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中医思维提升实践能力

两年来,参与中医经典能力等级考试的试点院校已达29所,覆盖了全国所有独立设置的本科中医药院校,以及部分西医院校和综合院校,参考学生达1.4万余人——
北京中医药大学2017级中医学“5+3”一体化在读学生郑冰洁目前在临床实习阶段。“我以前认为学习中医经典只是理论学习阶段的基本要求,但在临床实习的过程中,我发现经典对于建立中医思维十分重要,能帮助我更好地对疾病开展诊断与治疗。”郑冰洁说,“在临床问诊时,患者会说到一些经典上所描述的症状,这为我提供了下一步问诊的方向,也为我所学的医学知识和临床之间架起了桥梁,增长了我对于中医临床的信心。我在基础学习阶段已经考过了一级,今年又考了二级,明年还会继续考三级。中医经典学习会贯穿我的整个基础学习和临床学习阶段,我从中医经典能力等级考试中,受益很多。”
2020年10月,由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医学类专业教学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医教指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师资格认证中心联合主办的“全国中医药经典能力等级考试试点联考”在全国13所中医药院校首次正式开考。
2021年上半年的试点联考,参考试点院校已达到27所,包括22所独立设置的本科中医药院校和5所西医院校,覆盖我国东北、华东、华北、华中、华南、西南、西北七大地区。作为深入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的重要举措,两年来,参与这项考试的试点院校已达29所,覆盖了全国所有独立设置的本科中医药院校,以及部分西医院校和综合院校,参考学生达1.4万余人。考生面向院校教育阶段学生,不限专业,覆盖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5+3”一体化、9年制等各教育层次。
等级考试由低至高分为3个等级,一级、二级主要对应本科生应达到的经典能力水平,三级则对应研究生毕业应达到的水平,考试内容涉及《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及温病学著作为代表的中医四大经典相关内容,主要考查学生中医药经典掌握、运用等综合能力,从而使中医药经典的学习贯穿中医人才培养整个过程。
全国中医药教育发展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医教指委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翟双庆介绍,2005年开始就有院校在本校范围内开展中医经典等级考试,截止到2019年,共有15所中医药院校开展本校经典等级考试,但每所院校的考试等级划分不同,考核内容不同,且欠缺基于教育测量学的考试评价与分析反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强化中医思维培养,改革中医药院校教育,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强化中医药专业主体地位,提高中医类专业经典课程比重,开展中医药经典能力等级考试”,中医教指委在教育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指导下积极开展前期调研、研究工作,形成考试方案,筹备近一年,最终在全国范围内试点开考。
谈到创办中医药经典等级考试的初衷,全国中医药教育发展中心主任、中医教指委主任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谷晓红表示,中医的发展遵循“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中医经典即是中医精华的集中体现,是传承精华的必要途径。一直以来,中医学专业学习注重对学生中医思维的培养,其中,中医经典的学习是培养中医思维的关键环节。“没有经典,传承就失去了根基;没有传承,经典就失去了价值,这便是我们花大力气办等级考试的初衷。”
贵州中医药大学考生曹转琴说,通过反复地学习经典,在加深理解经典原文的同时,促进了自己中医思维的形成,培养了自主学习能力。唐力超是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大三的学生,他表示在参加经典等级考试以后,由于题目的综合性和偏向于应用性,自己在复习时也更注重将条文与实践相对应。“在进入临床学习阶段以后,这种思维方式和扎实的基础知识让自己在临床实践中更得心应手,同时也增强了学习中医的自信心。”
