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2022-3-24中国中医药报
单德成
江苏省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我的老师屠济宽(1916-1982年)，是一位渊博多识、文体兼备的江苏常州中医界老前辈，在他仙逝40周年之际，往事历历，仿佛就在昨天；他一生为中医事业奋斗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长久积淀下来的许多记忆难以忘怀，涌向心头，诉诸笔端，以示缅怀。
屠济宽，世居常州市区西庙沟，出身于名门望族，是毗陵屠氏开派太乙公第二十世孙，是常州名中医屠博渊（1889-1938年）之次子。缘于家庭熏陶，继承家学，勤勉好学。医不必说，更兼通音乐、善丹青、工篆刻，无所不工，还是排球高手，是1934年成立的武进青果球队队员。他是常州中医界闻名的才子，曾被聘为《江苏中医杂志》特约撰述人员。
抗战时期，屠济宽避居上海，为上海名流谢驾千所赏识，举荐进国医平民医院任职，在此期间与上海名中医“经社八才子”秦伯未、程门雪等互相往还。曾和学者范风源合著《范批汤头歌诀》一书，风行一时。
一条青果巷，半部龙城史。作为“江南名士第一巷”，青果巷是常州文脉之地，是常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活化石”，并且是名医集聚的风水宝地，从明代始，曾经在青果巷居住和开设诊所的中医有20余家。青果巷205号的先医庙，又名医学祠，始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面对茭蒲巷，后面就是蛤蜊滩，庙内供奉的是华夏人文始祖轩辕、伏羲、神农。此外，岐伯、俞跗等10位姓名载于医书的黄帝臣子，效仿“孔门十哲”分列两侧堂屋从祀。大门两侧有石碑两块，记载着这里作为明清府医学与先医庙的旧事。
民国初期，谢景安、朱履安、卞伯岐等常州医家，在这处宅院里成立了武进县（民国时常州改称武进）中医师公会。一批中医界名流常汇聚于此述古道今，谈医论药，切磋琢磨，捭论纵横，为维护中医合法权益出谋献策，与全国各地的中医界志士一同参加近代中医救亡运动。1947年11月1日，武进县中医师公会举行第二届会员大会，426名会员出席，选举屠揆先、沈伯藩、谢景安等11人为理事，卞伯岐任理事长，屠济宽、张揆松为常务理事，朱普生为常务监事。屠济宽是重振武进县中医师公会的年轻骨干，和卞伯岐等主持中医师公会的日常事务工作。
武进县中医师公会内设屠济宽卞伯岐联合诊疗所，内科屠济宽，外科卞伯岐。在广告上注明：“贫乏：施诊给药”，体现了慈善为怀的精神。卞伯岐（1910-1998年）是前黄乡名中医王道平弟子，以喉外科兼针科见长。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号召中医工作者联合起来，自愿结合成立联合诊所。1951年，屠济宽与谢景安首先创办常州钟楼中医联合诊所，位于市区甘棠桥北。
屠济宽1955年任江苏省血防常州组组长，赴高淳调研疫情，到灾区防治血吸虫工作，成绩卓著。1956年进入常州红十会医院，1958年评为常州市群英会先进工作者代表，同年调入常州医学专科学校任教。
我是1960年考取常州医学专科学校的，就读中医专业，屠济宽主讲医史和温病学。当时他40岁出头，清癯的面庞，挺拔的身材，慈善的笑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满腹经纶，侃侃而谈，经常以“思贵专一，不容浅尝者问津；学贵沉潜，不容浮躁者涉猎”之类名句教诲我们。
屠济宽的家离学校很近，经常邀请学生们到他家交流，现场发挥，即兴题字作画送给学生，高兴时还拉起二胡，哼唱一段戏曲。他为中医582班学生杨陵麟刻制了一枚行书签名章，杨陵麟视若珍宝，如今这方印章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
屠济宽是排球高手的经历，来源于《武进日报》记者张军的一篇报道。2017年，张军发表一篇题为《常州发现一枚民国银盾》的文章，常州收藏家杨新文向他展示了一枚民国时期的银盾。该银盾上有“武进青果球队赠”“武进县立中学运动会优胜纪念”字样。武进青果球队由西庙沟中医师屠济宽等人创办于1934年，《武进县体育志》记载，上世纪30年代初，县境城镇开始有排球活动，曾举办过“青果杯”排球赛。
屠济宽具有文艺天赋，雅好音乐，担任本地区西风音乐会名誉会长。15岁受国民政府电台邀请，与上海音专陆修堂教授同台演奏二胡，得到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挽留，留中央电台音乐部。一年后从父博渊公立命，回常随父襄诊，之后从医。
屠济宽曾是常州市政协文化艺术组成员，1960年成立常州书法印章研究会，常州诗人、书法家钱小山任会长，屠济宽任副会长。所作山水画六法皆备，苍辣醇雅，为时人赞。
屠济宽父亲屠博渊，受业于常州儒医张兆嘉，后又师事无锡名医邓羹和学临证，深得邓师青睐，学成归里后，住常州最负盛名的慈善医疗机构“寿安”“长年”医局施诊，医名渐震，自设诊所于西庙沟敬节堂口，就诊者众多，与名医屠士初并称为“南屠北屠”。屠济宽后来亦应聘在长年医局坐诊，学验俱丰，深受病家欢迎。
