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人——中医针灸的传承印记

庆祝“中医针灸”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7周年

2010年11月16日，“中医针灸”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铜人，作为中医针灸的重要标识，是中医针灸几千年沉淀的传统、文化、认知、技艺的结晶，其流传演变史充分体现了中医针灸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创性、传承性、活态流变性。正如在“中医针灸”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时，我们在申报文本中所论述的：“作为该遗产世代传承的见证，创制于宋代（公元1026年）铜质针灸穴位人体模型等，是传承习得中医针灸的重要参考，至今仍然为该遗产的存续与再创造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中医针灸”申遗成功7周年和“世界针灸周”（11月16-22日）之际，中国针灸学会、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作为中医针灸非遗申报、传承、保护的主要单位，特撰写此文以纪念。

铜人是中医针灸的印记与标识。针灸铜人是中国古代医学家发明的供针灸教学用的青铜浇铸而成的人体经络腧穴模型，古人在人体铜像身上刻上经脉、穴位，用于针灸教学、医疗和考核，不仅是早期中医针灸标准化的先驱，也是中华医药传承和发展的活态载体，对中医学的传承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早期的针灸模型

制作模型，用于学习和教育的传统早已有之，由于时间久远和材质等原因，流传下来的已属罕见，如考古发现的东汉针灸陶人等，被一些专家学者就认为是古代的针灸模型。

1993年，在四川绵阳双包山二号西汉墓出土了一件木人模型，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汉人体经脉漆雕。该木人左手及右脚残缺，高28.1厘米，木胎，体表髹黑漆，裸体直立，手臂伸直，掌心向前，体表绘有纵形红色19条线。多数专家认为这些线条与经脉内容相关，说明早在汉代即已出现了与经脉相关的人体模型，它要比针灸铜人早千余年，可以称之为针灸铜人的早期印记。

1982年，在河南南阳医圣祠里，出土了一具东汉晚期制作的女形陶人，被称之为“东汉针灸陶人”。该陶人为国家一级文物，身高24厘米，胸宽7厘米，四肢已残缺，造型质朴，浑身遍布排列成行的数十个小孔。有专家学者研究认为，这些小孔是针灸穴位，排列方式似按经络走行，但目前“东汉针灸陶人”的进一步研究很少，有待深入。

今天，针灸铜人不仅是人们获得身份认同和文化自信的途径，接受知识的主要方法，也是传承中医药文化的载体，凝聚情感的纽带。

宋天圣针灸铜人

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官方历史上最早的，用来描示人体解剖部位及经脉腧穴位置的针灸铜人是“宋天圣针灸铜人”，它由医官院铸造于宋仁宗天圣五年十月（公元1027年），负责主持铸造的人是当时任职于医官院的医官王惟一。

王惟一熟悉方药和针灸，经过长达3年深入研究《内经》《难经》等医书中的针灸理论，并广泛收集各家对针灸医学的见解和临床经验，于宋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载有穴位为354个，明堂腧穴被重新考订，使腧穴的位置和所属经脉得以统一，并增补了腧穴的主治病症。

随后，宋政府将此书颁行全国作为教材。为了便于长期的保存和流传，同时又令将其刻于石碑之上，以备观览，该石碑即为“宋天圣针经碑”。自1965年以来，北京从拆除的古城墙中陆续发现了数块“宋天圣针经碑”残碑，从而使我们今日有幸目睹镌刻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内容的“宋天圣针经碑”的原貌。

为了使针灸学习者和临床医生准确掌握《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规定的腧穴定位，宋政府又命王惟一主持铸造针灸铜人模型，以作为对腧穴定位内容的直观对照，形象地表达腧穴经络的相关知识，便于理解与记忆。这是中国官方历史上第一次铸造针灸铜人，即“宋天圣针灸铜人”。同时铸造了两具针灸铜人，一具铜人置于医官院，供医学生们研究学习参考；另一具置于大相国寺仁济殿供一般民众参观。

