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现代中医药学的发展，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在中医药学领域被运用于古医经研习、古医籍整理、中医术语规范、中医思维与语言表达训练等方面，于是专门的医古文课程和医古文学科应运而生。中医界有成就的前辈学者多从旧时的传统的识字之学即“小学”和经学训练中来，因而格外重视医古文在中医教育中的作用。近年来，国家对中医药发展的巨大推动给医古文教育带来又一个春天。许多有识之士着眼于中医药长远发展的思想站位，一再强调医古文的重要作用。他们把医古文比喻为“打开中医药宝库的钥匙”，把医古文能力看作“对中医药学的一种传承能力”。国家政策和社会舆论都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大力发挥医古文的重要作用，让它为中医药学的传承和发展助力。
读经典自识字开始
读经典离不开识字的功夫，这是古今学者的基本治学经验。清代张之洞说：“解经宜先识字。此非余一人之私言，国朝诸老师之言也。”早在周代，贵族子弟入小学先识文字，到汉代就称文字学为小学，到隋唐以后小学就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三事。大家熟悉的《四库全书》，在经部里可以看到有一个“小学类”，是把小学书当作读经的工具书收进来。小学既是读经的工具，又是读一切古籍的工具，而且是很重要的工具。张之洞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
研究中医药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传统小学就是语言文字学。早在四十年前，在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医古文研究会成立暨首次学术讨论会上，作为医古文研究会首任主任委员的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任应秋就曾引用《左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成语来比喻医古文与中医学密切的关系。任应秋说：“有的同志说，医古文这根‘毛’是附在医这张‘皮’上的。我说，从本质上看，是医这根‘毛’附在文这张‘皮’上的，‘文以载道’呀!医学是门科学，没有文化能学得进去吗？所以我和上述同志的看法正相反。我认为医古文是中医的基础是无可非议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医古文是进入中医药典籍和知识之门的阶梯。中医药学诞生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它的思想成果和技术知识都用当时的语言文字写在书里，传递下来。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是思维的工具。古汉语和古医籍是古代中医药学术和中医思维成果的载体。中医经典则是中医思想、中医思维模式的集中体现和基本范式。但语言的古今变化，给我们的学习带来困难。正如明代学者陈第在《毛诗古音考自序》说：“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也。”语言的变化加上古籍文字在流传中不断产生的讹误，会给阅读和使用古代中医药典籍造成隔膜。医古文不仅可以扫除阅读中难字误字的障碍，还可以让我们对字词的理解更准确，对文意的理解更贴切。
例如，《黄帝内经》是经典，但书名上的“经”字并不是“经典”的意思。这怎么讲呢？原来，“经”字的本义是织布机上的纵线。线也可串联竹简木简成书，于是“经”字就有了“书籍”的意思。章太炎先生说，这样的书就和印度的百叶经的形制差不多。可惜像《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之类的辞书都没有收录“经”字的“书籍”义。有人会误以《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书名上的“经”字是“经典”的意思，误以为《隋书·经籍志》的“经籍”只包括经部的书。其实“经”字的“经典”义是从“书籍”义引申来的。这两个意思后来长期并存。《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的书虽然今天变成了经典，但当初立名时只是经典化以前的普通书籍，书名用“经”字和《山海经》《周髀算经》等书的“经”字并无二致。这里从字义的辨析还引申出一个由书籍之经到经典之经演化过程的有趣话题。
