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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表述

(2022-10-15 14:10:42)

为中医药学术发展构建顶层设计并践行的医家方药中(上)


时间:2021-09-23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3版  作者:许家松

http://image.cntcm.com.cn/data/1/images/2021/0923/16323655044141231_600x407.jpg

图为方药中。

岁值辛丑,金秋十月,更逢重阳,迎来方药中先生百年诞辰。作为他的学生、学术继承人、合作者和家人,先生对中医药学深挚的爱,挺身卫道的浩然正气,和为中医药学术长远发展构建顶层设计所做的探索与实践,至今让我恸念不已。谨以此文,纪念先生诞辰。

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方药中倾其心智参与构建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中医药学临床体系、中医药高层次人才教育体系,其研究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深远启示意义。

一门完整、独立的学科,必须具备成熟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中医药学自不例外。

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以《黄帝内经》为基石,其内涵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经历代先贤不断发掘、纳新,代有发展。

对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认识,中医药学术界,高校教材等多围绕阴阳五行学说、整体观、脏腑经络、辨证论治等对其内涵进行了简约表述。

早在1944年,方药中就著文指出:“中国医学,自有其科学系统”。1953年著文《谈中医学术系统问题》。1959年撰写的专著《中医学基本理论通俗讲话》,曾作为北京地区医学院所的西学中教材,被印发为单行本流行全国。全书从阴阳五行、天地人合一、藏象、经络、精气神、病因、病机、治则八个方面阐述了中医基本理论的“内涵”。

1980年出版的专著《黄帝内经素问运气七篇讲解》(方药中、许家松合著)总论部分,从指导思想、对人体生理病理认识、病因、病机、诊治方法五个方面阐述了气化理论体系的“内涵”,形成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内涵”的雏形。

1983年,在成都举行的“中医学医学模式学术研讨会”上,方药中与许家松宣讲了题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及其产生的物质基础”的学术论文,1984年在《大自然探索》杂志连载发表。这是中医药学术界首次对“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涵”做系统的阐述,由八个方面组成:

中医药学的指导思想——整体恒动观

整体观认为天地一体、五脏一体、人与天地相通相应三者组成了统一整体。在整体观基础上,方药中加入了“恒动观”这一重要的时间要素。即认为自然万物和人体生命都处于不停的运动之中,运动产生变化。《黄帝内经》谓之:“动而不已,则变作矣。”运动终止,则生命终止。运动的形式为“升降出入”。《黄帝内经》谓:“升降出入,无器不有。”“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不生不化,静之期也。”“恒动观”的加入,使中医药学在认知方法上,不限于空间,而成为由空间与时间因素二者共同组成的中医药学完整的时空观,整体恒动的时空观贯穿于中医对自然界、生命现象、生命过程、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治、康复、养生的全部内容之中。

中医药学的理论基础——气化论:生命因气而化

气化学说认为,所谓“气”,“在天为气”。泛指自然气候。以风、热、火、湿、燥、寒六种气候要素加以概括。所谓“化”,“物生谓之化”。泛指自然界的生命现象,如生长壮老已,生长化收藏。气化学说认为,有气才有化,生命因气而化。《素问·天元纪大论》谓:“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即认为,各种生命现象,都是在自然气候正常变化的基础之上才能产生和延续。没有气,就没有化。生命因气而化。气化中止,生命中止。《素问·六微旨大论》谓:“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根于外者,命曰气立,气止则化绝。”中医学正是从生命产生的内在因素和外在气候环境条件来认识生命的产生和延续的。气化学说就是阐述自然气候的运动规律和与生命过程、健康、疾病相应关系的理论。其内容要点有:

在广阔的天文背景下,描绘出日—地—五星和地球上天、地、生、人一体的动态整体模型。《素问·天元纪大论》谓:“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谓,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五类衰盛,各随其气之所宜也。”(《素问·五常政大论》)

气化学说的核心和精华是,自然气候总是处在六气的正常与异常变化之中。但是,六气不论如何变化,总还在能使地球上生命得以产生和延续的范围之内。这是因为,自然气候本身存在着“亢害承制”“胜复”“郁发”的自稳调节机制。例如在春季,东风劲吹,温暖之气早至,桃李过早盛开,气温偏高。这种过早过盛的春温之气就成为一种偏胜之气,称为“胜气”。但是,很快就会出现西风带来凉气来袭,气温下降,气候恢复正常。这个过程叫做“胜复”。凉气就成为一种恢复之气。通过“胜复”实现了自身的自稳调节。这种自调自控能力,中医谓之“正气”。中医药学正是从自然气候和人体具有自稳求衡能力的角度,来审视人体的健康与疾病。中医正是通过各种治疗手段,来激发、辅助、恢复人体这种自我调节能力。甚至把不乱作为,不打乱自身自调能力的医生,称之为“中等医生”。《汉书·艺文志》谓之“有病不药,常得中医”。

百余年来,中医一直在探求中西医的最大不同,认为:“西医之生理以解剖,内经之生理以气化”(恽铁樵:《群经见智录》)。即西医讲解剖,中医讲气化。中医的气化学说正是从“气化”的角度,来阐释生命的产生和延续,疾病的病因与发病、诊治、康复、养生、方药性味组成等一系列理论和法则,并总结为“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人与天地相应”,即人与自然同法同纪。气化学说以其全面系统的丰富内涵和博大精深的理论,成为中医药学理论特点之一。同时,构建了以干支、阴阳、五行组成的“格局”,提出了六十年气候周期。

综上所述,中医气化学说,以整体恒动的宇宙观、自然观阐述了自然气候的运动变化规律和“人与天地相应”同法同纪的生命观。对生命过程、人体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治以及康复、养生原则,方药理论等提出了一系列规律性的认识,并有效指导中医临床,从而成为中医药学的理论基础和特点之一。

中医药学对人体生理、病理生理的认识——藏象论

藏象学说来源于古代医家对人体实质性器官、结构的一些初步认识,主要通过生活和医疗实践,以人体的外在表现为依据,对人体几大功能进行临床归类和认识,以之作为辨证论治的客观依据。

藏居于内,象见于外:所谓“藏”,指人体内在的脏器;“象”,指现象,即外在表现。对五脏功能进行系统临床归类。如心主神明,主血脉;肺主治节,主气;脾主运化;肝主疏泄;肾主封藏、藏精等。它依据“五藏之象,可以类推”(《素问·五藏生成论》),即同类可推演的原则,以司外揣内,取象比类等方法,把人体外在的五色、五官、五窍、五体、五液、五声、五味等与内在的五藏联系起来,把形脏和神脏、包括思维活动,精神情志联系起来。该学说对自然万物总结出极为广泛的联系,对五脏命名和统领进行了归类。

五藏相通,心为之主:五脏是一个整体。但在生理和病理上,五脏之间除了各司其职外,还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五藏相通,移皆有次。五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素问·玉机真脏论》)然心主神明,主血脉,居于最高统帅地位,故为“君主之官也。”(《素问·灵兰秘典论》)

