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五马先生自叙纪年》

傅迪吉（1626～1696）是四川简州五马桥人［1］。傅迪吉一支傅氏入川始祖傅说岩，于洪武二年由麻城孝感乡迁川，落业简西，今为简阳一大姓。

傅迪吉将自己一生亲历用文字记录下来，写就《五马先生自叙纪年》一文。该文与傅迪吉其它著述一直密藏于傅氏家族中，其后世以抄写方式传承至今。清末及民国时期，仅将张献忠“屠蜀”有关内容摘录在傅氏族谱和民国简阳县志中，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得以全文公开面世［2］。

目前所知，2018年之前，《五马先生自叙纪年》全文流传于世计有三个版本。一是清道光二年（1822）抄本［2］。该抄文中错别字及漏掉字句明显较多；二是民国三十二年（1943）裔孙傅银铨抄写本。从抄写文字书法水平较高，错别字及漏字较少；三是全文收录在该支傅氏于2013年编纂的傅氏《五马桥支谱集》中，所收录的全文与傅银铨抄本相差无多。三个版本所述事件内容相同。2019年以《五马先生自叙纪年》收录在“巴蜀书社出版的《江口沉银历史汇编》族谱家乘卷”一书中。原文名为《五马先生记年》，该支傅氏族人认为，其文系迪吉公本人亲历亲书，文名中加以“自叙”是很必要的，

注：

［1］五马桥位于简阳清风镇五马桥村十二组境内。因此处五个山头似马饮水状，其河称五马河，其桥称五马桥。傅迪吉家在五马桥侧，故以“五马先生”名之。

［2］该抄本（其文标题为《五马先生纪年》）附在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圣教入川记》一书中。

二、傅迪吉于战乱中所见所闻的各利益集团及避乱方式

1、张献忠军

甲申年（1644）四月初三日晨，傅迪吉在州城“即闻流贼入川之信矣。” “九月十二日，贼自仁寿胡家大湾来追，远近地方千余人甚急，只得上山空手与之相抗，故相传为寨子山云。少顷，两马兵上山，人尽奔走，尽杀于黑痣湾喜儿滩，水中岸上，无一隙地。此初见杀人之惨也。

十月初四日发兵，谓之打招安。随后即委伪都司吴、伪吏目田下乡招安。每人给以印信‘西朝顺民’四字，载在背上，兵不敢乱。始知献忠僭位，改元大顺元年，国号大西，改成都为西京。

吾州有伪水军左都督、伪水军右都督，俱姓王。伪总镇时押船千百艘，扎于灌水坝。士民同同伪官诣军前投降，三帅俱有喜意，将昨日掳回男妇尽剁手，号呼之声胜如雷吼。仍令伪知州给以号片、或告示、或旗号，自此以后不杀人，兵不甚扰人，人亦入营贸易。未及一载，三帅搬船顺流而去。人言江口所烧银船，即简州所去之船也，未知是否？”

乙酉年（1645）冬月，傅迪吉在州城被张献忠兵抓获入伍，几经危急，被拘七、八天后乘机逃脱。其间亲见张献忠兵杀人及被杀。傅迪吉自逃脱后，直到丙戌年（1646）清明节前均在乡间躲避乱兵。

2、明政权残部

甲申年（1644）“七月，破重庆镇，远兵逃回，尽剁右手。”

丙戌年（1646），“是时，内标贾军门在陈沟场扎一大营。外标贾亦在河东地方。俱去讨札付。王阁部在重庆督师，亦有去求札付者。至此，尊无对也。”

丁亥年（1647），“吾下分有官傅曲蘖者，擅生杀之权者也。余读书时曾有一面，其余不知，遂与同扎。次早。家大人失言，遭下分人所害，遂将大黄牯牛一支牵在手中，大闹上堂，来凭将主。有劫抢之状，若一劫抢，家囊尽在于此，举家性命不保矣。幸喜得将主不允，反将众人说了许多狠话。彼亦无如之何，随叫舅氏称银十两，与这班厚脸人买牛肉吃，遂消散。虽族人之不忘旧，亦余读书之力居多耳。”

时“仁寿鸭子池、石板河、白土镇等地方，人烟绝了，隔生米豆尽多。有去采回者，每人每日可有一、二斗之获。……次早黎明，余过田，闻轰轰声响。人云‘冲营’。”傅迪吉与父被冲散，其父险些遭白土营官兵杀害，幸遇营中熟人得免。

