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郑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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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27日开始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此次刑法修改的重点之一是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草案拟对集资诈骗罪等9个罪的刑罚规定作出调整，取消死刑。如若刑法修正案（九）获得通过，中国的死刑罪名将降至46个。

从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到2010年8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取消13项经济犯罪的死刑，再到此次审议取消9个死刑罪名，关于刑法的每一次修正，特别是关涉死刑，都会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围绕死刑的争议，早已超出司法领域，究其原因，死刑不仅仅关乎正义，并与生命和道义紧密相关。

“法与时转则治，法与时宜则有功。”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发展，总有一些法令规则需要退出历史舞台，让法律更具有现代特色和人本意义。在此背景下，我国的立法体系和司法制度在死刑控制问题上作出了一些重要改变，比如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为生命多设了一道关卡；又如2010年刑法修正案升高了死刑门槛。推行“少杀慎杀”、“宽严相济”等司法原则，已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大势所趋。当一个社会越来越敬畏生命、越来越意识到生命的至高无上价值时，死刑就会受到更多人的反思。

减少死刑是现代法治进步的体现。这既有利于公民提升对人本身的信心，也是对以暴制暴、复仇思维这种传统思维的纠偏。一个国家和民族尊重生命、保障人权的程度，是体现文明与人道主义的标志之一。

当然也要看到，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杀人偿命”曾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是民间相沿成习的悠久思维传统。虽然“慎杀少杀”理念折射出与现代文明相契合的法治进步，但当原则遭遇传统观念受到挑战时，当“严惩凶手”的呼声“不小心”左右到了司法时，司法改革难免呈现复杂的面貌。死刑的多寡存废，因此也就不仅是一个刑法问题和法律问题，背后还蕴含着一个国家深刻的文化背景与传统，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生命价值的认知程度。

中国的现实国情决定了废除死刑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针对严重暴力犯罪。虽然目前世界范围内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通过法律或者司法实践废除了死刑，事实上，这些国家和地区，死刑的存废争议也经历了漫长过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死刑存废，既要有大原则和大方向，又须考虑国情民意，不能操之过急。

十八届四中全会刚刚闭幕，我国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相信司法改革只要朝着这个方向不断深入，最终就能够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