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精甚真”：老子道家如何看待形而上与形而下

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说成道与器的关系，很高明；说成是有形与无形的区别，不太准确（戴震和王夫之就对此所见不同）。说成是有和无的区别，依然不确切，诚如王夫之指出：“吾目之所不见，不可谓之无色；吾耳之所不闻，不可谓之无声；吾心之所未思，不可谓之无理。以其不见不闻不思也而谓之隐，而天下之色有定形、声有定响、理有定则也，何尝以吾见闻思虑之不至，为之藏匿于无何有之乡哉！”在王夫之那里延伸为隐与显的区别，也不乏道理。然而，老子用“非常名”来观照形而上，还是更加高人一筹。因为，形而上思维是基于概念而超越概念的思维，是基于已知而超越已知并不断探索未知的思维。虽然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无论有名还是无名，无论已知还是未知，都是将探寻的目光瞄向“天地之始”或“万物之母”，亦即探寻本体的、元认知的思维。或者可以说，形上与形下的区别，主要不在于认知途径或思维方式，而在于对象——根本存在。但是，对于探寻本体来说，形上思维更为重要。这里，可以借用哲学家孙正聿先生的话来说：“人类思维面对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世界，总是力图在最深刻的层次上把握其内在的统一性，从而以这种统一性去解释世界上的一切现象以及关于这些现象的全部知识。这就是人类思维所追求的把握和解释世界的全体自由性。”如果孙正聿先生的概括可以成立的话，本体论上的“在最深刻的层次上把握其内在的统一性”，与认识论上的“把握和解释世界的全体自由性”，是有深刻关联的。而这时的认知途径或思维方式，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产生了对于形而上学的严重依赖性。

对于“拒斥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一度因受到严重诟病而陷入低潮、形而上学遭受扭曲等现象，可以概括为三项原因：一是现代自然科学迅速发展而使形而下地位严重膨胀或提升；二是科学主义思潮对传统哲学带有偏见的挑战，以至于实证主义渗透于哲学，将“不可证实的命题”视为失去任何意义，对形而上学带有严重拒斥态度的科学哲学大行其道；三是本体论研究中一些极端或偏颇的哲学流派败坏了形而上学的形象，“这种研究通常会导致产生一些奇怪的实在理论，如贝克莱的理论认为世界由心灵及其观念组成，书本化的理论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纯粹盲目的‘意志’。这些理论盛行于18至19世纪，应该为形而上学所获得的至今仍具有的坏名声：‘无根基的思辨’负主要责任。”

老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当中极少强调并善于运用形而上思维的智者，对于其珍贵的思想遗产，如果我们不能从形而上的意义上深刻理解，就不啻在延续历史的遗憾。

在关于什么是“形而上”的问题上，或者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与关系的问题上，我们发现存在着许多含混。至少有几种比较重要的误解需要认真澄清。

第一，认为“形而上，只讲形式，不究实质，重外在不重内涵；形而下，重内涵不重外在，只讲实质，不究外形。”这是一种严重的、南辕北辙式的误读，完全搞反了，而且是在较低层次上搞反了。这样的误读以及类似的说法，并不少见，实在有必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第二，将原态的、本意的形而上思维与狭义的“形而上学”混同。比如：“形而上学有两种意思。一是指用孤立、静止、片面、表面的观点去看待事物。二是指研究单凭直觉（超经验）来判断事物的哲学。”其实，这里所指的，应当是狭义的形而上学，是广义的形而上学在流转中的变形，无论其在哲学中的相关位置、思想影响还是其内容、倾向都已经与本源的形而上思维大相径庭。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在哲学论战中，形而上学自身的脉络走向以及马克思等批判方对其审视定位，都与“原形态”的形而上学不是一回事。但是，广义的、原旨义的形而上学并没有销声匿迹，但由于人们将其当作狭义形而上学来对待而蒙受不白之冤。

第三，将形而上归于神学，将形而下归于自然科学。这是一种相当普遍，又相当有迷惑力的一种误解。周易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但这里的“道”，决不仅仅是神学、宗教，更不是所谓“封建迷信”。但恰恰有许多人据此而将形而下与形而上之分归结为科学与不科学、反科学之分。历史上看，近现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与欧洲思想学术层面形而上与形而下分离确有一定关联。这种分离按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的说法大约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也即欧洲的地中海地区走出中世纪的时期。恩格斯说：“早期的科学是‘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的，此一如欧洲近代的大学大多是从教会学校发展、衍变而来的一样；而学问、学术上‘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分离，也恰恰就是西洋‘形而上’性质的‘宗教神学’与‘形而下’性质的‘理性科学’的分离。”恩格斯所说的情形是历史上的客观现象，但是第一，未分离之前，形而上学也并不独属神学或宗教，严格说来，其滥觞与主阵地都在哲学之中；第二，分离之后，既不等于形而上固化在神学与宗教上，也不等于形而下固化在理性科学上。

