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身认识事物的方法，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中药药性理论是有关中药药性的意义、实质、形成机制、运用规律等方面的理论。药性理论作为中医药理论的核心部分，是历代医药专家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对药性的理解和论述，是中药学最有特色的理论。研究药性理论的源头，认识药性理论发生、发展的历史沿革，有助于认识药性理论的实质，有确定中药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下面从药、药性、药性理论三个层面探讨。

　　药

　　关于“药”字，甲骨文中，未发现类似文字，故判断“药”是较晚出现的形声字。《古文尚书》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主要记载商、周两代统治者的一些讲话记录。同时也是最早记载“药”字的一本书，如“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商、周两个朝代分别建于公元前16世纪和11世纪。也就是说，大约在公元前11至16世纪的时候“药”字就产生了。

　　在“药”字出现之前，可以治病的草有无统一的名称尚无从考察。但可以肯定，“药”字的出现是人们对所有治病物质功能认识的概括。“药”字的出现标志着最初的，也是对最根本药性认识的形成。我国素有药食同源说。“药”字产生，也标志着食、药开始分化了。

　　再后来，明代张景岳云：“药以治病，因毒为能，所谓毒药，是以气味之有偏也。盖气味之正者，谷食之属是也，所以养人之正气。气味之偏者，药饵之属是也，所以去人之邪气。”这是首次通过毒药理论，把药物和谷食在概念上加以区别。这也是“是药三分毒”理论的源头。随着《药品法》《食品法》的出台，食与药也有了法律上的区别。药与食的中间地带就是药食两用中药。在我国，药物一般有中药和西药之分，本文所讲的是中药。

　　药性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在和疾病斗争时，从被动的发现药，到主动识别、运用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药物的临床应用中，不同药物治疗疾病的相关性质不断地被认识、丰富，药性一词也就产生了。也就是说，先通过临床实践对药物的功能疗效有认识，后有药性观点产生。

　　据文献考证，药性一词的最早记载于《神农本草经》，曰：“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醋渍者，宜煎膏者，也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这也是首次论述药性与药物剂型有密切关系。

　　那么，什么药性呢？所谓药性，是中药在临床过程中与疗效有关的性质或作用的中医语言表述。在古代，药性一词含义复杂。但随着中医药的发展，其内涵不断被丰富。一般说来药性有广义、狭义之分。

　　广义药性 抽象药性（如药的补阳、滋阴等）、形性药性（如四气、五味等）、向位药性（归经、升降沉浮、气血营卫等）、功能药性、综合药性、配伍药性、方剂药性、禁忌以及影响药性的采收（道地、时间、入药部位、收藏、六陈）、修制（炮制）、制剂、服用（内服、外用）等药性；另外，还有失传的药性等。

　　狭义药性 四气、五味、升降、归经、有毒、无毒等。

　　药性理论溯源

　　药性理论是现代词语，是中药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在相关本草论著中称之为“药性总义”。药性理论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零碎到系统的不断完善的过程。现讨论如下：

　　有毒无毒

　　有毒无毒是中药药性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文献研究可发现，药性有毒、无毒理论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其内涵在历代本草中的记载并不完全一致。现代有毒、无毒理论主要是指与中药毒副作用有关的性质。

　　《神农本草经》记载曰：“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及有毒、无毒。”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当时人们对药物可能伤害人体的毒性认识不足，也就是说《本经》的药性有毒、无毒，其内涵并非专指药物“为害”的有无，而是泛指药性的强弱、刚柔、急缓。大凡药性刚强、作用峻急者谓之有毒，药性柔弱、作用缓和谓之无毒。首次把药性有毒无毒列在具体药物条目下的文献是《吴普本草》。比如对大黄的记载：“神农、雷公：苦，有毒；扁鹊：苦，无毒。”

　　随着医疗实践的进步和发展，人们对药物的二重性有了认识，即药物可以治病，也可能伤害机体。如“令人吐”“令人狂乱”，甚至“杀人”。再后来的文献中，如《名医别录》《新修本草》等，药物条目下注明有毒，大多就是指的具有某些有害的性能。并把有毒分为了大毒、有毒、小毒三级。如蟾酥、马钱子、斑蝥都标明大毒。

　　药性五味

　　一般来说，五味是其他药性的基础，这些药性作用的产生依赖五味。

　　口尝之味 “味”字由“口”和“未”组成，口指品尝，“未”指柔枝嫩叶。“味”的本意是品尝时鲜菜，引申义为品尝时鲜菜的口感。

　　远古至西周为味的起源期。这一时期对于味的认识主要有三点：一是味的本义是滋味，是真实存在的感觉；二是味的获得主要是通过口尝这一活动；三是人们已经对味进行了划分，并能够辨别几种滋味,如甘味、苦味。

　　何为五味？《尚书·洪范》曰：“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是有关五味的最早记载。春秋至西汉是五味理论的起源与奠基期。这一时期阴阳、五行学说兴起，滋味被功能化，已不同于春秋以前真实存在的滋味，五味的称谓由此产生。《周礼·天官冢宰》中说：“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的五味理论专指饮食而言，与药物无关。