北京中医药大学伤寒教研室郭华教授表示,中医药经典能力等级考试以标准化的方式建立了学生分层评价体系,不仅能直观地了解学生的中医药经典掌握水平,更能反映出在经典课程授课方面存在的问题,切实达到了以考促教、以考促建的目的。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务处处长闫永红表示,北京中医药大学自2015年便开始在本校范围内开展中医药经典能力等级考试。全国范围内开展试点联考,“北中医”是第一批试点院校,通过全国试点联考,不仅可以纵向对比本校学生掌握情况,还可以横向与其他院校对比,以此来分析学校在教育教学方面的问题,吸收其他院校好的经验和做法。目前,北京中医药大学已明确要求中医学专业学生在本科毕业时应考过全国中医药经典等级考试二级方能毕业。
经过两次全国联考后,目前全国已有3900名学生通过一级、741名学生通过二级、117名学生通过三级。全国中医药教育发展中心、中医教指委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师资格认证中心正在积极探索在全国范围开展中医药经典能力等级考试可行性与可操作性。未来,考试范围将进一步扩大,考试质量也将进一步提升,带动中医院校形成学经典、用经典、悟经典的良好氛围。(焦楠 袁娜 杨志云)
明代医家龚廷贤在《万病回春·医家病家通病》中说:“夫医为仁道,况授受相传,原系一体同道,虽有毫末之差,彼此亦当护庇,慎勿訾毁,斯不失忠厚之心也。”倡导同行之间要互相扶持,不要相互訾毁。
病有万变多端,医有精研无穷,个人的学识与经验终究有限,医术再高也会碰到自己治不了的病。清代名医程国彭曾说道:“病不识时莫强识,谦恭退位让贤能。”意思是要坦承自己治不了某病,甚至举荐他医。这对医家来说是一种道德层面的考验。
元代名医朱丹溪和葛可久互相成就的故事被传为美谈。浙江有一大户人家的小姐患痨瘵病(肺结核),经名医朱丹溪治疗后病情大有好转,但其面颊部红晕斑点始终无法消除。朱丹溪便坦诚地推荐了苏州名医葛可久,后经葛可久的针刺治疗,患者脸上斑点果真消失。最后病家厚礼相谢,并称葛可久医术高超,但葛可久却说:“其实是丹溪先生医术高超,他已经将小姐的病基本治好了,我只不过是最后扎了几针而已,并无功劳。”朱、葛两位名医互相成就,彰显了大医之德。
《千金翼方》记载了当时深州刺史成君绰患的一种怪病,“颈肿如数升,喉中闭塞”,已有三日水米不下,遂找孙思邈求治。孙思邈虽然见多识广,但对此病没有十足把握,且患者无法服用汤药,他便把患者推荐给针灸学家甄权。甄权针刺患者右手商阳穴,患者很快就好了。孙思邈还特地在自己的医著中记录此病案,足以看出他谦逊诚实的医德。
明代针灸学家杨继洲,用针法治疗疾病非常有效验,医生纷纷去找他讨教,杨继洲都是非常热情地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地介绍自己的治疗经验,经常手持银针在自己身上示范穴位的进针手法,甚至还把家传的秘本拿出来供世人学习。
明代医家王肯堂医术高超,有“神医”之称,对待同行也是非常信任,从不自以为是。《对山医话》中曾记载这样一段故事。王肯堂80岁时患泄泻,自己和其他医生都认为是因为年老体衰,需要滋补固摄之药治疗,结果越治越重,最后请李中梓前去诊治。李中梓诊视后说:“您虽年事已高,但素体肥胖多痰湿,用滋补之药则加重腻滞,现在须用通利泄下的药物祛痰湿。”王肯堂听后,毫无疑虑地接受并用药,其泄泻遂治愈。由此看出,医生同行之间相互尊重与信任是十分重要的。
儿科鼻祖钱乙也是一位非常尊重同行、提携后辈的医家。宋神宗时,太子患抽风病,御医都没能治好。后来钱乙用黄土汤治好了太子的病,神宗皇帝夸奖他医术高明,并质疑御医们为何没有及时治愈太子。钱乙解释了自己的治疗思路后,补充说:“诸医所治垂愈,小臣适当其愈。”意思是太子经过先前诸医的治疗已近痊愈,我不过是刚好碰到他病愈的时机。钱乙当着皇帝,没有倚功自傲,诋毁他人,吹嘘自己,表现岀非常难得的谦逊宽厚的姿态。钱乙70多岁时做了翰林医学太医丞,当时的年轻医生董及之擅长治疗小儿痘疮,钱乙看了董及之小儿天花的专书《小儿斑疹备急方论》后,认为其见解超过了自己,欣喜地说:“予开卷而惊叹……深嘉及之少年艺术之精。”并主动且谦逊地向这个后辈学习,还专门为这部书写了跋言,同时将该书收入自己的著作《小儿药证直诀》中,向大众推荐。
明代医家缪希雍经常拜访一些有真才实学的医生,与他们交流经验。有一年,他去南京拜访了王肯堂。王肯堂对这次会见印象深刻,后来在《灵兰要览》中特地作了记述:“秋天,缪希雍先生来访,我高兴地接待了他。我们在一起无拘无束地讨论了许多医学问题。他的精辟学术见解、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使我十分钦佩。我补血用酸枣仁的方法就是从缪先生那里学来的。”缪希雍在他的著作中也写了相同的情节,来纪念这次有意义的相会,以表达相互学习和相互敬仰之情。
