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马先生所说的“两道”，即是“川北道”和“川西道”。“道”的行政建置，早在汉、唐已有，而宋、元、明不采用。明玉珍据川时，将四川分为“川北道、川东道、川南道、川西道”，各道又分别划分为“上、下”两道，将四川共分八道。明代虽无此行政建置，但在民间仍存有以此划分地域方位的习惯。

清兵北来，进攻的首要目标是大西军，其次是南明政权。因而清兵作战地区主要在川北和川西这个区域内，故五马先生有“两道难民”一说。因目前笔者手中无川北地区有关官私资料，不能举出有川北道难民南逃的实例。而在时属“川西道”的民间资料中，除五马先生父子及亲朋有“南徙”之行外，大邑县鹤鸣乡牟家营牟氏、蒲江县复兴镇陈氏（疑为陈家营陈氏）的族谱中，都有避难于洪雅记载。而临近川西、川北的川南地区，也有不少难民也避难于洪雅。威远县《曾氏族谱》就有明末清初祖避难于洪雅的记载。

上述傅、牟、陈、曾四氏避难记叙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洪雅县”。傅氏特别提到“天生城”，而牟、陈两氏提到“止戈街”。 “天生城”是南明蜀王刘文秀所筑抗清军城，而“止戈街”的深刻含义，无不吸引难民到此避难。