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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不谋而合
说莎士比亚生逢其时,绝不是一句玩笑话。
在他出生的1564年,英女王已在位5年,并仍将统治39年。这是英国从一个天主教国家向一个新教国家转变的时期。在伊丽莎白一世治下,英国也从欧洲一个相对的穷国、弱国,变成了一个富国、强国,并且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也是在这个时期,之前一些被奉为圭臬的事实纷纷坍塌,人生随之变得扑朔迷离,充满悬念;各种股份公司成立,各种殖民企业获得发展,各种环球航海之行起航……能量总是与行动并存,而莎士比亚正属于这个时代。
不知道是接地气,还是不谋而合。一位历史学家曾这样评价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风格,“设计富丽堂皇,且将富丽堂皇视为一切优点的总和”,“随便一个绝活,拿出来都可以让人大开眼界、目不暇接”,“它从不停顿,要求回应,能诱发快乐;却不会流于单调和俗套”。进一步来说,那时的戏剧,大都偏爱起用大胆的色调和复杂的图案,旨在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视觉冲击。而莎士比亚戏剧呢?统统具备上述所有风格和特点。
莎士比亚从来不拒绝迎合大多数人的口味。他笔下的人物从来没有成天泡在书斋里的呆子,而是大千世界中活蹦乱跳的芸芸众生。
许多资料显示,莎士比亚会冷不防丢出一个笑话,机智幽默的俏皮话张口就来,而且常带一丝讽刺意味。我们所熟知的那位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兼剧作家W.B.叶芝的父亲也是位艺术家,他在评点莎士比亚方面颇具慧眼。他曾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说,“我敢说别看莎士比亚温文尔雅,但他并不是很一本正经,不苟言笑。而且我觉得他在自己的戏剧中,始终对那些一脸严肃的角色充满敌意,很是提防。给人的感觉是,他并不喜欢他们。”
务实的改变
莎士比亚的接地气,还表现在他时刻拥抱改变。
比如,莎士比亚一生都在不断根据表演和时代的需要,修改自己的剧作,以至于这多少为后人出版他任何一部剧作的“最终版”带来困难。
又如,他总能从观众的反响和演员的反应中积累经验,同时又很快将周围的各种语言,从诗歌、戏剧、小册子、演说到街头语言,全部吸收,化为己有。
再如,他总是把剧本写成实实在在的“演出本”。改变某几场中的几句句式结构,增删台词,对他而言再正常不过。更经常的是,他会为了照顾演员的特点,对一些角色做出修改,且不断在修订版本中,丰富各种舞台提示。
莎士比亚的作品一般都是以一个演员而不是诗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笔下的人物。换言之,当莎士比亚在创作时,出现在他眼前的,不仅仅是这个角色,还有这个角色的扮演者,以及他们可能会呈现出来的手势和动作,他们在舞台上来回走动的样子。
难怪后世的戏剧研究者发现,在莎士比亚戏剧中,人物较多的场景前面总会出现一个人物较少的场景,既是为了对比,也是为了给下一场戏留出集结演员的时间。他还会把95%的台词分配给剧团中10余位主要演员。这不仅是出于对资历的考虑,也是务实的精打细算——以防因某些雇佣演员临阵缺席,整个排练进度受到影响。
如此务实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演出本”,怎会不适合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搬上舞台呢?
足够好的商业嗅觉
不过,话说回来,在莎士比亚所处的16世纪,他并非唯一的文学大师。
在当时的欧洲文坛,前有拉伯雷、洛佩·德·维加,同时代的有塞万提斯、蒙田、培根,后起的有弥尔顿、笛福……但几个世纪之后,若论在文学史和大众传播领域的位置,莎士比亚的地位几乎难能撼动。这是为什么?
有人总结得好——莎士比亚总是清楚知道坐在自己剧院里的观众需要什么。
在莎士比亚的观众中,除了一些素质较高的精英人士,相当一部分是普通的伦敦市民、手工业者、学徒以及他们的家人。但他没有忽略他们,也从未向其妥协,降低自己的视角。与此同时,莎士比亚既是剧作者,也是演员;他投资剧院,是剧院的股东,始终关注着自己的生存和盈利,也是务实的经营者。这一切,让他依托公众剧院这一文化消费场域,搭建起了公共文化对话与普通观众审美娱乐需求之间的良性循环。
《哈姆雷特》中的掘墓人一边挖墓穴,一边哼着小调自斟自饮,取笑骷髅。《麦克白》中的看门人会用风趣的话,暂时缓和一下阴沉血腥的气氛。《无事生非》从题目看就是一部轻喜剧,却包含着对爱情、婚姻、死亡、欺骗等人间百态的思考……这些手法在灵活调度观众情绪、使剧本层次得以丰富再丰富的同时,既牢牢吸引住了观众的注意力,又让他们的观剧体验得到了更充分的满足。用今天通俗一点的商业语汇来讲,莎士比亚有足够好的“商业嗅觉”,且懂得如何服务好受众的需求和喜好。
近来有研究表明,在同时代人的眼中,莎士比亚是一个头脑冷静的商人。在写出剧本之前,他会去了解当时社会的流行趋势和大众口味,以确保剧本上演后的卖座率。他还有一条成功有效的经验,就是根据当时畅销书的内容改编剧本。想必这种经验即使在今天,也依然行之有效。
此外,一直以来,英国政府对莎剧艺术的财政资助、国家对戏剧教育的支持、英国公共外交对莎剧文化的弘扬、民间机构对莎剧艺术的推广,都是莎士比亚的“火力”至今在我们身边绵延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