戊子年（1648），傅迪吉避乱走南明统治的蒲江、邛崃一带，“至蒲江董家山，闻鸡鸣声，不觉欢欣之怀豁然顿开。至寿安镇，见两街俱列酒肆，又闻呱呱之声。余思昔有见醉人以为瑞者，此瑞更当何如也。”“至李家营，见闹闹哄哄，坝无旷土，以为乐郊也。遂移蔡家堰居之。随至火井，谁知渐入佳境。其地人民极其富庶，朝朝请酒，日日邀宾，男女穿红戴绿，骑马往来者不可胜数。且鼓乐喧天，酒后欢呼之声，彻于道路。又有修造之家，斧凿之声相闻不绝。自太平以至今日，未尝有也。常思常叹，吾地与此相隔不过数日之程，俨然天堂地狱之别，特恨其相遇之晚也。”

己丑年（1649），“未几，杨侯府被恶贼袁韬、武大定所杀。袁、武者饿死之穷寇也。杨公运粮救济前来，又与结为兄弟，安置犍为，每月散银、给粮，恣其所取。以为此恩此德无加矣。谁知贼心太毒，不夺不餍，假请酒为名，杀之。可怜救济数万生灵之善人，为凶贼所杀，人人如丧考妣。余每欲与之作传，惜闻见未详，恐诒识者之讥。惟后之君子起而志之，庶公之功德不泯也。不久，彼亦假仁假义，照旧招安，亦不为乱。”

辛卯年（1651），“是时，南府出川，嘉定袁、武二贼出走。余亦至彼讨令谕安家。南府者姓刘名文秀，张献忠余党也。反邪归正，不杀人。与孙可望等自立为平东、安西、抚南、定北四帅，以扶明为名，共事永历帝。仍称千岁，坐云南。”

壬辰年（1653），“其后，南府竟追至城下，围如铁桶，仍将三路挖断。此无谋者所为也。一日攻城，城中开门迎敌，南兵大败。除阵亡外，投河溺水者不知其数。南府奔回竟走云南去了，置成都于不问。南府陆续有小营头驻扎上南地方，亦不敢至成都，但各州县安官以为耳目。”

3、自保武装

丙戌年（1646），“于是处处皆官长，人人皆兵胄。余亦有札，姑不论。此等懒人，乘此机会每日寻人打刀枪，缝旗号，整顿兵衣兵帽，红红绿绿，沿山斗技，以杀狗为能。……此班懒人，胡麦完了，已束手无策，惟卖田、卖房、卖妻而已，所值几何？所活几日？真有不堪言者。”

丁亥年（1647）“种未下田，突遭陈铁鞭至。连夜将种撒在田内，天明即行。至川主庙山坡，有新投活命两夫妇，推病不行。吾家众人俱说：‘此去必是引兵挖窖，将来杀了，以除此患。‘明知之，谁人下手？只得舍之而去。少时二人被获，见所负大米几升，将二人烧起。烧一阵挖一窖去，外人一粒不与。又一班人来烧，如是九次九窖尽完，将二人烧死。”

4、清朝军队

丁亥年（1647），“肃王入川。始知顺治四年（1647），成都衙门全设，简州亦全设。”

“回至五瘟庙鄢家营，有人走来云：‘肃王兵马与杨侯府一战，大败。大营由正路竟走，并不入人家。步兵皆川北人，将我地方不分昼夜搜寻要粮，将人吊烧，有粮即放，无粮烧死。’”

壬辰年（1652），“本朝复来。余亦至嘉定讨令谕，见平西王、定西将军固山额真伯墨。两行并写，止让‘王’一字。时平西尚在成都，见固山，未见平西。”

5、南明武装

丁亥年（1647），“自肃王去后，无官无兵。忽有赵应贵者，资阳县人。原与地方相熟，地方官头因以为主，俱乐从。于是立武营，中军旗鼓等项。大张声势过河东，始知是奉明朝永历正朔。前二年有弘光、隆武。不久赵回，随带许多人去，舅氏与俱。谁知杨侯府是西、北两道救难福星也。两道难民逃至，所费有百万两之银、百万石之粟，毫不吝惜。随至随给，不然转于沟壑者多矣。吾虽不能沐其恩，波闻其风，想见其人。”

己丑年（1649），“未几，杨侯府被恶贼袁韬、武大定所杀。袁、武者饿死之穷寇也。杨公运粮救济前来，又与结为兄弟，安置犍为，每月散银、给粮，恣其所取。以为此恩此德无加矣。谁知贼心太毒，不夺不餍，假请酒为名，杀之。可怜救济数万生灵之善人，为凶贼所杀，人人如丧考妣。余每欲与之作传，惜闻见未详，恐诒识者之讥。惟后之君子起而志之，庶公之功德不泯也。不久，彼亦假仁假义，照旧招安，亦不为乱。”

