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可名，非常名”：老子道家与概念思维

《老子》开篇的第二句话“名可名，非常名”，与第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应该是对应的。意思是：概念是可以称谓的，但一旦有了一定的称谓，这个概念就已经不能深刻地反映事物的本质了。这有点像诗歌的翻译，有一种说法，认为诗歌是可以翻译的，但一旦翻译出来，就已经偏离原作的意韵了。所以有人说：“什么是诗歌？真正的诗歌是被翻译之后剩下的、翻译不出来的那部分”。      

对于道来说，无形无状，无边无际，无始无终，该怎样概括？该怎样提炼？该怎样表述？正因为难以用一个命题或一个概念来描述，所以老子说“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这里的“字”，和“名”，都是一种阐述或言说，前者侧重于内在本质；后者侧重于外部特征。然而在“名可名，非常名”中，“名”包括了“字”，是概括的言说，抽象的言说，必须要解决思维、理解、认知和语言、表达、传递之间的关系。而且是抽象的语言、凝练的表达、精确的传递。不仅如此，名，还需要考虑到接受者的理解而做到传神达意和有效沟通。

老子的名，与给孩子起个名不同，与“师出有名”不同，与孔子的“必也正名乎”不同，既便与“黄老刑名之学”的名也有所区别。然而，却与“名实之争”、“名实之辨”中的名，基本相同，也就是概念的意思。老子在这里已经涉及到概念思维的精髓。魏晋玄学家王弼说的不错：“名也者，定彼者也；称也者，从谓者也。名生乎彼，称出乎我。故涉之乎无物而不由，则称之曰道；求之乎无妙而不出，则谓之玄。”所以，“字之曰道，谓之曰玄，而不名也。”其实，王弼还是没有充分弄明白，“谓之”、“字之”、“曰”等等，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主观意志。在这方面，荀子则更加否定命名中的客观因素，或主客观之间的统一。《荀子》：“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而俗成谓之宜”。倒是明朝的王夫之高人一筹，他认为：“虽曰自命，有命之者也”，也就是除了人的主观因素，还有客观因素，人们的命名或对一事物的称谓，一定是经过审视之后的一种认知、判断、评定，并且是概括和抽象思维的表述。所以王夫之说：“称，本训铨也，铨亦品量”；“以权衡审轻重曰称”。

虽然概念思维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确是弱项，但中华民族既然有自己思想家和宝贵财富，就决不应该只是靠引进而不靠内向发掘去改善思维。没有继承的吸取不可取；就像没有吸取的继承不可取一样。我们需要学习西方，但一定是嫁接改良，而不仅仅是移花栽木，因为我们必须防止南桔北枳。两千多年前的《老子》（《道德经》），已经是概念思维珍贵的滥觞。

西方自古希腊起，就将人的认知能力分为感性和理性。感性是直观的能力，理性是判断、推理的能力；直观依赖的是表象，判断和推理依赖的是概念，或者可以说，一个是具象，一个是概念。而且，西方哲学家通常都将这两者分离开来，认为感知和理性针对的是“两个世界”，一个是物的世界，另一个是理的世界。当然，哲学家所论证和崇尚的主要是理性，对于感性不仅忽略，甚至采取了“歧视政策”，这种情况直到近现代才有较大改观（甚至矫枉过正）。总之，强调概念思维的确是西方哲学的强项，认为只有概念才是理性思维的形式，只有概念才体现了人的意识智慧和自由，也只有通过概念的思维才能使认知达到确定的世界，才能获得真理。

老子是中国哲学家当中极少数擅长概念思维的人，在当时的时代几乎是唯一讲究确定性和真理性的哲学家。但是，老子和古希腊哲学家（以及以后的许多西方哲学家）有很大的不同，倒是和后来德国的康德十分接近。康德对于思维方式的区分极为重视，而且就思维方式问题从哲学上进行了系统思考和梳理。他著名的论断就在于先验理性，认为人具备一幅“心灵模式”，那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人区别于与动物而独有的一套概念和逻辑框架，在这里才可以把握纯粹真理。但是，他的思考深入了一步，也就是要解决思维的“创生性”问题。于是，他将先验理性向前推移，使它进入了直观，将直观当中也加入了先验理性、先天概念。这样，本来分离、割裂的直观与概念两者之间就出现了由康德确立的知性。知性，是直观感性和概念理性之间的中介和纽带。在康德那里，直观和概念之间不再有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直观的“感性材料”在概念中找到了发挥作用的舞台。

其实，康德瞄准的是创造性思维，所以他更加注重思维的自生、自发。我们不知道康德是否受到老子的启发，但他所触及的思维的自生、自发的情况，已经对于人的意识世界的“自组织机制”有所揭示。

是的，人的思维有一种原发状态、本真状态，或曰自然状态。这正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深刻体现。人与动物最根本、最后的区别，也是人之所以大踏步地与所有动物打开距离而走向人类文明、成为“万物之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意识的有意识”。然而，人类对意识的这种意识，是怎样产生的呢？劳动实践也好，智能进化也好，所有的除了人以外的动物都不再可能产生这样的意识，只有人类“得天独厚”获得了选择的机缘。那么为什么人类会有如此的幸运呢？为什么进化论只对人类发生了这样的作用，难道真的是上帝的“偏爱”吗？

老子给出了不是神话式的、不是科学式的、不是宗教式的，而是哲学式的回答：道法自然！世间万物，只要构成一定的系统，这个系统的运行就一定有一种选择取向。因而，人类更高级的意识的产生，也是如此，也是循道而出现，循道而生成。道，是系统的，而不是简单局部相加的；是格式塔的，而不是仅仅条件反射的。所以，思维不可能分裂为感性和理性、直观与概念而不互动、不融通。也可以说，感性与理性，是对立统一的阴阳辩证。

《老子》第四十七章说：“不出户，以知天下；不窥于牖，以知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弗行而知，弗见而明，弗为而成。”可见，老子是相当重视概念思维的，明确地提出穿透现象，不依赖感觉，超越经验，以理性思维而认识事物的本质，掌握真理。然而，老子本身又是在进行着“象”（中国古典哲学中“易大象”之象）的思维，也就是在他自己论道的思维中充分运用了感性素材，感性与理性的思维在“象”的思维中贯通起来。比如《老子》第五十二章：“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这里明显地是“象”的思维，是感性形象与理性抽象之间的高度结合。老子的思维，充分体现了康德所说的想象力和创生力。至于“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是高度想象、高度创生、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深刻而生动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