医学有学术争鸣才会取得繁荣和进步,医学同道之间应该以开明的态度求同存异,彼此尊重,而不能一味地囿于门户之见或以势压人。“三人行必有我师”,同行勿相轻,要博采众长,互相学习借鉴,以提高医术治病救人为宗旨。(王诗源
摘自2022-10-10中国中医药报
李永清 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中医院
国医大师、河北省中医院主任医师李佃贵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很多胃癌、萎缩性胃炎用常规方法治疗效果不理想,病人大都舌苔黄厚黏腻,大便黏腻不爽,一般予以“以毒攻毒”的方法治疗,用化浊解毒的方法进行治疗。李佃贵“浊毒证、浊毒理论”便诞生了。浊毒理论既是中医文化的体现,又是对中医理论的创新。
浊毒理论与整体观
传统中医文化强调自然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着的整体,天地万物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天人相应,形神一体的整体观。《中医浊毒论》中指出,广义上的浊毒指“天之浊毒”“地之浊毒”“人之浊毒”。天之浊毒指PM2.5、雾霾等浊毒物质。空气中的浊毒物质通过呼吸、皮肤和被污染的食物,侵入人体;再有噪声和电磁的辐射也是浊毒物质,可引起高血压、高血脂、心律失常等。“地之浊毒”是指被农药、重金属、工业排污、食品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塑料、微塑料等有害物质污染的土壤、食物和水。“人之浊毒”,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情志太过,损伤五脏。在化浊解毒养生法中,首条便是化解心中之浊毒,如曾国藩所言“养心之道,先去其毒,阳毒曰忿,阴毒曰欲”。要“惩忿窒欲,与人为善,与己为善”,只有这样才能形与神俱,尽终天年。情志不畅生浊毒,饮食不洁生浊毒,不良的生活习惯生浊毒,代谢性疾病内生浊毒,外来的食品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内在的病理产物,痰浊、瘀血等,“浊毒”既是致病因素,又是病理产物,如何去除浊毒,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浊毒理论是时代的产物,是中医药学的一部分,也是科学和人文的结合,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双重属性。浊毒理论有其系统、独特、完整的理论体系,浊毒理论渗透着中医文化。浊毒,既是一种致病因素,又是一种代谢产物。浊毒证是指以浊毒为病因使机体处于浊毒状态从而产生特有临床表现的一组或几组症候群。浊毒理论,是研究浊毒致病及机体处于浊毒状态时病理变化、演变规律、诊断和治疗的中医理论。从浊毒的概念到浊毒证再到浊毒理论,其构建处处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形神相俱”整体观的核心内涵。李佃贵认为浊毒从广义上讲,包括“天之浊毒”“地之浊毒”“人之浊毒”三个方面,这一提法既是中医文化的体现,又是中医药文化的创新。
浊毒理论与辨证论治哲学观
临床上,浊毒证因其致病特点和病变部位不同,表现各异。浊毒的共性特点为:
颜面五官:浊毒蕴结,见面色黄,晦浊。浊毒热蒸而外溢于皮肤则见皮肤油腻秽浊之象。浊毒上犯而见咽部红肿,咳吐黏稠痰涎等。
排泄物:大便黏腻,臭秽不爽,小便黄,汗液垢浊有味。女性白带色黄、量多。
舌象:苔黄腻多见,浊毒轻者舌质红,苔腻、薄腻、厚腻,或黄或白或黄白相间;浊毒重者舌质紫暗、红绛,苔黄腻,或中根部黄腻。因感邪脏腑不同,苔位亦异,浊毒中阻,苔中部黄腻;浊毒蕴于肝胆者,苔两侧黄腻等。
脉象:浊毒证患者滑数脉常见,尤以右关脉滑数突出,临床以滑数、弦滑、弦细滑、细滑多见。李佃贵提出了“化浊解毒”的治疗原则,一是使浊毒有出路,二便与汗液是浊毒之邪的出路,运用通腑泄浊解毒法、渗湿利浊解毒法、达表透浊解毒法;另外是切断浊毒之源头,阻断浊毒生成,运用健脾除湿解毒法、芳香辟浊解毒法、祛痰涤浊解毒法、清热化浊解毒法、攻毒散浊解毒法。针对“浊毒证”的治疗,李佃贵既用经方,又创作了自己的效验方,疏肝理气方、益气养阴方、理气和胃方、理气活血方、清胃制酸、和胃降逆方、防癌抗癌方、散结止痛方。在浊毒理论的指导下,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辨证论治,处方用药,处处体现着中医文化辨证论治的哲学观。
浊毒理论与治未病理念
中医既要防病的发生,又要防病的发展和演变。
