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首面“契丹文面‘中书令’背‘八部福德’”职官银符牌考释图说

 “中书令”（又称“政事令”）是辽承唐制所设的朝廷南面中枢最高官职之一。辽代二百多年，共任命有七十余位“中书令”。每位“中书令”都佩有朝廷颁发的一面标明官职的“职官牌”，以备进出城垣、内廷、要津接受检查验证。诸位看官可能会问谁是辽代第一位“中书令”？他的、也就是辽代的首面“中书令”“职官牌”是否面世？今天本文就大家的提问作一简要解答。

弄请谁是辽代第一位“中书令”，必须先弄清辽代官制。辽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强大政权之一。国内经济和民族成分多样、复杂，并存着游牧和农耕两种生产方式，生活着契丹人、汉人、渤海人和其他游牧民族。各族间经济文化存在着很大差异，社会发展也很不平衡。因此，辽代的职官制度也鲜明地反映了基于这种经济和社会生活结构的政治制度的特点。即“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的北、南面官“双轨制”。

“中书令”是南面官系统的重要职官。“中书令”在唐朝是“掌佐天子执大政”的官员。辽建国初期，迫切需要的正是这种“掌佐天子执大政”的官员。契丹族内少有这类人才。故只能面向遥撵汗国以来入辽的汉人官员挑选。就这样以韩延徽、韩知古、康默记、王郁为代表的一批汉族人士脱颖而出，成为了开国皇帝耶律阿宝机的“智囊团”，“参谋议”、“参军事”，为开教、谋权、建国、西征、教改、平叛等一系列建立封建世袭制政教合一的王朝立下了卓越功勋。为团结非契丹官僚，提升他们在统治集团中的从属地位，阿宝机承唐制建立了一套与北面官平行的南面官制度。“中书令”应运而生。

据史载，辽代第一位“中书令”为韩延徽。第一次任“中书令”时间，大约在神册元年（916年），耶律阿宝机成为“大圣大明天皇帝”后的“三月丙辰”那一天。第一面辽代“中书令”“职官牌”亦应是那天颁发

韩延徽，字藏明，幽州安次人。父亲韩梦殷，相继担任蓟、儒、顺三州的刺史。韩延徽从小就很出众，燕京统帅刘仁恭认为他不同凡响，召他为幽都府文学、平州录事参军，与冯道同在祗候院，被任命为幽州观察度支使。刘守光担任统帅的907年，韩延徽奉使契丹，辽太祖恼怒他不屈服，扣留了他。述律后劝阻道：“他奉使我国，不屈不挠，是个贤明的人才，为什么要难为和羞辱他呢?”太祖召他谈话，他的话很符合太祖的心意，立即任命他为参军事。攻打党项、室韦，降服各部落，韩延徽的谋划居多。继而请求建立城郭，划分市井乡里，以安置归降的汉人。又为他们选定配偶，教他们农耕技术，让他们生息繁衍。因此逃亡的人很少。

韩延徽在辽朝居住了很长时间，感慨地怀念起自己的家乡，赋诗以表达这种心情，不久他就偷偷回到幽州看望亲友，藏在老友王德明家里。王德明问他要到哪里去，韩延徽说：“我将重回契丹。”王德明不以为然。韩延徽笑道：“他们失去了我，就好像失去了左右手，所以见了我一定很高兴。”回到契丹后，太祖问他为什么跑了。韩延徽说：“忘掉亲人是不孝，抛弃君王是不忠。我虽然引身逃回去，但心中想着陛下。所以我又回来了。”太祖非常高兴，赐名叫匣列。“匣列”，契丹语是“又来”的意思。立即任命他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朝廷内外的事情都让他参与决断。916年升任“中书令”。

天赞四年，跟随辽太祖征讨渤海，渤海王大湮譔请求投降。不久又再次背叛，韩延徽与其它将领一起攻破他的城池，因战功被拜为左仆射。又与康默记一起攻打长岭府，占领了这座城池。队伍返回，太祖逝世，韩延徽哀恸欲绝，把左右部属都感动了。太宗时，韩延徽被封为鲁国公，仍担任政事令。出使后晋归来，改任南京三司使。辽世宗时，改任南府宰相。世宗命韩延徽组建政事省，他亲力亲为，从部门设置到规章制度，都尽量做到完美。

天禄五年六月，北汉来使请求册封。世宗皇帝询问韩延徽如何册封？韩延徽答道，一切按照辽太宗册封石敬塘为晋国皇帝的礼议办即可。世宗帝接受了他的建议。应历时，韩延徽退休还家。儿子韩德枢出任镇抚东平郡的主官。当时汉人投降或搬到辽国居住的，大多在东平。丁岁时发生灾害，饥荒瘟疫不断。韩德枢请求前往慰问，被授予辽兴军节度使。到灾区驱除害虫，救济灾民，援助粮食，兴教化，一个月老百姓生活恢复正常。在东平期间，皇帝特批韩德枢每年回家探视父亲韩延徽一次。辽穆宗应历9年（公元959年），韩延徽去世，辽穆宗大为震悼，追赠他为尚书令（尚书省长官），把他葬在故乡幽州。契丹后辈说起他，从不称名，而敬称为“崇文令公”。契丹文题跋的《八十七圣仙像》中就留有他的亲民形象。

韩延徽一生两任“中书令”，侍奉辽朝四位皇帝五十多年，活了78岁。每位皇帝都把他视为“贤相”尊敬有加，不能不说他是一位历史上少见的“传奇宰相”。更为传奇的是韩延徽首任辽太祖朝“中书令”的银“职官腰牌”，竟在1104年后的今天，现身于他的老家（当时的幽州，现在的北京）。它应该是祝贺中国人民，他的后人完胜“新冠肺炎疫情”和两会胜利闭幕的吧！真得谢谢这位老先生！祝贺实在太及时太给力了！

该银牌圆形（见图1、2、），正上方有圆环状穿。直径75毫米，圆穿径10毫米。制作工整，包浆老到，紫红色渐次转灰转黑的氧化过程，真实地反映了银貭器物出土后与空气接触的变化。是无法仿制“开门见山”的真品。牌面边缘内正中阳铸三个大大的契丹小字，汉译为“中书令”。右左两侧各装饰一条抽象变异龙纹。简洁朴素，大方庄重。牌背环绕边缘顺时针等分排列四个契丹小字。顺读汉译为“八（上）部（下）福（右）德（左）”。面背译文白话文意思就是“（能有韩延徽这样的）、‘中书令’，是所有（八部）契丹人的福气和德运。”

根据译文分析，这面“中书令”“职官牌”应不是一般的“职官牌”，而是一面特制的嘉奖式“职官牌”。牌文即是嘉奖令。这个“嘉奖令”对韩延徽评价之高，与“他是人民大救星”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一个高级汉族官员被一个非汉民族国家上至皇帝下至百姓视作救星，除韩延徽外尚不见有第二人。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所获带嘉奖令的圆形“中书令”银“职官牌”。亦应是辽代218年中唯一一块此类符牌。正因为该符牌是民族团结之牌，辽代文明见证之牌。所以，其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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