大黄、石膏、黄芩、栀子等寒凉药物。前者如《局方》菊花散,由白蒺藜、羌活、木贼、蝉蜕、菊花等组成,又如《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之荆芥桔梗汤,由荆芥、桔梗、甘草、牛蒡子组成;后者如《局方》流气饮,由大黄、川芎、牛蒡子、细辛、防风等组成,又如《圣济总录》防风汤、蝉花散,已经形成完整的辛凉轻散结构。可以认为这是明清温病学派的辛凉解表思路之前驱。
明清成型
东汉大寒疫盛行,催生了伤寒学说;明清疫病流行,同样也是诞生温病学说的温床。这一时期的疫情与明清以前相比,突出的特点有四:一是更加频繁,但由于医疗卫生保健水平的提高,死亡率反而大幅度下降;二是大规模者增多,大部分疫情的波及范围广泛;三是以温性者为多;四是疾病传染、流行的中心地带由汉代的中原为中心转移到江浙一带。
明清温病学派对解表法的辨识温病学家首先否定的是伤寒学派的辛温发汗。众所周知,在吴又可《温疫论》问世以前,在治疗外感热病方面,伤寒学说占绝对统治地位。为此,温病学派用阴阳的学术思想对二者进行了详细的鉴别。首先,温病学派认为温疫之邪从口鼻而入,有别于伤寒学派所讲的皮毛腠理的侵袭途径。其次,“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手太阴肺经为阴经,由此建立了温邪为阳邪,侵犯手太阴气分的基本病机。区别于伤寒学说的寒为阴邪,袭人足太阳经卫分。第三,伤寒袭人,易伤人阳气,而温病袭人,则更易耗损阴液。
这些鉴别的基础是季节、气候、方位的不同,其认识的落脚点在于反对概用辛温解表法治疗温病初起。汗法是治疗表证的不二之法,包括辛温、辛凉二端。伤寒学派治疗外感表证始终以救阳气为主,寒邪为肃杀收敛之邪,伤人后易致阳不足而阴有余,因此,必须用辛温之品以运其阳气,发汗而驱邪;温病治疗时始终以救阴精为要,温热为阳邪,伤人易致阳有余而阴不足,必须顾护阴液。因此,吴鞠通明确提出了“温病忌汗”一说。
温病学家反对的第二类治疗方法是唐代以来的辛温加寒凉而成的辛凉解表法。作为与张仲景辛温解表法相区别的治法,这种治法从唐代就已经出现,到宋金元时期达到顶峰,以刘河间为代表,有“热病宗河间”之说。辛温加寒凉而成的辛凉解表法主要针对外寒郁而化热,形成外寒内热之表里同病格局,其实质是表里同治,适应证相当于后世所说的“伏气温病”,并非单纯的解表法。以此法治疗新感温病之风热、风温表证,辛温药物易发其汗,苦寒药物易耗其阴液,汗与阴液同源,大悖温病学家始终以救阴精为要的基本原则,因此遭到反对。
温病初起,大体相当于风温或风热阶段,属于表证,治当解表无疑,如叶桂所言:“在卫汗之可也”“辛胜即是汗药”。卫分敷布于肌表,有卫外作用,温热之邪侵入,必先犯及卫分,表现为卫外失常。肺为华盖,其位最高,因此,卫分证候又常见肺经、肺络病变。故温邪入肺,先见表证,可用汗法。历代对温病初起治疗是否用汗的看法不外两种:一是邪在肺卫,宜汗解透邪;一面又论述温病忌汗,认为“温病亦喜汗解,最忌发汗,只许辛凉解肌,辛温又不可用”。温病初起治疗宜汗忌汗绝不是纠缠理论问题,而是关系到温病治疗的成败。对于温病用汗法,大致的原则是温病宜汗,不必强责其汗,且要时刻顾护津液。对于温邪在表,忌汗可防伤阴太过,用汗能予祛邪外达。因此,宜汗与忌汗是对立统一的。
辛凉轻散模式的用药特点明清时期的用药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苦寒清热类药物的使用大大下降,比较而言,黄芩、石膏、栀子使用稍多,麻黄、石膏等已经很少采用。其二,薄荷、牛蒡子、柴胡、葛根、菊花等辛凉药物的使用频率加大,这些药物的突出特点是轻、散,成为明清时期辛凉解表方剂的主干结构。在宋金元时代,这些药物作为辛凉解表药物已经开始使用,但使用频率并不是很高,大多情况下是借其升散之性,上达颠顶头部、目窍、口鼻、咽喉,以治疗五官科风热疾患为主。而在明清时期此类药物则有了很大的发展,不限于这些疾患。这种以辛凉轻散为主要结构的辛凉解表方萌芽于宋、金、元时期,发展、成熟于明末清初。其三,荆芥、防风在当时所使用的解表药物中所占比例非常高,这说明此二药不仅是辛温解表剂的基础结构,亦是辛凉解表剂的常用配伍。其他辛温解表药物如羌活、独活、细辛、白芷、麻黄等也在配伍组方中得到运用,但与唐宋以来辛温加寒凉的使用模式大相径庭,而是多与辛凉解表药物同用,形成辛温复辛凉的结构。
辛凉轻散模式的内涵以银翘散、桑菊饮为代表的辛凉解表剂一改河间学派辛温加寒凉模式,大得其道,主要特点归纳为两个,一是轻,如叶桂《温热论》所说:“在表初用辛凉轻剂。”这里的轻剂体现在四个方面,即药性轻、质地轻、用量轻、用法轻。故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总结温病上焦证治疗用药特点为“上焦如羽,非轻莫举”“高巅之上,非风药不可上达”。需要指出的是,温病学派的轻剂来源于北齐徐之才的十剂之说,即“轻可去实,麻黄、葛根之属是也。”麻黄、葛根之辈,辛散外达,“轻可去实”乃指祛除“自外而内”之邪气。叶桂之轻剂乃宗徐之才所言麻黄、葛根之义,首当辛散外达,而温热之病性不同,故增辛凉二字于轻剂之前。
另一特点是散。温热阳邪致病,既有炎上亢奋的特点,又有阻遏人体气血阴阳之运行而致气机郁滞的特点。所以,风温、风热之治,清的同时应立足于散。因此,有人认为叶氏“在卫汗之可也”之说非为汗法,其实质是辛凉开肺,宣透郁热。使肺气开达,气机通畅,则郁热透散,肺卫之温热亦随微汗而解。鉴于以上两个用药特点,我们将这种组方模式称为辛凉轻散模式,以区别于辛温加寒凉模式。
综上所述,以中国古代气候变迁为纲,根据理、法、方、药一体的模式,采取断代分析的方法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解表剂的特点进行了初步阐述。首先将解表方剂按照现行以功效强弱为标准的分类方法,分为辛温、辛凉两大类,然后将辛温解表剂分为麻桂剂、羌防剂两亚类;辛凉解表剂则分为辛温加寒凉、辛凉轻散两亚类,这种分类方法不但体现功效强弱特点,而且直接体现用药特点。辛温解表剂中,麻桂剂产生于东汉建安末年气候极度寒冷,寒性瘟疫大范围流行的背景之下;而羌防剂则产生于北宋相对较为温湿,仍以气候偏寒为特点的气候背景之下。辛凉解表剂中,辛温加寒凉模式孕育于晋唐炎热时期,成熟于宋金元一段温暖的气候时期;而辛凉轻散模式则成熟于明末清初气候温和时期。(由凤鸣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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