　　理论之味 把五味理论引入中药，并产生了药味理论。最早试着将五味理论与中药药味两部分内容进行融合，并力图建立一个完整的中药五味理论系统，当属南北朝时期的《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

　　北宋中前期几部主流本草如《开宝本草》《嘉祐本草》《证类本草》等延续了东汉至五代的中药五味标定方式，即以口尝结果进行新药药味的标定，以基原考订与口尝检验相结合对已有药味进行修订。北宋后期及南宋、金、元时期，受理学思想的影响，本草学家用五味理论来探讨药味与药物功效之间的关系，导致《本草衍义》《珍珠囊》《药类法象》等本草著作中都相继出现了药味理论。此外《绍兴本草》《宝庆本草折衷》等书中还出现了以类相推的药味。这些药味与口尝药味同时存在于本草著作中，但仍以口尝药味为主。这一时期的五味理论也得到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并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在继承唐以前理论的基础上，产生了新的中药五味理论。受法象思想的影响，气味阴阳薄厚理论融入了药物升降作用趋势，产生了气味阴阳薄厚升降理论以及药物薄厚升降浮沉理论。

　　药性四气

　　药性四气是关于中药本质的认识，是中药药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历代医家首肯，用药必须辨其气。何为气？由于其内涵丰富，在这里不做讨论。所谓药性四气是指寒、热、温、凉四种（加平就是五种）不同的药性，是以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的四时气候为比喻，对药物作用的结果的表达。换言之，中药四气性反映药物在影响人体阴阳盛衰、寒热变化方面的作用趋向。

　　中药四气源于《素问》，定于《神农本草经》。《素问》有“四气调神大论篇”。清代高士宗《素问直解》：“四气调神者，随春夏秋冬四时之气，调肝心脾肺肾五脏之神志也。”可见，《内经》中的四时是指四季。四气，是指春夏秋冬四时的气候，即春温、夏热、秋凉、冬寒。

　　后来《神农本草经》将“四气”引借到中药药性中。曰：“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及有毒无毒”，这也是明言药性有四气的最在记载。关于药性四气的具体内容，还有“性气有五”说，是指除了寒热温凉外，又加药性“平”。关于中药四气的产生，古代医家多认为与天气有关。因所受有差异，固有四气的不同。

　　药性归经

　　药性归经的产生源于对疾病的定位和药物疗效的概括。

　　药物归经理论的起源和形成，可追溯到先秦的文史资料及秦汉以来的医药文献，比如《左传》典故“病入膏肓”，再如《内经》中的“五味所入”，《名医别录》中的“韭归心，葱归目，薤归骨，蒜归脾肾”等。这些文献记载了疾病的定位及五味作用定向定位的概念，可视为归经理论的先声。

　　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创立了六经辨证与脏腑辨证体系。特别是他的分经论治理论和方法，对于后世药物功效范围的总结和归纳，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成为后世医家辨认药物归经的理论依据。唐宋时期《食疗本草》《本草拾遗》《本草衍义》《苏沈良方》等医药文献都部分论述了药物定向定位的归经作用，并逐渐与脏腑经络联系在一起，形成药物归经理论的雏形。

　　金元时代易水学派代表人物张元素在其所著《珍珠囊》中，首次把归经作为药性内容记载。书中论述了113种药物，有30余种谈到了归经或类似归经的药性。正式把归经作为药性主要内容加以论述，王好古《汤液本草》、徐彦纯的《本草发挥》又全面汇集了金元时期医家对归经的学说的见解，标志着系统的归经理论已确立。明代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贾如力《药品化义》均把“行某经”“入某经”作为论述药性的固定内容。

　　归经作为药性名词，是清代沈金鳌在《要药分别》中正式提出。清代沈金鳌的《要药分剂》正式把“归经”作为专项列于“主治”项后说明药性，并以五脏六腑之名作为归经的对象。《松厓医经》《务中药性》系统总结了十二经归经药。《本草分经》《得配本草》又列出及改订入各奇经八脉的药物。温病学派的兴起，又产生了卫、气、营、血及三焦归经的新概念，使归经学说臻于完善。

　　药性升降浮沉

　　药性升降浮沉解释了中药进入人体内后的趋向性能，是四气五味理论的补充和发展。该药性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类似升降浮沉的概念，最出现在《素问·六微旨大论》，曰：“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内经》提出气味阴阳归属及其升降浮沉的不同作用，根据机体升降出入障碍的不同病位病势应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法，为中药升降浮沉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金元医家依据《内经》理论，总结临床经验，形成了与升降沉浮有关的理论，比如刘河间的心肾水火既济理论、李东垣的脾胃升降理论、朱丹溪的滋阴降火等。张元素在《洁古珍珠囊》中，特别是在《医学启源》中，论述了“气味薄厚寒热阴阳升降之图，用药升降浮沉补泻法”。这些都是以升降浮沉来概括药性的，同时还阐述了升降沉浮药性与其他药性之间的关系。此后，王好古，李时珍、王昂等医家对“升降浮沉”理论从不同角度有了一定的补充和发展，从而使其得到了不断完善。（吴文博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