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
个人资料
  • 博客等级:
  • 博客积分:
  • 博客访问:
  • 关注人气:
  • 获赠金笔:0支
  • 赠出金笔:0支
  • 荣誉徽章:
正文 字体大小:

藏象学说对中医临床有重要意义

(2022-10-10 07:47:52)


时间:2020-12-04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5版  作者:朱文元

  中医学之“藏象”一词,首见于《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帝曰:藏象何如?岐伯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处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张景岳对此概括释曰:“象,形象也,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由此可见,所谓藏象就是指内在脏腑的生理活动及病理变化反映于人体外部的象征,而这种象征由客观至主观地反映了内在脏腑的机能变化,从而作为推论或断定脏腑生理病理机能变化的基础。即所谓“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则知所病矣”。

  藏象是一个动态的生理、病理概念,它是通过对人体进行观察所知的生理、病理变化的征象,并结合自然界季节气候与这些现象的相应关系,以一些脏腑器官名称,进行分别归类,来归纳当时人们在与疾病斗争中所积累的若干经验认识,这就是中医学所说的“藏象”涵义。藏象学说的内容主要包括五脏、六腑、奇恒之府和精神气血津液等,运用阴阳五行作为说理工具,以心为主导,通过经络的联属关系把人体看成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并与自然界息息相通,是机体维持正常生命活动的基础。

  藏象学说的形成

  长期生活观察:在日常劳作生活中,人们可以看到有些身体虚弱的人,怕冷畏风,乏力自汗,容易遭受外邪侵袭,通过长期观察逐渐认识到这是人体卫外之气不足、肌表失固的表现,如果“卫气”的肌表功能正常,则有“温分肉、肥腠理、司开阖”防御外邪作用。又如发现人们突然受到惊吓,会引起大小便失控或生殖功能减退,从而产生“恐伤肾”和由于思虑过度而食欲减退即为“思虑伤脾”的证候等。

  从病理现象推论生理功能:如脾胃虚弱的人,常常出现腹胀、纳减、便泄以及四肢倦怠无力,肌肉消瘦或浮肿等一系列病变,从而推论出“脾主运化”“主四支”“主肌肉”等生理功能。又如人们感受风寒,可出现鼻塞、咳嗽气急等症状,通过对这些病理症状的反复观察,逐步认识到毛发、鼻等组织器官与肺有密切联系,同时也认识到咳嗽、气急等都与肺有关,从而推论出“肺合皮毛,司呼吸,其声咳”等论点。

  从临床实践中摸索规律:如在临床中见到有些肝气疏泄失宜,肝气横逆,而见胁痛、呕吐、脘胀不食、飧泄等。从而总结出“肝木侮土”的理论。

  解剖实验:《灵枢·经水》篇载“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数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皆有大数。”《灵枢·肠胃》篇还记载了解剖实例,《难经》对有些藏腑都记有大小、长短、容积、重量等具体数字。

  以上说明藏象学说形成是建立在人们的生活实践、医疗实践和解剖实验三个方面基础之上的。但鉴于解剖只能看到人死后的脏腑组织形态,而活人的生理、病理活动和变化就要在活体上进行观察,所以在生活实践中体验到的“生理变化”和治疗实践中的“病理征象”便成为藏象学说形成的重要客观基础。

  藏象学说的发展

  《黄帝内经》时代已形成了理论体系,论述了人体统一性及与自然界的关系;对脏腑位置形态、属性及五脏、六腑、奇恒之府的功能以及形体管窍的关系均作了论述,以后历代医家在此基础上,通过临床实践作了不断的充实和提高。如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均以脏腑经络为理论核心,进行辨证施治,为藏象学说奠定了临床医学的基础。如麻黄汤治肺卫风寒郁闭之喘;承气汤攻下阳明之热等,对后世医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华佗《中藏经》亦以脏腑虚实辨证;唐代孙思邈《千金方》,以脏腑寒热虚实概括杂证,作为立法处方的依据;宋代钱乙《小儿药证直诀》根据藏象学说,结合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创立了五脏相乘的五脏证治体系。金元时期李东垣著《脾胃论》,强调脾胃在人体生理、病理上的重要性,提出“人以脾胃中气为本”的观点,充实了治疗脾胃病的方药;朱丹溪则提出了肝主疏泄的观念。明代张景岳等对肾阴肾阳及命门学说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和阐发。著名医学家李时珍基于《内经》“头者,精明之府”的观点,进一步指出“脑为元神之府”,揭示了大脑是精神、思维活动的发源地;清代王清任则更明确指出“人之记性不在心而在脑”;叶天士不仅创新了卫气营血的治热辨证,还对胃阴理论作了阐发,吴澄《不居集》又专门论述了有关脾阴问题,使脾胃理论日臻全面系统;王寿林对五脏中的“肝”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一套比较完整的治疗肝病方法。综上所述,中医藏象学说源远流长,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和实践基础。

