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家由春秋时期的孔子创立，经过战国时期孟子、荀子等人的丰富和发展，形成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至西汉武帝时期，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确立了统治地位，两千多年来成为中国正统思想。自唐代开始，儒家经典成为知识分子参加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因此儒家思想对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形成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中国茶道主要因知识分子而形成，儒士是发展和传播中国茶道的主力军，因此中国茶道也融入了儒家思想道德规范。
         陆羽是中国茶道的奠基人，他将儒家修身养性、克已复礼的道德追求融入茶道，在《茶经》中提出对品茶者的人品要求为“精行俭德之人”，这成为中国茶人普遍推崇的个人品德追求。儒学讲究和谐，追求完善的人格，奉行积极乐观的人生观，这些也是中国茶道基本精神的核心构成。“和”是儒家哲学核心思想，且与道家和佛教的思想相通，又由于儒学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故对中国茶道的影响更为深远。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信条和奋斗目标，这种积极入世的思想，使得文人非常关注社会秩序的稳定与人际关系的和谐，高度重视道德教化和人格理想建设。当儒家文人介入茶事活动中，发现茶的特性与儒家学说的主要精神很接近，是儒家思想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理想载体之一，他们不但自己陶醉于茶事之乐，而且将茶道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从茶事活动中得到生活乐趣，同时也受到儒家思想的教化。

(一)茶道与儒家的中庸和谐思想

　　中庸之道是儒家处世信条，儒家认为中庸是处理一切事情的原则和标准，并从中庸之道中引出“和”的思想。在儒家眼里，和是中，和是度，和是宜，和是当，和是一切恰到好处，无过亦无不及。儒家的“和”更注重人际关系的和睦、和谐与和美。饮茶令人头脑清醒，心境平和，茶道精神与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相契合，茶成为儒家用来改造社会、教化社会的一剂良方。中庸之道及中和精神是儒家茶人自觉贯彻并追求的哲理境界和审美情趣。
        中庸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朱熹在《中庸章句》里注解：“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和是儒家中庸思想的核心部分。“和”是指不同事物或对立事物的和谐统一，它涉及世间万物，也涉及生活实践的各个领域，内涵极为丰富。中和从大的方面看是使整个宇宙，包括自然、社会和人达到和谐；从小的方面看是待人接物不偏不倚，处理问题恰到好处，一切都顺畅安宁。儒家经典《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说人的内心不受各种感情的冲动而偏激，处于自然状态，这就是中，中是“天下之大本”；感情发泄出来时又能不偏不倚，有理有节，这就是和，和是“天下之大道”。中和思想在儒家文人的脑海中是根深蒂固的，也反映到茶道精神中。儒家不但将和的思想贯彻在道德境界中，而且也贯彻到艺术境界之中，并且将两者统一起来。但是儒家总是将道德摆在第一位，必须保持高洁的情操，在茶事活动中才能体现出高逸的中和美学境界。因此无论是煮茶过程、茶具的使用，还是品饮过程、茶事礼仪的动作要领，都要求不失儒家端庄典雅的中和风韵。儒家将茶道视为一种修身的过程，陶冶心性的方式，体验天理的途径。陈香白指出：中国茶道精神的核心就是“和”。和意味着天和、地和、人和。意味者宇宙万事万物的有机统一与和谐，并因此产生实现天人合一之后的和谐之美。和字不但囊括了所有敬、清、廉、俭、美、乐、静等意义，而且涉及天时、地利、人和诸层面，最能突出中国茶道精神。