精、气、神一体:精生气,气化精,两精相抟谓之神。精是指构成人体生命和维持生命活动的基础物质。精具有“成形”的特点,所谓“阴成形”。“气”指人体的功能活动,所谓“阳化气”。精和气之间存在互化关系:精生气,气化精。“神”,是在精气共同作用下,人体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精气神又是一体的。这是从整体层面上对生命活动的认识。但是,五脏皆藏精气神,皆以“藏气”共同维持着生命活动。精气神一体,成为藏象理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藏气法通四时:中医药学认为,五藏的功能活动与自然气候是相通相应的。《素问》提出“脏气法时”“五藏应四时”“脉应四时动”。如“心者,通于夏气”“肺者,通于秋气”“春脉微弦曰平”等。

综上所述,中医的藏象理论,是根据人体的外在表现,以司外揣内,以“象”察“藏”、类比推论的方法来认识内在的脏腑器官和其功能作用。

中医药学对疾病病因与发病的认识——正邪论

中医对疾病病因与发病的认识是以“正邪”立论的。

所谓“正”,即正气。自然气候的正常变化,谓之“正气”。“非其位则邪,当其位则正。”人体对自然变化和对疾病的抵御、适应、调节、修复能力也叫正气。中医认为疾病过程贯穿着正气邪气之间博弈,即“正邪交争”。当正气居于主导地位时,人体就处于健康状态。所谓“邪”,即邪气。泛指各种致病因素,是人体对外界变化不能适应的外在表现。当邪气居于主导地位时,人体就会发生疾病。邪气居于完全控制地位,正气消亡,生命终止。中医药学正是从正邪两方面来判断人体的健康状况,认识病因与发病的。其主要特点就是十分重视正气在疾病发病和转归中的重要作用。提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邪害空窍”等发病认识。对病因的认识不外乎外因与内因。外因以“外感六淫”、疫疬立论,谓:“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素问·至真要大论》)“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素问遗篇·刺法论》)。总之,中医对病因与发病的认识是以“审证求因”和重视正气的作用为主要特点。

中医药学对疾病病机的认识——求属论

“病机”,指疾病在病因作用下,出现的病理生理变化的机理。中医非常重视对病机的辨析,提出“谨守病机,各司其属”,即“求属”。何为“求属”?主要还是根据与发病有关的各种因素和临床表现进行归类,辨析其间的相互关系而做出的判断。主要内容有三:其一是根据发病时的季节气候特点和临床表现,以风、寒、暑、湿、燥、火六气特点进行归类。如发病在春季,与风邪有关,临床表现具有与“风”的“善行数变”的特点相类似者,归于风病类。其二,是根据脏腑功能归类,如“运化不及”出现腹满脘胀腹泻等,归为脾病类,以此类推。其三,谓之“必先五胜”。即在五脏定位,六气定性的基础上,从众多症状体征等临床表现中,辨析起主导作用的病位和病性。

中医药学对疾病诊断治疗的主要方法和特点——辨证论治

对于“辨证论治”,方药中先生认为首先要明确对“证”的理解。什么是“证”?先生定义为“‘证’,就是证据。辨证论治就是综合归纳分析有关患者发病,包括临床表现在内的各种证据,从而据此做出诊断和治疗”。先生认为,“中医辨证论治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是从整体观出发的,诸如患者的性别、年龄、籍贯、体质、发病原因、发病时间、发病地点、发病经过、治疗经过、当前临床表现、治疗计划、预后判定等等,无一不包括在辨证论治范围之中。”

中医理论产生的物质基础——“候之所始,道之所生”论

“候”指表现于外的各种现象。“道”指规律和法则。“候之所始,道之所生”源于《素问·五运行大论》,就是说根据事物的外在表现,可以总结出事物的变化规律。中医药学对自然气候和人体生理、疾病规律的认识,基本上还是通过对各种客观现象的观察,以此为客观依据,分析总结而来。这就是说“道”源于“候”。中医把“候”分为气候、物候、病候三大类。中医理论产生的物质基础之一,正是来源于对自然界客观存在的气候变化以及生物、人体对这些变化的相应反应。把气候、物候、病候三者联系起来,探讨人体疾病与养生关系,经过极为细致的观察、积累、记录、比对、反复实践,从中总结规律。因此“候”就成为中医药学理论体系产生的客观依据之一,有别于简单的对症处理。

受限于古代科技水平和观测手段,中医对“候”的观察,基本上依靠的是直观感官。如今科学昌明,技术精细,科学研究从宏观走进了微观世界。但是,其显示出的仍然是客观现象,仍然是“候”。只不过是更深、更精细,更微观的“候”。“天道玄远”,人类对自然、生命、疾病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中医这种以候识道的认知方法也是无穷无尽的。因此不应该被淘汰或取代,而是在保存和发扬自身精华和经验的基础之上,吸收新知,与时代同步前进。

中医药学的论理工具——阴阳五行学说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不管自然科学家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总还是在哲学的支配之下。中医药学也不例外。中医药学具有深厚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哲学智慧。这与中医药学吸纳了古代先进的哲学思想——阴阳五行学说作为方法论和论理工具是分不开的。

下面就方药中对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医药学中的作用地位以及未来走向的观点简陈之。

阴阳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先进的哲学思想。归属为哲学范畴。该学说以其朴素的唯物主义宇宙观和辩证的方法论,在宇宙观和方法论方面具有其先进性。在《黄帝内经》形成时代,阴阳五行学说已经广泛体现在中华文化之中。中医对疾病的认知和经验积累,需要通过理性思维来总结规律,上升为理论并进行表达。中医药学就吸纳了阴阳五行学说。如在中医著作中,有阴证、阳证、阴邪、阳邪,以及“培土生金”“土败木贼”等说法。同时这种长期的融合,出现了非常奇妙的结果:一是在科学相对落后的古代,借助于阴阳五行的方法论,中医药学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靠感官直观的认知方法的局限,能够得以较全面、系统地认识到疾病的本质,从中总结出一系列规律性的认识,总结出了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和有效的诊治经验,并依此进行了理论表述,显示出其哲学智慧之光。《黄帝内经》甚至把阴阳五行提高到“万物之纲纪”的高度。但是哲学毕竟不是医学,取代不了医学对人体本体的观察研究。二是中医药学的天人一体观,宇宙生成观等认识还深深影响了作为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为其发展做出了贡献。如阴阳学说中的“一分为二”,就是源于隋代医家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设方》:“一分为二,谓天地也。”中医的五行框架对自然万物所做出的的广泛归类,也被哲学家们吸纳,用以鲜活具体地来解释抽象的哲学道理。

综上所述,对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医药学中的作用和地位,方药中认为只是中医药学的论理工具而非核心内容。中医由于引进吸纳了阴阳五行学说,进行理性思考,把一些认识与经验凝练成理论和法则,可谓功不可没。

方药中先生一生用心血参与构建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而且以此作为终生研究方向并践行之。他以中医药学理论体系与临床运用研究为方向招收了多届研究生。还结合临床,进行了专题研究。直到1994年10月在病榻上,他还以“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为题发表论文,提出:“传统与现代方法并举并重,宏观与微观认识有机结合,是当今研究与发展中医理论体系之必然途径。”(《医学承启集》)不料这一论述竟成为先生之绝笔。

