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黄帝内经》：移精变气可愈病
(2022-11-08 10:57:27)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快，人们的工作、学习压力增大，容易出现烦躁、情绪低落、疲乏无力、注意力记忆力下降、咽部异物感、心慌、失眠等心身疾病症状，且近几年来此类疾病发病率逐渐呈上升趋势。中医古籍中虽然没有心身医学概念，但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就已指出人的情志与疾病有密切的联系。
《黄帝内经·移精变气论》云：“黄帝问曰：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岐伯对曰：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暮之累，外无伸宦之形，此恬惔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
这段话中的“祝由”即医家用言语开导患者，讲述其病症，有意识地转移患者的注意力，以改善精、气、神的活动状态，调节脏腑气机功能紊乱，达到移精变气、治疗疾病的目的。这种方法与现代心理学中利用心理疏导治疗疾病类似。
现在社会患有心身疾病的人越来越多，从中医的角度分析，心身疾病的病因在于情志过极，导致脏腑功能失调，阴阳失衡，气血逆乱。人是形与神的结合体，神以五脏精气为基础，不能脱离形而独立存在。可见人要健康，就要形神和谐。
如何做到形与神俱，尽终天年呢？《素问·上古天真论》告诉人们，“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即生活淡泊质朴，心境平和宁静，外不受物欲之诱惑，内不存情虑之激扰，以物我两忘的境界为目标，方能达到形神合一、阴平阳秘的平衡状态，从而不生病或少生病。
中医外治法是一套独特的、行之有效的固护健康、调治疾病的方法，在防病、治病、调理、康复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优于内治法，作用直接，使用安全，具有简、便、廉、效、验等特点，颇受国人推崇。因此，自古以来中医学一直十分重视用外治法在临床中的应用。中医外治法之所以能够取得相应的临床效验，究其理论依据，必然与经络及其所属皮部的机能有关，故笔者在本文中基于《素问·皮部论》经义而探求临床疏通经络外治法获效之机理。
皮部概念
皮，又称“肤”“肤腠”“皮毛”等，是指人类机体的最外层。附有毫毛，有汗孔（又叫毛孔、气门、汗空、玄府），是人体卫气白昼主要分布并且发挥作用的部位。部，即分区。所以皮部就是指人身体表皮肤按照经脉循行的分区。人体十二皮部是按人身体表皮肤依从十二正经循行路径而划分为二十四个皮肤分区，故以十二经脉循行在体表的相应区域命名之。皮部包含着分布于体表的浮络，故谓“凡十二经络脉者，皮之部也”。
皮肤的生理机能“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合者也。”（《灵枢·本藏》）可见卫阳之气既能温养皮部，又能维持皮部抗御外邪的机能，还可以调节分布于皮部的汗孔的开阖启闭，调节皮部适应环境气候的变化等。笔者集成整合《内经》中的相关经文，发现皮部具有如下七方面的生理机能：一，保护机体的防护作用；二，抗御外邪的免疫作用；排泄汗液的调节水液代谢作用，如“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灵枢·五癃津液别》）；通过排汗机制达到调节体温作用；五，借助汗孔达到辅助呼吸的作用，亦是《素问·生气通天论》中将汗孔称为“气门”的缘由；六，是人体阴阳之气与自然界相通相应的又一通道；七，感知、表达并能传导相关信息。因为皮部是经络系统唯一与外界联系的部分，外界对人体的各种良性或不良的刺激都是通过皮部进行感知，然后通过经络系统内传于脏腑。而人体内在的脏腑经脉、气血阴阳的活动状态，也会通过皮部形态、色泽、寒温、润燥的相应变化显现于外。
这七条作用既是皮部在人的整体生命活动中所担负的、其他脏腑组织无可替代的机能，也是临床医生通过各种外治法取效的前提。
皮部与经脉的关系皮部是十二经脉于体表皮肤的分区，与经脉的区别在于经脉呈线状分布，络脉呈网状分布，而皮部则着重于“面”的划分，其范围大致属于该经脉分布的区域，而比经脉更为宽泛。从近代经络感传现象观察，刺激某些穴位，感传线路呈带状分布，甚至出现较宽的过敏带和麻木带，说明十二经脉确在体表有一定的分区，皮肤与经脉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皮部与脏腑关系“肺主身之皮毛”（《素问·痿论》）。肺“在体合皮，其华在毛”（《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可见在人体五脏六腑之中，肺与皮部的关系尤为密切。但是，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加之每一脏腑的经脉都在人的体表有其相应的皮部，所以人体各部都与皮部有关。如与心密切联系的皮部位于双侧上肢内侧后沿（桡侧）的手少阴经皮部，与脾联系密切的皮部位于下肢内侧前缘的足太阴经皮部。
六经皮部命名
阳明经皮部名为“害蜚”，通“阖扉”。阖扉，有关上门扇之义，此喻阳明经主里。阳明经皮部的浮络谓之“阳明之络”。临证可以根据其色泽变化进行阳明经寒、热、虚、实的病证诊断。阳明经皮部以及脉络是阳明经信息传导的通路，也是邪气入侵的路径，《素问·皮部论》“络盛则入客于经”即是言此。
少阳经皮部名为“枢持”，又叫“少阳之阳”。枢持，即门轴，喻指少阳经为枢机，是气机出入表里之枢纽。少阳经皮部的浮络，谓之“少阳之络”。临证可以根据其色泽进行少阳经寒、热、虚、实病证的诊断。
太阳经皮部名为“关枢”，又叫“太阳之阳”。阳，指该经的皮部。因皮部在机体的最外层。外为阳。关枢，即门闩与门轴。喻指太阳经有固护卫气、防御外邪，以及转输阳气的机能。太阳经皮部的浮络谓之“太阳之络”。临证可以根据其色泽进行太阳经的寒、热、虚、实病证诊断。
少阴经皮部名为“枢儒”，又叫“少阴之阴”。“儒”，当作“欞”，简化为“棂”。枢棂，门窗的轴和木格。喻指少阴转输三阴经气机的机能。少阴经皮部的浮络谓之“少阴之络”。临证可以根据其色泽进行少阴经病证的诊断。
手厥阴经皮部名为“害肩”，又叫“心主之阴”。“害肩”，通“阖枅”，本意指门窗放置“枢”的部位。喻指手心主之经有关阖、闭藏之功用。手厥阴经皮部的浮络称为“心主之络”，临证可以根据其色泽进行手厥阴经的病证诊断。
太阴经皮部名为“关蛰”，又叫“太阴之阴”。关，指门闩；蛰，本意指冬眠的虫，此有闭藏之义。喻指太阴经皮部有封藏之功用。太阴经皮部的浮络称为“太阴之络”，临证可以根据其色泽进行太阴经的病证诊断。
原文用“害蜚”“枢持”“关枢”“枢儒”“害肩”“关蛰”等门、窗的建构名称予以类比，进而命名各经络脉及其皮部，同时结合门窗的开、合、枢，类比十二皮部的生理机能。因皮部居于人体的最外层，是人体与外界的屏障，所以具有感知、调节和适应四时六气变化的能力。脏腑气血均通过经脉皮部充养于肌表，特别是卫气循于皮肤之中，充皮肤，加强了人体抵御外邪、卫外卫表的作用。生理情况下，十二经脉将气血精微输布于体表，则皮肤色泽鲜明，呈现一派生机，临床常常通过望诊皮部可以测知脏腑经脉的生理状况。十二皮部不但是人体整个机体的一部分，而且对于连经脉、通脏腑、合阴阳、固体表、密腠理起着重要的作用。
皮部理论临床应用
《素问·皮部论》全面论述了十二皮部的命名、生理机能，就其临床意义而言，可以从以下方面予以概括。
发病上的意义皮部是人体的最外层，外邪侵袭时，皮部首当其冲，邪气可通过皮肤而深入络脉，继之传入经脉乃至脏腑，即经过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传变过程。相反，内脏有病，亦可通过经脉、络脉反应于皮部。由此可见，皮部是外邪伤人的途径之一，是外邪入侵人体的门户，是人体抗御外邪入侵的第一道防线。这也是《素问·皮部论》为何用门户不同部位的名称作为各经皮部命名的理由，以此比喻其在发病中的意义。
疾病传变上的意义外邪伤人的路径可以归纳为：外邪伤人→皮肤（皮部）→络脉→经脉→筋骨→脏腑。
辨证治疗上的意义外邪传入的部位不同有不同的临床表现，这些不同表现正是病传不同阶段的辨证要点。临证时，据其临床表现可以辨别病证的寒热性质，如“寒多则筋挛骨痛”“热多则筋弛骨消，肉烁破，毛直而败”等。
诊断学意义十二经脉及其所属络脉在皮表的分区，也是十二经脉之气的散布所在，观察不同部位皮肤的色泽和形态变化，有助于诊断某些脏腑、经络的病变，并可确定内在脏腑的虚实以及病变的性质。如络脉“多青则痛、多黑则痹，黄赤则热，多白则寒，五色皆见，则寒热”，就运用取类比象方法，将人体五脏与五色联系起来。此与“诊血脉者，多赤多热，多青多痛，多黑为久痹，多赤多黑多青皆见者寒热”（《灵枢·论疾诊尺》）一致，后世从小儿指纹观察络脉色泽的变化来判断寒热虚实，即是此理论的拓展。
治疗上的意义通过脏腑辨证可以治疗皮肤病，如运用玉屏风散、防风通圣散治疗风疹等皮肤病即是其例。临床亦可依据不同病证，在不同脏腑经脉的皮部进行拔罐、灸刺、按摩、药物贴敷等外治法方，调理全身疾病。皮部理论的应用主要体现在针灸治疗中，《内经》多篇都载有刺皮部以治疗疾病的方法，如《灵枢·官针》之刺皮部的“毛刺”“半刺”法。
皮部治病原理
刺皮部之所以能治疗疾病，一是与皮部的生理机能有关，“卫气先行皮肤，先交络脉”，而皮部正是“卫气之所留止，邪气之所客也，针石缘（因）而去之”（《素问·五藏生成》）的所在，针刺治疗就是要充分调动卫气的作用，故《灵枢·禁服》说：“审察卫气，为百病母”，是把卫气放在抵抗外邪、治愈疾病的首要地位。二是因为刺皮部治病与刺穴位治病一样，都是借助外来刺激以激发经络脏腑功能活动，使气血运行畅通无阻，增强抗病能力，从而防病治病。
刺治皮部的方法古代有上述的毛刺、半刺，还有扬刺、络刺、赞刺、豹文刺、直针刺，现代有皮肤针、皮内针、三棱针、滚刺筒等。艾灸、拔火罐也是刺激皮部的方法，通过温热刺激以温通气血、疏通经络、振奋阳气，治疗疾病。此外还有皮内针法、挑治法、药物敷贴法、推拿疗法、捏疗法，都是对皮肤的直接刺激，通过经气的传导影响脏腑经脉，调整机体的功能状态，起到了治疗疾病的作用。（张登本 陕西中医药大学）