　　唐代陆羽创立中国茶道，在《茶经》里吸取了儒家经典《易经》之“中”的思想，体现了和谐统一。比如煮茶用具风炉的设计，采用了《周易》中的象数原理，风炉厚三分，缘阔九分，令六分虚中。炉有三足，足间三窗，中有三格。风炉的一足上铸有“坎上巽下离于中”的铭文，显示出“中”的原则和儒家阴阳五行思想的糅合。坎、巽、离都是《周易》的八卦名，坎代表水，巽为风，离为火。陆羽将其引入茶道中，把三卦及其代表物鱼（水虫）、彪（风兽）、翟（火禽）绘于炉上，以此表达煮茶过程中风助火，火熟水，水煮茶，三者相生相助，以茶协调五行，达到和谐的平衡状态。风炉的另一足上铸“体均五行去百疾”，这也是传统“阴阳五行”观念的反映，是以“坎上巽下离于中”的中道思想、和谐原则为基础的，因其得到平衡和谐，才可导致体均五行去百疾。“体”指炉体。“五行”指金、木、水、火、土。风炉以铜铁铸从金象；上有盛水器皿从水象；中有木炭从木象；用木生火得火象；炉置于地得土象。五行相生相克，阴阳调和，从而可以达到“去百疾”的养生目的。陆羽通过茶道来显扬儒家的和谐理想，陆羽以“方其耳以令正也，广其缘以务远也，长其脐以守中也”为指导思想创造鍑（锅），也体现出儒家的时中精神及人格理想。陆羽《茶经》要求选择缓流的活水，反对“瀑涌湍濑”的急流之水，也不用停蓄不流的死水。儒家中和思想强调事物的适度性，在茶道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裴汶《茶述》指出，茶叶“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宋徽宗《大观茶论》说茶“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因而能够“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冲淡闲洁，韵高致静。”正是茶叶具有这些中和、恬淡、精清、高雅的品性，因此深得茶人的欣赏。朱熹以理学入茶道，说建茶如“中庸之为德”，江茶如伯夷叔齐。朱熹在《朱子语类·杂说》中云：先生因吃茶罢，曰：“物之甘者，吃过而酸，苦者吃过却甘。茶本苦物，吃过却甘。”问：“此理何如？”曰：“也是一个道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盖理天下至严，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这里以茶喻理，巧妙地将中和之道的哲学理念与政治、伦理制度结合起来。茶道兴起，对社会醇风化俗的功效是显而易见的。苏廙著《十六汤品》，进一步发展了陆羽茶道思想，在品评茶汤的字里行间中，倡导一种良好的茶风茶俗，特别强调了儒家中庸、守一、和谐的茶道原则。刘贞亮将陆羽的茶道精神发扬光大，提出茶有十德：散郁气、驱睡气、养生气、除病气、利礼仁、表敬意、尝滋味、养身体、可行道、可雅志。刘贞亮的茶德观融汇了儒家思想，儒家精神以茶为载体得到发挥和加强。
　　儒家“和”的思想体现在采茶、制茶、品饮等诸多茶事活动中。如在泡茶时表现为“酸甜苦涩调太和，掌握迟速量适中”的中庸之美；在待客时表现为“奉茶为礼尊长者，备茶浓意表浓情”的明礼之伦；在饮茶过程中表现为“饮罢佳茗方知深，赞叹此乃草中英”的谦和之礼；在品茗的环境与心境方面表现为“朴素故雅去虚华，宁静致远隐沉毅”的俭德之行。中国茶道以“和”为最高境界，充分说明了茶人对儒家中和哲学的深切把握。无论陆羽提倡的谐调五行的中道之和，裴汶指出的其功致和，还是是宋徽宗提出的致清导和，都是以儒家的中和精神作为中国茶道的精神，灌注着中庸之道的深刻内涵，提倡通过茶道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和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