1995年,方药中辞世。笔者身心交瘁,重病困身,数年不能自拔。但对先生未竟工作的耿耿之心、责任和担当支持我继续前行。作为原作者之一的我,于2004年在《中国中医药报》分10期连载了修改、补充后的“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内涵与框架构建”。除对原作进行部分修改之外。一是补充了“中医学对养生防病的认识——康寿论”一章,提出“顺应自然—形体健康—心理道德完善—适应社会”的四维康寿养生模式和完美生命模式”。二是补充完善体系的框架——形成“三层十系理论框架”。三是提出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是:“自然—生物—心理—社会”四维医学模式。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是中医药学学科建设中的重中之重,关系到中医药学的现在和未来发展。方药中先生倾其一生心血,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内涵与框架”建设作了开创性、基础性的工作,意义深远,功不可没。(许家松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为中医学术发展构建顶层设计并践行的医家方药中(下)

 (2022-10-15 14:13:26)[编辑][删除]


时间:2021-09-27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3版  作者:许家松

1952年,方药中以“中学西”身份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系统学习西医五年。1957年毕业后,他到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内科从事临床工作。期间他还给几届“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班”主讲《内科学》《方剂学》《素问运气七篇》《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专题课程并带教实习。学生们的资历普遍很高,不少已是名院的教授,而且学习非常认真。这几年的教学经历,为方药中培养高级人才积累了经验。

1978年,中医药研究生制度开始建立,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首设研究生班。岳美中任班主任,方药中任副班主任并主持工作。面对这一史无前例的人才培养制度,一切只能从零起步。方药中倾其心血智慧,创建并践行中医高级人才教育体系,成为中医研究生教育的开拓者。

严格考试与广开生源并举选拔学生

在中医药研究生制度建立过程中,方药中既继承“有教无类”的中国传统教育理念,又注入新的教育理念。在他的主持下,制定了广开生源和严格考试并举、学历与实践并重的招生原则。一方面吸纳十余届中医药院校优秀毕业生作为主要生源,另一方面也面向具有“同等学力”的基层青年中医生、西学中医生招生,但二者均须具备三年以上的临床工作经历。报考人数达1168名,录取名额仅为50名。第一试为全国统一命题,前100名进京参加第二试,第三试是面试,由岳美中、方药中、任应秋、刘渡舟四位著名中医学家分四组亲自面试,三试之后录取前50名。事实证明,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医学子普遍具有较好的中医基础、临床能力和中华传统文化功底,且各有所长。大家在研究生班的大熔炉里得到了学业上的锻炼和升华,后来都成为中医药界的栋梁之才。

创新设计以四部中医经典为主干的课程体系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方药中设计了以《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四部中医经典为主干的研究生专业必修课程体系,开设了中医各家学说研究、专题讲座系列两门课程,教学中融入古今学术发展和当代创新研究进展。

创新学习方法:自学为主,提要钩玄

中医药高等院校本科阶段采用的是课堂讲授统编教材为主的教学方法。方药中认为,研究生的教学不能重复这种基础教育的方法,他提出对四部经典的研读采取“自学为主,提要钩玄”的方法。每门课程首先由主管教师列出统一的自学进度时间表,由主讲教师讲授内容进行提要钩玄,并开设专题讲座。当时,《黄帝内经》由方药中、任应秋、程莘农主讲。《伤寒杂病论》由刘渡舟、万友生主讲。《金匮要略》由方药中、李今庸、金寿山、何任主讲。《温病条辨》由董建华、赵绍琴、潘澄濂、邓铁涛主讲。有了这一强大师资阵容,教学质量就有了保证。

广聘一流名师,群贤毕至,形成“百家讲坛”

名师出高徒,为研究生选聘一流名师,营造开放的学术氛围,坚持百家争鸣,不搞“一言堂”,是方药中坚持的原则。选择教师的主要标准是“一定具有真才实学”。方药中亲自查阅教师的学术著作。教师讲课内容一般有命题和自选两类。前者要求主讲教师对经典著作进行提要钩玄,要求提供讲稿或授课提纲,后者由专家自选,坚持“百家争鸣”的开放态度。首次讲课,方药中都会参加听课,最后一次讲课,也一定由他亲自答谢。

那时,教师们讲课都非常认真。任应秋先生为我们主讲《黄帝内经》。他的讲稿都是用方格稿纸一丝不苟写成的,几乎看不到涂改的痕迹。有一次,打开讲稿时,他发现讲稿拿错了,立刻决定让学生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去取,并作了详细交代。但是学生走出教室不久,他匆匆追了出去,怕学生拿错了,决定还是自己回去取。他驱车从西苑到和平里取稿,再返回西苑继续讲课。那时,他已年逾古稀,回来时已气喘吁吁了,但还是坚持继续完成当天的授课。先生如此认真严谨地对待每一堂课,同学们也都屏气凝神地聆听、记录,满怀对任应秋先生的崇敬。

由于当时教学经费很少,对受聘教师的接待条件非常有限,甚至他们来京讲课买火车票还要四处求人。但是所有被邀请来授课的专家都怀着对传承中医的使命感欣然前往。同时,他们还被学子们的求知精神感动,晚间会主动前往自习室进行指导答疑,一起参加讨论。在中医研究院,经常可以看到师生平等地探讨问题、各抒己见,甚至乐而忘返、深夜不散。正是因为这种自由开放的学术气氛,老前辈们把到研究生班讲课作为一生中的快事、幸事,把这小小五尺讲台誉为“中医之杏坛”,把研究生班誉为“中医之黄埔”。据不完全统计,约有百名中医专家、西学中专家、多学科专家在这“百家讲坛”上留下身影。“百家讲坛”的讲稿也被集为《中医名家基础汇讲》《中医名家临床汇讲》《温病汇讲》,并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宽广的学术视野和胸怀,开展多学科学术交流

在专家学术交流中,方药中海纳百川,进行了多学科的交流。其中,有古汉语、训诂学、辞书专家,也有哲学、古天文学、现代气象学、民间气象学者等来班开展学术交流,大大开阔了学生的视野。

当然,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如有的学生半路提出要改专业,被导师认为是“不务正业”。方药中在详细了解学生的志愿和进行的研究工作之后,认为还是有道理的。他说:“人各有志,还是让他们按自己的意愿去发展吧。”他亲自登门说服导师,让学生转专业为“中医心理学研究”。在方药中的大力支持下,学生十分努力,建立起新的学科分支——中医心理学,并做出了成绩。

在方药中的学生中,还有一位非中医药专业的学生,那就是中医研究院《自然辩证法》主讲教师曲峰。他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功底扎实。1984~1987年以“师带徒”形式跟方药中学习中医三年,完成结业论文《中医辩证思维探讨》,方药中为之作序并出版。方药中说:“我教你不是要把你培养成一位中医,而是让你能够从哲学角度来理解认识中医的辩证思维,今后能讲好《中医辩证法》课,并有助于使中医学理论进步提高到现代哲学水平。”方药中对吸纳多学科,特别是从哲学来研究发展中医学的远见卓识可见一斑。

提出“懂理论,会看病,能讲会写”的人才培养通才模式

中医药高层次人才应该是“专才型”还是“通才型”?现代医学的分科与人才培养越来越细化。方药中认为,中医药与此不同。中医药学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整体观,就是要把自然界、人体本身和五脏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审视和处理。所以方药中选择了“通才模式”,提出要培养“懂理论,会看病,能讲会写”的中医通才。懂理论,就要符合“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的要求。会看病,就要熟练掌握中医辨证论治诊疗方法。能讲会写,是考虑到中医药学的学科特点,传承是中医人的天职和使命,中医药高层次人才必须具备传承中医药学的能力。