《黄帝内经》中提出“不治已病,治未病”“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的观点。金元时期朱丹溪亦说:“与其治疗于有病之后,不如摄养于先病之前。”中医历来认为防重于治,既要预防疾病的发生,又要预防病情的发展和演变。这种注重矛盾转化、防微杜渐的辨证哲学思想是中医文化的精华。癌症的防治,包含癌前的预防和癌后的调治。癌前状态和癌前病变也叫早癌,有较高的癌发风险,比如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不典型增生和上皮肉瘤变。李佃贵在临床中发现胃癌、萎缩性胃炎在不同阶段,不同病人中,属于中医的浊毒证,用化浊解毒的方法治疗,效果满意。经过反复探索思考,李佃贵总结出“疏肝和胃、活血祛瘀、解毒化浊、健脾和胃”四步调胃大法,临床实践证明,运用此法治疗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或不典型增生,有效率达90%以上,打破了“胃癌前期病变不可逆转”的理论束缚,为中医治疗萎缩性胃炎癌前期病变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癌后的调治。
现代医学在癌症的治疗上,普遍使用手术、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通过这些治疗,虽暂时取得了明显疗效,但易复发。癌症为浊毒证,不论手术与否,李佃贵运用浊毒理论,祛除浊毒,匡扶正气,改变患者身体内环境,患者病情得到很好的改善。浊毒理论体现了中医治未病防重于治的思想理念。
浊毒证既不属于八纲,又与八纲有关。
八纲辨证有寒证、热证、表证、里证、虚证、实证、阴证、阳证任何一型,又与八纲中的每一型有关联。多部古典医籍提到了浊,提到了毒,但从未提到过“浊毒”,所以浊毒理论既是中医文化传承,又是中医文化的创新。从浊毒的概念到浊毒证再到浊毒理论,从辨证论治,到处方用药,处处都体现着中医文化之天人合一、形神一体的整体观,辨证论治的哲学观,未病先防,既病防变,防重于治的思想观的核心内涵。
傅文第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中西医在对世界本源的认识、发生机制等方面有很大不同。中西医思维方式存在着本质差异,仅仅用西医的思维方式、方法去衡量中医是行不通的。中医现代化应借鉴现代文明,同时也要考虑自身特点。我们应用辩证眼光看待中医,认识中医魅力,挖掘中医潜力。
•在原汁原味传承的同时,也要用历史和辩证的视角看待中医,客观地认识其历史和时代价值,强化中医自信、文化自觉和传承自强。
中医药学是古代的哲学和科学的集合体,它不但具有医学属性,同时还蕴含着人文、科学和艺术的属性,是德、道、术的统一,是复杂性科学。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具有独特理论和诊疗技术及养生保健思想和方法的医学体系,它以生物学为基础,与多学科相交融,与人文、哲学相渗透,有着丰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是一门研究人体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自然科学,并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的特征。
中医药学的发展从内部看,理论与实践不断丰富完善和提高是动因;从外部看,现实需求、时代呼唤也是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在现代科技引领下,大力加强传统中医药和现代科技的交叉融合,加强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实现中医药健康辨识、检测、评价和干预的客观化、数字化和标准化,积极探索中医药与信息技术、物联网技术结合起来,实现移动互联网与大数据背景下的“云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保健与医疗网络,吸收现代科技成果,兼容并蓄,是构建现代特色的中医药学的必由之路。
辩证看待中西医差异
中西医形成初期,两种医学受到不同学术思想的影响。东方文化从整体、宏观上归纳,西方文化从微观入手着眼实证分析。中医学以元气论为基础,强调整体的分化性及由此决定的不可分解性,西医学以元素轮和原子论为基础,认为整体性是组成的、可分的,解剖、分解、还原成是其研究途径。