屠执中，屠济宽之子，生于1947年，是一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后起之秀，是同济大学中医研究所文献工作室主任、国医大师颜德馨工作室主要成员，入选海派中医颜氏内科专家团。2000年至2010年出访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其间为印尼高层领导人诊治，将孟河医派的医德仁术带到国外。
历时400年的孟河医派长盛不衰，代有良医，枝繁叶茂，成为当今最具活力的中医流派之一，其中世代业医的“家族链”现象十分明显，仅以常州城区为例，其中不仅包涵了尚鲁公一支的屠博渊、屠济宽、屠执中等家传三代，还包括了尚旭公一支的屠厚之、屠士初、屠揆先、屠婷等家传数代。人非一人，代非一代，薪火相传，无不表现出望族家学的深厚和力量。代代传承接力，医灯续焰，弦歌不辍，功德千秋，惠民流芳
守正百年技艺创新非遗价值
(2022-03-11
03:46:50)[编辑][删除]
泉州王氏中医痔科三百年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摘自2022-3-10中国中医药报
通讯员 陈玮铭
1944年，西街24号“圣洁痔科医所”旧照。右一为王鸿珠，左一为蔡爱珍，中间被抱于膝上的孩童是王泉英。
“传承泉州王氏中医痔科百年技艺的同时，我的理想是挖掘整理并研发前辈的‘百年药方’，创新发展王氏中医”，福建省泉州王氏中医痔科第十三代传人、泉州市中医院肛肠科主任王坚对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充满感恩、敬畏和期待。
2022年2月9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泉州市中医院肛肠科申报的“泉州王氏中医痔科”位列其中。从清康熙年间传承至今，“泉州王氏中医痔科”已历经十四代三百余年。王氏代代相传，不断总结研究，在时代的变迁中淬火升华、历久弥新，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医痔科学术思想、特色疗法、特色方药，被评为福建省首批中医学术流派。
三百年守护，中医薪火相传
这种守护已经融入血液中，守护的是一种情怀和根植于内心的中医自信。
从康熙时期至今，在福建莆田的湄洲岛，一直流传着“大姓谢九连、小姓王雨前”的地方谚语，谚语中的“王雨前”就是王氏中医一世祖。王雨前是康熙时期的秀才、名医，他治病救人、乐善好施的故事一直传颂了300多年。
1914年，王氏中医第十一代传人王鸿珠出生，他从七岁开始即随父亲王立古学习中医经典古籍及采药制药。王立古擅长祖传痔科医术，对中药散剂、膏剂外用有独到创新之处。到了青年时代，王鸿珠从老家湄洲岛出发，一路访名师、治病人，医德医术及特色方药享誉福建南部。1937年，王鸿珠举家定居泉州，在西街24号开设“圣洁痔科医所”。他不泥古法，与“惠世医院”（英国教会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前身）的西医师交流，学习西医外科医术，取彼长、补己短，使用外科麻醉技术、切开疗法结合挂线疗法，加上祖传的药散、药膏，创造出一套中西医结合的治疗肛瘘的独特方法，能够显著减轻患者痛苦，缩短疗程。
王鸿珠不仅在治疗技艺上不断改进创新，而且十分重视医学科普，他出版印刷了防治痔疮的宣传单，用图文结合的形式告诉大家痔疮产生的原因、痔疮的危害以及预防痔疮的方法。在20世纪40年代出品这些通俗易懂的宣传单，体现了王鸿珠的治未病理念和超前的宣传意识。
王鸿珠是中国第一代“看西方”的中医师之一，既有自己的坚守和信心，又有尊重科学、谦虚谨慎的学习态度和包容的胸怀，在那个东西方思想碰撞的时代，体现了传统文人和医者的进取精神及坦荡格局。他在治病过程中，对穷人分文不取，并常收留贫穷的病人，不仅施医施药，还供吃住。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华侨回乡治病，把王鸿珠及其神奇药粉的名声传播到东南亚各地。王鸿珠的徒弟还把医馆开到了马尼拉、吉隆坡等地，推动了中医在东南亚的传播。1957年，“圣洁医所”并入“泉州市中医联合门诊部”，数年后再并入“泉州市人民医院”，上世纪80年代又随泉州市人民医院中医药部并入新成立的“泉州市中医院”。
王鸿珠的儿子王泉英从小在医馆长大，耳濡目染学习中医，后考入福建中医学院（现为福建中医药大学），是泉州王氏中医痔科第十二代传人、福建中医药大学教授。在长期临床实践中，王泉英不断总结经验，对环状混合痔和复杂性肛瘘的传统术式进行改进，推动了泉州肛肠学界重视现代科技与中西医结合、传承与创新并重的学术变革。
王泉英的儿子王坚依然选择坚守中医，作为王氏中医痔科第十三代传人，泉州市中医院肛肠科学科带头人，福建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肛肠科各种疾病的中西医综合治疗。他勇于探索创新，对肛肠微创手术治疗有较深的造诣。
从“圣洁医所”到今天福建省极具影响力的中医特色专科——泉州市中医院肛肠科，从王雨前到王坚，他们所坚守的是对中医的赤诚和真爱。王坚说：“这种守护已经融入血液中，守护的是一种情怀和根植于内心的中医自信。”
无偿献方，打造国药精品
在祖传外用散剂基础上研制的3个国药准字号药品成为泉州出口创汇拳头产品。
