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广东  2015.1.22

（五）西方与东方

西方人一直在关注着东方，他们羡慕东方的物质和精神的文明，渴望了解东方和征服东方，从古代的十字军东征到近代的八国联军进中国，莫不是这一心理的反映。东方文明也确实对西方文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诺斯替教就有着佛教的影子，甚至有人说，在基督教传入之前，佛教就已经传播到了不列颠群岛。

后来，随着伊斯兰教的发展及其对中东、印度等地的控制，欧洲与佛教的关系渐渐冷落下来，几乎处于中断状态。直到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向东方扩张，他们不仅想实现武力侵略、政治侵略，还想实现文化侵略，想要用基督文明征服东方。正是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之下，他们为了知己知彼便开始认真对待和深入研究佛教，并颇有成就，不能不算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副产品。斯坦因盗走敦煌藏经洞里的大量经书、卷子，也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发生的。

俄国著名的灵异认识布莱瓦茨夫人也是一个关注东方文化的西方人。1864年，她第一次进入西藏，并在那里居住了7年。当时，雅利安人种族优越论在欧洲白种人中甚为流行，他们认为犹太人、华人、黑人都是退化的种族。布莱瓦茨夫人也认可这一观点，认为雅利安人可以救世，并认为藏人是雅利安人。这一思想可能在西方甚为流行，这也是西方人鼓动西藏独立的原因之一。

荣格对东方文化的关注也是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才得以发生的。19世纪末，西方充满了焦虑、彷徨和不安。荣格认为西方之所以有这些心理问题，就是因为西方文明过于关注意识而忽视无意识所致。荣格认为，基督教只是创建了一套律法，并不能解救人类的心灵，相比之下，东方文明中的宗教才是心灵解救的途径。这是荣格关注东方文明的原因，也是对中国文化中的易经、炼丹术的原因。荣格甚为推崇东方文化，以至于说，西方乃精神乞丐，印度虽穷，却是精神上的富人。不过，荣格毕竟还是西方人，他甚至没有来过中国，他只是选择了中国文化中符合他的想法的一些内容来供自己使用，如果因为他关注中国文化就说他的理论就是中国的，显然是不确切的。

（六）荣格与佛教

1.荣格与印度佛教

1938年，荣格因为获得印度三所大学荣誉博士的学位而访问了印度。在那里，荣格在一位梵学学者的陪伴下参观了神庙，其中一座上面雕满男女交欢的场景，以至于参观者看得目瞪口呆。荣格和这位学者讨论了这个现象，并得出结论认为，东方文化中对于像性这一类“恶”的东西并不回避，反而是堂而皇之地表现出来，在这种方式之下，无意识的心理需要反而得以意识化，进而促进了个体心理的进化。

在那次访问印度结束之后，荣格还访问了斯里兰卡。在斯里兰卡，因为僧人在佛教仪式上告诉荣格，他们不是在向佛祈祷，佛祖已经不在了。荣格认为佛教中的这种观念，亦即并不把佛当作神来崇拜，这有利于人们完成自我救度。

2.荣格与藏传佛教

荣格还深入研究了藏传佛教，在他的著作和演讲中，有很多关于对藏传佛教的阐释。《荣格文集》第11卷里就收录了他关于《大藏经》和《度亡经》的评论。其中，关于《西藏度亡经》，荣格认为它所展示的形形色色的神祗和象征的神秘世界，它所描述的从“无明”到“彻悟”的过程，与荣格自己的集体无意识、原型理论以及经过个体化进程达到超验智慧的心理转变过程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也有人拿密教瑜伽的思想来理解荣格和弗洛伊德。坦陀罗密教瑜伽认为人体沿脊髓自下而上分为六个节轮：基础轮（金钱、性欲、物质世界）、生殖轮（神蛇喜欢的地方）、脐轮（负责饮食）、心轮（主管情感）、喉轮（管语言）、眉间轮（宗教神学中心）。在这些轮的上方，是代表最高意识的千叶莲轮。修行者要运用想象力让这些轮子转起来，那时女神军荼利就会上升，当神蛇上升到顶部的千叶莲轮时，也就到达了圆满。有人据此认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只到了第二轮，阿德勒把病人引入第三轮，只有荣格到达了第四轮。人本主义所提出的高峰体验也还是处于第四轮，并没有超越荣格。

荣格借鉴藏传佛教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绘制曼荼罗。荣格认为，曼荼罗是心理完整的象征，并指出曼荼罗有两大功能：一个是恢复原有的心灵秩序，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帮助人们建立心灵的新秩序。荣格自己也绘制了大量的曼荼罗，他发现，曼荼罗作为深藏在人类心理中的原型意象，具有自发地调整心理混乱、恢复心理平衡和秩序的功能。荣格说：“曼荼罗就是中心，它是所有道路的开拓者，是通向中心、个体化的途径。”因此，曼荼罗也是荣格进行心理治疗的重要方法。

3.荣格与汉传佛教

荣格对中国文化的评价非常高，在他看来，老子和孔子等人都是圣人的典型。不过，荣格对孔子并不怎么满意，认为孔子的一生是模糊的，被他的卖弄学问和政治实践所遮盖了。当然，这也只是荣格一家之言而已，在我看来，孔子只是走了另外一条心灵解放的道路而已，形式不同，殊途同归。

禅宗是中国最大的佛教派别。禅宗多追求通过冥想的方式获得开悟，其修行方式多种多样，比如有著名的“棒”、“喝”，但是最为普遍的是参话头和参公案。荣格对公案有所了解和研究，但是因为不懂汉语，他的相关知识是从英文书籍中得来的，其中多是铃木大拙翻译的。

4.荣格和日式禅

日本佛教是中国传过去的，日式禅也是中国禅在日本新的发展。日式禅在西方有着广泛的影响，其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就是铃木大拙。铃木1900年30岁的时候出版了英文版的《大乘起信论》，因此而声闻西方。

当时，西方人认为自己太过规范，太过压抑。相比之下，佛教讲究的是一种美妙的内心体验，能够把人从物质世界引入到超脱的境界。铃木也持有这种观点，他认为禅是不可言说和不可思议的东西，是某种混沌的东西，禅主要是体验，传递方式也是非语言的。对此，胡适还曾与铃木进行了论战。日式禅要求过清心寡欲的生活，喜欢艺术，注重教养，通过神秘体验而实现内心平静，而又非制度化，不拘泥于经典，因为这些特点而吸引着西方的文人雅士。

1933年夏，荣格看到铃木的《禅佛教入门》，极为欣赏，并愿意为他这本书撰写序言。但是，荣格的用意在于发展自己的心理学。当时中国是一个弱国，而日本是一个军国主义强国，所以荣格及其他西方人士便把铃木当作东方文化的权威。铃木在台湾有此影响也是因为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

荣格在《禅佛教入门》的引言中认为，铃木所倡导的禅学要比西方精神训练优越。荣格同意德国神学家奥图所说的“禅不是哲学也不是心理学”的观点，认为“悟”是一种不可言说的神秘，是一种无自我或更高的自我，是一种自觉。

5.荣格与佛教美学

荣格1914年就已经开始洞察到艺术的治疗作用。他认为，如果患者懂得了艺术中象征的意义，便可以将剩余的心理能量转用于疾病的痊愈和创造性的工作中去。荣格视历史为人类灵魂的故事，认为美术就是灵魂滋长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