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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运用“三阴三阳”思维模式构建运气理论

(2022-10-31 04:32:15)


时间:2021-07-28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4版  作者:张登本 李翠娟

《黄帝内经》基于先秦时期的“一分为三”理念构建的“三阴三阳”思维模式,广泛地应用于构建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既是五运六气理论发生的必须思维路径,也是“六气理论”中的核心内容,舍此则无法予以识读。

构建“六气”理论

《内经》运气学说中的“六气理论”,又有“主气”和“客气”之分,但都是在“三阴三阳”思维模式之下,表达每年六步之气运行变化的正常状态(主气)和偶发的异常状态(客气)。都是将一年十二个月分为六个时间阶段,始于大寒节,每过60.875天为一个时间阶段。二者都指自然界的风气(属木、厥阴)、热气(君火、少阴)、暑气(相火、少阳)、湿气(属土、太阴)、燥气(属金、阳明)、寒气(属水、太阳)六种气候。

分别主持一年六个季节常态的气候被称为“主气”,又称为“主时之气”。根据《素问·至真要大论》记载,“主气”的“三阴三阳”属性变化是按五行相生为序排列:初之气“厥阴”,此时的气候特点为“风”(属性为“木”,气候逐渐转温,万物即将复苏);二之气为“少阴”,此时的气候特点为“热”(属性为“火”,又称“君火”,气候明显转热,万物欣欣向荣);三之气为“少阳”,气候特点为“暑”(属性为“火”,又称“相火”,此时为全年气温最高,万物生长茂盛);四之气为“太阴”,气候特点为“湿”(属性为“土”,此时气温高,湿度大,万物化育);五之气为“阳明”,气候特点为“燥”(属性为“金”,此时气温变凉,湿度小而干燥,万物凋零);终之气为“太阳”,气候特点为“寒”(属性为“水”,此时为全年气温最低、最寒冷,万物蛰伏敛藏)。在此“三阴三阳”思维模式下,可以演绎逐年“主气”的六步变化特征、物候特征、季节性疾病流行特征,乃至临床用药特征。

可能出现在一年六个季节的异常气候状态,被称为“客气”。就“客气”而言,其“三阴三阳”属性变化特征是先三阴,后三阳,按一、二、三模糊量化之序运行。运行次序是:一厥阴风木,二少阴君火,三太阴湿土,四少阳相火,五阳明燥金,六太阳寒水。此即原文所说的,客气六步“上下有位,左右有纪。故少阳之右,阳明治之;阳明之右,太阳治之;太阳之右,厥阴治之;厥阴之右,少阴治之;少阴之右,太阴治之;太阴之右,少阳治之”(《素问·六微旨大论》)。用“三阴三阳”思维模式,可以逐年的、周而复始地标记六年为一个周期的、每一年六节气位(每一气位为60.875天,从大寒节的交司时刻起步)的阴阳属性,这就是“运气理论”中每年的六步客气。运气学说中的“六气”理论,还有“客主加临”内容。

构建“标本中气”理论

《内经》又用“三阴三阳”标记风、寒、暑、湿、燥、火六气的阴阳属性,构建了独特的“标本中气”理论。本,即事物的本体、本质,此指风、寒、暑、湿、燥、热六气,因为六气是气候物化现象产生的根源,故谓六气为本。标,标志、标象、符号标记,即三阴三阳,是用以表示或者标记六气的标志,以便于人们掌握和认识六气。中,即中见之气,是与标本相互联系,且与标为表里关系者即为中气。此即“运气理论”中用以推演每年六步之气的运行变化,即所谓“少阳之上,火气治之,中见厥阴;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中见太阴;太阳之上,寒气治之,中见少阴;厥阴之上,风气治之,中见少阳;少阴之上,热气治之,中见太阳;太阴之上,湿气治之,中见阳明。所谓本也,本之下,中之见也,见之下,气之标也。本标不同,气应异象”(《素问·六微旨大论》)。基于十二月太阳历法一年十二个月分为六个时段(六节)的天文背景,“标”与“中气”的关系,借用了经络理论中的“表里”联系的内涵,因而,但凡运气家谈论六气之“标”与“中气”关系时,就用“表里”术语表达。由此可见,《内经》运气理论中的“标本中气”理论与经络理论是脱离不了干系的,这也是为何明代张介宾为何径直表达脏腑经脉之间的标本关系,认为“六气为三阴三阳之本,下之三阴三阳,为六气之标;而兼见于标本之间者,是阴阳表里之相合,而互为中见之气也。其于人之应之者亦然。故足太阳、少阴二经为一合,而膀胱与肾之脉互相络也……手阳明、太阴为六合,而大肠与肺脉互相络也。此即一表一里而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之义”(《类经·运气类》)。脏腑为“本”,其所属的经脉为“标”,而“中气”即为与之为表里关系的脏腑及其经脉,如“肺”为“本”,手太阴经为“标”,“中气”即为与之为表里关系的手阳明大肠经,其余类此。

《内经》基于“三阴三阳”思维模式所构建的“标本中气”理论,有其显著的临床实践特征,就以六淫致病的临床实例为基础,总结出六气为病的致病规律,以及如何据此而治疗。如“少阳太阴从本,少阴太阳从本从标,阳明厥明,不从标本,从乎中也……是故百病之起,有生于本者,有生于标者,有生于中气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标而得者,有取中气而得者,有取标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从取而得者”(《素问·至真要大论》)即是这一观念的集中体现。其中“生于本”“生于标”“生于中气”讲述的是六淫所致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规律;而“取本”“取标”“取中气”“取标本”“逆取”“从取”则是根据所总结的致病规律而制定的相关治疗用药思路。东汉张仲景基于上述观念,而于《伤寒论》中创立六经辨证思路,践行了《内经》创立的“六气标本”理论,并体现于相关条文和所施用的方药之中。

构建六节气位人体脉象特征模型

无论是生理或者病理的脉象,都是人体内部气化状态通过脉象状态体现于外的表征。既然可以用“三阴三阳”标记人体的经脉、标记人体的脏腑,那么就一定能够标记人体脏腑经脉在不同时间区位的气化状态,也就能够标记不同时间区位人体气化状态所表现的脉象。这就是“脉至何如……厥阴之至,其脉弦;少阴之至,其脉钩;太阴之至,其脉沉;少阳之至,大而浮;阳明之至,短而;太阳之至,大而长。至而和则平,至而甚则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阴阳易者危”(《素问·至真要大论》)。此节就是应用“三阴三阳”六气模型,讲述六脉与六气(六节)对应关系。认为六气之胜的相关气候变化,必然影响人体脏腑经脉的气化活动而应合于人体之脉象,但六节气位的应时脉象,总以“至而和则平,至而甚则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阳阴易者危”为基本规律,也即为“而至者和,至而不至,来气不及也;未至而至,来气有余也”(《素问·六微旨大论》)。所谓“阴阳易者危”,即如张志聪所释,“三阴主时而得阳脉,三阳主时而得阴脉者危”(《素问集注·卷二十四》)。