1959年，为响应国家号召，王鸿珠将代代相传的外用散剂“赛霉安散”秘方无偿献给国家。王坚说：“祖父告诉我们，中医有实力有底气，所以要坚定中医药文化自信。”
后来，王鸿珠患十二指肠溃疡，他想到赛霉安散的抑菌抗炎作用，遂进行调配改进处方，以身试药，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疗效，并研制出用于胃、十二指肠溃疡的“赛胃安胶囊”。又以“赛霉安散”为基础，研制出具有清热止血、收敛祛湿、化腐生肌等功效的“赛霉安乳膏”。3个国药准字号药品一经推出，广受欢迎，成为泉州市出口创汇拳头产品，是早期中成药出口的典范。
轻创护肛，解除难言之隐
有仁心才有仁术。
除了传统中医药保守治疗方法，王氏中医痔科学术流派对于肛门直肠的手术也有自己的见解。“轻创护肛”法是流派重要的一个学术思想。王坚介绍，肛管有着独特的解剖结构，对日常排泄功能起着精细制约的作用，任何一个结构如被破坏得过多，都会引起其功能的损伤，甚至会破坏肛周形态结构。
王泉英提出，肛肠科的手术应是一种“精细整形手术”，这一概念强调在手术治疗肛肠疾患的同时，必须设计术式，尽最大可能地减少肛门的损伤，细心整形，保证肛门功能正常。“轻创护肛”法与现代医学的微创理论相吻合，将“微创”理念贯穿于治疗的整个过程。此外，外治法也是王氏中医痔科学术流派的一个亮点，以化毒燥湿收敛为主法，以特色的丹、膏、散为手段，以早、准、精、少、勤为施药特点。
“这些技艺的传承和发展，归根结底都离不开医者仁心。”王坚说，祖辈们在传授、研究技艺的同时，特别强调中医药文化，以“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感同身受的心，“大慈恻隐之心”，治病救人，提高医术。
在王坚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副字帖，上书“好好说话”四个大字。他经常告诉学生，越是忙碌的时候，越是修仁心的时候。作为医生，一定要体贴患者，众多患者愿意把生命和健康托付，我们要常怀感恩，对患者负责。王坚还说，学了中医，不能只把它当成谋生的手艺。中医不只是“医”，中医文化博大精深，更蕴含着天、地、人的哲学道理，学医要先学会如何做人，在仁心下发扬仁术。
守正创新，不断攻克临床难题
挖掘整理流派特色方药，造福百姓。
去年，王坚接收了一位60岁的女患者，这个患者宫颈癌术后，因放疗并发“放射性直肠炎”，每日排便20多次，黏液血便而且疼痛，多方诊治效果不佳，苦不堪言。面对这种棘手的情况，王坚毫不犹豫，安排住院后，辨证用药，使用流派特色制剂药散加药膏直肠给药、中药煎剂保留灌肠，一天内交替治疗数次。两周后，患者临床诸症消失。
王坚的“毫不犹豫”，源自他的医者仁心和对中医的自信。在王坚的带领下，泉州市中医院肛肠科发展成为福建省重点专科，并成为“国家区域中医肛肠诊疗中心专科联盟”单位。
“在前辈的指导下发掘本流派的学术思想、特色疗法、特色方药，这是流派发展的根基”，王坚在祖传秘方的基础上研制了王氏痔疮膏、王氏清凉膏、王氏金创药、小儿红PP等膏药、散剂，用于临床，均取得显著效果，其中王氏痔疮膏及王氏清凉膏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收录于“中医传统知识保护名录和数据库”。
对于流派未来的发展，王坚信心满满。他表示，将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传承工作，让更多人了解“泉州王氏中医痔科”流派故事和流派精神，立足传承，守正创新，造福更多百姓。
中医文献与学术间的“架桥人”——缅怀中医目录学家薛清录
(2022-03-28
04:59:56)[编辑][删除]
——缅怀中医目录学家薛清录
摘自2022-3-21中国中医药报
李鸿涛 张伟娜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
2022年1月31日，中医目录学家薛清录去世，享年90岁。
薛清录（1932—2022），女，中共党员，原籍河北滦县，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我国著名中医目录学家，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曾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情报研究所（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所长，兼图书馆馆长，牵头组织三次全国性的中医古籍资源调查，摸清中医古籍存世家底，主编《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医古籍孤本大全》等著作。2012年获文化部颁发的“中国图书馆榜样人物”称号。
与薛清录老师认识十余年，跟师三载，作为中医目录学继承人的我们，每当翻阅《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恩师的音容笑貌、谆谆教诲总是历历在目。
中医古籍的守护者
