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到施比受更有福的喜悦”

——《东方历史评论》访“无国界医生”高志昌

采访、撰文：魏保珠、朱瑞翼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视频那端的高志昌医生神采奕奕，举手投足间活力充沛，既没有午休时间的倦怠，也很难猜出他的实际年龄。

2008年，他带着二十九载外科行医经验加入“无国界医生”，至今已经参与了八次前线救援项目，曾于2010年海地震后前往太子港援救，深入因长期内战和种族冲突导致人道主义危机的利比里亚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救死扶伤，两次抵达南苏丹支援。短则几周，长则三个月。哪里的生命最脆弱，哪里最缺医疗资源，哪里就有“无国界医生”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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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已经有29年临床经验的外科医生高志昌参与无国界医生的医疗救援项目，从香港来到利比里亚。

香港私人诊所的舒适环境和前线项目相比简直天壤之别。在简易的前线医院，高医生必须承受高负荷跨专科的手术压力，应付时常断水停电的状况，处理“现代病”中相对陌生的枪伤、砍伤、被巫医烫伤。作为项目上唯一的外科医生，附近20万人口的休戚都与他有关。他曾经候召1800小时，经常过了傍晚才能用上早餐，累到和衣而眠。

他终究是个乐天派。两周内病倒四次没有让他退缩，而是为自己没有染上疟疾而感到庆幸。在中非共和国小镇站在水桶里淋浴的日常，会让他怀旧地忆起1950、60年代的香港。雨季到来，一只野猫妈妈带着三只出生不久的小猫没打招呼就迁居到他的房间躲雨两月，他便童心未泯地自称是猫崽的“养父”。

他的博客最真实地记录了前线的行医经历：“我们有一位十七岁的女孩，因为盆骨发育不完整而造成难产，需要接受剖腹生产手术……当我们打开子宫的时候，传出恶臭，这意味着羊水受到感染，我以为婴儿不能活下来。婴儿被困在盆骨深处，助产士帮我将婴儿的背部推出子宫，我才能将她拿出来。幸运地，当我将婴儿从母亲的身体拿出来后，她就开始啼哭。真是教人松了一口气！”

高医生感到自己是幸运的，有机会与这群常在新闻中被弱化为伤亡数字的当地人共同生活，平起平坐。和香港一样，那里有他挂念的病人，喜爱的孩子，敬重的员工。他会为减轻病人的痛苦感到满足，会因拼尽全力还是无力回天而失落。他常常感喟同在一个星球，生命境遇竟如此不同。而沉浸于自己的生活，漠视他人的苦难是何等容易。

也许只有真正设身处地，亲眼目睹，才能体会“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每次当他精疲力竭地回到香港家中，都深知修整几月后，他会再度出发。

这篇采访是《东方历史评论》的微信公众号专题“医疗史”内容之一。疾患灾难和人与之搏斗的英勇善良，本不应该被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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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海地地震后，高志昌医生来到灾区，这里除了地震受伤的病人需要后期护理，也有交通意外和枪击事件的伤者。而孩子们被他称为“苦困中的小天使”。

救援

东方历史评论(以下简称“东评”)：在“无国界医生”项目上，您的一天是什么样的？

高志昌(以下简称“高”)：我们的工作比较没有规律，很难说什么时候忙，什么时候不忙。有一次，隔壁镇子发生枪战，我们下午三点钟接到七个枪伤的病人，从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一点连续七个小时，处理所有七个枪伤的病人。第一次在（利比里亚）妇产科项目上，我曾经晚上九点之后断断续续做了一晚的剖腹产，直到早上六点为止。没这么忙的时候，我就尽量去休息或者放松。团队一般礼拜六晚上会聚在一起聊天、听音乐、弹吉他。我有时候礼拜天会和本地同事出去喝东西吃饭，让精神放松一下，可以的话我也会做少量运动,比如说跑步和体操。

东评：在您最忙碌的时候，“无国界医生”怎么安排治疗的优先次序？

高：通常一批病人来到，我就和几个内科医生或者护士一起评核伤病情况，紧急的需要尽快做手术的我们通常会先做，常见的有些枪伤，没有不断流血，没有生命危险的就会延后处理。排好次序我才开始工作。

