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我在北大五院有个讲座，凤凰网“视线”当日录像，近日才放上网，http://t.cn/zOvtaU5。北大中文系不久就要迁出这个古朴的院子，有人很高兴能搬去未名湖畔新大楼，我却颇伤心这个院子的命运。选在北大打书，也因为《许子东讲稿》前两卷“重读文革”讨论五四，两个事件北大都是策源地。

讲座有北大教授陈晓明和人文社潘凯雄社长主持，梁文道讲评。我正儿八经讲了四十分钟《小团圆》的文学史意义，后来话题就转移到如何“越界”，台上台下的焦点是知识分子今天如何进入公共空间。

    这两天在Ipad上重看当日录像，才发现我和文道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其实很不相同（平时谈话反不觉得）。他引用法国思想家的观点，认为现代社会和知识的不断疆域化是要反省和打破，“界”从来都不绝对，故“越界”对读书人来说，天经地义，必要且美好。我则以为首先要尊重“界”（不同行规、牌理、职业道德），然后才能“越”。教书、现代文学于我是本行。我从不希望到传媒玩票会有助我的学术（（职称或成就）。倘若一旦越出自己专业的“界”，谈论社会文化话题，我只是一个公民。作为一个纳税人，看到中国足球差，动车不安全，难道我不能不该说话吗？作为一个公民看到红十字会涉嫌贪腐，公权力监守自盗等，难道不可以不允许表达意见吗？所以我觉得我的“越界”是从一个教书人（美其名曰“学者”）越到傳媒空间尽公民本份。

    相比之下，文道视野宽广，我的责任有限。一定要说相似之处，大约他是战略上藐视“界”，我是战术上重视“界”。陈晓明说大家其实是在尝试一个新的“界”：“社会批评”(1949年后較缺乏)。是不是呢？也许旁观者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