有关“宋天圣针灸铜人”的外形特征是什么样的，记载它的史料不多，黄龙祥研究员通过“宋天圣针经碑”残石、明正统石刻《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经脉图等相关资料，研究认为“宋天圣针灸铜人”有以下几个特征：（1）“宋天圣针灸铜人”是以青年男子为模特铸造，下身穿短裤及腰带，刻有头发及头冠；（2）铜人姿势为站立，两手平伸，掌心向前；（3）铜人体内有五脏六腑和骨骼；（4）铜人身上共刻有354个穴位。另外，当代学者吴元真等从古建筑学角度，考证宋大相国寺“宋天圣针经碑”和“宋天圣针灸铜人”的放置布局，估算“宋天圣针灸铜人”的身高约为175厘米。

据南宋·周密《齐东野语》论述：天圣针灸铜人有个最重要的的功能，为北宋测试医工针刺腧穴的准确性，因针灸铜人之上的腧穴是有孔的，当时还曾将铜人隔衣针刺，事先在其中注入水（有版本作“汞”），然后用黄蜡封住腧穴，再让医工找到某一腧穴并针刺进去，如果找得准确的话，针刺入后便能自然地流出水（或汞），反之，针则不能刺入腧穴之内。

可以看出，“宋天圣针灸铜人”集针灸教学、考试与针灸临床用途于一身，而且宋以后历代王朝将其视为国宝级文物，从流传史中也可窥视其历史地位。靖康之变后，针灸铜人一具不知所终，另一具也成为宋金议和条件之一被金人掳走。蒙古灭金后将针灸铜人运回大都（北京），放在太医院三皇庙中的神机堂内供人们观赏。公元1260年，因“宋天圣针灸铜人”历经200多年，“岁久阙坏”急需修缮，元世祖忽必烈广召天下能工巧匠，最终诏命尼泊尔工匠阿尼哥修复“宋天圣针灸铜人”。阿尼哥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修复如新，因此受到忽必烈的嘉奖并赐官。

明代针灸铜人

至明初，“宋天圣针灸铜人”历经战火的洗礼，颠沛流离，四百多年之后已经“漫灭而不完、昏暗而难辨”，难以起到学术传承之效，铜人也不能用来测试、考验医生。明代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明英宗下令重新刻石、铸造针灸铜人，严格依照“宋天圣针灸铜人”复制一具新铜人，复制后的铜人被称为“明正统针灸铜人”。然而，就在“明正统针灸铜人”铸成后，“宋天圣针灸铜人”却没有了踪迹，此后均不见史籍有它的记载，时至今日，它仍旧是个谜。“明正统铜人”可以说是原天圣针灸铜人的原型传承，因此也是考察宋天圣铜人以及后世针灸铜人源流的重要依据。可惜此铜人同样命途多舛，近现代时期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明正统针灸铜人”被掳；所幸的是，其踪迹可寻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艾尓米塔什博物馆。根据黄龙祥研究员考证，现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的针灸铜人，即为“明正统针灸铜人”，该铜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对此铜人进行了复制。

明世宗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1566年），由太医院还铸造另一具针灸铜人，我们常称之为“明嘉靖针灸铜人”，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它晚于“明正统针灸铜人”一百年左右。该铜人外形似一名男童，高89厘米，左手拇指与中指弯曲连成一环，表现古人穴位测量单位——将中指中节内侧横纹头间的距离规定为1寸，又称为“中指同身寸”，还出现了枕外粗隆、脊椎棘突等解剖标志及经络连线，表面有经络腧穴，腧穴无孔，穴名358个，由于它一直珍藏于宫中，故免于光绪庚子年的那场劫难。民国时期，明嘉靖铜人随宫中之物移于故宫。

清代针灸铜人

清代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左右，铸造了一批为数较多的小型针灸铜人，这便是“乾隆针灸铜人”。原为奖励所用，现仅流传一樽，其特点是以老年女性为模型，十分罕见，现为上海中医药博物馆镇馆之宝。该铜人被放置于一个书形锦盒内，锦盒贴黄绸封面，在锦盒左右两侧门叶上书有文字，详细记载了铜人的来历。2016年11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在上海出席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参观上海中医药博物馆时，对“乾隆御制针灸铜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关注。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为弥补八国联军掳走“明正统铜人”损失，清太医院仿明正统铜人重铸一具新铜人，我们称之为“光绪针灸铜人”。该铜人外形为一名身材高大健壮的青年男子，上身袒裸，腰下佩带装饰，两臂自然下垂，赤足，立于长方形底座上，头顶上束有一小圆发髻，圆脸，大耳下垂，眉毛修长，略带羞涩的神态，给人以淳朴忠厚之感。“光绪针灸铜人”全身共标有357个白色穴名，无经络线，铸成后置于太医院“铜神殿”，1925年移交故宫，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卫生组织赠送的铜人即为“光绪针灸铜人”的仿制品。