薛清录老师常说：“我的父亲虽然是协和医院的老专家，我算是出身于现代医学的家庭，但我和我的孩子就是中医药最大的受益者。中医古籍蕴含了大量宝贵的知识，是中医文化与科技的宝库，保护与利用中医古籍是中医学术传承的重要工作。”在她担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负责人期间，始终重视中医古籍资源的积累与保护，积极向上级领导建言，争取古籍购置经费，通过持续在古籍书店采买、争取古籍藏书家捐赠以及邀请专人誊抄复印等多种途径，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馆藏。其中更是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争取著名藏书家范行准先生的珍贵古医籍，其精诚所至，令范行准先生感动不已。同时，正是为了让这批珍贵文献入藏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她铮铮直言，据理力争，不惜顶撞领导，得罪同事。而后来那些当年与她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都成了她的好朋友，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是秉持着一颗为事业发展谋想的公心，中医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是她毕生情之所系。
中医古典目录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薛清录老师常教导我们，目录是连接文献与学术的桥梁，历代先贤在文献传承中为我们留下了宝贵而丰厚的目录著作，而中医目录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之一，它反映了中医学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方向，是当今中医药学传承发展的重要学术资源。因此，薛清录老师在与中医古籍结缘后，一直沿着这个方向积极进取，并取得了令全国古籍文献界瞩目与赞许的成就。由她主持编纂的《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成为当今中医古籍文献整理的必备工具书，是全国中医古籍馆藏单位古籍分类编目的标准化工具。这两部书开创的古医籍分类编年方法，也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古籍普查提供了重要规范。同时，由薛清录老师起草的《中华医藏》编纂收书范围与原则，成为《中华医藏》选目的重要依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相关领导和专家曾这样评价道：“中医界有了《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是中医人的福气，它把中医文献和学术的传承推进至少20年，是全国古籍资源普查和书目整理的典范。”中医文献学家也评价说：“《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是一盏明灯，它照亮了中医文献研究者探索进取的前程。”
深受爱戴的业界楷模和良师益友
薛清录老师深爱着中医图书事业，她师从目录学家、敦煌学家王重民教授学习目录学，师从中国现代图书分类法奠基人刘国钧教授学习图书文献分类学。她深受两位老师的影响，直至高龄仍然坚持工作和笔耕，对重要问题做笔记、做卡片，铅笔、橡皮、尺子、红笔、涂改液也成了她的案头必备文具，她认真、精细、俊秀的笔迹，常常令我们这些晚辈汗颜。她在85岁高龄被评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指导我们以中医目录学为方向开展研究。她一直鼓励我们在专科目录——中医古典目录学方面开展研究，重视历代目录学家、文献学家留下的宝贵目录学方法，为中医文献传承作贡献。她分析问题总是从大科学、大文化的背景出发，其宽广而深厚的学术视野和治学理念，是我们不断学习和领悟的目标与方向。
薛清录老师对事业的热爱也表现在对年轻人的培养上，她的教导总是严慈有度、体贴入微，从不妄赞谬夸。2006至2013年间，在跟随薛清录老师做孤本医籍调研与《中医古籍孤本大全》选编出版项目时，薛清录老师常常鼓励我们说：“你们是学中医出身，又喜爱古籍，这样更能发现古籍中的闪光点，可以试着写写提要，这样会对书目文献功底的积累和锻炼起到很大帮助，也是大显身手的好机会。”
2017年12月，我们正式拜入薛清录老师门下，起初很忐忑，怕得不到老师的认可。我们将已有的工作成果、将要开展的工作计划反复跟薛清录老师汇报。直到收到薛清录老师亲笔给我俩写的指导信，我们才觉得得到了老师的初步认可。三年的跟师过程中，薛清录老师严谨认真的治学精神和开拓创新的学术风范体现在我们师承工作的各个方面。我们合编了《中医古典目录学概论》一书，请薛清录老师作序，老师在88岁高龄的情况下坚持仔细通览了全书，亲自给我们写了书评。薛清录老师对我们的指导和帮助，我们永远铭记于心。
薛清录老师是中医古典目录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是我们学术研究的领航人，亦是我们做人做事的楷模。她送给我们一方镇尺、一套织锦靠垫，这两件宝贵的馈赠，时时在激励我们，做人要沉沉稳稳、堂堂正正，做事要挺起腰杆、锦上出新。