摘自2024-3-27中国中医药报
胡登峰 湖北省武汉市卫生健康委
《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成书于西汉中后期，集当时众多医学家、哲学家的集体智慧而成，是第一部中医的理论经典。书中全面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内容宏富，包罗万象，它以人的生命与健康为中心，上及天文，下及地理，中及人事，内容涵盖当时的天文、地理、历法、气象、物候、生物、农业、数学、物理、化学、水利等各学科知识，是一部围绕生命问题而展开的百科全书，《内经》因此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内经》的认识并不全面，甚至存在许多误解，本文通过分析贯穿于《内经》中的一些基本观念如整体观、生命观、健康观与疾病观、诊疗观、养生观等，冀以此一窥《内经》一书的全貌，使读者对《内经》的内容及其精神实质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整体观
《内经》的整体观首先表现为其天人合一思想，体现在人与天地同源、人与天地同理、人与天地相应、人与天地相参等几个方面。在人类起源问题的认识上，《内经》中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共同起源于天地之初的元气。人与天地万物同源于气，因此《内经》认为天道、地道与人道是相互渗透和相互贯通的，人与自然界都遵循着相同或相似的运动变化规律。在天人相应的问题上，《内经》中说“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又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人与自然界广泛地存在着相通相应的关系，《内经》的五运六气理论就是阐释天人相应学说的理论。人与天地同源、人与天地同理、人与天地相应，因此《内经》中提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的观点，人们可以参照、参阅或参考天地自然的规律和现象来认识和研究人体的规律和现象。
《内经》的整体观不仅将人与天地（环境）看成是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体的本身也看成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的整体。《内经》认为，人体虽然是由各个不同的部分构成的，但人体的各个部分在结构上是不可分割的，在功能上是相互联系的，在病理上是相互影响的。人体是一个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把人的各个部分（如四肢百骸、形体官窍等）密切地联系起来，并在神的调节作用下完成统一生命活动的有机整体。不仅如此，《内经》的脏腑学说理论还认为，人体的生理功能都是建立在各脏腑活动相互联系的基础之上，是在五脏的协同与配合作用下共同完成的，如《素问•经脉别论》中说：“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此外，《内经》的脏腑学说还用五行生克制化的理论来解释和说明五脏各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从而使人体的生命活动维持为一个协调、统一的整体。
《内经》的整体观还表现在对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认识上。《内经》认为整个世界就是通过“气”而联系起来的统一的整体，气是一种充塞于宇宙天地间（包括人体）至精至微的物质，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就是依靠气的感应、振荡和传递作用来实现它们之间的相互沟通与相互联系，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都是在气的推动作用下实现的。而气之所以能够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又在于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正是由于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推动着自然界风、寒、暑、湿、燥、火“六气”的消长与转化，从而出现春、夏、秋、冬四季气候的更迭，发生着以生、长、化、收、藏为代表的五季物候的变化，正如《素问•天元纪大论》中所说：“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位既显，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反映的是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将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归结到宇宙万物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上，无疑是《内经》整体观念的重要体现。
生命观
《内经》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共同起源于天地之初的元气。元气是宇宙未开化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一种阴阳未分的混沌之气。在元气演化成天地万物的过程中先是分化为阴阳二气，在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下，阳化气，阳气清轻，升而化散为无形的虚空（气）；阴成形，阴气浊重，降而凝聚成有形的万物。天地万物就是一个通过“气”而联系起来的有机统一的整体。人的生成，生命的产生，从起源上讲，与宇宙万物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也是由宇宙万物的本原——元气分化而成的，如《素问•宝命全形论》中说：“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灵枢•本神》中亦说：“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也。”说明人与天地万物同源于气。正是因为人与天地万物同源于气，因此人与天地万物也就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都是宇宙这个统一的、有机的整体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虽然人与天地万物同源于气，但人与天地间的普通万物还是有着根本区别的。人的生命是由宇宙自然中最精华、最精粹的气——精气凝聚而成的。正如《管子•水地》中所说：“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内经》承袭了中国古代哲学的这一观点，认为精气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夫精者，身之本也”（《素问•金匮真言论》），人之所以会有生命，之所以会有旺盛的生机与活力，之所以与普通万物有本质的区别，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人体具有精气物质的缘故。具体来说，作为生命物质的精气受之于父母的生殖之精，人体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发育而成的。如《灵枢•经脉》中说：“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在此基础上，“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灵枢•天年》）。
《内经》认为，生命运动是在气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所谓气化，简单地说，就是在气的推动作用下，事物（包括人体）的运动、发展和变化。《素问•六微旨大论》中说：“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也。”宇宙天地间的一切事物无时无刻不处于运动变化之中。气化是宇宙自然界和人生命活力的源泉之所在，一旦气化运动停止，整个世界将是一片死寂，人的生命也即告终结。从现代认识的角度讲，气所代表的是事物之间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的关系，而气化就是在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推动作用下，事物的运动、发展和变化。《内经》将生命运动看成是在气化的基础上产生的，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来表述，就是生命运动或人的生命是从人体的各部分以及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下产生或“涌现”出来的。这无疑是《内经》对人的生命运动本质的深刻揭示。
健康观与疾病观