东评：您有没有遇到过，因为人手和资源不够，病人没有办法得到救治的情况？

高：虽然我去过几个暴乱的地方，但暂时还没经历过很大量的伤者同一时间到达医院。或许我比较幸运，去过的八个项目都没遇到这种情况，通常是比较大的意外或是大的灾难才有这种情况。最接近的一次应该是第一次参加的利比里亚的妇产科项目，同一时间有三个孕妇都要剖腹产子。但因为在利比里亚的首都，我可以将其中一个病人转介到另外一家医院做手术。

东评：在“无国界医生”的项目上，您会经常接收一些比较严重的病人伤者，如果有病人在您手上去世，这种情形和感受和您在香港行医时是否有些不同？

高：你知道我们“无国界医生”的资源有限，一般我们手术室设施和病房设施都是最基本的。有些时候感觉是很无奈，因为当地医疗设施简陋，医护人员水平落后，病人医疗意识薄弱，明明是比较轻微的病症也有可能致命。

但是换个角度来说，有些病人和家属的感受，有一点在我意料之外。通常在香港如果有家属去世，或者是一些很重的并发症，通常家属都会很不满意，很不开心，或者很多投诉。中国内地大城市也是这样。但是在“无国界医生”的项目上，我多次的经验是：即使救不到那些病人，那些家属不但不埋怨我们，很多时候还怀着一种很感恩的心情。有一次在南苏丹，我遇到一个刀伤的病人，被人在肚子上捅了一刀，手术了之后还是救不了他。急救完之后，我很失望，想和他哥哥解释我们做了些什么，结果还是救不到他。但是我想不到他一开口就说谢谢，我就惊呆了。他说完谢谢接着说：你们已经很努力了，如果不是你们在这里，我弟弟连这个机会都没有。所以很多“无国界医生”的项目，我都会感受到这种本地人对我们的赞赏和尊重，满足感比较大。

东评：每当您完成“无国界医生”项目需要离开的时候，你跟合作过的同事和救过的病人道别是怎样的心情？

高：其实，前五六个项目都挺依依不舍的，尤其是三个月的项目认识了不少朋友。很多时候本地的朋友，我离开了之后再次见面的机会就不大，大多数当地人用不了电话和互联网。但是一些国际的工作人员到现在都是我的好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络，有些甚至还来香港探望我，我也去欧洲探望他们。

影响

东评：您能谈谈“无国界医生”国际和本地的人员对您的影响吗？

高：“无国界医生”的国际救援人员大都很有心，有几位同事对我影响特别深。我觉得很幸运的是2010年在我去第二个项目的时候，就结识了一位荷兰的项目主任，三十来岁的一位女士。闲谈之中她告诉我，2010年之前那九年，每年她都用九个月来参加“无国界医生”的项目。你可以想象一下，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是一个人建立事业的最关键时期。但她把人生创业最重要的时刻完全奉献给了“无国界医生”，她的行为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其他同事包括德国麻醉科医生、菲律宾的内科医生，荷兰的内科医生，他们对待病人的热枕和全心全意的态度让我很受触动。大家彼此之间带来很多正面的影响。

另外还有一个人对我影响很大。我在海地地震参加救援项目的时候认识了一个荷兰的工程师，他骑单车环游世界：由荷兰出发横跨整个欧洲，向东经过西藏、四川一路去了泰国。海地地震后，他在泰国曼谷扔下自行车，坐飞机去了海地，之后他又继续自己的旅程。我认识了他才发现人生原来可以这么自由，这么随意和狂野，这也鼓励了我更加全心全意地去追自己的梦想。

东评：您的梦想是什么呢？

高：其实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希望自己有能力帮到世界上最需要帮助的人，不分国家、不分种族。当时我还未做医生，还是个中学生。当我做了医生之后意识到医学可以帮助我实现梦想。所以当我终于能够放下自己日常生活的责任、精神枷锁，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在“无国界医生”终于实现自己的少年梦。