我们无以报师恩，唯有坚持中医古典目录学的方向，继往开来，不断在理论、方法和实践中开拓创新，才不负老师所愿，将她一辈子为之奉献的中医目录学事业发扬光大，为中医学的发展作出新贡献。
明代医家徐春甫和他的“医学会”
(2022-03-28
04:49:15)[编辑][删除]
摘自2022-3-21中国中医药报
甄雪燕 北京中医药大学
“学会”是指研究某一学科的人士以推动学术交流为基本目的组成的学术团体。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医学会是“一体堂宅仁医会”，比现在的中华医学会早347
年，其创建者是明代医家徐春甫。
“一体堂”有两方面的深意：一方面是指同门、同道，医道同门、授受相传，原本是一体；另一方面是指医患一体，医者应该视患者的疾病犹如自身的疾病，才能尽其所能去医治。“宅仁”指“宅心仁厚”，既是医会建立的宗旨，也是“医乃仁术”理念的体现。
学问始于诚意
徐春甫（1520—1596），字汝元，号东皋，又号思鹤，祁门（今安徽歙县）人。徐春甫出身于诗书之家，早年习词文，后因体弱多病，改习医业，拜明代医家汪宦为师，并在其精心指导下博览医著，认真钻研《内经》等医学经典，精通内、妇、儿等诸科。徐春甫医术精湛，且勤于实践，融会贯通，后来寓居京师，开设“保元堂”行医。因医技精湛，在明代嘉靖年间应诏治愈了穆贵妃危症，被授予太医院吏目。
徐春甫一生精勤笃学，在既往攻读、整理医籍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各家精微，撷取各家之长，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分门别类进行摘录、归纳与整理，终成《古今医统全书》100卷。该书卷帙浩繁，概括了明代以前中医学的主要成就，被列为我国十大医学全书之首。
“医本活人，学之不精，反为夭折”，这是徐春甫在《古今医统全书•医道》中所言，其意为医学本来是救治患者的，如果学医不精，反而会害人性命。基于这一理念，徐春甫提出“学问始乎诚意”的观点，认为读书要有“纯一不二”的精神，必须细心揣摩书中的道理。看医书时，对书中记载的一诊一视、一方一药，都要穷其要领而后用。他一生治学严谨，主张良医应兼通针药，灵活变通。
徐春甫为人豪爽，志友天下，善于交流和学习。明隆庆二年（1568年），他利用任职于太医院的机会，效仿当时儒家孔门“文会”的形式，与志同道合的医界同仁一起在顺天府（今北京）组织成立了“一体堂宅仁医会”。
宅仁以为会
“一体堂宅仁医会”汇集了皖、苏、浙、湖、闽等八省客居京都的名医46人，其中包括太医院院使、院判、吏目、御医、冠带医士、医士和户部郎中、儒士等。“一体堂宅仁医会”不仅有详细的会员名单，还有明确的会款、会约和医学箴言等明文规定，具备了医学学术团体应包括的所有要素。
首先，“一体堂宅仁医会”的会录中，明确了“宅仁以为会，取善以辅仁”的宗旨。医会条款共22项，即诚意、明理、格致、审证、规鉴、恒德、力学、讲学、辨脉、处方、存心、体仁、忘利、自重、法天、医学之大、戒贪鄙、恤贫、自得、知人、医箴、避晦疾。
这些条款从治学态度、治学方法、治学内容和医德医风等方面对会员提出了具体要求和行为上的约束。医会要求为医者要以仁为本，加强医德修养，严戒徇私谋利之弊，克己行仁，始终存济世之心，关心患者疾苦；会友之间要“善相劝，过相规，患难相济”，真诚相待，团结互助，共勉互济；学术上提倡“穷探《内经》四子之奥”（所谓“四子”，按照徐春甫的观点，为古代著名医家张仲景、刘完素、李东垣、王好古），体现了医会中医家重视脏腑辨证的学术观点。
“一体堂宅仁医会”作为切磋技艺的学术组织，促进了京城乃至全国的医学学术交流，对规范医德、提高医技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取善以辅仁
“医乃仁术”既是社会对医者群体的要求和期望，同时也是医者群体自身的道德诉求。“一体堂宅仁医会”的章程中，对医师的职业道德精神有深入的阐述，注重医师的医德修养，同时对当时医学界存在的一些不良行为进行鞭挞，对规范医师行为起到了推动作用。
徐春甫在《古今医统大全•庸医速报》中揭露了当时庸医的种种劣迹：有人假借世医的招牌，抄几个成方，略记几条脉诀，就四处招摇撞骗；有人只讲究穿着打扮，花言巧语逢迎权贵，以抬高自己的身价；还有人治疗草率，偶然治好一病便索要重酬。面对医学界种种不良风气，徐春甫甚至气愤地说：“庸医不早死，误尽世间人。”因此，医会从建立之初就十分注重入会者的医德修养，强调医者习医必须专心致志，不以功名利禄为目的。
徐春甫曾经引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北宋时期有个叫沈常的进士，因性情孤傲，求仕多年也没能得到一官半职。一天，他见到一位翰林医官跃马扬鞭从身边飞驰而过，不禁感慨，医官也能耀武扬威，便产生了弃儒习医的念头。他觉得自己满腹经纶，学医犹如探囊取物，只要拜一位名师领进门，很快就可以蜚声医坛。于是，沈常便去拜见太医赵从古，言语间满是对功名的羡慕和对医者的不以为然。赵从古非常气愤，一针见血地指出，他学习医学只是为了功名利禄，不可能精研医理，学医目的不纯，又怎么能成为一名好医生呢？借这个故事，医会强调“仁爱救人，赤诚济世”的医德要求。