《内经》的整体观念决定了中医学是一门整体医学。所谓的整体医学，就是始终把人体与环境（天地）看成是一个整体，把人体放在环境中去加以研究，研究人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研究环境因素的变化对人体的生理与病理作用和影响的一门医学。《内经》始终从人与环境的关系出发，从整体层面上来探讨和揭示人体健康和疾病，认为健康就是人体与环境关系的和谐与适应，是人体在适应环境条件下的体内阴阳二气的协调与平衡，而疾病则是人体与环境关系的不和谐与不适应，是人体在不适应环境条件下的人体阴阳二气关系的失协调与失平衡。
引起人体阴阳二气失衡的原因就是疾病的病因。中医学是一门整体医学，《内经》不仅认为疾病是人体阴阳二气的失衡，还认为人体阴阳二气失衡的原因是由于人体与环境关系的失常而引起的，因而将引起人体疾病的原因归结于环境因素的变化。《内经》中将引起人体疾病的自然环境因素归结为风、寒、暑、湿、燥、火，认为六气是自然界六种正常的气候因素。一般情况下人体对自然界正常气候的变化是适应的，因而不会使人致病。当气候变化异常，六气太过或不及就会变成六淫，人体就会对变化的环境出现不适应而产生疾病。《内经》认为，人不仅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也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社会环境因素的刺激可以使人产生喜、怒、忧、思、悲、恐、惊等不同的情志变化，当这些情志变化超过了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范围，就会使人体的气机紊乱，脏腑气血失调，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
《内经》中还认为，外邪（如自然界风、寒、暑、湿、燥、火的“六淫”等）作用于人体后，是否致病还取决于人体正气的盛衰。《内经》中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又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外邪致病多是由于人体正气的虚衰，所以正不胜邪是人体发病的根本原因。外邪作用于人体，使人体阴阳二气的力量对比失去了相对平衡，即为阴阳失调，致使人体的机能状态（如人体的寒热或虚实等）不受制约地过度增强或过度减弱，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疾病状态下，人体气血精津液等发生各种异常的反应和变化，如气虚、气滞、气逆、血瘀等，即为气血失常。邪正盛衰、阴阳失调和气血失常是《内经》对人体疾病发生机理的基本认识。故《灵枢•口问》中说：“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大惊卒恐，则血气分离，阴阳破败，经络厥绝，脉道不通，阴阳相逆，卫气稽留，经脉虚空，血气不次，乃失其常。”
诊疗观
中医学诊断疾病建立在“有诸内者，必形诸外”的基础之上，其源自《内经》“司外揣内，司内揣外”思想。《内经》认为，疾病有什么样的内在本质，就会有什么样的外在表现，反过来通过观察和分析疾病外在的表现，也可以推测疾病的内在本质。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说“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等，就是通过疾病的外在表现来推测疾病的内在本质的。《内经》在对疾病的诊断中首倡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如通过望诊，望病人的神色与形态；通过闻诊，闻声音的高亢与低沉；通过问诊，问疾病的症状及其特征；通过切诊，切脉搏的迟数与结代等来辨别疾病的阴阳、寒热与虚实。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所说：“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音声，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以治无过，以诊则不失矣。”
《内经》中治疗疾病主张“治病求本”，并将疾病的本质归结为在致病因素的作用下人体阴阳二气关系的失衡，因此疾病治疗的核心就是调整人体的阴阳，使失衡了的阴阳重新恢复平衡，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所说“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根据人体寒热虚实偏颇的不同，采取“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实者泻之，虚者补之”的方法，以达到阴阳之间的平衡。《内经》中还特别强调治疗疾病时环境因素对人体的作用和影响，《素问•疏五过论》中说：“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和社会文化作用于人，形成人的不同的体质偏颇和性格特征，因此治疗疾病的原则和方法就各不相同，如“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素问•五常政大论》），否则“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养生观
《内经》认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与自然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自然界的阴阳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体的阴阳，因此人们的生活起居就必须“法于阴阳”，遵从自然界阴阳运动变化的规律，与自然界阴阳的运动协调一致，才能保持健康而不产生疾病，为此《内经》提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四时养生观念，如“春三月……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夏三月……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冬三月……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等。《内经》还认为，疾病是在不良环境因素的作用下人体阴阳（二气）关系的失衡，因此要想保持健康还须做到“虚邪贼风，避之有时”“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劳作”“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等，才能够保持人体阴阳的平衡而远离疾病。
包含基于针石外治的身形医学和基于药物内治的脏腑医学，需要甄别与还原
摘自2024-3-7中国中医药报
贺娟 北京中医药大学
目前的中医学框架，是将中医学视为以脏腑为核心，外合体、窍、华、时的一种医学体系，药物、针石、按蹻等治病方法是涵摄于理论体系下的具体临床应用。但对《黄帝内经》医学理论进行还原与解析则会发现，《黄帝内经》早期的医学理论是基于针石外治与药物内治不同医学实践方法的发育。与后世所倡导的药物内治之脏腑医学不同，《黄帝内经》医学理论主体是基于针石外治形成的身形医学。这一体系除经脉、腧穴、针刺疗法等理论外，尚包括五体核心论、表里层次疾病传变论、营卫理论、虚实病机论、补泻治病法等，与脏腑医学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笼统地将两种体系下的理论归纳为一体，导致了理论自身的冲突及与临床的脱节，需要甄别与还原。
基于历代对《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理论价值的定位，《内经》对中医学理论形成、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中医学发展至今日，在笼统地肯定中医学理论独特价值的同时，其理论自身存在的问题亦需理性直面与反思：一是理论自身的自洽与合理。如营卫气血，作为精气理论的核心构成，其各自的概念如何界定？卫与气、营与血是什么关系？二是理论与临床实践的统一性。如营卫理论是怎样体现于临床应用的？不对理论存在的基本问题进行反思，就谈不上真正的理论研究。
《内经》存在的两种医学体系
后世所言之《内经》，包含《灵枢》《素问》两部分，是秦汉之前不同医学文献资料、实践经验乃至医学体系的汇总，其不同篇章涉及的内容跨越漫长的历史旷野，不仅存在不同地域之思想、不同医学派别之学术体系的差异，而且亦存在理论形成早期之雏形、过渡期之补充与阶段性之完善的区别，正如廖育群在《重构秦汉医学图象》中所言：“西汉时期，无疑存在继承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逐渐出现了各自为说的新知识，而恰恰是这些独立成长的各家各派之说，才构成了今本《内经》的主体内容。”而这些不同来源、不同体系的内容，被后世没有甄别、不分差异地接受共举、牵强杂糅，是导致理论自身冲突与矛盾的根源所在。
早期治病方法的地域性特征与差异
《素问•异法方宜论》一文，明确阐述了古代治疗疾病的5种方法，分别为砭石、毒药、灸焫、微针、导引按蹻，但系形成自不同的地域，其言：“砭石者，亦从东方来……毒药者，亦从西方来……灸焫者，亦从北方来……九针者，亦从南方来……导引按蹻者，亦从中央出也。”这些治病方法的存在，可以与《内经》之前的简帛医学资料相互印证，如马王堆汉墓15种医书。周家台秦简《病方》、张家山汉简《脉书》《引书》等，亦有相似的文献记载。
这些在不同地域形成的不同治病方法，拘于古时交通的阻隔、传承的私密，在文明早期彼此进行融合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在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独立发展、各成体系。可以合理推论，《素问•异法方宜论》一文反映的是文明早期不同地域的医学特征，但应是在秦统一诸侯国、建立中央政府之后撰写而成。
