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丹圣宝”钱是辽钱无疑。绝非是什么"炼丹钱”或“厌胜钱”一类。最基本的一条，此钱大多出土于内蒙赤峰地区和东北三省地区。出土时也基本是与辽代物件相伴的。一些钱币贩子都清楚这一点。也是辽代钱币辽代文物收藏者的共识常识。如是宋朝道士炼丹钱或道教礼仪道教祭祀所铸钱就更不符合常识常规了。道士敢铸钱是大逆不道谋反杀头之罪，况且，至今，也未有在北宋的汴京开封地区出土记载。因此，说此钱是北宋道教铸钱离谱，定为辽钱是准确的。

     原辽宁社科院的契丹文字学者巴图（即时)先生在1990年第三期《内蒙古金融研究》和《中国钱币》1987年第四期及其《谜林问径》一书中都明确了“开丹”即是“契丹”。开丹一词语音更接近契丹语的发音。辽史“本纪第二，太祖下” 记载了耶律阿保机的祖父和父亲那一辈，就开始了铁冶和鼓铸。辽史“食货志下”记载，太祖之父撒喇的“始造钱币”。开丹一词在钱币上出现，应该最早肇始于此时。 到了耶律阿保机时期，开丹就不仅仅是契丹的意思了。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加铸了“圣宝”二字，开丹的内涵就有了更深邃的延伸。如果笼统地认定，那么，“开丹圣宝”就是“契丹圣宝”之意。但考虑到从南北朝开始特别是到五代以后，契丹的称呼已经确定。开丹就不仅仅是契丹之意了。这时的开丹圣宝就应该有更深层更汉文意义的内涵和内容了。就应该含括了开疆壮国，宣示圣主之意了。      
    如此看来，此钱究竟是辽代什么时期铸造的?现在有几种看法。其中，以“东丹国”说为多。对此我也说一下自己的见解，与朋友们商榷。
    一，“开丹”的“丹”，指的是哪个“丹”？
    二，“圣宝”的“圣”，指的是哪个“圣”？
    我的见解是
    一，“开丹圣宝”应解释为开辟契丹神圣基业的纪念铸币。应在公元907年或公元983年，两次都有理由铸造“圣宝”：(1) 907年唐灭，耶律阿宝机建立契丹国，此时铸造“开丹圣宝”喻意开辟契丹万年基业而铸颁“圣宝”以行天下，是必须的，是立国的首要象征！从907年到916年，国号一直为“契丹”，这十年间未见其他钱币，至916年才建年号铸行“神册”钱。而“契丹”国号至少使用到938年改国号为“辽”。（2） 983年耶律隆绪复称国号为“契丹”，此时铸造“开丹圣宝”，寓意“中兴契丹祖业，天佑契丹国基”，更是重改国号诏告天地颁行天下所必行之事。
    二，从“开丹圣宝”钱字义内涵，形制规格，以及币材囊括全部各类材质，币种方便流通行用小平到折五折十等等齐全。也应是中央发行。耶律倍竟敢与中央政权一样如此铸造钱币，难道不怕杀头吗？
    三，从出土或传世发现的分布状况来分析，一些贩子和藏家的介绍，是内蒙的赤峰，通辽地区，吉林的松原，扶余一带，黑龙江的阿城，五常，辽宁的开原，辽阳，朝阳，河北承德附近都有发现。地域在辽国全境，并非仅在原“东丹国”境内。
    四，至于灭渤海国，建“东丹国”，虽也是重大之事，不过是大辽诸多胜利之一。铸行“开丹圣宝”似乎规格过高过重了。况且，多种币种币质，独立发行流通，似乎有破坏一统之嫌。以当时辽的中央集权统治是决不能允许的。再者，灭渤海国建东丹国只是疆土的扩大，未必上升到“开丹”的高度。

    五，综上所述，开丹圣宝钱，“开丹”的“丹”，指的是“契丹”的丹；“圣宝”的圣，指的是“皇帝”的圣。东丹国和人皇王耶律倍怎敢做此僭越之事？
    因此，我认为应该把“开丹圣宝”钱定为辽在907年或983年铸造。
   上述的浅见仅供诸多同好参考。

注：1.《内蒙古金融研究》1990年第三期，即时：“万钞谁见，丹宝怎解”。

    2.《中国钱币》1987年第四期，即时：“币铭与国号”。

    3. 即时，原辽宁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巴图先生笔名，辽金史学家，契丹文字学家。主要著作有《谜林问径》，《谜田耕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