由于中西医产生的时代不同,其思维方法有根本不同。一般说,中医重整体,西医重局部;中医重综合,西医重分析;中医重功能,西医重形质;中医重下向因果链,即从整体出发,强调整体对局部的制约,西医重上向因果链,即从局部出发,强调局部是整体的基础。西医的思维方式是还原论思维,形成了医学还原论。它打破了古代的整体水平研究,开始把人体分解,向部分及微观深入,方法上冲破了直观、模糊、思辨等局限,开始应用分解方法、还原方法、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冲破了古代单纯依靠临床经验总结的局限,走上了实验研究的道路,从经验医学转向实验医学。中医思维方式是传统的系统论思维,形成了现有的中医系统观,即整体观、联系观、稳态观和自组织观等,在整体观指导下的全身调节,联系观指导下的矛盾调节,稳态观指导下的功能调节等。
总之,中西医在对世界本源的认识、发生机制、对事物的整体认识、动力源泉和还原观等方面有很大不同。中西医思维方式存在着本质差异,仅仅用西医的思维方式、方法去衡量中医是行不通的。中医现代化应借鉴现代文明,同时也要考虑自身特点。我们应用辩证眼光看待中医,认识中医魅力,挖掘中医潜力,发展中医,形成现代医学观。
培养人才
中医的兴衰,中医教育担负着神圣历史使命。据不完全统计,当前,中医院校在专业设置上中医专业课和理论课与西医相关课程并驾开设,仅在课时上中医略占优势,学生同时要接受中西医两套医学理念、思维方法和医疗技术,表面看有利于让学生全面掌握中西医知识,但实质上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刚进入大学的学生他们仅仅接触到了知识体系中的启蒙思想和逻辑认知中的基础训练,系统知识体系和逻辑判断推理及主动索取知识完善自有知识体系的推理学习能力还没有很好建立,这时便出现性质不同、体系各异的两套知识系统,会使学生产生知识结构错乱,认知迷茫,对所学知识产生困惑、怀疑,甚至厌烦情绪。
中医院校课程设计应该如何改革,我们认为:
一是要用中医思维办好中医教育,要从中医特点出发,牢固树立中医姓“中”的思想,从中医出发,回到中医。
二是要主动迎接新事物、新科技、新思想给中医发展带来的契机。回顾中医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每次中医的发展和进步,都是中医人怀着兼容并包之心,主动面对现实,解决面临的困惑,完善自身的过程,因此,现代中医教育要有更广阔的胸怀,主动接纳人类一切成果为我所用。
三是要解决中医传承发展和中医教育的问题,要以中医为首,借鉴吸收西医及现代科学的营养,主动发展中医,用现代技术和科技成果丰富发展中医,而不是把中医放在西医从属地位,作为西医的补充和民族医学知识的简单解读和知识传播。
四是要建设一支信中医、懂中医和爱中医的理论与临床皆通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做到中医院校不但要出中医国医大师,更要出中医教育专家,只有这样,中医复兴之路才为时不远。
与时俱进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原创,其博大精深的理论、穿越时空的思想、简便验廉的技术和厚德仁爱的医德,是中华智慧先人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遗产,对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要怀有感恩之心、敬畏之情和传承之意。在原汁原味传承的同时,也要用历史和辩证的视角看待中医,客观地认识其历史和时代价值,强化中医自信、文化自觉和传承自强。
站在时代前沿,回望古老的中医,我们为祖先的智慧感到欣慰和荣耀。发展必以创新为动力,传承必以扬弃为先导,在与时俱进中丰富中医思想,同时要以我为主,中医为要,吸收一切科技成果发展中医的现代诊疗技术,防止、遏制中医思维弱化、学术异化、技术退化和评价西化等不利于中医发展的现象发生,在保持特色,在坚持中医原貌的前提下发展和完善中医理论和中医技术。
用中华文化引领中医药发展
当前正值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作为与中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的中医药学,面对我国文化繁荣发展与科技转型的重要阶段,如何树立文化自觉,处理好与西方文化、西医学之间的关系,树立发展自信、增强发展动力,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
中医药学知识体系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哲学体系、思维模式、价值观念、治疗手段、评价体系都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关。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哲学思想,以道家、道教理论为基础的养生保健,以易学为旗帜的天文学和地理学,以儒学思想为指导的医学伦理学等构成了中医坚实的文化背景和知识基础。中国文化环境造就了中国人中体验、参悟、直观观察的思维方法,形成了内省、推导、重价值的思维模式。要挖掘中医药在卫生、经济、科技、文化和生态等资源中的构成要素,从中医药文化的本源、中医药临床疗效、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医药传承发展和对外交流等出发,丰富中医药文化的内涵和实践。
