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傅迪吉在战乱中的生计

乙酉年（1645），“本欲避难，却又蹈一险，误听族人可吉所诱，云：“过往营头，诸般尽可卖得，攒丝为贵”。可吉者，在州应当里兵。里兵五百人，属伪都司管辖。都司姓刘，本姓贾，乾封庙武生也。曾有一面高旗大纛，居然一镇。以为可以无虞。遂将各色蜀绸若干，白布若干，一主一仆，又有可法，可吉之堂弟也，又有可会者，亦可吉之堂弟，同来上州。”

“余曰：‘我等不必入城，回至夜月洞，宿肖家店，不过午间即得真信。如此兵，兵不乱，即来入营交易，如其大乱，即顺路奔回。是吉则谋利，凶则免祸，此第一万全之上策也。’三人允诺，等傅祥宇来。祥宇者可吉之字也。及至，与之言，即忿然曰：‘在家原说与兵交易，今未见兵而走，吾不知此行何为？’”

丙戌年（1646），“时近清明，犹可下秧。因遍地俱是上好胡麦，家大人多方劝谕众人：‘麦子不可长继，还要下秧才是。’答以‘无牛种。’又劝以‘我有牛种，虽少，且拿下秧，又作区处。’又答以‘恐讨不得吃，连胡麦也怕吃不到。’明知是懒惰推词，亦无如之何矣。余追思而悉数之，今日之有子有孙者，皆前日之勤而耕者也。前日之懒而不耕者，无一噍类矣。故记之以垂戒。吾家种谷四石有余。”

“吾家至栽秧，米面尽多，人工尽多，何也？众人无秧，俱来认应用，极易为力，未几告竣。秋成时，大有丰收。吾家因有告示，无升斗之损，收割顺利亦如前。收完，谷价渐渐昂贵，且无甚卖的。”

丁亥年（1647），“只是地方大荒，谷子壹石值银四十两，糙米壹斗值银七两。吾家尚在喜儿滩河上戽水整田，浸谷两石，土窖中尚存二十四、五石，可值千金以外。”

“吾一路犹有耕牛九支，吾家有其八，此为贼所觊觎者。至家，寺为贼所烧，吾家人等风餐露宿，受湿气之苦，俱害黄肿病，陆续不起。遂有陈荣华者与其父、其侄、凡有酒席，三辈俱在吾家造厨。且同走兵回还。欲清理地方，不许为盗。”

“次日，同姊丈至刘家沟，因窖有不多之粮，取之以救急用。过墙鞑子将彭玉峰烧得叫唤，竟烧死。走回，无计策，连夜走孟家山。幸喜我地方人俱在那里。云：‘无粮，约人杀牛。’买牛肉和野物煮之，却无盐。家大人犹有升合之麦米存之，以救余者，以一把当盐。”

“归家，其窖尽挖。止有南麦一大罐，视之，已烂其半。吾家外又有一家四人，将来大家一顿吃了。毫无所望，所望者，粟子出齐，好而且多，略采食之，反草之不若。将采野物食之，无物可采，捡地骨皮一物而已，能食几何？止得枵腹以待，始知饥饿之惨也，有甚于刀兵。

又捱几日，将所存大牛一条，刘灿宇亦有一条，同赶往舅父家。及至，余兵尚未尽。次日约人，又一日杀牛。此时下面还好，人就齐整，将牛肉卖完，又放新谷两石。又留几十斤牛肉回，忽有两人引一兵至买牛肉，人多不得云，故尔保全而回。

日复一日，粟子将熟矣。又喜地方不乱，不乱者，不敢乱也。是岁，自正月来，近仁寿地方者，人尽为盗，人尽食人，前后左右无不皆然。有鄢、刘二公者，起而正之，食人肉者尽杀，偷盗者尽杀。虽不能无过，于地方以为罪之魁，吾以为功之首也。又有仁寿夏文才、吴近全二公者，杂于众多食人之中，虽不能禁止，亦不与合污。二年间始终如一。此诚狂澜之砥柱，不可不表场，以彰善类。

吾家遂将此粟随摘随打，随炒随窖，收完。”

“是年，稻子无颗粒之获。我犹锄种三、四斗。一日，地方人相约，仁寿鸭子池、石板河、白土镇等地方，人烟绝了，隔生米豆尽多，有去采回者，每人每日可有一、二斗之获。因而男妇有千百余人，高招旗号，居然一营头也。”

戊子年（1648），“其年更荒，米价更贵。米一升值银三两，河东就是六两。仍是锄耕，以人代牛，下种四、五斗，望麦黄，尽为鸭子所食。我父子往河东搬运，其麦子易寻，难运回。仍是锄耕，栽秧完，突又遭姚、黄贼自河东来。其贼马步兵俱有，男妇俱有。因无粮，全杀人以为食。痛哉！此番之惨，较百倍于前矣。余不忍言，另有记载。贼亦不久遁去。无粮极矣。同居者刘仁宇一人外，家无碗米之遗。余窖粟一瓮，取来不能自食，每家遗以一升，全凭野菜度日。久之谷黄，幸各家皆有，又得生矣。吾家约有四、五斛之获。此锄耕之力也。