秦汉之际汇集融合形成的两大医学体系
这些治病方法，根据施治部位、治疗措施的不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相互凝聚、合并融合，最终在秦汉之际发育形成为两大医学体系：一是基于针灸、砭石为工具，以四肢、体表为施治部位的外治法；一是基于以药物为工具、以脏腑为施治目标的内治法。《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以扁鹊和淳于意作为不同的医家代表，其记录的治病案例，即反映着这两种典型的医学体系，即扁鹊以“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之针石治疗的外治法为主，淳于意则“臣意饮以火齐汤”为治，以药物内服的内治法为主。
《内经》记载的治疗方法虽然极为丰富，涉及针刺、灸焫、按蹻、导引、药物、情志疗法等，但多数篇章亦倾向于将其归类为两种，即针石外治法、毒药类内治法。如《素问•移精变气论》曰：“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素问•汤液醪醴论》言：“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也。”而《灵枢•论痛》言：“筋骨之强弱，肌肉之坚脆，皮肤之厚薄，腠理之疏密，各不同，其于针石火焫之痛何如？肠胃之厚薄坚脆亦不等，其于毒药何如？”同时，梳理《内经》经文可以发现，基于外治与内治，其各自形成的相应医学理论亦存在明确的差异。
《内经》的主体知识系统为针石疗法发育的身形医学
按照《素问•调经论》所言“志意通，内连骨髓，而成身形五脏”，可以将基于针灸、砭石、按蹻等外治形成的医学称为“身形医学”，把基于药物内治等形成的医学称为“脏腑医学”。《内经》所载西汉后期的部分篇章试图对二者进行统一，以建构出完美、统一的医学理论体系，尤其是基于人体解剖学的发展及对脏腑重要性的认识，更倾向于将经脉体系的内容归并、统筹于脏腑体系之下。在《内经》成书之后的医学发展过程中，尤其是近现代中医理论中，这种态势尤为明显。至目前的中医学基础理论，基本将脏腑医学视为唯一的医学体系。但从客观实际来看，《内经》主体的知识系统是基于针灸、砭石等外治法建构起来的，以经脉腧穴为理论核心的身形医学为主。《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对此总结为：“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强调血脉、经络的核心性，实则是认定以《内经》为代表的医经派系以外治为主的身形医学。除经络、腧穴、各种针灸治疗方法等基本理论外，两种医学所涵盖的理论内容存在诸多差异，将两种体系简单勾连、生硬融合导致的理论问题显而易见，正如赵京生在《针意》中所言“经过演变的经络、脏腑理论，存在概念内涵复杂、界定模糊、理论构建掺杂主观想象、牵强理论完美性等问题”。
因此，有学者指出：“各种医疗活动针对的主要是人的身体，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的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医疗手段的发明无不建立在对身体的认识之基础上。”
不同体系下的医学理论表达
脏腑医学体系呈现的内容即目前中医学体系的基本框架，因此，本文主体侧重对针石疗法所发育的身形医学体系的相关内容进行阐释。
人体组织核心——脏腑医学重五脏，身形医学重五体
《内经》中作为脏腑医学代表篇章的是 《素问》之《灵兰秘典论》《六节藏象论》《阴阳应象大论》《宣明五气》《五脏生成论》等，其所构建的医学体系是以五脏为生命活动的核心，五脏主五体，五体充养源自五脏，五体病是五脏病的外候，五体病需从五脏进行治疗的脏—体关系。这种脏—体关系为当今中医学所继承，但显然这一体系是基于药物汤液治法、结合解剖学知识而形成的医学体系。
但以外治法建构形成的身形医学则不同，体表组织是施治的基本部位，这种治法需要对体表组织进行深度认知以满足对疾病治疗的需求，由此发展出诸多相应的理论。因此，其理论不仅是将五体视为生命的核心所在，如《灵枢•经脉》言“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谷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气乃行”。表达生命的形成，以五体为先。同样，《素问•调经论》所谓“志意通，内连骨髓，而成身形五脏。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血气，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是故守经隧焉”。这里“身形五脏”的提法，亦是将身形置于五脏之前。而“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髓”，表达的即是外周肢体对五脏的主导与影响。同时，在临床需求的驱动下，亦逐步形成对皮、肉、筋、骨、脉各自的深度解析，纵观《内经》全文，在早期形成的十二经脉的基础上，又提出十二皮部、十二经筋、十二络等概念，《素问•皮部论》《灵枢•经筋》《灵枢•脉度》《灵枢•骨度》等篇即是相应发展的结果。
基于大量施治外在五体而获得对脏腑、官窍疾病卓著疗效这一临床客观事实，可以认为五体是与五脏等同抑或对五脏具有统摄力的实体存在。在拘于西医学之神经、血管、淋巴等知识系统不能得到合理解释的背景下，这种身形医学体系表明人体存在西医学认知之外的、尚未揭示的生命系统，对现代生命科学的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与指引价值。早在2003年，就有学者提出：“在医学的领域中考察古代中国的身体观念，亦是相当富激发性的课题。”
疾病的传变——脏腑医学重体—脏传变，身形医学重五体层次定位
由于《内经》医学理论侧重于针石疗法之身形医学，故《内经》所记载的基于脏腑医学体系的疾病传变的内容并不甚多，《素问•玉机真脏论》阐述了五脏之间按照五行生克传变的内容；部分病证专篇，如《素问•痹论》《素问•痿论》等，则表达了疾病的脏—体之间的传变。
《内经》阐述的疾病传变以表里层次为主。皮、肉、筋、脉、骨五体在解剖学具有由浅及深的层次性，对其界定与划分，不仅指导着针刺施治工具的选择、针刺深浅部位的确立，亦形成了相应的疾病发生与传变理论。《灵枢•九针十二原》言：“皮肉筋脉各有所处，病各有所舍，各不同形，各以任其所宜。”《素问•皮部论》言：“余闻皮有分部，脉有经纪，筋有结络，骨有度量，其所生病各异。”《灵枢•刺节真邪》言：“虚邪之中人也，洒淅动形，起毫毛而发腠理。其入深，内搏于骨，则为骨痹；搏于筋，则为筋挛；搏于脉中，则为血闭，不通则为痈。搏于肉，与卫气相搏。阳胜者，则为热，阴胜者，则为寒。”表达了从五体定位认知疾病发生的思路。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之“故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一般多将其视为疾病传变的基本层次，这种疾病传变的表述，见于《内经》多个篇章，其具体内容虽略有不同，但由表而里的基本趋势是一致的。
这种疾病传变规律与疾病层次的定位，可以指导以针石为工具的临床治疗，包括采取不同的治疗措施、使用不同的针刺工具、定位针刺施治的深浅等，其理论的实践价值有充分体现。如邪在皮，可以使用熏蒸、刮痧、汤熨等疗法；针具则使用镵针，刺法使用毛刺；亦用于指导针刺深浅的定位。在《内经》中，有大量根据病变层次、疾病季节进行针刺深浅定位的内容，如《灵枢•官针》曰：“病在皮肤无常处者，取以镵针于病所，肤白勿取。病在分肉间，取以员针于病所。病在经络痼痹者，取以锋针。病在脉，气少，当补之者，取以针于井荥分腧。”但如果以脏腑作为体系核心来认识这种传变，显然就会出现理论与临床的抵牾，难以以此理论指导药物为主的辨证论治。
营卫二气——基于经络理论发育的气血概念
在现代中医学理论中，营卫二气是与气血同等重要的概念，是人体之气的核心组成。但无论在理论，抑或是在临床应用中，营卫二气始终都是个模糊的概念。究其原因，营卫的概念是基于经络理论而形成，其在后世所承接的脏腑医学体系中，难以与气血相区分。
营气概念的提出与意义
首先，在《内经》中“营”有两个涵义，一是营运之意，如《灵枢•根结》曰“一日一夜五十营，以营五脏之精，不应数者，名曰狂生。所谓五十营者，五脏皆受气，持其脉口，数其至也”，“五十营”即营运50周次；二是营气，如《灵枢•营卫生会》《灵枢•营气》等篇所论。营气的运行，比较明确的是与十二经脉密切相关，是按照十二经次序循行流注的。
十二经脉的概念脱胎于简帛医书《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从早期以“脉”名之，到《内经》将体表明显的动脉搏动视为十二经循行所过之处，如寸口脉、神门脉、人迎脉等，以及治疗十二经脉实证、热证施以针刺放血疗法等，目前已有充分的研究结论表明，经脉的概念源自古代对血管的认识，并且在经脉系统概念形成之后，依然包含着实体血管成分在其中。基于脉中所行基本成分为血液，又合理推论血需要气的推动，形成气血的概念。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张维波等认为：“破译气的实质当从血着手。”因此，脉中所行为气血，这是古人基于实体认知对脉、血、气的基本定位。《灵枢•经脉》言：“脉道以通，血气乃行。”《素问•脉要精微论》言：“夫脉者，血之府也。长则气治，短则气病。”《内经》大量“血脉”概念的使用亦可印证这一点。
