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中期，人们终于熬过那恶魔般的饥饿日子，步入了较为正常的生活，肚子基本能吃饱，副食品供应也得到改善。每人每月供应猪肉、花生油、鸡蛋各半斤。不管大人小孩，每人每年发三尺二寸布票。老话说吃在脸上穿在身上。此时人们的脸色泛出了红晕，衣着也得到补充，虽然还免不了打补丁，但在要脸的场合，还能穿上件新衣服，社会恢复了生机。一九六七年的春天，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当时我所在的黄县（今龙口市），谁家生了小孩，凭医院的出生证明，可买十斤鸡蛋，论个数也就七八十个。当时国家规定，产假三十天，也就是说，在整个产假期间，每天能吃两个多不到三个鸡蛋。

  为了母子尽可能获得足够的营养，光靠供应的显然不行。某日，我在自由市场买来一只老母鸡，准备第二天杀了炖汤。说来这鸡命大，第二天中午，我下班回到家动手去杀鸡，一个红皮鸡蛋呈现在眼前，我高兴极啦，非但不杀，反把这鸡保护起来，拿来剩饭、拔些野菜喂它。这鸡也通人性，几乎是每天下一个蛋，以报不杀之恩。

   受此启发，我又到集市上买来两只鸽子大的小母鸡，给它磊了窝，细心喂养。转过年，春节还不到，两只小鸡开始回报了，老少三只鸡齐上阵，平均每天能收两个蛋。加上三口人每月供应的一斤半，吃鸡蛋的问题基本解决啦。

  在那个极左的年代，一开始有人背后议论，说我搞资本主义，我不予理会，反正我没碍着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麦收后，邻邻居居，不约而同的也买来小鸡，挺热闹。养鸡的人多啦，嘀咕资本主义的反而少了。

中秋节到了，小公鸡长到了一二斤重，杀了炒辣椒吃，真美！转过年开春，小母鸡开裆啦，左邻右舍传出咯哒各哒的声音，其乐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