构建六节时位疾病流行谱模型

六节时位与相应的六气活动状态有关,所以,“三阴三阳”模式在《黄帝内经》六气理论中的应用,表现在主气六步与客气之司天、在泉两套理论之中。

其一,在主气六步理论中的应用。认为六气异常就成为致病因素,即六淫邪气,故六气理论的应用,主要针对的是外感疾病。认为春季为厥阴风木当令,故易患风温病。夏季为少阴君火与少阳相火暑热司令,故临症多见头晕、发热、汗出、咳嗽等症。长夏为太阴湿土当令,易发湿瘟之疾。秋季阳明燥金当令,易患温燥或凉燥。冬季太阳寒水主司,气候寒冷,病多伤寒(《素问·六微旨大论》)。

其二,在客气(司天、在泉)理论中的应用。认为客气是随年份变化而不断迁移的气候,虽乃六步,但对气候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司天之气和在泉之气,所以临床应用中通常以此二者为主而论其对发病及治疗的影响。如“清气大来,燥之胜也,风木受邪,肝病生焉;热气大来,火之胜也,金燥受邪,肺病生焉;寒气大来,水之胜也,火热受邪,心病生焉;湿气大来,土之胜也,寒水受邪,肾病生焉;风气大来,木之胜也,土湿受邪,脾病生焉。所谓感邪而生病也。乘年之虚,则邪甚也;失时之和,亦邪甚也。遇月之空,亦邪甚也。重感于邪,则病危矣。有胜之气,其必来复也”(《素问·至真要大论》)。

构建六节时位流行疾病谱的治疗用药思路

《黄帝内经》应用“三阴三阳”思维模式所构建六节时位流行疾病谱治疗用药的思路,是依据六气淫胜规律而予以组方用药的。无论是主气还是客气,相同特点的气候淫胜之时,遵循的用药思路如下。

其一,“厥阴之胜,治以甘清,佐以苦辛,以酸泻之”之用药原则(《素问·至真要大论》)。张元素的《医学起源·六气方治·风气方》认为,可针对临床病证特点分别选用防风通圣散、灵砂丹、神仙换骨丹、不换金丹、花蛇续命汤、加减冲和汤、防风天麻散、祛风丸、大通圣白花蛇散、活命金丹、至宝丹、牛黄通膈汤等。

其二,“少阴之胜,治以辛寒,佐以苦咸,以甘泻之热气大来,火之胜也,金燥受邪,肺病生焉”之用药原则(《素问·至真要大论》)。张元素在《医学起源·六气方治·火气方》中针对少阴君火热气淫胜所发生的不同病证,拟定以下方药以供选择:凉膈散、黄连解毒汤、三一承气汤、八正散、洗心散、调胃承气汤、大承气汤、柴胡饮子、白虎汤、桃仁承气汤、神芎丸。

其三,“太阴之胜,治以咸热,佐以辛甘,以苦写之”之用药原则(《素问·至真要大论》)。张元素结合相关的疾病流行状态,拟定了葶苈木香散、白术木香散、大橘皮汤、桂苓白术丸、六一散、五苓散、赤茯苓丸、人参葶苈丸、海藻散等方药,以供临床治疗关系病证时选择(《医学起源·六气方治·湿土方》)。

其四,“少阳之胜,治以辛寒,佐以甘,以甘写之”组方用药原则(《素问·至真要大论》)。张元素结合相关的疾病流行状态,拟定了白虎汤、桂苓甘露饮、桂苓白术散、益元散、竹叶石膏汤、化痰玉壶丸、四君子汤、白术散、小柴胡汤、升麻葛根汤等方药,以供临床治疗关系病证时选择(《医学起源·六气方治·暑热方》)。

其五,“阳明之胜,治以酸温,佐以辛甘,以苦泄之”组方用药原则(《素问·至真要大论》)。张元素结合相关的疾病流行状态,拟定了脾约丸、润肠丸、当归润燥汤、橘杏丸、七宣丸、麻仁丸、神功丸、厚朴汤、七圣丸、犀角丸等方药,以供临床治疗关系病证时选择(《医学起源·六气方治·燥气方》)。

其六,“太阳之胜,治以甘热,佐以辛酸,以写之”组方用药原则(《素问·至真要大论》)。张元素结合相关的疾病流行状态,拟定了大己寒丸、四逆汤、附子理中丸、胡椒理中丸、理中丸、桂附丸、姜附汤、加减白通汤、二姜丸、术附汤等方药,以供临床治疗关系病证时选择(《医学起源·六气方治·寒气方》)。

这是前人依据运气理论指导临床治疗用药的实践结晶,由于时间的变迁,气运特点也会因之而有所区别,因此在临床应用前人的经验时,要遵循《素问·举痛论》所云“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善言人者,必有厌于己”的学习方法和要求,灵活对待,不可拘执。

可见,“三阴三阳”思维模式,既是《黄帝内经》五运六气理论构建的思维基础,也是该知识板块的核心要义,无论是学习还是应用运气理论指导临床治疗用药,舍此思维路径,不但寸步难行,而且丢失了该理论的灵魂和精髓。(张登本 李翠娟 陕西中医药大学)

《黄帝内经》“三阴三阳”思维模式的产生及特点

 (2022-11-05 08:16:17)[编辑][删除]

《黄帝内经》基于先秦时期“一分为二”“一分为三”的哲学理念,对“三阴三阳”思维模式的内涵予以界定并加以广泛应用——


时间:2021-07-07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4版  作者:张登本 李翠娟

笔者经过对《黄帝内经》相关原文解析发现,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应用“三阴三阳”思维模式构建了相关医药学知识。就时间维度而言,原文基于自然界一年阴阳之气的消长状态,将这一模式用于表达六节气位的阴阳属性及其次第顺序,并以此为据表达了与六位时象对应的气候属性,自此成为运气理论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和重要内容。就空间维度而言,原文基于经脉的阴阳气血多少、分布状态,以及脏腑经脉的气机气化活动状态之异,应用“三阴三阳”思维模式完善了经脉命名和相关理论,并以此为据解释相关脏腑的生理病理,外感热病的六经病理模型就在这一背景下产生。

基于先秦“一分为三”观念建立

“《周易》的卦爻结构实际上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思维模型,提供了‘一分为三’和六位时空的思维方式。这对《黄帝内经》以及《伤寒论》的理论整合和重建无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张仲景研究集成》)。《黄帝内经》据此形成的“三阴三阳”思维模式,成为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的重要思维路径,无论是天之六节、六气,人体之脏腑经脉、外感热病的六经病理模型,都是其具体应用实例。

《黄帝内经》在先秦“一分为二”“一分为三”影响下,认为“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生五,其气三……此寿命之本也”(《素问·生气通天论》);又说,“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其气……皆通乎天气。故其生五,其气三,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则为九,九分为九野,九野为九藏,故形藏四,神藏五,合为九藏以应之也”(《素问·六节藏象论》)。经文两次明确表达其源于先秦“一分为三”理念,为了构建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的需要,形成了“三阴三阳”思维模式的理念源头。

源于一年分四季、四季分阴阳的天文背景

《黄帝内经》之所以将一年六节时位分别用“三阴三阳”标记,完全是基于十二月太阳历法一年分为四季、四季分阴阳(又称“四象”)天文学背景。阴阳“一分为二”,即上半年为阳:春为少阳,夏为太阳;下半年为阴:秋为少阴,冬为太阴,此为“四象”。“帝曰:愿闻阴阳之三也……阳明何谓也?岐伯曰:两阳合明也。帝曰:厥阴何也?岐伯曰:两阴交尽也”(《素问·至真要大论》)。原文指出,在一年分四季的基础上,将上半年、下半年再“分之为三”。太阳、少阳两个时段的相结合处为“阳明”,即所谓“两阳合明”(明,指太阳、少阳结合处亦为阳,故为之“合明”),此即属阳的上半年“一分为三”;太阴、少阴交接之末时段,即为厥阴(厥,尽也),此即属阴的下半年之“一分为三”。《黄帝内经》也将此称为“两阳合于前,故曰阳明……两阴交尽,故曰厥阴”(《灵枢·阴阳系日月》)。