作为中国最早的医学团体，尽管“一体堂宅仁医会”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但它促进了医学学术交流，规范了医学道德建设，也为后世科技社团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
误说扁鹊乱纷纷皆因不懂司马迁
(2022-03-26
04:38:45)[编辑][删除]
摘自2022-3-25中国中医药报
曹东义 张培红 张明泉 河北中医学院扁鹊文化研究院
关于医宗扁鹊的生平事迹，一直存在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现象，其原因主要是没有读懂司马迁的《扁鹊传》，或者不遵从司马迁的考证意见，把一些传闻异辞作为依据，另起炉灶创立新说，以至于以讹传讹。想要正本清源传承中医学术，必须拨开历史迷雾，重新认识扁鹊，正确解读中医历史。
否定司马迁考证，割裂扁鹊形象
误读司马迁《扁鹊传》的人很多，赵绍祖
（1752—1833）《读书偶记》论述扁鹊说：“意太史公故为荒幻之词，而云或在齐或在赵，不必其为何方；为卢医，为扁鹊，不必其为何名；或在春秋之初，或在春秋之末，不必其为何时，以见扁鹊之为非常人，一如其师长桑君耳。”
日本学者滕惟寅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割解》中说：“扁鹊，上古神医也。周秦间凡称良医皆谓之扁鹊，犹释氏呼良医为耆婆也，其人非一人也。司马迁采摭古书称扁鹊者集立之传耳。其传中载医验三案，文体各异，可以证焉。盖司马迁而不知扁鹊非一人也，但受术于长桑君，治虢太子病及著《难经》者，是即秦越人之扁鹊也；其诊赵简子者，见齐桓侯，在《国策》所谓骂秦武王，在《鹖冠子》所谓对魏文侯者，又为李醯所杀者，皆是一种之扁鹊也。注者不知而反疑年代龃龊，枉为之说，可谓谬也。”
滕氏否定了司马迁对于扁鹊的考证，割裂扁鹊形象的完整性，把一个为中医学创立开辟道路的医学宗师虚无化，严重影响大家对先秦医学史的研究。然而误从其说者不乏其人，如龙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吕思勉读史札记》《医药史话》等均采此说，目前许多文章也持此观点。
日本学者丹波元简著《扁鹊仓公传汇考》说：“盖扁鹊必一神医，于是战国辩士，如稷下诸子附会种种神异之事，或笔之于书，或以为游说之资，故诊赵简子、治虢太子、察齐桓侯，其事之虚实，固不可知矣。”他认为司马迁没有辨别清楚战国辩士一时的“附会之词”，稀里糊涂“辄凑合立传以实之”，否认司马迁对扁鹊作过考证，认为其误将各种传闻异词搜罗起来，杂凑了一个《扁鹊传》。国内有人按照日本学者的说法，随声附和说：“《扁鹊传》似乎是一部未定之稿。”
经笔者考证，扁鹊诊虢太子的记载来源于《韩诗外传》，虢太子（或虢世子）是“虢邑”里的长子，扁鹊所诊之桓公实为田桓公，而非齐桓公，他们生活于同一年代。所以，扁鹊一生中诊治了赵简子、虢太子、田桓公是完全可能的。
造成对司马迁考证误读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仅凭望文生义，随意否定司马迁
在清末民初时有一股疑古风潮，学者卫聚贤先生在关于扁鹊的文章中提出了一种更离谱的观点。他在《古史研究》中称“扁鹊的医术来自印度”，说“扁鹊即此西医之为中国人者，郑人亦可，赵人亦可，卢人亦可，秦人亦可，本不限于地域，后人乃各将各地学西医者名为扁鹊。”
李伯聪先生《扁鹊和扁鹊学派研究》对卫氏观点的偏颇之处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卫聚贤对扁鹊名字“秦越人”奇想联翩，得出使人惊诧莫名的结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四五百年间，竟存在着一个遍及齐、秦、郑、赵等各国（实际上等于遍及全中国）的中医学习西医（印度医）的运动。”
日本学者森田一郎在《中国古代医学思想研究》书后附有《扁鹊考》一文，把“扁鹊”解释为砭石，认为扁鹊就是砭石的假托，并说“秦是西方的国名，越是南方的国名。而姓秦名越人这个姓名，就暗示秦越人是一个被虚构出来的‘乌有’先生而实无其人。所以，秦越人的传记，就是不正确和不确实的”。森田先生尽管别出心裁地把“扁鹊”释为“砭石”，想以此来破译最难解的《扁鹊传》。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也是不能成立的。
夸大文化决定作用，编造扁鹊成长环境
通行本《史记•扁鹊传》说：“扁鹊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南朝刘宋裴咽《史记集解》引用晋人“徐广曰：鄭当为鄚。鄚，县名，今属河间。”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也云：“按勃海无鄭县，徐（广）说是也。”这就是今本《史记》对扁鹊里籍的记述和古代史家的解释，他们认为“鄭”是误字，原文应作“鄚”字，也就是今河北雄安新区的鄚州镇。