中医研究生班,以其高水平的教学质量和浓厚的学术气氛,成为培养中医高级人才的摇篮,培养出了能适应国家需要的中医药人才,成为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如今,作为中医药人,我们必须承担起对中医药文化瑰宝进行发掘提高、强基固本、发展创新的伟大使命,让中医药造福于人类。方药中参与构建的以三大学术体系为支撑的中医药学科顶层设计和实践,对我们完成这一历史重任有着深远意义。(许家松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为中医学术发展构建顶层设计并践行的医家方药中(下)

 (2022-10-15 14:13:26)[编辑][删除]


时间:2021-09-27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3版  作者:许家松

1952年,方药中以“中学西”身份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系统学习西医五年。1957年毕业后,他到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内科从事临床工作。期间他还给几届“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班”主讲《内科学》《方剂学》《素问运气七篇》《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专题课程并带教实习。学生们的资历普遍很高,不少已是名院的教授,而且学习非常认真。这几年的教学经历,为方药中培养高级人才积累了经验。

1978年,中医药研究生制度开始建立,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首设研究生班。岳美中任班主任,方药中任副班主任并主持工作。面对这一史无前例的人才培养制度,一切只能从零起步。方药中倾其心血智慧,创建并践行中医高级人才教育体系,成为中医研究生教育的开拓者。

严格考试与广开生源并举选拔学生

在中医药研究生制度建立过程中,方药中既继承“有教无类”的中国传统教育理念,又注入新的教育理念。在他的主持下,制定了广开生源和严格考试并举、学历与实践并重的招生原则。一方面吸纳十余届中医药院校优秀毕业生作为主要生源,另一方面也面向具有“同等学力”的基层青年中医生、西学中医生招生,但二者均须具备三年以上的临床工作经历。报考人数达1168名,录取名额仅为50名。第一试为全国统一命题,前100名进京参加第二试,第三试是面试,由岳美中、方药中、任应秋、刘渡舟四位著名中医学家分四组亲自面试,三试之后录取前50名。事实证明,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医学子普遍具有较好的中医基础、临床能力和中华传统文化功底,且各有所长。大家在研究生班的大熔炉里得到了学业上的锻炼和升华,后来都成为中医药界的栋梁之才。

创新设计以四部中医经典为主干的课程体系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方药中设计了以《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四部中医经典为主干的研究生专业必修课程体系,开设了中医各家学说研究、专题讲座系列两门课程,教学中融入古今学术发展和当代创新研究进展。

创新学习方法:自学为主,提要钩玄

中医药高等院校本科阶段采用的是课堂讲授统编教材为主的教学方法。方药中认为,研究生的教学不能重复这种基础教育的方法,他提出对四部经典的研读采取“自学为主,提要钩玄”的方法。每门课程首先由主管教师列出统一的自学进度时间表,由主讲教师讲授内容进行提要钩玄,并开设专题讲座。当时,《黄帝内经》由方药中、任应秋、程莘农主讲。《伤寒杂病论》由刘渡舟、万友生主讲。《金匮要略》由方药中、李今庸、金寿山、何任主讲。《温病条辨》由董建华、赵绍琴、潘澄濂、邓铁涛主讲。有了这一强大师资阵容,教学质量就有了保证。

广聘一流名师,群贤毕至,形成“百家讲坛”

名师出高徒,为研究生选聘一流名师,营造开放的学术氛围,坚持百家争鸣,不搞“一言堂”,是方药中坚持的原则。选择教师的主要标准是“一定具有真才实学”。方药中亲自查阅教师的学术著作。教师讲课内容一般有命题和自选两类。前者要求主讲教师对经典著作进行提要钩玄,要求提供讲稿或授课提纲,后者由专家自选,坚持“百家争鸣”的开放态度。首次讲课,方药中都会参加听课,最后一次讲课,也一定由他亲自答谢。

那时,教师们讲课都非常认真。任应秋先生为我们主讲《黄帝内经》。他的讲稿都是用方格稿纸一丝不苟写成的,几乎看不到涂改的痕迹。有一次,打开讲稿时,他发现讲稿拿错了,立刻决定让学生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去取,并作了详细交代。但是学生走出教室不久,他匆匆追了出去,怕学生拿错了,决定还是自己回去取。他驱车从西苑到和平里取稿,再返回西苑继续讲课。那时,他已年逾古稀,回来时已气喘吁吁了,但还是坚持继续完成当天的授课。先生如此认真严谨地对待每一堂课,同学们也都屏气凝神地聆听、记录,满怀对任应秋先生的崇敬。

由于当时教学经费很少,对受聘教师的接待条件非常有限,甚至他们来京讲课买火车票还要四处求人。但是所有被邀请来授课的专家都怀着对传承中医的使命感欣然前往。同时,他们还被学子们的求知精神感动,晚间会主动前往自习室进行指导答疑,一起参加讨论。在中医研究院,经常可以看到师生平等地探讨问题、各抒己见,甚至乐而忘返、深夜不散。正是因为这种自由开放的学术气氛,老前辈们把到研究生班讲课作为一生中的快事、幸事,把这小小五尺讲台誉为“中医之杏坛”,把研究生班誉为“中医之黄埔”。据不完全统计,约有百名中医专家、西学中专家、多学科专家在这“百家讲坛”上留下身影。“百家讲坛”的讲稿也被集为《中医名家基础汇讲》《中医名家临床汇讲》《温病汇讲》,并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宽广的学术视野和胸怀,开展多学科学术交流

在专家学术交流中,方药中海纳百川,进行了多学科的交流。其中,有古汉语、训诂学、辞书专家,也有哲学、古天文学、现代气象学、民间气象学者等来班开展学术交流,大大开阔了学生的视野。

当然,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如有的学生半路提出要改专业,被导师认为是“不务正业”。方药中在详细了解学生的志愿和进行的研究工作之后,认为还是有道理的。他说:“人各有志,还是让他们按自己的意愿去发展吧。”他亲自登门说服导师,让学生转专业为“中医心理学研究”。在方药中的大力支持下,学生十分努力,建立起新的学科分支——中医心理学,并做出了成绩。

在方药中的学生中,还有一位非中医药专业的学生,那就是中医研究院《自然辩证法》主讲教师曲峰。他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功底扎实。1984~1987年以“师带徒”形式跟方药中学习中医三年,完成结业论文《中医辩证思维探讨》,方药中为之作序并出版。方药中说:“我教你不是要把你培养成一位中医,而是让你能够从哲学角度来理解认识中医的辩证思维,今后能讲好《中医辩证法》课,并有助于使中医学理论进步提高到现代哲学水平。”方药中对吸纳多学科,特别是从哲学来研究发展中医学的远见卓识可见一斑。

提出“懂理论,会看病,能讲会写”的人才培养通才模式

中医药高层次人才应该是“专才型”还是“通才型”?现代医学的分科与人才培养越来越细化。方药中认为,中医药与此不同。中医药学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整体观,就是要把自然界、人体本身和五脏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审视和处理。所以方药中选择了“通才模式”,提出要培养“懂理论,会看病,能讲会写”的中医通才。懂理论,就要符合“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的要求。会看病,就要熟练掌握中医辨证论治诊疗方法。能讲会写,是考虑到中医药学的学科特点,传承是中医人的天职和使命,中医药高层次人才必须具备传承中医药学的能力。