具有模糊定量特性

《黄帝内经》之所以将一年六节时位分别用“三阴三阳”标记,完全是基于不同时段阴阳之气多寡各异的模糊定量。一年四季的第一时段春季,阳气尚少,标记为少阳;第二时段夏季,阳气最盛,标记为太阳;第三时段秋季,进入阴寒之气的下半年,阴寒之气尚少,标记为少阴;第四时段冬季,阴寒之气最盛,标记为太阴。《黄帝内经》出于构建相关知识的需要,将一年“一分为三”,就是在少阳和太阳时段之间,增加被标记为阳明的时段,其阳气多于少阳,而又少于太阳;在少阴和太阴时段之末,时间恰在岁末及来年之岁首,阴寒之气最少,就增加一个被标记为厥阴的时段。显然,一年分为六时段并以“三阴三阳”标记,完全是基于对各时段阴阳之“气”多少而给予的评价、命名和模糊量化,此即“阴阳之气各有多少,故曰三阴三阳也”(《素问·天元纪大论》)之义。

同样是因为基于此特性,六步气位中的太阳被称为“三阳”,阳气最盛;阳明被称为“二阳”阳气次之,居于太阳、少阳之间;少阳被称为“一阳”,在三阳之末,阳气最少;太阴为“三阴”,阴气最盛;少阴为“二阴”,阴气次之,居于太阴、厥阴之间;厥阴为“一阴”,阴气最弱。此处分别用“一、二、三”既表达了各时段阴阳之气的多少,也模糊地表达了各时段(气位)日照时间的长短、阳光的强弱、气温的高低,以及自然界相应的象态。“象”是“三阴三阳”发生的依据,“一、二、三”之量化是模糊的,此即原文所告诫的“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素问·五运行大论》)。这也是理解、应用“三阴三阳”思维模式的基本立场。

蕴含具象思维特性

一年六时段划分为“阴阳之三也,何谓?”这是因为各时段阴阳之“气有多少,异用”(《素问·至眞要大论》)的缘故。所谓“异用”,就是指各时段阴阳之气多寡不同,给予自然界的气候、物候,乃至人类的生理病理,产生有差异的效应、作用,以及不同的象态。如少阳春季气候特点为乍暖还寒,阳气尚少;太阳夏季阳气最盛,气候炎热;少阴秋季转入属阴的下半年,气候凉爽,但阴寒之气尚少;太阴冬季气候严寒,阴寒之气最盛。可见,一年六节时位的“三阴三阳”,是对各时段阴阳之“气有多少”所显现“异用”象态的标记,“象”是其发生的依据,说明一年六节区位的“三阴三阳”标记,有其具象思维特征。

可见,《黄帝内经》中的“三阴三阳”思维模式,源于先秦“一分为二”“一分为三”理念,深受一年分四季,四季分阴阳天文背景影响,具有模糊定量和具象思维的特征。

《黄帝内经》自从构建了“三阴三阳”思维模式之后,广泛地应用于构建五运六气理论中的六气知识、“标本中气理论”、六节气位人体脉象特征模型、藏象经络理论、脏腑经脉内伤病理模型和外感热病的六经病理模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六经辨证体系,并为张仲景所践行,千百年来有效地服务于临床实践,服务于人类健康事业。(张登本 李翠娟 陕西中医药大学)

《黄帝内经》:移精变气可愈病

 (2022-10-29 04:11:52)[编辑][删除]

摘自2022-10-28中国中医药报
关红孝 甘肃省天水市中医医院
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快,人们的工作、学习压力增大,容易出现烦躁、情绪低落、疲乏无力、注意力记忆力下降、咽部异物感、心慌、失眠等心身疾病症状,且近几年来此类疾病发病率逐渐呈上升趋势。中医古籍中虽然没有心身医学概念,但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就已指出人的情志与疾病有密切的联系。
《黄帝内经•移精变气论》云:“黄帝问曰: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岐伯对曰: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暮之累,外无伸宦之形,此恬惔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
这段话中的“祝由”即医家用言语开导患者,讲述其病症,有意识地转移患者的注意力,以改善精、气、神的活动状态,调节脏腑气机功能紊乱,达到移精变气、治疗疾病的目的。这种方法与现代心理学中利用心理疏导治疗疾病类似。
现在社会患有心身疾病的人越来越多,从中医的角度分析,心身疾病的病因在于情志过极,导致脏腑功能失调,阴阳失衡,气血逆乱。人是形与神的结合体,神以五脏精气为基础,不能脱离形而独立存在。可见人要健康,就要形神和谐。
如何做到形与神俱,尽终天年呢?《素问•上古天真论》告诉人们,“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即生活淡泊质朴,心境平和宁静,外不受物欲之诱惑,内不存情虑之激扰,以物我两忘的境界为目标,方能达到形神合一、阴平阳秘的平衡状态,从而不生病或少生病。

刘启廷:《伤寒论》阳明腑证四方应用

 (2022-10-31 04:21:08)[编辑][删除]


时间:2021-07-29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4版  作者:刘荔

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山东省名中医刘启廷,从事中医事业70年,善用经方。现将刘启廷临床运用《伤寒论》阳明腑证四方的应用经验介绍如下。

大承气汤

《伤寒论》252条:“伤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无表里证,大便难,身微热者,此为实也,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辨证要点:不恶寒,潮热,大便难,不大便五六日以上,腹满腹痛,拒按,或绕脐痛,舌苔干黄,或焦燥起刺,脉沉迟或沉实有力。证属燥热实邪结聚,痞满亦甚。

药用:大黄12克,厚朴15克,枳实9克,芒硝9克。上药加水2000毫升,先煮枳实、厚朴,取1000毫升,内大黄,煮取400毫升,去渣,加芒硝,分温服,得下之,余勿服。

方解:方中酒大黄清热泻火、推陈致新;芒硝咸寒,润燥软坚,通利大便,两药配伍具有清热通便之功。厚朴苦辛温,行气散满消胀;枳实苦微寒,破气宽中消痞,二药相伍,具有破气消滞之功。全方相辅相成,具有攻下实热、荡涤燥结之功效,用于实热结聚、痞满燥热俱重之阳明腑实证。在煎煮方法上使用先煎厚朴、枳实,去渣后再入大黄,有利于大黄有效成分的集中发挥,芒硝最后溶入后服,不便再服,便通停服。

