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元代晚期定窑逐渐衰落停烧以后,其遗址亦逐渐湮没于历史尘埃中,被人忘记。直到20世纪30年代,叶麟趾教授(1888-1963年)在河北省曲阳县调查时,才偶然发现定窑遗址。1934年叶先生在所撰《古今中外陶瓷汇编》“第四章第一节‘定州窑(又名定窑)”中谈到:“定州窑在今河北省曲阳县。定州窑地址,参诸文献所载,皆指为今之河北省定县,然经实地调查,则绝无窑迹可寻。当地之大白窑村虽属近似,亦无确实之证明。或谓自唐以来所称定州,非只限于今之保定与正定之间者,其地域较为广大,即保定、正定平定等处亦皆包括在内,总名曰定州。故凡由此等地方所出窑器,均称为定容云。是说未免过于广义者,因平定窑当时俗称西窑,其窑器与所谓定器比较,显有不同之点,且保定正定亦皆无相当之窑迹也!曩者闻说曲阳产磁,偶于当地之剪子村发现古窑遗迹,并拾得白磁破片,绝类定器。据上入云:昔之定窑即在此处。又附近之仰泉村,亦为定器出产地,然已无窑迹矣!此说诚有相信之价值。且旁考地理上之关系,则曲阳距定具约四十里,唐名恒阳县,原属定州,盖所称定州,乃指其大地名而言,非专指今之定县。即如唐之邢州窑在距今邢台县约五十里之内邱县,饶州窑在距今鄙阳县即昔之饶州府约一百八十里之浮县,是其最明显之比例也。现今曲阳县尚有制陶者,器虽粗糙,然确属定窑之本派。或谓定窑废灭于元未,盖因当时已无优良之品,故无关于此后曲阳之制作也。”

著名古陶瓷研究专家陈万里先生(1892-1969年)曾认为“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发现”,而且指出叶先生所谓的“剪子村”即“涧磁村”、“仰泉村”可能就是“燕山村”(实为“燕川村”,笔者注)。陈万里先生还谈到:“抗战期间,曲阳沦于敌区,当时日人小山富士夫曾经去过,并采集碎片极多。”小山富士夫(1900-1975年)前往曲阳县调查定窑遗址的时间是1941年4月,他是世界上研究中国陶瓷的著名学者,有日本学者认为“小山在瓷研究最高的成就是定窑窑址的发现及时代的分期”,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不准确。显然,定窑遗址旱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由叶麟趾先生调查发现并确认,小山富士夫先生的曲阳之行只能算作对定窑遗址进行复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中国口岸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及各地兴建铁路发现大量古墓,墓中出土文物被文物贩子收购后卖给外国人,致使盗墓之风猖獗,不计其数的出土文物在社会混乱及政府无力制止的情况下被贩卖到美国、日本及欧洲各国,在西方掀起了一股对中国陶瓷购藏的热潮。与之相适应,普及中国古陶瓷的善述和译著亦开始较多出版,并随之热销。如1856年朱利恩(S. Julien)等人将1815年在中国刊印的蓝浦著《景德镇陶录》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1876年,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馆长、收藏家奥古斯塔斯弗兰克斯( Augustus Franks)将自己收藏的中国和日本陶瓷结集以英文出版,名曰《东方陶瓷收藏图录》( Catalogue of Property of Oriental Pottery and Porcelain)。1896年,英国人卜士礼( Stephen W Bushel,1844-1908年)编著的名著《东方陶瓷艺术》( Oriental Ceramic ar)出版发行。1898年和1902年,由威廉,古兰德( William G. Gulland,1841-1906年)编著的《中国瓷器》( Chinese porcelain)上、下册分别首次出版。1913年,德累斯顿陶瓷收藏馆馆长齐默尔曼博士( Ernst Zimmerman,1866~1940年)编著的两卷本《中国瓷器的历史、艺术和工艺》( Chinesisches porzellan seine geschichte Kunst Und Technik)得以岀版。1922年,大英博物馆赫瑟林顿(A.L. Hetherington,1881-1960年)编著的《中国早期陶瓷》( The Early Ceramic Wares Of China)得以出版。1925年-1928年由霍布森(R.L. Hobson,1872~1941年)编著的《乔治·欧默福普洛斯所藏中国、朝鲜和波斯陶瓷》( The Georg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Corean andPersian Pottery and Porcelain)(六卷)在英国伦敦出版。1927年,英国著名作家威廉森(G.C. Williamson1858-1942年)编著的《粉彩瓷器》( The Book of Famille Rose)首次岀版。20世纪20年代欧洲出版一系列中国古代美术专著后,在随后的30年代,这一收藏和研究中国艺术品的热潮波及世界。1931~1932年,日本东洋陶瓷研究所出版了十二辑《东洋陶瓷集成》1932年,日本帝国工艺会编印出版了《支那工艺图鉴》。

