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接受上海电视台《新闻追击》节目的采访，主持人王津元特别提到了《一个李骥》中对于父亲的一段描述，让我陷入一种莫名的沉思。对于父亲，我有太多的疑惑没来得及有他的解释，却宿命地依着他的足迹回本朔源，最少，是我自己认为的，基因中遗传了他的心愿。

我算是在台北的四个孩子中离家最晚的一个，特别说台北的孩子是因为我们有个同父异母的大哥在上海，所以我真是父亲在台北成家后的长子。很小的时候印象中一家人跟着外公外婆住，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从中和的外婆家搬到了板桥江子翠，一家六口挤在不宽裕的公寓四楼。一直到懂事了，才偶然听见父亲的朋友提过，当时父亲决定搬到板桥，就是受不了外婆家那儿邻居的闲言闲语，说父亲肯定是入了赘，才跟母亲的娘家人一起住。就这件事情，看得出父亲的脾气，以当时微薄的工资，除了养活一家六口，还要偿还银行按揭，完全是一场入不敷出的窘境。于是，很长的一段记忆，都是父亲下了班，还扛回一大叠的报表纸，从傍晚到深夜，伏案誊抄附近医院的劳工保险申报表。劳累加上烟瘾，那时候父亲特别削瘦，还是孩子的我们却一点都没有心疼，也许是父亲角色上的严肃，隐藏了亲情的呈舒，现在想想，总觉得特别鼻酸。

对于孩子来说，物质生活的好坏与日子幸福与否并不存在绝对的正相关；对于我来说，十五岁以前不富裕的日子还过得有滋有味儿。十岁的时候，父亲在银行升任分行的副理，申请了在台北市小南门附近的公家宿舍，于是，我们又从住了七年的板桥公寓搬到台北，跟父亲的银行同事一块儿住在大院里。在台湾，曾经有一部电影《竹篱笆外的春天》，描写的就是这种公家大院的日子；我生活的这个大院怎么着都谈不上大，院里的生活却如其他眷村一般的亲密。棒球跟冲关因为需要的人手多，是院里孩子最擅长的社交活动，也许读者对冲关觉得陌生，其实就是在一个羽毛球场地上，一帮人分成两组，进攻方要从羽毛球场的长的一边冲到另一边，不能踩到线或者被守备放碰到；守备方的任务就是阻止进攻方穿越阵地，但是守备的过程职能踩在羽毛球场的边线上移动。不论是冲关还是打棒球，对极度缺乏团队活动的我都是很大的刺激，生活的记忆突然从灰阶转成了色彩，如果不是父亲当时的决定，也许我的个性还得更孤僻一些。

中学二年级之前，我们家四个孩子都在私立学校读书，现在想想真觉得不可思议。家里就父亲的一份公务员水平收入，虽然公家宿舍的租金不高，还能有板桥公寓的收租，但是对付四个孩子在私立学校的学杂费用，还是挺辛苦的。父亲非常坚持对孩子的教育，一直想方设法维持我们在教育上的高水准，一直到大姐的中考失利，才彻底打击了父亲的期望，放低了他的期望值，让我们全都转到大院后街的公办学校就读。自私地说，我认为是一种胜利，院里的玩伴全都是在后街的那所国中学习，随时想耍都找得上伴，比那所离家一个多钟头车程的私立中学强得多。不过，父亲不这么认为，转入国中后英文数学就没及格过，急得他下班之后亲自担任家教监督学习，却不怎么见成效。最印象深刻的，是他问我PASS这个字什么意思，怎么念，我竟然张着嘴愣了半天答不上话，你能想象，父亲站了起来，努力地克制即将爆发的气急败坏，走出去两步，叹了口气，然后再转头，回来教我下一个单词。后来听说父亲给每个孩子刚出生的时候都批过命，算命的术士说我将来要成气候，就不知道当父亲手把手都教不明白我这么一个容易的单词时，心里是否埋怨过那个信口开河的江湖郎中。