《神农本草经》经过陶弘景整理有了成型的文本，但这时的《神农本草经》以及陶氏所据以“苞综”的所谓“诸经”都是指本草书，都不是经典。又如，《黄帝内经素问》王冰序开头几句是：“夫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其中“拯黎元于仁寿”句，一般都理解成“拯救百姓使他们都得到长寿”。这样的理解并不能真切反映原文的意味。“拯救”是挽救、救济，与下句“济”的意思差不多。这就模糊了两句话的意义层次。其实这两句话的逻辑是，“济羸劣以获安”指把病治好，“拯黎元于仁寿”指把命延长，两种行为的起点和目标都不一样。“拯”的古字是“丞”，“丞”的古文字字形反映的是用两只手把落在陷阱里的人举起来的样子，词义有“提升”的意思，与治病无干。可惜《汉语大字典》虽然提供了古文字的字形但没有列出“提升”这个义项。《汉语大词典》释义说“上举，从低处引出”，是对的。再看王冰序，“仁寿”是一种人们追求的最高境界，而“拯”字正是提升的行为。
有人说经典现在有这么多的今译本注释本可看，自己还辛辛苦苦地学习医古文干什么呢。其实今译本虽然可以大体传达古书的逻辑意义，但无法完整传达古书语词间的文化意蕴和贴切领会古人表达的微妙用意。今译本只是古书原著的代用品和助读材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帮手。由此也可以想见那些依据今译本翻译而成的外语文本的情形了。此外，今人整理的经典本子也不免有误，也时时需要读者凭着自己的医古文能力加以纠正。下面举两个名家整理本疏漏的例子。
先看原金陵大学图书馆第二任馆长刘衡如的《灵枢》校勘本《寿夭刚柔》篇的例：“黄帝曰：余闻寿夭，无以度之。伯高答曰：墙基卑，高不及地者，不满三十而死。”正确的标点应该是：“伯高答曰：墙基卑高不及地者，不满三十而死。”其中的“卑高”是反义词连用，此处指“高度”。《易经》：“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文选》潘岳《河阳县作诗二首》其一：“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卑高”两个字连用的例古书常见，可惜多种词典未予收录。
再看医史文献学家郭霭春的《黄帝内经校注》的例：“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身年虽寿能生子也。”许多有名的出版社出版的本子也大都如此断句。但在“形”字下断句有误。检《素问》《灵枢》二书中用以指身体时或称“身”，或称“形”，或称“身形”，在这里称“形身”是一个意思。再说“身年”二字不成话，就是过去批评家所说的“不辞”。应当改为“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身，年虽寿能生子也。”注释错误的例，如《素问》：“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郭霭春注释说：“朴，《说文解字·木部》：‘朴，木皮也。’凡木之皮，皆较他皮为厚，引申有纯厚义。”按“朴”字从“木皮”义实难以引申出“纯厚”义，注释者不识“朴”字实为通假字，只就“朴”字的本义强为之说。实际上，“朴”为“樸”的借字。《说文解字》：“樸，木素也。”木素，指未经加工成器的木材。引申为质朴、纯厚之义。古书里借用木皮之“朴”代替木素之“樸”的例子很多。
古书有误字而校勘者有时候没看出来。刘衡如校勘本《灵枢·九针论》：“黄帝曰：余闻九针于夫子，众多博大矣，余犹不能寤，敢问九针焉生？何因而有名？岐伯曰：九针者，天地之大数也，始于一而终于九。故曰：一以法天，二以法地，三以法人，四以法时，五以法音，六以法律，七以法星，八以法风，九以法野。黄帝曰：以针应九之数，奈何？”从上下文不难看出“九针者，天地之大数也云云”说的只是一个“九”字，而与“九针”的“针”字无涉。下文“以针应九之数云云”才说到“针”。可见“九针者”之“针”是衍文，当删。
校勘古书的工作如此重要，难怪乎胡适先生说读书要经校勘、训诂、贯通三个环节而把校勘放在第一位呢。医古文能力是阅读古医籍的综合能力，其专业知识构成涉及语言学、文献学、文化学，当然更离不开中医药学。医古文能力是一种实践能力，没有经过一定时间的专门训练就无法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早年本科医古文课的课时多达200多学时，是今天的三五十学时的许多倍，确是有充足道理的。中医药典籍承载宝贵的中医药知识，也承载优秀的中医药文化。没有医学知识的人不能成为医生，没有传统文化的医生不能成为明医、大医。这一切都离不开医古文能力的养成。
医古文的时代使命
