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线刻镜试考

近日偶见老友王加勋先生珍藏的一批辽代线刻铜镜，其数量之多，品种之伙，质量之高，直令人嘡目结舌，不禁连声高呼好藏，好藏！说心里话，凭笔者曾在某省级民间文物研究机构任职十余年，阅人无数、赏物万数的阅历，能教笔者赞叹不已的收藏确实不多，王加勋的辽代线刻镜应是其中之一。

线刻镜，是一种在镜面或镜背用刀笔直接刻画或錾刻阴纹佛像、人物、花卉、动物、文字，图案而成的铜镜。线刻镜，是南方特别是吴越一带对这种铜镜的称呼，在北方尤其是内蒙地区人们通称它为“游丝镜”。除刀笔直接刻画或錾刻的装饰工艺外，线刻镜的载体铜镜与普通的铜镜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线刻镜与普通铜镜的区别再于用途。中国线刻镜不是象普通铜镜用于照面，而是用于驱邪，降魔、佛寺祭祀供养、墓内装饰悬挂等方面使用。

由于用刀笔直接在铜镜上绘画錾刻，是一种高超的艺术技能，非一般人可以染指。故线刻镜历来珍罕稀少。有人曾根据著录统计，中国境内所出线刻镜仅约二十面左右，绝大部分又都收藏在各地博物馆中。其中，数浙江省博物馆藏线刻镜达十余面，号称首富。邻国日本、韩国和朝鲜亦有类似的线刻镜出土，相信三国线刻镜本源应都在中国大陆。

王加勋线刻镜令笔者艳羡的原因有三：一、数量巨大。总数达五十余面，与历代记载和中国大陆所有国家博物馆，以及韩、日、朝三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线刻镜的总和相近。说他是中国私人线刻镜收藏之王，应不是过誉的溢美之辞。二、品种繁多。从形状分，即有圆形，方形，菱形，扇形，心形，桃形，花瓣形，八棱形，菱花形，葫芦形、短柄形，长柄形等十余种。从绘画内容看，就有佛、菩萨、天王、祖师、迦棱频迦、童子、仙女，十二生肖，四神、龙、凤、狮、鱼、花卉、佛教手印等内容。从文字看，有汉文，契丹文。书体有隶书、楷书、行书、篆书，还有契丹人擅长书写的双钩文。还有多种套镜：两枚一套的花卉镜；四大天王四枚一套镜；十二枚一套的十二生肖佛教手印镜。品种之丰富，可谓琳瑯满目，令人目不暇接。三、质量美达极致。不论细如游丝的浅刻，还是需要功力的鏨刻，刻画的佛像，仙女，天王，动物，花卉都栩栩如生，毫发毕现，生气勃然。其绘画水平与当代专业画家相比毫不逊色。王加勋先生这批线刻镜珍藏无异于一座辽代线刻镜文化的宝库，将其列为2011年收藏界“收藏之最”应是名至实归。

线刻镜最早出现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它是作为用绘画艺术装饰器具而创造的装饰艺术，它们不象同时代中国铜镜用铸造方法装饰美化铜镜，而是用刀刻法把当时流传于世的希腊神话故事通过刀刻画形式展现给铜镜使用者。线刻镜在中国出现，应在唐朝中期，可能是通过西亚的草原丝绸路从欧洲的古希腊把线刻镜实物和工艺传入中国。唐朝中后期，应该就有了中国最早的、自己的线刻镜，并有了第一批中国自己的线刻镜制镜工匠。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有其外部因素和内部需求两种原因共同促成的。

线刻镜之所以能受到中国人的青睐，并能据为己用，这应和摩尼教、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关系极大。摩尼教崇拜光明神，祭献光明神，而铜镜这种把光明带给人间的物品，加上上面的神秘的神话故事，自然而然地成为摩尼教的天然圣物。摩尼教把线刻镜实物和技艺，带到了唐朝和回纥汗国。摩尼教在成为回纥汗国国教后，对当时归附于回纥的契丹族影响极大，他们接受了摩尼教义并把它们揉和进契丹原始宗教萨满教。并把摩尼教作为佛教引入本族境内。大约在此时，契丹工匠在回纥人的帮助下学会并掌握了线刻镜的制作技艺。契丹工匠之所以对线刻镜技艺情有独钟，是线刻镜的给人世带来的光明的宗教涵义，恰巧与契丹揉进摩尼教义的萨满教不谋而和。利用线刻镜达到契丹人的宗教目的应是契丹人接受线刻镜的主要原因。