东评：我觉得您特别开朗、热情、快乐。我不知道您的性格向来如此还是受到了“无国界医生”经历的影响？

高：是有影响的。我自认为比较内向。刚开始参加比较困难，我也没有那么主动。但第二次项目以来，自己就放开了好多，有不懂就问。就算是本地同事，我也会问，懂就是懂，不懂就不懂。沟通能力进步了，比较愿意去认识新朋友，接触不同文化。参加“无国界医生”之后，我从很舒适的环境到了完全陌生的环境，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上的挑战都很大。积累了一定经历以后就能比较快地适应工作环境和人事安排。我现在一两周内就可以掌握每个项目的特征，两周内工作就开展得很流畅了。虽然我的性格没有很大的转变，但我更明白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发挥优点，改正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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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高志昌医生参与无国界医生在海地的救援任务，也结识了让自己受到启发的朋友。

东评: 您在“无国界医生”的经历对您的职业道路有什么影响？

高：当然有。在发达国家或大城市，外科分科是很细的。像我在香港属于普通外科，负责腹腔和颈部的手术。在“无国界医生”前线，往往每个项目只能有一个外科医生，其他都是内科医生。我作为外科医生，所有的责任和压力都在我一人身上，需要样样都做。如果手术会做，理论上是要全部做完。如果有时不会做，在一些很偏远的地方，病人可能就没有第二次机会。我从第三、第四次项目开始就感受到专业上的压力，所以就不停进修自己。虽然我年纪大，但还是会翻看非自己专科的书籍。回到香港，如果我有问题不懂，就找不同专科的朋友学，甚至会到手术室去观摩。到第五个项目再去南苏丹的时候，自己就发挥得比较好了，不同种类的手术我都能兼顾。之后的项目，我觉得自己是在不停地进步。所以你说，我满足不满足自己的技术呢？我到现在都不满足，我一直在不停的学习中。

东评：从最初接触“无国界医生”到现在，您对“无国界医生”的印象有什么变化？

高：大致是一样的。我认识“无国界医生”的时候，觉得他们是一帮很有心的人，在很艰苦，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给予需求很迫切，而又容易被遗忘的人群医疗辅助。这和我少年的梦想是很相近的，也让我下定决心追求自己少年梦。记得第一次我去的是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很多时候朋友就问：你为什么那么辛苦到非洲去？中国内陆都很多贫困地方，为何你不去那里帮忙？那里的现实和中国的现实是还是差距很大的。你能想象，在非洲的首都,观光区之外，连水电都保证不了吗？我以前去过的四川山区还是有电有公路的。我去过蒙罗维亚的一位病人家，真的非常简陋，没什么家具，一件家电都没有。手机偶尔才见到，但手机比固定电话常见。在香港一般用固话，之前我不理解为什么非洲朋友会去深水埗买二手手机。后来我才想通：因为固话需要在路面铺线，他们房子零零落落，时常还有动乱发生，铺电话线的难度是很高的，手机反倒实用，当地人会去有发电机的小店铺里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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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高志昌医生第8次参与无国界医生的救援项目，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南基伍省的项目上进行手术。

东评：是什么让您继续参加“无国界医生”的项目呢？

高：“无国界医生”的存在对当地的人的帮助真的很大，越贫穷的地方越是如此。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五次去南苏丹的时候。我从飞机上望下去，那个镇一条公路都没有的，一条泥路也没有，车辆当然也很少，车都是沿着之前的车辙走，正所谓路是人走出来的。镇上人口是6万多，加上附近大概20万人口。一家医院都没有。“无国界医生”的医院就是这20万人口里唯一的医院。 20万人口里，我是唯一的外科医生。一些简单的炎症，比如阑尾炎，在香港或北京根本不是大问题。但是在那个小镇，如果没有我们这个项目，没有外科医生，一个10岁少年就会因为阑尾炎丧了命。这让我感触非常深。我们的存在和不存在对当地人的生命和健康影响是很大的。

东评：您能对希望参加“无国界医生”的人说一句话吗？

高：去到世界上最需要援助的地区，进行人道救援，必会再度燃点各位救急扶危的理想，及感受到施比受更有福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