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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医治法的常与变

(2022-09-09 09:23:15)

摘自2022-9-5中国中医药报
朱光 河南中医药大学
常法适用于病证的普遍性,变法则适用于病证的特殊性。普遍性是指病证从病因、病位、病性到演变过程都较为清晰、单一,因而可通过直接对抗、纠其所偏而达到阴阳平衡;特殊性则是指病证较为复杂或病情危笃,表现非同一般,甚或有悖常理,此时循规蹈矩用常法往往不灵,须另辟蹊径。
在整体观念的认识论、辨证论治的方法论的指导下,中医学经过长期的临证实践,建立起系统完善的治疗体系,其中不乏富有创意、充满谋略的治疗思路与丰富多彩的治疗方法。总体而言,这些方法有常、变之分。要恰当应用,须知常达变。兹对中医治法之常与变作以梳理。
治法之常
中医治疗体系可分为三个层次,即治疗法则、治疗原则与治疗方法。
治疗法则是指具有普适性的治疗方法,是治疗的总纲或通则。根据发病原理,中医学的治疗法则主要包括扶正祛邪、调理阴阳、三因制宜。三者的关系可表述为:在三因(因人、因地、因时)制宜的前提下,通过扶正祛邪以恢复阴阳平衡,其中所体现的治疗理念为求本、纠偏、个体化。
治疗原则是指适用于某一种病或某一类证的治疗方法,总体原则为“有余者泻之,不足者补之”(《素问•疟论》),或“实则泻之,虚则补之”(《素问•三部九候论》)。具体治则如《素问•至真要大论》言:“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散者收之,损者温之,逸者行之,惊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开之发之,适事为故。”在具体应用中,《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还提出了“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的治疗思想,谓:“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慓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泻之。”《医学心悟•医门八法》对于治疗原则总结曰:“论治病之方,则又以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尽之。”
治疗方法是针对疾病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所确立的具体治疗措施或方案。其立法原则是“法随证立”,即紧紧围绕辨证的结果而确立治法,如感受风寒当疏风散寒,湿热中阻当清热燥湿,肝郁脾虚当疏肝健脾,心阳不振当温补心阳,肾阴不足当滋补肾阴,气血亏虚当益气养血,瘀血阻滞当活血化瘀,等等。
上述治则治法,所体现的干预特点是均与疾病的征象逆向而行,即反制以纠偏,又谓之正治或逆治,非常直观明了,是治法之常。
治法之变
由于疾病的复杂性,临证时常可见标本不一的情况,尤其是当病情处于危重阶段出现假象时,治疗当遵“甚者从之”(《素问•至真要大论》)之旨,作出变通调整,此谓之反治。具体方法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列举有“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原文本为“热因寒用,寒因热用”,后人联系塞、通法文义而改之)。
热因热用,即以热治热,适用于阴盛格阳的真寒假热证;寒因寒用,即以寒治寒,适用于热极格阴的真热假寒者;塞因塞用,指以扶正补益之法治疗胀满痞塞等,适用于脾虚阳气不足而失健运者;通因通用,指以通利泻下之法治疗泄利漏下等,适用于内有积滞或瘀结而致腹泻者。
不难看出,所谓反治只是表面的顺从而已,其实仍为正治,完全符合寒热虚实之常法要求。
病有千变万化,治须用心谋划。关于此,《内经》中有许多权变之策,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言之“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分别是指通过滋阴来治疗阴虚导致的虚热证及通过补阳方法来治疗阳虚导致的虚寒证。具体运用则如《素问•至真要大论》言:“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王冰对此注释为:“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又如《素问•标本病传论》言“间者并行,甚者独行”,张景岳注之曰:“间者,言病之浅;甚者,言病之重。病浅者,可以兼治,故曰并行;病甚者,难容杂乱,故曰独行。”李时珍更是据此总结出“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总体原则。
历代医家还充分利用人体的各种关联,摸索出许多非常之法,巧妙之举。兹举例如下:
脏病治腑 《难经•五十四难》曾言“脏病难治,腑病易治”,给出的理由是脏病“传其所胜也”,腑病“传其子也”。由于脏、腑之间阴阳相配而表里相合,经络相联而气化相通,存在着复杂的交叉互联关系,脏病常可因腑而发,即《素问•通评虚实论》所言之“五藏不平,六腑闭塞之所生也”,故而脏病可从腑治,通腑可以安脏,如《读医随笔》直言:“五脏受邪,治在六腑。”