当前，大力发展中医药学的政策导向和舆论氛围都为医古文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医古文大展身手的舞台越搭越大。例如，近年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以令人赞叹的魄力将医古文作为博士生入学考试的一门科目，与英语考试并列以供考生选择。国家有关部门更是采取了具体有力措施加强医古文科目的考核力度。这对引导中医药工作者和医学生以医古文为门径、以经典原著为根本，坚持在中医药传承中的守正原则，无疑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从全国医古文学科的建设看，经过四十多年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各地中医药高等院校已经培养了一支具备较好专业素质，能教学、能科研、能整理古籍、能传播文化的医古文教师队伍。本科医古文教材建设经历了一个从文医兼顾，到弃文从医，到现在从文入医的探索过程，已然形成内容稳定、架构合理、共识性高的教材体系。
现今医古文教育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第一个是存在于许多学科的共性问题，就是医古文教师队伍中具有过硬科研能力和教学水平的中年骨干为数不多。来自文科专业的青年教师古汉语基础过硬，但面临学习中医药知识的任务，来自中医药专业的青年教师了解医学而面临学习语言学知识的任务，来自中医院校医史文献专业的青年教师在文和医两方面都有一定基础，但又有学习所在岗位业务知识的任务，当前他们都面临适应教学岗位和选择科研方向的迫切问题。近六年，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古文研究分会连续两期开展“中医典籍与语言文化研究专家学术传承与人才培养计划”，专家们义务完成了两个三年期指导工作，对一些院校青年医古文教师培养有所裨益。值得警醒的是，青年教师个人发展方向的问题如果在参加工作的最初五年内得不到解决，那么人才就很有可能荒废。
医古文教育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医古文专业研究生的培养尚未形成成熟的完善的方案。相关专业的导师队伍整体上学术水平还有提高空间：语言学、目录学、古籍整理和科技史的专业水平还不够高。这就影响了学生的培养质量，也限制了学生的知识视野。建议有条件的院校在医古文学科下建立更加专门的研究生课程群，对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科目进行细化，由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科技史等方面有专长的教师开设课程，打通导师门户的界限，让学生获得较宽的视野和学习专门知识的机会。同时，医古文学者还要有学习新知和积极接受新知的态度，适应互联网带来的研究方式变革和教育手段进步，积极参与中医药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工作。
面对时代赋予医古文学科的光荣使命，我们需要努力学习，贡献自己的力量，更好地服务于中医药学，以助力传承中医药知识、培育精诚大医的伟大事业。（王育林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书院：新时代中医药教育的坚守与创新
(2022-10-16
04:56:31)[编辑][删除]
时间：2021-09-20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3版
作者：姚鹏宇
中医书院是中医开展学术研究、推动文化传承、促进理论创新与提升临证水平的重要阵地，中医书院在中医药史上，对于中医药教育事业发展、创新具有重要的价值。传承精华，发展中医书院，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医药教育的坚守；与时俱进，创新书院模式，是新时代背景下对于中医药教育的创新。
传承中医教育特色
书院教育始于唐，兴于宋，盛于明清。侣山堂书院的建立开创了我国中医教育以书院讲学形式培养医学人才之先河。《清史稿》载：“明末，杭州卢之颐、繇父子著书，讲明医学，志聪继之，构侣山堂，招同志讲论其中。”侣山堂书院设立，传承了中医学术，培养了一批杏林妙手，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学术流派——钱塘医派，赢来了“武林为医薮”之盛名。古代中医书院模式是对官办医学教育的补充，其相较于民间师带徒或家传教授，教育架构更完善，教学形式更丰富，惠及人群更广泛。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医药教育，要遵循学科特色及教育规律，在现代中医药院校医学教育模式的基础上，借鉴传统医学教育模式，融合创新。新时代中医书院模式是对传统中医书院教育模式的延续，是遵循中医药人才培养发展规律的教育方式。