张某,男,48岁,于1975年10月15日就诊,以突发腹痛腹胀、恶心呕吐,诊断为肠梗阻急症收入住院治疗,邀中医会诊,刻诊见患者呈急性病容,主诉腹胀腹痛拒按,伴有烦躁呕吐,大便多日未解,查见舌干红,舌苔黄燥,脉沉实。辨证为热结燥实,腑气不通。急用大承气汤治疗。药用大黄15克,厚朴15克,枳实9克,芒硝12克,如上法煎煮。因患者腹胀较重,西医予鼻饲减压,故注药前先抽出胃内容物,再注入中药药汁200毫升,2小时用药1次,连续给药4次后,患者感觉腹部略有松软,疼痛减轻,仍未排便;次日又煎上药1剂,继续2小时用药1次,2次后矢气出、大便通,腹胀腹痛渐消失。后以流质饮食调养,3日后出院。此方应用,关键在于选准病例,凡是症见剧烈疼痛、痛不可忍,伴血压下降者,属绞窄性肠梗阻,极易引起肠坏死,非手术不可救治。对于一般性肠梗阻,出现腹痛腹胀拒按、呕吐、便结不通,属燥热结实、腑气不通者,皆可使用承气汤治疗。服用承气汤必须少量多次连续服用,可取速效。

小承气汤

《伤寒论》213条:“阳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硬,硬则谵语,小承气汤主之。”

辨证要点:潮热汗出,腹胀满,大便硬,舌苔干黄,脉滑。证属痞满气滞为主,实邪结聚较轻。

药用:大黄12克,厚朴6克,枳实9克。上药以水800毫升,煮取240毫升,去渣,分2次温服。初服当大便,不尔者尽饮之,若大便者,勿服之。

方解:本方为大承气汤去芒硝,减半厚朴、枳实用量,大黄量不变。方中大黄具有清热泻火,推陈致新之功,厚朴、枳实破气消滞。用于治疗轻型的阳明腑实证。三药同煎,分温再服,大便通即停服。不大便则再继续服,意在泻热除满。小承气汤是治疗热病后气阴两虚、余热未尽、腑气壅滞的常用方剂。

王某某,男,45岁。于1986年8月16日就诊,自述因流行性出血热经住院治疗痊愈,出院后仍有潮热出汗,口干舌燥,胸腹胀痛,大便不通,刻诊见舌红苔少,脉虚数。辨证为余热未尽,腑气壅结。方用小承气汤治疗。药用大黄12克,厚朴6克,枳实9克。水煎,分2次服。服药1剂后,排便2次,腹痛腹胀消失,仍有潮热出汗,口干舌燥,证为气虚津伤,方用益气增液汤治疗,药用黄芪30克,西洋参15克,麦冬15克,生地20克,黄精30克,玉竹30克,炙甘草10克。服用5剂后,自觉身体轻松,口内润泽,舌淡,舌苔白,脉缓和。再予黄芪、西洋参、麦冬、甘草水煎代茶饮。在服用此类方剂时,应遵循便通即止的原则,不必过度通泻,以防伤阴耗液,后期可给予益气滋阴之剂,以恢复正气。

小承气汤与《金匮要略》厚朴三物汤、厚朴大黄汤药味相同,只是剂量不同,治疗三种不同的疾病。小承气汤以大黄为君,荡涤肠胃而去燥屎;厚朴为臣,行气散满;枳实为使,破气导滞,不令大泻,以微和胃气。厚朴三物汤以厚朴为君,行气散满;大黄为臣,荡涤胃肠,取其下行力峻,走而不守;枳实为使,破气导滞。厚朴大黄汤以厚朴、大黄为君,荡涤胃肠以行水,枳实破气为使,功在顺气行水。小承气汤重在泄热通便除燥屎;厚朴三物汤重在行气消胀除腹满;厚朴大黄汤重在顺气开胸泄水饮。

调胃承气汤

《伤寒论》207条:“阳明病,不吐不下,心烦者,可与调胃承气汤。”

辨证要点:蒸蒸发热,心烦,谵语,腹胀满,不大便,舌红,舌苔黄燥,脉滑数或沉实。证属燥热实邪初结胃肠,痞满不甚。

药用:炙甘草6克,芒硝9克,大黄(酒洗)12克。上药以水600毫升,煮二物至200毫升,去滓,内芒硝,更上微火一二沸,温顿服之,以调胃气。

方解:方中大黄苦寒,酒洗,除了清热泻火外,还有推陈致新之功;芒硝咸寒,润燥软坚,通利大便;甘草甘平和中,以缓药性,使攻下而不伤正。三药同用具有泻热润燥、软坚通便之功,通过泻大便,达到清热润燥的目的。调胃承气汤可治疗外感热病,入里化热,耗津伤液,形成燥实内结胃肠,但痞满不甚的病症。

李某某,女,45岁,于2015年2月21日因身热汗出、腹满、大便难就诊。自述5天前因感受风寒,出现恶寒发热、咽喉肿痛,经对症治疗,外感症状虽缓解,但复现腹部痞满不舒,身热时时汗出,口渴,心烦,大便3天未解,舌质红,舌苔薄黄,脉细数。证属燥热内结,胃气不和。治宜和胃下气通便。方用调胃承气汤。药用炙甘草6克,大黄6克,芒硝10克。服药1剂后身热汗出消失,腹胀减轻,通便2次,再服1剂,泻下粪块多量,腹胀、心烦皆除。本病为热初传腑,太阳表证已解,而出现蒸蒸发热、腹满、便干等胃热壮实之候,此时邪热初传阳明胃腑,可用和下之法,使胃肠热势下降而病除。

麻子仁丸

《伤寒论》247条:“趺阳脉浮而涩,浮则胃气强,涩则小便数,浮涩相搏,大便则坚,其脾为约,麻子仁丸主之。”

辨证要点:大便干结,小便频数。证属脾阴亏损,肠胃干燥,里热未清。

药用:麻子仁30克,芍药15克,枳实15克,大黄15克,厚朴15克,杏仁15克。上药末之,炼蜜和丸梧子大,饮服10丸,日3服,渐加,已知为度。

方解:方中厚朴、大黄、枳实为小承气汤药物成分,清泄胃热,以抑“胃强”;麻子仁滋阴润肠,芍药养脾阴,杏仁润肠,共扶“脾弱”。此外,厚朴、杏仁二药相协,还能肃肺利气,有助燥结下行。诸药合用,使胃热得泄,脾津渐复,脾约得解,津液四布,二便遂正常。麻子仁丸可治疗热结实证下后失于调养的便秘之人。

乔某某,男,70岁。于2013年6月3日因大便1周不行来诊。主诉素有便秘,3个月前因腹部痞满胀痛、大便干结,经服用泻下剂后,便通胀除。但停药后上症复作,如此一来,服药则便泄,停药则便塞。特求助于中医。来诊述大便多日难排解,伴心烦,口干,脘腹痞满,刻诊见患者形体消瘦,活动自如,舌质红,舌苔黄,脉细涩。证属胃强热结,脾弱阴亏。治宜滋阴润燥,泄热通便。方用麻子仁丸加味。药用麻子仁60克,生白芍30克,大黄15克,厚朴30克,杏仁30克,枳实30克,生白术60克,生山药60克。上药共研细末,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日服3次,每次10丸,随饭服下。服用1剂后,大便每日1行,但仍有干结,依上法又连续服用3剂,3个月来排便基本正常。后嘱其饮食调理。

麻仁丸证与承气汤证不同,前者为太阴脾病,是脏病,阴亏之虚证;后者为阳明胃病,是腑病,阳盛之实证。前者脉细涩,为经常性便秘,不大便10日无所痛苦;后者脉细数,潮热出汗、谵语、腹部满实坚痛不大便。总之,无论整体症状与局部症状,后者均较前者为重。