由于六腑职司“传化物”“以通为用”,为人体新陈代谢重要的场所和途径,因而贵在于畅通。而通利大肠与膀胱是予邪以出路最为常用的方式,借此可清除废浊,净化环境,疏畅气机,推陈致新,进而实现邪祛正安,腑通脏平。其他如“厥阴不治,求之阳明”(《医学衷中参西录》引《内经》语)也是一例。
隔脏而治 此为基于五脏的五行属性间关系,采用的病在此脏治彼脏的方法。《难经•七十五难》举例云:“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即是根据五行生克关系,提出的对肝实肺虚而脾土尚安的病证,要用泻心火、补肾水的方法来治疗。因为火(心)是木(肝)之子,泻火既能抑木,又能减弱克金(肺)之力;水(肾)是木(肝)之母、金(肺)之子,补水既能加强克火(心),又能济金(肺)抑木(肝),即所谓“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这种治法是对“虚者补其母,实者泻其子”的补充。据此推演,心实肾虚者,可泻脾补肝;肺实心虚者,可泻肾补脾;肾实脾虚者,可泻肝补肺,等等。
欲降先升 《素问•六微旨大论》论述了天地间存在着“升已而降”“降已而升”的“高下相召,升降相因”的自然规律。基于“天人相应”的认识,人体内同样也存在着升降循环往复的圆运动,具体表现形式为左升右降,其中脾胃作为升降之枢轴发挥着重要作用,即如《四圣心源》言:“脾为己土,以太阴而主升;胃为戊土,以阳明而主降……脾升则肾肝亦升,故水木不郁;胃降则心肺亦降,故金火不滞。火降则水不下寒,水升则火不上热。”《医学衷中参西录》亦言:“人之中气,左右回旋,脾主升清,胃主降浊,在下之气不可一刻而不升,在上之气不可一刻而不降。一刻不升则清气下陷,一刻不降则浊气上逆。”
由此可知,调理升降未必要直来直去,即如《本草备要》引朱丹溪语云:“诸郁皆因传化失常,气不得升降。病在中焦,将欲升之,必先降之,将欲降之,必先升之。越鞠丸用苍术、香附。苍术能径入诸经,疏泄阳明之湿,通行敛涩;香附乃阴中快气之药,一升一降,故郁散而平。”《读医随笔》论治升降异常时亦言:“若深重者,则不可以径行,而必有待于致曲。夫所谓曲者,何也?气亢于上,不可径抑也,审其有余不足:有余耶,先疏而散之,后清而降之;不足耶,行敛而固之,后重而镇之。气陷于下,不可径举也,审其有余不足:有余耶,先疏而散之,后开而提之;不足耶,先敛而固之,后兜而托之……”其他应用实例,如《景岳全书》济川煎中枳壳下气宽肠,升麻升举清阳,相配则寓欲降先升之义;《温病条辨》分析紫雪丹时云“诸药皆降,独用一味升麻,盖欲降先升也”,等等。
无论是欲降先升,还是欲升先降,所言之“先”并非指时间上的先后,而是强调升降的相辅相成。杨栗山的升降散可作为此类典范,如《伤寒瘟疫条辨》云:“盖取僵蚕、蝉蜕,升阳中之清阳;姜黄、大黄,降阴中之浊阴。一升一降,内外通和,而杂气之流毒顿消矣。”
气反之治 《素问•五常政大论》曰:“气反者,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旁取之。”张景岳对此注曰:“气反者,本在此而标在彼也。”换言之,气反是指病气所在的部位与所表现症状的部位相反。而相应治法确立的依据是整体观念,即脏腑经络与五官九窍、四肢百骸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发生病变时,其表现未必在原发部位,时或可见病本在上标在下、病本在下标在上、病本在内标在外等现象。此法本来用于指导针刺取穴,后世临证受此启发,又总结出提壶揭盖、釜底抽薪、金水相生等治法。
知常达变
综上可知,常法适用于病证的普遍性,变法则适用于病证的特殊性。普遍性是指病证从病因、病位、病性到演变过程都较为清晰、单一,因而可通过直接对抗、纠其所偏而达到阴阳平衡;特殊性则是指病证较为复杂或病情危笃,表现非同一般,甚或有悖常理,而事不寻常必有妖,独处每每藏奸慝,此时循规蹈矩用常法往往不灵,而须认真梳理,综合判断,找出症结,另辟蹊径。
常与变相对,常有常规,变亦有变则。用常须晓常识常理,应变则须明机识变,这既需要增强学识,熟悉病证的发生、发展与演变规律,详察内外,四诊合参,能察异,善析疑,还需要多读医案,增加见识,拓宽思路,学以致用,勤于临床。但无论用常用变,都应遵循“审察病机,无失气宜”“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素问•至真要大论》)的要求,做到“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孙子兵法•兵势》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兵法的奇正之道在于守正出奇,医道亦如此。守正为常为道,出奇为变为术。而道无术不行,术无道不远。临证中既要有守正始终如一、以不变应万变的定力,又要有以变应变、出奇制胜的灵活。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岳飞传》),为医之难,全在于此矣。
清代俞震在《古今医案按》“自叙”中云:“盖以法也者,不过梓匠轮舆之规矩。病不根据规矩以为患,医第循规矩以为治……不知法岂能备,要在乎用法者之巧耳。”近代曹炳章亦说:“医之治病虽有成法规矩,成法之中尤寓变化之巧。规矩之法有尽,而用法变化无穷也。”诚哉斯言!