从《内经》营气出现的篇章与内容关系来看，其概念的提出是经脉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灵枢•经脉》密切相关。一则在以上行性经脉循行为主体内容的《灵枢•九针十二原》《灵枢•本输》《灵枢•根结》等篇，“营”字依然仅是营运之意，并无“营气”之说；二则营气的循行完全是按照十二经循行流注呈现，与“脉为血府”相对应，提出“营在脉内”。在经脉的概念抽离了血管的范畴之后，脉的内容物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营气”即是基于实体之血、又抽离了血的概念产物，如同经络与血脉的关系。因此，在经络的实质没有彻底揭示之前，营气的实质内涵也是极难界定的。
《内经》对营气理论的认识，包括化生于水谷之气、与卫气相对存在阴阳分属、沿十二经依次循行、昼夜循行50周次等内容，包涵着五脏重脾胃理论、阴阳泛化认知模式、与脉中真气先后天互补，以及五十的大衍数术数等特征，说明营气的概念是在十二经脉理论形成之后，古代哲学思想与思维方式渗透、规范的产物。
卫气概念的提出与应用
《内经》关于“卫气”的相关论述较多，其内容除集中见于《灵枢•卫气行》《灵枢•卫气》《灵枢•卫气失常》《灵枢•营卫生会》等篇，又散见于诸多篇章。卫气的循行、分布相对于营气较为复杂。
根据《内经》对卫气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卫气的几个特征：其一，卫气与营气具有配属关系。二者共同化生于水谷精气，以清浊划分，形成阴阳、表里、脉内外关系，如《灵枢•营卫生会》所言：“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在脉中，卫在脉外。”安徽中医药大学马强、王茎认为，所谓“脉外”实则是筋膜之间，筋膜之间通行卫气是经筋理论的核心。其二，卫气糅合了行血之气与阳气的功能，并偏重于阳气，主温煦、充养、司汗孔启闭等。《灵枢•决气》曰：“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这种对“气”的定义，导致后世只能将其解读为卫气。同时，在《内经》重阳思想影响下，对卫气的定位从气至阳发生偏移，因此，《灵枢•本藏》表达为“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与《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所述阳气的功能“阳者卫外而为固也”甚为相似。其三，相对于营气，认为卫气对生命活动的影响更为主导与广泛。《灵枢•本藏》言：“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是故血和则经脉流行，营覆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矣；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在这段文字中，以经脉行气血作为精的主宰，以卫气主温煦作为气的代表，以志意作为神的总司，三者对生命活动皆有主宰力。
因此，卫气是在营气概念提出时同步形成的概念，“营”是血的抽象化概念，“卫”则糅合了气与阳的功能和属性，在很多经文中会混同卫气与阳气的使用，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言“苍天之气，清净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此因时之序。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失之则内闭九窍，外壅肌肉，卫气散解，此谓自伤，气之削也”。前文言顺应天地之气则阳气固，后文则言违逆则卫气散解，将二者视为同一概念。同时，基于《内经》对阳气的重视，卫气亦明显在人体中处于相对主导的地位，卫气失常会导致诸多疾病的发生，如《灵枢•禁服》所言：“审察卫气，为百病母，调其虚实，虚实乃止。”
营卫与气血的关系
营卫二气是基于经络理论产生的相应概念，营气源自血，卫气源自气，营卫与气血相比，气血更具实体性，营卫则偏重功能性。有研究者将营卫气血界定为：“营卫与气血是在一气分阴阳下的体用关系，即一气因用不同而分营卫、气血两个系统，营卫多论其行，气血常言多少。卫之体以气论，营之体以血概言，气血之循行即为营卫。”这一解读是有一定见地的。营与血、卫与气，概念有别，应用则难以区分。《内经》之经脉所行，时以气血论，如疼痛的病机从气血阻滞论，《素问•举痛论》言：“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寒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时以营卫论，如痹证病机则从营卫阻闭不通论，《素问•痹论》言：“荣卫之气，亦令人痹乎？……逆其气则病，从其气则愈，不与风寒湿气合，故不为痹。”治疗上亦无法分离，如《素问•调经论》所言：“刺此者，取之经隧，取血于营，取气于卫。”故《难经•三十二难》明确提出“血为荣，气为卫，相随上下，谓之荣卫”。
营卫理论的应用与发展分析
综上，营卫之气系基于经络理论的形成而相应发展出的概念术语，主体应用于针石外治法领域，如子午流注针法即是根据营气循行而定。但在以脏腑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中，营卫说从理论到临床皆存在应用与发展的局限性。
《伤寒论》桂枝汤的作用原理，张仲景以调和营卫作解，《伤寒论》第95条：“太阳病，发热汗出者，此为荣弱卫强，故使汗出。欲救邪风者，宜桂枝汤。”病机之荣弱卫强，以阴弱阳强、桂枝汤调和阴阳进行表述亦无不妥。故此仅局限于名词借用，缺乏实质内涵。
叶天士提出温病的“卫气营血”辨证，属于对营卫理论影响最重要的发展应用，但其“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肺主气，属卫。心主血，主营”之论，本身即对卫、气、营、血四者概念模糊不清，而“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需凉血止血”的治疗原则，仅仅表达了根据温病的早、中、晚阶段治疗用药的轻重与偏颇，对营卫缺乏实质性应用。
病机与病证——脏腑医学重阴阳，身形医学重虚实
病机是辨证的根本，辨证实则是辨病机，是确定治疗原则与方法的前提。目前，中医诊断学以八纲辨证作为核心，包括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辨证，同时，把阴阳辨证视为辨证的总纲，认为可以以阴阳统八纲，将表证、实证、热证归属于阳证，里证、虚证、寒证归属于阴证。但反观《内经》，无论是病机的定位，抑或是疾病证候类型的划分，皆是以虚实为主，以阴阳为辅。
关于病机，《素问•通评虚实论》言“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素问•调经论》言“气血以并，阴阳相倾，气乱于卫，血逆于经，血气离居，一实一虚”，形成的皆是虚实病机论。
关于病证，包括对形体、脏腑、经脉、肢体、官窍等各部病证的基本归纳，皆是以虚实为总纲。如《素问•调经论》言：“人有精气津液，四肢九窍，五脏十六部，三百六十五节，乃生百病，百病之生，皆有虚实。”皆认为身形各部之病证，皆当以虚实为分。故《素问•玉机真脏论》以太过、不及论与五脏相应的四时脉象，并作为疾病预后判断的基本分类；《灵枢•本神》表达五脏病以虚实为论；《灵枢•海论》对四海病以有余、不足表述；《素问•通评虚实论》从虚实角度评判人体疾病，涉及的病证包括肠澼、癫疾、消瘅、痈疽、暴厥、聋、腹胀等病；《素问•热论》以虚实辨治热病，言“视其虚实，调其逆从，可使必已矣”；《素问•玉机真脏论》以虚实的不同证候判断疾病预后等。诸多经文与内容皆表达了一个共同的认识：虚实是疾病发生的核心病机，也是辨证的根本所在。
以阴阳确定辨证属性的内容，明确见于两篇，一是《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故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其阴阳，以别柔刚”；二是《素问•至真要大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阴阳辨证之于脏腑医学体系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但对针刺治疗疾病几乎毫无指导意义。
治病原则与方法——脏腑医学调阴阳，身形医学行补泻
以药物治疗为主要方法的脏腑医学体系，治疗疾病的原则注重调节阴阳的偏盛偏衰，使之达到平衡，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阴阳者，天地之道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至真要大论》言“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治病方法则甚为丰富，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基本包含了后世之汗、吐、下、温、和、清、消、补八法。《素问•至真要大论》则提出了更为丰富的方法。
以针灸为主要治法的《灵枢》强调针石治疗的主要功用是补虚泻实，部分以针灸为主要内容的《素问》篇章亦强调了这一治法。如《灵枢•九针十二原》言：“虚实之要，九针最妙。补泻之时，以针为之。”《灵枢•官针》言：“故用针者，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也。”《灵枢•海论》言：“审守其腧，而调其虚实，无犯其害，顺者得复，逆者必败。”《灵枢•经脉》言：“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本篇在对十二经每经之是动、所生病分别阐述之后，皆言“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素问•三部九候论》言：“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决死生，以处百病，以调虚实，而除邪疾……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