契丹是个笃信萨满教和佛道教的民族，祭祀并供献神灵、祖先，是契丹人每年须臾不可或缺的大事。线刻镜这种能给人间带来光明和镇摄黑暗的神物，是祭祀供献，陪葬镇邪的最圣洁最有威力之物，契丹人因此需要它。契丹人在接受单面线刻镜后发展并改造了它，因为传统中国铜镜背部都有铸造的图案、纹饰，除镜边无地方线刻，如改刻到镜面，镜子就失去了照人的功能。既然“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只好两种用途分别用不同的铜镜担任。不用于照人，只用于祭献、镇邪的线刻镜自此诞生。辽代铜镜的发生发展过程，早期还可以看到希腊线刻镜的影响。如希腊线刻镜半数以上是柄镜同铸的长柄手镜，一半是镜下铸一短小锲形片，然后插入另制的木柄使用的木柄手镜。（见图1、2、）而早期辽线刻镜，也同样存在希腊线刻镜的两种手柄形制。（见图3、4、）希腊线刻镜刻画方法均采用单线条浅刻法完成，（见图5、6、）辽早期在镜上的线刻也多用单线条浅刻法完成。（见图7、8、9、）

随着辽代各种制度的完善，北南官制中都设立了铜镜制作机构，辽代线刻镜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以佛教人物、供养器物为主要线刻图案，以浅画和錾刻工艺相结合的工艺为加工方法，以双刻线、双钩文为官制标志的风格，并进入技艺的鼎盛期。自统和年开始，也许更早，辽境内凡建佛塔都要祭献、装饰、悬挂线刻镜，凡建佛寺在大殿房梁、四隅也要悬挂线刻镜，凡陵墓顶部、门楣、四周都要悬挂线刻镜。进而宫殿、官宅、民居也都兴起了悬挂装饰线刻镜的热潮，并形成一种悬镜避邪的民俗，一直流传在中国北方至今沿习未变。由于线刻镜珍罕价昂，老百姓买不起只好用普通铜镜替代了昂贵线刻镜，后又用普通玻璃镜替代了铜镜。以至现今人们只知镜子避邪，不知镜子避邪是缘于线刻镜神佛的法力。

辽代线刻镜从图案精致度，文字书写状况，可以轻易分出两种状态迥异的线刻镜。一种纹饰非常精美，绘画艺术的水准登峰造极，汉、契丹文字书写端庄瑰丽。（见图10、11、）一种纹饰自然粗犷，绘画水准与民间风俗画相近，文字稚拙浑朴。（见图12、）前者稀少，后者较多。这两种线刻镜，笔者以为应是供不同等级人群使用的两种线刻镜。前一种应是专供皇家及契丹贵族使用的，由专为皇家制造器物的将作监（南面官）或器物局（北面官）制作的线刻镜，可称“宫造”。（见图13、）后一种应是供各地寺院，普通官员及民间富户使用的，由各地官府控制的铜器监坊生产的线刻镜，可称“地方造”。

辽代“宫造”线刻镜除见于王加勋先生的藏品，以及原辽境内出土的几面外，仅香港梦蝶轩，日本，韩国的藏品中见有数面，令人奇怪的是吴越地区出土的线刻镜，除一面已残破的春宫秘戏和童子线刻镜可能是“宫造”线刻镜，其余与佛教有关的线刻镜竟都是“地方造”。目前已知所有中、日、韩线刻镜上汉字纪年款，依次排列顺序为：宋建隆二年（961年）；宋乾德四年（966年）；辽保宁二年（970年）；辽统和二年（984年）；日永延二年（988年）；日长德三年（997年）；宋咸平元年（998年）；辽大康七年（1081年）；辽乾统五年（1105年）。还有几面契丹文纪年款线刻镜，因图片不清未能以实物辨认，暂未能翻译。待译后再补充之。

