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组织两个班同学的活动，起初还是很带劲儿的。在川沙海边跟冒珣，毛建伟聊起将近一年的学习时间，总是上海同学到外地拜访，受外地同学接待，少有机会上海同学组织招呼外地来沪学习的同学。于是，就为了这个念头，我们决定在最近的一次两个班共同上课的周五组织一次活动，一方面让两个班同学有更多机会交流，一方面也组织上海同学做一次东道主，尽地主之谊。

活动一开始似乎就种下了隐患，因为发起人多半是1班的同学，但是组织者却是身为2办班委的我。我的确是一个积极分子，或者更明确地说，我是个容易激动的人，一向觉得上海同学的积极性比较低，听到有几个上海本地同学也有同样的想法，心里特别激动，就一心想把这样的思路尽快让所有同学明白。那个周一中午在短暂的跟2班同学讨论之后，我把暂定计划以及邀请用短消息发了出去，便忙着联系活动场地。没一会儿工夫王伟刚打电话来，我直觉的嗅到不寻常的气息。回想起来，我是真的忽略了应该先跟班上的上海同学沟通，取得默契，也应该跟班代打声招呼，因为石智娟早就计划这次上课要安排同学游浦江。跟伟刚说完电话我得心已经凉了一半，不明白自己怎么这么不世故，就算同学交情好也应该面面俱到，真没想到一下子就把自己推到个进退维谷的路子上。伟刚安排了与百乐门市场营销人员的会面，加上1班班代樊艳伟，周一下午我们很快的把大致活动方向定了下来。真心的，我很感谢他们两位，没有樊艳伟和王伟刚，从海南到这次活动就没有哪一次可以顺利进行。周二往北京的路上，地点预算也确定了下来，身在外地的我帮不上什么忙，只能让伟刚一个人忙活着所有的细节，我则是联系班上的上海同学寻求支持。绝大部分的同学很热情地给我肯定的答复，但是也有少数同学婉转的表示了意见，我暗自盘算最差状况就是自己承担所有的费用，就算是回应那些曾经在外地照顾过我的同学。周四回到上海，在百乐门把最后细节确认了，赶到学校趁着上课之前的时间跟办公室同事沟通活动内容，我明白办公室老师们对我们活动支持和配合，但也想丛他们身上找到力量，这一次我真的觉得很虚弱。不过老师的一段话真得让我彻底瓦解，她提醒的事情我真知道是我疏忽了，但是当她说到可能是台湾跟本地人的价值观不同时，我真的崩溃了。当一个积极的学生真的不容易，尤其还是个台湾的身份，我努力的动力就是想敉平我和其他同学之间的差距，但一当矛盾产生，我就非得被认定是对立的身份。在台湾我是外省人，在这边我是台湾人，那我究竟是谁？谁能知道我的感情需要泊靠一个宽容的港湾？

我不知道，这样的话尤其会从我最亲近的人口中说出，那些我觉得比较理解我的朋友，最亲爱的女朋友，他们都说过你们台湾人就一定怎样怎样，如果我只能当“你们”，那“我们”究竟是谁？而自认为已经是“我们”的我有是谁？拖着疲惫的心灵把这场活动作完的我真的感觉到力不从心，以为是生命中最后的珍惜也开始撒手离去，所有的价值准绳都没有了意义。我究竟是谁？恐怕是没有答案了，也许不用多久，这个问题也没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