  藏象学说贯穿在中医临床的各个方面

  藏象学说是中医临床医学的理论基础。因此,研究藏象学说的意义十分重大。

  从病因学的角度来看,发病是脏腑功能活动失常的结果,临床症状和体重同样可以认为是脏腑生理功能失调的反映,临床据此可推断病因:如脾的机能失调,可见纳差、腹胀、便溏、四肢无力、苔腻等症状,根据“湿性黏腻”和脾胃恶湿的论点,可以推断其病因为感受湿邪,导致脾为湿困,此即所谓“审证求因”,是中医病因学的主要理论基础。

  中医诊法以藏象学说为依据。首先诊法十分重视机体脏腑生理和病理的客观反映,把脏腑功能紊乱所反映的症状、体征,作为主要对象,推测内在脏腑的病理变化,如可根据头目眩晕、颤动、痉厥等表现,可测知为肝风内动等;而舌诊、脉诊、面部望诊等,均以内在脏腑做出相应部位的划分或配属,借以诊断脏器病变,如舌尖属心,舌边属肝,舌根属肾等。无论外感热病或内伤杂病,各种辨证纲领和方法,最终都要落实到脏腑经络上来。

  藏象学说是中医治法的理论基础。如肝气不舒进行疏肝;肺气不宣进行宣肺等;诸如上病下取、下病上取、中病旁取、以左治右、以右治左以及培土生金、滋水涵木、扶土抑木等,都是在脏器相关的理论指导下,制定的治疗法则。而方剂的君、卧、佐、使配伍,药物的归经、升降浮沉等,都与脏腑经络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由上可见,藏象学说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藏象学说对中医临床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朱文元 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中医院)

中医借喻式疗法举隅(转)【草根一生】

 (2015-06-02 10:16:30)[编辑][删除]
标签: 

健康

中医借喻式疗法举隅
朱光 河南中医学院

    在丰富多彩的中医疗法中,有一类借喻式的治疗方法,非常形象贴切,且行之有效。这类疗法是中医学取象比类思维方式的具体反映,即借用自然界或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来表述治疗方法的特点,如提壶揭盖、逆流挽舟、增液行舟、釜底抽薪等。兹介绍如下:

    提壶揭盖

    此法适用于小便不利之癃闭。其原理是:由中焦化生的水津通过脾之升清而归于肺,再通过肺之宣发与肃降而布散全身,以息、汗、尿的形式排出体外。

    肺为“水之上源”,居脏腑之巅而被喻为“华盖”。当发生肺气郁闭时,便不能通调水道,从而出现小便不利的症状。

    朱丹溪曾在一医案中对“提壶揭盖”法加以解释:“一人小便不通……此积痰在肺。肺为上焦,而膀胱为下焦,上焦闭则下焦塞,譬如滴水之器,必上窍通而下窍之水出焉。以药大吐之,病如失。”

    朱氏在其所著《丹溪心法》论治小便不通时具体阐述了“提壶揭盖”法:“气虚,用参、芪、升麻等,先服后吐,或参芪药中探吐之;血虚,四物汤,先服后吐,或芎归汤中探吐亦可;痰多,二陈汤,先服后吐,以上皆用探吐,若痰气闭塞,二陈汤加木通、香附探吐之。”可见,朱氏主要是采用探吐法来“揭盖”,进而治疗肺气郁闭所致的小便不通。

    探吐是一个人为引发胃气上逆的过程。《灵枢·经脉》云:“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环循胃口,上隔属肺”,说明肺胃相连,其气相通,均以降为顺。当胃气上逆时,即可引发冲逆肺气的“揭盖”反应。

    事实上,取嚏是一种较之探吐更为简便、实用的“揭盖”方法。因为喷嚏是人体“阳气和利”(《灵枢·口问》)的具体表现,取嚏不仅可使肺气畅利而“揭盖”通利小便,临床证实对产后尿潴留、前列腺增生症及寒热闭肺或肺脾气虚等引发的小便不利均有立等之效。同时,古人亦有通过肺气降带动胃气降而治疗呃逆的方法,如《灵枢·杂病》:“哕(呃逆),以草刺鼻,嚏而已。”