中医研究生班,以其高水平的教学质量和浓厚的学术气氛,成为培养中医高级人才的摇篮,培养出了能适应国家需要的中医药人才,成为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如今,作为中医药人,我们必须承担起对中医药文化瑰宝进行发掘提高、强基固本、发展创新的伟大使命,让中医药造福于人类。方药中参与构建的以三大学术体系为支撑的中医药学科顶层设计和实践,对我们完成这一历史重任有着深远意义。(许家松   中国中医科学院)

周仲瑛谈中医诊法技巧一【草根一生】

 (2015-07-31 15:19:52)[编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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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1. 新手上路,重问轻望

  周老曾说一般中医刚出道时都很重视问诊,生怕问有不周,遗漏重要线索,以至辨证有误而失治误治。这是由于初出茅庐,对脉诊“在心了了,指下难明”,对望、闻二诊也缺乏经验积累,总感到所望、所闻多大致相同,似乎“老虎吃天,无处下爪”,只有依靠详细问诊、甚至面面俱到才能了解病情,此不得已而为之,正是中医新手上路之通病。

  从目前使用的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中医诊断学》来看,也将问诊列为该书开篇第一章,置于四诊之首,似乎问诊地位的抬升已渐成为目前中医界的共识。殊不知同一疾病,病人体质及耐受性不同,病人的感受各异,同一症状的叙述自然也难免有所差别;另外,病人的职业、受教程度及语言表达能力不一,同一病苦的表述也不尽相同;更何况病人提供的临床资料是否完全可靠,是否掺有“水分”,也不好尽知。所以,在中医诊法中能否将问诊做为四诊之首,实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根据周老个人的体会,随着临证经验的不断积累,当功夫达到一定程度时,才能逐渐发觉望诊地重要性,这正是中医诊法中难以示人的重要技巧之一。从重问轻望,到先望后问,甚至于最后完全有把握望而不问,是中医临证功夫日臻成熟、炉火纯青的重要标志之一。

  周老曾讲,病人病情的轻重,病证的寒热虚实,病位的表里上下,有经验的中医一眼望过去往往就八九不离十。病人的言语未必句句皆真,而病人的神色形态却往往难以造假。所以周老强调:“古人‘望而知之谓之神,’并将望诊置于四诊之首实寓有深意。”

  现代科学也证实,人类获得的信息,90%是依靠视觉获取的,故望诊在收集患者辨证信息方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追溯先贤扁鹊望齐侯之色、仲景断仲宣四十而眉落,让人不能不惊叹中医望诊的神奇。《内经》有“面如漆柴者,心先死”,属绝症;《四诊抉微》曾说:“十指如杵,肺有病”;历代还有“胖人多痰,瘦人多火”、“肥人多中风,瘦人多劳嗽”等,皆为一望便知,问题是为医者能否处处留心,若熟视无睹,甚至视而不见,何能有裨于中医临证水平的提高?

  中医如是,西医也同样如此。如尿毒症病人面色苍白,心衰、缺氧病人口唇紫绀,风心病二尖瓣狭窄两颧紫红,肝硬化病人出现蜘蛛痣、肝掌、颜面黧黑,以及甲亢、黏液性水肿、伤寒、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等都有特殊的病容,也是一望便知。

2.“以神会神”,直透深心

  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交流,除了语言外,还需要心灵沟通,故望诊之中首重望神。望诊虽有望全身、望局部、望舌、望排泄物、望指纹等内容,但能否一望便知,关键是医生要有犀利的目光,“以神会神”,善于捕捉病人的眼神,直透身心,抓取第一印象。特别是对身心疾病、功能性疾病及亚健康状态的患者。

  “以神会神”这种提法见于清代石寿棠《医原·望神须察神气论》,其曰:“望而知之谓之神,既称之曰神,必能以我之神,会彼之神。夫人之神气,栖于两目,而历乎百体,尤必统百体察之……人之神气,在有意无意之间流露最真,医者清心凝神,一会即觉,不宜过泥,泥则私意一起,医者与病者神气相混,反觉疑似,难以捉摸。此又以神会神之妙理也。”说明医者在望诊时,要在刚一接触病人的瞬间,病人还未注意(有意无意之间)时,静心凝神,明察秋毫,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直视病人的目光,并通过心灵的窗户,直透病人内心深处,从而窥探并掌握病人内部病情变化的信息。因此,望诊时要求医者用神专一,明察秋毫,善于用己之神去察他人之神,以自己的意识与病人的意识进行交会、交流、沟通,从而获得病人神的有无、衰旺,内心深处的忧伤、悲愤、思恋以及内部脏腑功能活动表现的真实情况等。

  因为人为万物之灵,富有思想、感情,当病人发现医生在注视自己时,往往会表现拘谨,有所掩饰,影响其神的真实情况。而医生如果过于用意,进行长时间的观察,也往往容易产生主观想法,而影响了观察所得,反而不易作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望神的最佳时机是医生刚一接触病人的瞬间,病人尚未注意、毫无拘谨、没有掩饰的时候,此时所表现的神气、内心深处的活动才最为可靠。

  周老强调,这种“一会即觉”、“以神会神”的能力,是中医望诊的重要技巧之一,需要平时在临床和生活实践中不断加以训练才能逐步获得。

  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扁鹊能“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脏癥结,特以诊脉为名耳”来看,若能从“以神会神”、洞悉细微上不断加以训练,进而发展到能“尽见五脏癥结”的水平,则起死回生、“拯黎民于水火”,完全有可能如探囊取物,不费吹灰之力。

3.诊法之要,曰阴曰阳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景岳全书·传忠录》也说:“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阴阳无谬,治焉有差?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中医四诊所察的内容虽不胜繁多,仅脉学、舌诊方面的专著汗牛充栋,但若要概括起来,其实只有“阴阳”二字。所以,掌握四诊内容的关键要抓阴阳,要善于从病人病情表现的相反、对立中去把握病情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标本等,从而为中医辨证用药提供第一手资料。

  任何疾病的发生,其实都是人体阴阳失调的表现,“有诸内,必形诸外。”病人病性是寒、是热,病势属虚、属实,病位在表、在里,或在脏、在腑;病人是急性病容,还是慢性病容;危重病人是属内闭,还是外脱等,仅从望诊上就是截然不同,判若霄壤,只要稍加留心,一望便知。闻、问、切三诊也同样如此。从闻诊来看,好言者为热,相反,懒言者为寒;言壮者为实,言微者则为虚。问诊方面,喜进热饮者为胃寒,喜进凉饮者则为胃热;腹痛喜按者为虚,腹痛拒按者则为实。浮脉主表,则沉脉自然主里;数脉主热,迟脉自然主寒;脉搏有力为实,无力自然为虚。为医者应善于从这种阴阳对立、正反不同的反复比较中不断提升自己的临床观察能力,见微知著,明察秋毫之末,这正是苦练中医四诊基本功的重要内容之一。