学者温如杰先生说：“鄚在春秋时期是北山戎、赤狄、白狄等少数民族杂居之地，无城邑，无学校，无文字，语言与华夏不通，此时此地缺乏塑造扁鹊这样一个伟大医学家的文化土壤，而只有号称文化之帮、孔孟之乡的齐鲁，才有培育扁鹊这样杰出医学家的可能。”这理由看起来似乎很具说服力，但他把鄚邑描绘得如此荒凉可怕，只是出于想象并没有事实根据。
《左传》记载昭公七年，也就是公元前535年：“正月暨齐平，齐求之也。癸巳，齐侯次于虢。”晋杜预注云：“虢，燕境。”齐景公与晏子所到达的虢城，就是距鄚州十余里的城邑。公元前294年赵惠文王把鄚州与易县古城，割让给燕国。鄚州附近在汉代为侯国，更名为“高郭”，这一带还出土过大量春秋战国时期的城郭和文物，并非“无城邑”。《左传》说齐景公与燕国“盟于濡上”，杜预注：“濡水出高阳县东北，至河间鄚县，入易水。”齐国君臣从正月癸巳至二月戊午，住在这一带约25天以上，可见温先生所说的“无文字，语言与华夏不通”是不成立的。
司马迁记述扁鹊当时在城内守客馆之师，长达十年之久，并且在这里学习医学，接受长桑君赠送的《禁方书》是完全有可能的。扁鹊在公元前497年诊赵简子病不是在“孔孟之乡”文化土壤中产生的，不应该人为编造扁鹊成才的文化土壤。
不懂“后世笔法”，误解司马迁记载
扁鹊秦越人生活于春秋末期，与孔夫子、赵简子大体同世，班固《汉书•古今人物表》列扁鹊为越王勾践时代之人，也是尊重司马迁《扁鹊传》的记载。
卢南乔先生说：“从经历说，扁鹊曾到过已成为赵都的邯郸，本传说他‘过邯郸’，和他‘过虢’‘过齐’‘过雒阳’‘入咸阳’，无一不为国都可证。我们知道，赵始有邯郸，其时在晋定公二十一年（前491年）。‘赵始都邯郸’其时在赵敬侯元年（前386年）。扁鹊‘过邯郸’，只能在‘赵始都邯郸’以后，这是铁定不移的。”
卢先生用这些推理，得出了否定司马迁的结论：“扁鹊绝无可能直接参与赵简子病的诊治是可断言的，因而历来以赵简子为定点去考辨扁鹊年代是不明智的。”
马迁记述秦越人行医的地方而举了一些地名，至于当时是否为今名或是否为赵、秦首都，那是无关紧要的，这不会影响他准确地表述秦越人的行医概况。“扁鹊名闻天下”，“随俗为变”，也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卢先生为了否定扁鹊诊赵简子，非要说这些地名都是国都，确有强词夺理的嫌疑，而且其考证也不准确。
《诗经》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朝始创于商地，而不是诞生于“殷”，但是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首称“殷契”而不称“商契”。盘庚迁都，商始更名为殷，此距契的时代已相当遥远了。称其为“殷契”的这种后世笔法，不会造成混乱，所以不必刻求作“商契”才为正确。
《史记•周本纪》记载了周文王的伯父太伯、虞仲，为了把周的社稷传给文王而“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史记正义》注云：“大伯奔吴，所居城在苏州北五十里，常州无锡县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见存，而云‘荆蛮’者，楚灭越，其地属楚。秦讳楚（庄襄王名楚），改曰荆。故通号吴越之地为‘荆’。及北人书史，加云蛮，势之然也。”可知荆楚不是周初的名称，而是司马迁说的周文王的伯父“亡如荆蛮”，是汉代对于吴越之地的称呼，而不是当时的地名。
《史记•河渠书》云：大禹治水时“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张守节《史记正文》注：“华阴，县也，魏之‘阴晋’，秦惠文王更名‘宁秦’，汉高帝改曰‘华阴’。”可见司马迁说大禹治水路过的华阴也是汉代地名，而非大禹时代的地名。司马迁称“老子者，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也”，也是以汉代地名标示老子籍贯。可见在不影响正确表述时，史家可以灵活变通，用后世笔法表达，我们不能过于苛求。
何爱华先生《秦越人（扁鹊）事迹辨证》说：“司马迁在《扁鹊传》中确定：‘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或‘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日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事实。这种事实，都是在一定时间和地域中进行的。这种事实，在上述论著中，已为一些学者们所共认。我认为这种事实是确指：邯郸，在春秋时期，原为卫邑，后属晋，自前386年，赵敬侯由中牟迁都于此，定为赵国都城后才日益繁华。这样，他（扁鹊）过邯郸，才能为带下医的。雒阳，在春秋时期，一直叫‘成周’，战国以后改称‘雒阳’，由于周人保持一种尊重老人的传统和遗风，这样，他过雒阳，才能为耳目痹医。咸阳，公元前350年，秦孝公由栎阳迁都于此，筑冀阙。商鞅第二次公布变法，革除戎狄旧俗，以提高社会生产力，秦国才有爱护小儿的社会风气。这样，他入咸阳，才能为小儿医，‘随俗为变’地做了儿科医生工作。如果对这种事实都不能承认，那么，我们还有什么根据来论证他的医事‘活动时间’？”
司马迁在《扁鹊传》中指出扁鹊行医过程中曾经到过这一带地方，并没有说扁鹊所入之地都是国都。周王所居的城市叫王城、成周或洛阳，并非周朝的国都；但“周公作雒”，扁鹊之世，洛阳城是存在的，只不过名字不同罢了。洛邑或成周之内，世居周人，扁鹊“过雒阳”不必在战国之后，无须多辩，思之自明。