阳明腑证有轻重缓急之不同,因此,张仲景针对这些情况订立了和下、轻下、重下、润燥等不同的方法,主要以邪正的盛衰、热结的轻重来作为判断标准。如临床医生都能依据这一标准治疗,那么临床中就不会再发生误下、失下的种种错误。(刘荔 山东省临沂市中医医院刘启廷全国名中医工作室)

黄煌对白虎汤的认识与应用

  (2022-10-29 04:28:01)[编辑][删除]

摘自2022-10-28中国中医药报
温兴韬 安徽省郎溪县中医院
全国名中医黄煌是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他重视方证相应、药证相应,主张从仲景原文入手,剖析每一经方乃至其中每一味药物的关键指征,掌握经方的配伍规律和主治特点。笔者有幸侍诊,观其在临床上灵活化裁经方治疗疑难杂病屡获良效。兹将黄煌对白虎汤的认识与应用经验介绍给读者。
白虎汤的方证
白虎汤证 白虎汤的适应症,虽历代医家认识不一,但一般 均以“大热、大汗、大渴、脉洪大有力”为应用依据,黄煌认为这种归纳比较简略,不便于初学,强调要认识白虎汤汤证,必须了解石膏证与知母证。
白虎汤以石膏、知母同用,其方证是以两药的药证为主体的,即以烦躁、强烈的渴感、身热汗出、脉形洪大为基本症状。作为客观指征,黄煌强调了形瘦面白、皮肤粗糙的体型以及脉象洪大与舌红苔薄干燥等特点,体型特征的提出,对正确的诊断帮助很大,使“证”与“人”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中医整体观。黄煌重视白虎汤的处方结构。认为临床使用白虎汤,甘草是必用的,仲景使用石膏的处方中均有甘草,方中用粳米也很重要,当然也可用富含淀粉的山药代替。临床根据不同的兼证,白虎汤可作相应加味,如食欲不振、头昏、舌苔少者,加人参、党参、沙参等以养阴生津,但不可配黄芪。并认为黄芪健脾利水,仅适用于面黄身肿而汗出之人,与白虎汤证正相反。胸腹悸动、盗汗者,可以配龙骨、牡蛎,或龟板、鳖甲,以滋阴潜阳,平冲降逆。出血加阿胶、地黄以滋阴复脉。黄煌指出白虎汤不单是治疗急性热病的处方,即使内伤杂病,只要具有白虎汤证,也可使用白虎汤,这就是“有是证用是药”这一中医治病的基本原则。
石膏证 根据《伤寒论》《金匮要略》原文,仲景使用石膏有大小剂量之分,其小剂量多配麻黄,治汗出而喘,或无汗而烦躁,或汗出而一身尽肿。大剂量多为主治身热汗出而大渴,脉滑数或浮大、洪大者。身热汗出,是不恶寒反恶热,且皮肤湿润,时时汗出。大渴为渴感强烈,并能大量喝水,甚至喜喝冷饮,而不是像白术、茯苓、泽泻证的渴而不欲饮水,或虽饮不多且喜热饮。脉滑数、浮大、洪大,见于羸瘦之人身热汗出之时。所以,黄煌认为使用石膏的客观指征为形瘦面白,皮肤粗糙;舌面干燥,而舌苔薄;脉形大,有时重按少力;腹或胀大,腹皮较急而按之缺乏底力。
知母证 主治汗出而烦。所谓汗出而烦,指其人或自汗,或盗汗,或黄汗,同时心烦不安,甚至不得眠。黄煌特别指出,知母所治的此种心烦,与大黄、黄连、栀子所主之烦不同。大黄之烦,因腹中结实,痛闭而烦;黄连之烦,因心下痞痛,悸而烦;栀子之烦,因胸中窒塞,舌上有苔而烦,皆有结实之证。而知母之烦,肠胃之中无有形邪气,临床无胸腹痛窒症状,故有“虚烦”之说。黄煌认为使用知母汤应注意以下的客观指征:身体羸瘦。认为桂枝芍药知母汤证比较强调这个指征。酸枣仁汤证的虚劳,本有“面色薄”“酸削不能行”等证,故也属羸瘦之列。脉浮大。白虎汤及白虎加人参汤证均有脉浮,或浮大,或洪大,若脉沉弱者,不宜使用石膏、知母。舌红苔薄。瘦人舌本红,如有汗出而心烦,则舌更红苔薄,表示肠胃中无有形邪气。
典型医案
程某,女,16岁,1995年9月14日初诊。年前因消瘦烦渴多饮,甲状腺肿大,某医院诊断为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服他巴唑治疗,效果不明显,病情日益加重,上课无法集中注意力,不能坚持上学,转诊于黄煌。患者形体消瘦,两眼球突出,颈部弥漫性肿大,舌面干燥无津,舌苔少,脉浮大而数,重按无力,询知患者恶热喜冷,口渴,每天必饮大量冷开水或吃冰激凌,常感心悸动,汗多。8月2日化验,T3 2.8ng/ml,T4 199ng/ml,心电图示频发房早。处方:生石膏50g,知母12g,龙骨15g,牡蛎30g,山药15g,天花粉15g,天冬30g,麦冬10g,北沙参15g,生甘草3g,服7服。9月21日复诊,药后烦渴多汗等症状好转,舌脉同前,原方知母加至20g。之后效不更方,唯知母的用量均在20g以上,牡蛎用量在40g以上,服药期间,停服西药,并坚持上学,共服药百余服后,症状基本消失,甲状腺恢复至正常大小,突眼也明显减轻,早搏消失,面色红润,学习成绩明显提高,体重增加。
1996年2月8日复查,已属正常范围。
按 黄煌认为,此证以烦热为主症,故当重用知母,以清其气分之热。其甲状腺肿大,不必用海藻、昆布软坚,清降其气火即可。患者虽无烦躁的主诉,但其学习注意力分散,即可视为烦躁。牡蛎主治胸中动悸,其频发房早、心动悸不安是牡蛎证,故当重用牡蛎。本例共服用石膏5000g,知母达2400g,牡蛎达5000g,虽大剂寒凉重镇,患者毫无所苦,尚觉微有甘味,可见方药对证,用可放胆。
摘自2022-10-28中国中医药报
温兴韬 安徽省郎溪县中医院
全国名中医黄煌是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他重视方证相应、药证相应,主张从仲景原文入手,剖析每一经方乃至其中每一味药物的关键指征,掌握经方的配伍规律和主治特点。笔者有幸侍诊,观其在临床上灵活化裁经方治疗疑难杂病屡获良效。兹将黄煌对白虎汤的认识与应用经验介绍给读者。
白虎汤的方证
白虎汤证 白虎汤的适应症,虽历代医家认识不一,但一般 均以“大热、大汗、大渴、脉洪大有力”为应用依据,黄煌认为这种归纳比较简略,不便于初学,强调要认识白虎汤汤证,必须了解石膏证与知母证。
白虎汤以石膏、知母同用,其方证是以两药的药证为主体的,即以烦躁、强烈的渴感、身热汗出、脉形洪大为基本症状。作为客观指征,黄煌强调了形瘦面白、皮肤粗糙的体型以及脉象洪大与舌红苔薄干燥等特点,体型特征的提出,对正确的诊断帮助很大,使“证”与“人”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中医整体观。黄煌重视白虎汤的处方结构。认为临床使用白虎汤,甘草是必用的,仲景使用石膏的处方中均有甘草,方中用粳米也很重要,当然也可用富含淀粉的山药代替。临床根据不同的兼证,白虎汤可作相应加味,如食欲不振、头昏、舌苔少者,加人参、党参、沙参等以养阴生津,但不可配黄芪。并认为黄芪健脾利水,仅适用于面黄身肿而汗出之人,与白虎汤证正相反。胸腹悸动、盗汗者,可以配龙骨、牡蛎,或龟板、鳖甲,以滋阴潜阳,平冲降逆。出血加阿胶、地黄以滋阴复脉。黄煌指出白虎汤不单是治疗急性热病的处方,即使内伤杂病,只要具有白虎汤证,也可使用白虎汤,这就是“有是证用是药”这一中医治病的基本原则。
石膏证 根据《伤寒论》《金匮要略》原文,仲景使用石膏有大小剂量之分,其小剂量多配麻黄,治汗出而喘,或无汗而烦躁,或汗出而一身尽肿。大剂量多为主治身热汗出而大渴,脉滑数或浮大、洪大者。身热汗出,是不恶寒反恶热,且皮肤湿润,时时汗出。大渴为渴感强烈,并能大量喝水,甚至喜喝冷饮,而不是像白术、茯苓、泽泻证的渴而不欲饮水,或虽饮不多且喜热饮。脉滑数、浮大、洪大,见于羸瘦之人身热汗出之时。所以,黄煌认为使用石膏的客观指征为形瘦面白,皮肤粗糙;舌面干燥,而舌苔薄;脉形大,有时重按少力;腹或胀大,腹皮较急而按之缺乏底力。
