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624-705）在唐贞观治世和开元盛世之间，承上启下与唐高宗李治共同执政，唐高宗逝世后，又独掌朝纲21年。
　   文举武举唐代发展都与武则天有关。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自武曌主政，逐渐破坏‘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故‘关中本位政策’最主要之府兵制，即于此时开始崩溃，而社会阶级亦在此际起一升降之变动。盖进士之科虽创于隋代，然当日人民致身通显之途径不必由此。及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
　　武则天深知名不正言不顺，为寻求支持，利用科举进士文词之科，破格用人。“及永淳（682――683）之后，太后君天下者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寖以成风。”（中唐人沈既济）。自永隆二年（681）开始，以考功员外刘思立言“进士试杂文两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见《新唐书•选举志》）再加试箴、铭、论、表之类杂文以适用宫廷需要，逐步形成了拥护自己的进士士庶阶层社会势力。
　　从显庆四年（659）长孙无忌集团覆灭到弘道元年（683）唐高宗和武则天共同执政的二十四年，科举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尤其咸亨年（670――674）后，进士成了科举中心。取士也数倍于贞观年间。
　　武则天时不仅进士科录取名额大增，还加开制科。永昌元年（689）始在东西两都取士，“长安初，大开贡举，是年千五百人。”（张说《四门助教尹守贞墓志》）同年二月，武则天在洛城殿试策贡士。  

什么是制科？“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士焉。”《新唐书·选举志 上》。制科有啥特点？考试无定制，皇帝自己选才。随时进行。

   进士及第后，不立即授官，而制举登第可直接入仕。制举由皇帝主考，已具殿试性质。最早制举考试是唐显庆三年（658），科目“志烈秋霜”科，及第者为韩思彦。第二年二月，策试“凡九百余人，惟李巢、张昌宗、秦相如、崔行功、郭待封五人为上第，令待诏弘文馆”（见《旧唐书·高宗纪上》）。  

   制科科目繁多，有洞晓章程、材称栋梁，志标忠梗、政均卓鲁 、安心畎亩、道德资身，乡闾共挹、材堪应幕、学综古今。。。等科目设置多样化，据说有百来种。武则天高宗执政期间大部年份都有制举。  灵活取士的制举也为后代统治者利用。

唐玄宗“开元之治”，28年间开考48制科，突出了对文学的重视。如开元二年“手笔俊拔”，开元五年“博学宏词”、“文史兼优”、“文儒异等”，开元六年“博学通艺”，开元七年“文辞雅丽”，开元十年“文学宏丽”等等。

“天宝十三载十月一日，御勤殿楼，试四科举人，其辞藻宏丽，问策外更试诗赋各一首。”《（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制科举》）“制举试诗赋从此开端。”

     制举与常科孰轻孰重？

      穆质认为制科高等“臣窃见国家取贤之道，其礼部、吏部失之远矣。则制策之举，最为高科。。。”（见《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策》《文苑英华》卷四八六）。  也有认为制举不如进士， “然制举出身，名望虽高，犹居进士之下。”还举例“同僚迁拜，或以此更相讥弄。御史张瓌兄弟八人，七人进士出身，一个制科擢第。亲故集会，兄弟连榻，令制科者别坐，谓之‘杂色’，以为笑乐。”（天宝年间封演《封氏闻见录》）

但实际君主对制举的重视和对应试者的礼遇诸如荐送、接见、临试、审阅、取第、处分、授官等，规格和礼遇都优于常科。

根本原因在于常科选拔的是“一般”人才，而制举选拔的是“非常”人才。“汉策问贤良，非试之也，延于大殿，天子称制，访以理道，其事重矣。”（见《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考二》引致堂胡氏语）。

“射策者，疑其人之不能而试之。对策则以其人为贤知而问之。”（见《吕思勉读史札记》戊帙《通代·策试之制。上》）此虽言汉制，亦可说明问题。考进士的前提是从“矬子里拔大个”而制科是向能人请教策略。备考的首先就是能人，起点就不同。 

制举名为求贤，实为求策。君主对“策”的关注超过对“人”的关注，礼遇其人，实为礼遇其策。

因此考试简便，应制举考试，无须经受试贴经和杂文之类的初级筛选，更有力于集中精力应对策问，吸引了不少虽明经科、进士科及第却又暂未授官甚至已经授官者积极应试。苏东坡就是进士后没赴任而留京考了贤良方正科。 

制举录取可谓“百里取一”，有时比进士科录取的还要少。 “其制诏举人，不有常科，皆摽其目而搜扬之。试之日，或在殿廷，天子亲临观之。试已，糊其名于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开元以来，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见杜佑《通典》卷十五《选举三》）。         ----科举那点儿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