中医书院是新时代中医药教育对于传统中医药教育的坚守。精神传承是中医书院的根，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机构，延续千年之久，在中医药的人文精神、学术精神等方面的传承中发挥了重要的载体作用。人才培养、学术传承是办中医书院的宗旨，如京豫宛合作创办的仲景书院、江西中医药大学的岐黄国医书院、安徽中医药大学的新安书院、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扁鹊书院、施今墨一脉创建的金方书院等，补院校教育之未备，丰中医传道之模式，为培养不同类型的中医药人才，传承中医药学术与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溯源这些书院，或因于政府之发展政策，或根于流派之传承，或缘于名家之夙愿，其所成之因虽异，所求之果皆同。新时代中医药教育事业应该坚持书院这一历史悠久、成绩斐然且具有现实意义的教育模式。
创新书院教育模式
进入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中医药发展、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党和国家的使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炎说过：“对于任何一门学科来说，创新一定是其发展过程中亘古不变的主旋律，于古老的中医学来说更是如此，正所谓‘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中国中医药重大理论传承创新典藏·序》）。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医药教育需要创新，也一直在谋求创新。
定位目标明确，瞄准国家战略发展需要，针对中医药发展瓶颈，中医书院的建设与中医药时代发展紧密结合。如以培养中医药领军人才为办学目标的王琦书院，致力于将书院打造成为中医药高端人才的培养高地；以在京豫宛培养仲景经方特色人才为建设目标的仲景书院，则定位于推动地域中医事业发展。中医书院应当充分借助信息化教育优势，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为基础，依托各类智能设备及网络，创新教学方法，开展中医药教育。书院教育不能仅仅满足于培养临床医生，更要致力于培养具有科学精神、人文素养、医学能力等的中医“全才”，多学科交叉的教学模式，能更好地启迪中医教育，培养综合人才，推动新时代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另外，新时代中医药书院教育是搞特色，而不是搞特殊，中医书院是“再教育”，不是“重点班”，要在搞好中医基础教育的基础上，因材施教，明确院校教育仍是当下中医教育的主流，书院教育是补充这一根本命题。中医书院的建设，鼓励是共识，但要结合实际情况，灵活变通开展。（姚鹏宇）
书卷气自有一种迷人的优雅。在幽幽书香的熏陶下，浊俗可变为清雅，奢华可变为淡泊，促狭可变为开阔，偏激可变为平和。
拥有书卷气，便消除了傲气、娇气、霸气、激愤气、粗俗气、痞子气、卑微气、小市民气；拥有了书卷气，便增加了静气、秀气、灵气、自在气、文明气、富足气、高贵气、泱泱大气。
书卷气首当来自于读书。有麝自然香，何必当风立？从来读书长精神，应与书籍伴终身。在浩瀚无际的书海里，熏染古人逸飞的豪情、横溢的才华、博大的胸怀、独具的人格。陶醉于古人绝妙的文字之中，楚辞的风骚、汉赋的酣畅、唐诗的俊逸、宋词的雄阔、元曲的典雅、明清小说的厚重，会奔腾而来，尽收眼底。
要有书卷气，不但要爱读书，还要善读书。所谓善读，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通”字。茅盾的“穷本溯源”、华罗庚的“厚书薄读”、钱钟书的“取长补短”、秦牧的“牛嚼鲸吞”、冯友兰的“知音解味”，都是把握“通”的原则。唯有如此，我们在读书中就能做到学贯中西、识透古今。
“惟书有色，艳于西子；惟书有华，秀于百卉。”“有气则有势，有识则有度，有情则有韵，有趣则有味。”书卷气不是“宅”习“暮”气，更不是穷酸腐气，而是在社会历练行事中彰显出来的浩然正气、担当勇气、睿智灵气、蓬勃朝气、阳刚硬气、昂扬锐气。因此，真正的书卷气，须走出书斋，走向社会，如此，则“腹有诗书气自华”“举手投足见修为”。
人这一辈子，放弃完美，就会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就会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就多一份自信；做好选择，就多一份从容；寻找快乐，就多一份追求；善待他人，就多一份爱心；相信成功，就多一份欣喜；不畏失败，就多一份执着！ 人生下半场过得平和，自在，活得舒心，惬意。