同时，针刺的操作亦进行了补虚、泻实的基本区分，其行针补泻法包括徐疾补泻、开阖补泻、迎随补泻、呼吸补泻、方圆补泻、提插补泻等，在此不作一一赘述。
总之，目前的中医学框架简单地将《内经》的医学体系视为脏腑医学体系的一种，将药物、针灸、砭石、按蹻仅仅视为脏腑体系下不同的治病方法，是涵摄于统一中医学理论之下的具体临床应用。其问题在于倒置了实践与理论在形成与发展之中的本末关系。中医学学科体系虽然在后期理论的系统化、丰富性上受到了哲学的规范，但其早期基础性理论具有明确的临床实践先行性，并由此决定了基于不同的治病方法所形成的理论体系是不同的，是需要还原、甄别的，这对客观、理性地解读《内经》理论，抑或从中获取启示、发展医学，都是极为重要的。
（本文摘编自《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关于《灵枢经》的记忆
摘自2024-1-31中国中医药报
那是1969年夏天的某一天中午，平常喜欢看点书的我，再次走进新华书店。从楼下看到楼上，依然找不到一本可心的小说或者散文，于是走到理、工、农、医书柜前，鬼使神差地翻出一本《灵枢经》。自己过往不曾染指医书，况且祖上也没人行医，应该说自己是百分百的与医道无缘。
然而，读了《灵枢经》的介绍，似乎被一种新知所吸引，全书除了中医阴阳五行的理论原理、脏胕功能、病因病机以外，还论述了经络输穴、针具、刺法以及治疗原则。既然眼下手头没有书可读，那就把它买来作为一门新知学学吧！于是掏四毛八分钱买了一本。
自从购得《灵枢经》之后，从1969到现在历时五十多年，工作几经变动，地域几经流转，然而封面已有些许破损、内页早就泛黄的《灵枢经》依然伴随左右。时不时地翻着，也懂得了人之所以生病，既有自身的原因，诸如体质强弱、年龄大小、男女有别、性格差异、生活习惯好坏等；也有外在因素，诸如时间不同、地域不同、冬冷夏热、环境优劣等。“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克其形。”由是，人如若违背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养生之道，就有可能产生疾病。
笔者所买的这本《灵枢经》是南宋医学家史崧校释的，他参照诸古书，将家藏之《内经•灵枢》九卷加以校释及音释。他说：“仆本庸昧，自髫迄壮，潜心斯道，颇涉其理。辄不自揣，参对诸书，再行校正家藏旧本《灵枢》九卷，共八十一篇，增修音释，附于卷末，勒为二十四卷。庶使好生之人，开卷易明，了无差别。”（《灵枢经•叙》）他所说的“好生之人”，是指那些懂得养生或想学养生的人，《灵枢经》会让他一看就明白，照书行事，完全没有差错。
时不时地读《灵枢经》，也时不时地被书中所言之理所折服，然而对史崧所强调的“为人子而不读医书，犹为不孝也”（《灵枢经•叙》）的内在关系似乎有点一知半解。
记得前几年，我参加某活动时和一位梁先生同席，他从事中医诊疗40多年，经验丰富；同时他又是一位资深的中医科普作家，已经出版过三本专著。席间，向他请教“为人子而不读医书，犹为不孝也”道理，梁先生认为子女懂得一些医道，就能及早地发现父母的身体不适，做到有病早治，无病早防。做子女的能让自己的父母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生活着，应该说是最直接、最现实的孝道。所以，从尽孝的角度上讲，读书人应该读点医书，懂点医道，否则，“犹为不孝也”。
后来，笔者发现不只是史崧一个人把读医书和孝道关联起来，明代的胡侍在《真珠船》中提到：“程子云：‘事亲者不可不知医。’然王勃已云：‘人子不可不知医。’程子盖述其说。陏许智藏云：‘为人子者，尝膳视药，不知方术，岂为孝乎？’其说又在前。”（《历代笔记医事别录》）
医圣张仲景把读书人不读医书视为不可理喻：“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
做儿女的，读点医书，懂点养生之道是绝对有好处的。比如当父母腰酸背痛腿脚乏力时，依据穴位按摩按摩，或者拍打，可以帮助他们解除不少痛苦。记得20世纪90年代，已经七十多岁的老父亲走路迈不开步，且精神萎靡不振，看个《新闻联播》都要眯上好几回，老人从小受苦受累多，没有好体格。根据医书的介绍，这是典型的气血不足，“血者神气也，故血之与气，异名同类焉。”“老者之气血衰，其肌肉枯，气道涩，五脏之气相搏，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故昼不精、夜不瞑”。（《灵枢•营卫生会》）正好家里有一盒阿胶。于是给了父亲，并嘱咐他怎么服用。后来父亲说，喝了阿胶，感觉精神好多了，走路也有劲了。听他一说，自己也高兴。人老了，属于风前烛、瓦上霜，如果多一点医理的认知，多关心一下老人，真的能避免不少闪失。
“为人子而不读医书，犹为不孝也。”史崧及其他医家们把读不读医书放在“孝道”这种伦理道德的高度上引起人们的注意，的确让人警醒。作为读书人，知多一点医道或者养生之术，既能尽一尽自己对长辈对父母的“孝道”，又能保护家人和自己的身体健康，真是一件其乐融融的好事。 （柯秉刚）
——兼谈与“龙”字有关的中医药
摘自2024-2-7中国中医药报
陈梦生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陈梦生绘。
再过些天就是甲辰龙年。龙虽然是虚构的动物，但自古以来，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却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几千年封建社会中还是帝王的标志，彰显出权力威严，充满着吉祥神秘。因此，龙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有着很大的影响，中医药学中也有很多药材、方剂因为受龙的特质影响而以“龙”字命名。
龙是人们的精神崇拜
龙图腾是各种动物“集合体”，代表的是力量和智慧。龙在我国及周围东亚国家古代神话传说多是生活于海中的神异生物，为鳞虫之长，司掌行云布雨，可以说是风雨的主宰和官长。
远古氏族社会时，以蛇为图腾的黄河流域的华夏族战胜了其他氏族，组成了巨大的氏族部落联盟，同时吸收了其他氏族的图腾，组合成龙的图腾。龙的形象常常被描绘成一种巨大的、蛇一般的动物，头上有角，身上有鳞片，四肢有爪子。龙的形象既有蛇的灵活和柔软，又有鳞片的坚硬和防御力，一看就是权威和力量的结合。龙包括有蛇的身、猪的头、鹿的角、牛的耳、羊的须、鹰的爪、鱼的鳞。现在比较认同的龙是由下面动物的身体组成的：狮头、鹿角、虾腿、鳄鱼嘴、乌龟颈、蛇身、鱼鳞、蜃腹、鱼脊、虎掌、鹰爪、金鱼尾。
许多书画家画龙的手法和颜色灵活，首先是搭起框架，摆正摆齐龙头部分的嘴、鼻子、眼睛、须、角等几个因素，再布上一些云雾或流水，基本就完成了一幅龙图画，至于其身多长、鱼鳞大小、爪怎么展开、尾巴如何摆布等，不是主要创作点。画龙的自由度比较宽松，但画龙点睛也需做到认真到位。
独特精神和文化元素
龙代表着吉祥。传说中的龙多为能显能隐，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登天，秋分潜渊，呼风唤雨，非常神秘。龙集中许多动物元素组成一体，被视为聪明智慧的生物。同时龙被视为天神之一，能够控制风云、降雨、辟邪等，因此，龙自古就被认为是吉祥象征，代表着权威。
为显示自己的统治地位和至高无上的权威，古代帝王往往也自称为“龙子龙孙”，这不难理解。而作为华夏子孙，中国人出于对龙神圣和崇高的崇拜追求，也会经常高唱着“龙的传人”颂歌，彰现出中国人民伟大的智慧、巨大创造力和无限追求。正是龙常常被作为中国古代帝王象征，其高贵的气节和典雅的气度，往往就会被认为能够给人带来幸福吉祥。因此，在中国人传统的婚礼、生日及喜庆节日等重要场合，常常会使用龙的形象图案，表达的就是希望龙能带来好运、祥瑞和喜庆。
龙的精神气势和龙文化独特宝贵。龙尽管不存在于大自然中，但古人却赋予它形象和生命力，并不断演化成为传说中神奇而又伟大的灵物。龙作为中华民族先人充分发挥想象力而集各种飞禽走兽之美于一体，根据自己的意愿而想象出来的具有神力的人文动物，是吉祥与精神力量的化身，寄寓着中华民族的理想、气质、情操、尊严、意志与力量。中国人崇拜龙，每当人们看到那种昂头于云端、潜身于波涛、飞腾于雷鸣电闪之间等景象的图腾，相信会顿时浑身充满力量，迸发激情，振奋精神，备受鼓舞。
今天，龙是中华民族团结自强、奋发开拓、创新发展精神的象征和标志。中国人就应该担当起责任，学习龙腾云驾雾，翻江倒海，上得天、入得水的磅礴气势；学习龙飞舞盘旋，上下翻腾，行云布雨，雷厉风行的伟大力量；学习龙身无定形，体无常态，来去自由，神通广大的无穷智慧。每个中国人要担当起传承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责任，坚定文化自信，像龙一样善于集合优势力量，发挥龙的精气神，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创造出神奇的“中国速度”、打造好“中国样板”。
中医药受龙文化影响
基于龙文化的影响，中医药学中有不少以龙命名的中药方剂，含“龙”字的药材和方剂也有很多。
中药材的名字中出现了“龙”字，说明这些药材大多与龙的传说相联系，也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寓意深长。如龙骨、龙葵、龙胆草等。这些药材不仅名称中带有龙字，在实际的药效上也有着神奇的功效。通过对这些药材的不断探究，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古人的信仰、文化和生活方式。同时这些药材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医学资料，对于现代中医药的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比较常用的中药材如龙葵，是茄科植物，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功效，可以治疗痈肿疖疮、丹毒、天疱疮、皮肤湿疹、瘙痒、咽喉肿痛、水肿、跌打损伤等症，现代医学研究还发现龙葵有防癌抗癌的功效，可治疗癌肿。龙胆草有泻肝胆实火、除下焦湿热的功效，可以治疗头痛、目赤、咽喉肿痛、耳内肿痛、黄疸、胁痛、小儿惊痫、尿路感染、睾丸肿痛、阴部湿痒等症。龙须草清热利尿，可以治疗尿路感染或急性肾炎。龙芽草是仙鹤草的冬芽，有杀虫泻下的功效，可以驱除绦虫。龙涎香属于珍贵药材，是抹香鲸肠胃病态的分泌物，有持久香气，有开窍醒神的功效。龙眼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桂圆，有补心安神、养血健脾的保健功效，可治疗健忘、失眠、惊悸、气血不足、体虚力弱等症。
