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先是张献忠率兵数次入四川，后李自成残部进入川东。明朝在川的各部组兵竭力抵抗。清兵入川，南明政权的建立，各地民间众多的自发保土武装及打着各种旗号的小股匪类也应时而生，后来吴三桂在云南再反。战乱中各政治、军事利益集团间的撕杀及集团内部的倾轧，都会让平民百姓生命财产遭到伤害，生产劳动受到严重破坏。这些利益集团都不可能是由先进、科学思想指导下的组织，因而他们伤害平民百姓的面会更随意一些。各利益集团在四川境内的争战都交织进行着，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四川境内大规模的战乱始平息。由于数十年的战乱，造成四川大部份地区呈现田园荒芜、人烟稀少、经济极度衰败的状况，以至于后来出现大规模“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

这场战乱平息后，四川湧现出很多关于这场战乱的记叙。这些记叙成为今天研究那段历史的重要史料。

从这些史料的作者上看：有的是亲历者亲笔书记的，如简州傅迪吉的《五马先生自叙纪年》、遂宁张烺的《烬余录》、雅安佚名的《大西通记》（又称《却余传信》）、西洋传教士的《圣教入川记》、广安欧阳直的《欧阳遗书》（又称《蜀乱》）、新繁费密的《荒书》、营山王开禧的《山城纪事》、南充韩国相的《却后录》、大竹破山和尚的《破山集》、泸州曾固之的《言善堂纪略》、荣昌余一夔的《家传实录》、万州刘慎的《慎公叙》［1］等。这些属第一类史料。这一类为作者自记亲身经历，实见实闻的原始史料，排除作者立场的不同或可能出现的管见，其所记事件可信度应是很高的。这些文献中，《五马先生自叙纪年》和《大西通记》特别详细记叙了在战乱中，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实情。在《五马先生自叙纪年》的记叙中，几乎将当时各利益集团在战乱中的表现都说到了。

有的作者是非亲历者，而其记叙均是依先世亲历所记录下来的，如宜宾李时的《开平公行述年谱》、宜宾樊泽达、樊泽逊的《紫霞散人年谱》。民间的族谱的先人行状、传记中，多有依先世经历那场战乱的记叙，而且所叙人物、事件，在不同家族的记叙常可相互左证和补充。如丹棱彭瑞淑的《赠怀远将军玉吾公家传》与丹棱张光远的《应试公本末》两文所述史实均可相互印证。这些属第二类史料，可信度也是很高的。

有的是后世文人据世间广闻来归纳的（即四川著名历史学者任乃强先生所说的“转手”史料），如虞山逸民氏的《蜀记》、太仓吴伟业的《绥符纪略》、通江李馥荣的《滟濑囊》、桐城方亨成的《老神仙传》、丹棱彭遵泗的《蜀碧》。这类史料也是研究明末清初战乱的重要依据。这属第三类史料。这类史料作者有的政治立场鲜明，其文有得有失。有些事实可与其它史料印证。由于系转手史料，作者常加以妄言。如：《蜀记》中说：丙戌年张献忠在川黔杀人计有七亿之多。

有的是作者根据其它资料再转手而来的。这些属第四类史料。这类史料作者的政治立场更为鲜明。如郫县孙琪的《蜀破镜》，“他痛骂张献忠，欲有以胜过《蜀碧》，而迂腐之气十分可笑，世人莫肯重之。可以说是第四手资料之尤劣者。”内江刘景伯的《蜀龟鉴》，其文“雅洁足补正史。”“引据史籍，皆附注书名，并能注意到社会风俗变化。在第四手资料中不失为最佳的一种。”［2］

从记叙的时间上看，有的这些记叙文章绝大多数在清初就广泛流传于世，一部份在清代中后期才陆续现世，一部份才在民国时期才得以出现。

从记叙现世方式上看，这些史料有的是一开始就成了书、有入地方志的、有收入族谱的、有的一直私藏于家中秘不示人。

清代四川各地所编纂的地方志中，关于明末清初战乱的记叙，多是依上述史料和本地史料编辑。这些多归属第四类史料。不过这些所编辑者在编辑方志时，其立场几乎完全站在清政府一边。（目前见到的清乾隆《简州志》，其中对明末清初的战乱居然未提一字，这是清代方志中的特例。）方志中所提到的实例大多可甄别采用或参考。对其中一些众口一致的“事实”，也要分清是否真实。以“虎患”为例。提出虎患者认为：因战乱而人口锐减，田园荒芜，为老虎的繁衍提供了有利条件，存在虎患是理所当然的了。于是很多旧县志都有本县有虎危害的记载。有的人不知老虎是独行动物，居然让人相信当时还有群虎为害的“事实”。就是当年众多老虎为害是事实，但大多数旧地方志对这些老虎最终下落却没有仼何记载，少有出现如武松、李逵、解氏兄弟打老虎都是地方一大新闻。这不让人感到奇怪吗？我们不否认当年确有虎患的事实，但那只是个别情况。一只老虎的活动范围是很广的，它可以先后出现在多个县，于是多个县都可说本县境内有老虎为害，显然老虎数量被夸大，并被官方政治化了。

这些关于明末清初战乱的史料中，第一类和第二类可信程度高。第三类和第四类中有可取之处。在利用时要剃除其倾向。我们对这些史料，应该以客观、公正、全面的眼光去认识、分析，尽可能还原历史真实的原貎，作出科学的结论。

注：

［1］所列史料很多早已现世，另外如《言善堂纪略》、《家传实录》、《开平公行述年谱》、《紫霞散人年谱》是新近发现的，收录在2019年巴蜀书社发行的《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族谱家乘巷一书中。该书收录这类文献颇丰。《慎公叙》是在此书出版后才发现的。《烬余录》三字的本意为：张烺本人生命临终前的记录。

      ［2］两段话摘录于任乃强先生《关于张献忠史料的鉴别》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