知母证 主治汗出而烦。所谓汗出而烦,指其人或自汗,或盗汗,或黄汗,同时心烦不安,甚至不得眠。黄煌特别指出,知母所治的此种心烦,与大黄、黄连、栀子所主之烦不同。大黄之烦,因腹中结实,痛闭而烦;黄连之烦,因心下痞痛,悸而烦;栀子之烦,因胸中窒塞,舌上有苔而烦,皆有结实之证。而知母之烦,肠胃之中无有形邪气,临床无胸腹痛窒症状,故有“虚烦”之说。黄煌认为使用知母汤应注意以下的客观指征:身体羸瘦。认为桂枝芍药知母汤证比较强调这个指征。酸枣仁汤证的虚劳,本有“面色薄”“酸削不能行”等证,故也属羸瘦之列。脉浮大。白虎汤及白虎加人参汤证均有脉浮,或浮大,或洪大,若脉沉弱者,不宜使用石膏、知母。舌红苔薄。瘦人舌本红,如有汗出而心烦,则舌更红苔薄,表示肠胃中无有形邪气。
典型医案
程某,女,16岁,1995年9月14日初诊。年前因消瘦烦渴多饮,甲状腺肿大,某医院诊断为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服他巴唑治疗,效果不明显,病情日益加重,上课无法集中注意力,不能坚持上学,转诊于黄煌。患者形体消瘦,两眼球突出,颈部弥漫性肿大,舌面干燥无津,舌苔少,脉浮大而数,重按无力,询知患者恶热喜冷,口渴,每天必饮大量冷开水或吃冰激凌,常感心悸动,汗多。8月2日化验,T3 2.8ng/ml,T4 199ng/ml,心电图示频发房早。处方:生石膏50g,知母12g,龙骨15g,牡蛎30g,山药15g,天花粉15g,天冬30g,麦冬10g,北沙参15g,生甘草3g,服7服。9月21日复诊,药后烦渴多汗等症状好转,舌脉同前,原方知母加至20g。之后效不更方,唯知母的用量均在20g以上,牡蛎用量在40g以上,服药期间,停服西药,并坚持上学,共服药百余服后,症状基本消失,甲状腺恢复至正常大小,突眼也明显减轻,早搏消失,面色红润,学习成绩明显提高,体重增加。
1996年2月8日复查,已属正常范围。
按 黄煌认为,此证以烦热为主症,故当重用知母,以清其气分之热。其甲状腺肿大,不必用海藻、昆布软坚,清降其气火即可。患者虽无烦躁的主诉,但其学习注意力分散,即可视为烦躁。牡蛎主治胸中动悸,其频发房早、心动悸不安是牡蛎证,故当重用牡蛎。本例共服用石膏5000g,知母达2400g,牡蛎达5000g,虽大剂寒凉重镇,患者毫无所苦,尚觉微有甘味,可见方药对证,用可放胆。
重识卫气(上)
摘自2025-3-7中国中医药报
贺 娟 北京中医药大学
卫气是《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核心气学概念,虽然《内经》部分篇章乃至后世多将卫气与营气相并,称之为营卫之气,似乎二者是相互依赖、共生共存的概念。但实则卫气概念涵盖甚广,其地位与作用远非营气可匹配。这不仅体现在《内经》认为卫气在生命活动、疾病发生与针刺治疗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内经》所阐述的重要病证,如不寐、肠蕈、胀、隔、疟、喘等,其病机阐释皆是基于卫气紊乱而展开。但与营气内涵与理论相对简单、清晰不同,《内经》卫气的循行线路存在多重,其概念内涵与气、阳气、真气等皆存在一定的混杂与交叉,导致后世无法形成对卫气理论的系统认识。因此,本文基于《内经》与先秦文献,对卫气的概念的形成以及其相关理论进行探讨。
卫气概念内涵溯源
古代哲学气本根论在医学实践中的转化
气是先秦哲学对宇宙本源与生命本质认识形成的基本概念。《道德经》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战国时期哲学家宋钘、尹文以气解道,《管子•内业》言:“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通乃生。”提出气生万物论,将气视为万物的本根。庄子则将其用于解读人体生命的本源与本质,《庄子•知北游》亦有“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之论。这一思想渗透至《内经》医学体系。
从哲学层面,《内经》视人之生命为气的凝聚,如《素问•宝命全形论》则言“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同时,“气”抽象的哲学内涵在医学实践中不断被具化、被分化,形成生命体中众多属性不同、内涵各异、作用有别的气学概念。其中,卫气是《内经》阳气之外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而这一概念的形成,是基于疾病发生理论,尤其是灸焫治病法的医学实践体悟。
经脉上行循行模式与灸焫疗法密切相关
拘于古时恶劣的气候环境,古人首先面临的是寒邪对生命的威胁以及对人体健康的伤害。秦汉医学简帛,如马王堆《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足臂》《阴阳》),以寒邪所致疼痛作为经脉主病进行表述,而且数条经脉病证中皆谈及寒邪为病。《内经》更是以寒作为最主要的致病邪气来定位。在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中,“寒”在《内经》共被述及855次,比含义广泛的“风”之524次都高出甚多。同时,病证类专篇如《素问•举痛论》《素问•痹论》《素问•热论》《素问•咳论》《灵枢•百病始生》等,皆是将寒邪作为基本致病因素。与此相对,活的人体皆具温热之性,故作为人体基本构成的气,极易从温热属性对其进行定位。马王堆医学简帛《脉法》对气的性质描述,已经呈现出温热之性,言:“气也者,利下而害上,从暖而去清焉。”张家山汉简《脉书》:“夫骨者柱也,筋者束也,血者濡也,脉者渎也,肉者附也,气者呴也。”呴,《集韵》解“气以温之也”。而《内经》亦是如此,《灵枢•决气》谈精、气、津、液、血、脉六气的概念内涵,言“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熏肤”即是温煦之意。对此处“气”之所指,后世医家有“宗气”与“卫气”之争,但实则本文仅笼统称之为“气”,并无卫气、宗气之具体称谓,同《脉法》表达的是气的温热属性含义相近。
同时,热具升散之性,故人体之气易于上行,气逆乱形成的最常见的病理状态为上实下虚、上热下寒,足部寒冷最为常见,故古人多以气虚或逆乱而寒邪自足生视为寒邪侵入、疾病发生的核心路径。《灵枢•小针解》言:“清气在下者,言清湿地气之中人也,必从足始,故曰清气在下也。”《灵枢•百病始生》论积的发生时亦强调寒湿自足而侵入人体,并由此形成了本篇著名的疾病发生学理论:“夫百病之始生也,皆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喜怒不节则伤藏,风雨则伤上,清湿则伤下。”
在这种背景下,养生重视足部保暖成为必然,而灸焫亦自然成为养生、祛病的重要措施与方法。马王堆医学简帛《脉法》言:“气也者,利下而害上,从暖而去清焉。圣人寒头而暖足,治病者取有余而益不足也。气上而不下,则视有过之脉,会环而灸之。”张家山汉简《脉书》有近乎完全相同的记载。按照《素问•异法方宜论》,不同的地域形成了不同的体质特征、疾病种类、治疗措施,灸焫则源自天气尤其寒冷的北方之域,其言“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以灸焫御寒系具鲜明地域特质的基本防病之法。
