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证同条，比类相附”是药王孙思邈对其所见到的《伤寒论》传本进行重新整理与编排的方法。

    •“究尽病源”——认真研究疾病的病机，然后针对病机，处方用药，是孙思邈孜孜以求的目标。

    •方”与“证”之间“相应”“相对”“对应”“相关”的基础是病机，若仅根据患者临床表现之“证”而应用或随症加减中医之“方”，则不符合中医“辨证审机论治”之灵魂。

    “方证同条，比类相附”见于《千金翼方·卷九》孙思邈所撰写的“序论”，当今学者认为，最早提出“方证相对论”的，既不是明清的“错简派”医家，也不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古方派”医家，而是唐代药王孙思邈。

    事实上，“方证同条，比类相附”只是孙氏对自己是如何整理改编《伤寒论》的概括性说明，与所谓的“方证相应”“方证相对”“方证对应”“方证相关”等没有丝毫关系。

    孙思邈“方证同条”

    重新整编《伤寒论》

    众所周知，“方证同条”是孙思邈对其所见《伤寒论》“证”与“方”分开编排的方式进行重新整理的方法。

    孙氏十分敬仰和推崇张仲景，认为他是唐以前最著名的医学家之一——“春秋之际，良医和缓，六国之时，则有扁鹊，汉有仓公、仲景，魏有华佗，并皆探赜索隐，穷幽洞微，用药不过二三，灸柱不逾七八，而疾无不愈者。”（《备急千金要方·序》），并特别强调学医者必须熟读和掌握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一书：“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张仲景、王叔和等诸部经方。”（《千金要方·大医习业》）

    在《千金翼方·卷九》开篇的“序论”中，孙氏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仲景之方在防治伤寒方面的重要性，以及自己如何将其重新编辑并收入《千金翼方》的过程。

    孙氏对仲景给予了极高评价，“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虽然“其方行之以来，未有不验”，但可惜的是，当时即便医术高明的“太医疗伤寒，惟大青、知母等诸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意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更加令人痛心的是，因“术数未深，而天下名贤，止而不学”，致使“仆隶卑下，冒犯风寒，天行疫疠，先被其毒”。

    正是基于“悯之酸心，聊述兹意，为之救法”的仁人济世之心，使孙氏决定对《伤寒论》加以重新整理和研究。

    孙思邈时代的医师之所以对《伤寒论》“未能钻仰”，甚或“秘仲景要方不传”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流传的版本，“证”与“方”是分开编排的，即在论述完“证”之后，并没有将“方”的组成、加减及煎服方法等紧接着叙述，而是将所有的“方”单独编集在一起。

    这样的编排方法，非常不便于医家临证之时检用，“旧法方证，意义幽隐，乃令近智所迷，览之者造次难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以至于“中庸之士，绝而不思”。

    北宋王诛从蠢简中所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本，依然是“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宋臣高保衡、孙奇、林亿等“遂以逐方次于证候之下，使仓卒之际，便于检用”。这种做法，实肇源余孙氏的“方证同条”，从“使仓卒之际，便于检用”系孙氏“须有检讨，仓卒易知”的变通之语中便可得知。

    因此，我们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孙思邈所见到的《伤寒论》传本，是“方”与“证”分开编排的。否则，“方证同条”也就没有任何必要了。

    孙思邈认为研究《伤寒论》的目的不是为古而古，而是古为今用：“方虽是旧，弘之惟新。”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遂有所选择，有所取舍，删去了《平脉法》《辨脉法》与《伤寒例》三篇，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方证同条”的编写体例。

    换言之，鉴于临床行之有效的仲景之方只是由于“方”与“证”分开编排的缘故，才导致不利于执简驭繁地学习和应用的窘况，遂在总体上将同一方的若干条文所述的证候及其主治方剂联缀起来，并按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的顺序，相对集中地合为三阴三阳六病诸篇，使得“意义幽隐”“造次难悟”的《伤寒论》不仅“方证同条”，自成系统，而且颇便于临床检索应用，更有利于学习研读。

    同时，孙氏还将“可”与“不可”条文分别以忌发汗、宜发汗、忌吐、宜吐、忌下、宜下、宜温、忌火、宜火、忌灸、宜灸、忌刺、宜刺、忌水、宜水为篇目，列于“伤寒宜忌”之中，把仲景使用汗、吐、下、温、火、灸、刺、水诸法的条文熔于一炉，使人们对仲景有关治法的使用目的、适应范围、注意事项及代表方剂等能有比较完整而深刻的理解，从而便于临床掌握与使用。

    以上即孙氏以“方证同条”的方法对《伤寒论》重新加以整理编排的真实过程。

    “比类相附”

    改编“太阳病篇”

    “比类相附”是孙氏在对《伤寒论》的主旨与本义领悟未深的情况下，对“太阳病篇”进行的改编

    孙思邈在“披《伤寒大论》，鸿集要妙”的过程中，受《伤寒论·辨脉法》“脉浮而紧，浮则为风，紧则为寒，风则伤卫，寒则伤荣，荣卫俱病，骨节烦疼，当发其汗”的启发下，提出《伤寒论》最重要的方剂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其柴胡等诸方，皆是吐、下、发汗后不解之事，非是正对之法”。

    孙氏心目中的“正对”之法，指“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千金要方·论处方》）。在他看来，既然是伤于寒邪，那么，桂枝汤、麻黄汤、青龙汤三方就足以概之了。

    所以，在《千金翼方》“太阳病”篇中，才有“太阳病用桂枝汤法第一”“太阳病用麻黄汤法第二”“太阳病用青龙汤法第三”“太阳病用柴胡汤法第四”“太阳病用承气汤法第五”“太阳病用陷胸汤法第六”和“太阳病杂疗法第七”等“比类相附”的篇目。

    遗憾的是，孙氏的工作只限于太阳病，阳明病以下各篇，所做的改动只是“方证同条”而已。

    笔者认为，之所以如此为之，客观地说，主要是孙思邈对《伤寒论》的主旨与本义领悟未深——认为伤寒仅仅指“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

    “方证相应”的基础

    只能是病机

    中医是如何治疗疾病的，孙思邈在其著作中论述颇多，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疾病之“证”与治疗之“方”的关系也颇有裨益。

    如孙氏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中说：“虽不能究尽病源，但使留意于斯者，亦思过半矣。”这与仲景《伤寒卒病论集》中的“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语意相似。

    “究尽病源”——认真研究疾病的病机，然后针对病机，处方用药，是孙思邈孜孜以求的目标。

    对此，《千金要方·序例·诊候》中明确指出：“夫欲理病，先察其源，候其病机。”《千金要方·食治·序论》中亦说：“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他如《千金要方·脾脏·热痢》“凡服止痢药，初服皆剧，愚人不解，即止其药不服，此特不可，但使药与病源的相主对，虽剧但服，不过再三服，渐渐自知。惟非其主对者，慎勿服也”等，均可以作为例证。

    总之，“方证同条，比类相附”是药王孙思邈对其所见到的《伤寒论》传本进行重新整理与编排的方法，“方”与“证”之间“相应”“相对”“对应”“相关”的基础只能是病机，若仅根据患者临床表现之“证”而应用或随症加减中医之“方”，则不符合中医“辨证审机论治”之灵魂，易入“废医存药”之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