(二)茶道与儒家的礼义和人格思想

         儒家认为要达到中庸和谐，不可忽视礼的作用。荀子说“发乎情，止乎礼义”，意指人天生的性、情、欲，可以通过引导、修饰、加工，使之成为善。孔子强调“礼之用，和为贵。”把礼作为古代调整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礼记》云：“夫礼者，自卑而尊人。”礼要求以谦让的精神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如果每个人都能按照礼的精神律己待人，社会就会非常和谐。由于儒家的重视和提倡，中国人特别看重礼，自觉地以礼规范行为，力求以礼达到和谐的境界。儒家思想融入茶道的显著特点之一是茶礼的形成。
          古代礼仪中，茶叶曾作为祭品及陪葬之物。用茶叶祭神祀祖，可追溯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南齐书·武帝本纪》载：南朝时，齐武帝在遗诏中安排在其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惟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古时也以茶为聘礼，且赋予特殊的儒教文化意义。明代郎瑛《七修汇稿》说：“种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则不复生也。故女子受聘，谓之吃茶。又聘以茶为礼者，见其从一之义也”。在王象晋《茶谱》、许次纾《茶疏》等著作中均有极为相近的内容，都视茶为崇高的道德象征。在江南婚俗中，订婚时下茶，结婚时定茶，同房时合茶，茶用于嫁娶的各种礼节，“三茶六礼”在民俗中几乎成为明媒正娶的代名词。
　　古代朝廷以茶荐社稷，祭宗庙，以至朝廷会试与进退应对之事皆有茶礼。皇帝不仅自己嗜茶，还常以茶为赐。唐朝赐茶已成宫廷大礼。苏鹗《杜阳杂编》载：唐德宗每赐同昌公主馔，其茶有绿华、紫英之号。在官场中，茶礼也演化为区别官阶等级的程式。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百官于中书见宰相，九卿而下，即省吏高声唱一声‘屈’，躬趋而入，宰相揖及进茶，皆抗声赞喝，谓之‘屈揖’。待制以上见，则言‘请某官’，更不屈揖，临退仍进汤。”官阶级别不同，受到饮茶的待遇也不同。而在民间，茶礼也成为普遍习俗，宋朱彧《萍洲可谈》云：“今世俗，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此俗遍天下”。宋代吴自牧《梦粱录》记述了当时杭州的民俗，“有新搬移来居止之人，则邻人争借动事，遗献汤茶，……朔望茶水往来”，这是以茶睦邻之俗。此外，如客来敬茶、朋友赠茶、以茶代酒等习俗，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礼义的精神。礼仪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和谐人际关系，这与茶道精神是吻合的。茶礼追求的效果也是和谐，而当人们交往出现不和谐时，茶又充当了调解员的角色，当事人双方在茶馆、茶坊中“吃讲茶”，有礼有节地饮茶过后，前嫌尽释。生活中有礼仪的地方就有茶，茶已成为礼仪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礼在儒家思想中既是政治、伦理的规范，也是一切民俗民风由来的源头。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义的观念深入到社会活动的一切领域，在茶道中也得到体现。刘贞亮提出的茶德中，“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可以视为儒家茶礼的核心。儒家茶礼表达了仁爱、敬意、友谊和秩序，通过饮茶沟通思想，促进和谐，增强友谊。
　　儒家将茶叶视为具有灵性的植物，称茶为灵草、瑞草魁、灵芽等。韦应物《喜园中茶生》诗云：“性洁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儒家茶人在饮茶时，将具有灵性的茶叶与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认为品茶活动能促进人格修养的完善，因此沏茶品茗的整个过程，就是陶冶心志、修炼品性和完善人格的过程。明代朱权《茶谱》说：“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练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将儒家修身养性、锻铸人格的思想注入茶道精神之中。
　　儒家注重人格思想，追求人格完善，认为只有完善的人格才能实现中庸之道，良好的修养才能实现社会完美和谐。茶叶的中和特性也为儒家文人所注意，并将之与儒家的人格思想联系起来。陆羽《茶经》开宗明义地指出，茶“宜精行俭德之人”，以茶示俭、示廉，倡导茶人的理想人格。刘贞亮提出“以茶可雅志”，通过饮茶达到修身养性之目的，表现出人的精神气度和文化修养，以及清高廉洁与节俭朴素的思想品格。茶道寄寓着儒家企求廉俭、高雅、淡洁的君子人格。正如北宋晁补之《次韵苏翰林五日扬州古塔寺烹茶》诗曰：“中和似此茗，受水不易节。”赞美苏轼具有中和的品格和气节，如同珍贵名茶，即使身处恶劣的环境之中，也不会改变节操。
　　儒家的人格思想也是中国茶道的思想基础。吴觉农说：“君子爱茶，因为茶性无邪”；林语堂也说：“茶是象征着尘世的纯洁。”茶是文明的饮料，是“饮中君子”，具有“君子性”，其形貌风范为人景仰。苏轼《和钱安道寄惠建茶》称赞建茶，“建溪所产虽不同，一一天与君子性。森然可爱不可慢，骨清肉腻和且正”。苏轼又在《叶嘉传》中赞美茶叶“风味恬淡，清白可爱。”司马光把茶与墨相比，“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陈；茶欲重，墨欲轻，如君子小人之不同。”周履靖的《茶德颂》盛赞茶有馨香之德，可令人“一吸怀畅，再吸思陶。心烦顷舒，神昏顿醒。喉能清爽而发高声，秘传煎烹瀹啜真形。始悟玉川之妙法，追鲁望之幽情”。文人将茶品与人品相联，说茶德似人德，将茶的高洁比作人的高洁。
　　文人雅士的茶事活动有深刻的文化情结，以怡情养性，塑造人格精神为第一要素。长期以来，多数正直文人热情赞颂清正廉洁等优良品德。文人雅士在细细品啜，徐徐体察之余，在色、香、味、形的品赏之中，移情于茶，托物寄情，从而感情受到了陶冶，灵魂得到了净化，人格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升华。唐代陆羽将品茶作为人格修炼的手段，一生中不断地实践和修炼“精行俭德”的理想人格。陆羽的《六羡歌》吟咏：“不羡黄金垒，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充分表现了陆羽对自由高尚人格的追求。历史上儒士阶层都与茶结下不解之缘。苏轼以茶喻佳人，并为茶叶立传，留下了不少有关茶的诗文。裴汶、司马光等也都在品饮之中，将茶视为刚正、纯朴、高洁的象征，借茶表达高尚的人格理想。儒家认为茶有德，刘贞亮归纳茶有“十德”，陆羽称茶“宜精行俭德之人”，韦应物称茶“洁性不可污”，宋徽宗称茶“清和淡洁，韵高致静”，现代茶学家庄晚芳把茶德归纳为廉、美、和、静，等等，均赋予茶节俭、淡泊、朴素、廉洁的品德，寄托人格理想。因此茶道中寄寓着儒家对理想人格的企求，即修身为本、修己爱人、自尊尊人、敬业乐群和志趣高尚等君子人格。