在“暖足”为基本的防病、祛病措施下,古人很容易发现,仅仅灸焫手足,不仅可以全身温暖,防病能力增加,而且可获得对人体各部,包括头面、躯干、脏腑之病的治疗。马王堆医学简帛《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即是阐述了十一脉自手足而向上的循行路径,其所描述的灸治病证,包括循行所有部位的疼痛、头面官窍、相关脏腑的病证。在《内经》中有大量针灸经脉穴的记载,有医家认为,经脉穴是手足腕踝关节的原穴。灸治手足而获得头面、脏腑疾病的治疗疗效,与最易出现的上热下寒之病理现象结合,易于得出结论,气具有自下而上的运行性。故基于《足臂》《阴阳》重视灸治的文献,可以推论:经脉之气的上行性循行模式,应与灸焫疗法的实践经验密切相关。
卫气概念的产生
在《内经》之前的秦汉医学简帛,虽然有大量的气之术语的使用,如“却谷食气”“除中益气”等,但尚未见到“卫气”这一术语的记载。而在《内经》中,卫气出现并成为核心术语,应是随着对寒邪致病、灸焫治病等医学实践的积累而对“气”概念进一步具化的产物。如同笔者曾撰文认为,《内经》早期的医学理论,主体是源自不同医学实践方法的发育。营气的概念,是随着针刺疗法、经络理论的建构而促生的概念,同样,卫气则与灸焫疗法密切相关,故在《内经》诸多经文,营与血、卫与气,处于时分时合的状态。《灵枢•寿夭刚柔》之“刺营者出血,刺卫者出气,刺寒痹者内热”即是如此,表明营源自血,具有与血的一体性;卫则源自气,具有与气的一体性。
考“卫”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字形为“ ”,是士兵围绕营房巡卫之意,故《说文解字》将其解读为“衞,宿衞也”。在“气”的概念基础上形成“卫气”之组合词,表达了秦汉之际医家对哲学之“气”进一步的深化与具化,即在对气所具有的温热之性基础上,亦增加防御功能、循行特征。《内经》关于卫气的表述,主体是基于以上几种属性展开,如《灵枢•本藏》描述为:“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表达了卫气的温养、抵御之性。而《灵枢》之《营卫生会》《卫气》《卫气行》等篇,则表达了卫气循行周流的特征,如《灵枢•卫气行》言“故卫气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昼日行于阳二十五周,夜行于阴二十五周,周于五藏”。这种循行周流,是卫气能够发挥其正常功能的前提,故《灵枢•上膈》言:“卫气不营,邪气居之。”营,即周流循环。
卫气发出与循行的三种模式
按照《内经》理论,卫气的发出与循行有三种模式,表达着临床实践发现与哲学思辨的融合。
始于手足末端,上行至头面
自下而上的模式,是《内经》所论卫气发出与循行的主要模式。首先这一模式源自灸焫治病。经脉是气运行的主要载体,马王堆医学简帛《足臂》《阴阳》即是阐述了手足十一脉自手足末端而向上的循行路径,尤其是《足臂》,在表述了各条经脉循行路径、所主病证之后,皆有“久(灸)……脉”之语。火灸产生温热,不仅可以治疗施治部位的病证,同时可以治疗头面部、脏腑、躯干部位的病证,表明温热之气的上行性。《灵枢》之《九针十二原》《根结》《卫气行》等诸篇提出的五腧穴、十二原穴、根结穴、标本穴等理论,皆是以四肢末端为起点,向头身循行的上行性模式,这一模式,在针灸临床具有主导性价值。
其次,这一模式亦正契合了医学早期扁鹊医学之“诊脉察病”的诊治特点。诊脉的部位以动脉点为主,而腕踝关节附近,则是动脉点比较集中呈现的位置,包括手太阴肺经的寸口脉、手少阴心经的神门脉、足阳明胃经的跗阳脉、足少阴肾经的太溪脉等等,《灵枢•动输》有“经脉十二,而手太阴、足少阴、阳明,独动不休”之文。十二经理论产生于实体的血管,这在医学界已是共识。
第三,这一模式,亦契合了生命哲学的特征,即万物生长,皆具自下而上的态势。《周易》大成卦六爻自下而上的排序,即体现着万物生长的态势,属于生命哲学的特征。
始于头部,下行至四末
卫气除沿十二经自下而上循行之外,按照《内经》理论,亦有自头面向下循行的路线。《灵枢•卫气行》记载:“故卫气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昼日行于阳二十五周,夜行于阴二十五周,周于五藏。”其“昼行于阳二十五度”的循行具体路径为:“是故平旦阴尽,阳气出于目,目张则气上行于头,循项下足太阳,循背下至小指之端。”文中表达了六阳经皆是从头面官窍下行至四末的模式。《灵枢•根结》有一段难解的经文,是六阳经皆有头颈与足胫两种入注模式,如言“足太阳根于至阴,溜于京骨,注于昆仑,入于天柱、飞扬也……手阳明根于商阳,溜于合谷,注于阳溪,入于扶突、偏历也”。所入之位,应是六经从表浅入于体之深部大经的位置,这些入注的部位,即除与《本输》篇基本吻合的足胫部的五腧穴之外,尚有于颈部的天柱、天容、人迎、天窗、天牖、扶突。那为何会有颈部穴位的出现?后世注家基本皆仅就穴位的位置进行注解,而缺乏出现理论背景的解释。实则这一入注穴位,是与卫气“昼行于阳二十五度”相呼应,是对源自头部的六阳经的经气由头面之表浅,入于躯干之深层位点的表述。
卫气之始出之位,之所以有头面分支,是古代天人医学的体现。人体之气,除自下而上的生命本体之气,亦需不断接受天阳之气的灌养。而这一思想,在马王堆《十问》的房中术中即有体现,其“群精皆上,翕亓(其)大明”之论,“大明”即太阳。日月合明,大明为日,小明为月,“群精皆上”为精髓自下而上补益脑髓,而“吸其大明”是吸收天地间的清阳之气,与肾精相抟,同补脑中。
始于中焦,沿十二经循行流注
这一起点与循行,记载于《灵枢•营卫生会》,原文为:“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周不休,五十度而复大会,阴阳相贯,如环无端。”本段内容,广为后世医家接受,认为卫气与营气皆源自水谷之气,二者有脉内脉外、性质清浊之分,并形成一个定论,卫气是与营气相对而存的概念。而实则本文所论,仅是卫气发生的部分内容,与生命活动的维系认知密切相关,即除自身的生命之气、天阳之气的灌养,人体生命,需要不断接受地之五谷之气的补益,体现生命的“天地合气”。需要指出的是,在本段经文之下,尚有“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之论,卫气“昼行于阳二十五度”的具体路线记载于《灵枢•卫气行》,与前文之“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周不休,五十而复大会”的“营卫相将”而行的模式不同,是卫气不同循行路径的表述,不应混为一谈。
以上三种模式,形成的是卫气源自四肢末端、灌养于天阳之气、补益于地之水谷之气的状态。体现着生命之气的发出与补益、灌养之态。
《灵枢•营卫生会》有一段经文后世争议颇大,即“营出中焦,卫出下焦”。对“卫出下焦”之说,后世呈现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系卫气出于上焦之误,如杨上善《太素》言:“卫出上焦者,出胃上口也。”一种认为是卫气本出于下焦,如张介宾《类经》言:“卫气属阳,乃出于下焦,下者必升,故其气自下而上,亦犹地气上为云也。”如果结合《内经》整体的卫气理论,当为对营卫二气发出、循行基本模式的概括,卫气应源出于下焦,故“卫出下焦”是无误的。
(本文摘编自《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25年第2期《<黄帝内经>卫气理论还原与解析》一文)