  数千年来,中医在这方面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如仅从望诊来说,《灵枢·五色篇》曰:“五色各见其部,察其浮沉,以知浅深;察其泽夭,以观成败;察其散抟,以知远近;视色上下,以知病处”。清代名医汪宏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在《望诊遵经》中进一步发挥为望浮沉辨病位之表里、察清浊辨病性之阴阳、观微甚辨邪正之虚实、视散抟辨病程之长短、别泽夭辨预后之吉凶等,都是从阴阳对立中去把握病情的变化。《灵枢·五色篇》还说:“色从外部走内部者,其病从外走内;其色从内走外者,其病从内走外。”可见,古人不但善于从阴阳对立中抓住四诊的要领,而且还特别重视从阴阳的转化中把握病情的进退,均值得我们在临床上高度重视。


4.问有重点,针针见血

  一般中医问诊都强调系统、全面、仔细,其实,周老认为没有必要像“十问歌”那样面面俱到。因为每一个疾病都有自身的病因病机演变规律,从而在临床表现上有各自的特点,应抓住这些要害,问有重点,力争每句都能问在点子上,针针见血,才能有助于中医诊疗水平的不断提高。

  (1)围绕辨证

  辨证是中医论治的前提,故问有重点,首先应围绕辨证有目的地去问。如考虑病人是热证,就要问口渴吗?尿黄与否?大便干结吗?以求进一步确证。同时还要进一步问清是哪一脏的火热,如病人心烦易怒多为肝火偏旺,夜寐难眠多为心火上忧,易饥多食多为胃火炽盛等。

  (2)紧扣主症

  主症是病人就诊时的主要病苦,也是我们临证时首先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故问有重点,当紧扣主症,不能“脱题”、“跑题”。

  如外感高热病人就要问恶寒不恶寒,有无汗出,发热的时间及特点等。若恶寒与发热同时出现,提示邪热在表;寒热往来,提示热郁卫气表里之间;壮热、潮热,但热不寒,为邪热在里,气分热盛;身热午后较高,迁延难解,身热不扬者,多属湿热郁蒸;发热昼减夜甚,提示邪热深伏营分。除此之外,还应进一步审查发热的伴随症状,如但热无汗,系风寒袭表,或里热兼感外寒;虽出汗,但汗出不畅,热随汗而减者,属湿热遏表;汗出蒸蒸,热不随汗而减者,为里热鸱张;汗随战栗而出,为邪热欲解或正气欲脱;渴欲引饮者多属里热炽盛;口渴咽干便燥者,提示热邪伤津;渴不欲饮多属湿热郁蒸;腹满胀痛,大便秘结或溏垢,提示燥热内结;伴神志或体表九窍出血,为营血热盛;兼见盗汗、颧红、手足心热等,表示热伤真阴。如是围绕主症,问有重点,才能区别不同的发热,从而直接为辨证用药提供依据。

  (3)先发制人

  根据病机发展、演变规律,推测该病可能出现那些兼夹证候,再进一步有目的地深入探问,如是可以掌握主动,先发制人,这是周老在多年临床实践中摸索出来的重要问诊技巧之一。

  如遇到两胁胀满、胸闷腹胀、喜太息的肝郁病人,要想到气有余便是火,气郁随时可以化火,应进一步问清病人是否兼有心烦易怒、口干口苦、溲黄便秘等火热表现;还应进一步想到肝火还极易引动肝风,肝风既可以上冒巅顶,出现头晕目眩,还可以旁走四肢,出现肢体麻木、拘挛等,所以有进一步了解病人是否有头目、肢体方面症状的必要。与此同时,还要注意肝火旺的病人既有可能一方面克犯脾土,出现纳差食少、脘腹胀满;还有一方面可能伤耗肾阴,甚至肝阳化风,出现头晕目眩,甚或中风等。如是则问有向导,洞微烛幽,分辨蛛丝马迹,则自有先见之明。正如喻嘉言所言:“大指一指独麻者,三年内定中风”,可见临证善问兼夹,甚至还可以预测疾病的发生。

5.脉不能轻,也不可玄

  周老认为,诊脉既不能神化,玄乎其玄,也不能像有些人认为就是一根桡动脉而已。西医认为甲亢、发热、严重贫血的病人可出现水冲脉,心包积液或心包炎时可出现奇脉,即吸气时脉搏明显减弱或消失的现象。说明西医不但有诊脉的内容,而且也可以用来诊断疾病。中医诊脉的内容相当丰富,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已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至今仍能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更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临床上,凡是病人脉弦滑有力而数,一般为痰火偏旺,多见于高血压、高血脂的病人。凡是结代脉,病人肯定就有心律不齐,正如《伤寒论》所说的“心动悸,脉结代”。濡脉在发热病人中出现,西医叫做相对缓脉,是诊断伤寒病的依据之一,中医认为湿热为患,多缠绵难愈。由于脉搏是受植物神经支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它是人体内客观情况的真实反映,可以直接为中医辨证用药服务。

  周老曾依靠诊脉,断定两例月经刚过4~5天的病人已经怀孕。其中一例是闭经,月经才来了一次,单靠诊脉就确定她已有喜,果然最后还生了一个男孩。这就是《素问·平人气象论》上说的“妇人手少阴脉动甚者,妊子也”。周老体会,这种妊娠滑脉明显的,多见于体质壮实的女性,体质弱小的一般不明显。

  东南大学某院士顾某某多脏衰,病实体虚,久病卧床,按理不应当出现弦大有力的脉,但病人却恰恰相反,属脉证相反。周老认为患者预后不好,故断病人将不久于人世,果不到三月撒手人寰。高人早逝,殊多感伤,但也足证中医凭脉断病不无道理。

  古人对诊脉不但高度重视,而且也特别考究。《伤寒论》开首第一条:“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是先论脉而后论症,脉在症之先。《金匮要略》通篇的题目都是“辨某某病脉证并治”,《千金要方》在辨治脏腑病证时都是以“脉论第一”置于篇首,就不难看出古圣先贤对诊脉的重视。

  单就浮脉而言,邪犯于表,气血奋起驱邪于外,故脉应之而浮。故有“浮脉为阳表病居”、“有一分浮脉就有一分表证”之说。换句话说,若病人头痛、恶寒,看起来很象表证,但若脉不浮,就很难说它是太阳表证,更不能用单纯发汗的方法进行治疗。相反,凡是病人有浮脉,说明人体气血充盈于表,因而不论是什么病,也不要管病程有多久,首先应考虑该病可能为表邪未解或者由于表邪不解引发的其他疾患。治疗自当因势利导,驱邪外出。缘此,周老以汗法为主,治疗过肾炎水肿、急性泻痢、黄疸型肝炎、支气管哮喘、过敏性鼻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及荨麻疹等,皆有疗效,以致多年来一直想将这方面的经验写成“汗法的变通应用”一文。当然,浮脉也有不主表的时候,但那属于另一个问题。如脉象浮大而按之空虚的,或者尺部独不足的,往往见于戴阳虚烦假热之病人,与我们所言“如水漂木”之浮脉自然不同。浮脉如此,沉脉主里,数脉主热,迟脉主寒,脉搏有力属实,无力主虚,皆可类推。

6.外感重舌,杂病重脉

  察舌与诊脉是中医四诊中最有特色的内容,二者常合参互用,以判断疾病的表、里、寒、热、虚、实,进退、吉凶、预后等,但周老从多年的临床实践中体会到,在外感急症方面,尤应重视验舌;在内伤杂病方面,则首当重视诊脉。