中考之后，我考上了一所属于中上游的五年制的专科学校，现在想想真是运气，就这点本事，当时就算落榜了也没人觉得意外，所以那几个月，父亲显得特别高兴。由于学校要求住宿，开学的前一天，父亲找来了朋友开车送我到学校报到，大约八十公里的路程耗了将近三个钟头，才找到了新竹新丰，一个偏僻的小乡村。父亲把什么东西都帮我安排好，床单被褥都是他铺整的，临去是他没说什么，就是对我招了招手，让我留在宿舍里，就这个动作，突然，幼儿园时期的一个情景拉进了现场，第一天上幼儿园也是父亲送我去的，那个时候我号啕大哭不许他走，竟这样持续了半个上午。十五岁的离家百里，心情却跟五岁时一般的稚气，唯一的不同，这一回我没哭出声，让父亲跟朋友走了，留自己锻炼坚强，这一刻，我惊讶的发现，跟父亲，原来已经有这么多的情感互动，却一直没发现，是不是，长子继承衣钵，也继承父亲的情绪？

住校五年加上两年的服役，基本上都在外地生活，一直到二十二岁退伍，才再回到父亲的家，这时候，家已经又从大院搬到银行宿舍拆迁改建的新公寓楼，这一次，父亲是贷款买下了自己的房子。这时候的生活条件改善了很多，两个姐姐都独立了，弟弟志愿入伍成为四年任期的职业军官，家里就只有我还让父亲操心。虽然朋友给介绍了一个电脑公司的工作，父亲却坚持帮我安排另一个金融机构的面试，说铁饭碗总是稳定些。拗不过父亲的坚持，我应付了那场面试，却怎么都不接受对方工作的安排，因为银行轮值班的工作跟我在民歌餐厅演出的时间冲突，我可放弃不了跟志炫说好的梦想。再一次，父亲顺了我的决定，就一天晚上，找我谈了一刻钟的话。我那时还不理解，为什么他这么希望我能过上稳当的生活，一直到经历了风浪我才明白，起起伏伏的日子父亲也曾经走过，所以特清楚个中滋味，才不希望他的孩子辛苦。那个时候的不明就里，不知道是不是伤了他的心，但是，怎么说，都挽不回的。

发了片之后，父亲的金融背景自然成了我的财务顾问，更正确地说，他是我的总务长，大小事情他都自发地帮我打理。那时候唱片公司的同事全都认识父亲，他总时不常地到唱片公司转转，帮我抄抄通告，拿拿样带什么的。这段时间是我最骄傲的日子，倒不是我出了名，接受了掌声跟关注，而是父亲真觉得能有这个长子而自豪：那一天没有通告，早上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接到了一通自称找李先生的电话。认识我的朋友不会叫我李先生，而多半这个称呼都是父亲的关系，所以我告诉她李先生去了号子看股票，请对方下午再打电话过来。没想到，电话那头的声音突然兴奋起来，问我是不是优客的李骥，我挺摸不着头脑的回答了她，她就特高兴的说了一串话，大意是她是从事什么健康食品销售的，父亲前两天经过她们公司，特别说他儿子是优客的李骥，最近工作辛苦，需要帮他买一些好东西补一补。挂完电话，我觉得好笑，倒不是笑着个销售的直白，也不笑父亲把自己儿子的事情到处嚷嚷，而是笑自己，从来没什么出息过，没想到当了歌手，反而替老爸挣来了面子。四十年光阴过去，说起这件事情还是让我洋洋得意的，绝对是我这辈子值得骄傲仅有的几件事之一。

父亲的身体跟他的脾气一样硬朗，老妈总说他是个牛脾气，决不听劝；我看父亲，不觉得他固执，而是凡是总先一步想明白了，不希望麻烦了别人。或许就是这个原因，94年底，他突然倒下了，就在医院不到三天的时间，就在所有人都觉得他快出院的那天清晨，他走了。我真不想写着一段故事，对我而言，那一刻才体会男孩蜕变为男人的煎熬；他一定是想明白了，所以没让孩子多照顾他卧床的日子。到现在，我都没意识过来他真的不在了，这件事情我心里是责备他的，让我一个人踏着他过往的足迹寻觅，却不给我机会问一句为什么。两千年我到了北京工作，在长安街上的出租车中我看到路旁北京饭店的悦宾楼，刹那间我明白了什么。这是他曾经工作生活的城市，而他的长子，在他的心思愁绪中，带着血液中流动的他的基因，回归梦土。所以，我在北京，我在上海，我找回了另一个长子，我的大哥，我找回了许许多多他或遗忘或散落的足印，拼凑成我现在的日子。父亲啊，你知道这一刻的我有多想你，我等不及回到你还在等我的老家，告诉你我走过了，找到了，让我们两辈的流浪回归原点。或许，再见面时，我会骄傲地发现，我跟父亲，分享了相同的容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