清阳出上窍  浊阴归下窍

 (2017-12-10 18:28:53)[编辑][删除

  阴阳理论是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之一,也是中国传统哲学对世界万物由来、变化的论述方式。阴阳哲学不仅是中医学理论的建构基础,更是中医临床实践中辨证论治的理论依据。在《素问》中,论述阴阳理论的地方很多,但是以《阴阳应象大论篇》最为详细、经典,该篇文字是阴阳理论接入医学理论的标志性论述。笔者就《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中的经典理论,结合自身的临床实践,论述如何使用阴阳理论辨识女性头面部病症。

  辨证论治是中医药临床诊病的特色与核心方法,这要求中医师由患者的实际症状与体征入手,运用自身掌握的中医理论进行综合分析判断,给予准确的辨证认识。在这个过程中,患者的实际症状和体征是事实依据,也是客观现象,分析这些客观现象背后的必然逻辑则需要用到传统的中医药理论。许多妇科疾病都会表现出头面部的症状: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常可见到面部痤疮或痘疹;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经常出现头部眩晕,烘热或阵汗;经行头痛患者每逢经行即见到头部的疼痛。这些疾病都涉及中医学对头面部生理的认识。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中说:“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归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短短数语,便运用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论述了中医学的许多基础理论。

  中国传统哲学以阴阳理论解释了天与地的形成,混沌未分之时,此中含有的轻清物质具备上升之性,可上升以形成天,重浊物质具有沉降之性,可沉降以形成地。那么,轻清之物是不是可以无限的上升?重浊之物是不是可以无限的沉降?如果这样的话,天地将越来越远,以致互不相关。所以,重浊之物虽有沉降之性,但此中也有上升之力(阴中有阳),地气以沉降为主,但也有上升之性,地气上升即形成“云”;轻清之物有上升之性,但上升之中也有沉降之力(阳中有阴),天气以上升为主,但也有沉降之性,天气沉降就形成“雨”。云雨是指阴阳相互关系、相互交合的一种状态。这既是中国哲学对天地云雨的一种揭示,也是借助天地云雨解释哲学理论的一种方法。

  后来,阴阳哲学的思辨方法便引入中医药学的理论中。“清阳出上窍、浊阴归下窍”一句与本文所论述的内容最为紧要,它的意思是:人体也像天地一样,头面部可比喻为天,是清阳之气上升之处,所以清阳出上窍;前后二阴为化物所归之地,是浊阴之物沉降之处。这个理论阐明了头面七窍以轻灵通畅为用,像涕、秽、痰等浊阴之物不应存在,同时自身不应感觉头部过重。冬日里,头面较周身他处容易抗寒,是因为头面部汇聚有轻灵阳气。所以,当女性在病理状态下出现头面部痘疹、痰涕、头晕、昏蒙、困倦、厚腻苔等症状时,可以用这一理论进行病理上的解释。这一理论为治疗提供了辨识病机、选择恰当药物的理论依据。

  以上是理论的阐述,临床中具体疾病的辨证论治则需要医师依靠自己对理论的认识、对疾病客观情况的把握分析出主要病机。例如:肝气郁滞可以导致气机不调畅,阴阳升降失调;龙雷之火不居下焦之宅,浮越于上,以致虚火上泛,真阴不藏,也可以导致阴阳升降失调;脾气不升,胃气不降也可以导致阴阳升降失调;痰湿凝滞,气不得降,积郁于上,以致浊阴不得沉降也可以导致阴阳升降失调。笔者仅以女性面部痤疮、痘疹为例简要介绍以上理论的实际运用。

  女性面部痤疮、痘疹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多发于青年女性,同时,也是许多疾病的外在症状,如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即常伴随有面部痤疮、痘疹。患者的临床症状以面颊部散布或密布痘疹为主,或痒或痛,多见痘体相连成片,顶有脓头,挤压可溃破,易留疤痕,也常见痘疹反复。

  笔者曾在临床中接诊一患者,近而立之年,形体肥胖,诊断有“多囊卵巢综合征”,因不孕而来诊,就诊时可见面部痘疹、痤疮明显,在调理不孕同时也愿意调理面部痘疹。诊之,该患者月经明显延后,因不孕而多忧虑,也易发怒急躁,易见胃脘痞闷,口苦,头目眩晕,往来寒热,舌淡红稍暗,有齿痕,苔薄白,脉细弦,两尺较弱。此为肝气不得舒畅,气机不得调达,成年累月,气化不能下达,有形之物化为异常之阴,阳又不得舒展气化,遂阳不得升,阴不得降,久而有面痘矣,遂投以柴胡、牛膝、白术、茯苓、当归、白芍、薄荷、补骨脂、紫石英、黄柏、肉桂等药物。柴胡有升阳之性,可引清阳之气上升,牛膝可引血下行,两者相配,一升一降,使清阳升、浊阴降,此为笔者常用的药对;白术、茯苓、当归、白芍同用具柔肝健脾之功,柔肝则气机条畅,健脾则能助脾气升清,此为笔者常用的一组药物;黄柏药量为肉桂药量的两倍,两药相配,入下焦,呈坎卦外阳而内阴的结构,引浮越之火归于下焦,助下焦气化,以固真阴,化异常之浊阴。(郑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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