现代针灸模型

近现代，随着铸造工艺的不断提高，针灸经穴模型在继承古代针灸铜人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改进与提高，出现了形态各异、功能多样的针灸模型。材质上除铜质外，还有铁质、木质、锡质以及近代的石膏、玻璃、塑料等多种材质；在功能方面，将声、电技术以及现代解剖学知识引入模型制作，以不同的形式表现腧穴定位以及经脉循行。尤其是近年来为了学习、使用和携带的方便，针灸穴位模型大多采用塑料材质制造，作为一种身份认同，针灸模型成为针灸从业者的桌摆、中医诊所招徕顾客的摆饰，甚至被尊为“健康佛”而相互赠送。

当下，针灸铜人或针灸模型早已从“深宫大院”走入“寻常百姓家”，甚至漂洋过海，远渡异国他邦。可以这样认为，针灸铜人不仅仅具有医学的实用价值，在某种程度上，针灸铜人已经如同阴阳鱼、仲景雕像一样已经成为中医针灸的文化象征和活态载体，对增强世界范围内中医针灸的凝聚性和认同感，对于中医针灸的发展和传播意义重大而深远。（杨金生 王莹莹）

针灸铜人走向世界

    (2017-02-15 05:35:43)[编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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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铜人是展示中医学魅力，让中医药走向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习近平主席此次瑞士行，选择将针灸铜人作为礼物赠送给世卫组织，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中医药事业高度关切，也寄托了对中医药学通过“一带一路”走向世界的美好希冀。

针灸铜人的赠送不仅体现了习近平主席对中医药事业的支持，而且表现了他对中医药的热爱和理解，也向世界传达了友好的信号。世界发展与和平的重要基石就是个体健康，习近平主席把包含了中医历史、内涵、中华医药健康能量信息的针灸铜人送给世卫组织，必将引起全世界对于中医针灸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将引发新一轮的中医热、科研热和教育热，并且鼓舞新一代中医人努力传承，培养当代中医药科技人才和中医药事业的接班人。

“针灸铜人传世极少，但却有着极大的文化象征意义，它是中国传统医学重要的标志和符号。如果说什么能让全世界联想到中医，除了‘阴阳鱼’那就是‘针灸铜人’了。”侯中伟说，铜人早在秦朝时期就已出现，而真正发挥医学教学作用的是北宋时期王惟一所制作的针灸铜人像，现代所用的经络模型就脱胎于此。

其实，针灸铜人是中国古代医学家发明的由青铜浇筑、供针灸教学使用的人体经络腧穴模型，是传统医学史上的稀世奇珍，对中国医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北宋时期，由王惟一设计铸造的两具“天圣针灸铜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针灸铜人。针灸铜人的出现对中国针灸医学的继承、传播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针灸铜人的发展演变也说明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发展是原创的、传承的，而且也是逐渐进步的。”侯中伟介绍，汉代古墓出土的十脉木人已是为针灸铜人之先身，但没有铜人准确、清晰、完整。

在古代，针灸铜人承载着教学考核作用，是古代中医学子的一张“试卷”。古人在穴位上留出小孔，考试时用黄蜡将铜人封住，向铜人内部注入液体，考核学生，让学生针刺穴位，如果取穴准确，则液体流出。历史上还衍生出了很多不同类型的针灸铜人，比如明代半跪式铜人，将全身所有穴位都表现出来。这些都是我国中医界的传世国宝。