    著名老中医赵绍琴曾治疗两例患者,均运用了“提壶揭盖”的原理。一例患尿闭多日,诸法无效,唯赖导尿,处以苏叶、杏仁、枇杷叶各10克,水煎服,药后小便即通。另一例是其美国朋友之妻产后尿潴留,治十余日仍未效,即在通话时嘱其试用苏叶煎汤每日代茶频饮,两日后得知,病人服药后小便即利。

    依据肺与大肠的关系,运用揭壶揭盖法其实还可用于治疗大便不通。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气不宣可能会影响大肠传导,使大肠推动乏力而致便秘。通过“揭盖”,可以促肺气之降,从而增强大肠的推运之力,使糟粕外排,故可用于治疗邪闭于肺或肺气亏虚导致的便秘。

    逆流挽舟

    此法适用于外邪陷里而成之痢疾。临证可见恶寒发热,头身疼痛,无汗等,继而出现腹痛、里急后重、下痢赤白脓血等。

    清代医家喻嘉言认为:“痢疾一证……至夏秋热暑湿之气交蒸互结之热……外感三气之热而成下痢。”进而强调“下痢必先从汗,先解其外,后调其内”。

    对于表邪内陷、外邪入于阴、久痢阳气下陷等病理状态,喻氏均主张用“逆挽”之法,并推崇《和剂局方》人参败毒散为代表方,驱邪由里出表,攘外以安内。这一过程如逆水中挽舟上行,即所谓“逆流挽舟”。

    人参败毒散由柴胡、桔梗、人参、川芎、茯苓、枳壳、前胡、羌活、独活、薄荷、生姜、甘草组成,用于治疗“伤寒时气,头痛项强,壮热恶寒,身体烦疼,及寒壅咳嗽,鼻塞声重,风痰头痛,呕哕寒热”。

    喻氏以其“逆挽”,是认识到:“若元气素弱之人,药虽外行,气从中馁,轻者半出不出,留连为困;重者随元气缩入,发热无休。所以虚弱之体,必用人参三五七分,入表药中,少助元气,以为驱邪之主,使邪气得药,一涌而出,全非补养虚弱之意也。”如此扶正祛邪,可使表气疏通,里滞亦除,不治痢而痢自止,实蕴“陷者举之”之意。

    吴鞠通在用此法时言:“暑湿风寒杂感,寒热迭作,表证正盛,里证复急,腹不和而滞下者,活人败毒散主之。”其中所述之“滞下”即痢疾之别称,而活人败毒散是由人参败毒去薄荷、易甘草为炙甘草而成。

    基于对逆流挽舟法机理的认识,现今医者拓宽了其应用范围,如用于治疗急性病毒性肝炎、婴幼儿腹泻、肠胃型感冒、溃疡性结肠、久咳、慢性肾病等等,均取得良好效果。

    增液行舟

    此法适用于肠道津亏之便秘,其形成一般有两类原因:

    一类是素体阳盛,或肠胃积热。平素阳热偏盛,或热病之后,余热留恋,或肺中燥热,下移大肠,或过食醇酒厚味,或过食辛辣,或过服热药,均可致肠胃积热,耗伤津液,肠道干涩,便质干结,难于排出。此如《景岳全书》言:“阳结证,必因邪火有余,以致津液干燥。”

    另一类是素体阴虚,或阴亏血少。平素津亏血少,或病后产后,耗伤阴血,或失血夺汗,伤津亡血,或年高体弱,阴血亏虚,或过食辛香燥热,损耗阴血,均可导致阴亏血少,血虚则大肠不荣,阴亏则大肠干涩,肠道失润,“无水舟停”,而便干难出。如陈素庵在《妇科补解》中说:“产后大便秘结者,由产后去血过多,津液干涸,肠胃燥结,是以大便闭。”《医宗必读》亦有详言:“更有老年津液干枯,妇人产后亡血,及发汗利小便,病后血气未复,皆能秘结。”

    上述过程,一如《温病条辨》所言的“水不足以行舟,而结粪不下者,当增水行舟”。只有水流盈足,舟方能得以畅行;只有大肠润泽,大便方能得以畅通。若因于热结津亏者,治可选用麻子仁丸(火麻仁、芍药、大黄、枳实、厚朴、杏仁);若因于阴虚者,治可选用增液汤(玄参、麦冬、生地),六味地黄汤等;若因于血虚者,治可选用沈氏润肠丸(当归、生地、火麻仁、桃仁、枳壳、肉苁蓉)等。