我们要适应大环境的变迁,服务大卫生的需求,实现科学人文融合互动、东学西学兼收并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保健体系。
中医药学虽然已有几千年发展应用历史,但要被全世界认识理解,发挥医疗和文化作用,还要走出国门,加强宣传。中医药工作者要以科学的态度开展中医药学交流,以文化引路,以中医药技术示人,以学术研讨、中医药产品推介、中医药文化传播等形式开展全方位交流和合作,同时要加快中医国际标准的制定和完善工作,让中医造福人类健康。(傅文第)
标签: 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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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孙子的建议【草根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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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教。我有几点建议:一则重视经典的学习,每年都需重读一遍《内经》,结合一年的
临床实践,每遍都将有新的体会。二则拜一明师,需是理论与实践俱强的明师,耳提面
命,有助于迅速进入境界。三则勤奋不懈,夜则读书思考,日则临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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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本质上是一种理论医学,要向世界说明白中医药疗效,阐释中医理论是绕不开的环节——
摘自2022-2-16中国中医药报 本报记者 张梦雪 王琦,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中医药传承数千载靠的是切实疗效,而中医药疗效之所以经得起实践考验,是因为背后有强大的理论支撑。中医学本质上是一种理论医学,如果要向世界说明白中医药疗效,那么阐释中医理论则是绕不开的环节。 阴阳、五行、气血等中医理论的内涵能向世界说明白、讲清楚吗?应以什么方式阐释中医理论内涵?中医理论能走出国门吗?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王琦院士。 从哲学层面将中医理论向世界阐释清楚 记者:阴阳、五行、气血等中医理论的内涵能向世界说明白、讲清楚吗? 王琦:中医理论一定能说明白、讲清楚。因为中医学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哲学的智慧,而哲学是认识世界的方法和工具,全世界都是相通的。比如,中医理论的基本概念——阴阳、五行,直接音译给外国人,他们当然不明白;如果把阴阳解释成对立统一的协调关系,把五行解释成互相制约的动态平衡,阐明其中包含着关系论、系统论的思想,那么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能听懂。202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三位科学家研究的领域就是复杂系统。作为世界顶级的科学家,他们认识世界、分析问题的这种系统思维,与中国哲学蕴含的道理有很多相通之处,中国哲学思维也深受世界认可,我国传统哲学著作《道德经》被翻译成500多个版本在全球广泛传播就是例证。所以,在哲学层面,中医理论可以被世界所理解,也可以与现代科学对话。 中医理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善用隐喻,比如培土生金、提壶揭盖等理论概念都是隐喻,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隐喻作为20世纪认知科学的三大重要议题之一,可通过直觉类比把复杂的科学问题变得简单。比如,金、木、水、火、土就是抽象出来的五种符号,用它们之间的生克关系可以把复杂的生理、病理现象简单、清晰地描述出来。