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创意抄袭了《北京人在纽约》，不过情绪的冲击绝对是原创的。

千禧年5月，在公司的刻意安排之下，我慌乱地逃离了台北，到了北京工作。用“逃”这个字存在着复杂的现实及历史意义，从现实上来看，投资失利及婚姻问题，都让我赵家无力，北京台北间的地理性距离最少能缓冲迎面袭来的压力，争取多一点的空间冷静思考。而历史上原因却是后几年里我才领悟出的道理，就是父亲曾经这么走过的路程，现在该长子的我循迹溯回，算了却一庄遗传的心事。不论如何，就拎着简单的行囊，只身一人去了北京；当了三十四年的台北人，从降落北京机场的刹那，启动了继承的流浪基因。

北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从没觉得不适应过。炸酱面、涮羊肉、各色饺子都是从小餐桌上的菜色，一点都不陌生；在台北的时候我说话就够卷舌了，到了北京就连烫了三天热水，嘴上的普通话也差不多像样了，听不怎么出台湾味儿来了。就这么能适应北京的我，两个月下来还是得了病了，看什么东西都像是台北翻拍过来的：那会儿公司选址在建国门被大街上的华润大厦25层，就挨着东二环路西，临傍晚的时候二环路上车多，大家都开了车灯徐徐前进，从办公室往下看去，像极了台北的敦化南路金融街；没事闲逛的时候在朝阳门外华普超市前发现了一个小蛋糕点，坐在里头的小桌上隔着窗帘往街上看，又像是台北家边角落上咖啡馆的风景。所以，一段时间，我看着像没事儿，心里头却想家的要命，若不是那时候滕越在边上拉着我在北京城里满处乱逛，估计思乡的情绪还不该让我彻底崩溃了。

在北京将近一年的生活，总的来说快乐的时候多，难受的时候少，一帮本地的同事凑在一块儿还特别能侃，所以下了班不是上这儿吃吃饭，就是去那儿唱唱歌，一周七天最少六天能安排上活动。一个人在外地工作，孤独同时具备了正面及负面的意义，要不是害怕一个人在宿舍里寂寞，就不会认识这么多的朋友，跑了这么多的地方，把自己特别认真地揉入了北京的生活中。所以，后来谁说我感觉特别本地化，我肯定回答就是那一年在北京待出来的。

虽然一帮他乡故知的交情让我总说更喜欢北京一些，不过要真能和北京人相处，还非得做好心理准备不可：头一件事就是出租车司机，或者亲切点叫做的哥，要是在北京搭出租车，想要交待完那哪儿的目的地之后就闷声不吭地躲在一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北方人直爽的个性造就了的哥侃大山的形象，这原本也不足为奇，什么地方的出租车司机都会跟乘客聊上两句，但是北京的哥真的很不一样，从我经验的总结，能给大家两点心得，北京的哥特别爱跟外地人侃，这方面我有很深的体会。不论当初在台北说的国语有多么标准，刚到北京还是明显能听出话语中的南方腔，所以头两个月特别别扭，一上车司机就像警察做身家调查似的问个彻底，从你打哪儿来，往哪儿去，在那儿服务，去那儿娱乐，甚至，认识几个北京姑娘这样的问题都不放过。等后来渐渐熟悉北京了，舌头也因为吃多了东来顺的涮羊肉给烫卷了之后，真发现的哥对我就失了兴趣，要去的地方一说，大概就应付一声“好嘞”直接结束对话。后来我琢磨了好一阵子，枉自作了个结论，就大部分的北京的哥而言，人家外地朋友难得来到首都，主人自然要热情接待，所以聊聊家常套套近乎，让外地同志有亲切感一些；不过也不排除有少数居心不良分子，趁着聊天的机会分散乘客的注意力，能多绕两个湾的地方就多跑几段，存信赚外地人对北京人生地不熟的黑心钱。

2001年开春，我离开了北京的工作，回到台北准备硕士学位的论文撰写及答辩，而这一离开，就是六个月的时间。最让我想不明白的，是自己明明在台北生活了三十几年，怎么才在北京工作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再也不能适应忠孝东路的人流？回台的半年成了我生命中一场最低潮的噩梦，如果不是还有个学位答辩要拼命，可能我就放逐自己甘愿流浪了。所以，当论文答辩确定通过之后，我能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一份工作，一份能回到大陆的工作。终于，深秋来临前，我再度踏上大陆的土地，只是这一次，飞机降落的不是北京首都机场，而在上海虹桥。