常用方剂中，龙胆泻肝汤由龙胆草、木通、泽泻、当归、柴胡、生甘草等中药材组方而成，方中主药龙胆草大苦大寒，可泻火除湿；黄芩、栀子苦寒，可泻火、燥湿清热；泽泻、木通、车前子可渗湿泻热。该方适用于肝胆湿热上炎引起的头痛目赤、胁痛、口苦、耳聋、耳肿、舌红苔黄、脉弦细数有力等症状。也用于肝胆湿热下注所引起的阴肿、阴痒、筋痿、阴汗、小便淋浊，或妇女带下黄臭、舌红、苔黄腻、脉弦数有力等，具有清利肝经湿热的功效。但方中的药物多苦寒，易伤脾胃，脾胃虚寒和阴虚阳亢者不宜服用。目前药房有中成药，只是因为药太苦，一般人不容易接受，但“良药苦口利于病”，临床上和日常生活中那些经常熬夜、喜爱麻辣烫、情绪急躁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多属肝胆湿热的人，建议用龙胆泻肝汤（丸）清泻肝胆实火、清理胆经湿热，治疗和保健效果非常好。
此外，因为龙与水在传统文化中常常被视为一对阴阳对应元素，它们的特点是阳左旋而阴右旋，还有龙的特殊力量，一些方剂往往用了龙字来命名，就可预想该方的一些特殊功效。如治疗与水饮有关的《伤寒论》小青龙汤主治“外寒内饮证”。该方是治疗外感风寒、水饮内停的常用方剂，具有解表散寒、温肺化饮、止咳平喘、补益肺气、温中止呕等功效，一般用于治疗风寒水饮、恶寒发热、头身疼痛、无汗、喘咳、痰饮喘咳、不得平卧等病症。由于方中有干姜、细辛等中药材，能够起到温肺化饮的作用，可以用于治疗寒饮咳喘引起的痰多、胸闷、气喘等症状。现在多用于急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肺炎、肺气肿、百日咳、肺心病、过敏性鼻炎、卡他性中耳炎等属于外寒内饮证者。再如主治阳明腑实，气血不足证的泻下剂黄龙汤，具有攻下通便，补气养血之功效。方歌“黄龙汤枳朴硝黄，参归甘桔枣生姜，阳明腑实气血弱，攻补兼施效力强”，方中大黄、芒硝、枳实、厚朴（大承气汤）攻下热结，荡涤肠热；当归、人参益气补血、扶正祛邪；桔梗开宣肺气，以助大黄通腑；姜、枣、草补益脾胃。九药合用，既攻下热结，又补益气血，使祛邪不伤正，扶正不留邪。用了龙字命名，可见该方的力量非凡。目前该方也常用于治疗伤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乙型脑炎、老年性肠梗阻等属于阳明腑实，兼气血不足者。
因此，在未来的中医药科研中，我们也应注重挖掘整理中药方剂中含“龙”字的药材药效和文化内涵，特别是为什么用龙字的特殊含义和价值取向，为进一步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摘自2024-2-2中国中医药报
卢春山 国家卫生健康委药具管理中心
药材在古时通常是难得的，也是贵重的。北宋文学家苏轼每到一地，总是心系人们的病忧，不惜辛劳、尽己所能，平日多蓄药，以备他人有需。
苏轼喜施药。正如他在《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其六）》中所说：“闲居蓄百毒，救彼跛与盲。”苏轼在《书〈东皋子传〉后》写到：“故所至，常蓄善药，有求者则与之。”有人对他常蓄善药与病者很不理解，问他说：“子无病而多蓄药，何也？”苏轼笑曰：“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
苏轼所蓄的药多是他外出采的药，以及自己开垦药圃种的药。
苏轼时常外出采药，在他多篇诗文中都提到了采药活动。如在《与王定国》中写到，他到了黄州（今湖北黄冈）后，“所云出入，盖往村寺沐浴，及寻溪傍谷钓鱼采药，聊以自娱耳”。在《自跋诗文卷》中写到：“入山采药，追随异人。”在《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中写到：“明年采药天台去，更欲题诗满浙东。”在《送杜介归扬州》中写到：“采药会须逢苏子，问禅何处识庞翁。”
苏轼有医药著述，被编入《苏沈良方》流传后世。《苏沈良方》中有一篇“学术论文”——《论采药》。《论采药》提出了一个重要论点：“古方采草药，多用二、八月。此殊未当，二月草已芽，八月苗未枯，采掇者易辨识耳，在药则未为良时。”
苏轼也会不辞辛劳，自己种药材，尽己所能去解决少药的问题。从他写的《小圃五咏》可知，苏轼在自己开辟的药圃里种过人参、地黄、枸杞、甘菊等药材。
“世人皆爱苏东坡”，一个经常心怀天下人病与忧，乐施善药之人，怎能不广受欢迎呢？
摘自2024-2-5中国中医药报
白守成
十三数字入诗吟仁心
百草听调橘井郎，千思万虑究岐黄。
三关共审推九候，四诊合参融八纲。
详辨六淫消疠苦，细分五味为人康。
岁奔七十两昏目，一颗仁心映夕阳。
读北京同仁堂店训感吟
精诚炮炙欲何求，为解苍生罹患忧。
上药灵丹天下幸，鸿慈大爱四方讴。
修身当重仁和德，济世普同民与侯。
三百年来遵一训，长传薪火耀千秋。
悬壶遣怀
未肯留连车马前，愿随夕照暖寒烟。
昔时已被浮名误，今日何容晚道偏。
半剩光阴归脉枕，无穷快慰似神仙。
《黄帝内经》论妇科
摘自2024-7-22中国中医药报
张登本 陈震霖 陕西中医药大学
《黄帝内经》在其记载的380余个病症中，蕴涵有丰富的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内容，经过了几千年的实践验证和历代医家的反复检验，证明这些知识对当今中医临床治病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记载的妇科知识就是其例。
《黄帝内经》论女子生理
论女子生理机能周期
“男八女七”，是《黄帝内经》关于男女生长周期的总结。男性的成长周期是八，也就是每八年有一次生长变化；女性的生命周期数是七，每七年体现一次大变化。人们可以根据不同年龄的身体变化，调节营养、养生、保健，让身体按照自然规律，更好地生长变化。这就是经文研究男女两性生长周期的意义和目的。此处仅以女子生长周期的内容论之。《素问•上古天真论》记载：“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此节是《黄帝内经》论述女性生理的核心原文，主要讲述了下述重要的学术观点。
女性生长发育及生殖生理周期的划分
原文认为女性生长发育过程是以“七岁”为一个生理变化周期，至“七七”四十九岁时，计有三个重要阶段。一是生长发育期：七岁至二七，肾气盛实，齿更发长，第二性征成熟，初具生育能力。二是盛壮生育期：三七至四七，肾中精气充满，真牙生，筋骨坚，体壮盛，生育旺盛。三是衰老退化期：五七至七七，肾气渐衰，面焦发白，天癸渐竭，性器官逐渐萎缩，生育能力逐渐衰退乃至丧失。这一认识，体现了数千年前古人对女性生长发育、生殖规律的总结和把握。由于《黄帝内经》所载的医学理论和临床知识，均是源于古人长期临床实践的经验总结，故而较为客观地体现了女性生殖生理的相关状态，也奠定了中医妇科的理论基础。
女性生殖生理与肾的关系
这段原文提出的女性“肾—天癸—冲任—女子胞—生殖”轴理论，《黄帝内经》所言的“女子胞”（《素问•灵兰秘典论》），应当涵盖女子内生殖器官中的阴道、子宫、输卵管、卵巢等。这是古今中医妇科治疗不孕证的经典之论，有效地指导着中医妇科的临床实践。故明代王肯堂在其《证治准绳•女科》中强调，“求子之道，莫（过于）先调经”。而“调经之道”，莫过于调理冲任、肝肾，这已成为临床治疗女性不孕不育证的共识。《傅青主女科》将这一思路应用于临证不孕症的治疗之中，如其养精种玉汤（熟地、当归、白芍、山萸肉）和温胞饮（白术、巴戟、人参、杜仲、菟丝子、山药、芡实、肉桂、附子、补骨脂）的组方法度就遵循《黄帝内经》的这一旨意。
突出天癸及其在女性生理中的重要意义
何谓天癸？“天”，指肾、肾精。“癸”，十天干之末，十月太阳历法中癸月（即10月）应肾，又称肾为“癸水”。这是将其称为“天癸”的文化背景。
原文认为，天癸能促进女子第二性征的发育。女子二七及以后，肾气盛实之时，“天癸至”，女性月经以时下，且逐渐有肩背臀部丰满，乳房隆起，阴毛、腋毛生长等女性特征。天癸影响女子的生长与衰老的变化。如女子二七，全身代谢加快，食欲增加，筋骨肌肉生长迅速，而身体强健。女子七七，天癸竭，肾脏衰，肌肉逐渐萎缩，筋骨解堕，“形体皆极”乃至“形坏”。天癸还能够直接影响女子的生殖生理。如女子二七，“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故“有子”（子，动词，生育。有子，即具有生育能力）。七七，“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无子，即丧失生育能力）。
女七七、男八八之数的由来及其意义
依据国医大师李今庸《读古医书随笔》中的相关解释，女子：55－6（老阴之数）＝49。男子：55＋9（老阳之数）＝64。因为55为“河图”之数的“和”；阳进阴退，故男子加9、女子减6；7为少阳之数、9为太阳之数——奇数用“正数”概念，故9＞7；8为少阴之数、6为太阴之数——偶数用“负数”概念，故-6＞-8。至于女子生殖生理年龄段为何取“七”数、男子生殖生理年龄段为何取“八”数，主要是此前医家们长期临床实践观察的经验总结，以及受“洛书”（《灵枢•九宫八风》）文化的深刻影响。在“洛书”九宫格中，“8”标记“立春”时节，阳气渐长之时，男为阳，故取“8”数；“7”标记“秋分”时节，阴气渐长之时，女为阴，故取“7”数。
女子胞与其他脏腑关系