即使进入现代社会，针灸铜人在中医针灸的教学和科研上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甄雪燕认为，在教学上，针灸铜人是现代各种针灸人体模型的“前身”，对现代针灸教学有重要的启发和实际意义。同时，作为中国医学史上的重要创造，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也是激发学生热爱中医，热爱针灸，培养学生医学人文精神的重要史料。在科研上，一方面，在针灸铜人的启发下，如何更好地结合现代高科技，创造出更加智能化的针灸教学模型，是未来针灸科研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医学史上重要的创举，研究并梳理针灸铜人的发展历史，考证针灸铜人相关的针灸学知识，也是医史文献工作者的重要科研任务。

“‘天圣针灸铜人’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甄“天圣针灸铜人”是最早用于针灸教学的教具，它开创了世界上用铜人作为人体模型进行针灸教学的先河。铜人身上的经络和腧穴，对针灸教学更加形象化与直观化，同时也开创了针灸学腧穴考试进行实际操作的先河。

当年，王惟一完成天圣铜人的制作后，还配套出版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这本书不仅是学习铜人身上针灸知识的钥匙，也是对宋代以前针灸学成就一次系统总结。不仅如此，王惟一恐《图经》不易保存，日久湮没或传之出现讹谬之处，他创造性地将《图经》的内容刻于石上，并放置在当时北宋大相国寺的仁济殿，以昭示大众，使学者观摩，便于针灸学的普及和推广。“天圣针灸铜人”的铸造，在北宋时期是一种创举，不仅体现了当时较高的铸造工艺，其“针入水出”的巧妙设计也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和才能。

铜人固然是中医针灸传统文化的标志，但其意义不仅局限于是一个标志，更是一部历史。它是中华传统中医针灸文化的典型代表，甚至是人类与健康和医药文明的和平使者，它在时间各国都代表着健康，象征着人生命的和谐。

从古代“针灸铜人”到现代国家外交

   (2017-01-23 08:30:01)[编辑][删除]

 

甄雪燕 梁永宣 北京中医药大学

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报道，当地时间2017年1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内瓦访问了世界卫生组织并会见陈冯富珍总干事。他们共同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等协议的签署，而且还出席了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赠送针灸铜人雕塑仪式，为针灸铜人揭幕。习近平在致辞中指出，我们要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传统医学，用开放包容的心态促进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更好融合。可以看到，源于北宋天圣1027年的中国医学史上第一具立体教学模型，在现代国际交流中又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实际上，2016年11月23日，在上海出席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等一行人参观上海中医药博物馆时，就对一具“乾隆御制针灸铜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关注。当听到中国还有更早的针灸铜人，而且还可以通过“针进汞出”的办法考核针灸成绩时，就非常高兴地赞赏说：“太有趣了！”

针灸铜人是中国古代学习针灸所使用的一种教学工具，是由铜打造的人体模型教具，也是中国古代珍贵的艺术品。中国古代曾经出现过大小、形态不同的针灸铜人，那么，哪具铜人是最早出现的针灸铜人呢？又是谁设计并创造了铜人呢？这就是宋“天圣针灸铜人”。

针灸是中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宋以前，临床针灸医生要进行取穴治疗必须遵循一定的标准，包括经络的循行路线、腧穴的位置等，唐代以前主要参考标准是《黄帝明堂经》，然而《黄帝明堂经》因唐朝末年的战乱而轶失。到了宋代，为了给针灸经穴重新制定国家标准，宋天圣四年（公元1023年），宋仁宗诏令国家医学最高机构“翰林医官院”编撰针灸专著并绘制针灸图谱，医官院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数一数二的针灸大家王惟一。

王惟一接到任务以后经过3年的努力，完成了新的针灸经穴国家标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写作。作为官书问世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对宋代以前的针灸学成就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总结。宋仁宗认为“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如案形”，也就是说，看书只能心领神会，不如实物直观。于是再次诏命王惟一根据《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铸造针灸铜人。公元1027年，在王惟一的主持下，终于铸成了两具一模一样的针灸铜人，因时年正是宋代“天圣”年间，因此，这两具铜人被称作“天圣针灸铜人”。