温阳也需“法随证立,方随法出”

 (2018-09-23 09:30:29)[编辑][删除]


杜义斌 云南省中医医院

“扶阳流派”是指理论上推崇阳气,临床上强调温扶阳气,以擅用附子、干姜、桂枝(肉桂)等温热药物为突出特点的一种学术思想和临床体系。其中,尤以擅用附子为特色。从现代社会的疾病特点和疾病谱的变化看,中医“扶阳”疗法有着广泛的适应症和显著的疗效。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这些所谓老年慢性病患者,即“扶阳”学说所说的“久病与素禀不足之人”,多是中医温扶阳气治疗方法的适应人群。实践证明,充分认识“阳气”在人体生理、疾病产生、演变及保健中的重要作用,在疾病诊治中能准确辨识阳虚证,在遣方用药时合理应用温通类药物,则慢性病、疑难病的疗效将得到提高。

扶阳学术流派认为,人体的正常生理,是以阳为主导的阴阳二者相对平衡的结果。而人体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主要是阳气为主的阴阳对立统一协调的正常生理关系遭到破坏所致。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气者,若天与日, 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扶持和保护阳气,是扶阳学说防治疾病的基本精神。要认识到人体阳气的重要性,倡导扶阳的学术见解,在辨证论治中,重视扶持和辅助阳气,强调医生应以“治未病”为本,治病开方,所用药物多以辛温扶阳益气之品为主,以达到使五脏六腑安和,经脉畅通, 气血调畅,生机勃发,达祛病延年,健康长寿的目的。

阴阳学说是中医学术的理论核心,元阴元阳为人身生命之根本。扶阳理论与其他中医学术流派具有本质区别的观点是认为在阴阳两纲中,二者虽说是互根的关系,但关键在阳气,阳为主,阴为从。只有阳密于外,阴才能内守。故“扶阳”学派认为“阳主阴从” 是阴阳学说的核心。强调阳气在人生命活动中处于主导的地位。一旦失去了阳气的生化温煦,阴也不可能成长存在。阳气旺盛可以促进机体精微易吸收,化源得充分,阴精能形成,阴形牢固,人体健壮。反之,如果阳气衰弱,营养的吸收,阴精的化生成形也就必然减弱、停顿甚至消亡,导致机体虚弱,百病变生。所以“扶阳”学术流派首重扶阳,兼用他法,即“治之但扶真阳”。在治疗过程中时时、处处顾护人的阳气,以守阳扶阳为要,认为这样就抓住了疾病治疗之精要,乃“握要之法”。

附子一药,古今众多名医推崇备至。张景岳把附子列为“药中四维”之一, 称之“大能引火归原,制伏虚热,善助参芪成功,尤赞术地建效。清代陆懋修称附子为“药能起死回生者”。扶阳学派擅用温热药物,其中尤以擅用附子等药为特点。慢性病患者脏器功能多处于代偿或失代偿状态,很多疾病如心衰、肾衰、肺功能不全以及糖尿病、高血压病需长时间用药,所以温扶阳气的调治也是长期的。这就决定了在慢性病治疗中不仅使用附子机会较多,而且疗程较长。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稳定的疗效。值得注意的是,善用温法,不应忽视其他治法;善用温药,也不能排斥其他药物,一切以辨证论治为原则。

喜用、擅用、善用附子成为扶阳流派的特色,当然也有部分医生惧畏附子,究其因多是担心中毒的缘故。其实,附子的疗效取决于辨证准确与配伍得当与否,避免附子中毒的关键在于煎煮方法要正确。笔者认为,学习和应用“扶阳”理论,不能偏执僵化。临床应用附子既不必“畏而远之”,也不能逢病就用,每方必用。“温阳”治法也需遵循“法随证立,方随法出”的中医治疗原则。应用附子是取其“温扶阳气”的功效,同时合理配伍,最大限度避免其毒副作用。(杜义斌)

治病必当求于本

 (2022-09-11 15:45:45)[编辑][删除]

 


时间:2022-06-09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4版  作者:张英栋 杨婉 米贺芝