邯郸在很久以前就是赵氏封邑，所以《左传•定公十（公元前500）年》就有追叙邯郸赵午的文字，其中云：“初，卫侯伐邯郸午于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正因为赵简子的同族赵午世封邯郸才得名“邯郸午”，赵简子杀赵午之后，也因赵午世封邯郸才让他的嗣子“二三子唯所欲立”，继其世位。所以，扁鹊在公元前五六世纪时“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是完全可以的，不必再等一百多年邯郸成了赵国都城后，才“闻赵人贵妇人”。
咸阳一带，自古为秦人居住，司马迁云“来入咸阳”是其身在长安，写东方的医学家扁鹊跋涉千山万水，为三秦人民的健康，不辞辛劳由勃海之滨向西“来入咸阳”一带行医。爱子之心，古即有之，何须商鞅变法之后秦人才懂得爱小儿？
司马迁在《赵世家》和《扁鹊传》中两次言之凿凿地指出，扁鹊诊过赵简子，事后得到四万亩赐地。卢先生认为非要太史公写明“入绛”，才能得以“直接参与赵简子病的诊治”，其偏颇之失，也甚明显。
前人误出其说，或许与不明史家的后世笔法有关。司马迁记武帝用“今上”“上”等是当时笔法，其述武帝之前的事则用后人追叙的后世笔法。史家用谥号称呼被追封的死者是一种惯例，如《左传•僖公十八年》云：“齐侯好内，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生武孟；少卫姬，生惠公；郑姬，生孝公；葛瀛，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华子，生公子雍。”古人有作为，死后才加谥，前文中的惠公、昭公、孝公、懿公等都是死后的谥号。一出生即称其谥号，是为后世笔法。同样赵简子、桓侯都是谥号，他们生前都不知道自己被后世称为赵简子、齐桓公，这也是史家后世追叙的笔法。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正说扁鹊需尊重
古代“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行，因此有悠久的记事、载言的传统。司马迁是非常严肃的历史学家，《汉书•司马迁传》说“司马氏世典周史”，占有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丰富史料。司马迁著《史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早在汉代就被公认，所以“自刘向、杨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隐善，故谓之实录”。
司马迁为古人立传，信则传信，疑则传疑。比如他写老子的时候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莫知其然否。”
司马迁见到了很多古人的学术著作，就以此为线索进行考证，然后为其立传。因此《史记•管晏列传》云：“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
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
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立《扁鹊传》，是他经过考证权衡而写成的，他所取用的资料都是后人研究扁鹊名号、里籍、医学授受、行医概况、学术特长等诸多问题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而绝不像韩非子等策士、学者为文借典，偶然提及扁鹊传奇故事那样难以令人信服。
司马迁对“扁鹊以其技见殃”的悲惨遭遇深为同情感慨，他说：“女无美恶，居官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故扁鹊以其技见殃……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岂谓扁鹊等邪！”道出了太史公对扁鹊这位伟大医学家敬仰和爱戴之情。但扁鹊秦越人距司马迁生活的年代有400余年，其史料多而复杂，远不像仓公诊籍那样翔实可靠，要达到实录入传，必须进行一番考证。所以《扁鹊传》中的文字都是司马迁去粗取精、弃伪存真后的论断。
由于年代久远，《史记》传抄中也出现了文字讹误，司马迁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多已失传，要读懂和正确理解司马迁论断的原义，也必须下一些功夫，否则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国医大师张灿玾教授曾经感慨：不知为什么，《扁鹊传》有些问题写得这样模糊，甚至可以说我们至今仍没有读懂《扁鹊传》。因此，他主张进一步对《扁鹊传》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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