铜人由青铜铸造，铜质甚厚，中空，由“背”“面”两个青铜铸件连缀而成，利用特制的插头来拆卸组合，体现了当时较高的铸造工艺。“天圣针灸铜人”的身高和青年男子相仿，正立，两手平伸，掌心向前。铜人体表标有354个穴位，所有穴位都凿穿成小孔。体腔内有木雕的五脏六腑和骨骼。每当医官院进行针灸学会试时，考官会将水银注入铜人体内，再将铜人体表涂上黄蜡，完全遮盖经脉穴位。应试者只能凭经验下针，一旦准确扎中穴位，水银就会从穴位中流出。医学史书把这一奇特的现象称之为“针入汞出”。它开创了世界上用铜人作为人体模型进行针灸教学的先河。

天圣铜人不仅用于教学，还用于针灸学的推广。其中一具天圣针灸铜人在宋仁宗皇帝的授意下被放置在当时非常繁华的大相国寺“仁济殿”内。与此同时，王惟一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内容刻在十几块石壁上与天圣铜人一起放置于“仁济殿”，以便昭示大众，使学者观摩，体现了医学普及的思想。遗憾的是，这两具铜人后来均下落不明了。

原来两具针灸铜人中，收藏于皇宫内的后来被元代统治者接手，之后流传至明代，因长期使用文字不清，由不明白文物保存价值的明英宗下令溶化后重新制作，成为下文介绍的明“正统针灸铜人”，而另外一具则下落不明。而明“正统针灸铜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铜人。

原来这里还有一个心酸的故事。1958年，中国医师孙震寰访问前苏联时，曾在圣·彼得堡博物馆里见到一具中国古代的针灸铜人，可惜当时并没有特别具体的介绍资料。后来，这则消息引起了中国针灸学者的注意，因为这具铜人不仅姿势、服饰与宋“天圣针灸铜人”的基本特征完全吻合，而且体表的经穴数量与定位，均与宋《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记载相符合。更为重要的是，在现存众多针灸铜人中，只有这具针灸铜人拥有“针入汞出”的功能，而且方法简单、稳定实用。那么，圣·彼得堡博物馆里这具针灸铜人会不会就是宋代的“天圣针灸铜人”呢？

2003年初，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研究员黄龙祥等人前往俄罗斯圣·彼得堡考察。他们发现：圣·彼得堡这具针灸铜人头上的“通天穴”，其中的“通”字没有缺笔，是完整的！为什么专家们会盯着这个“通”字来观察呢？原来，史书上记载：“天圣针灸铜人”在铸造时，正值章献刘太后临朝，刘太后父亲的名字中有个“通”字，为避父讳，铸造者特意将针灸铜人身上的“通”字改为缺笔的“通”字，少了中间的一竖。正是这多出的“一竖”引起了专家们的怀疑，他们认为，这并不是宋“天圣针灸铜人”。

既然不是宋“天圣针灸铜人”，它为什么与“天圣针灸铜人”如此相像？原来，明正统八年，在历经400多年后，宋“天圣针灸铜人”已经昏暗不堪，穴位名称也已模糊不清。明英宗皇帝便诏命仿照“天圣针灸铜人”铸造一具针灸铜人，人们称之为明“正统针灸铜人”，与宋“天圣针灸铜人”几乎不差毫厘，是“天圣针灸铜人”的仿制品！明“正统针灸铜人”铸造完成后与宋“天圣针灸铜人”被放置在药王庙内。后来，明景帝时北京失守，战乱中，宋“天圣针灸铜人”不知所踪，而明“正统针灸铜人”则被毁伤了头部。此后，只剩下明“正统针灸铜人”。一直到清顺治年间，明“正统针灸铜人”头颈部的裂痕才被修复。巧的是，圣·彼得堡的针灸铜人头颈部就有一条通贯的裂痕，以及清晰的修补痕迹。

至此，黄龙祥研究证明，圣·彼得堡的针灸铜人就是明“正统针灸铜人”。“正统针灸铜人”的发现当时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目前，中国中医科学院已经对明“正统针灸铜人”成功进行了复制，复制品就摆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内的中国针灸博物馆中。