一位久咳不止的患者,同时具有口吐白痰、舌淡苔白、食欲不振等症状,就预示着他的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可能都发生了病变,以细胞、组织等微观视角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而中医理论则从现象入手分析病情,以五行生克关系描述病情,提出的治疗思路是培土生金,土指脾,金指肺,一个隐喻把通过调脾治疗咳嗽的道理讲得非常清楚,这就起到了执简驭繁的效果,这是中华文化的智慧。实际上,西方文化讲复杂道理时,也用隐喻,比如蝴蝶效应、沙堆效应等都是隐喻的手法。所以,从方法论层面看,东西方文化讲道理的方式是相通的,中医理论中随处可见的生动隐喻不是不科学,而是充满了智慧的、先进的思想。 我们要认识到,中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模式,源自两种不同的文化,也有不同的认知路径,它们之间不是对与错、是与非的关系,而都是探索人体健康奥秘的大学问。就如芭蕾舞和京剧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有各自的评价标准,但从人类对艺术的审美视角看,二者一定可以通过交流对话实现自我提升,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是天下大同之道。所以,站在哲学层面,中西医之间的交流对话也一定能促进世界医学的发展与进步。 引用现代科学阐释“九种体质”学说 记者:以体质研究为例,请您谈谈如何说明白、讲清楚中医理论内涵? 王琦:我研究体质最初是从深挖中医经典文献入手的,《黄帝内经》中的“阴阳二十五人”就是中医对体质分类最原始的认知,《景岳全书》等很多中医经典都提到了体质分类的思想。我认为要说明白、讲清楚中医理论内涵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深研中医经典,对中医理论建立正确、深入的理解,这也是传承中医的第一要务。 在查阅了大量中医经典文献之后,我尝试以体质为中心构架提出一个可以指导临床的新理论学说,当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体质怎么分类,经典文献中有各种分法,但针对现代社会需求,体质分类应遵循怎样的标准?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借助了现代科学方法,通过大样本的流行病学调查,确定将体质分为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气郁质、血瘀质、痰湿质、湿热质、特禀质九种体质。 在体质可分的基础上,我又进一步研究了体病相关、体质可调这两个核心问题。在研究中,我一直秉持开放心态,主张应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来研究中医理论,从整体、活体、动态、多维度研究人类个体差异现象,从个体生理、心理、环境、生物体宏观层次,到基因组学、蛋白组学、代谢组学网络生物体微观层次的系统综合,为不同体质类型提供了三大证据,即体质表型的遗传证据、生物生理特征证据、不同体质与疾病风险证据。 在科研实践中,我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医理论内涵进行了深入解读。比如通过蛋白组、基因组、代谢组研究发现,痰湿体质的人在表观上具有体型肥胖、腹部肥大、油脂分泌过多等特征,而表征背后,则有血管内皮异常、炎症高表达、糖脂代谢异常、具有代谢紊乱潜在风险等生物学基础。这就把“痰湿”这一中医理论概念说明白、讲清楚了,让传统中医理论概念拥有了新的科学内涵,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创新。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医,是不是就是“中医西化”呢?实践证明,只要坚守中医理论内核,任何技术手段都可以被拿来研究中医。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医学原本就有着兼容并蓄的特质,它在几千年的传承中也兼容了各时期、各民族、各学科的先进理念和思想来实现自身发展。在当今社会,现代科学当然也可以被中医学所用,成为阐释中医理论内涵、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工具。 阐明中医理论保障中医药疗效优势 记者:阐明中医理论内涵对于临床实践有什么意义? 王琦:中医学是道与术相结合的学问,道就是中医理论,术就是治病的技术方法,以道驭术即以中医理论指导临床实践。所以阐明中医理论是保障和提升临床实践水平的重要前提。 