英语中“形而上”一词是：“metaphysics”，来自希腊语，最初源于古希腊罗德岛的哲学教师安德罗尼柯给亚里士多德的一部著作选集起的名称，意思是“物理学之后”。亚里士多德本人没有使用这一短语，而是将自己所关注和研究的形而上学学科成为“第一哲学”。笛卡儿的《第一哲学沉思录》（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也称为《形而上学沉思录》。为什么要称“第一哲学”呢？因为形而上学思维本身及其思维对象，是“哲学中的哲学”，因而也决不能完全等同于哲学。亚里士多德曾经作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他把人类的知识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树根，是形而上学；第二部分是树干，主要是当时的物理学；第三部分是树枝，指当时的其他自然科学。用这样一棵大树来比喻，至少将整个人类知识体系理顺，对于形而上思维作出比较恰当的定位。美国哲学家布鲁斯·昂具体分析道：亚里士多德的第一个学科为“是之为是（being qua being)的科学”，目标是探求万物的本质；第二个学科涉及“最高种类的是”，视其为对神的恰当描述；第三个学科致力于“第一原理”，它对于每一个存在物而言都是真的，并且构成一切论证和推理的基础。显然，亚氏的“第一个学科”即形而上学。“实体在逻辑学中被进行了形式的和抽象的界定，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其含义得到了完善和丰富。实际上，实体概念是形而上学的关键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形而上学被界定为一门研究存在之为存在的本性的科学，也就是研究实体的科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形而上学的问题就是要发现实在的最终原则。我们如何解释这个世界，它的本质是什么？”

从《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取“形而上”与英语的“metaphysics”一词相对应，实在是翻译界的高明之举，我们不得不由衷地赞叹。

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也属于文化，蕴涵着丰富的思想、人文、精神的内涵，既深受形而上思维的指导，也为哲学中高度抽象、究极探索的层次不断做出重要的贡献。科学研究的确需要试验、实证、分析，需要形式逻辑、数理逻辑的推导和演算等等，的确需要“形而下者为之器”的思维，而且，形而下思维和各种实验、调查、统计等等技术手段，的确是科学研究的主导的、基本的层面，是科学研究在思维和行为方面的基本特征。但是，科学既需要哲学的启发，也可以向哲学渗透。正如康德指出：“形而上学除了对待那些永远应用在经验之内的自然界概念以外，还要对待纯粹理性概念。”这是因为，“每一个个别经验不过是经验领域的全部范围的一部分；而全部可能经验的绝对的整体本身并不是一个经验，不过这个问题却是理性必然要管的一个问题；仅仅为了表现这个问题，就要求一些和纯粹理智概念完全不同的概念。纯粹理智概念的使用仅仅是内在的，即关于经验的，仅就经验之能够被提供出来说的；而理性概念是关于完整性的，即关于全部可能经验之集合的统一性的，这样一来，它就超出了任何既定的经验而变成了超验的。”康德从超验理念的角度出发，对于形而上学必要性及其本质特征的论述是深刻的。

什么是形而上？形而上学是本体论思维，是哲学中的涉及根本问题的哲学，是本体论哲学所需要的思维。它探求宇宙本体、生命本体、价值本体。或者说，形而上学是解决“元认知”的思维，是探求本源、终极、根本的思维。如果可以从理性那里扩展一些，或者可以获得关于形而上学的稍微广义一些的理解，比如宗教神学中追求和论证神本论的思维，比如超越理性的某些感性或审美思维。在较为广泛的意义上，可以将其特征概括为“一种不断探索理性认知以外世界的理性，一种不断追求私欲情感之外而体验的情感，一种不断超越艺术形象以外而领略的艺术”。就像爱因斯坦所说：造诣高深的科学家对科学怀有一种“宗教感情”，这种“宗教感情所采取的形式是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所感到的狂喜的惊奇，因为这种和谐显示出这样一种高超的理性，同它相比，人类一切有系统的思想和行动都只是它的一种微不足道的反映。只要他能够从自私欲望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这种感情就成了他生活和工作的指导原则”就像尼采所说：“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尼采：《悲剧的诞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其实，科学有科学的形而上和形而下，哲学有哲学的形而上和形而下。人类思维无论是面对浩瀚的宇宙还是显微镜下的微观领域，无论是指向物质自然还是心灵世界，无论是功利实用还是价值理念，都会在形而上的幽远和形而下的精湛之间“吾将上下而求索”。

施保国先生认为：“以西方逻辑科学方法或知识论所指定的路径与西方中世纪所采取的宗教途径去认识中国的哲学是行不通的，……只有形上的途径才是适合的。”杨叔子院士指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和精华，是形而上的，是永恒的。”环视今天中国思想界、科学界的“主流”，形而上思维严重枯萎。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纷纭复杂的社会万象似乎需要“现实的梳理”、“有效的打点”。但是，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人类当前更加需要形而上，需要无论是从本体意义上还是价值意义上的朝向终极的深入探求。