  外感六淫及疫疠之气,虽脉也为之应,但舌质与舌苔的变化相对更快、更早、更为明显,因而对临床的指导意义更大。在这方面,温病学家为我们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舌质方面,若温热犯于卫表,仅舌边尖红;若热邪由表入里,进入气分,则舌红;若由气入营,则舌绛;若由营入血,则舌质深绛。若舌苔由白变黄、由黄变灰、由灰变黑,则表示着热轻、热重、热极的不同变化。另外,温病察舌还应注意以手扪之,一则审其气之寒温,二则审其是否润泽,以察津液之荣枯。至于阴伤而致胃阴不足者,舌白而干;肾阴不足者,舌红而干。若外感初起,舌面涎多苔厚而舌质起裂纹,舌尖红者,属内有伏热而兼新感,宜先辛凉开透,继则以清内伏之热为主。

  舌苔可以决定时病的治疗,而杂病的舌苔,在辨证论治过程中,有时只能起参考作用。比如消渴的病人而见腻苔,并不妨碍养阴润燥药的运用,但在用时要注意轻灵一些,避免过于滋腻,或者在清养之剂中稍加一些藿香、佩兰、白蔻、苍术、陈皮等,以资调理。若因见腻苔,而大量应用半夏、厚朴、草果、草蔻之类苦温燥湿就有失妥当,甚至反而加重病情。虚劳、肺痨的病人也同样如此。

  对于内伤杂病,特别是久病缠身、高年体虚之人,舌脉相比,脉诊的意义更大。同时浮、中、沉三候中,沉候更为重要,更能反映人体内部的真实情况。如久病之人,面红,心烦,口渴喜饮,汗多,脉象却细弱无力,证似阴虚火旺,实属气阴两虚。既不能单纯作阴虚论治,更不能用一派苦寒泻火之剂,应重用甘温益气之品,使气阴渐复,逐步调治而愈。如不察脉象,但见阴虚火旺之象,便轻率地用滋阴泻火之剂,则气愈虚而阴更难复。非但无功,反而有过,可不慎诸!

7.疑难重症,莫忘诊腹

  腹为阴海,内居脏腑,为水谷之乡、气血之源。十二经脉及冲、任、带、阴维、阴跷等经脉都与腹部有直接联系,可见,腹部为全身经脉循行最多、穴位分布最密的部位。腹部十二募穴又内通五脏六腑,为窥视脏腑之孔道。特别是腹部还有神阙、气海、关元等要穴,尤为候脾胃、肾元及冲任之气的要地。缘此,周老强调凡临床遇到病有疑难、症有危重的病人,莫忘诊腹。

  古人认为,腹部犹如人身上的炉冶,包裹肠胃并消化食物,所以应长得又圆又长,又厚又坚。凡腹皮宽厚,为五谷丰盈之象,主寿;妇人凡腹皮宽大者,多子。反之,腹部塌陷,甚至如舟状者,多属脏腑薄弱、气血虚衰之像,古人有“腹皮着背,不出三年死”之说。

  周老认为,凡临床上遇到疑似难决之证,注意及时诊腹,往往不难拨云见日,化难为易。如寒证的病人证据不足,犹豫难决之际,以腹诊求之,若腹部皮肤按之发凉者,则可断为寒证无疑。同时注意,若发凉而拒按者,则为寒实;若暖手按压觉舒适者,则为虚寒,可见腹诊还可以进一步区分寒证的虚实。与此同时,还可以提示寒证的病位。如脐下寒,多提示肾阳不足;脐周发凉,多为脾胃虚冷;脐上凉,多为心肺阳虚;两胁腹发凉,多为肝胆生发之气不足。

  反之,对疑似热证的病人也同样可以如此。若腹部皮肤按之热或灼手者,则可断为热证无疑,若喜冷而拒按者,则为实热证。若脉候有热象,而腹候不热者,或自感手足热,按胸腹不热者,或初按觉热久按则减者,则为表热;若重按腹而其热灼手者为伏热;热不易去,初按不觉热,久按灼手者为湿遏热伏于内;初按热甚,久按热更甚者,是邪热炽盛在里等。

  腹部不但为脏腑之宫城,同时还为气机升降出入之枢纽,“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因此,周老强调对危急重症患者必须重视诊腹。如高热昏迷的病人,若迭用清热泻火、凉血解毒、化痰开窍之剂不效,若摸之腹部胀满硬痛,立即以大承气汤峻下,往往随着热毒下泄而神志立醒。此即“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若不注意腹诊,何以能转危为安,所以危急重症病人注意诊腹往往又有特殊的意义。若危重病人少腹冰冷者,为阳气欲绝,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若治疗后脐下转温者,则为阳气回复,而系正胜邪却之吉兆。


    
  外感六淫及疫疠之气,虽脉也为之应,但舌质与舌苔的变化相对更快、更早、更为明显,因而对临床的指导意义更大。在这方面,温病学家为我们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舌质方面,若温热犯于卫表,仅舌边尖红;若热邪由表入里,进入气分,则舌红;若由气入营,则舌绛;若由营入血,则舌质深绛。若舌苔由白变黄、由黄变灰、由灰变黑,则表示着热轻、热重、热极的不同变化。另外,温病察舌还应注意以手扪之,一则审其气之寒温,二则审其是否润泽,以察津液之荣枯。至于阴伤而致胃阴不足者,舌白而干;肾阴不足者,舌红而干。若外感初起,舌面涎多苔厚而舌质起裂纹,舌尖红者,属内有伏热而兼新感,宜先辛凉开透,继则以清内伏之热为主。
    
  舌苔可以决定时病的治疗,而杂病的舌苔,在辨证论治过程中,有时只能起参考作用。比如消渴的病人而见腻苔,并不妨碍养阴润燥药的运用,但在用时要注意轻灵一些,避免过于滋腻,或者在清养之剂中稍加一些藿香、佩兰、白蔻、苍术、陈皮等,以资调理。若因见腻苔,而大量应用半夏、厚朴、草果、草蔻之类苦温燥湿就有失妥当,甚至反而加重病情。虚劳、肺痨的病人也同样如此。
    
  对于内伤杂病,特别是久病缠身、高年体虚之人,舌脉相比,脉诊的意义更大。同时浮、中、沉三候中,沉候更为重要,更能反映人体内部的真实情况。如久病之人,面红,心烦,口渴喜饮,汗多,脉象却细弱无力,证似阴虚火旺,实属气阴两虚。既不能单纯作阴虚论治,更不能用一派苦寒泻火之剂,应重用甘温益气之品,使气阴渐复,逐步调治而愈。如不察脉象,但见阴虚火旺之象,便轻率地用滋阴泻火之剂,则气愈虚而阴更难复。非但无功,反而有过,可不慎诸!

 

8.四诊合参,万举万全

  《难经·六十一难》说:“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脉而知之谓之巧。”由于望、闻、问、切是从不同角度收集临床信息,各有其独特的作用,不能互相取代,故周老认为,四诊合参并用,各有侧重,是中医诊病的优良传统,也是减少辨证失误,提高临床疗效的关键。

  为医者虽对望诊或脉诊某一诊法有高深的造诣,功力老道,稀有难逢,但也不能以偏概全,忽视其他诊法,甚至以一诊代替四诊。正如《医门法律》所说:“望闻问切,医之不可缺一。”《四诊抉微》也说:“然诊有四,在昔神圣相传,莫不并重。”仲圣在《伤寒论·自序》中也曾批评言:“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疾病表现复杂多端,也只有四诊合参,知常达变,才能抓住疾病的本质。比如鼻流清涕,一般认为是外寒袭肺,可是《尤在泾医案》却有“咳甚夜间,肌热午后,此阴亏也;浊痰咳唾,鼻流清涕,是肺热也”的说法。单就鼻流清涕而言,外感风寒是其常,阴伤肺热是其变。若不结合病人有肺阴不足、肺热有余的其他见症,则焉能断此鼻流清涕为热从窍泻的临床表现?