6、吴三桂兵

癸丑年（1673），“平西王反，声势大振，伪王将军由荥、雅出川。余由招讨司地方转回。”

7、李自成残部

戊子年（1648），“其年更荒，……我父子往河东搬运，其麦子易寻，难运回。仍是锄耕，栽秧完，突又遭姚、黄贼［1］自河东来。其贼马步兵俱有，男妇俱有。因无粮，全杀人以为食。痛哉！此番之惨，较百倍于前矣。余不忍言，另有记载。贼亦不久遁去。”

8、地方匪类

丁亥年（1647），“兵退即回，谁知高家湾亦为盗，幸觉得免。吾一路犹有耕牛九支，吾家有其八，此为贼所觊觎者。至家、寺为贼所烧，吾家人等风餐露宿，受湿气之苦，俱害黄肿病，陆续不起。”

“有七、八人如此假妆者，搜出一袋人肉包，将一少妇打起。问：‘你们何故杀人吃？’‘答曰：‘我们有何本事杀得人，是公婆将死，去与申从天、申从文弟兄买来的。’”

“明日进城，寓府街。见李府尊一告示：有人拿获申从天者，赏银一百两。”

张献忠军自1644年再次入川到1647年在西充县凤凰山兵败，不过三年时间，其势力所能到达四川地面也不过三分之一，其间杀人虽不可避免，但《明史》居然说“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任乃强先生反驳道：“虽合鸡犬计之，亦不能达此数。正史之谬尚如此，野史胡言更可知矣。”［1］任乃强先生还举例说：“献忠设局铸钱，其钱质佳，量重，优于明室之钱，此亦可注意乏事。如此劳费事件，非有创业垂统之志者决不可为。以此知献忠之志，原不在于屠杀川人也。”被张献忠所杀之人，多是反抗张献忠的尚明的利益集团及附从的民众。任乃强先生总结说：“诸史记载，曾未顾及社会经济情形，对于农村破产，食粮穷竭之影响，莫或加意叙述，甚至抹煞不谈，致使三百年来，对此浩劫之酿成，仅以‘张献忠屠蜀’一语盖之，讵不可慨。”

张献忠军于1644年入川之前也曾来过四川，但影响面不大，再次入川后所处时间不过三年。明亡后，明王朝在四川基层政权的反抗力量直到南明永历政权的建立，所生存的时间也仅有三年时间。南明永历政权存在的时间有十四年。吴三桂再反后的周政权总共有八年时间，其中在川活动时间有七年。李自成残部在川东一带活动近四、五年，其后不是被剿灭就是归顺了南明。地方自保武装和匪类虽有危害行径，但存在时间多不长。清兵于1646年入川到战乱平息的1680年，计有三十四年在川内的军事行动。通过以上数据说明：自1644年起，四川境内前三年是张献忠军主要与明残余军队作战。后有三十四年时间是清兵与南明及吴三桂周政权作战。张献忠在四川对原有的经济秩序有相当的破坏，但仅在三年的时间内所产生的破坏性是有限的。战争造成的极度破坏状况的突显，却是张献忠被覆灭之后。因而将战争造成的恶果，一概归罪于张献忠一人的观点是不客观公正的。

傅迪吉在家乡时，避难的方式是“此时幸有此班人，他在山顶一呼，接连相传，顿时可闻数十里。贼在东，即走西，在西，即走东，赖此以全活者不可计数。”遂宁张烺与傅迪吉同年，在他的《烬余录》也谈到他同样的避难方式。他说：“余奉母匿林莽中，一日屡迁，或一夕屡迁。多方侦探，贼远则复返故室。独异贼所搜逻之处，皆余已迁之处。故处贼丛中，余未常见一贼，余母未尝一惊也。”在极度困境之中，到战事相对较少的四川南部地区避难，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方式。戊子年（1648）已是南明与清廷对峙阶段，傅迪吉与家人南徙至蒲江、邛崃、荥经、眉山、洪雅避乱寻求生计。其实四川战乱地区的大量难民也多逃至面明政权统治地区避难。如大竹县的聂氏逃到遵义地区，大邑县的牟氏、威远县的曾氏逃到洪雅止戈街一带，这类情况在川内很多家族的族谱中都有记载。全川大规模战事平息后，南徏之人很多又回到原籍，一些留了下来，一些在回乡途中另外择地定居下来。

注

［1］¡°姚、黄贼“即指摇天动、黄龙两人。

［2］仼乃强先生所说，皆摘自任乃强《张献忠屠蜀辨》一文。

（本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