首先,阐明中医理论才能完整地传承中医原创思维,保证中医临床诊疗效果。中医看病与西医不同,西医受还原论指导,以微观的视角分析疾病状态;而中医是以整体视角观察人体,从症状入手分析疾病,执简驭繁且疗效显著。比如,面对2020年初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的情况下,中医从症状入手分析病情,通过辨证论治,迅速以一整套治疗方案及时控制住疫情蔓延。在抗疫实践中,如果没有寒湿疫、湿毒疫、扶正祛邪等中医理论思维指导,处方用药便没有了方向,更不会有如此辉煌的成绩。事实证明,解决临床实际问题,必须坚持以中医理论为指导。我们阐明中医理论,可促进理论中蕴含的中医原创思维优势进一步彰显,从而保证临床疗效显著。当然,为阐释理论及疗效,可从调节免疫、抑制炎症风暴、改变病毒环境、修复病理损伤等各方面入手。 其次,阐明中医理论,可在继承古人原创思维的基础上求创新,使中医临床诊疗模式得以优化。比如,辨证论治是中医理论的精髓,体质思想在《黄帝内经》中也早有记载,辨病又是从古至今都用的诊疗思路,但是传统中医理论并没有将三者结合起来。我经过多年研究,建立了辨体-辨病-辨证的诊疗模式,实际上就是在阐明传统中医理论内涵基础上的一种创新。一个患者来看病,我们通过辨体-辨病-辨证确定,他是阳虚体质、糖尿病、阴阳两虚证,从这三个维度,我们对患者的疾病状态有了更全面的认知,遣方用药也会更加精准,临床疗效也会得到进一步提升。 打造融通中外的中医药新话语体系 记者:中医理论能走出国门吗?中医药国际化之路应怎么走? 王琦:中医之振兴必求学术之振兴,学术之振兴必求理论之振兴。中医理论必须走出国门,才能使中医学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振兴发展。 目前,我研究的中医体质学理论在国际传播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中医体质学》被翻译为日、韩、英3种语言多次出版发行;《中医体质量表》也被翻译为8种语言,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广应用;我先后50次赴美、英、俄等国家及港澳台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在联合国总部发表关于中医药“一带一路”主题的演讲。这些成绩说明,中医理论有能力走出国门,与国际对话。 当然,在中医药国际化进程中,确实还存在一些壁垒,比如文化壁垒、政策壁垒等。我认为要加速中医药国际化进程,要做到以下两点。 首先,要加强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因为中医药走向世界不仅要靠实际疗效,更要靠文化认同,向世界说明白、讲清楚中医理论要上升到哲学层次,中医哲学观来源于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在全球的广泛传播,必将为中医药走向世界开拓道路。 其次,要打造一套融通中外、适于国际传播的新话语体系。在哲学层面,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在理念上有很多相通之处,是可以对话的,但在对话过程中,也需要翻译和转化,比如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符号就需要特殊说明,外国人才能听懂。目前,学术交流中可以尝试将中医理论中的某些概念解释成协调关系、动态平衡等。但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场景下,中医理论概念也会有不同的翻译方式,我们要找到适合当地本土特色的传播方式。如同江苏民歌《茉莉花》在乡间传唱时充满了自然乡土气息之美,而要走上以钢琴、小提琴为伴奏的音乐舞台时,也要在保留民歌内涵的前提下探索新的表现形式。 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医药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们要提炼出一套适于全世界传播的中医药话语体系新标准。这套新标准必须既保证中医理论内涵,又能被世界各国人民所理解,这是时代赋予中医药行业的艰巨任务,需要当代中医人在中医药理论研究、科研创新、文化传播等方面多方探索、持续发力。探索的过程会非常艰难,但大家应朝着这个目标不断努力,推动中医学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应有的光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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