  古人将诊脉列于四诊之末,重在以脉合病,以便脉证互参、色脉相合,如是“有者求之,无者求之”,万举万全。周老常言,现代不少人只重从症辨证,不重辨脉,甚至动辄“舍脉从症”;反之,却有个别人只强调诊脉以断病,而忽略其他诊法,实为当代中医的一大憾事。

  9.病案附录

  (1)从望痰下手,开肺化饮疗臌胀

  沈某,男,50岁。因发热,便下紫血而入院。

  检查时脘下触有包块,但不痛,经治发热下血均瘥,而腹部日渐膨胀,渐至脐突,青筋暴露。经用补气、运脾、温肾、逐水诸法俱不效,住院半年有余,反复检查既非肝硬化腹水,也非肾病,难以明确辨病诊断。

  当时天气日冷,见其伴有明显的咳喘,咯吐多量白色泡沫痰液,苔白,脉弦。周老重新辨证认为病人虽属血瘀气滞、肝脾两伤、水湿内停,但当前的病机主要为寒饮伏肺,肺气不宣,通调失司,乃迳取小青龙汤原方,温肺化饮,开上启下,意图通过开肺以利尿,化饮以消水。

  药后腹水随咳喘咯痰的改善而日渐消退,经月痊愈。但亦未见小便明显增多,足证前人“治饮不在利小便,而在通阳化气”的论点,实为经验之谈。

读《庄子》 看中医之路在何方【草根一生】

  (2015-07-30 20:29:47)[编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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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庄子》
看中医之路在何方
王 敬

  本报前段时间发表了全国著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的博士毕业生唐铁军在英国给邓老的一封来信。由于中医师在英国没有西药的处方权,迫使他们摆脱了对西药的依赖以及临床分科的羁绊,使其遣方用药,唯中不西;针药并行,多管齐下;临证面广,不拘分科;心中时刻牢记“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两大精髓,完全按照传统中医的思辨方式、固有规律来践行中医,收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笔者接触了现在很多中医院,感觉他们对引进现代化的医疗设备非常积极,结果是装备越来越现代,中医院从头到脚越来越像西医院。很多中医院的中医人数在逐渐减少,能完全用中医思维诊断,完全用中药及中医非药物疗法进行治疗的中医是越来越少了。

  最近国内出现了一股“国学热”,《老子》、《孔子》、《庄子》等重新受到国内读者的追捧,笔者重新浏览了一下《庄子》,发现《庄子》书中很多寓言故事不但对人生很有启发,对如何发展中医也很有启发作用。

  《庄子·应帝王》讲了一个故事,南海的帝王叫儵,北海的帝王叫忽,中央的帝王叫浑沌,儵和忽时常到浑沌之地相会,浑沌对他俩热情款待,儵和忽为感谢浑沌,商量到:“人都有七窍,用来视听、饮食和呼吸,唯独浑沌没有,我们帮他凿开吧。”于是,儵和忽一天为浑沌凿开一窍,七日后七窍是凿开了,但浑沌却死了。

  《庄子·至乐》中庄子借孔子之口讲了另一个故事,从前有一只海鸟飞到鲁国郊外,鲁侯亲自把它迎进太庙,演奏《九韶》名曲给它听,宰杀牛羊以为膳食。而海鸟却目光迷离,神情忧伤,不吃一口肉,不喝一杯酒,结果三天就死了。海鸟为什么会死呢?“这是人用养自己的方法去养鸟,而不是用养鸟的方法去养鸟。”如何才是养鸟的方式呢?“应该让海鸟在森林中栖息,在沙洲上走动,在江湖上飞翔,啄食泥鳅小鱼,与群鸟随行而居,自由自在地生活。鸟讨厌听到人的声音,像《咸池》、《九韶》这样的乐曲,在广阔的原野上演奏时,鸟一听见就飞走,兽一听见就跑开,鱼一听见就潜入水中,只有人听了,会聚在一起欣赏。鱼可在水里自由地生活,而人在水里却会窒息而亡。鱼与人本性不同,其喜好与生存环境自然各异”。

  读了《庄子》讲的故事反思一下中医应该如何选择发展方向,数十年来围绕中医应如何发展的问题,多方是争论不休,具代表性观点有:A观点:其观点核心是将中医学与西方科学之不同视为糟粕,继而反对中医或提出“取消中医”;B观点:其观点核心是认为中医有一定合理之处但属于“落后”的医学,应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包括西医来“帮助”中医,并认为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包括西医来“帮助”中医后,中医就现代了,中医就发展了。A观点受到中医及社会各界的反对;但B观点到现有却依然很有市场,虽然也有很多反对的意见,但好像很难说服这些好心人。

  A观点让人一目了然,大家容易分辨;B观点就带有很大迷惑性了,他们就像“儵和忽”一样的好人,认为西医是用还原的方法认识人体,用病因、病理、病位来分析疾病,而中医是用整体观认识人体,用辨证论治来诊断与治疗,他们觉得中医的整体观像“浑沌”一样,人也不错(中医有疗效),但就是长得太不像现代人(西医)了,怎么办呢?帮帮中医吧!把中医整体观理论搞成中医病因学、中医病理学等等,把中医“临证面广,不拘分科”分成中医内科、中医男科等等,再把中医内科分为消化、肝胆等系统,使中医越来越像西医了,与此同时,发自中医内部尤其是老中医的强烈声音却是:现在能用中医思维进行看病的人越来越少,现在的名老中医比“国宝熊猫”都少。

  对待中医,我们还要学鲁侯热情款待海鸟的方法,为它奏乐,请它喝酒吃肉吗?两千年前被庄子耻笑的故事今天还要在中医身上重演吗?其实中医的发展也像海鸟一样喜欢“在森林中栖息,在沙洲上走动,在江湖上飞翔,啄食泥鳅小鱼,与群鸟随行而居,自由自在地生活”。中医也经历过“热烈浮躁”的年代,有很多好心人想帮助中医,拿出“大鱼大肉”款待中医,一会儿中医系统论,一会儿中医控制论,一会儿中医相对论,看起来很“丰盛”,但对中医来说“油太大”,既不太可口又难以消化,其实只要中医人觉得整体观“好看”,阴阳五行“好听”,辨证论治“好用”,用这些能治好病就是硬道理。

  《庄子·秋水》中庄子对楚国使者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了,楚王特地用竹箱装着,手巾盖着,保存在庙堂之上。这只龟是宁可死了,留下骨头受人瞻仰呢?还是宁可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爬呢?”楚国使者说:“宁可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爬。”我们是要用所谓的西方科学的光环把中医包装得富丽堂皇最后成为世界遗产供人瞻仰好呢?还是让它按自己的“生活方式”活着的好呢?中医人要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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