仅从以上汉字纪年款及实物比较看，辽代保宁、统和时期线刻镜（见图14、）工艺以臻纯熟，制作绘画已达较高水平，而仅比辽早几年的宋建隆、乾德时期线刻镜工艺绘画却还处于蒙昧童稚阶段，虽然有“地方造”技艺低劣的因素，但主要是对线刻技艺尚处于摸索的初级阶段造成。这种实物比较，告诉我们一个信息，保宁时期已成熟的辽代线刻镜，必定经过了长时期学习、消化、发展、创新阶段，辽代线刻镜在辽地产生的时间，最少应比保宁早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而同理吴越宋的线刻镜建隆时还那么稚嫩，说明线刻镜技艺在该地域扎根的时间还不长，顶多几十年的时光，这从该地区不见高水平的“宫造”镜，还未引起朝廷重视，设立“宫造”机构的情况可见一斑。假设比建隆早几十年吴越国建国初期产生的线刻镜，那绝不会是在本地自生，而肯定是引进。因为当时吴越国经战乱初建，经济文化还不发达，特别佛教还未发展到吴越之地。吴越国线刻镜技艺是从何处引进的呢？愚意以为是从大辽契丹国引进。是伴随着海上贸易和摩尼教、佛教东南传，一齐从契丹传来。这从两国信奉的佛教密宗、净土宗的痴迷程度相似，可知是一脉相传。但这种线刻镜的引进只是以民间为主，并没有引起朝廷注意。等到线刻镜的引进己成火侯，朝廷要重视时，已改朝换代。新朝廷对边远地区文化缺乏认识，结果吴越地区的线刻镜技艺只能在民间自生自灭自行发展。由于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系统的工艺管理，吴越甚至整个南方的线刻镜发终是一种没犮展起来的低级的民间技艺作品，没有达到辽代线刻镜那种已成为一种表示文明程度的民族文化的高度。

线刻镜在中国及日、朝、韩的传播的路径大约是，七世纪末，西方线刻镜随摩尼教传教士沿草原丝绸之路经突厥和回纥汗国领域，到达中国。在八世纪，摩尼教成为回纥汗国国教后，线刻镜在回纥汗国扎了根得到了传播，当时归附回纥的契丹遥辇汗国的工匠有机会学到了线刻镜制作工艺。经过近百年的发展，至阿宝机契丹帝国建立的907时，线刻镜制作工艺已经成熟，并被皇家所重视，纳入国家器具监造机构统一管理，统一生产。辽初期的远交近攻策略，使南方的南唐，吴越，南汉诸国成了与辽政治经济关系密切的伙伴国。其中尤以吴越国与辽来往最为频繁，两国官方与民间来往，繁荣了辽的东部和吴越的经济。线刻镜技艺大约在此时分别传入的朝鲜半岛、日本、吴越及中国南方诸国，并分别在这些国家发展。作为一种商品，线刻镜亦在这些国家贸易交换。由于各国间对线刻镜技艺消化理解的不同及文化上的差异，使各自国家生产的线刻镜都有了自己地域的特色。但值得契丹人骄傲的是，辽代线刻镜始终保持了质量最精湛，绘画最高超，品种最繁多的领先一切国家的地位。

辽代线刻镜在保留了欧式浅线刻画的基础上又加入錾刻、填金等技艺，使辽代的线刻镜工艺更加丰富多彩。特别把契丹人最擅长的双线刻和双钩文等绘画书法艺术引进线刻镜工艺，使得辽代线刻镜升华成为一种蕴涵着契丹厚重文化的高雅的艺术品，以至日本、高丽等国工匠竞相学习。可以说辽代线刻镜技艺，在当时一直引领着东亚地区线刻镜的发展方向。

辽代线刻镜是在宗教目的驱使下产生的一项工艺门类，它的使用方向主要是为宗教祭献，信徒供奉，日常辟邪，殉葬驱鬼。既以佛教为主，又服务于萨满教、道教。佛教既尊崇密宗，也尊崇净土宗。弥勒信仰，观世音崇拜是辽代线刻镜最常见的主题。辽代线刻镜所表现的这种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对中日韩诸国的佛教信仰影响极大，以至在他们的线刻镜中也时常出现弥勒信仰与观世音崇拜倾向。