从世界卫生组织网站发表的新闻相片处中可以了解，习近平主席送给世界卫生组织的针灸铜人复制品，正是明“正统针灸铜人”的再复制品，也可以说是原“天圣针灸铜人”的孙辈。

1027年北宋针灸铜人的制造者，翰林医官王惟一，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960年后的今天，他的成果会被作为中国的文化象征，摆放在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并延续着那段悠久的历史，继续向人们诉说着针灸的传奇，或许哪天与此相关的研究也会再次跨入诺贝尔医学奖的大门。我们期待着。

人不懂【草根一生】

  (2014-10-07 20:05:40)[编辑][删除]

标签：  情感

 

                                                   

                                     不懂珍惜，守着金山也不会快乐。

                   不懂宽容，再多朋友也终将离去。                                  不懂感恩，再优秀也难以成功。                          不懂行动，再聪明也难以圆梦。                                    不懂合作，再拼搏也难以大成。                           不懂积累，再挣钱也难以大富。                                    不懂满足，再富裕也难以幸福。                                    不懂养生，再治疗也难以长寿。

                                  

医路似水（转）【草根一生】

   (2014-10-10 19:46:45)

         水是有生命、有灵性的，是有丰富情感的。水孕育万物，惠泽天下，志向大海，坚韧不拔。穷则静而不怨，达则奔腾不息。中医，既有水的静态，温顺柔和而厚德载物；又有水的动姿，变化无穷而绵延流长。曹洪欣的《中医心悟》一书，用流利的语言临摹中医水一样的脚步，以真实的心悟诠释中医水一样的深邃！国医大师李振华写信致贺，说书中表现出的实践精神，是作者“深得经典真谛和中医理论要领，辨证确切、用药灵活，继承名医，成为名医”的重要因素。

 　  《中医心悟》一书，主体是“中医”，主题是“心悟”，精华自然在“心悟”上。俗话说：“悟性在心。”曹洪欣的“悟”，就在有心、用心、炼心上。

　　  有心，是前提。只有具备爱中医、爱社会、爱人民的心，才能产生动力、激发勤奋、经受砥砺、催发成果。作者十分有心，这在书的第一部分“发展中医”的39篇文章中体现得最为直接：关心中医的命运和发展，是有心；谋划中医的传承和改革，是有心；传播中医药文化和知识，是有心。书中的内容，是作者200余场学术报告和专题讲座、300余篇（本）学术论文（著作）的浓缩和结晶，观点鲜明，思路清晰，不尚虚谈，掷地有声。成功者必“劳其筋骨”，作者怀着“感恩、回报社会和人民”的志向，不辞辛苦，脚步踏在国门内外，声音留于讲坛上下，可知其中事，事事皆有心。

　　  用心，是功夫。只有在事关人民群众健康、事关中医前途、事关国家大局的要事上去用心，才能扑下身子干事业，沉下心来做学问，脚踏实地搞科研，诲人不倦带学生。《中医心悟》可以说是作者长期从事中医临床、科研和管理工作的总结和凝练，体现了他对中医药事业的热爱。仔细琢磨后就会发现，作者交给读者的不仅是一部用心之作，而且是一部实实在在的功夫之作。关于这一点，在书的第二部分“研究中医”的32篇文章中体现得最为充分：研究中医的走向不遗余力，力促国家战略地位的确定；关注中医的继承千方百计，立足中医古籍的抢救和整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临危不惧，提出具有中医特色的对策；针对慢性病的防治有理有法，总结历代名家的绝招绝技。透过作者先后承担的16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指导的60多名博士和博士后人才与获得的多项国家科技奖项和国外奖项的事实，人们不得不点头称赞。这些荣誉来自作者扎实的功底、深厚的中医基础，是由心气支撑、用辛劳换来的。成功者必“苦其心志”，作者孜孜不倦，“不懈追求，虽苦也乐在其中”，可知其中事，事事要用心。

