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双璧”的另一半“孔雀东南飞”
则是出悲剧,
写的是典型的“小媳妇恶婆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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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序曰: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脍炙人口的“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大家都会背诵,俺就不再唠叨。这里只说诗中的床和榻,有助于理会谁误读了“床前明月光”。
焦仲卿闻听刘氏将被母亲赶走,跪地求情:“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
说如果赶走她,儿到老也不再娶媳妇儿啦!
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
焦母的"槌床大怒"
,不知各位有否类似见识?
原来听说骂街 的“跳着脚儿的骂”,
觉得忒夸张,想象不出如何跳脚骂人----不可思议。后来知青,当工人,做干部深入社会,才有了见识。见过了泼妇蹦高跳脚骂大街,捶床拍炕沿骂人,才理解了
焦母“槌床大怒”之形象。焦母此时的形象唯有“槌床”才神似。才准确地描述了焦母的撒泼,蛮横不讲理。
这个"槌床大怒"能捶井床
胡床
马扎吗?
捶胡床井床马扎都不符合当时的情景,也都不靠谱。唯有焦母盘腿大坐于床,训斥跪于膝下的儿子,"槌床大怒"哭闹撒泼
才形象生动,真实可信。
再看刘兰芝与小姑子道别:
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
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
刘兰芝刚嫁到焦家时,小姑子还是个扶床学步的小丫头,如今已经长得与嫂子一般高了。诗中的小姑子能扶井床,扶马扎吗?这是建安年间的事儿,比李白“床前明月光”早500年。
汉武帝以前主张
“无为而治”,对百姓并不怎么干预。直到董仲舒鼓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礼教才开始约束人们,但彼时影响也并不那么深远,这在《孔雀东南飞》中颇有体现。
刘兰芝被休回家仅仅十多天,就有县令派人上门为公子提亲,接着又有太守派人为五公子说媒。 “孔雀东南飞”又出现了“床”。兰芝假意应婚后,“媒人下床去。诺诺复尔尔。还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谈大有缘。”
这个“媒人下床去”显然是
媒人下了坐床。这里的床跟井床胡床也没关系。
记忆中 改开前,人们对二婚女子都另眼看待,似乎低人一等。但看“孔雀东南飞”能感知当时世风的现实,醇厚。
兰芝假意应婚后,太守家“金车玉作轮”“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杂彩三百匹”“从人四五百”,声势浩大迎亲,并没有因为刘兰芝是二婚有丝毫慢待。可见当时世俗并不怎么看重门第,也不咋计较头婚二婚,看重的还是人品和相貌。这点恐怕比今日更开明。
有些教科书说“孔雀东南飞”的主题,是揭示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的罪恶,似乎说不通!
连太守、县令都不怎么看重所谓封建礼教门阀,焦母一个家庭妇女,真的会那么看重吗?说“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也是误读。
究竟什么原因导致焦母如此仇恨兰芝,仇恨到宁可舍弃儿子,宁可断后也要赶走刘兰芝?焦母很典型。守寡,儿子外出公干,女儿尚小,孤独郁闷无处排泄,儿媳正好成了她的撒气桶。在她眼里,兰芝一切都是“无礼节”。兰芝的一句“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再明白不过:并不是每家的媳妇都难做,只是“君家”的儿媳才难为。
焦母所作所为是典型的个人行为,但这样的婆婆还真大有人在。焦母是出于个人扭曲心态处处刁难儿媳。这刁难不是维护封建礼教,而是在发泄内心苦闷和变态。纯粹一个寡母强烈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活生生拆散了幸福小家庭,导致了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
刘兰芝的哥哥是个好哥哥。说他是封建礼教的帮凶,也实在冤枉。他对妹妹的开导,合情合理。明知兰芝与仲卿不可能复婚,他希望妹妹趁年轻,尽快再找个好婆家,很开明,没有一点儿错。
不嫁县令的儿子也就罢了,如果连太守的儿子都不愿嫁,以后谁还敢再上门提亲?兰芝本就是二婚,已经二十岁了,这在当时已是大龄青年。与仲卿不可能复婚。如果再拒绝提亲,对妹妹,对全家压力太大了。作为大哥劝导妹妹认清形势,是对的,是关爱。即便有点儿虚荣心,谁家不这样呢?正是这虚荣心,才使得刘兄这个人物更丰满,真实,生动。
最可贵的是诗中不但写了床 还写了榻,有助于区分两种家具。
"明日来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举!”
阿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
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
右手执绫罗。
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
一句“ 移我琉璃榻”---可见榻的轻便,可以随意移位,不似床那么笨重,床一旦安置,轻易不移。有“琉璃榻”说明刘家也不是穷苦小百姓 ,刘兰芝起码是大家闺秀,家境殷实。。。
----谁误读了“床前明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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