线刻镜研究在我国还是个冷门课题，由于资料、实物的缺乏，长期在线刻镜的产生源头，流行地域，工艺形成等方面存在误区，许多荒谬的经不起任何推敲的论调大行其道，以前因为没有大量实物佐证，只能对谬误言论听之任之。现如今，苍天为契丹张目，以王加勋先生收藏名义为线刻镜研究提供了一大批能基本反映出辽代线刻镜全貌的实物资料，为中国线刻镜的正本清源奠定了坚实基础。这里，笔者要代契丹人感谢王加勋先生的珍藏，是您给了恢复辽代线刻镜真实面貌的机会，为肯定辽代线刻镜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卓越地位提供了铁证。

笔者作为一个铜镜爱好者，能在晚年遇到这么一批精美绝伦的辽代线刻铜镜，并能以它们为据为契丹线刻镜研究撰写一篇文章，实乃三生有幸。可惜的是，因南方和国外资料收集困难，有些实物没有照片，使文章的视觉冲击力大打折扣。另外因笔者水平不足，文中论述偏颇，缺憾再所难兔，敬请各位师友斧正。

有机会笔者将再就王加勋先生的线刻镜藏品逐一进行赏析，盼这一天能早日到来。

泉痴山人2012/1/8于京东

附图：

图1、希腊长柄线刻铜镜；图2、插入木柄的希腊线刻铜镜；图3-1、辽代长柄线刻镜面；图3-2、辽代长柄线刻镜背；图3-3、辽代长柄线刻镜面；图3-4、辽代长柄线刻镜背；图4-1、仿古希腊插入木柄线刻镜17x23厘米面；图4-2、仿古希腊插入木柄树叶形线刻铜镜17x23cm背；图5、希腊单线条浅刻线刻镜；图6、希腊单线条浅刻线刻镜；图7-1、辽单线条浅刻线刻镜面；图7-2、辽单线条浅刻线刻镜背；图8-1、辽单线条浅刻线刻镜面；图8-2、辽单线条浅刻线刻镜背；图9-1、辽单线条浅刻线刻镜面；图9-2、辽单线条浅刻线刻镜背；图10-1、辽代“宫造”吹笛笙天女双钩填金线刻镜面；图10-2、辽代“宫造”吹笛笙天女双钩填金线刻镜背；图10-3、辽代“宫造”吹排箫弹琵琶天女双钩填金线刻镜面；图10-4、辽代“宫造”吹排箫弹琵琶天女双钩填金线刻镜背；图11-1、东方持国天王线刻镜面；图11-2、东方持国天王线刻镜背；图11-3、南方增长天王线刻镜面；图11-4、南方增长天王线刻镜背；图11-5、西方广目天王线刻镜面；图11-6西方广目天王线刻镜背；图11-7、北方多闻天王线刻镜面；图11-8、北方多闻天王线刻镜背；图12-1、吴越国地方造线刻镜之一种面；图12-2、吴越国地方造线刻镜之一种背；图12-3、吴越国地方造线刻镜之一种描摹图；图12-4、吴越国地方造线刻镜之二种面；图12-5、吴越国地方造线刻镜之二种背；图12-6、吴越国地方造线刻镜之二种描摹图；图12-7、吴越国地方造线刻镜之三种面；图12-8、吴越国地方造线刻镜之三种背；图12-9、吴越国地方造线刻镜之三种描摹图；图13-1、辽契丹国宫造线刻镜之一种面；图13-2、辽契丹国宫造线刻镜之一种背；图13-3、辽契丹国宫造线刻镜之二种面；图13-4、辽契丹国宫造线刻镜之二种背；图13-5、辽契丹国宫造线刻镜之三种面；图13-6、辽契丹国宫造线刻镜之三种背；图13-7、辽契丹国宫造线刻镜之四种面；图13-8、辽契丹国宫造线刻镜之四种背；图13-9、辽契丹国宫造线刻镜之五种面；图13-10、辽契丹国宫造线刻镜之五种背；图14-1、辽保宁二年纪年线刻镜17cm面；图14-2、辽保宁二年纪年线刻镜17cm背；图14-3、辽代统和二年双鹿线刻镜9x11厘米背；图14-3、辽代统和二年双鹿线刻镜9x11厘米面；图14-5、辽统和二年四凤珠地7.7厘米线刻镜面；图14-6、辽统和二年四凤珠地7.7厘米线刻镜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