1992年曾经来过的上海，已经完全改变了面貌，上岗后的第一个周末，我计划沿着十年前走过的南京路到外滩温习感受，却怎么也找不回当年的一丝回忆。陆家嘴不应该是集装箱码头么？南京路不应该是充斥着身着蓝衫的自行车驾驶么？上海快速的发展意外的打击了我企图怀旧的情绪，这一刻，我开始想要离开，如果不能去北京，那么，我也情愿回到台北，上海，发展鲜艳地竟让冀望归来的我找不出喘息的空间停留。郁闷了好一段时间，整天想念着北京的朋友们，却在一天傍晚突然发现了生命跟这个城市的联结：那天下班之后我真的觉得疲乏，谁都不想见，准点踏出位于南京路东海广场的公司大门，随便钻进一家路边的小店。原本没有思绪的脑子只想找各地方藏匿，却意外地让这家小店的菜单吸引，“大排菜饭”，这不是小学生的时候妈妈作便当的菜式么？问老板点了一份，第一口菜饭入口时的熟悉就立马把我跟上海用一种回家的感觉系紧了起来。母亲是浙江宁波人，我才突然回想起来，除了父亲的涮羊肉跟饺子之外，上海本帮的菜饭、炒年糕和烤麸也是成长的记忆，怎么我早没响起来呢？那天特别高兴，晚上一个人在酒吧喝了个酩酊，我知道我又能回家了，不管是北京还是上海，都是宿命的归乡。

对于一个残存着台北生活习惯的新移民，上海的布局是最令我们熟悉的城市：北京的台北人多半因为强烈的同化感染力而完全嵌入城市的节奏中，甚至在任何时候都不轻言表态自身的来处；广东的台北人则完全按照旧日的物质习性原封不动地在新土地上发展，多半用高墙将疏离的真实社会与虚拟的咫尺天涯一隔为二；上海如同接纳其他四海五湖来客般地热情欢迎台北人，形成以社群为单元海纳文化张力的新移民聚落。也许是当时政府官员的思乡心切，台北的许多道路竟然复制了上海的名称，尤其老城区中以国内其他城市命名的街道，像成都路，汉口街什么；而南京路都是这两个城市的主要商业干道，并且都以东西方位规划了南京路的不同风采。出租车的招呼方式也十分神似，要是在北京，多半一上车就会告诉师傅到那那个大厦、或是那那个小区，然后就东南西北地指明方向；上海跟台北由于道路规划得接近，搭乘出租车的客人多办说到什么路跟什么路的路口，加上道路规划配合城市扩张，不一定都是笔直的，所以也很少跟北京人的习惯说路东路西这般的绝对方位。但是上海还是特有一些城市个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大转弯跟小转弯，大小转弯的差异并不真指转弯幅度的大小，而是左右转弯的意思。没有特别禁止标志的路口可以随时右转弯，所以算是小转弯；而左转弯就必须等到绿灯亮起或是特别允许左转弯的灯号亮了之后才能开车，算得上是大费周章的转弯。

跟我年纪相仿的台北人多半有相同的经验，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或是旧同事，会意外的在上海的某家餐厅或某次聚会上巧遇。相对于台北来说，上海绝对是个大城市，如果这种巧遇完全是时间旅程中的随机事件，估计不会有这么多朋友都跟我有相同的经验，我私自地归纳了几个原因，也许能稍稍合理化这种现象：当然，三四十岁阶段的中年人士在产业中处于管理骨干，对于业务市场的开发担任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自然有更多的机会在上海这样一个中国门户城市发展；而这个城市移民的社群化除了让外地人容易寻求认同之外，也能比较快地开展新的属地人脉关系；只身一人在上海工作让社交活动渗透到台北人的夜间活动中，口耳相传的热点场所往往是同质身份的物以类聚。于是，在上海碰到熟人比回到台北联系老同学来得容易得多，而且很多是那些你怎么也想不到能在这个城市重逢的人，所以，待的时间长的台北人会告诉你，在上海生活行为千万要检点，一不小心，可能会发现你打算勾搭的女士就是你老婆大学时期邻座的同学！

还有一件令人捧腹的事儿，就是烧菜的烧字。在上海，关系比较亲密的朋友，时不常的会相约到谁家去玩，顺便烧几个拿手菜犒劳大家，于是，朋友聊天总能听到这样的对白：我给你烧点什么什么。就这般家常的亲昵对话，听在刚到上海的台北人耳中，可是要惊怕不已的：原来台湾社会中祭祖的习俗是鲜花素果，加上焚烧冥钱，如果稍微讲究的人家，还会请师傅特别用纸扎成房子轿车，希望先人在黄泉路上过得惬意。于是，在台北殡仪馆附近的葬仪社，你总能听到这样的对话：要不我们帮老人家烧个什么吧？这会儿能理解了，下回对台北人表示热情，千万不要说“我帮你烧”还是“我烧给你”，估计台北人不要太害怕哦。

生活了四年，其中一年多在复旦大学修课，上海已经像台北一样的熟悉，几个上海本地朋友还惊讶的发现，我搭公交车的频次竟然远远高于他们，这样的赞美不禁让我有些骄傲。内心来说，我还没打算定下来，所以，说不好自己算不算得上是上海人，不过，这不影响我对这片土地的眷恋，当年父亲走过的，都让我放在心底温习着。那一天来上海，记得，让我陪你逛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