(三)茶道与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观

　　儒家的人生观是积极乐观的。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子称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孔子也指出：“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在儒家人生观的影响下，人们总是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并且重视现实人生，往往能从日常生活中找到乐趣。孔子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观被孟子发展为与民同乐。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言，为孟子的与民同乐思想作了最好的注解。
　　中国茶道产生之初便受儒家思想影响，因此也蕴含着儒家积极入世的乐观主义精神。儒家乐感文化与茶事结合，使茶道成为一门雅俗共赏的室内艺能。饮茶的乐感体现在以茶为饮料使口腹获得满足，体现在以茶为欣赏对象在审美中获得愉悦。正因为饮茶有“乐感”，茶事才有可能连绵千载并风靡全球。鲍君徽的《东亭茶宴》诗云：“闲朝向晓出帘栊，茗宴东亭四望通。远眺城池山色里，俯聆弦管水声中。幽篁引沼新抽翠，芳槿低檐欲吐红。坐久此中无限兴，更怜团扇起清风”。这是典型的儒家乐感文化，以山水之乐、弦管之乐烘托饮茶之乐。苏东坡在《寄周安孺茶》诗中，将茶比喻为天公创造的灵品，“乳瓯十分满，人世真局促。意爽飘欲仙，头轻快如沐。昔人固多癖，我癖良可赎。为问刘伯伦，胡然枕糟曲？”苏东坡以茶为乐，故而想不通晋代刘伶为何沉湎于饮酒中。唐代李约嗜茶，以亲自煎茶为乐，煮茶不限瓯数，整日手持茶器而无倦意。黄庭坚的《品令》词吟：“风舞团团饼。恨分破，教孤令。金渠体净，只轮慢碾，玉尘光莹。汤响松风，早减了二分酒病。? 味浓香永。醉乡路，成佳境。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品茗感受，化为鲜明的视觉形象，淋漓尽致地表达了饮茶之乐。
        儒家知识分子在修齐治平时，以茶修性、励志，获得怡情悦志的愉快；而在失意或经历坎坷时，也将茶作为安慰人生，平衡心灵的重要手段。《茶录》的著者蔡襄，平日以品茶为乐。晚年因病不能饮茶，但照常每天煮茶，烹而玩之，自得其乐。白居易经历过宦海沉浮后，在《琴茶》诗中云：“兀兀寄形群动内，陶陶任性一生间。自抛官后春多醉，不读书来老更闲。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穷通行止长相伴，谁道吾今无往还”。琴与茶是白居易终生相伴的良友，以茶道品悟人生的真谛，清心寡欲，乐天安命。唐代韦应物诗曰“为饮涤尘烦”，指出饮茶可以消除人间的烦恼。现代茶学家庄晚芳也提到：“象饮一杯茶，精神饱满，如神仙一样快乐。”“客来敬一杯清茶……啜茗清谈，无限欢乐……如系同行，边品茶边论《茶经》，更为有趣”。儒家的乐观主义精神融入茶道，使得中国茶道文化呈现出欢快、积极、乐观的主格调。

特别提示

（文字内容来源于网络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感谢原作者提供素材。如有问题请与我们联系,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如有素材请联系邮箱:info@fjtea.cn）

https://wx1/large/793a09e1gy1fj5admx942j20j50hsdgw.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