渴望成功，首先要志在成功，要盯着目标向前走，视线不要左右飘忽，心态不易随地转移。要坚信成功就在我们脚下延伸，矢志不移地前行。成功的帷幕都有可能拉开，就看我们是愿意纵情地舞蹈，还是选择仓皇的逃避。
机会是创造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只有充满自信，积极进取，才能创造机会。
1、自信不自傲，果断不武断，自尊不自负，严谨不拘谨，知足不满足，平常不平庸，随和不随便，放松不放纵，认真不较真。2、处顺事之境愈宜静，处逆事之境愈宜忍，处至急之事愈宜缓，处至大之事愈宜平。3、小成靠朋友，大成靠敌人；赏识中成长，谴责中成熟。
忘记自己的目标，会失去前进的方向；忘记自己的责任，会失去跋涉的动力；忘记自己的承诺，会失去别人的尊敬；忘记自己的身份，会失去做人的分寸；忘记自己的义务，会失去众人的帮助；只有忘记自己昨天的成功，才有助于得到明天的胜利。
可以忍受贫穷，不能背叛人格；可以追求财富，不能挥霍无度；可以发表歧见，不能拨弄是非；可以不做善人，不能为非作歹；可以不做君子，不能去做小人；可以容忍邋遢，不能容忍颓废；可以没有学位，不能没有品位；可以风流倜傥，不能纵欲无度；可以不说感谢，不能不懂感恩。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再普通也是这世上不可替代的，再平凡也是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不妄自菲薄，看低自己，好好爱自己，健康才是唯一。
人活一辈子，不要执念太深，做人，要懂得放下，过往是圆满也好，遗憾也罢，我们都是时光中的行者，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该释怀的就释怀吧，人生路上，总会遇见属于你的那场最美的风景。
百年之后，金钱财富，谁也拿不走一分，功名利禄，谁也带不走一厘。执念的一切，谁也带不走一草一木。
别为欲望丢了健康，别为了不值得人，辗转难眠，缘来微笑欢迎，缘散瞩目相送，心宽些，看淡些，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一切随缘，钱多钱少，够花就好。
健康没有了，一切是过眼云烟，终究是浮云！健康才是无价之宝！若失去健康，前半生的努力将是徒劳无功。平平安安才是真，健健康康才是福，毕竟人生短暂，世事无常，每分每秒好好珍惜。
不该属于你的，千万别去贪图，懂得看淡，不过分强求，金钱不过是浮云，权势名利不过是梦幻一场，唯有拥有健康的身体才是最珍贵的！
余生不长，好好善待自己，累了，就歇一歇，困了，就睡一觉，切忌为了追求财富，不惜舍弃健康，唯有健康，你才能享受世间的一切，感受美好与幸福！
时间：2021-09-15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8版
作者：徐慎庠
明末清初有过战乱，也有过疫疠，此际全国曾出现中医名家40名左右，其中江浙沪约占六成，且大都经历过先习儒后学医而成名家，如吴有性、李中梓、卢之颐等，本文介绍“自幼习儒，间览方书，及长逢明亡兵乱，始出而行医，遂以儒医名闻乡里”的蒋示吉。
蒋示吉（1624—1713），字仲芳，祖籍江苏太仓浏河镇。蒋示吉12岁丧母，因家贫寄养于吴县舅父周茂兰家，得舅父“抚教有加，明发有怀”，于是刻苦攻读儒家经典，诵读之余，间览方书。父亲勉励他说：“你有意于此，古人是‘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而‘良相良医’其功正是相等的，如能精通的话，既可以自疗，也可以疗人，是内典的宗旨自利利他之道。”蒋示吉遵循父亲的教诲，借助于舅父家丰富的藏书，勤于耕读，由此而受业。
1644年清军入关，蒋示吉避乱于苏州西郊的穹窿山，时年21岁。一方面给人看病，“按方加减，所投辄效”，另一方面持手边仅有的《灵枢》，读到《五色篇》竟“心入其奥，忘飧废寝”。避乱两年过后，时应病家之请，往来苏浙间从事医事活动。他也曾顺道多次拜访比他年长36岁的名医李中梓（1588—1655）。曾与蒋示吉共事一段时间的医家尤乘这样评价他：“临证已多，活人无算……首重法，次论方，一法可以治众病，一病亦具诸法，实灵素之阶梯，后学之指南也。”可证蒋示吉精读《灵枢》《素问》，结合临床体验颇具章法。
蒋示吉一生究心灵素，博涉群书，有多部医著存世。医家尤乘为蒋示吉所著《通医外治》作序，序中说蒋示吉“囊中怀《医宗小补》九卷”，可以说一度成为他的生活习惯。这里透露了两桩事：《通医外治》流失海外，仅存日本汉方医学名家丹波元简家族聿修堂，丹波元胤编《中国医籍考》辑录了尤乘之序；二是《医宗小补》殆为蒋示吉《山居述》酝酿之中的初稿，而最终成为《医宗说约》。由此可见蒋氏著书思绪较为专一。