《素问•上古天真论》记载：“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脏盛，乃能泻。”此处原文突出了肾与五脏六腑的关系，而女子胞总统于肾，与其他脏腑密切相关，故而《黄帝内经》在相关篇论中分别讲述了女子胞与各脏的联系，无不受此节原文的深刻影响。这也是临证通过调理五脏而治疗妇科相关疾病的重要理论依据。如心与女子胞密切相关，因为手少阴心经分支连接胞宫（《素问•逆调论》）；心神支配子宫的机能活动（《素问•灵兰秘典论》）；心主血脉，为子宫提供所需营养（《素问•五脏生成》）；而胞宫机能活动（月经、胎孕）影响心主血脉、影响心主神志。又如肝主疏泄、主藏血机能与女子胞密切相关，因为足厥阴肝经循阴器，连接女子胞（《灵枢•经脉》），因而肝疏泄气机，可以调节月经周期经量、调节排卵、调节情绪、调节情欲活动；肝藏血，既能调节经期子宫的血供，也能调节孕期子宫的血供等，故后世有“女子以肝为先天”（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淋带》）之说。又如脾胃与女子胞，《黄帝内经》认为，脾脉与任脉交会于“中极”，与冲脉交会于“三阴交”，可见脾脉通过冲、任与胞宫联系（《灵枢•经脉》）；脾胃为后天之本，化生气血，营养胞宫；脾运化水湿，滋润胞宫，故带下病与脾虚水湿内停有关；脾气主升，顾护内脏，故子宫脱垂，责之脾气不升，而胃气主降，与脾气之升，为人身各个脏腑器官气机升降之枢纽，所以脾胃和调，直接影响包括女子胞在内所有脏腑器官的气机气化活动。另外，脾主统血，防止出血，故月经过多、先兆流产出血，常责之于脾。
论奇经与女子胞关系
纵观《素问•骨空论》等篇的相关原文后不难发现，《黄帝内经》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冲脉、任脉、督脉与女性生殖生理的关系。
一是冲脉。冲脉起于女子胞，为十二经脉、五脏六腑之海，气血之要冲，能调节十二经气血，渗灌经络，滋养脏腑。冲脉主生殖，统摄一身之血液，为人身之血海。冲脉主性器官和第二性征的发育。冲脉具有参与神志活动的机能。
二是任脉。任脉起于女子胞，主持元阴，妊养一身之阴气。为阴脉之海，主导诸阴经，并协调其功能有“总任诸阴”的说法。参与主持生殖活动全过程，对女性的经带胎产有重要的作用，故有“任主胞胎”之说。
三是督脉。督脉起于女子胞，主持元阳，敷布命门之火，总摄一身阳气，并主卫外御邪。为阳脉之海，督率诸阳脉。主生殖。督脉内连于肾，外行外生殖器，参与生殖活动。主前后二阴，维持前后二阴功能。督脉入脑贯心，参与神识活动。
正因为冲、任、督脉，在女子则均起于女子胞，所以才有“一源三歧”之说。带脉起于足少阳胆经胁季肋下之带脉穴，横行环绕腰身，如“腰带”约束一周，能约束十二经脉，调控带脉之下盆腔内相关器官及下肢的活动。这就是“带下病”有广狭两义之别：广义“带下病”，包括月经不调、子宫内膜炎、附件炎、盆腔炎、赤白带下、腹痛、腰胁痛、疝气、不孕症等。狭义“带下病”，仅指阴道分泌物异常的病症。
论冲脉任脉与女子第二性征
《灵枢•五音五味》记载：“黄帝曰：妇人无须者，无血气乎？岐伯曰：冲脉、任脉，皆起于胞中，上循背里，为经络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上行，会于咽喉，别而络唇口。血气盛则充肤热肉，血独盛则澹渗皮肤，生毫毛。今妇人之生，有余于气，不足于血，以其数脱血也，冲任之脉（省文，省去‘空虚’），不荣口唇，故须不生焉。”
此节原文胡须形成机理为例，论证冲任与女子性征关系。冲、任、督三脉是“一源三歧”，同起于胞中，冲脉为“十二经脉之海”，任脉是“阴脉之海”，其中浮行于体表的，沿腹部上行，会于咽喉部，别行而络唇口。唇中周围是胡须生长的部位，冲任之脉“血气盛则充肤热肉，血独盛则澹渗皮肤，生毫毛”，故冲任之脉气血的盛衰决定胡须的有无。本篇认为，妇人每月排出经血，冲任之血不足，不能上荣于唇口，故不能生须；还认为宦官是因为任冲受损，气血不荣于唇，故不生须；又以天宦因冲任先天不充，宗筋（阴茎、睾丸）机能不健全，口唇失荣，故不生胡须。原文对胡须生成机理的讨论，论证冲任气血盛衰对人类第二性征的影响。其得出的结论是：冲任二脉是影响女性生理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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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黄帝内经》学术研究新路径——《黄帝内经学术发展史略》评介
时间：2022-10-20
王庆其教授是《黄帝内经》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他在以往《黄帝内经》版本、校勘、注释、释义、文化、医学理论与临床医学等横向研究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几经寒暑，撰成《黄帝内经学术发展史略》一书。 该书分哲学思想、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三部分，从历史的纵向时序角度，溯源析流，对《黄帝内经》的学术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分析、研究和反思，厘清《黄帝内经》理论在后世的传承、变化与发展，提炼学术思想，评判剖析得失，并本着“中医学术史的研究是探索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的重要途径”这一理念，力求从学术演变发展角度概括出规律性认识，以系统挖掘、传承学术精髓。笔者认为，书中对中医学术发展规律研究的有益探索，可概括为以下三方面。 临床实践是理论发展动力 历史上，传染病的大流行常常是促进中医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对此，《黄帝内经学术发展史略》一书已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与总结。如提出张仲景恰逢疫疠流行，“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创立外感病六经辨证论治体系；金元时期瘟疫的大流行致使鼎盛于北宋的经方学衰败，医家纷纷转向经典医经中寻求治病新法，这就使《黄帝内经》的学术得到了大力发展；而吴有性异气病因说的提出，温病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的创立，也莫不如是。其他如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对疥疮、绦虫等寄生虫病，以及漆疮、晕动病、瘿病的认识，同样也是临床经验的总结。因此，该书认为“从《内经》病因病机理论的传承发展中，可以看出，医家的临证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是发展的根本所在”，“从秦汉魏晋唐时期《内经》四诊理论的传承发展历程中，不难看出，临床实践是其发展的核心推动力”，其实中医各学科的发展概莫能外，而临床医学的发展更是如此。 传统文化引领中医学术发展 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中国传统学术的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都不同程度影响了中医学术的发展。如“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说，正是这一现象的反映。在这一方面，《黄帝内经学术发展史略》有着更为自觉的探索。 首先，该书开宗明义，总结了《黄帝内经》或者说中医学的核心理念，其中的天人合一、形神合一、中和以及人本思想等均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其次，在上篇的“《内经》学术发展史略总论”中，分述了《黄帝内经》学术形成与发展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背景，下篇的“《内经》学术发展史略各论”中，先论气形神、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并明确指出《内经》学术思想发展与当时政治与社会哲学思想的关系最为密切，受其影响而形成了不同于西医学的独特思维特征。 另外，书中在对一些具体学术发展演变的分析中也贯穿了上述思想。由此也反映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促进、引领着中医学术的发展。 体现学术核固带变发展特征 《黄帝内经学术发展史略》首先提出《黄帝内经》的学术理念，即人是“天—地—人”关系的总和、生命是“形神合一”的统一性、健康是人体的一种和谐状态、“气化”是人体代谢的基本形式、“亢害承制”是人体的自稳调控机制、“人为天地之镇”的人本思想、“治未病”思想体现人类忧患意识，可谓是中医学术之“硬核”，在历史的发展中一直得以保留并发展。正是由于中医学术发展呈现出“核固带变”的特征，所以中医学术发展的形式也与现代科学之新陈代谢不同，而表现出叠层累积发展的演变形式。
综上所述，该书不仅梳理揭示了《黄帝内经》学术发展的轨迹，开辟了《黄帝内经》学术研究的新路径，同时也对《黄帝内经》学术发展的规律进行了初步探索，可视为中医学术发展规律研究的一个样例。但正如主编在前言中所言：“毕竟此项工作既复杂且又面广量大，其中十一之漏在所难免。”例如，虽然也论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其他科学技术成就，但对这些成就与《黄帝内经》学术发展的关系阐述尚欠等。但总体而言，该书值得后学认真研读，王庆其教授的治学精神、能力、成就，也堪称后学的榜样。（邢玉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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