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汝官窑使用支烧工艺的发展看,初创阶段支钉粗壮,饼与支钉皆用一般耐火泥制成,支钉与饼易脱落,随着汝瓷工艺的成熟,支烧垫饼采用耐高温优质瓷土制成,支钉小而尖。从老虎洞官窑自身的变化看,早期由于胎体厚重,高支烧器较少,用以支托器物的支钉也粗壮。其后随着胎体的变薄,器物的整体重量渐趋减轻,支钉支烧具也相应减薄减小。随着高支烧器及大底器的增多,圆饼支钉因支烧困难等自身的缺陷,逐渐被齿状支钉具所取代,但在某些小型器物中仍采用饼形支钉具。郊坛下官窑支烧工艺的变化也大抵如此。

在老虎洞官窑早期支烧工艺中,已有少量齿状支烧具与圆锥形支钉支烧具共存的现象。如在梅瓶盖内,在大部分用五足圆锥形支钉支烧的情况下,我们也发现部分齿状支钉所留下的方形或长方形钉痕,支钉数有四、五或八、十个不等。由于梅瓶盖相对较高,其支烧点又在盖内,用饼形支烧具必须衬垫较多的其他窑具如垫圈等,以增加其支烧高度,非常麻烦。稍不留神,又很容易造成产品的损耗。如在盖内同样的五个支钉痕,由于支烧具的倾斜,造成钉痕有的深,有的浅,有的连钉痕都没有,有的则由于支烧具的倾覆,使得梅瓶盖侧与匣钵粘连,成为废品,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支烧高度相对较高的齿状支具显然是明智的选择。尽管这种选择在“汝官式”饼形支钉大为盛行的大背景下,使用的机会很少。但随着高支烧器及大底支烧器物的增多,此类支烧具渐成主流。从其形制看,早期形态常表现为简单、原始,钉尖不经过加工,截面呈四棱扁锥形,有的支钉数较多的形似锯齿状,故其钉痕常表现为较规则的方形或长方形等。随着使用数量的增多,为保持与圆锥形支钉的一致性,窑工们对其进行再加工,将其顶端手捏成圆形,故留下的钉痕经常为圆或椭圆形,与圆锥形支钉钉痕相仿,较难区分。

齿状支烧具的出现并非“无源之水”,它是受汝官窑影响,但又深深扎根于浙江本土而产生的。在浙江越窑寺龙口窑场便有发现,其形制与老虎洞官窑由垫圈改制成的支烧具相似,唯一的区别是其齿尖没有经过手捏加工。32)这刚好与老虎洞官窑早期部分梅瓶盖内所呈现的支钉痕相符。寺龙口窑在南宋初期曾为宫廷定烧过瓷器,其时间当在绍兴初年前后,此时高宗正在绍兴府与临安府之间“移陛”,南宋官窑理应尚未建立。因此,寺龙口窑址为南宋朝廷烧瓷之事应早于南宋官窑的烧造活动。因而南末官窑建立后招募部分寺龙口窑场的窑工参加烧造活动也是很正常的事。

在少量无法用支钉支烧的特殊器物上,由于窑工的来源不同,也采用一些“本土”式的支烧工艺。如前文提到的夹层碗就采用泥点支烧,笔山则采用泥条支烧。以泥点或泥条支烧在五代、北宋时越窑、龙泉窑时有发现。夹层碗也称暖碗、“孔明碗”或“骰盆”,是北宋时龙泉窑新出现的器形。老虎洞官窑的夹层碗,除了无纹饰外,其造型和装烧方法与龙泉窑北宋产品如出一辙。

从以上老虎洞官窑早期出现的明显带有本土化的特殊支烧方法看,在老虎洞官窑的早期烧造活动中应有较多的越窑和龙泉窑的窑工。

垫烧也是两座官窑装烧瓷器的主要工艺。郊坛下官窑“支烧具占45.5%,垫烧具占54.5%,以器物装烧痕的比例看,支烧的占43.5%,垫烧的占56.5%。垫烧工艺显然比支烧工艺用得多。老虎洞官窑虽尚未作统计,但垫烧显然占有很大的比例,尤其是碗、盘、瓶、套盒。盏托等大部分为垫烧。部分器物上并有支烧和垫烧兼有的现象郊坛下官窑的垫烧具种类很多,有垫饼、垫碗、垫盘、垫碟、垫托、垫圈、垫柱等多种,大部分为粗砂土质。)老虎洞官窑垫烧具的种类基本相同,且大部分为制作规整的瓷土质地,粗砂土质的仪限于泥条等垫具,数量较少,有的垫饼极为规整,与郊坛下官窑在形制上略有差异。垫饼类几乎全为瓷土质地,质地细腻坚硬,常用于瓶、盘、碗、盏托等器物,早晚兼有,是所有垫具中使用最多的。垫圈则常用于部分底部刮釉一圈、留有一圈紫灰色胎的平底盆、樽式炉等大底器,这种垫烧方法较为特殊,并与支烧器同时出现,后因底部露胎太多,影响美观,被支烧或支垫烧工艺取代。垫碟形制略有差异,口唇较宽,斜折。T形带孔垫托似出现较晚,常见于多次釉制品中。而垫盘类垫具常可见到与支烧具合用的现象。

在老虎洞官窑部分多次釉产品中,将支烧和垫烧合而为一,出现一种新的工艺即支垫烧工艺,常见于大底的折沿盆、高足的鼎式炉,另有部分樽式炉等。由于此种工艺在元代大量使用,故也有专家学者据此对老虎洞官窑的烧造年代提出疑问。

                       2021年11月12日

                                                                  李鉴宸于新加坡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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