近日读《梁启超家书》,梁启超在1928年10月17日写给梁思成的一封信中说:“这回上协和一个大当。他只管医痔,不顾及身体的全部……把胃口弄倒了。临退院还给了两大瓶,说是一礼拜继续吃,若吃多了非送命不可。也是我自己不好,因胃口不开,想吃些异味炒饭、腊味饭,乱吃了几顿,弄得胃肠一塌糊涂,以致发烧连日不止……古人谓‘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到底不失为一种格言了。好在还没有牵动旧病。每当热度高时,旧病便有窃发的形势……”这封信距1926年3月16日梁启超在协和医院被错割右肾不到3年。

从以上书信可以看出,如果梁启超不强烈反对中医,而是理性地思考和认识中医,不仅对中医学有利,也对其自身治疗疾病有益。

梁启超曾称中医学乃“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不知道在经历了信中所言“只管医痔,不顾及身体的全部……非送命不可”“胃口不开……乱吃了几顿,弄得胃肠一塌糊涂”“热度高时,旧病便有窃发的形势……”之后,他是否会反思自己对于中医学的误解。细读这封信,笔者想起了两则中国寓言,一则是庸医治驼,只管把背医直了,却不顾驼背人死活;一则是橐驼种树,懂得顺应“木之性”,所以“无不活”。从中可窥得“以人为本”和“尊重症状(顺天致性)”的重要性。疾病本质上都是自愈的,懂得顺应人体自愈趋势,方称得上医道。梁启超信中言“胃口不开……乱吃了几顿,弄得胃肠一塌糊涂”,胃口不开时,应顺应身体本能,“损谷”以防“饮食自倍,肠胃乃伤”,信中“乱吃了几顿”就是反其道行之,使得身体负担加重,干扰机体自愈进程,使疾病加重。

对待机体呈现出来的症状,医者必须思考其背后的意义,多数情况治疗应该顺应症状表现的趋势,只有少数情况才需要逆其性进行干预。重视人之根本、尊重人体顺“其性”的自我表达——症状,很多时候症状是正确治疗的提示。只治症状或指标而不管人、忽视症状或指标的积极意义,不懂得从机体整体来宏观思考,不懂得尊重机体自愈能力,这样治疗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以下以发热、皮损增多和血糖值高为例,探讨对症治疗之谬误。

发热很多人把“发热”当作病来对待,稍有发热即用各种方法压制,以达到退热目的。热虽压住了,但根本问题不解决,随后又会以其他形式暴发出来。实际上发热不是病,是正邪交争剧烈的外在表现,治疗需要调动人体的正气驱邪外出,只要没有特别紧急的危险就不应该通过打压正气来缓解发热的症状。临床应该首先判断发热的风险程度及对患者机体的长远影响,在可控范围内,适当延长发热时间。科学研究表明,当人体体温达到38.5时,让“发热”时间适当延长,可以促使机体免疫功能的发挥、促进炎症向愈。梁启超家书中提到“热度高时,旧病便有窃发的形势”,恰恰说明旧病或有转机。

皮损增多就银屑病而言,机体失衡是本,皮损是标。皮损只是一种症状,单纯以消除皮损为目标去治疗,使用药物或其他手段掩盖皮损,从表面上看皮损消失或变少,实质上身体并没有变好,一停药就会出现“反弹现象”。皮损是人体表达内在问题的一种方式,是表现在皮肤上的“内科病”,它的趋势是向外的。如果皮损变多的同时变薄、变散、变软,是机体由阴转阳、疾病向愈的表现。在皮损对于健康影响不大的前提下,应该多监测、少干预,让皮损尽量回归“致其性”的状态,这样不仅利于医生准确判断,还可以达到皮损“不治而治”的效果。

血糖值高对于糖尿病患者,降血糖已经成为共识。多数糖尿病的发病机理为纳强运弱,即机体运化能力与进食不匹配,而血糖值高只是一个指标,疏通机体郁滞、恢复运化能力才是“治本”。在帮助人体疏通郁滞、恢复运化过程中,血糖值会向上波动,在保障生命安全和减缓并发症的前提下,多监测、少干预,“无问其病、以平为期”,会达到不降糖而血糖自降的效果。若一味盯着血糖来治,则会出现血糖值短暂降、后期反而越来越高、降糖药越用越多的不利局面,更有甚者会出现血糖波动大、高血糖和低血糖并见的混乱局面。立足整体、放眼长远,或清热、或滋阴、或温阳、或益气、或运脾、或化积等,纠正汗出障碍,制定个体化的生活、饮食、运动方案,最终达到阴阳调和、血糖可控的目的。

希望治病求本这一共识可以更快地贯彻到临床一线,希望对症治疗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不再是问题。(张英栋 杨婉 米贺芝  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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