    釜底抽薪

    此法适用于火热实证,属于寒下法,取“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之意。

    火热实证的成因有内外之分:在外者,主要因于感受火热之邪或疫疠之气,可见高热、神昏等;在内者因所处脏腑不同而表现有异,在肺者可见发热、咳喘、咽喉肿痛、口渴喜饮等,在心者可见口舌生疮、烦热口渴、失眠、甚则高热神昏、谵语发狂等,在肝者可见急躁易怒、头痛目赤、耳鸣耳聋、口苦等,在胃者可见口臭口渴、消谷善饥、牙龈肿痛等。

    上述病变均可因热盛耗津、肠道失润而见大便干结,进而因腑气不通而致脘腹胀满、疼痛拒按,可伴见舌质红或红绛,苔黄或黄糙起刺,脉数或滑数。

    本法的应用指征是热象(尤其是发热)加大便干结。对此,治疗可选择“清”与“通”,尤应重“通”,以通腑即可泻热,临证常见高热不退者,一通大肠即热退身凉。临床可视情选用承气类方,如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增液承气汤等。这一方法体现了中医学“急则治其标”、给邪找出路、通腑以安脏的治疗思想。

    基于上述原理,此法近些年在临床上的应用范围得以大大拓宽,如用于治疗急腹症、高血压病、中风闭证、哮喘、颜面皮肤病等,均有可观疗效。

    上述列举的疗法,借助常见的现象,却反映了朴素而深刻的治疗原理,可谓生动有趣。但在运用时,一定要用心体会、细致把握,在“整体化辨证、个体化治疗”原则的指导下,辨明病变由来及演变趋势,理出治疗思路,方能恰当应用,找出捷径,药中肯綮。

再谈“辨证论治”的由来(转)【草根一生】

  (2015-06-05 20:03:18)[编辑][删除]
标签: 

健康

有商榷就得有回应,倒不是为了争辩出什么,目的是使围绕“辨证论治由来”这一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深入和广泛,以期对中医学术与临床发展有所裨益——
再谈“辨证论治”的由来
张效霞 山东中医药大学

    笔者撰写的《辨证论治的由来》一文(以下简称“拙文”)在《中国中医药报》2015年4月2日“学术与临床版”发表后,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陈永灿先生又于2015年5月27日刊发了《辨证论治首见于〈证治要义〉》一文(以下简称“陈文”),对笔者的有关说法提出了质疑。有商榷就得有回应,倒不是为了争辩出什么,目的是使围绕“辨证论治由来”这一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深入和广泛,以期对中医学术与临床的发展有所裨益。

    可能首见于《临症指南医案》

    拙文的内容来自2006年出版的拙著《回归中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当时,检索数据库特别是网络检索尚不发达,手头甚至连《中华医典》都没有,所凭借的资料来源于自己所做的几千张卡片,于是笔者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提出“辨证论治”这一词组最早见于1825年章虚谷的《医门棒喝》一书。

    “陈文”认为,首次出现“辨证论治”一词的中医文献是《证治要义》,刊刻于1775年。但《证治要义》一书只在清代刊行过1~2次,目前只藏于国内少数几个图书馆,故笔者至今仍无缘得以窥见。“陈文”提出,《证治要义》要比已知最早记载“辨证论治”这一词目的《医门棒喝》向前推进50年,看似是一个重大发现,其实不然。

    经检索《中华医典》,笔者发现,早在1764年,叶天士《临症指南医案·淋带》秦天一所作的“按语”中,就有“淋带辨症论治,仿佛已备”的记载,这比“陈文”所说的《证治要义》又提前了10年。

    基于此,我们是否可以推论:“辨证论治”首见于《临症指南医案》呢?显然不能。因为类似《证治要义》这种尚未影印或整理出版而“待字闺中”的中医古籍尚有许多。截至目前,我们只能说:“辨证论治”可能首见于《临症指南医案》。

    提倡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

    拙文提出,辨证论治的正式提倡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新中国的中医政策刚刚确立和贯彻,一大批著名的中医学家借用此前并不被重视的“辨证论治”作为对中医学区别于西医学的主要学术特点和优势的表述而大力提倡和宣传,从此这一术语才逐渐盛行开来的。“陈文”对此亦似有异议。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无意做过多论述,只需看看亲身经历过这一历史过程的名老中医们的回忆和追述,就一目了然了。