    在人类历史上形而上哲学家阵容中，老子有其名。但是，老子绝不是不关注形而下，而是以其独到的辩证法，在形而上和形而下关系上作出明澈、合理的解决。

    请看《老子》第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

这一段高度思辨以至于晦涩的言论，包含了深刻的关于自形而上至形而下思维转换的哲理。并且，老子具有相当清晰的倡导逻辑思维的意识。

第一，自古至今解释“孔德”，大都说成是“大德”，以至于一些古汉语词典解“孔”为“大”。其实，孔就是孔，就是微小的意思。“孔德之容，惟道是从”，是这一段落（整个第二十一章）的统领、概括语，看作标题也无妨。意思是微观的、具体的德，也只是在遵循道。对于德进行微观的考察，正是老子此处的本意。

第二，道本身是恍惚的，是难以认知、难以把握、难以言说的，但是并不完全是无形的。对于道的认知，是一种抽象和具象结合互动的思维。中国“象”的思维具有十分博大丰富的内涵，既包括高度、终极的抽象；也包括具体、有形的具象。在其具象的一面，即是可以视听、可以把握、可以想象的或有形或有音或有状或有情景的事物万象。

第三，老子所说“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用“精”字来表述，即准确又绝妙，理解为精神也可，精髓也可，精灵也可，精华也可，总之是一种有别于、外在于、先验于人类精神世界或精神领域的“精神”。这种“精神”，不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的精神，即不是人类所具备的意识能力，而是我们在分析何谓“道”的部分所指出的，是一种精神昭示。所有物质为什么形成不同结构而产生不同性状？为什么人们再也找不出生命最初产生时的物理条件和化学条件？即使科学家有一天可以模拟出当时的条件而亲眼看到生命“自然诞生”的奇迹，而那些条件原初的完全具备的“功劳”又该归于谁？当一种动物改变体型或毛色而得以生存下来，这种“改变的智慧”难道可以仅仅用“物竞天择”或“优胜劣汰”来解释吗？那么为什么其他生物没有这种智慧？这种“改变的智慧”是由于该动物自身的改变的意识来进行选择的吗？如果一种动物，不仅意识到自己需要改变而且产生改变成何种状况的设计与愿望，并且可以不通过整型或涂料等种种手段而在生存竞争中实现了这种改变，那么，这种动物即使在今天，也有资格作人类崇拜的图腾或天神。这样一种“改变的智慧”属于谁？今天我们依然不能确切回答，但是再也无法否认具有物质属性的万事万物，只要构成一种系统，在系统的运转中就一定具有一种由无序到有序的整合机制；一种由不适到适应的选择功能；一种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趋向；一种——“道”，从而无法否认“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第四，道中有精，精中具有客观真理。即在事物运作发展的过程中，蕴涵着人们可以认知、可以把握的客观规律，而人们对于这种客观规律的认知，即构成真理。而真理具有客观真实性，人们可以通过证实、通过验证而对于真理确信无疑。这正是一种科学求实的精神，是一种与形而上思维相区别，然而又是人们通过概念、通过已知而认识客观事物的必要的形而下思维。“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可见老子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关注并倡导逻辑实证思维的古代先贤之一。

第五，“其中有精”的“精”，是承上启下、完成过渡的“关键词”。在终极、幽远、玄妙的“大道”、“玄德”与“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之间，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精”是中介，是衔接，是过渡，是承转。“精”，既包括“规律背后之规律”，即深沉内在的总规律；也包括可以实证的具体规律，比如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等等客观规律。人类需要形而上思维与形而下思维的双向探索和追求，但两者的“南辕北辙”、“上下而求索”，却决不是永远分道扬镳，而是互相关照，互动互应的。善于“至上”的形而上思维与“至下”的形而下思维，并善于两者的转换与互动，才是人类思维的大智慧。

第六，有形有象的形而下思维之对象，一旦被人们所认知，就会得以命名，或至少有可能命名。命名是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结晶，是概念思维及思维方式转换的起止点。然而反过来说，无形无象的事物，就很难命名，但也并非完全不可以命名。冯友兰说：“‘形象之内’的一切事物，都有名；或者至少是有可能有名。它们都是‘有名’。但是老子讲到与‘有名’相对的‘无名’。并不是‘超乎形象’的一切事物，都是‘无名’。例如，共相是超乎形象的，但是并非‘无名’。不过另一方面，无名者都一定超乎形象。道家的‘道’就是这种‘无名’的概念。” 命名本身构成概念，也是概念思维以及达向新概念的依据。由今日溯及古代，概莫能外。古人自“结绳记事”到文字出现，是以符号而记载对事物的感知。因而，名词即使不是最早出现的符号，也一定在最早出现的符号之中占据重要地位。人类对于一切客观事物可以形成“知觉恒常性”，而知觉恒常性正是人的阅历与经验的基础。文字出现以后，对于人类知觉恒常性的巩固起到极其重大的作用。不仅如此，文字出现以前虽然也可以用其他手段比如有声语言、肢体语言、表情语言等等沟通交流，但文字出现以后毕竟以其他手段所难以企及的重要功能而“以阅众甫”。即是说，文字作为一种符号，其对个体而言的记忆功能、对群体而言的记载功能、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功能、代际之间的传承功能等等，是其更为突出、更为显著的文化功能。故而，“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