　　  炼心，是智慧。“善学者，得鱼忘筌；不善学者，刻舟求剑。”（清·袁枚《随园诗话》）面对学习、临床、研究、管理、议政、社会活动，有些人可能认为其相互纠结乃至矛盾，难免马虎从事。而曹洪欣则能把握众多头绪中的共性和有机联系，不但能做到从容应对，相互促进，还能从中知其所未知，“增益其所不能”。铁，百炼成钢；心，百炼出智。领导如何当，疾病如何治，学生如何带，既有规律可循，又变无定数，需要研究其中的方法、认识其中的奥妙、总结其中的经验。对疾病的认识论，在本书第三部分“临证精华”的31篇文章中体现得最为精彩：疾病动态变化与辨证论治关系的处理、冠心病与痰瘀互结关系的界定、病毒性心肌炎中医学特征的比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演变规律的探讨、中医防治肿瘤优势的阐发等内容，都是作者在潜心研究实践中的智慧结晶。谁曾知道，这些结果都是作者在每周接诊400多位求医者、数十年如一日与20多万患者的共处中炼出来的。成功者必“动心忍性”，作者殚精竭虑，不负众望，成为导师、国医大师张琪期盼的“后起之秀”，可知其中事，事事在炼心。

   中医如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医路似水，能成人也能败人。显然，曹洪欣是善于驭舟的成功者。这部70万字的《中医心悟》，是他30多年来学习、实践、研究与发展中医的心愿、心境、心迹、心得的写真，的确是用心悟出来的。朱良春教授说，这是一本“不可多得之佳作”，笔者读后方知朱良春所言非虚。

                                       

         中医院校教育模式完全来自西方，大学教育可以培养出科技人才，但用于培养中医不是最佳的。中医教育既需重视国学文化与技能的培训，亦需强调经验的重要性。因此，我主张恢复到传统的中医师带徒的教育模式，真正把中医传承下去。当前之所以庸医太多，与流水线式的西医培养方式当有必然联系。

 中医入门前奏：学习中医必须有良好的古文化基础，因为它与哲学、地理、天文等学科关系密切，这就要求我们加强文化修养，特别是学好古文，才能读懂古代典籍原文。做到“上及天文，下及地理，中知人事”，才能明了中医理论。

               

  一是中医是经验医学。中医不是经验医学，而是理论医学，因为中医临床需要有理论指导才能奏效。 

  二是中医越老越吃香。年纪大了反应就慢，用药就不果断，但是相对年轻时会比较沉稳，经验足些。老医生、年轻医生各有优点。

  三是中医专治慢性病、搞调理。中医是能够治急症的，有时效果还比西医好得多。

关门又开门  大师收高徒  【草根一生】

   (2014-10-20 05:33:02)[编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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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10月28日上午，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我市孟河医派第五代传人、市中医医院院长张琪教授，正式拜93岁高龄的国医大师颜德馨教授为师，成为颜老的关门弟子。
　　授徒拜师仪式上，颜老在张琪的搀扶下缓缓入座，在经过叩首、奉茶、授协议、赠信物、献花等一系列传统而富有特色的拜师礼后，张琪正式拜入颜老门下，今后将全面系统地继承颜老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和技术专长。
　　颜德馨是孟河医派马派第四代传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医“衡法”治则创始人。他自幼跟随父亲、江南名中医颜亦鲁学医，后进入上海中国医学院深造，汲取众家之长，2009年获全国首批“国医大师”称号。在70年的从医历程中，颜老创立了中医中药治疗心脑血管病的新思路，丰富了中医气血论和膏方论。他表示，孟河医派在中医药发展中有光辉的过去，但是后继乏才，所以他尽管93岁了，还是希望为孟河医派的传承作贡献。
　　张琪是孟河医派第五代传人，江苏省中医药领军人才，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孟河医学研究所所长，市中医医院院长，心病国家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擅长心脑血管病的中医药防治。曾师从国医大师周仲瑛、朱良春。昨天，她在拜师仪式上表示：“这次能拜到国医大师颜德磬老教授为我的恩师，是我一生的荣幸，我将会潜心学习，认真研究，不辱使命，把工作做好。”
　　颜老在93岁高龄怀着对中医的高度使命感和责任感，破例开门收徒，令人肃然起敬。近年来，高度重视对孟河医派的传承和弘扬，将其列为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修缮了丁甘仁、费伯雄故居，加大对孟河医派的保护力度；成立常州市孟河医学研究所，挖掘整理孟河医派名家学术思想，出版《当代孟河医派名家医论集萃》。如今，颜老和张琪结为师徒，正是孟河医派传承有序、薪火不息的最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