    干祖望先生在《漫谈辨证论(施)治这个词目》一文中说:“我们这批老中医,在解放之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辨证论治、辨证施治。”

    王玉川先生在《关于“辨证论治”之我见》中说:“把各种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辨证论治方法综合起来组成一个体系,并把它写进中医教科书里,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大批从事中医教育和研究工作的学者们(其中有印会河、王绵之、汪幼人等,以及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一些专家,笔者也是其中一员),在党的中医政策鼓舞下做出的一项贡献。”

    邓铁涛先生的《辨证论治》也说:“辨证论治之精神,来源古远,但加以提倡宣扬,是在解放之后、中医学院成立之初,第二版中医学院教材编写之时。郭子化副部长在庐山教材会议上提出把辨证施治之精神写入教材之中。后来经时间之推移,大多数学者同意定名为‘辨证论治’。这是名称提倡之由来。”

    尚存在的几个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拙文的目的并不在于考证“辨证论治”这一词条最早见于何处,而是意在提醒中医学界:“辨证论治”的正式提倡是在1955年,距今仅60年;将“辨证论治”作为中医的特色与优势的说法是在1974年,距今仅40年。同时,自高等中医院校成立以来,所编撰历版中医教科书关于“辨证论治”的论述亦存在着诸多难以自圆其说之处。

    正如“陈文”所引证的印会河先生主编的《中医基础理论》所说:“所谓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论治,又称施治,则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

    事实上,这种目前为止已流行了近60年的“权威”说法,不论是从文理讲,还是从医理讲,都是说不通的。

    首先,症状之“症”与证候之“证”,从文字学角度来讲,从古代直至新中国成立前,二者是可以互相通用的。对此,明代吴有性在《温疫论》中早已明确指出:“病證之‘證’,后人省文作‘証’,嗣后省‘言’加‘疒’为‘症’。”但五版《中医诊断学》教材却说:“‘证’与‘症’,文字学上两者通用。现已严格区分,症是一个一个的症状,而证是证候,是辨证所得的结果。”然而,《辞海》《辞源》《中文大辞典》《汉语大词典》等却都有这样的记载:“證[证],病况,症候。后多作‘症’”,“証,通‘症’”,“症,證之俗字”之类的“证”与“症”同义。可以通用的义项,怎么能说它们不能通用呢?

    其次,在传统中医学中,“证”是指病人自我感觉到的各种异常变化,并足以证明自身患有疾病的证据——症状,引申于广义时代表病人全部的临床资料;“候”是指医者运用各种诊察手段,经过一定时间对病人进行诊察检查而获得的形体上的各种异常征候——体征,引申于广义时亦代表病人全部的临床资料。故前人或单称“证”,或单称“候”,或“证候”合称。可以说:“中医学在历史上使用的證、候、症和由它们派生而来的證候、症候、病候、病證、病症、病征、病状等,以及现今使用的证候和症状,都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可以替换使用的同义词,它们之间没有本质差异。”(梁茂新等《中医证研究的困惑与对策》)而当今中医学界却公认:“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它包括了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反映出疾病发展过程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如您所见,“证”和“候”二字的本义和引申义都同本质、概括等意思不沾边,却硬要把“证候”解释成疾病的本质、“病理概括”,岂非缘木求鱼?

    最后,中医学界的绝大多数人至今依然认为:“辨证”就是将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论治”则是根据辨出来的“证”,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而被中医学界公认为“辨证论治”祖师爷的医圣仲景“辨××病脉证”辨出来的是病机,而不是什么“证”。如《伤寒论》第317条云:“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很明显,本条病属少阴,脉为“脉微欲绝”或“脉不出”,证为“下利清谷”“手足厥逆,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通过辨病、辨脉、辨证,得出“里寒外热”的病机,方用通脉四逆汤。

    总而言之,中医诊断疾病的关键在于捕捉病机,治疗任何疾病都要根据病机拟定治法,在治法的指导下组成符合病情需要的方剂;不同的疾病,只要病机相同,治法就相同;同一疾病,若病机不同,则治法亦随之而异。“审察病机,无失气宜”“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才是中医真正的特色与优势。

0

阅读 收藏 喜欢 打印举报/Report
  

新浪BLOG意见反馈留言板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