是时，皆有南徙之谋。且不吝惜将来大费，又整米过河换故衣、买银两。未几，虎狼又狠。十月内，挈家潜行，过了大山，又过大河，俨然跳出鬼门关也。至蒲江董家山，闻鸡鸣声，不觉欢欣之怀豁然顿开。至寿安镇，见两街俱列酒肆，又闻呱呱之声。余思昔有见醉人以为瑞者，此瑞更当何如也。

次日，郭春洪来，请至李家营，见闹闹哄哄，坝无旷土，以为乐郊也。遂移蔡家堰居之。随至火井，谁知渐入佳境。其地人民极其富庶，朝朝请酒，日日邀宾，男女穿红戴绿，骑马往来者不可胜数。且鼓乐喧天，酒后欢呼之声，彻于道路。又有修造之家，斧凿之声相闻不绝。自太平以至今日，未尝有也。常思常叹，吾地与此相隔不过数日之程，俨然天堂地狱之别，特恨其相遇之晚也。犹幸其既得相遇，断无一性命之虑矣。所带布一件卖银八两，川北长蓝布卖银十两，故衣看好歹，极快卖完。余牵猪一只，背鸡二只回蒲江。岁云暮矣。”

己丑年（1649），“在此开荒。”

庚寅年（1650），“有食无衣，布价又贵。舅氏来云：‘你族人二十四、五家在眉州，全以纺织为业。’遂过眉州，此又易为力也。

未几，州尊倪公下乡催饷，族人托作一诉状，其中有书生气象，即问做状人，人不敢答。随差人来访，一见即知。遂同去，即以生员手本见公。余礼仪亦熟，亦不细问，具侍生帖，送俸谷一石，喜出望外。其谷在户司充送，不久新州尊谭公到任，亦如前。

是年，亦种田几亩。武贼丈田，差官副将爷张，会同知州谭公、坐镇总兵徐，逐亩清丈。所带兵马，马吃碗豆，不吃黄豆。人要吃鸡肉，不吃猪肉。我族人就来与余斗使费。余从何处得来。‘对此我自有区处，断不连累你们。’三官至，各有公馆。次日丈田，余丈种五斗，因无包，一弓不让。是夜，连写三呈去求谭公。公云：‘你何不对徐总镇爷、张副爷说。你怕我不做情么？’又至徐总爷处，亦如前言。及至张副爷，半字不识，亦欣然曰：‘你相公们在太平时还要吃粮，这两亩田还要你出？就是对侯府也说得过的。’叫书伴拿号簿来，一笔勾了。吾族之大不忿者，亦无如我何矣。其后，人以为不平，向武大定诉状。复差副将仍来复丈，亦如前。两次各家所费甚多，余惟费纸数张而已。此亦读书之力也。”

癸巳年（1653），“自眉州搬家回简州。余于大足店训蒙。家大人回高嘴沟开耕。是年，又奉文丈田，幸喜权归州尊邓公。始至胡家沟开丈。次日即至高嘴沟，一饭即行，抽丈两亩。下东阁庙，余亦随往。公云：“我在此作官，叫你皆来上饷，不惟你莫体面，连我也莫体面。”并不用呈而自免。且余在万家沟栽田几亩，又在舅氏栽田两、三块，每处一根签子插上，就携带三、四十亩，族人又为之不忿。在眉州只有一恼，在简又添一恼矣。相与大闹，余负性不为少屈，又凭官公断，彼此相劝。余忿然往眉州，与二、三兄弟同行，一以读书，一以息忿。”

辛酉年（1681），“复至荥经。此时地方饥饿，黎州为最。直过黎州，讨小女三口回。”

癸亥年（1683），“在家训蒙。”

丙寅年（1686），“四邻与本家皆因田地小忿，群起而攻余，余自反而缩，毫不畏惧，亦不少怯。余每思自为人以来，从无薄待斯人之意，忽然而至此，惟以三自反白文一章，书于坐隅，以自慰。如是者三年。”

戊辰年（1688），“晏、陈二家约有童子六、七人来，接上太平庵。权为避人计，余欣然从之。”

己巳年（1689），“龙云寺李东家来，接余到彼。觉亦齐整，且远方渐至，常有鄙句以舒所怀，惜无人记。”

由于长期战乱，走马灯等似的政权加上时常出现的政权空窗期，致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社会普遍存在着缺衣少食境况。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企求社会平和，生命财产得到保护，生产劳动能得以正常开展，成为其迫切的愿望。四川境内多处发现书有“当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石质牌位，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傅迪吉在战乱中，于战隙间抓紧农事，其间还从事商业或手工业活动，就是逃至南明统治区也不丢弃此类活计，战乱中还能娶妻生子。世态稍平，除继续从事农耕外，还开馆训蒙。像傅迪吉这样的以原籍麻域孝感乡为代表的四川老民，在战乱中千方百计能生存下来的人不在少数。这点在四川老民的族谱中，都可找到证据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