20世纪30年代,日本和欧美人士对中国古陶瓷的研究已不仅仅局限于文献、传世品,而是开始注重开展实际性的追根溯源工作,即亲自到窑址进行调查。1930年日本人大谷光瑞(1876~1948年)派遣口本西本愿寺驻中国汉口的布教师原田玄讷去河南省临汝县做过古陶瓷址实地调查。1935年6月27日,在上海海关任职的美国人詹姆斯·马歇尔·普默教授( J M. Plumer,1899-1960年)曾到福建省建阳县调查建窑遗址,采集了大量建盏及窑具标本,并在1935年10月26日《伦敦新闻画报》第187卷、第5036号上发表了题为《世界著名的建窑瓷器原产地揭秘一项值得关注的堪称宋代天目碗宝库的容址的发现》的消息。1937年,出生在上海的英国人白兰士敦( Archie D. Bankston,1909~1941年)实地考察了景德镇珠山及潮田窑遗址,1938年出版了由他编著的《明初景德镇瓷器》(旧译《明初官窑考》）。

小山富士夫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对定窑遗址进行了考察。他在《关于定窑遗址的发现》中谈到:“一想到这个发现是国际间的一大竞赛,即抑制不住冲动,遂勇往直前。”“此事是关平陶瓷史的间题,驱使春季之旅成行,因我不愿只是个追随在英美学者后的学徒。”定窑遗址在今河北省曲阳县灵山镇,规模最大的窑场在涧磁村、野北村、东燕川村、西燕川村及北镇村一带,总面积约100多万平方米。因曲阳县在唐、五代时曾隶属于定州管辖,北宋时曾隶属于定州博陵郡管辖,故名定窑。

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和文物工作者对定窑遗址进行过多次调查和发掘。1951年4月,故宫博物院陈万里、杨忠礼先生曾调查过曲阳县的东西燕川村(调查报告称作“燕山村”)和涧磁村窑址,并采集部分标本。1957年3月,故宫博物院冯先铭、李辉柄、王莉英、郭仁、葛季艻等也曾前往定窑遗址进行过调查,采集瓷片标本近两千片。20世纪60年代初,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对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进行过调查与试掘,从1960年开始到1962年5月底,共开9个探方,总共试掘面积420平方米,在调查中获得上自晚唐,下迄金元遗物35件。在试掘中获得遗物216件,其中瓷器123件、工具和具26件、铜钱67枚。1977年4月、1982年9月及1991年,故宫博物院均曾派人前往定窑遗址进行过调查,并采集瓷片标本。1985-198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北镇村、涧磁岭、野北村、燕川村等地进行过考占发掘,揭露遗址面积近2000平方米,发现大量窑炉和作坊遗迹,出上基本完整的遗物标本万余件、残片约37万片(发掘报告至今未见)。最新一次主动进行的大面积科学发掘是在2009年9月至12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曲阳县定窑遇址文物保管所组成联合考占队,在涧磁岭、北镇、润磁西及燕川4个地点布方发掘,发掘总面积776平方米,发掘出数以吨计的各时期瓷器和窑具标本,其中完整和可复原的标本达数千件。这次发掘对于全面了解定窑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生产面貌和烧造工艺特征、促进定窑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2022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