康熙二年（1663年）初，蒋示吉的叔父蒋埴（字旷生，晚号卧云翁，顺治五年举人）偶然造访，在书斋见到蒋示吉《山居述》的书稿，很有感触地用成语“怀宝迷邦”（指其有才德而不为国家效力）和他已故父亲曾经教导过的话，劝他整理出版《山居述》一书。于是，蒋示吉将《山居述》原稿“简其要者为主，方随证加减，一证一方以见其常，加减附论以通其变，编为俚句（是书以歌诀见长），名曰《医宗说约》。”其叔对侄此著有感曰：“语云：‘儒者作医，如菜作齑’。”意思是读书人学中医，像切菜做成酱菜一样容易，此语出自明代汤显祖《风流梦》：“儒变医，菜变齑。”
《医宗说约》于康熙二年（1662年）夏交付刻印。蒋示吉自撰《凡例》，认为“望色、闻声、问症、相形俱业医之首事”，所以“摘灵素之奥旨、百家之微论”，开宗明义称该书是为初学中医者而著，大抵都是自己所曾阅历过的。卷首证治总论，四诊中最擅望诊，脉法主病29法颇具实用，另载常用药物8类计309种；卷一、卷二论治内科杂症67种及五官科疾病；卷三遵仲景《伤寒论》，取陶华《伤寒六书》之长，论治伤寒增益方剂数十余首；卷四介绍儿科20余种病症、妇科50余种病证，切合实用；卷五为外科疾病证治，内服外治兼备，对先贤的外科医家临床经验均择要介绍。《医宗说约》自康熙二年玉尺堂刻本至乾嘉共15种刻本，道光、光绪年间翻刻最多，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共有46种。
蒋示吉最为专注的一部医著是《望色启微》，前文提到1644年避乱之际蒋示吉倾心于《灵枢·五色篇》，他感慨“非遇沧桑之劫，宁有至此乎，劫乎亦运乎！”因为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其书稿的大体构架已经成功。其后考订详细，斟酌尽善，稿经七易，历经28年，书成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是一部中医望诊专著。
《望色启微》卷一以注释《灵枢》《素问》与望诊相关的经文为主。首篇《望色论》，引《素问·移精变气论》“色以应日，脉以应月”“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以及“帝曰：余欲临病人，观死生，决嫌疑，如日月光”三段经文为总纲。借曾子云：“德润身，则观人之貌即可以知其德”。蒋氏诘问：“而望人之色，独不可以知其病乎？”强调望色知病的重要作用。
《望色启微》卷二专论最多，有望色分三因论、望色聚散论、望色浮沉论、望色随人论等。《素问·五脏生成篇》读到“缟裹”一词，似乎较为通俗易懂，其实不然，蒋示吉说：“所谓如缟裹者，犹太极混然合一之象也。”此乃根据《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易生两仪。”经曰：“生于心，如以缟裹朱；生于肺，如以缟裹红。”蒋示吉云：“缟白绢也，经不直言五色，而言缟裹者，盖以平人五脏既和其脏之色，必待其旺而始荣于外，禀胃气而出于皮毛之间。”“是皆一团阳和之气，故为五脏外荣之象。”蒋示吉就是这样丰富了“望色”的内容。其谓吉色有三：明、泽、清；凶色有三：沉、枯、夭，是其经验之谈。
《望色启微》卷三辑录《灵枢》《素问》原文有30篇，与“五色”密切相关，《素问》仅占2篇。蒋示吉在辑录《灵枢·论勇》小段文字后加按曰：“张长沙为伤寒鼻祖，其《太阳篇》首列中风三百九十七法……岂不以‘风为百病之长欤？’”蒋示吉列举风客于上、下、表、里、背、肺、脾胃等14项症情，说的是“以《灵枢》望色部分，惟遵马氏（莳）图注而附于脉法中”，强调了望诊与脉诊亟需紧密结合。在辑录《灵枢·五阅五使》有关经文后，蒋示吉按语云：“五脏隐于中，其官列于外，望其官以知其脏如烛照耳。《周礼》：‘疾医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重视望诊在临床上综合运用，蒋示吉著文时与读者互动，也是其特色。
另外，蒋示吉将其临诊心得《医意商》《伤寒翼》编为《望色启微后集》。在其所著《伤寒翼》自序中，蒋示吉将“瘟疫”认作“伤寒”之“辅翼”，颇中肯綮。
《望色启微》《医宗说约》两书各具特点，都有文献价值，尤以《望色启微》，书中既循“望”为古说“神”，亦述为“圣”，与脉诊互参为“日月光”，“色脉者，上帝之所贵，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蒋示吉着眼此句，迭经启微，难能可贵。作为中医人，在“色脉”的理论和实践中加强的探索，借鉴《望色启微》《医宗说约》的精华，确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徐慎庠
南通中医药文化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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